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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出品方：中信证券产城智库——致力于分享优质行业洞察、热点分析、相关产业发展最新资讯。2万字报告，一文看懂数字经济如何帮助中国经济创造新增量！音频：00:0001:15:15♬ 点上方音频可收听朗读
"数字经济发展是科技创新与扩大内需的共同需要。
数字资源是 21 世纪的石油，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数字经济是什么？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 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 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 经济形态。我们理解，基于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我国将不断完善数字生产关系，并产生包 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内的新生产力。"
数字经济的定位：畅通供给，丰富需求。
一方面，数字化改造和善用数据要素将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 盖性特点，能够助力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
另一方面，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均创造了大量经济增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其中既包括以 ICT 行业为核心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也包括数字零售、数字支付等大量数字化消费升级。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和扩大内需双重任务下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从科技创新角度来看，数字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与创新驱动发 展的国家战略相匹配：
前沿研究：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 存储。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 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
“卡脖子”环节突破：高端芯片、 *** 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 业；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等先进制造业。
另一方面，从扩大内需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赋能，成为全面 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领域：
数字消费的进一步升级扩容：从已经十分蓬勃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络娱乐（游 戏，社交，视频等），逐步向教育、医疗、文化等新生活场景演进。借力于数字化， 服务业低效特征正在改变。
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基建的重要一环：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 效的基础设施。重点包括：5G 网络、光纤通信、IPV6、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
数字场景在社会经济迅速普及，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数字化空间巨大。场 景将进一步普及，包括：数字农业与工业物联网，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数字政务与 数字政府，数字物流与数字贸易。
中国已经取得数字竞争优势，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近 40 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与 2005 年相比，15年时 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翻了15 倍，增速惊人。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 年 3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 166%。这远快于 GDP 平均增速 74%，是其两倍还多。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数字经济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增长引擎，数字经济渗透率也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 4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或将超过 40%。
在数字产业化稳步前进的同时，中国产业数字化开展顺利。按照国内习惯分类，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根据江小涓教授的解释，数字产业化指的是数字及相关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数据服务业等。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8%。所谓产业数字化，是指各类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包括数字农业、数字制造业、数字服务业、数字两化融合等广泛的产业领域。从比重上看，目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别占到数字经济的 1/5 和 4/5 左右。
但是客观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仍大而不强。
一方面，虽然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列全球第二，但根据 2018-2019 年数字经济指数，中国得分 362，处于全球第二梯队（第九名）， 德国、英国、美国则都超过 40。
另一方面，中国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同。北京、 上海数字经济占比超过 50%；贵州、重庆、福建 2020 年增速则超过 15%。《“十四五”数 字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 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从“十四五”目标来看，中国对数字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总结来看，“十四五”数字经济目标基本涵盖了数字产业化、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传统数字消费（电商）等多方面，体现了政策层希望全 面开花、蓬勃发展的希冀。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产业化部分）增加值占 GDP 比重要从 2020 年的 78%提升到 2025 年的 10%。静态看需要 53%左右年均增长率，但考虑到“十四五”期间 GDP 平均值增速预计也在 53%左右，实际上是要 11%左右的增速，即两倍增速。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迅猛，ICT 领域国产替代浪潮兴起，互联网领域诞生大量全球巨头，基数也并不低，因此这一目标代表着中国对数字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IPV6 活跃用户数五年目标几乎翻倍。从 2020 年 46 亿户到 2025 年 8 亿户。
千兆宽带用户数五年目标几乎十倍。从 2020 年 640 万户到 2025 年 6000 万户。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五年超三倍。从 2020 年 147%到 2025 年 45%。如果考虑到企业数量的持续增长，实际增速更快。在线政务实名用户数五年翻倍。从 2020 年 4 亿人到 2025 年 8 亿人。
全国网上零售额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在五年时间需要增长 45%和 24%。作为全球第一大网购国，中国仍然制定了不低的增长目标，全国网上零售额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计划从 2020 年的 1176 万亿元和 3721 万亿元增至 2025 年的 17 万亿元和 48 万亿元。
数字新基建，政府指引投资方向，企业把握投资力度
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市场化程度较高
“新型基础设施”概念最早源自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的内涵和外延在近几年不断演进。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新型基础设施”一词，2019 年国家发改委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即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类。2021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点内容，并确立了“加速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适度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的发展思路。
新基建融于整个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过程，总结来就是聚焦两大产业链：通信设施产业链和数据计算产业链。从 2019 年国家发改委给出的新基建定义来看：
1）信息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通信网络、新技术和算力基础设施三大行业，具体到细分行业有5G、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和数据中心等典型的数字产业化行业，即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2）融合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了智能交通和智慧能源等，即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赋能提高运行效率，是典型的产业数字化行为；3）创新基础设施则包括了科技、科教和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其模式类似于建造科研中心、建设高校及打造科技类产业集群，为高新技术事业单位和企业建设配套的传统产业园及相关的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中偏软件应用类行业理论上不属于传统理论的政府基建范畴，其本质属于老基建转型过程中所需要购买的“要素”。信息基础设施中除了硬件类的行业，软件类严格来说并不算是狭义的基建。从传统基建的定义来看，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部分偏软件应用类的行业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其本质是服务于改善公共服务系统效率的一种服务，本身并不是公共服务系统。融合基础设施则可以看作传统基建的数字化转型，部分信息基础设施是转型中需要被购买的服务要素，创新基础设施是为了新基建发展所配套的传统基建。
从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侧可直接发力的内容集中在归属于传统基建概念的行业。大多数新基建依靠企业投资，政府更多是采购的身份：
数字经济中一部分是作为传统基建的补充，例如 5G 基站、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相对“硬”的设施行业，这一部分与传统基建类似，可以由政府牵头发起投资，但在实际建设中国企替代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职责；另一部分是在传统基建向新基建转型过程中所提供的动力和支持，一方面包括人工智 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相对“软”的数据应用服务行业，另一方面则是涉及交通、能源等 在数字化转型中所需要的硬件设施，这部分投资更多依赖企业自身投资，政府在其中的作 用主要是采购相关服务与设备。
新基建市场化程度更高，以深圳 2020 年新基建计划为例，六成资金来自市场，政府投资项目仅占 40%。传统基建项目例如“铁公基”基本上是以政府或国企主导建设的。但是新基建的情况跟老基建不一样，以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紧密相连，而且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这样的垂直行业，因此，新基建项目市场化运作的程度更高。以深圳 2020 年 7 月公布的 4116 亿新基建投资项目汇总来看，社会投资项目 34 个，总投资 2447 亿元；政府投资项目 61 个，总投资 1672 亿元。社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投资占比为六四开。从项目的类型看，5G 网络、卫星通讯、算力设施等信息基础设施 28 个，总投资 2452 亿元；集成电路、8K 超高清、生物医药等创新基础设施 42 个，总投资 1016 亿元；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能交通等融合基础设施 25 个，总投资 651 亿元。我们通过分拆新基建的主流投资项目，认为：5G 基站建设高峰正在过去，数据中心则仰赖企业投资。东数西算虽为国家级战略，但仍然需要企业主导投资。
5G 基站：三大移动运营商主导投资进程，投资高峰正在过去
目前国内 5G 基站投资由三大运营商主导，下游需求增速放缓，投资高峰或已过去。国内 5G 基站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资产项目，其投资基本完全由三大运营商负责。从“十四 五”规划对于 5G 基站提出的预期性指标来看，其要求到 2025 年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 到 26 个，即需要累计建设 377 万个 5G 基站。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已经建成 1425 万座 基站，也就是说未来 2022-2025 年年均需要建设 586 万个 5G 基站，从三大运营商今年 的目标来看，预计 2022 年新建超过 67 万个基站。
数据中心：仍是企业自身投资行为为主，地方政府提供土地财税等支持
按照算力形态分类，可将数据中心分为超算、通用智算以及边缘算力。长期以来我国 数据中心以通用算力为主，超算、智算及边缘数据中心应用和数量还有待增长。当前通用算力是数据中心的主力，按照机架规模计算占比超 90%；超算中心主要应用于国家重点科研领域，商用场景较少；智算中心现有规模占比不高，边缘数据中心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加快，其需求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占比较低的超算中心政府投资比重反而较高
超算中心投资依靠政府意愿、国家资金保障以及企业的技术支撑。从国际经验来看，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和运营资源基本均来自政府，运营管理模式上可以区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直属制以及欧洲为代表的股份制。我国超算中心发展是依托国家科技部“863”支撑计划中关于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所规划，主机研制则由厂商和各省各部委签订合作协议。资金保障方面，国家科技部通过“863”专项资金配套主机研发厂商进行主机研发投入， 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后续运营维护资金保障。技术方面由国防科大、曙光集团、江南计算所 以及浪潮集团等保证我国的超级计算机性能。
地方超算中心的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资金来源部分来自专项债。2020 年山东省专项债（十四期）募资 2 亿元支持济南超算中心项目建设，项目资本金 912 亿元，其他方式融资 1493 亿元。
其中，仅首府城市超算中心项目将经营期内的计算、存储资源经营收入作为债务还款来源，其余两个项目均以厂房、写字楼等物业的出租和出售收入作为还款 来源。募资建设方案没有突出数据中心项目的特点和优势，显示出当前项目主体对经营前景缺乏判断，这种情况在全国比较普遍，这也是地方政府筹建地方政务数据中心的最突出难题。
占比九成的通用中心则主要依赖企业投入
通用数据中心整体投资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政府作为辅助和引导。根据广州市数据中心建设发展指导意见、建设导则及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标准，要坚持数据中心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统筹土地、电力、网络、能耗指标等资源，合理布局建设各类数据中心，优化数据中心存量资源。政府对于通用数据中心可以支持的部分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土地、贷款和耗能指标：中央和全国各地文件都强调地方政府要完善配套的用地、贷款和用能政策。江苏省在《关于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息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要保障用地、耗能指标配额，并推动转供电改直供电。内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的若干政策》中提出对在自治区建设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数据中心项目，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按规定计提各种专项资金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中盟市、旗县（市、区）留存部分，用于支持项目建设。
2）电费优惠：山东省在《山东省支持数据经济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各类数据中心、灾备中心、超算中心、通信基站等执行工商业及其他电价中的两部制电价。对符合规划布局，服务全省乃至全国的区域性、行业性数据中心，用电价格在 065 元/kWh 的基础上减半，通过各级财政奖补等方式降至 033 元左右。根据实际用电量和产业带动作用，分级分档给予支持。
3）引导布局：以河北为例，文件要求优化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的布局和建设，引导超大型、灾备类数据中心向张家口、承德等能源、气候优势明显的区域聚集，低延时、 高宽带为主的大中型数据中心适度向石家庄、廊坊等区域发展。从国家的规划来看，目前的东数西算鼓励大量从事数据存储、离线数据分析等业务的数字经济企业在西部地区部署数据中心或购买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云服务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上海在节能方面提出存量改造数据中心 PUE 不高于 14，新建数据中心 PUE 限制在 13 以下。
数据中心建设仍主要依靠企业投资，地方政府放宽投资优惠条件以吸引数据中心的投资。目前国内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可以分为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为代表的基础电信运营商， 以及 Equinix、Digital Reality Trust、万国数据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依靠资源、资金及技术研发优势，通过培育自主品牌、拓宽国际营销渠道和提供全方位配套的数据中心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数据中心布局。正如前文所分析，数据中心作为新基建其特点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极高，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所能做的更多的是在提供生产要素给予优惠条件从而吸引厂商的数据中心投资。
东数西算：典型的市场主导型新基建计划，政府积极配合和引导
东数西算是国家层面对数据中心的产业规划。从规划看，与此前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思路类似，以国家引导带动资源跨区域合理配置。2 月 17 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 8 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西部地区较东部具有成本优势，同时绿电供应能与数据中心产业形成合理互补。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有广阔发展空间。数据中心作为高耗能行业，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营运成本 50%以上，因此数据中心在国家能耗双控的要求下难以在东部一线城市大力拓展业务，而西部地区却存在新能源电力富余消纳困难的问题，“东数西算”计划配合其较低的用地用能价格能够带来数据中心和西部绿电企业的双赢局面。东数西算除了考虑成本及耗能，亦有考虑到扶持经济较落后地区，西部地区有望培育处理后台加工、 离线分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东数西算核心目标：绿色、高效、科技创新、区域平衡的多方面进步。这一点在《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十分明确：到 2025 年，全国范围内数据中心形成布局合理、绿色集约的基础设施一体化格局；东西部数据中心实现结构性平衡，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降到 13 以下；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高，使用率明显提升；公共云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社会算力获取成本显著降低；政府部门间、政企间数据壁垒进一步打破，数据资源流通活力明显增强；大数据协同应用效果凸显，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批行业数据大脑、城市数据大脑，全社会算力资源、数据资源向智力资源高效转化的态势基本形成，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东数西算背景下，数据中心的投资模式将转变为由地方政府与数据中心企业合资成立数据中心产业园，政府的作用或有限。“东数西算”作为国家级别的规划，未来数据中心的投资模式或将从企业自建/租赁楼宇建设数据中心转向合资合作建设数据中心产业园/基地，地方政府主要提供用地用能其他审批便利。在产业生态方面，由地方政府成立的数据中心产业园/基地围绕数据中心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招商引资，打造数据中心产业集群。数据中心产业园中的核心设备仍需要依靠入驻企业自身投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政策方向指导，地方政府的作用更多是提供用地用能指标以及贷款便利，网络传输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合理的规划形成产业生态集群带动入驻企业的发展。
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三峡建设等国家重大规划类似，东数西算落地上 需要由企业担当投融资主力军。
南水北调工程投资规模约 5000 亿元，启动之初仰赖中央预算内资金投入及国有 银行的银团贷款，并利用了 2003 年的长期建设特别国债。2020 年南水北调集团正式成立，负责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工作、资金筹集、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负责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运行安全和供水安全，筹措后续工程等项目建设投资。
长江三峡工程则创造了“三峡模式”。三峡工程总体建设资金超过 2000 亿元，计 划之初，投融资方案确立为：第一部分是葛洲坝电厂的利润，大约为一年 6 亿元， 三峡工程 2003 年开始发电后的利润也将作为三峡工程的资金投入；第二部分是 三峡基金，在全国用电中，每度电加价 4 厘到 8 厘，每年收入近 40 亿元；第三 部分是商业银行贷款和购买国外设备采取的买方信贷，其中国外信贷为十几亿美 元；第四部分是发行债券，三峡总公司迄今已面向社会累计发行五期企业债券， 共筹集资金 140 亿元；第五部分资金来自长江电力 IPO，进行股权融资。
西气东输工程两期合计投资超过 3000 亿元，由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央企牵头， 进行投融资活动，后续也在 2012 年和 2013 年两次引入集体险资投资。2019 年 国家管网公司正式成立，负责油气干线管网及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 运营，负责干线管网互联互通和与社会管道联通，以及全国油气管网的运行调度。
西电东送工程投资规模超过 5000 亿元，由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牵头，进 行投融资活动。特高压、大能源基地等投资也是由主要央企投资进行招标建设。
政策意义在于引导规划并非亲自下场。东数西算的创新之处在于，此次投资市场化因素将更加凸显，未来包括央企、地方国企、大型互联网企业等多类型企业将围绕“东数西算”的政策方向加强建设。过去数据中心的投资布局主要基于用户需求和当地的综合因素。企业主要是根据市场行为来作出自己的决策，容易杂乱无序，不利于资源的调配和有效配置。“东数西算”出台后，新增的数据中心会尽量按政策方向来布局。当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有自建和租赁两大模式，东数西算的启动形成产业集群会进一步鼓励拥有海量数据规模的企业采取自建模式。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在于引导投资方向以及提供配套设施，短期政府直接参与数据中心建造的模式预计较少。从已有的案例来看，三大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及地方国企已争相在西部建立数据中心。
数字产业化创新：“卡脖子”的关键突破
核心技术是数字经济建设的基石，而我国关键数字技术长期受制于人
核心数字技术可分为三大层级，而站在当前节点，基础数字软硬件的突破或是实现数字技术突破的关键症结。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纷繁复杂，我们认为其核心技术可分为三个主要层级，亦代表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三大步骤，即补齐关键基础技术，拓展核心产业技术，布局下一代前沿技术。核心技术突破是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关键，而基础软硬件的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则是一切数字技术发展的根基。
目前我国在数字经济的基础软硬件，尤其是高端芯片、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领域， 长期受制于人。根据 IC insights 数据，全球前 15 名半导体厂商中，美国有 8 家，中国大 陆地区无一上榜。
基础硬件方面，目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仍无法实现自主可控，对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从元器件、整机设备、软件、测试到组装的各个环节，目前我国均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无法实现自主可控，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巨大掣肘。
目前，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微处理器和其他领先设备中保持了绝对优势，并在研发、 设计和工艺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目前美国公司拥有全球半导体领域最大的市场份额， 达到 463%，其他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中占有 7%至 21%的份额。2021 年全球前十大半 导体供应商，无一来自中国大陆。而在 2019 年的该排名中，我国的海思半导体曾以 1155 亿美元的收入排名全球第 9，市场份额达 28%。而受制于美国贸易制裁，目前海思已经退 出了全球前 25 大半导体供应商的排名。据 IC insights 数据，2020 年中国半导体自给率或在 159%左右，其中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 5%，如果不包括在中国大陆设厂的非大陆公司， 例如台积电、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这个数字将仅有 6%。
基础软件方面，目前我国在 *** 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应用领域缺乏竞争优势。 *** 作系统、工业软件等数字经济基础软件研发难度大、技术门槛高、可靠性要求较高，这导致其研发 周期长、研发费用高、迭代速度慢。高额的研发投入与较长的研发周期形成了较高的行业 壁垒，用户亦对头部软件形成强烈依赖，因此信息技术基础软件形成了强者愈强、赢者通吃的行业格局。以 *** 作系统为例，2019 年国内 PC 端 *** 作系统市场 88%份额被 Windows 占据，9%被 macOS 占据，而其余厂商份额不足 4%。
我国在高端工业软件领域基本被外国软件垄断，中国工业软件竞争力严重不足。以工 业软件为例，在“十四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将工业软 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基础软件与传统“四基”合并为新“五基”。工业软件是现代工业的核心组成，而中国工业软件大多依赖海外产品。具体而言：
研发设计类：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国产化率仅有 5%，国产可用的研发设计类产品仅 能应用于工业机理简单、系统功能单一、行业复杂度低的领域，如国产 CAD 应用与模具、家具家电、通用机械、电子电器等行业。而高端领域，中国 EDA 市场长期由 Cadence、Synopsys、Siemens EDA 三大巨头垄断，整体市场集中度高，前三大企业占比超 70%。
生产制造类：生产制造类工业软件占据国内半壁江山，但在高端中国联通2017年年度报告（节选）
2017 年，公司全面深化实施聚焦战略，以规模效益发展为主线，促发展、控成本、转机制，经营模式转型取得突出效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获得实质性突破，经营业绩实现根本好转，公司在转型发展之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一）整体业绩
2017 年，公司经营业绩成功实现反转并得到大幅改善。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2,4902亿元，同比增长 46%；EBITDA1达到人民币 8170 亿元，同比增长 23%；利润总额达到人民币23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43 亿元，同比增长 1764%。2017 年，公司发生与光改相关的资产报废损失人民币 29 亿元，该资产报废损失不会对本公司的现金流产生任何影响。剔除上述光改相关的资产报废净损失后，公司 EBITDA1达到人民币 8460 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达到 340%，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达到人民币 52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达到人民币 115 亿元，同比增长 6471%。公司围绕提质增效，积极推动精准投资、共享合作与资源挖潜，提升回报。2017 年，公司在确保网络竞争力的同时，资本开支同比大幅下降 416%，为人民币 4213 亿元。得益于收入逐步改善以及资本开支大幅下降，公司自由现金流达到人民币 4921 亿元,同比提升 56 倍。同时受益于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资顺利完成，公司资本实力大幅增强，财务状况更加稳健，资产负债率由上年同期的 626%下降至 465%。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回报。在充分考虑公司盈利状况、债务和现金流水平及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后，董事会建议派发每股末期股息人民币 00204 元。未来公司将继续努力增强盈利能力，提升企业效益和股东回报。
（二）业务发展
发力流量经营和发展模式转型，移动业务高效益提速发展，增速行业领先2017 年，公司大力推动移动业务发展模式转型，创新产品和营销模式，提升新入网用户质量，在低成本、薄补贴的用户发展模式下，移动业务实现提速发展。移动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1,5644 亿元，同比增长 79%，高出行业平均 22 个百分点；移动出账用户净增 2,034 万户，总数达到 28,416 万户；移动出账用户 ARPU 达到人民币 480 元，同比提升 35%。 年内，公司发力流量经营，创新推出并规模化推进 2I2C、2B2C、以冰激凌为代表的中高端套餐等转型产品，细分市场，精准营销，以低营销成本高效触达目标用户，特别是年轻人市场，实现 4G 用户规模突破。2017 年，公司 4G 用户净增 7033 万户，总数达到 17,488 万户，4G 用户市场份额同比提高 37 个百分点； 4G 用户占移动出账用户比例达到 615%，同比提高 219 个百分点。公司加快向“流量+内容”的创新经营模式转型，大力推广流量型产品，叠加内容和权益，释放流量价值，移动数据业务保持强劲增长势头。2017 年，公司手机上网收入同比增长 288%，达到人民币 9214 亿元；手机用户月户均数据流量达到 2433MB，同比增长 3590%，仍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积极布局培育重点领域创新业务，稳定固网业务，打造未来增长新动能2017 年，公司积极推动创新业务规模发展，努力抵消固网语音收入下降和固网宽带竞争带来的压力。固网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9087 亿元，同比下降 09%，基本保持平稳。其中语音收入占比下降至 133%，固网业务结构进一步改善。公司积极发挥与战略投资者的资源互补业务协同优势，围绕重点行业，聚焦重点业务，开放合作，创新激励，共同构建创新共赢的产业生态圈。2017 年，公司在重点创新业务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实现 ICT 业务收入人民币 332 亿元，同比增长 110%；IDC 及云计算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1102 亿元，同比增长 166%；物联网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 141 亿元；大数据业务收入达到 16 亿元。积极应对激烈市场竞争，以“高带宽、大视频、大融合”促进用户消费升级和融合发展面对宽带业务领域的激烈竞争，公司进一步提升网络覆盖能力和品质；利用网络能力优势，以 TV 及视频内容为引领，积极推广高带宽及融合产品，促进用户消费升级和固移相互拉动发展；推动宽带销售服务的互联网化转型，提升客户服务感知；开拓布局家庭互联网、家庭组网等新服务，探索创新服务新模式。 2017 年，公司固网宽带接入收入为人民币 4271 亿元，同比下降 26%。固网宽带新增用户 130 万户，达到 7,654 万户。融合套餐用户在固网宽带用户中的渗透率达到435%，同比提高 49 个百分点。下一步，公司将围绕宽带视频化、融合化、电商化，进一步优化产品，强化运营与服务，激发基层销售活力，不断提升宽带业务差异化竞争力。
（三）网络建设
2017 年，公司坚持聚焦合作和精准投资，高效建设网络。在保持低资本支出的同时，保持了网络质量和客户感知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对业务发展的有效支撑，公司以提升投资回报为导向，充分利用 4G 网络、固网宽带网络存量资源能力，将投资聚焦于重点城市、4G 网络以及高流量、高回报区域。利用大数据监测流量热点，实现精准扩容。在资源薄弱区域积极开展资源共享和社会化合作，以创新模式满足市场需求。2017 年，公司网络能力持续增强，新增 4G 基站 11 万个，4G 基站总数达到 85 万个；固网宽带端口中 FTTH 端口渗透率达到 792%。网络使用效率显著提升， 4G 网络利用率提升至 57%，宽带用户中 FTTH 用户占比达到 77%。聚焦地区的网络质量和客户感知持续提升， 4G 网络平均上下行速率行业领先，移动网络和固网宽带 NPS 持续提升，互联网网络时延指标行业最优。公司持续提升传输、承载网等基础网络能力，金融专网加载 SDN 功能进一步提升大客户业务承载性能和客户感知，骨干网时延继续保持行业最优。积极跟进新技术演进，在 8 个城市推进VoLTE、VoWiFi 和一号多终端等新业务试点，在上海建成全球最大单城 NB-IoT 网络，并全面引入 NFV 技术，为未来发展积蓄能力。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7 年，公司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混改十六字方针，以本公司为平台，推动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借力外部资源及能力，创新商业合作模式，实现战略业务协同；推进机制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市场化激励机制，提升企业活力，以提升公司效益，创造更好的股东和员工回报。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财务实力和投资运营能力显著提升2017 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联通集团老股转让，成功引入 14 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与公司具有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者，并在联通运营公司层面获得资金注入约人民币 750 亿元。所有混改募集资金将由联通运营公司用于 4G 能力提升，5G 组网技术验证、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以及创新业务建设项目。外部资金的注入，有效增强了公司财务实力，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推进与战略投资者深度合作与协同，增强创新发展新动能公司深度挖掘和聚合战略投资者的优势资源，发挥自身基础业务能力优势，聚焦渠道触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零售体系、视频内容、家庭互联网、基础通信等重点领域，推动强强联合，深度合作，打造业务创新发展的新动力。年内，公司借助腾讯及多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线上营销触点，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以低成本获取 2I2C 用户约 5000 万户；与百度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深度合作；与腾讯和阿里巴巴在云业务层面开展深度合作，相互开放资源及能力；与京东、阿里巴巴、苏宁联手打造智慧生活体验店，积极探索新零售业务模式；与各战略投资者在基础通信业务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促进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互利共赢。加快步伐转变机制，强化激励，提高效率公司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深度推进机制体制的创新变革。瘦身健体，精简机构，推动人员向一线流动，打造精简高效的组织体系。推进管理人员市场化、契约化管理，实现职务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推进划小承包改革，竞争性选拔“小 CEO”，搞活激励分配，激发基层内生活力。推出员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将向核心员工授予不超过 848 亿股限制性股票，科学设置各级组织与个人解锁条件，实现当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股东利益、公司发展和员工利益协同。
（五）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
公司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架构，提升执行力，管理和企业管治水平持续提升。2017 年公司荣获多项嘉许，其中包括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联通红筹公司被《金融亚洲》（FinanceAsia）评选为“亚洲最佳管理团队”，被《机构投资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评选为“亚洲最受尊崇电信企业”第一名。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信息生活需求，助力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坚持智慧发展，以匠心建设品质网络，为用户提供速度更快、覆盖更广、感知更优的智慧网络体验。大力拓展智慧生活、智慧产业，提供丰富多样的“智慧+”应用，让公众享受更加便捷、智能的信息生活。深度参与电信普惠服务，落实提速降费，不断推出惠民新举措，缩小地区数字鸿沟。积极开展绿色运营，降本增效，提升发展质量，推动企业与环境和谐共生。物联网是通过装置在各类物体上的SIM卡、传感器、二维码等，经过接口与无线网络连接，可以实现人与物体和物体与物体间的沟通和对话。这种将物体连起来的网络称为物联网。物联网具备规模性、流动性、安全性三个特点。中国移动物联网业务是基于中国移动通信网络向客户提供个性化、智能化、信息化的物联网应用。1 法定数字货币框架需要非银行支付机构参与
法定数字货币尚无统一概念。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将“数字货币”定义为“一种仅仅通过电子方式存在的支付方式……可以被用来购买实体商品和服务”……包括“私人的数字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比英格兰银行更进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多个公开演讲中明确了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多重内涵：法定的、加密信用货币，采用了一系列的算法，并且在支付功能上衍生出更多智能化功能。
为此，央行设计了一套“一币两库三中心”的系统架构，即：以数字货币为中心，设计发行库和存款库，搭配认证中心、大数据分析中心以及登记中心。央行数字货币奉行央行发行、商业银行账户流通的方式，发行库存放人民央行存放数字货币，存款库是商业银行存放央行数字货币的数据库。认证中心对机构和用户身份进行集中管理；登记中心完成央行数字货币全生命周期以及权属登记；大数据分析中心实现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指标检测分析等目标。
商业银行是法定数字货币框架的重要节点，扮演着肩负央行数字货币流通的重要角色。在中国非银行支付机构已经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让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商业银行的补充参与数字货币运行框架是更优选择。原因在于：第一，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实现法定数字货币推广。在商业银行内部，法定数字货币和实物货币存在竞争关系。社会公众倾向于将现金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兑换成传统货币以换取收益，以商业银行推广数字货币的目标难以实现；第二，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避免商业银行重复建设支付应用场景。与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同，目前商业银行的支付场景相对缺乏多元化，再造支付应用场景将会造成资源浪费，同时非银行支付机构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将被浪费；第三，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适当降低商业银行运营成本。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为央行数字货币服务进行必要的软件和硬件升级；另一方面要继续做好传统人民币的存取服务。两套系统同时运营将会增加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第四，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促进商业银行支付工具建设和通道整合。在法定数字货币框架中，商业银行提供的支付工具单一和支付通道复杂可能会降低社会公众使用法定数字货币的积极性。
2 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重塑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角色
在与商业银行的合作过程中，各类非银行支付机构扮演着四类角色。第一类，账户管理者角色。非银行支付机构不能经营存贷款业务，其支付账户中的金额不属于存款，社会公众更容易接受非银行支付机构充当“数字钱包”的角色。同时，非银行支付机构在数字货币钱包及其终端等系统的开发和运营上具备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央行数字货币的顺畅管理、使用，也不用担心存在非银行支付机构挪用资金的风险。第二类，支付服务提供者角色。非银行支付机构拥有包括移动支付、跨境支付、农村支付等在内的大量场景开发、运营经验，和基于场景的支付市场的相对较大占有率。一方面，有实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智能法定数字货币为基础开发出多种产品来满足用户的兑换、支付、存储及相关衍生需求；另一方面，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利用丰富的场景促进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广使用。例如在消费者想要通过央行数字货币进行投资时，非银行支付机构凭借着传统货币投资支付服务的经验和升级的数字钱包，完全可以胜任数字货币投资的专门支付服务提供者角色。第三类，系统建设服务提供者角色。全国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国家处理中心（NPC）和各省（直辖市）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城市处理中心（CCPC），将会在法定数字货币框架下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在法定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长期并存的时期，NPC和CCPC将是双重重要节点。具有较强技术能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作为法定数字货币框架下的次要验证节点对多中心、分布式的系统架构进行补充，继续与NPC和CCPC完成对接。
3 非银行支付机构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的技术对接
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创新伴随着与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对接展开，覆盖数字货币产生、储存、使用、回笼全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基础层技术的对接和交易模块的对接。基础层技术对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基础安全技术方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移动终端交易形式的提供方，需要应用终端安全模块技术，对接统一加解密系统，提供安全存储和加解密运算的载体，为数字货币提供有效的基础性安全保护。第二，在数据安全技术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整个支付体系的一环，在交易传输上，应采用官方统一规定的密文+MAC/密文+HASH的技术方式传输数字货币信息，以确保信息的保密性、安全性、不可篡改性。第三，在交易安全技术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参与记账的高级节点，在交易进行中采取盲签名技术保证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并通过流水号、时间戳等多种方式杜绝重复支付的可能；并通过加解密、数字签名、身份认证等防伪方式确保交易的真实性。
在与交易模块对接时，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做到：第一，与认证中心对接，获取相关数字证书，以及用户身份信息；第二，与可信服务管理模块对接，以便获取数字货币的使用功能；第三，与发行系统与储存系统对接，通过银行库进行数字货币的申请和兑换；第四，与交易通信模块对接，保证用户能基于在线交易通信通过交易网络在智能终端实现在线支付；第五，与登记中心对接，通知记录数字货币交易流水，以完成央行数字货币产生、流通、清点核对及消亡过程的登记。
4 非银行支付机构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的场景对接
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场景对接基于其自身角色的转化。法定数字货币是算法货币、智能货币，因此业务创新和场景拓展是法定数字货币系统的应有之意。非银行支付机构能够实现的场景对接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第一，赋能金融行业，化解金融场景化服务局限。目前，金融场景化服务存在着业务建模不具备普适性、不同主体存在不同管理要求以及参与主体系统对接成本高等局限。非银行支付机构对接法定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通过研发智能合约建立资金流向、触发条件、价值变化规则、收益权登记等行为信息以及对应的资金信息（金额、账户、币种等），化解金融场景化服务的现有局限。非银行支付机构应用数字货币的原子属性和智能合约的原子交易“组装”成业务模型，无需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单独开发平台，并避免了行业平台垄断、信息不公开等问题。
第二，拓展使用场景，提升用户使用体验。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在现有支付场景丰富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法定数字货币的特点拓展使用场景，满足用户的兑换、支付、存储及相关衍生需求。同时，通过聚合应用，用户可以使用非银行支付机构的App对接大量场景和服务。
第三，提升资金安全，打造通用数字钱包。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提供数字钱包服务，通过自身技术打造符合安全标准的数字钱包，保证用户资金安全。可选择的方法包括：央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合作开发一个统一的通用版数字钱包应用，或者授权若干符合资质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提供通用版数字钱包服务的权限。数字钱包可以实现用户在各个商业银行的资金甚至在各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自有账户里的留存资金与法定数字货币的相互兑换。从实现角度来讲，同时，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还可以绑定非银行支付机构数字货币钱包，达到传统账户绑定数字货币钱包的联合管理。
第四，助力跨境结算，搭建安全可靠跨时区联盟链。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深度参与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实现与商业银行、央行的合作。第一，可用支付标准及工具。非银行支付机构参与标准和工具的研究与设立，实现技术上的对接可能。第二，跨境支付业务系统。以央行牵头、商业银行、有资格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参加的业务系统将会有助于实现高效跨境支付。
5 非银行支付机构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框架对接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数字货币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其中有几个焦点问题需要回答。第一，如何确定法定数字货币所有权？这是一切法定数字货币法律行为开展的基础。第一种思路，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是无形物，作为特殊动产，适用《物权法》的规定。例如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刘向民认为，“解决数字货币的所有权转移问题，也应紧紧围绕所有权的公示方式展开。”第二种思路，认为数字货币是电磁记录，适用数据转移与交易的法律。数字货币的本质是电磁记录，电磁记录内容的转移记录在数字货币技术架构的节点中。以节点记录的变化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标准。第二，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问题。除了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提高技术安全等级之外，还应当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系统中的各类主体的数据权利。第三，如何规制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问题？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问题是货币法律框架的必要内容。技术层面上，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应当包括相应的帮助识别、处置与洗钱、恐怖融资的相关机制的技术架构。法律层面上，特定参与者应当具备身份识别信息、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交易记录查询等权利。
我们认为，在构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时还应当考虑在以下方面规制非银行支付机构。第一，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上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法定数字货币参与者身份，搭建技术——业务双层权利义务体系。技术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次要验证节点，可以根据中央银行明确授权下进行代码修改、节点 *** 作、架构存储、交易验证等等；业务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商业银行角色的补充，遵守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均一化”管理，但是在支付之外的场景创新上，充分给予空间，以实现“负责任的创新”。第二，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遵守国家关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一般立法。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中，还应当遵守相关数据保护与个人信息安全的特殊规定。第三，非银行支付机构在扮演出支付服务提供商以外其他角色时会创设许多的新型商业模式，其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商业法律规范和数字货币法律框架进行双重规制。
法定数字货币是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更多的参与主体将会从法定数字货币的智能、加密等属性中获益，创造出更多的应用场景，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有活力发展。未来我司也将会持续关注该领域的相关问题并主动配合监管机构，进一步参与科研、金融、互联网等各行业研究，全力支持央行推动构建中国法定数字货币体系，推动新金融时代的发展。
5G的到来，成为运营商政企业务大发展的契机。在流量等传统业务增长乏力当下，运营商及时以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切入政务、教育、医疗、交通等多个垂直细分市场，有望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运营商竞相发力政企市场
5G时代的到来，开启了运营商新一轮竞争的赛道，下一阶段重点发展政企市场，已经成为运营商的共识。
中国电信曾强调，政企的主要业务是IDC和专线，占比达95%。所以，集团要加大工作力度，加快改革进度，要推动云网融合基础上的政企改革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业务上云、系统上云、网络上云为核心的企业“云改”发展战略。
云网融合不仅满足了运营商网络自身转型要求，也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国电信为企业提供丰富的上云咨询方案、迭代云公司IaaS/PaaS产品和运维能力。以天翼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例，中国电信的5G+NB-IOT+MEC+ABC（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工业PON（无源光网），将为工业互联网提供综合的、定制化的云网融合服务，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缩短研发和生产周期。中国电信与三一重工战略合作，实现全国各处工厂设备的“可视、可管、可控”，生产效率提升15%，人工成本降低15%，生产成本降低20%。
同时，中国电信推动政务上云，参与多省市政务云和城市雪亮工程建设，打造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目前天翼云已构建了省级政务云平台11个，地市级政务云平台100余个。
前不久，中国电信提出要求，各省公司三季度前政企OTN/CN2-DCI接入全部建成天翼云资源池。现在中国电信已把CN2升级为天翼云、第三方云、第三方DC之间高速互联的网络，覆盖了300+城市，接入了110+天翼云资源池和200+IDC，具备6000+MEC边缘云接入能力。
中国电信凭借自身云网融合资源，再次展现了服务政企客户中的巨大优势，也取得了丰厚回报。中国电信今年上半年产业数字化收入高达429亿元，在三大运营商中遥遥领先。
中国移动方面，在去年11月中国移动举办的全球合作大会上，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就指出，政企市场是中国移动四块市场中下一步最重要的一块，也是中国移动着力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大家一起共同推进的一块重要市场。为此中国移动进行了政企体制改革，形成了T型结构和1个政企事业部，3个专业公司以及3个产业研究院的“1+3+3”的政企体系，使得资源高效配置、业务深度融合。
在政企市场，中国移动围绕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推出“网+云+DICT”信息服务，今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政企客户数达到1129 万家，较2019年底净增101万家，政企市场收入为55204亿元，同比增长了184%，DICT收入达209亿元，同比增长553%，中国联通则面向政企市场，聚焦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医疗 健康 等领域，打造多个5G灯塔项目，成功实现了5G应用商业化落地。上半年，中国联通的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6%，达到227亿元，占整体主营业务收入比例提高至16%，成为收入的重要增长点。
政企市场为何成运营商主赛道？
政企业务已经是运营商“三分天下有其一”战略中的关键组成，5H时代，运营商发力政企市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5G时代政企市场尚是一片蓝海。从网络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个人和家庭市场先启动，政企市场后启动,目前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都有各种方式的移动互联网需求。对此，中国移动表示，政企业务已经成为公司增收的主要引擎，是一片“蓝海”。据悉，中国移动政企产品主要有通信+、视频+、办公+、安全+、云+、行业应用+、国际产品七大类，提供金融、交通、教育、工业能源、互联网、医疗农商等八类行业解决方案，可以说每个领域都有巨大的市场待开拓。
二是从市场容量来看，向政企端的市场容量更大。5G时期政企对于通信业务的需求将更加全面，包括基础网络（移动网络+宽带+专线）、移动终端、移动办公、大数据和云存储等。运营商发展政企市场正是希望突破基础通信业务的限制，进军广阔的ICT市场，凭借自身的通信资源和客户储备，开拓新的增长极。
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表示，展望未来各行各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海量需求，将为企业发展带来巨大潜力。
第三，从运营商的能力基础看，面向个人和家庭市场的业务主要基于通用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溢价性较差，而面向政企市场的业务则基于差异化定制能力，溢价性较强。以天翼云为例，天翼云针对各产业定制了个性化的云上解决方案，以云网融合、安全可信、专享定制三大优势特性满足了政务、教育、医疗等各行各业日益多元的上云需求。
开放合作产业生态系统
在运营商整体收入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的大环境下，将经营重心适当转移到政企业务是目前运营商解决增收困境的出路之一。产业互联网成为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东吴证券指出， 5G通过产业互联网改变传统产业，产业互联网基于运营商网络实现产业链全打通，因此运营商在产业互联网中扮演重要角色。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5G未来的发展路径中，产业互联网在政企业务将占据很大一部分，甚至有望超越个人业务，成为运营商收入增长的领头羊。
不过，运营商要想成功抓住政企客户服务市场机会，不会一蹴而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方面，5G网络需要根据2B行业特性进行优化和增强。以车联网为例，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整个5G虽然考虑了车联网，但它首先还是为公众通信而设计的，公众通信跟车联网是不一样的。公众通信是面向广大客户，地域范围很宽，但车联网的通讯地域范围较小，而且城市车联网80%是位于室外的行驶状态，对移动性管理要求更高。因此，5G车联网需要专网需要有专用频率，运营商5G核心网需要根据行业特性进行优化和增强，要满足车联网的要求还是有很大的挑战。
其次，加强伙伴的生态系统合作必不可少。中国联通称，未来将积极培育5G+垂直行业应用融合创新发展。目前中国联通正聚合战投伙伴优势力量，持续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如与腾讯合资的云景文旅 科技 公司，聚焦 科技 、文化和 旅游 ，已形成多个可定制行业产品/模块的产品体系。中国电信日前也联合万达信息、联众智慧、新华三等合作伙伴，发布医疗云专区生态联合方案，共建医疗云生态，涵盖了数字医共体平台、全绩效系统、云HIS、医疗云桌面、5G远程医疗、云HRP系统等六大领域，加速智慧医疗落地。
5G不仅是运营商的5G 更是千行百业的5G，运营商与整个产业共同协作，才能共筑生态系统，共赢发展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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