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女子孔女士预约九价疫苗被判被骗2万多元，防范此类骗局还是要提高自身的警惕意识，同时必须得到正规渠道预约九价疫苗。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孔女士一直没有预约到九价疫苗，同时由于自己的年龄快到接种的上限年龄了，这时候孔女士才想起来了找一些机构进行预约，在骗子多次以填写信息预约的借口下，孔女士一共向骗子转账28,080元。
一、请到正规渠道预约九价疫苗
想要打上九价疫苗，这根本不需要去非官方渠道预约，因为非官方渠道根本预约不到九价疫苗。而且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非官方渠道打到的九价疫苗未必就安全，我们从新闻上也可以经常看到假疫苗的出现，就算预约到了，这些非官方渠道预约到的未必就可以真打在人的身上而不出任何健康问题！我们有时候想要急切打一些疫苗的心情是能够被理解的，但也得注意自己的生命安全，病急也不能乱投医。
二、堤防陌生人的“好意”
想要预防骗子，必须给自己的心理加上一道锁。一些陌生人的好意我们大可不必接受，毕竟陌生人与自己非亲非故，怎么可能会给自己提供天上掉馅饼这种好事呢？在孔女士被骗的案例当中，孔女士其实就是一直急于打不到疫苗，这时候才会随意相信陌生人，在骗子的多次哄骗之下，孔女士被骗也只是迟早的事情，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这也告诉我们一定要提防陌生人的所谓好意。
三、安装反诈软件进行技术防范
想要防范此类骗局，最为重要还是要安装反诈软件进行技术防范。国家反诈APP就是一个很好的软件，经过各短视频平台的宣传，该软件已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现在安装一个这样的软件也不迟，最起码能够帮我们防范骗子的来电骚扰。
在物质紧缺的时代，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不用为没有买家发愁，基于长期这样的现实，很多人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认为现有的、成型的、被过去证明有效的模式会永续经营。可 社会 是动态发展的，市场是无情的， 社会 抛弃任何一个企业或品牌，连一声招呼都不打的。这样的案例，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已经看到太多，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把很多企业和个人打得措手不及、苦恼不已。
互联网时代还未过去，物联网时代已经迅速到来，物联网正在重塑世界商业发展逻辑，企业要想活下来，还想活得好，必须打破行业或产品壁垒，建立物联网时代下动态的、多方合作的品牌新模式，即生态品牌。
近期，海尔发布的《物联网生态品牌白皮书》，为企业建设生态品牌提供了蓝图。
企业要打造生态品牌，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在当前原有品牌模式增长乏力的情况下，生态品牌能杀出重围，让企业再度崛起。
我们不妨来看看传统品牌模式面临的危机，如今各大平台和产品在竞争中，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价格战越来越猛，挑战越来越大。这样下去，不是你死，就是我伤，大家都活不好。
所以，企业和个人都要参与到这场多方共赢的生态品牌建设大潮中。
01海尔生态品牌建设的实践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预测说，未来产品将被场景替代，行业将被生态覆盖。
海尔在物联网生态品牌建设上是标杆，它已经从一家家电龙头企业，转型升级为一个无界开放、生生不息的创业生态圈。而且，海尔旗下品牌如卡奥斯、三翼鸟、盈康一生、日日顺物流在其生态圈内越做越大，还能在各自的平台上裂变出更多新生态。
海尔生态品牌建设的具体实例，如海尔生物打造的海尔疫苗网，推出物联网智慧疫苗接种方案。通过人、机、疫苗的多方联通，提供储存、取苗、接种、留观等全流程无缝连接，能够做到精准取苗零差错、问题疫苗秒冻结、追溯接种全过程。如今，海尔疫苗网覆盖全国28个省市的1000多个接种点，保障几百万儿童安全接种。
不仅仅是打疫苗需要升级，各行各业和各种产品都需要全新升级，升级是一次艰难的挑战，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机会。
02海尔生态品牌建设的思维逻辑
一是满足用户需求至上
以海尔的三翼鸟智慧阳台场景为例，三翼鸟拥有博洛尼、迪卡侬、箭牌等行业知名品牌入驻，能够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提供绿植阳台、健身阳台、萌宠阳台等定制化的场景方案。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二是与合作伙伴共荣共生
既然是生态，就需要各种成员，生态品牌的建设需要各种合作伙伴。各个成员之间共享资源、共创业绩。
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建立物联网生态品牌，必然提升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03物联网生态品牌建设重塑企业组织结构
建立物联网生态品牌的公司，其组织架构会发生巨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员工从“打工者”向“合伙人”转变。合伙人制度能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倒逼企业和员工创造价值。促使员工提升能力，努力奋斗。并以身作则，高度认同企业文化和价值观，遵守企业规则。
二是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满足用户不同层面的需求。
三是管理模式从管控到赋能转变。企业领导需要下放人事、财务、决策权，给予业务部门自主权。
四是激励机制从“员工工作，企业付薪”转变为“员工和企业共创共赢”。生态品牌模式下，员工不再是员工，而是成为了老板，需要创造价值，自付薪水。
这种组织架构的改变，利于实现人希望通过创造价值获得财富的心理，能够充分激发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人类共同的特性。
这也是海尔生态品牌能在世界通行的理由所在。以海尔收购美国GEA为例，收购时，美国GEA严重亏损，而运用海尔模式之后，充分调动了每位员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2020年二季度，美国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也是海尔在物联网生态品牌建设方面实现了用户、员工、合作伙伴价值最大化的结果。
在如今的疫情之下， 社会 经济还未完全恢复，物联网生态品牌正好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新赛道和新机会。谁能又快又好地建立生态品牌，拥抱物联网，谁就能抢先一步，为企业发展迎来新生。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上市，标志着我国的防疫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防控，也意味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对于疫苗的持久性和保护性，这个是让人安心的，首先，疫苗的保护率为80%左右，这个利率已经是很高的了，特别是在现在新冠病毒国内外严重的情势下，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上市标志着疫情的防治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自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人民和国家的生命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但是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中国医疗科研人员不断的作战在一线当中，为研制新冠疫苗的工作不断的努力，终于在现在得到了巨大的突破，现在中国新冠病毒疫苗已经上市，这是一个令中国乃至世界都振奋的消息。
对于中国新冠病毒疫苗的效用，现在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很大的保证，但是具体的效果还得看未来的情况，毕竟新冠病毒经过这一年的传播，有些病毒已经开始得到了净化，中国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是否还会有很大的作用还有待考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关于疫苗的持久性和保护性是非常不错的，保护率接近80%左右，这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特别是在现在疫情在外国肆无忌惮的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的疫苗能够知道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当然，疫苗的保护力非常高了，但是持久性还有待考证，毕竟中国的疫苗经过不断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字体的效果还有待考证，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进行完善，才能够让新冠疫苗不断提高安全和保证，我相信，中国新冠疫苗的上市，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福音，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6月10号前，着重加强第一针疫苗的接种，6月10号到6月30号着重注射第二针疫苗。并不是说就全部暂停接种第一针疫苗，只不过是着重加强第二针疫苗的注射，而第一针疫苗也是可以打的。
1、对于过去发生的新冠病毒，我们国家为了抑制这种病毒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一开始是全员实施隔离在家的措施，紧接着又研制出了疫苗。现在呼吁大家尽量的去接种这种疫苗。一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二是为了保护其他的人。我们都知道，现在国外的疫情还是非常严重的，虽然我国对于从国外回来的人进行了严格的核酸检测，但是也不能完全的保障一例病例都不会出现。所以，现在接种疫苗就是一种很好的防护措施。
2、我觉得大家应该多积极的去接种新冠疫苗，这样我们的身体就有了抵抗新冠病毒的支撑点。而最近的接种疫苗新闻中，有人造谣称新冠疫苗第一针接种即将结束，这也引起了不少的议论，大家都纷纷担心自己接种不上新冠疫苗。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暂停第一针的接种，只不过是把第二针疫苗的接种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而第一针疫苗还是可以接种的。只能说，现在造谣的人不少，我们应该理性对待一些新闻的传播，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对于一些疫苗的政策，我们应当相信准确的信息，而不是空穴来风的信息。现在，接种疫苗的人数还不够多，所以很多地方也纷纷呼吁大家积极的去打疫苗。我想，既然疫苗是用来抵抗新冠病毒的，那我们就应该主动的积极的去接种，而不是等着其他人的鞭策，我们才去接种，毕竟是为了自己好。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指出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疫苗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经查，该公司生产的“狂犬疫苗”存在记录造假等问题。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该公司生产的“百白破”疫苗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被认定属于“劣药”。令人担忧的是，其所生产的25万支百白破疫苗已经几乎全部销售，目前库存仅剩186支。
人用疫苗可以说是人命关天，尤其需要加强监管并确保万无一失。特别是婴幼儿使用的疫苗尤其需要加强监管，否则出了问题就会是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会令涉事个人和家庭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而且会导致无法想象的社会恐慌。过去多地都曾发生过问题疫苗事件，我们认为监管部门可以举一反三，理应会处理好疫苗安全问题。但是，为什么长生生物的问题疫苗“生意”可以蒙混过关并长期存在？面对这家公司生产的问题疫苗，各级监管部门为什么会层层“失守”？这些问题是我们在面对此次事件时不得不反思的课题，也是药品监管不容回避的问题。
首先，种种迹象表明该企业可能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庇护，所以才敢如此有恃无恐和肆无忌惮地屡屡违法。一些观察人士“起底”长生生物的国企改制和上市过程，发现其背后存在明显的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比如，该企业在转制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给了公司高管，存在值得注意的违规 *** 作问题。与此同时，该企业通过多种特殊方式获得了监管部门的审批，得以合法生产多种具有市场垄断性质的疫苗。此外，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制药企业存在利益输送现象，并导致市场供求关系扭曲，出现匪夷所思的“劣币驱逐良币”。
其次，目前对制药企业违法违规的惩罚力度太小，同其非法所得完全不成比例。比如在此次事件中，监管部门是以药品的违法所得和货值金额的三倍来罚款的，但是总计不超过245万元。尽管监管部门对违法企业的罚款已达数百万元，但同其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相比却相去甚远，也无法对违法分子构成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这种力度不够的惩罚使许多企业胆敢铤而走险，不惜通过违法手段牟取暴利。
与此同时，企业的经营者和具体涉事人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作为企业投资者的大股东和董事却安然无恙。这使这些违法企业可以寻找新的“替罪羊”，并很快暗度陈仓地通过资本运作去恢复生产。因此，目前的监管框架无法撼动潜藏在违法企业背后的真正“黑手”，也使制药企业可以“狡兔三窟”地规避政府监管。
面对制药企业如此猖狂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必须一改过去“没有牙齿的老虎”形象，真正建立健全药品安全监管体系，使假药劣药无所遁形，并让患者和民众用得起药、用药放心。为此，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强药品安全监管。
首先，要对违法违规的涉事企业和个人严惩不贷，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对于制药企业而言，必须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并对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要让制药企业及其相关人员认识到，一旦触碰假药劣药的高压红线，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倾家荡产、锒铛入狱和身败名裂。与此同时，要建立健全市场信用体系，加强对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的约束，将违法违规者列入行业准入的“黑名单”。
其次，要加强对药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立体监督，避免监守自盗的现象发生。十八大以来反腐成效显著，但是最近交通、药品等一些系统“塌方式腐败”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为此要进一步增强对药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全方位监督，避免监管部门被制药企业的“糖衣炮d”所侵蚀和攻陷。特别是对制药这种专业性较强和利益牵扯面较广的行业进行监管时，尤其要强化监管部门的独立性。
最后，要建立健全药品追溯渠道和召回机制，确保出现问题的疫苗能够第一时间被召回，避免导致不必要的次生影响和连锁反应。要探索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使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各个环节都是可追溯的。加强药品安全的信息沟通工作，在需要召回和应对时能够及时启动，使问题药品的销售商和使用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和指导。与此同时，要建立相应的应急预案，在发生疫苗造假等典型危机事件时能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避免造成社会公众的普遍恐慌。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目前各级监管部门已经联合响应起来，共同应对此次问题疫苗爆发导致的难题。我们希望在有关部门的全力介入下，问题疫苗会得到妥善处理，并确保接种者们的人身安全。
涉嫌“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是如何跃上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份额的第二位？
“狂苗”事件引爆后，上市公司长生生物64岁女掌门人高俊芳从国企高管转型为上市公司掌门人、家族资产积累达51亿元的经历，不断被人提起。
，2009年至2010年的一次“狂苗”行业大洗牌，给长春长生“狂苗”带来了崛起机会。因中检院检测标准的提高，当时能通过的企业仅有辽宁成大一家，外资赛诺菲巴斯德也退出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狂苗”持续紧缺。其后长春长生及时升级工艺，迅速进入市场。
2012年，重新拿到GMP证书的长春长生，在市场需求和产能增加的作用下，一跃成为业内第三。
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主动抢占市场，2017狂苗批签发量市场份额跃至第二。
如果不是此次狂犬病疫苗事件，长春投资75亿的狂苗生产车间将很快投产，并且手握生产批件的长春长生还将拿到国产四价流感疫苗的“第一桶金”。
然而，此次事件之后，在汹汹的舆论之下，长春长生似乎已经无法全身而退。
“企业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造假，已经造成了公众安全的风险，无论是对于已经接种的民众还是国家疾控部门，影响都是巨大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王月丹表示。
吉林省食药监局已连续多日召开会议，相关药厂人士也频繁出入省局大门。
通报时间是在飞检一周后
7月15日（周日）下午，国家药监局通报称：根据线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飞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据悉，国家药监局在接到线索后，早在7月6日-8日已前往该公司“飞检”，实际通报时间则是一周后。
国家药监局审核查验中心相关人士曾对澎湃新闻透露，“有因飞行检查”的情况大多来自于内部人士举报，在收到线索后中心将会对线索进行初步分析，待确认举报合理性之后会以双随机的形式抽调检查组组长和检查员，组成3-4人的检查小组。
“考虑到廉政问题，一般检查小组成员事先并不知道要检查哪家药厂，而是在到达当地后才能打开密封信封，拿到线索。”相关人士透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称，长春长生的“飞检”源于内部员工举报。
曾是长春长生一线员工的于飞（化名）告诉澎湃新闻，由于疫苗行业专业性高，如果不是内部人士举报，外界很难发现，“算是行业潜规则吧，有的数据记录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检查的。”
另一名在某疫苗公司担任多年高管的资深人士许利（化名）则告诉澎湃新闻，疫苗的生产环节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次检查也总会被查出大大小小的瑕疵，“相当于从80分到100分的区别，也是允许企业不断完善整改的。”
但许利也表示，长春长生此次被发现的可能并非“小瑕疵”，“监管部门轻易不会闹到公众面前”。
长春长生否认50升“大罐”违规
关于事件中造假环节的细节，至今仍无权威披露。
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中援引一名长春长生供销商的说法，称生产记录造假或涉及企业在病毒发酵过程中以“大罐”替代“小罐”所致。
按照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疫苗科普作者陶黎纳的说法，如果将疫苗的生产环节简化，大致为：将狂犬病病毒导入细胞中，让其在细胞中增值，同时需要培养这些细胞，让细胞大量增值，最后收集病毒进行灭活后，添加各种佐剂后做成疫苗。
陶黎纳认为，如果基于上述报道的猜测进行分析，长春长生“作假”的环节便应该是指向“细胞培养”，即药厂通过GMP认证的方案中是使用的是小罐培养，但实际生产中却用的大罐，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
“从普通人理解上来看，大罐小罐的区别似乎并不大，差不多类似于大碗和小碗蒸蛋的区别，但在制药领域中，一个工艺的不经意变更有可能会带来‘蝴蝶效应’。”陶黎纳告诉澎湃新闻。
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药监部门和长春长生方面的证实。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则认为，“如果仅仅是小罐变大罐，药监局不会闹到人民群众面前”。
“前些年，广州诺诚出现过类似问题，但药监局后来评估认为对质量影响并不大，只是让企业先停产，等提交了补充资料之后又恢复了生产，恢复生产后也获得批签发量。”许利说。
7月20日，上市公司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在短信中回复了澎湃新闻有关生物反应器问题，强调公司于2017年拿到50升罐（生产）批件。
2010年的“狂苗大洗牌”给长春长生带来机会
长春长生“狂苗事件”的舆论影响和得以预见的对疫苗行业的冲击，让许利颇为感慨，“不应该啊，国家这几年质控、监管真的做得不错，也得到了WHO的认可，我认为国产疫苗质量还是很好的”。
回顾近年来我国生物制品质控规范、批签发检测项目的改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2009到2010年期间的“狂苗大洗牌”。
陶黎纳清晰地记得，2010年国家提高了生物制品检测标准后，“当时的（狂犬病疫苗）生产企业中，只有辽宁成大一家通过了新检测标准，其他的都不合格”。
资料显示，2009年4月2日，中检院发布《关于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批签发检验增加项目的通知》，决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将对此后申请批签发的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在成品疫苗中实施DNA残留量检测，达不到规程标准要求的将不予签发”。
此次标准改变，将原先要求冻干人用狂犬疫苗DNA残余量的标准不高于10ng/剂提高到不高于100pg/剂。
该通知下达后，曾有多家企业认为当局并未提前给予过渡期，导致2009年之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国内市场只有一家狂犬疫苗企业（辽宁成大）能供应“狂苗”。
这项改革，还直接导致了狂犬病疫苗的发明公司——赛诺菲巴斯德退出了中国狂犬病疫苗市场。
陶黎纳说，巴斯德疫苗当时也未能通过DNA残余量的关，“虽然直到今天，还没有实验能证明巴斯德疫苗的DNA残余量有直接的不良反应”。
检验标准的提高、巴斯德的退出让“狂苗”市场进行了一次大洗牌。
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说，2010年检验标准升级之后，长春长生连同多项检测标准一起，将工艺从原先的转瓶升级到生物反应器，并顺利拿到了GMP证书。
升级后的狂苗生产线产能效果明显，据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信息，2012年当年因更新生产线，产量下降，加上固定费用分摊使得单位成本上升，导致2013年该“狂苗”产品毛利率下降至2190%。但随着工艺成熟，2014年“狂苗”产品毛利率达到7875%，市场占有率跃居行业第三位。2015年1-3月，进入稳定生产后，该产品单位成本大幅下降3371%，毛利率也相应提高至8355%。
从整个疫苗行业来看，超过50%的利润率并不少见。许利对此表示，疫苗受种人群相对固定，市场规模平稳，“利润率不高一些的话没有企业愿意做”。
一名就职于某肝炎疫苗生产企业的员工向澎湃新闻表示，该公司曾研发过狂犬疫苗，但中途停止了，原因便是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生产厂家已经饱和。
安信证券行业报告中曾评价：总体而言，疫苗是医药生物子行业中一门相对不错的好生意。疫苗研发周期长且技术壁垒较高，预防属性决定了疫苗上市后放量的节奏较快，3-5年就有望达到销售峰值。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按照中检院同品种批签发量计算，长春长生年签批发量达到355万人份，已经跃至国内第二，市场份额仅次于辽宁成大，排名前列的还有宁波荣安和广州诺诚。
“山东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增长
长春长生“狂苗”从市场第三上升到第二的过程，不得不提的就是2016年的“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直接导致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修改。
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要求第二类疫苗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在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集中采购，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疫苗生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本行政区域的接种单位。
这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而言都是新的挑战。
长生生物年报中称，“山东非法经营疫苗案”后适龄人群主动接种疫苗的意愿出现下降的情况，同时国家修订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受新政的衔接、实施等因素影响，对公司产品销售短期内也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2016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015亿元，同比增长2852%。
对此，长生生物的解释是：由于产品的刚性需求较强，在疫苗行业整体受到影响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取得了较为乐观的经营业绩。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了2017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二类疫苗集中采购入围名单发现，在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品种中，有辽宁成大、长生生物、广州诺诚、宁波荣安、吉林迈丰、河南远大等主流狂苗生产企业。
上述厂家的疫苗，从价格和针剂次数上来说，每一单支针剂的价格均在40-60元；接种方法上来讲，除辽宁成大为独有的2-1-1（四针法、三次接种）外，其余均为5针法（五次接种）。
陶黎纳多次在科普文章中提及，辽宁成大有接种次数少的优势，而且从完成全部针剂的花费总价上来看也最便宜。
“但实际接种时选择的品牌，决定权在市县疾控中心的采购选择上。”陶黎纳表示，“包括辽宁成大、长春长生在内的几家疫苗厂家，一般都能进省级疾控中心的白名单（招标采购入围名单），在这之后就看县区级疾控中心如何选择了。”
接近长春长生的人士透露，长春长生在此之后自建销售渠道，“原先的代理商成了供销商，实际上就是签个合同，成为公司的销售员”。
陶黎纳分析，对于原先在市场上不占优势的品牌来说，此时更有机会提高品牌知名度。
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中这样描述：2017年，长春长生积极适应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关规范要求，加强销售管理，积极推动新的推广服务团队的整合和销售渠道的搭建，同时通过加强学术推广会议和公司调研，强化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联系，提高公司疫苗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有效地推进了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从财务上来看，该公司当年销售的费用达到583亿，同比增长152%，增长的原因其解释为“营销模式受疫苗流通条例影响的推广费、市场服务费、会议费和运输费增加所致”。
同年（2017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539亿元，同比增长5167%。从批签发量上来看，长春长生已跃居国内第二，占25%市场份额。
除了在工艺和销售上的发展，长春长生投资75亿元的狂苗和水痘技改车间原定于2018年底完工，资料显示，技改完成后，该公司狂苗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人份。
高俊芳：从国企高管到民营疫苗公司掌门人
75亿元的技改车间投资额，来源于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上市后的募资所得。
资料显示，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黄海机械上市后，高俊芳与其配偶张永奎、其子张洺豪一起持有长生生物337%的股份，成为实际控制人。
2017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资产位列820位。
此次“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事件后，高俊芳等人在长春长生在上市之前，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将一家由长春高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长生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发起成立的国企变成家族企业的往事，被人不断提起。
据看看新闻报道，在2003年长春高新董事会决议将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时，在有包括云大科技、福尔生物等多家第三方报价3元/股的价格下，高俊芳得以27元/股的低价受让得到346%的公司股权，转让金额41616万元。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长春长生从国企到民营，经历了十多年时间，期间经历19次股权转让以及2次增资。在此期间，高俊芳配偶张友奎、其子张洺豪等家族成员陆续浮出水面。
不仅如此，在股权的频繁交易中，现任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伟民及其合作伙伴韩刚君也确曾以个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交易，并在完成对高俊芳家族的股权转让后，又悄然退场。
2001年，韩刚君以1932万的价格，从长生所处拿到了长春长生30%的股权，6年之后，韩刚君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深圳豪言（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同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杜伟民的广州盟源（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杜伟民、韩刚君各持股50%）以4370万元从长生所拿下了长春长生068%的股权。
在参与受让长春长生股权6年后，2007年，杜伟民又和韩刚君一同离场：广州盟源以5474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了于广谦。而韩刚君则将长春长生30%股权转让给了深圳豪言，具体金额未透露。2010年，于广谦将全部股权又转让给了高俊芳配偶张友奎。
深圳豪言的背后，是高俊芳家族。据天眼查APP，高俊芳持有深圳豪言51%的股份，深圳豪言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到了2010年，被无偿转让给了高俊芳和张洺豪。随后，深圳豪言被清算注销。
从2001年入场，到2007年离场，杜伟民和韩刚君所扮演的角色，隐于高俊芳家族之后，又在高俊芳资本 *** 控掌握长春长生股权环节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俊芳曾任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财务处处长，1992年长春长生成立，高俊芳即出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次年出任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1996年，母公司长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晋级为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报显示，作为国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后为598万元、84万元（含税），而收购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需支付41616万元。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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