中国画写生与创作的技巧与方法浅析

在古代美术史上，绘画的职责就是如实描绘客观物象。如实的标准，就是要把物象描绘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简言之，就是要画得像真的一样。所以，无论中外，获得真实反映客观物象的高超技艺，一直是历代画家矢志不渝的最高追求。而要达到这一标准，除了对所描绘的对象进行面对面描写以外，是很难达到这一要求的。

这一发展趋势的改变，在中国萌发于宋，转变于元，致使原本“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工笔重彩画迅速衰落，“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文人写意画风行一时。至20世纪初，受西方写实绘画影响，中国画又再度回归于写实。

在西方，这一趋势的转变主要起因于摄影术的发明，照片完全取代了绘画一直以来承担的社会功能和奋斗的造型目标。从这一刻起，世界绘画一步步从古典走向了现代，由过去对外在物象的描摹与再现，转向了现在对内心世界的宣泄与表现。从这一刻起，艺术从手段变为了目的，与真实和实用解除了依附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于是，过去那种要靠写生才能提高造型的技艺，要靠写生才能达到准确、真实、生动刻画对象的要求，从此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与必要。写实性的绘画在国际范围内淡出了艺术的主流圈。然而，这一趋势在中国却另有一番景象，写实近百年来一直主导着中国现代美术的命运，而作为写实主要手段与途径的写生，在全世界可谓是风景这边独好。

现代中国画坛所提倡的写生，就是地道的西方绘画写生的概念。而现代中国美术之所以要提倡西方式的写生，主要原因是传统的中国画以形写神的道路走偏了方向——由于片面强调主观因素和临摹古画，而逐渐丧失了精准刻画客观世界的能力。尤其在人物画界，经过元、明、清三代文人墨戏画风的冲击，使原本标榜形神兼备的中国绘画，逐渐丢掉了“形似”这半壁江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传统绘画的造型能力，在西方写实绘画的对比下，在20世纪初叶不得不承认跌落到了穷途末路的衰败境地，被迫接受通过西画救助与改造的现实。这个救助与改造的办法，就是从临摹转向写生。

这一转变是很彻底的，不仅在思想认识上重视写生，在美术院校的教学内容、课堂练习和外出实践上，也大幅缩减临摹的分量，全面加大写生的比重，再加上各种展览、出版和发表对作品的要求，都无一例外地提倡表现现实生活和推崇写实画风，中国画的写实能力迅速得以普遍提高，这一点首先突出地反映在写意人物画或是水墨人物画上。初期的成效，体现在徐悲鸿和蒋兆和的艺术创作上。可以说直到如今，现代写意人物画或者说是水墨人物画的发展，也没有离开他们开辟的这一条道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素描、速写加水墨的写意人物画的发展势头，逐渐被写实手法加传统技法的工笔人物画所取代。但总体来说，两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建立在一贯重视和坚持写生基础之上的。如果说相比于古代中国画，现代中国画取得了什么历史性的突破的话，那就在于对人物画写实性能力的提高上；或者说是走写生的道路改造中国画，毫无疑问受益最大的就是人物画。

但是，盛极一时的写意人物画为什么后来快速走向了衰微？而在山水和花鸟画上，其发展情形恰好与人物画的进步相反，并没有因为重视写生带来显著的突破与进展，反倒在艺术性上较之古代还相形见绌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在中国画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一味重视他山之石——西画式的写生，一直忽视传统家法——中国画的临摹，是值得反思与商榷的。

相对于两汉至唐宋时期的画家而言，元明清时代的文人画家由于过分注重临摹传统和自我表现，致使到清末时中国画的写实能力严重衰退，被迫引进西方绘画的写生手法挽救自己的造型能力。在这一训练模式的培养下，现代中国画的写实能力与元明清时期相比，取得了显著进步，特别是在人物画方面，可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矫枉难免过正，因为20世纪以来中国画坛过分强调写生、轻视临摹，致使现代中国画除了写实能力上值得自豪外，在笔墨质量上，较之中国古代绘画显著下滑；在形式美感上，相比西方现代绘画也明显不足；而单论写实，又不足于与照相机抗衡。这就是现代中国画目前面临的尴尬之处。

对于临摹的作用，元明清时期确实是强调过头了，但近百年来又忽视得太过分了。唯古是从、泥古不化者，一味谨遵古人所留下的法旨，一门心思在临摹前人墨迹上下工夫，不明白“笔墨当随时代”的道理，不懂得到生活中吸取源头活水的重要性。历史已经证明，这样做只能使艺术创作的生命力衰竭。但是，反过来，大幅度减少甚至是放弃临摹，全盘照搬西画的写生模式培养中国画家，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写实是写实了，可就是缺少了中国画艺术的趣味与美感，说明这条道路也并不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