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仕途辉煌

重生之仕途人生（仕途人生）

仕途人生（重生之仕途人生）

一

1506年的4月，一艘风帆向太湖东边的陆巷寒谷渡口疾行，驶过菱湖嘴，莫厘峰在薄薄的氤雾中已清晰可现，船头站立着双眉紧锁的苏州知府，此刻，他根本无暇欣赏这如诗梦幻的江南秀色。

当然，这条通往洞庭东山的水路，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接到父母官送来的吏部召文，因父丁忧刚刚满三年的原吏部右侍郎的王鏊还是吃了一惊。召文主题只有一个：原供吏部事。

去年5月，在城里担任《姑苏志》总撰的王鏊，本以为大明帝国中兴有望，却突然听到京城传出弘治驾崩的消息，这使他极为震惊。

尽管他做过几年东宫太子，现如今的正德皇帝的几天老师，但又能怎么样呢，他太清楚这个既是他学生，又是他主子的少年天子，活脱脱就是皮实的娱乐皇帝。没有玩不到，只有想不到。何况一朝天子一朝臣，作为已经历经两朝的旧臣，他也不太受这个新帝学生地待见。

他曾无数次站在太湖之滨叹道，水生无涯，而他的政治生命恐怕走到了尽头，他的满腔治国的宏伟构想怕只能在这风清水秀的太湖东山之巅被埋藏了。为此，他面北而跪，凄然作诗道：

宽仁延二纪，兵甲偃三垂。

问膳长秋数，求衣味爽迟。

懋昭汤不迩，端拱舜无为。

莫绘乾坤象，谁为太史辞。

二

虽贵为两朝老臣，但王鏊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成化十一年，也就是1475年。名扬京城的青年才俊王鏊，经过了朝廷层层选拔之后，跨过那道窄窄的皇宫门槛，以新科进士第一甲探花的身份进入了中枢内阁的必经之处——翰林院。

这一年，王鏊二十六岁。放在那个年代，他仍然算是少年科场得意的才子。但这个自命要和苏轼王安石一较高低的人物，还是觉得这样的政治履历是有缺憾的。

而在这之前，一直被誉为神童的王鏊，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科场失败经历。那年王鏊二十二岁，那时候的他还是个白衣秀才，就是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这个年岁，他的东山同乡施槃已大魁天下路人皆知了，更甭说心中偶像，大宋文坛两宗主苏东坡王安石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创下的惊人历史记录。

在翰林院经过一年庶吉士的见习生涯后，王鏊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编修。

后来这位名震吴中的显赫人物，从此踏上了一生波澜壮阔和个人命运沉浮交缠的政治生涯。

这个整日埋首于整理历史档案毫不起眼的从六品芝麻官，王鏊一干就是十二年。可以想象地是，这十二年致力于中国历史梳理的工作生涯，使得他对于历史的兴衰与政治权谋之道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那个时候的王鏊，年轻气盛。但朝廷中枢被一帮碌碌无为的人秉持。他空有满腔抱负而无处安放，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子今去矣我何有，为卖湖滨田十亩。

下载禾黎上木权，菱芡荷花绕前后。

读书稍暇来朝班，我去归卧湖山间。

政治是最现实的动物，说到底拼得是实力。在高层的权力派系斗争中，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是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王鏊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的体制环境里，自己该怎么生存，怎么样从容进退，而不伤了自己。这需要多大的政治艺术啊。

辞职归隐，这个文学青年第一次萌生了离开体制的念头。

三

接到吏部的召令，王鏊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算起来，这已是他第二次丁忧回籍了。

他当着好友苏州知府的面，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在亭中的金砖上挥毫写下了：

万株香雪立东风，背倚斜阳晕酒红。

把酒花间花莫笑，春光还属白头翁。

这一年，王熬五十六岁，政治的回光荡漾在他的心底。

回到暌别三年的京城，一切如旧，既熟悉又陌生。内阁还是他三年前离开时的格局。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前朝留下的三位顾命大臣。

好消息还是有的。王鏊一回朝廷，他的职务有了变动，从吏部右侍郎出任左侍郎，明朝以左为尊，虽然级别同为正三品，但吏部为六部之首，掌握朝廷官员的考核与升迁，所以又称天官。这一细微的变动，使得王鏊在官场权力配置的分量明显加重了。换句话说，他从一个普通的副部级干部，成了举足轻重的吏部常务副部长，位列吏部尚书焦芳之后。这一卡位，为他后来入阁中枢扫抢占了先机。

伴随王鏊高升的，还有以刘瑾为首武宗少年时的八个太监玩伴。史称“八虎”。孝宗驾崩后，这个15岁的少年登上大位，由于没有人可以制约他的权力，于是这个顽主在这帮太监地蛊惑下，活脱脱把整个皇宫变成了一个快乐大本营。即位十个月后，就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他整日里就与这八人架鹰逐犬，寻花问柳。

明史对这位大明300年才出现一个奇葩皇帝的评价是：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 *** 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 *** ，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

当时以刘健为首的三位顾命大臣频频上疏劝谏，但武宗毫不理会，任凭刘瑾之流摆布。在这样的情势下，首辅刘健联合六部决定向八虎宣战。

当年朱元璋夺取天下，他知道，打仗靠得是马背，治理国家却更需要文官集团。为了让自己的朱氏江山永固，必须首先要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作为一个底层出身的农民，他比谁都清楚知识分子的致命点，那就是好名求仕。为了达到控制这个精英群体的目的，他第一次在前朝的基础上全面实施以科取士的课改计划。

洪武三年，朱元璋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 出题范围，只限制在四书五经那些所谓儒家的经典作品中，这些作品的核心主题就一个：君君臣臣。就是鼓励文臣对于皇权要绝对忠诚。

成化年间，经多名大臣提倡，逐渐形成了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历史惯性。

当年王鏊正是利用这一科举制度，细心研究模仿，才在成化年间高中探花。可以说，王鏊是八股文红利的肇始者和受益者。明亡清兴，这一颇对统治者口味的政治遗产，当仁不让地被继承了下来，直到1905年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朱元璋当初这一制度的设计，本是为了维护皇权代表所谓天道的绝对权威。但士子们根据儒学的经典，进行了过度地阐释发挥，他们高举“忠”字旗，用尽各种千奇百怪的手段，来对皇权进行一定范围限制和劝谏，甚至不惜抬棺死磕。

所以纵观大明一朝，奸佞无耻之人与忠诚义肝大臣，可谓比翼双飞，是历朝历代之最。但朱元璋不会想到，士气地注入，在客观上延缓了一个朝代的历史衰变期，大明才得以苟活近三百年。

四

为争夺最高权力小皇帝的控制权，文官集团与刘瑾为首的宦监集团进行了一次公开地决斗。刚一回朝的王鏊还没有尝到升迁的喜悦，便嗅到了权力的危险气息。这一次，他责无旁贷地站到了文官这一边。

时任户部尚书韩文是刘健的坚定政治盟友，他也是王鏊的好友兼政治伯乐，王鏊的几次关键升迁，都与此人的力荐分不开。

在这关键时刻，韩文担负了倒八虎的重任，按照事先密谋的计划，文官集团需要有一位敢言正直之士，捉刀起草一篇疏文，说白了也就是一篇讨伐八虎的檄文，它要求文字通晓简洁，入情入理，直奔主题。

韩文自然首先想到王鏊。王鏊文章那时已名冠朝野了。

韩文把自己的意思和王鏊一说，他摇头拒绝了，王鏊给出的理由是，自己摇旗呐喊可以，口诛可以，但自己笔伐实在欠妥。

看到韩文有些失望，王鏊于是向韩文推荐了接替自己的人选， 那就是韩文的部下，从五品的户部郎中李梦阳。

这个人选的推荐有些意味深长。王鏊后来在他带有自传性质的 《震泽纪闻》中，写到这关键一幕时，他给自己作了辩护，他认为，李梦阳德才兼备，文字上独树一帜，可堪当此任。

这固然是王鏊的谦辞，但在当时，他的才名之气并不在李梦阳之下。李梦阳的官阶更是比他低了两个层次，相信王鏊不会不知道，在这等级森严的帝国，他若执笔，肯定会起到不同的政治涟漪效应。

不得不说，这里面也隐含了王鏊谨小慎微的政治价值取向，经过几十年的官场浸染，他也熟知了官场的险恶。他必须为自己保留一个安全的退路通道。

王鏊想必比谁都清楚，这份讨伐檄文一出，朝野必将天崩地裂，血雨腥风，帝国的政治斗争，从来如此，你死我活。无数人头将要为之落地。现在一切尚早，胜负难料。这一点，刘健明白，韩文也明白，李梦阳明白，而他王鏊更是明白。事实上李梦阳后来被刘瑾投入诏狱，就因此事而起。

值得一提地是，这个时候，王鏊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焦芳，盯上了刘健首辅的位置，此人十分卑鄙无耻，他一边假装答应刘健在檄文上联名签字，一边暗中安排家人，赶紧向刘瑾通风报信。

得到消息后，刘瑾等八虎非常害怕，于是这一帮小兄弟赶到宫里，一个个轮番像个影帝似地哭着向武宗喊救命。

五

武宗从下生在帝宫，这些太监门一直就是玩伴。帝国接班人的培养制度，远离亲人，避开大臣。

开国皇帝朱元璋不相信、也不允许储君和文官集团，有过多接触，他对知识分子有特别高的敌意和警惕性。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皇帝培养成冷血动物，只有残酷者才能在政治游戏中主宰一切。

太监就成了甚至成为皇帝生命情感中最重要的一个出口。和那些大臣们相比，皇帝会觉得太监更亲近，更忠诚，他们会更像狗一样地驯服听话，善解人意。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主仆，也是亲人。绝对忠诚，就是最大的政治。它是这个庞大帝国最高决策者，判断每个人去留、荣辱、生死的唯一价值标准。

刘瑾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挑唆说，大臣们和内廷太监联合起来是想限制皇权。专制的皇权，是几千年来帝国的命根子，它人根本是不能觊觎的。它是一道生理和精神意志上的双重催激素。果然，十五岁的武宗听罢，非常恼怒，立刻下令将参与倒刘的官员廷杖下狱。

廷杖是这个帝国创始人朱元璋的又一个重要发明，他要用这个侮辱甚至消灭肉体的一种极具政治仪式感的方式，以此来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以合法的方式来铲除异己者，老子天下第一，爱怎么就怎么！大明一朝，许多首辅阁臣的正直之士，都丧命在廷杖之下，可以这么说，三百年的大明史，也是一部千奇百怪的荒诞廷杖史。

因为焦芳的告密叛变 ，“八虎”不仅没有除掉，刘瑾还被任命为司礼监，大权在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瑾绝非是一个无能之辈，没有政治眼光，反之，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颇有政治手腕的能吏。抛下这人的恶名不谈，他的才具决不在刘健、谢迁之下，更不用说王鏊了。

刘瑾本姓谈，后依附一位刘姓宦官入宫后当太监，改姓刘。他曾在弘治年间犯了法，依法当被处死，后得赦免，其后得以在东宫侍奉武宗。

在长期的权力斗争中，刘瑾明白，帝国政治的命门，那就是皇帝，一切以皇帝为核心，事事高举皇帝的旗帜，便可通行无阻。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办皇帝之所办。

事实证明，刘瑾掌权后，也未曾将国事当作儿戏。史载，刘瑾将奏章带回私第后，都与他的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及华亭人张文冕商量参决，再由大学士焦芳润色，内阁李东阳审核之后颁发，还是颇为慎重的。主事期间，他针对时弊，对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动，推行过一些新法。即所谓“刘瑾变法”。

对于皇帝作出的决定后，大臣们没有任何办法，在一元皇权专制结构下，你可以讥讽骂娘，可以抬棺死磕，但也只能保留个人看法，对皇帝的组织决定不能不执行，因为，他是皇帝。皇帝才是他们的主人，还是唯一的主人，从诞生在这个帝国土壤的那一刻起，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就附属于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哪怕皇帝再不堪昏庸，毕竟天下是他个人的私产，家奴是万万不可分一杯羹的。

宁与友邦，不予家奴，这是帝国赖以生存的全部密码。

在努力没有结果的情形下，刘健、谢迁、李东阳决定放手一搏，以退为进，再次联名上疏请求退休回家。这时候已经掌握内廷的刘瑾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替武宗批准了刘健和谢迁的辞职要挟。

帝国几千年专制的悲哀，就在于皇权代表的天命悲哀，再无能的皇帝，四海之内，他不仅仅是你肉体意义上的主子，更是你精神意义的父亲，即君父，在这点上，你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皇权便是天下，便是家国，便是真理。否则你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弑君弑父。煌煌笔端会把你永久地钉在耻辱的册页上，永不翻身。

这是中国历史的囚徒困境，也是套在这个帝国民众头颅上的枷锁。

奴性。才是这个帝国历史分娩出的最醒目的胎记。

六

情势地发展出人意料，就在刘、谢致仕的同时，李东阳被推上了首辅这个烫手山芋位置。第二天，为了与刘、谢共进退，他只得再次请求辞职。李东阳在政治上更多采取忍让的态度，即便当时文官集团已和宦官集团成势不两立之势，刘、谢二人毅然，要求皇帝必须治八虎死罪。

李东阳则建议还是“一切交圣上裁定”。不管士林还是宦官、外戚等和他都相处得还算不错。在政治上这个人没有明确的个人主张，特别是在正德年间被世人讥为"伴食宰相"。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独裁是皇权的专利。

关于这一点，王鏊后来在他的自述中，对李东阳颇有指责，他说：东阳虽居首辅，尝委蛇避祸。瑾付内阁创为之，东阳等不能执奏，唯唯而已。

刘瑾把持朝政，李东阳独木难支，无力回天。光正德三年这一年，他就每月上疏一次乞求致仕。但世人不解其中缘由，还曾有人画了一幅丑老妪骑牛吹笛的讽刺画，在画中老妪额上题"此李西涯(李的号)相业"，以此嘲讽李东阳。有人向他报告此事，可他不动声色，自题绝句一首：“杨妃身死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争似阿婆骑牛背，春风一曲太平歌。”后来推翻刘瑾的斗争中，李起了关键性作用。当然这是后话了。

《明史》这样评价他道：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

事实上王鏊和李东阳一样，都曾是倒刘事件的参与者，但最后却是受益者。

这样的结果，主要来源于刘瑾政治幕僚张文冕出的主意，这二人当时的对话颇值得玩味。张文勉说，王鏊不是朝廷公认的正人君子吗？！他参与了倒刘行动，但又没有写那道讨伐檄文，说明此人可以利用，那就让他陪衬焦芳一同入阁，这样一来堵住了别人的嘴巴，二来他必感恩戴德。刘瑾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此人十分恶劣，上下活动，想置我于死地。

这个时候，张文冕道出了几千年来帝国权力的驾驭之术。他说，权力关键在于取势，若公之势不足以镇之，焦芳也未必听话，若公之势足以镇之，恩威并之，又何患王鏊不听话。

七

李东阳当上首辅不久，王鏊和焦芳便一同提拔，入阁办事，算是进入了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不久，他再次高升，以户部尚书身份兼阁员，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这个时候的王鏊，内心一定是极其复杂矛盾的，有欣喜，也有恐惧；有感恩，也有提防；有羞愧，更有幻想。

在权力这方面，其实那些抱读诗书的儒家士子和被阉割的太监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主人——皇帝。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他们无论是想获得光宗耀祖世俗意义的成功，还是想把个人意志载入国家史册，流芳百世，他们必须要依靠这个主人，哪怕是不惜以方孝孺、海瑞模版的极端悲剧收场，但都离不开皇权铺设的历史舞台。

王鏊入阁不久，在给长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今蒙恩召，入内阁，此天下之殊荣，儒者之所难遇也。然我处之，日常忧心忡忡，未当少宁。

王鏊正是抱着政治幻想和权力兴奋的双重心理，迈入了内阁的厚重门槛。刚开始，王鏊提出的许多建议，刘瑾还时有接受，但随着刘瑾的权力膨胀，当然，随之而来的，也很难说王鏊没有一点儿的膨胀，矛盾由此而生。权力也遵循自然法则，优胜劣汰。王鏊于是完成了他的内阁使命。

这个时候，作为士子的王鏊显示出了他政治上极为成熟的一面，当然，这三年内阁经历，也使得他对帝国的政治结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自身完成了仕途上的一次圆润觉醒。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哪怕是一个太监，它也能把人性深处最黑暗最微弱的欲望勾引出来，彰显出最为狰狞刚硬的一面。

刘瑾专权后，迅速清算异己。曾经权倾一时的首辅、阁员、尚书等一干大臣们纷纷被以皇帝裁决的名义，打入诏狱。而在倒刘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梦阳更是首当其冲。

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7年，刘瑾假旨贬李梦阳为山西布政司经，并勒令其退职回家，后刘瑾又罗织罪名，使李梦阳入狱。京城一时哗然。

要么等死，要么活动疏通关系。李梦阳的家人走投无路，找到还在内阁任职的王鏊。这个时候的王鏊，还能和刘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和谐关系，经过两年的中枢历练，王鏊展现了惊人的政治预判能力，当然，这其中也有太多圆滑的政治手腕。就像上次推荐李梦阳捉刀代笔，起草讨伐倒刘檄文一样，王鏊再次给予拒绝，他这次推荐了康海。他告诉李梦阳的家人，他出面救李梦阳，可能适得其反，康海出面，几率会大增。

王鏊这一提议极具政治远见，可谓一石二鸟，刘瑾曾多次拉拢这位享誉朝野的同乡，遭到了康海的拒绝。康海不仅以他创作的诗文以及杂剧而闻名，还是当时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

但在官场，康海是个彻头彻尾的愣头青。他刚正不阿，藐视权贵，和李梦阳一样，他也d劾过刘瑾。

王鏊深谙康海和刘瑾这二人秉性，王鏊知道，康海肯定会为了李梦阳，抛却之前的清高去求刘，而刘瑾也会沽名钓誉给康海这个人情面子。

当然王鏊知道，其实自己出面，刘瑾也不会拒绝。

王鏊还有一层更深远地考虑，那就是刘瑾专权，迟早会被清算，而今一旦为了救李梦阳而去委身刘瑾，这无疑会给人以话柄，自己也会被带上刘党的烙印，将来肯定跟着一起倒霉。

如果我们不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王鏊，那他的这一建议无疑具有极强的 *** 作实效。

正德五年，也就是1510年八月，刘瑾事发，被脔割3357刀，凌迟处死。京城人人争而食之。这是中国大明历史上蔚为壮观的一次人肉剩宴。两个甲子后，大明再次上演了一次人肉盛宴，这次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忠臣袁崇焕，罪名与刘瑾惊人一致——叛逆。历史的荒诞与现实，一直在这片土壤上轮回徘徊着。

刘瑾倒台，当年救李梦阳一事被重提，康海因此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王鏊的顾虑成为现实。

令人吊诡地是，在王鏊的《震泽纪闻》一书中，他居然有份详细的关于刘瑾抄家时候的账目，那时，他已经离职一年多，当时他所记载的账目，和朝廷属于机密的数据有较大出入，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后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其它珍宝细软无法统计。这个数据，就是根据《震泽纪闻》作的大致估算。这个贪婪无度的太监，为了捞钱，开创了“罚款”先河，这一创举，被后人一直模仿并超越。

八

刘瑾倒台，康海深陷囹圄。李梦阳复职高升，也许是文人相轻，也许是吸取了前车之鉴，他都不曾进一言相救。经过狱中的李梦阳，复出时已经有了太多的政治盘算。

康海后来看破世道红尘，写下了著名的讽刺寓言《中山狼》，想必他对这一段经历还是耿耿于怀吧。

刘瑾被诛，新一轮的政治清算开始。南京御史张芹上疏d劾，要求追究以李东阳为首的整个内阁班子责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王鏊。

这三年的入阁拜相政治履历，不得不说，王鏊后来在他的《太原家谱》中，对自己有过多的美化之词。他辞职归隐，主要是畏惧于官场的翻云覆雨的时局变化。这一点，他其实远没有李东阳看得淡，想得开。王鏊后来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家住东山归去来，十年波浪与尘埃。

头颅今日已如许，勋业古人安在哉？

刘瑾事发后，有御史上奏朝廷，应召用先朝旧臣，其中就提到了王鏊。消息传到吴中东山，王鏊一阵激动。

哪知武宗未置一词，这个整天耽乐的皇帝并不傻，他俯视着群臣，把人性看得比谁都清楚。

帝国的权力光谱中，其实一切秩序，都会被颠倒、解构、重组。我们很难去用当时的道德标准，去测试人性在权力的媾和下，会产生怎样的历史效应。事实上，自明以降，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一降再降，因为，皇权专制日益，这才是政治与道德的双性毒瘤。

在刘瑾被诛杀的第三个年头，已经离开内阁权力中枢，归隐洞庭东山的王鏊，在六十三岁寿辰的这天，还是心有戚戚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玉堂近日无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

嘉靖三年，七十五岁的王鏊恋恋不舍告别人世，世宗为其辍朝一日，赠太傅，谥文恪。

《明史》对其赞曰：王鏊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诚明去就之节，乌能委蛇俯仰以为容悦哉？

这个评价，也许是《明史》这位大清总撰官张廷玉，有着和王鏊太多的感同身受吧。他们必须从历史的镜像中，放下道德的绞架，才会心安理得地迈入帝国的权力门槛。

在王鏊离世一年后，一位大明历史最为显赫的首辅，又降生在了帝国的怀抱。王鏊所历经的风雨荣焉，都被他一一揽起，然后放下。他叫张居正。

如今在苏州东山陆巷王鏊读书楼前的照墙上，九只非狮非虎的的兽雕，四五百年来，一直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访客，它隐密在人性的最深处，躲在幽暗的历史子宫里，不时地发出一声声沉重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