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时社会状况而言,唐代科举是一个比较进步、比较合理的考试制度。它与前代选士制度相比较,有三个最明显的特点:第一,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更有效地由地方世族与地方长官手里集中于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满足了庶族地主参与政权的强烈欲望,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第二,把读书、应考、做官三者密切联系起来,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打开了获取高官厚禄、享受富贵荣华的门径;第三,力图改变选官只重品行、门第,而忽视知识、才能的弊端,它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当官多少要凭点才学,因而选拔了一些有才干的人。
从政治上来看,唐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全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向各地方的庶族地主甚至广大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与网罗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科举考试看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好好读书,都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
从文化教育上看,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由于选择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与繁荣。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可以取得一定的官职出身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少年都强烈要求进学校读书。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学校教育的繁荣与发展;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从学校到社会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并钻研儒家经典,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和社会所流行的清谈学风与玄虚思想,对于造成当时“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科举考试科目中有明法、明算、明字、童子、武举等等,这对于当时学校与社会出现的重文轻武、重文轻算、重成人轻少年儿童的陈规陋习,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这当然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科举考什么,学校与社会也跟着注重什么。在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制度本身的缺点与弊端,也就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几部经典、诗赋,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的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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