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青铜灯具成就?

汉代的青铜灯具成就?,第1张

1968年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出土。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的墓葬,作跪姿宫女执灯形,通体鎏金,璀璨夺目。宫女穿宽袖长衣,梳髻,戴巾;灯盘、灯座及执灯宫女的右臂处可拆卸;灯盘中心有一钎可插蜡烛,灯罩与灯盘可转动开合,便于调节灯光亮度和角度。宫女右臂为烟道,烟经底层水盘过滤后,便有烟而无尘,可减少室内的烟炱以保持清洁。灯上有九处刻铭,计65字,其中有“长信”二字,为汉文帝皇后窦氏所居宫名。长信宫灯造型优美,构造精巧,为汉代灯具中的杰作,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现藏于河北省博物馆。
从环保角度来分析, 青铜灯具中绝大多数是燃油灯,当时的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而且油脂和灯心同在一个灯盘里面。虽然点灯时灯盘里面的油脂沿着灯心慢慢上升到火焰里,但是仍然会有一些没完全燃烧的炭粒和燃烧后留下来的灰烬,随着油面的上升和热气流挥发,造成室内烟雾到处弥漫,污染室内空气和环境。汉代的青铜灯具中,有一些在设计上就解决了如何消烟除尘,放置环境污染的为体。这一类灯具,称之为“釭灯”《宣和博古图》卷十八著录了一件双烟管鼎行灯,铭文为:“王氏铜釭锭”。“虹”应为“釭”之假字。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一件“釭辗”,也是双管鼎行灯。 灯的定名,是因为灯上装的弯性中空导烟管,如同车釭。带烟管的灯统称釭灯釭灯又可简称为釭。釭灯上除了装有导烟管,灯的体腔都是中空,用以贮清水。长信宫灯、凤灯、鼎行灯、牛形灯、雁鱼灯、鹅鱼灯都属于釭灯。釭灯的导烟管分单烟管和双烟管两种。鼎形灯的烟管,是从灯体的肩部伸出,既可做烟道,又兼做灯的把手。象生形灯具则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鹅的颈等。烟管的一端连着中空的等体,另一端连着复钵形的灯盖。当灯盘中的灯火点燃时,烟尘通过灯罩上方的灯盖被吸入导烟管;再由导烟管使烟尘溶于体腔内的清水,从而放置了灯烟污染空气,保持室内环境的清洁。这使汉代灯具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在世界灯具史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西方的油灯知直到十五世纪才由著名的意大利科学家、工程师、画家达芬奇发明出铁皮导烟灯罩,18世纪时法国人肯开和瑞士人阿干德进一步用玻璃灯罩代替铁皮灯罩,并完善了油灯和灯罩的一系列设计,从而初步解决了控制油烟污染的问题。
从器形结构来看, 它的结构非常科学,它的尺度适宜,汉代的灯具,动物形和人物形灯,高度一般在20-50厘米,我国至两汉的建筑,尤其是宫殿建筑、贵族府邸,由于追求宏伟的气魄,外形庞大,室内空间就显得十分空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使,这个时期的人还保留着席地而坐的习俗。所谓坐,实如今日之跪,曲其足向后,以膝抵地抵席,臀部依托在脚后跟上。体位下降了,所以一些常用的器物,如几、案、床、榻、灯具等都比较低矮。据史料记载,汉魏的独坐式小榻高度一般只有12—18厘米,为了充分发挥灯具的是明功能,青铜灯具的尺度一般都偏小而适宜人的视觉空间。长信宫灯高为48厘米,在精致的灯座上面置有灯罩,灯光从臆测找出,与人们跪坐时眼睛的视线基本适宜。而现代立灯的高度,一般为146-180米,这是由现代人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造型生动,在处理人与灯的关系时,充分调动了各种文艺手段。… …(长信宫灯)其造型为宫女跪坐,右臂自然举起,左臂伸向右方,手持灯盘;人体形态生动,神态端庄安详,衣纹疏密有致,简介流畅。右臂瞎的灯盘点燃时候,灯烟通过右臂被吸入中空的人体内,丝毫不影像人们对灯具的关上,反而由于灯火的映照,增添了宫女形象的美丽,达到了使用与审美的高度统一。
灯体拆洗(携带)方便, 一些大型、复杂而体内中空的灯具,出来灯盘与灯体采用了注解。西伯利榫接;其他主要造型部位的结果,也多采用了分铸套合组装的形式。长信宫灯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分上下两部分)、灯盘合灯罩六个部分分别铸造后在套合组装而成。导演关分成两半,这种结构设计便于拆卸组装合清洗烟垢,组装也简单,牢固。

汉朝时并不存在单独的波斯帝国,它早在战国时期就被马其顿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所灭,此时原波斯的疆域被希腊化的帕提亚人所占据,也就是我国史书提到的安息国。这个国家的位置正在东西方贸易的必经之路上,曾阻止汉朝使节去罗马,它的商人经常以使节名义去长安贸易,但应该没有正规外交联系。

秦朝、汉朝和清朝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朝代,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对于我们后人来讲,不管是它们的兴盛还是衰败,都给我们以深刻警醒意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下是这些朝代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先说优点(主要是秦汉)

1、中央集权的重要性:秦朝和汉朝实行了中央集权的制度,这有助于稳定国家和促进经济发展。在集权体制下,国家的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自主权受到限制。这种制度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但也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因此,现代社会仍然需要中央集权,但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保权力的合理分配和监督机制的建立。

                               

                               

2、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秦汉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幅提高。同时,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中国古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现代社会仍然需要注重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3、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的高峰期之一,其文化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秦汉时期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汉字的发展和演变,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的发展等。这些文化传承的成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现代社会也需要重视文化传承,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4、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秦汉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例如,推行了科举制度,使人才得到了选拔和重用;实行了户籍制度,使人口得到了控制和管理;推行了农业和手工业的保护政策,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得到了保护。这些政策和措施,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此,现代社会也需要注重社会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维护社会和谐和安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秦汉时期的历史启示我们,要注重中央集权、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再说教训(主要是清朝,没办法,这段耻辱的历史太过深刻了,离咱们现在也不过百年,当然也不排除清朝的一些优势,但咱们现在就只是以事论事)以下是其中的一些:

1、坚持改革开放,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改革和开放。清朝晚期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和文化衰落,很大程度上源于封闭保守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因此,现代社会应该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历史经验,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2、强化民主和法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强化民主和法治建设,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清朝晚期的政治黑暗和民生困苦,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和民众权利的失落。因此,现代社会应该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推进公正、公平和公开的社会治理,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发展。


                                 

3、坚持独立自主,保持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维护国家利益。清朝晚期的崩溃和混乱,也源于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因此,现代社会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积极发展自己的国际关系,以保障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4、吸取历史教训,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清朝晚期的覆灭和混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珍视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推动国家的和平发展和繁荣昌盛。


                                 

总之,清朝的覆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启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也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从而更好地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和刘邦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在手下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的辅助下,在垓下之战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称帝,定国号汉,汉朝就此开始。虽然公元前202年刘邦才称帝,但因史学界计算西汉年数时,为了与秦朝灭亡时间相接,则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算起,并以十月为汉高祖元年的首月。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而刘邦在攻打匈奴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即白登之围事件,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帝国和平,于是,汉朝初期并没有什么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是吕后摄政。吕后尊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刘邦的黄老政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为史家所称道,但吕后同时又任用外戚,压制功臣,酿成“诸吕之乱”。
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以周勃为领袖的大臣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刘恒。他和儿子汉景帝即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虽然景帝年间(前154年)发生了此时期唯一的动乱—“七国之乱”,但是仅经历数月即为周亚夫所平定,并未对汉朝带来实质影响。这段时期,匈奴虽然几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数时间里和南越一样,出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汉朝方面则不断积蓄国力,透过马复力等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盛世时代。
景帝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政治上,武帝加强皇权,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尽管武帝时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也一直“霸王道杂之”,但武帝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奴。在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终于击败匈奴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又吞灭南越国,征服朝鲜,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帝国。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但是,汉朝经历多年战争,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导致汉朝国力衰弱,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为此,汉武帝晚年曾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希望不再穷兵黩武,也使汉朝不至于败亡。为抢救经济,武帝在位期间曾采取一系列政策,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汉武帝晚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此被害。武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汉昭帝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和霍光三人共同辅政。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爆发元凤政变,聪明的汉昭帝清醒的诛杀了上官桀等一批阴谋权臣,避免了霍光被怨杀。霍光从此辅佐汉昭帝治国。昭帝时期遵循武帝晚年的政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以至于百姓安居乐业,四海清平。昭帝死后,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他行为放纵,密谋除掉霍光,但反被霍光废掉。之后霍光又迎立刘病己即位,是为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去世。但霍氏一门逐渐腐败黑暗。宣帝将腐败的霍氏集团一网打尽。宣帝治国摒弃不切实际的儒学,采取道法结合的治国方针,在整顿吏治上沿用昭帝时期,劝民农桑,抑制兼并,降低豪强在国家中的角色。经过了昭宣二帝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明显恢复,使汉朝再度迎来了盛世,这就是著名的昭宣中兴。
宣帝死后,汉元帝即位,西汉开始走向衰败。元帝柔仁好儒,导致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他死后,汉成帝刘骜即位。成帝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氏姐妹(赵飞燕、赵合德),由于赵氏姐妹不能生育,成帝与其他妃嫔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由于“酒色侵骨”,成帝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之中。成帝不理朝政,为外戚王氏集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皇太后王政君权力急剧膨胀。成帝死后,由定陶王之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哀帝有“断袖之癖”,终日与他宠信的对象董贤厮混玩耍不理朝政。外戚王氏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国家已经呈现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元寿二年八月,哀帝去世。太皇太后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贤成为大司马,并迎接中山王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但是,刘衎已经沦为王莽的傀儡。五年后,王莽毒死仅14岁的平帝,并迎立太子刘婴即位,自己担任“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逼迫孺子婴退位,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公元23年,腐败的王莽政权在赤眉、绿林民变下终于灭亡。绿林军拥立汉宗室刘玄作皇帝,恢复汉的国号,年号更始。25年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随后击败了绿林军。其后,原本服从更始帝的汉朝宗室刘秀在鄗县(今河北高邑东南)之南即皇帝位,灭刘盆子,是为光武帝,沿用汉的国号,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即位后,于37年终于消灭赤眉、隗嚣、公孙述等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汉光武帝废除王莽时的弊政,社会安定,加强中央集权,对外戚严加限制,史称光武中兴。
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进入全盛时期,号为“明章之治”。期间,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车骑将军窦宪领军出塞,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从此基本扫除了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佛教在这时也传入中国。但是,在章帝后期,外戚窦氏日益跋扈,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突然驾崩。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是为汉和帝。但是实际上都是窦太后 *** 纵朝政,国家政治日益腐败。窦氏的跋扈引发和帝的不满,不久,年仅14岁的和帝就抓捕外戚窦宪,外戚势力开始衰弱。但是之后和帝信用宦官,从此东汉的政治沦为外戚和宦官两股势力的争斗。不过,和帝仍然在政事上非常勤奋,不失为英明之主。元兴元年(105年)冬12月,年仅廿七岁的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汉殇帝仅在位8个月就驾崩了。接替即位的是清河王刘庆之子汉安帝刘祜。他即位早期由太后邓绥临朝理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却也对宦官势力纵容。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安帝亲政,将邓氏家族诛杀殆尽。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听信奸臣,肆意无忌。朝政昏庸不堪。东汉快速衰败下去。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在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前少帝,但其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d。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死,太子刘炳即位,是为冲帝,即位是年仅2岁,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永嘉元年(145年)正月初六,汉冲帝驾崩,年仅三岁。正月廿五日,梁冀拥立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因此质帝不久就被杀害,年仅八岁。
本初元年闰六月初七日,大将军梁冀拥立汉章帝之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恒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几无边界,他残害忠良,公饱私囊,无恶不作。恒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恒帝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五侯贪婪放纵,终致在延熹九年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永康元年十二月廿八日,汉桓帝驾崩。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由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灵帝即位之初,就引发以窦太后、窦武为首的外戚势力和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势力的激烈权力斗争。永康元年九月初七,宦官发动政变,外戚势力被削弱。宦官则在永康二年(164年)制造第二次党锢之祸。而灵帝本人骄奢逸,为填补财政公开卖官职,朝政腐败到了极点。终致在西元184年爆发了由张角所带领的黄巾之乱。虽然不久便平定了此场叛乱,但是汉朝政府经此一役已国力大减。且中央政府为了顺利平叛,又将军政权力下放给各地州官。各地豪强大族从此开始慢慢拥兵自重,加以其原本已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演变成东汉末年袁绍、袁术、曹 *** 、孙坚、董卓等众豪强军阀割据一方、群雄逐鹿的局面。汉灵帝死后,董卓掌权,废后汉少帝刘辩为弘农王,改立汉献帝刘协。董卓被吕布诛杀后,军阀割据完全表面化,出现了把持中央的曹 *** ;位于河北的袁绍;位于淮南的袁术;位于江东的孙权;位于荆州的刘表;位于益州的刘璋等势力。其中曹 *** “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朝丞相的名义讨伐各路军阀,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最大的敌人袁绍军的主力,但同时架空汉室权力,全权代理皇帝处理朝政,汉朝皇帝此时已经是空有名分而无实际了。曹 *** 虽然想以汉朝丞相的名义企图招安但却引起各路诸侯的反抗,认为他是奸臣,不得已曹 *** 只能逼迫汉献帝下诏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路军阀。前期曹 *** 虽连战得胜却在赤壁之战中被孙刘联军击败,仓皇北逃。三分之势逐渐形成。曹 *** 死后,其子曹丕继承曹 *** 爵位,并于220年曹丕逼迫献帝让位,改国号魏,自称魏文帝,东汉灭亡,汉朝国祚告终,中国进入分裂的三国争霸时代。
汉朝皇帝世系表
西汉 (前206——公元8)附玄汉(公元23——公元25)
⑴ (1)汉高帝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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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2)汉惠帝刘盈 (5)汉文帝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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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3)汉少帝刘恭 (4)汉少帝刘弘 (6)汉景帝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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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7)汉武帝刘彻 长沙定王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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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戾太子刘据 昌邑哀王刘髆 (8)汉昭帝刘弗陵 舂陵节侯刘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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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史皇孙刘进 (9)昌邑王刘贺 舂陵戴侯刘熊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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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10)汉宣帝刘询 苍梧太守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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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11)汉元帝刘奭 楚孝王刘嚣 刘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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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12)汉成帝刘骜 定陶王刘康 中山王刘兴 广成侯刘勋 (16)更始帝刘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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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13)汉哀帝刘欣(14)汉平帝刘衎 广成侯刘显

⑾ (15)汉儒子刘婴
东汉 (25——220)
西汉景帝 ┄┄┄ 长沙王刘发 ┄┄┄ (1)汉光武帝刘秀 ——— (2)汉明帝刘庄 ——— (3)汉章帝刘炟 ┐
25—57 58—75 76—88 │

┌— ———————— ——— ———————— ——— ————————— ——— ———————— ——— ————————— ┘

├— (4)汉和帝刘肇 ——— (5)汉殇帝刘隆
│ 89—105 106

├— 清河王刘庆 ——— (6)汉安帝刘祜 ——— (8)汉顺帝刘保 ——— (9)汉冲帝刘炳
│ 107—125 126—144 145

├— 济北惠王刘寿 ——— (7)汉少帝刘懿
│ 125

├— 千乘贞王刘抗 ——— 乐安夷王刘宠 ——— 渤海孝王刘鸿 ——— (10)汉质帝刘缵
│ 146

└— 河间孝王刘开 —┬— 蠡吾侯刘翼 ——— (11)汉桓帝刘志
│ 147—167

└— 解渎亭侯刘淑 ——— 解渎亭侯刘苌 ——— (12)汉灵帝刘宏 —┬— (13)汉少帝刘辩
168—189 │ 189

└— (14)汉献帝刘协
189—220
西汉 ( 公元前 206 - 公元 25 ) 包括王莽( 公元 9 - 23 )和更始帝( 23 - 25 )。
帝 王 庙号 年 号 元年的干支 公元纪年
高帝(太祖)(刘邦) (12) 乙未 前206
惠帝(刘盈) (7) 丁未 前194
高后(吕雉) (8) 甲寅 前187
文帝(太宗)(刘恒) (16) 壬戌 前179
(后元)(7) 戊寅 前163
景帝(刘启) 无 (7) 乙酉 前156
(中元)(6) 壬辰 前149
(后元)(3) 戊戌 前143
武帝(世宗)(刘彻) 建元(6) 辛丑 前140
元光(6) 丁未 前134
元朔(6) 癸丑 前128
元狩(6) 己未 前122
元鼎(6) 甲子 前117
元封(6) 辛未 前110
太初(4) 丁丑 前104
天汉(4) 辛巳 前100
太始(4) 乙酉 前96
征和(4) 已丑 前92
后元(2) 癸巳 前88
昭帝(刘弗陵) 始元(7) 乙未 前86
元凤(6) 辛丑八 前80
元平(1) 丁未 前74
宣帝(中宗)(刘询) 本始(4) 戊申 前73
地节(4) 壬子 前69
元康(5) 丙辰 前65
神爵(4) 庚申三 前61
五凤(4) 甲子 前57
甘露(4) 戊辰 前53
黄龙(1) 壬申 前49
元帝(高宗)(刘奭[shì]) 初元(5) 癸酉 前48
永光(5) 戊寅 前43
建昭(5) 癸未 前38
竟宁(1) 戊子 前33
成帝(同宗) (刘骜[ào]) 建始(4) 己丑 前32
河平(4) 癸巳三 前28
阳朔(4) 丁酉 前24
鸿嘉(4) 辛丑 前20
永始(4) 乙巳 前16
元延(4) 己酉 前12
绥和(2) 癸丑 前 8
哀帝(仁宗)(刘欣) 建平(4) 乙卯 前 6
元寿(2) 己未 前 2
平帝(元宗)(刘衎[kàn] 元始(5) 辛酉 1
孺子婴(王莽摄政) 居摄(3) 丙寅 6
初始(1) 戊辰十一 8
[新]王莽 始建国(5) 己巳 9
天凤(6) 甲戌 14
地皇(4) 庚辰 20
更始帝(刘玄) 更始(3) 癸未二 23
东汉 ( 公元 25 - 公元 220 )
帝 王 年 号 元年的干支 公元纪年
光武帝(世祖)(刘秀) 建武(32) 乙酉六 25
建武中元(2)丙辰四 56
明帝(显宗)(刘庄) 永平(18) 戊午 58
章帝(肃宗)(刘炟[dá]) 建初(9) 丙子 76
元和(4) 甲申八 84
章和(2) 丁亥七 87
和帝(穆宗)(刘肇[zhào] 永元(17) 己丑 89
元兴(1) 乙巳四 105
殇[shāng]帝(刘隆) 延平(1) 丙午 106
安帝(恭宗)(刘祜[hù]) 永初(7) 丁未 107
元初(7) 甲寅 114
永宁(2) 庚申四 120
建光(2) 辛酉七 121
延光(4) 壬戌三 122
顺帝(敬宗)(刘保) 永建(7) 丙寅 126
阳嘉(4) 壬申三 132
永和(6) 丙子 136
汉安(3) 壬午 142
建康(1) 甲申四 144
冲帝(刘炳[bǐng]) 永憙(嘉)(1) 乙酉 145
质帝(刘缵[zuǎn]) 本初(1) 丙戌 146
桓帝(威宗)(刘志) 建和(3) 丁亥 147
和平(1) 庚寅 150
元嘉(3) 辛卯 151
永兴(2) 癸巳五 153
永寿(4) 乙未 155
延熹(10) 戊戌六 158
永康(1) 丁未六 167
灵帝(刘宏) 建宁(5) 戊申 168
熹平(7) 壬子五 172
光和(7) 戊午三 178
中平(6) 甲子十二 184
少帝(刘辨) 光熹(1) 己巳四 189
昭宁(1) 己巳八 189
献帝(刘协) 初平(4) 庚午 190
兴平(2) 甲戌 194
建安(25) 丙子 196
延康(1) 庚子三 220

西汉时,我国传统建筑的抬梁和穿斗两大结构体系日趋于成熟,梁架结构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室内空间,增强了室内采光,这也是建筑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从两汉砖石画像及部分画像石墓的结构来看,独立承重结构的支柱在当时已被广泛采用,墙内柱及半附墙壁的附壁柱仍是支承屋顶整个荷载的主体。无论是独立柱、附壁柱、还是墙内柱,柱下都有圆形、方形或不规则形状的柱础石。柱础石有大有小,大者长宽分别在90及60厘米左右,小者长宽约30-50厘米不等。柱础石的埋深一般与槽基同深。 古代的地面处理,从考古发掘材料来看,主要有夯筑、方砖墁地和彩绘地坪。自原始社会时起,人们就很重视室内地面的处理,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已普遍使用黄土或料礓筑成基层,以“白灰”抹面来处理居住面。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居住遗址中,人们除用近似膏泥的灰白色土筑基外,还普遍采用火烧技术使地面硬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1974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咸阳发掘了秦咸阳宫的一部分宫观建筑,“其一至七室的地面为光滑、平整、坚硬表面施朱红色的‘丹池’,其他室的地面则是用方砖铺成”。 汉长安城未央宫铺地的方砖还饰有回纹、小方格纹等几何纹样。在长安城的桂宫二号建筑基址中,考古工作者还清理出了原来的草泥地面,作者推测这也应该是所谓的“土被朱紫”地面。 三、汉代建筑科学在基础处理上的成就 综上所述,到两汉时期止,我国的传统建筑在基础的处理上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其主要表现在: 1、基础的处理方式根据建筑物的功能需要和形态差别分别采取相应的形式。 2、基础墙体的处理已有了收分的概念,增强了建筑物本身的稳定性。 3、基础夯土直接打破生土,说明汉代人们对地层耐力及土的物理性质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4、砂垫层的使用,是古人对长期建筑实践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地层土壤性质尤其是砂的性质进一步认识的结果,进而也说明当时人们对地层应力及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开始有所研究。 5、柱和墙结合使用,是对原始木骨泥墙建筑结构的发展,也是后代砖木混合——“墙倒屋不塌”结构的基础。柱础的使用进一步增强了承重柱在结构上的稳定性,同时也减轻了地下土壤中的水分对柱根部的侵蚀。 但是,由于受时代发展及建筑实践活动的制约,汉代及其以前的建筑活动还存在着重外部形态、轻内部结构的观念,对建筑活动本身还未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且缺乏灵活多变的具体措施,带有一种模式化的倾向。如砖的应用早在西周时就已开始,秦汉时期砖瓦的烧制技术及质量已相当成熟,“秦砖汉瓦”享誉中外。 西汉中期以后,在墓葬建筑中砖被大量地使用,但在居住遗迹中,当瓦被大量发现的同时,砖的大规模使用却严重滞后,这一现象应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 由于受文献及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古人对浅层地下水及桩基础的处理,我们尚未找到详实的材料。但从汉代画像砖(石)图像来看,在桥的中央已有独立桩基的存在。随着以后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对汉代及其以前在建筑基础处理方面成就的认识将更加全面和深刻。

西汉时期的西域各国
西汉初年,西域有36国,后来分裂为五十余国。各国的社会情况各不相同。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缘,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附近有楼兰(后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自此往西,有且末(今新疆且末)、小宛(今且末南)、精绝(今新疆民丰北)、戎卢(今民丰南)、扞弥(今新疆干田东北)、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今新疆莎车);在盆地的北缘,自东向西有山藏(今新疆博斯腾斯湖东)、尉犁(今新疆库尔勒西)、焉耆(今新疆焉耆)、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今新疆乌什)、尉头(今新疆阿合奇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塔里木盆地周围的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在盆地以西,葱岭以南,还有依耐(今莎车西南)、难兜(今克什米尔巴尔提斯坦)等小国,有的城居,有的游牧。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有蒲类(今新疆巴里坤湖附近)、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西)、车师后国(今新疆奇田西)、卑陆(今新疆乌鲁木齐东北)、且弥(今乌鲁木齐)、单桓(今乌鲁木齐)、乌孙(今新疆西北部和中亚一带),这些国家以游牧生活为主。此外,葱岭之外尚有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农业与畜牧业均较发达;大宛西南有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大宛以西有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均从事游牧生活。上述西域诸国,以乌孙人口最多,有六十三万,其他中小国家人口较少,最小的单桓还不足二百人。
匈奴对西域北边一些国家的控制
西汉初年,约公元前177或176年(汉文帝前元三年或四年),匈奴骑兵西进,冲进准噶尔盆地,并从天山东麓的缺口,打入塔里木盆地的东北,征服乌孙及楼兰等许多小国。匈奴在焉耆、尉犁等地置僮仆都尉,控制商道,掠夺财富,“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汉书西域传》)。匈奴使者到西域,沿途各国还要无偿供给一切用度,不得留难。匈奴的统治极其残暴,蒲类国王因得罪匈奴单于,单于徙其民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汉书西域传》),逃散的蒲类人躲藏山谷间,才保存了蒲类国号。老上单于在位(前174-前160)时大败大月氏,杀其王,竟以其头为饮器。
张骞
张骞(?-前114),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人,西汉著名探险家、外交家。官至大行(接待宾客的官吏),封博望侯。曾两次出使西域,一次出使云南,两次随军出征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
建元年间(前140-前135),汉武帝从匈奴降者口中听说匈奴击败大月氏时,曾以大月氏国王头骨做成饮酒器,大月氏逃向西方后,深怨匈奴而图报复,却找不到盟友共击匈奴。于是下令召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张骞毅然应募;于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出使西域。大月氏本称月氏,亦称月支(“大”字乃汉人所加),原先在敦煌、祁连山一带从事游牧生活,至秦代势力强盛,胁迫匈奴送单于子至其地作为人质。秦末,匈奴质子冒顿自大月氏逃回匈奴,杀父自立为单于后,两次举兵进攻大月氏,大月氏战败西迁至准噶尔盆地。老上单于(前174-前160)时,匈奴又破大月氏,杀其国王,大月氏乃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后来,服属匈奴的乌孙向大月氏发动进攻,占领伊犁河流域,大月氏又被迫向西南迁徙,击败大夏,夺占了阿姆河流域。当张骞几经曲折,辗转找到大月氏时,大月氏早已在阿姆河一带定居多年,“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远离汉朝),殊无报胡之心”(《汉书张骞传》)。张骞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使命因而落空。
张骞在途中被匈奴捉住
据《汉书张骞传》载,张骞与堂邑父等百余人出陇西后,途经匈奴,被匈奴捉住,报告单于,单于把张骞拘留了十几年,强迫他娶匈奴妻子,生儿育女,“然骞持汉节不失”。后来,张骞乘匈奴不备,率众脱逃,辗转到达大月氏。从大月氏回来,张骞见北道危险,改走南道,不料又被匈奴捉住,扣留了一年多。直到单于病死,匈奴贵族为争夺统治权发生内乱,他才带着匈奴妻子与堂邑父一起逃回汉朝,这时已是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了。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派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汉军击走匈奴于漠北,张骞建议汉武帝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以断匈奴右臂。张骞对武帝说,他被匈奴扣留时,听说乌孙原先住在祁连山、敦煌一带,与大月氏为邻。大月氏攻占乌孙住地,杀其国王,迫使乌孙王族逃属匈奴。后来大月氏为匈奴攻破,向西迁徙,占领了伊犁河一带。乌孙当今的首领昆莫又在匈奴单于的帮助下击败大月氏,把他们赶跑,占领伊犁河流域,然仍常怀念故地。张骞建议武帝厚赂乌孙,招其回归故地,使之助汉。武帝遂令张骞率300人的使团,并带牛羊万数、金币丝帛巨万,再使西域。
西域各国派使节回访长安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来到乌孙,劝说乌孙东归故地以制匈奴。但乌孙诸大臣都不愿东迁,昆莫又年老不能自主,于是派了一个数十人的使团,在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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