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市贾汪煤田（）

贾汪煤田位于徐州市东北，分布于徐州市和铜山县境内，呈北东-南西向展布，长28公里，宽2—13公里。陇海铁路横越煤田南部，西距京沪铁路约4公里，各矿井都有铁路支线相通，区内公路成网，交通方便。

贾汪煤田包括夏桥、韩桥、权台、董庄、旗山、大黄山等6个中型井田和23个小型井田。成因类型属滨海泥炭沼泽沉积煤田和湖沼沉积煤田。含煤地层有上石炭统太原组，下二叠统山西组和下石盒子组，分布于贾汪复式向斜。除复式向斜边缘有零星的煤系出露外，均被5—50米厚的第四系覆盖，基本上属隐伏煤田。含煤地层平均总厚372米，含煤系数335%，含煤15—35层，煤层总厚304—2153米。可采和局部可采煤层5—13层，总厚285—1757米。下石盒子组含煤性最好，含煤系数596%，含煤3—11层，总厚443—645米，主要可采煤层1—2层，厚370—507米，为中—厚层煤，单层最大厚度12米。山西组含煤性较差，含煤系数205%，含煤3—7层，总厚140—400米，主要可采煤层1—2层，厚06—29米，为中厚层—薄层煤。太原组含煤性亦较差，含煤系数263%，含煤9—17层，总厚361—530米。主要可采煤层1—3层，厚1—2米，主要为薄层煤。煤层以凝胶化物质为主，只有山西组煤层局部地段丝炭物质占50%以上。显微煤岩类型为亮暗煤至亮煤。煤质牌号以气煤为主，次为肥煤，少量贫煤、无烟煤及瘦煤。原煤分析含：水分1%—3%、灰分76%—25%、挥发分30%—4796%、发热量6400—8500卡/克（1卡=41868焦耳），精煤含碳7838%—8452%。下石盒子组中为中—高灰、低硫煤，山西组中以中灰、低硫煤为主，太原组中以低灰、高硫煤为主。煤岩可选性好，为易选煤。可做良好的动力用煤和炼焦配煤。

贾汪煤田发现于光绪六年（1880）。据徐州矿史记载，当地农民周勉等人，在贾汪以北发现被洪水冲刷出露之煤层，即在王庄、孙家林一带开采露头煤。清末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对煤炭需求增长。左宗棠等人向清朝廷提出了要求开发徐州煤炭的意见，遂有：“令徐州道程敬之对徐州的煤、铁查勘清楚，遴员举办”之旨意。光绪八年（1882）程敬之请南京的侯选知府胡恩燮来徐州筹办矿务。胡恩燮与其友吴之实，延请西洋矿师司巴尔前往勘察矿苗，结果发现铜山县境内煤苗极盛。同年正式设局，先于利国蔡山凿井两座，光绪九年（1883）因水太大中途而止。嗣后，其子胡碧征招致新股，购得当地居民在青山泉开的未透煤层之土井，继续下凿，已打到煤层，因煤质不佳，遂又停工。其后，吴未雄在贾汪开井四座，开采下石盒子组上层煤，从而揭开了徐州煤矿开发的历史。光绪二十四年（1898），胡碧征又招新股，成立贾汪煤矿股分有限公司，日产煤40—50吨。1912年，胡碧征将矿权转让给袁世传（袁世凯之七弟），改称贾汪煤矿公司，增加资本打大井，部分采用机械生产，井深854—110米，矿师刘勋，矿工150人，并修筑由老矿至柳泉的轻便铁路，长15公里，从此运输便利，经营日渐发达。1917—1921年，出煤最旺，日产煤500—600吨。以后几经兴衰，至1933年，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在夏桥创办新厂，开辟新一、二号井，设计年生产能力45万吨，1934年正式投产，年产煤25—40万吨，至此，贾汪煤矿已具有一定规模。1938年，日寇侵占贾汪，改名为柳泉炭矿，进行掠夺性开采，日产最高达2000吨，矿工3200余人，年产煤约22—28万吨。1945年，中华民国军队接管贾汪煤矿。1946年，原华东煤矿股分有限公司收回矿权。1947年，开始建设新桥矿。到1948年，贾汪煤矿年产达56万吨，具相当规模。

贾汪煤矿地质调查工作始于1917年。该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委派赵汝钧、刘季辰对贾汪煤矿进行调查，绘制了1∶10万贾汪煤田地质图，对地层、构造及煤层赋存特征进行了全面调查，著有《调查江苏省铜山县萧县两县矿产特别报告书》，认为含煤地层及煤层特征与山东泽县煤田大致相同，计算出储量14420万吨。这是首次应用地质科学理论在贾汪进行地质调查，是江苏省最早对煤炭储量的科学计算，从此揭开了贾汪煤田地质调查之序幕，并使其后的矿山开发得以顺利进展。1931年，谢家荣教授应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之约，曾先后二次到贾汪煤矿进行地质调查，以陆军测量局1∶5万地形图为底图，制成地质图及剖面图，布置了钻孔，著有《江苏省铜山县贾汪煤田地质报告》，并首次应用钻探成果依不同深度、不同厚度分三区计算出储量13亿吨，其中可采储量1亿万吨。1933年，据此新建了夏桥矿井，并发现了韩桥新区。

日寇为了更多地掠夺贾汪的煤炭，也做了一些地质调查和勘探。1941年，日本兴亚院嘱托地质调查所技师西川兴志男等，首次使用地震法在贾汪进行地质勘探，著有《江苏省铜山县柳泉炭田地震勘探调查报告》。1942—1945年，日本北支那株式会社调查局小贯义男、大山理隆对贾汪煤矿进行了地质调查和钻探，测制了1∶1万地质图，编制了煤层等深线和等厚线图，著有《淮海省柳泉炭田地质调查报告》，总结了含煤地层层序，将煤系分为：夏桥、小湖和屯头三个炭层群（含煤组），共含煤16层。

1947年，矿冶研究所杨世祥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白家驹，对贾汪煤矿（华东煤矿）进行调查，著有《江苏省铜山县华东煤矿调查报告》，指出屯头西南一片平原亦可能有煤，应在大黄山等地进行详细调查。同年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谢家荣等亦到贾汪煤田进行了地质调查，著有《江苏贾汪煤田及华东煤矿近况》，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以往的矿井和钻探资料，布置了一批新钻孔，重新估计了储量，并指出小湖系（山西组）将来可能为一主要勘探对象以及潘家庵、大黄山等地区含煤的可能性，使贾汪煤矿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1948年11月23日，华东财办工矿部矿务局局长柴化周等，到贾汪接收华东煤矿公司，任命徐石为经理。为恢复生产，搜集旧钻机施工生产钻孔。1950年6月，贾汪煤矿收归中央燃料化学工业部，山东矿务局（当时徐州市属山东省管辖），筹划正规的煤田地质勘探，聘请专家进行地质调查和煤田预测。1952年，地质部南京办事处（中国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南京办事处）贾汪煤田地质调查队工程师刘之远、盛金章等，在贾汪煤田南部（潘家庵至大黄山地区）进行1∶5000地形、地质测量，提交了《江苏徐州贾汪煤田调查报告》。该报告系统地论述了贾汪煤田的地层、构造，划分了马庄、吴家、张庄、坡里4个找煤远景区，并布置了普查找煤钻孔，指导贾汪煤矿的钻机寻找小湖系（山西组）煤层。1953年7月，成立华东煤矿管理局贾汪矿务局地质处和钻探队，吕继业任队长，谷声颀任工程师，以钻探为主，山地工程为辅助手段，全面开展了夏桥、韩桥煤矿勘探及潘家庵、大黄山等新区的找煤工作。1953年6—12月，首先在夏桥矿区进行普查勘探，同时根据刘之远等布置的钻孔，在潘家庵矿区施工了2个钻孔，发现了煤系地层；在新桥矿区施工了5个钻孔，发现了5层可采煤；在大黄山矿区施工了2个钻孔，发现了屯头系（太原组）和小湖系（山西组）可采煤2层，从而证实了这些地区为含煤新区，扩大了贾汪煤田范围。1954年1月，重点转移到韩桥矿区进行普查勘探。1954年2月提交了《夏桥地质资料报告》。8月贾汪煤矿钻探队与矿务局地质处合并，改称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贾汪煤田地质勘探队，汪国栋任工程师。该队提交了《韩桥矿区地质报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统一规范要求提交的第一批地质报告，共获得可供利用储量5784万吨，使贾汪煤矿规模明显扩大，并发现了邻区青山泉是一个有远景的地区。1954年1月，谷声颀、孙绍庚、刘海峰等，采用钻探手段开展了大黄山矿区东部详查和西部精查，4月开始对青山泉矿区进行精查，1955年5月提交《贾汪煤田青山泉矿区地质资料报告》，12月由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一二四队（原贾汪煤田地质勘探队，简称一二四队）提交了《贾汪煤田大黄山矿区地质资料地质报告》，共获得可供利用储量124亿吨，扩大了贾汪煤田的规模。在大黄山矿区勘探期间，苏联专家依里亚森克于1955年3月抵贾汪矿务局指导工作，对勘探方法和工程布置提出了具体意见，为勘探工作走向正规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提高储量级别，自1955年4月起，一二四队对夏桥、韩桥进行补充勘探，6月开始对新桥矿进行地质勘探，12月提交了《贾汪煤田夏桥矿井地质资料补充地质勘探报告》和《贾汪煤田新桥矿区地质资料地质勘探报告》。补充勘探期间，在潘家庵地区采用手摇钻进行初步普查。同年10月大黄山矿区东部进入精查阶段，1956年3月提交了《贾汪煤田大黄山矿区地质资料地质报告》。通过对上述矿区的勘探和补充勘探，增加可供利用储量3000余万吨。为了向治淮委员会提供不老河是否压煤的资料，在湖里矿区使用手摇钻进行了三条剖面的基岩揭露，证实了该区有煤系地层存在。

1955年12月，一二四队成立普查分队。1956年1月派范桂庭、吴香荣到三堡一带进行地质调查，提交了《三堡地区地质普查报告》，从该区构造及含煤地层的出露情况分析，推测三堡一带应有煤层存在。随后又派董玉林、李宗泰、温顺华、唐朝信、艾志深等，在贾汪煤田外围开展普查找煤，发现大黄山矿区西南的七里沟、三堡一带属贾汪复式向斜西南延伸的部分，极有可能保存含煤向斜，随即抽调浅钻验证，在七里沟发现太原组煤层，于是确定七里沟为有希望的含煤地区，并继续在该地区进行详查，6月提交了《贾汪煤田七里沟矿区地质资料地质勘探报告》，获得可供利用储量279万吨，远景储量299万吨。

青山泉、大黄山矿区勘探结束后，1956年6月，一二四队孙绍庚、郭宗泰、李懋典等，采用钻探手段开展了潘家庵地区的全面普查勘探，贾汪煤田地质勘探进入第二个高潮，1957年3月提交了《贾汪煤田潘家庵矿区普查地质报告》。随后又将潘家庵勘探区分为权台、湖里、董庄三个矿区，开展精查，同年7月由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徐州办事处提交了《徐州煤田湖里矿区精查地质报告》，1957年9月提交了《徐州煤田权台矿区精查地质报告》，1958年3月提交了《徐州煤田董庄矿区北部精查地质报告（附南部勘探资料）》，共获得储量128亿吨，其中可供利用储量112亿吨，贾汪煤田规模进一步扩大。

为“四五”计划期间在江苏省实现年产原煤1000万吨的目标，徐州矿务局地质勘探队开展了矿区深部及外围的普查勘探。1970年3月，开始在大李庄地段进行勘探，9月开始在潘家庵矿区进行深部精查，11月提交了《贾汪煤田大李庄勘探地质报告》，探明储量754万吨，其中可供利用储量541万吨，1974年10月提交了《徐州煤田潘家庵勘探区（深部）精查地质报告书》，获可供利用储量19亿吨，远景储量4190万吨，又一次扩大了煤田规模。1973年7月，徐州小煤矿指挥部勘探队，在三堡地区开展钻探普查，1975年5月提交了《江苏省铜山县三堡普查地质报告》，获得储量235万吨，其中可供利用储量107万吨。

贾汪煤田普查勘探共投入钻探工程量约20余万米，槽探约4万立方米，地质测量和水文地质测量总面积约900平方公里。截至1991年底，累计探明储量598亿吨，其中可供利用储量59亿吨。至此继续扩大贾汪煤田远景储量的希望已不大。已经查明的煤矿，除七里沟和三堡两处小型矿床近期难以利用外，已全部开发利用，建成大小煤矿27处，设计年开采能力总计约550余万吨，已开采量（包括损失量）约占累计探明储量的39%。

贾汪煤田自发现至1960年，历经80年的开发和勘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10余年来的加速勘探和开发，在过去一片荒僻之土地上，建成了江苏省第一个煤炭工业基地，为江苏省、上海市的工业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带动了一批地方工矿企业的兴起和发展。现在贾汪已经是到处高楼林立，公路成网，工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地区。原来的贾汪村现在已经发展成具一定规模的市镇。

在贾汪煤田普查勘探中，配合使用了电测井，实践证明，采用电测井可以准确地确定煤层的位置和厚度，弥补了钻孔打丢、打漏薄煤层的缺陷。

普查勘探过程中，上级指示变动频繁，勘探工作着重短期效益，对长远目标考虑不足，钻孔质量低劣，打丢、打漏薄煤层严重。上述各种原因，导至一再修改设计，反复补充勘探，既浪费了工程量，也拖延了建设速度。

物联网的概念是在1999年提出的，物联网的英文名： Internet of Things（IOT），也称为Web of Things。被视为互联网的应用扩展，应用创新是物联网的发展的核心，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创新是物联网发展的灵魂。2005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国际电信联盟发布了《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正式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
1990年物联网的实践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施乐公司的网络可乐贩售机——Networked Coke Machine。
1999年，在美国召开的移动计算和网络国际会议提出了“传感网是下一个世纪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发展机遇”。会议上提出物联网这个概念；是1999年MIT Auto-ID中心的Ashton教授在研究RFID时最早提出来的。提出了结合物品编码、RFID和互联网技术的解决方案。当时基于互联网、RFID技术、EPC标准，在计算机互联网的基础上，利用射频识别技术、无线数据通信技术等，构造了一个实现全球物品信息实时共享的实物互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简称物联网），这也是在2003年掀起第一轮华夏物联网热潮的基础。
2003年，美国《技术评论》提出传感网络技术将是未来改变人们生活的十大技术之首。
2005年11月17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上，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引用了“物联网”的概念。物联网的定义和范围已经发生了变化，覆盖范围有了较大的拓展，不再只是指基于RFID技术的物联网。
2008年后，为了促进科技发展，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各国政府开始重视下一代的技术规划，将目光放在了物联网上。在中国，同年11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移动政务研讨会“知识社会与创新20”提出移动技术、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代表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形成，并带动了经济社会形态、创新形态的变革，推动了面向知识社会的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下一代创新（创新20）形态的形成，创新与发展更加关注用户、注重以人为本。而创新20形态的形成又进一步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健康发展。
2009年1月28日，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作为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这一概念，建议新政府投资新一代的智慧型基础设施。当年，美国将新能源和物联网列为振兴经济的两大重点。
2009年2月24日，2009IBM论坛上，IBM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钱大群公布了名为“智慧的地球”的最新策略。此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有分析认为IBM公司的这一构想极有可能上升至美国的国家战略，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IBM认为，IT产业下一阶段的任务是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具体地说，就是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并且被普遍连接，形成物联网。 在策略发布会上，IBM还提出，如果在基础建设的执行中，植入“智慧”的理念，不仅仅能够在短期内有力的刺激经济、促进就业，而且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中国打造一个成熟的智慧基础设施平台。IBM希望“智慧的地球”策略能掀起“互联网”浪潮之后的又一次科技产业革命。IBM前首席执行官郭士纳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计算模式每隔15年发生一次变革。这一判断像摩尔定律一样准确，人们把它称为“十五年周期定律”。1965年前后发生的变革以大型机为标志，1980年前后以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为标志，而1995年前后则发生了互联网革命。每一次这样的技术变革都引起企业间、产业间甚至国家间竞争格局的重大动荡和变化。而互联网革命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所催熟。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计划用20年时间,耗资2000亿-4000亿美元,建设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而今天，“智慧地球”战略被不少美国人认为与当年的“信息高速公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被他们认为是振兴经济、确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该战略能否掀起如当年互联网革命一样的科技和经济浪潮，不仅为美国关注，更为世界所关注。

1990年，施乐公司推出的网络可乐贩售机——Networked Coke Machine，是物联网最早的实践。
199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Kevin Ash-ton教授首次提出物联网的概念。
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及“物互联”这一概念。
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立了“自动识别中心（Auto-ID）”，提出“万物皆可通过网络互联”，阐明了物联网的基本含义。
2003年，美国《技术评论》提出传感网技术将是未来改变人们生活的十大技术之首。
2004年，日本总务省（MIC）提出u-Japan计划，该战略力求实现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连接，希望将日本建设成一个随时、随地、任何物体、任何人均可连接的泛在网络社会。
200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上提出“物联网IoT”的概念，并发布《ITU互联网报告2005：物联网》。
2006年，韩国确立了u-Korea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无所不在的社会（ubiquitous society），在民众的生活环境里建设智能型网络（如IPv6、BcN、USN）和各种新型应用（如DMB、Telematics、RFID），让民众可以随时随地享有科技智慧服务
2009年 欧盟委员会发表《物联网：欧洲行动计划》，系统提出发展物联网的规划和行动蓝图。 温家宝总理视察无锡，提出“感知中国”计划，拉开中国物联网发展的帷幕。 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出台了《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将物联网确定为新增长动力，提出到2012年实现“通过构建世界最先进的物联网基础实施，打造未来广播通信融合领域超一流信息通信技术强国”的目标。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与美国工商业领袖举行了一次“圆桌会议”，作为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IBM首席执行官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这一概念，建议新政府投资新一代的智慧型基础设施。同年，美国将新能源和物联网列为振兴经济的两大重点。 IBM论坛上，IBM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钱大群公布了名为“智慧的地球”的最新策略。此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有分析认为IBM公司的这一构想极有可能上升至美国的国家战略，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 2010年，吴邦国参观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表示要培育发展物联网等新兴产业，确保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该《规划》分现状及形势，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保障措施5部分。

凯文·阿什顿。

英文名Kevin Ashton，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执行理事和麻省理工学院自动识别中心的创始人。

因为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所以也被称为“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曾说过：互联网时代美国第一，物联网时代中国第一。

提出过程：

“物联网”概念最早是他于1998年春在宝洁公司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

90年代中期，艾什顿加入宝洁公司做品牌管理，负责发布玉兰油彩妆系列。当他走入零售店铺巡视时，发现了一种棕色的唇膏总是处于售罄的状态，而库存里却还有不少。

一开始，艾什顿被告知这只是偶然的现象，但经过调查，他发现至少在十家店铺中，有四家存在同样的问题，没有在货架上有针对性的摆放正确的产品。

当时，零售商利用条形码管理库存，但是这并不能帮助他们选择应该在货架上摆放何种商品，因为条形码无法跟踪物品的位置信息。而零售商推出的会员卡中，会内置一种应用了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无线通信芯片。

这让艾什顿产生了灵感，如果在口红的包装中内置这种芯片，并且有一个无线网络能随时接收芯片传来的数据，零售商们就可以获知货架上有哪些商品，及时知道何时需要补货了。

于是，艾什顿开始在宝洁公司的内部讲座中使用“物联网”的概念，认为移动互联技术可以使得万物相连，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这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时作为麻省理工学院（MIT）赞助商的宝洁公司遂派艾什顿与MIT合作进行研究，成立了自动识别（Auto-ID）中心，将物联网的概念变成了现实，专注研究RFID技术以及智能包装系统。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这个词，国内外普遍公认的是 MIT Auto-ID 中心Ashton 教授1999年在研究RFID时最早提出来的。

互联网（internet），又称国际网络，指的是网络与网络之间所串连成的庞大网络，这些网络以一组通用的协议相连，形成逻辑上的单一巨大国际网络。

互联网始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通常internet泛指互联网，而Internet则特指因特网。这种将计算机网络互相联接在一起的方法可称作“网络互联”，在这基础上发展出覆盖全世界的全球性互联网络称互联网，即是互相连接一起的网络结构。互联网并不等同万维网，万维网只是一建基于超文本相互链接而成的全球性系统，且是互联网所能提供的服务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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