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学院名誉院长

长江商学院项兵院长2021年长江毕业典礼致辞

原项兵长江商学院

向冰

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

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

各位毕业生，各位嘉宾，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线上线下齐聚一堂，举办了一场不同于往届的毕业典礼。我谨代表长江的全体同仁，向EMBA、MBA和企业家学者项目的1568名毕业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从今天起，你的称呼将由同学改为校友，但不变的是长江人的全球视野、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

最近国家把实现共同富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所非营利性教育机构，长江商学院成立的初心是为中国培养一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拥抱和驱动创新，为我们的民族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今天借此机会，我愿与大家分享我对全球变革和全球视野下共同繁荣的观察和思考。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复杂、长期的过程。

中国必须克服的第一个障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根据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年联合发布的《中国2030:建设现代和谐创意社会》报告，在世界银行1960年列出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行列，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可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不容小觑。中国国情和全球变化的叠加，可能会增加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中国人口基数大，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橄榄型社会结构所需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再加上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结构存在未富先老的压力；人口负增长的可能趋势也增加了这一困难。

第二，中国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问题。

再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尚不成熟，法治建设有待完善。

第四，1960年以来所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都得到了美国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从目前中美关系和未来预期来看，美国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阻碍中国跨越。

第五，颠覆性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如火如荼的发展，带来了机器取代人力的趋势，这可能会深刻影响就业结构，使创造高收入、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更加困难。
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10，610美元。要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需要达到或超过12696美元，也就是说，中国距离跨越中等收入所需的最低门槛还差2000美元左右。

中国的下一个障碍是从高收入经济体向发达国家迈进。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80个高收入经济体，但并不是所有的高收入国家都可以称为发达国家。

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又有很高的人类发展指数，这样我们才能跻身发达国家之列。

虽然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涉及以下标准:除人均GNP外，还包括工业化水平、生活质量、人类发展指数(健康长寿、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

以二战后韩国的发展为例。1994年，韩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1996年加入OECD。2006年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韩国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才正式承认韩国为发达国家，这是自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

这样，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可能需要20多年(1994-2021)，可见从高收入经济体到发达国家过程的长期性。

第三个门槛是实现共同富裕。

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到目前为止，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并不多，包括西欧的几个发达国家(例如北欧国家、瑞士、卢森堡、德国、法国等。)，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这些共同富裕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健全的法制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加上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色。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还拥有世界领先的创新能力。在公益、慈善、社区组织和公民社会三个分配上，美国也是领头羊。然而，迄今为止，美国在市场上近乎完美的无形之手(初次分配)和慈善捐赠与公民社会无与伦比的结合(第三次分配)都未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发达、公平、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两个必要条件。

因此，为了实现未来的共同富裕，中国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增加对民生和社会保障的投入。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还是要靠法制和市场经济推动的财富创造和政府主导的强有力的二次分配。

根据多年的观察，虽然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社会非常和谐，基本实现了整个中产阶级的共同富裕，但这种模式可能有两个局限性:

一方面，与中国相比，它缺乏新一代经济迭代的力量。

从中国企业登上世界500强、中国亿万富豪登上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国独角兽登上全球独角兽榜三个维度，可以代表性地说明，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在经济上培养新一代迭代力量的能力优于全球。

经济迭代力的产生，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好的上升通道。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是全球的典范。而日本、西欧等实现了共同繁荣的经济体，虽然科技创新处于世界一流水平，但缺乏新兴的新一代经济创富力量。

另一方面，与美国相比，这些强调和谐的共同富裕经济体面临的一大挑战可能是，它们过于和谐，无法持续产生原创和领先的创新。

通过开放大创新的新产业和生态系统，创造大量高收入就业机会，是美国独有的重要渠道，对全球影响巨大。从最早的英特尔、微软、思科，到后来的谷歌、亚马逊，再到现在的优步和网飞，美国可以不断产生原创和领先的创新。

那么，面向未来的共同富裕模式会是什么样子呢？

在全球变化和疫情的影响下，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许多学者和机构做了大量的研究。这种趋势可能是不争的事实。

纵观全球，实现共同繁荣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不容低估。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共同富裕国家成功的共同特征和必要条件是:成熟完善的法制社会中发达的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和健全的几乎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看得见的手)。

首先，创造财富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从国家层面，需要高度重视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健全，高度重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第一，法制和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财富创造的基础。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市场有效和政府更好整合。”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中，首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构建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公平是创新驱动和高附加值工作的先决条件。

第三，高度重视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创业是高质量普惠财富创造和共同富裕的基石和前提。

第四，促进各类企业公平竞争。民企，外资企业，国企，真正的公平竞争。有了公平竞争，才能一步步实现创新驱动。

第五，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依靠实体经济创造更多增值就业机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未来通过转型升级，在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领域为中国创造更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可能是一个重要着力点。

无论是美国以强大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等硬技术驱动，还是德国制造业背后独特的“双重教育”，日本的专注、精细和“工匠精神”，还是意大利以品牌、设计和高端制造创造非主流产业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都需要从全球范围内学习和借鉴不同国家的高端制造模式。

在企业层面，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重大调整:

第一，思维的调整。摒弃“向下思维”，转向“向上思维”，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

以前中国企业大多是向下思维，依靠价格战和成本优势，一步步在国内外市场取得优势。

成本优势奠定了中国制造业目前成就的基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的“向下思维”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带来了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抑制全球通胀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然而，几乎所有受这种“向下思维”支配的行业都是中产阶级的“墓地”。价格战的结果是大量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和中产阶级的消失。

面向未来，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摒弃“向下思维”，转向“向上思维”，加大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投入，重视管理流程和理念的创新，加强产品设计和体验、品牌建设和渠道创新等。，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企业的价值获取能力，进而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

二是“月亮看地球”的俯视思维和伟大的浪漫主义创新。

在“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向上思维下，我们往往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论。在这种向上的思维下，中国企业过去注重复制和跟随，而很少注重原创、超越和领先。

在过去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利用世界的巨大变化和中国的新时代，中国将有条件和可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产生伟大创新的国家。

例如，字节跳动凭借其短视频和推荐算法风靡全球，吸引了脸书等公司效仿，在全球(包括发达国家)雇佣了10万名员工，在全球创造了许多高收入的机会。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月亮看地球”的俯视视野。同时，我们需要在全球视野下通过价值对接整合全球资源，着力解决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彰显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全球责任和担当。以源于中国、具有全球可复制性和借鉴性、引领世界的商业模式、管理理念模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和社会创新，为解决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第三，完善企业集团结构。

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企业的整体实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拥有一批具有突出竞争力、创新力和价值创造力的世界级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

目前中国的企业结构以私人家族控制的A类企业和政府控制的C类企业为主。面向未来，为了更好地整合全球人才，中国需要大力发展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特征的B类企业。

第四，继续发挥过去的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增强科技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断产生新一代经济迭代的动力。

第五，企业必须重新定义企业的社会价值。

面向未来，大企业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就必须把自己的社会价值非常明确，并在运营中去做，这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最后，全球视野与责任，学习与借鉴，价值对接与资源整合。

尽管当前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浪潮汹涌，但毫无疑问，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繁荣和创造共同富裕、高附加值的就业机会，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从全球视野中学习，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尽快提高企业领导者的全球价值对接能力。

未来，颠覆性技术在全球变化中带来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平衡，叠加疫情的影响，都可能加剧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因此，政府的再分配之手变得越来越重要。我想，未来社会主义可能会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会拥抱和实践更加完善和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全球变化和疫情后的世界新秩序中，仅靠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结合来实现和维持共同富裕，可能有些过分。

面对未来颠覆性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新变化，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第三只手”，这也是长江商学院近年来一直关注的一项社会创新，积极配合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再分配的“有形之手”。

无论是社会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的问题，还是发展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全世界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CSR)一直受到重视。在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的推动下，2004年，我们逐步发起了“ESG运动”，要求更多的企业更加关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后来，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先生提出了17项SDG目标。

无论是企业、国际组织甚至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但是收入和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越来越大。换句话说，过去的打法并没有很好或者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

未来，仅靠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单打独斗的方式，很难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大社会问题(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社会阶层固化和可持续发展)。

这些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社会机构和力量的跨界合作。社会创新的核心是通过跨界协作整合社会资源，以寻求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创新是建设面向未来的共同繁荣社会不可或缺的“第三只手”。

在这一点上，长江做了一系列的思考、探索、实践和创新。长江对社会责任的探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2005年，在国际上首次将人文学科课程体系引入商科教育，为公益慈善、企业社会责任、社会创新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探索:2010年，公益慈善课程纳入学位课程，重点培养企业领导和职业经理人的公益捐赠意识。

第三阶段探索:2016年管理教育引入社会创新课程体系。这是长江商学院重视商科教育的社会功能，引领世界管理教育的又一创新。

第四阶段探索:构建培育经济新一代迭代力量的全球生态系统，通过社会创新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贡献来自中国的方案。

最后，我想对你们说:作为中国的商业精英，长江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更重要、更阳光、更和谐的作用。希望同学们能有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

“君子以商为根本，以德为生。”我相信，你们从长江商学院毕业后，将带着从长江中获得的新知识，带着长江人的价值观和情怀，真诚关注社会进步和大多数人的福祉，创造新的奇迹，创造我们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只想着过去，所以你会想念你的心；只想着未来，所以我有希望。”今日一别，万里一未来。无论你的未来延伸到哪里，长江商学院都将是你永远的精神家园，并将以你为荣。祝你以后的生活和事业越来越精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