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1张5000000元(五百万)的金圆券大概多少钱?

我有1张5000000元(五百万)的金圆券大概多少钱?,第1张

这样的2000一张我收,此回答永久有效,有的就私信我。这个从发行到废除只有9天的时间,是金券最后发行的一种面值,也是金券里最短命的一种面值。

别一提到民国纸币就条件反射的说发行巨大,就说没收藏价值。一些民国纸币不敢说价值连城反正我是买不起。

那些大珍就别提了,

这个,谁能有个全新品相的也是非常牛X的,这是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印的10元,在华北日占地区使用,当时因为时间仓促,现刻钞版来不及,于是就利用北京印钞厂里留存的大清银行兑换券的印钞版,挖掉摄政王载沣像,1元改刻孔子像,5元改刻岳飞像,10元改刻关羽,100元改刻黄帝像发行的。后来很快就从新改版发行小龙票,而大龙票因为发行时间短所以留存量很少。

25年前,有人打算1000元卖我张10块的和100块的,我当时没钱,一周后开支了去找,人家已经卖掉了。现在仅仅这张10块的全新品就能过万,100面值的就更别提了。说不值钱的你有啊。

非常大气非常漂亮的纸币,我觉得这是百年来设计的最最漂亮的纸币,非常有中国特色。在晒个网摘的大清银行兑换券原版,万恶的小鬼子,毁我中国钞版文物。。。。

这个是随行就市的,不是像现在的壹圆=100分的关系。
而且大洋也要看是什么大洋:本洋、鹰洋、龙洋、大头、小头等等都略有差别。铜板也要看是面值十文的铜板还是二十文的铜板。
大约的行市是1大洋兑换90~120枚二十文的铜板。
大洋即是银元
清末:
铜钱 流通历史最长。明、清的“制钱”。民国8年(1919),铜钱流通消失。
银两 有元宝、中锭、小锭、碎银4种。银元流通后,仅碎银通行。因使用不便,宣统二年(1910)银两流通停止。
银元 即银圆,又称洋钱、大洋。辅币是银角。清朝末年,开始通行。先后有鹰洋、龙洋、孙洋(小人头)、袁洋(大人头)和船洋。清宣统和民国期间,银元为国币。1935年后,改用法币,禁止银元流通。
铜元 即铜圆,又称铜板。1枚当10文铜钱。改用法币后,曾有铜元分币(1分=3枚铜元)流通。因法币贬值,铜元被销熔。抗日战争前期,铜元已从市场消失。
兑换券 在明洪武和清顺治年间,用纸币“盐钞”缴纳盐税。1921年,流通中国、交通、四明3银行发行的钞票,票面有“兑换券”字样。
法币 1935年10月起,先后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46元可买稻谷50千克。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到1948年8月,46元只能买稻谷半粒。支付工资,市场交易,以米代币。为挽救经济崩溃,国民政府发行金元券取代法币。
关金券 全称“海关单位兑换券”。因面额大,助长通货膨胀。1945年4月,与法币比价提高为1:25。1948年8月,与法币同时停用。
金元券 1948年8月,金元券取代法币,又以高压手段实行限价,市场物价有过短期稳定。到11月上旬,物价平均每天上涨一倍,以米和黄金取代纸币。1949年4月的谷价比1948年8月上涨294万倍。1949年5月,县人民民主政府通令禁止金元券流通。
不同时期,银元的含银量不同,发行的银元大小也不同。兑换的数目自然也不一样。
民国初期闽省市面流通货币共分银元、台伏(捧番)、小洋、铜元、铜钱五种,而财政厅对于各征收局所收银两,先折合台伏,再折合银元,其互相兑换之市价,通用银元一元得换铜钱一千零二十二文,台伏一元得换铜钱一千文,小洋每毫得换铜钱九十六文,铜元每枚得换铜钱八文。
钱庄货币兑换业务,主要有银元换铜钱,1元银元换1000~1300文铜钱,最多时换3300文。银元换银毫,1元银元换10个银角,每角值铜钱100~130文。
兑换比值 清朝两吊铜钱(2000枚)换银1两。但市面有制钱与杂钱、纹银与次银之分,交易时按商业习惯互有“贴水”。铜元进入市场以后,“当制钱十文”的铜元换铜钱10枚,“当制钱二十文”的铜元换铜钱20枚。银元进入市场以后,每元换辅币10角,换“当十”的铜元300枚,但商店兑换价格不一,市场铜元充斥时,每块银元能换到“当十”的铜元320~360枚。民国28年11月,安徽省政府规定每元法币兑换“当十”的铜元200枚,次年改为兑换100枚。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革命根据地群众利益,制定了各革命根据地货币的收兑比价,并一再延期兑换。1950年,县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黄金每两(16进位制,每两等于31.25克)95元,白银每两1.25元,袁世凯头像银元每枚1元(以上均已折成新人民币)。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宝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据上海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王的绍兴人在南市咸瓜街开了家叫“宝裕”的酒栈,除了经营绍兴黄酒批发,还经营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俩各拆“宝裕”招牌中一个字,分别开设“王宝和”与“王裕和”酒店,并均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中讲:清咸丰年间,“宝裕”的王老板为提高酒店的身价,促进黄酒销售,经常邀请上海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到酒店吟诗作画,留下的笔墨则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赠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宝裕”消费。这一 *** 作方式引起了喜欢装斯文的文人骚客的欢喜,他们经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当时还有人对“宝裕”酒券作诗云:“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上海商家最早发行酒店代价券的记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宝裕”发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宝裕”酒券存世。
2 妓院发行的“轿饭票”
对许多人来讲,“轿饭票”一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收藏界,尤其是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讲,“轿饭票”则是一个诱惑力很强的东西,目前存世的轿饭票不多,精品更少,单枚普通的轿饭票可以卖好几百元,而珍稀品种则以“千”论价。
实际上轿饭票是清末民初上海高档妓院、妓女自制的铜质代价币。清代和民国初,中国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银元,银子价贵,当时一位全劳力男工一月的收入为3-5元银元。银元犹如今天的百元大钞,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同时流通辅助货币——铜元,铜元价贱,1元银元可兑2000枚以上的铜元,所以铜元又像今天的分币或角币,携带和使用依然不方便。
清末的上海是中国妓业最发达的城市,业内规定,雏妓出局必须由“乌师”(即琴师)肩掮而去,这种制度在民国初被废除;长三妓女出局,则必须有娘姨跟班,雇轿出行。业内还规定,轿夫抬轿一趟收舆肩费每人20文,一顶轿子两个轿夫共40文,往返一趟就是80文。通常,一个下午或晚上,长三妓女可应多次局,于是跟班娘姨必须随身携带数百文支付给轿夫的铜钱,当时约75枚铜元合一市斤,几百枚铜元就有几斤重,随身携带铜元也不是一件方便的事,于是有妓家请铜匠定制代币,每枚代币上镌有妓女的花名,以及“铜元念枚”(沪方言二十的发音和写法),作为支付轿夫饭钿的凭证,轿夫可以凭券到该妓女所在的妓院账台上兑换20文铜元,这种代币也被叫作“轿饭票”。轿饭票的信誉很好,妓院相近或与妓院熟悉的商店都愿意接受轿饭票,于是,轿饭票也成了上海部分地区的流通货币。
妓院和妓女欢喜标新立异和相互攀比,所以每个妓女的轿饭票形状不一样,有花篮、方胜、销片、葫芦等形状,用材和制作也日益精致,许多轿饭票的制作成本远远超过了它的面值——“铜元念枚”。到了民国初年,随着轿饭票品种不断增加,它又成为民间收藏家竞相收藏的宝贝,妓家以高于面值的成本制作的轿饭票“只出不进”,就停止制作。据《晶报》统计,上海有轿饭票品种约200种,我也只见到过二十几种。
3 形形色色的礼券、兑换券
“钞”的本字是“抄”,是抄写、誊抄、印刷的意思,后来“钞”或“钞票”指纸质印刷货币。虽然今人把中国钞票的历史追溯到宋代的“交子”,但实际上“交子”只是一种代表价值的凭证,相当于银行开出的支票,而不是流通货币。近代以后,外国设在中国的银行发行标有面值的纸钞,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7号正式开业,1898年发行以银两为面值的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和以银元为面值的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纸钞,以后共有12家商业银行获准发行纸钞,这种纸钞上印有“宝钞”或“兑换券”字样,同时还印有如“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之类的文字,这种纸钞实际上也是“兑换券”,是一种代价券,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持票人可以持票到票面上指定的银行兑换与面值相同的白银或银元,银行必须遵守诺言——“认票不认人”,“见票即兑”。当然,由于纸钞携带、使用方便,一些信用好,资本足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被商家和市民接受而直接进入流通。 4034
4 舞厅的舞券
近代上海是商业高度发展的城市,代价币或代价券的形式立即被商家利用为商业手段。如当时商业交往中,有的商家企业为了拉拢有业务往来单位的业务员,逢年过节要向业务员送礼,如送礼品的话,可能有不受对方欢迎的尴尬;直接送钱,有可能被对方拒绝;最好的礼品就是可以到商场直接购物的礼券。于是上海的一些大公司就发行各种面值的礼券,商家企业向大公司购买礼券作为礼品赠送给客户,而客户可凭礼券到大公司购物,多方方便,几家得益。
代价券印发得较普遍的是舞厅,它既是一种门券又是一种代价券。旧上海的舞厅一律购券入场,场内的如饮料服务也持门券购买,而且,上档次的舞厅设有陪舞的舞女,舞女没有工资,客人的馈赠是舞女的主要收入来源,舞厅与舞女之间有约定,舞女不得收受客人的现金馈赠,只能接受舞厅出售的舞券,舞女再以收到的舞券到账台上调换现金,通常舞女可以提取舞券面值的四成,另外六成则归舞厅所有。按规定,客人邀请舞女伴舞支付舞券一张,而实际上,客人对自己钟爱的舞女支付多倍的舞券是司空见惯的,据说,一位进出高档舞厅的优秀舞女,月收入超过2000块大洋是很普遍的事。
5 代价券泛滥的1939年
大多数上海人应该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一种谣言,说是人民币的分币中含有白银,部分地区的部分人在以高于面值的价格大量收购分币,熔化后提炼白银,瞬刻间造成上海分币严重短缺的现象,分币不足而使商业无法找零,严重影响正常的商业和社会秩序,如你拿一角的钞票乘公交车,售票员无法找零,只好不卖票。中国人民银行紧急大量印刷发行纸分币,才缓和了找零困难的问题。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除苏州河北岸的租界外上海全部沦陷,租界犹如被大海包围的“孤岛”,抗日志士继续利用这个“孤岛”进行抗日活动。日伪为了破坏租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派人在上海大量收购铜元,“孤岛”时期的租界立即因辅币不足而处于混乱状态。到了1939年6月,零钞紧缺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商店无零钱找给客人,只得以针线、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充零钱找还给客人。过了一段时间后,许多人家中堆积了许多使用不完或根本不需要的小商品,他们再也无法接受商店以小商品代替零钱找零的办法,于是,有的商家只得购进大量小面值的邮票,以邮票代替找零。实际上许多人家也根本用不了许多邮票,市民又联合起来抵制商家以邮票找零的办法。有一种1939年上海聚成永油粉号(桐油石灰店)印制的代价券上还印有这样一段说明:
兹因邮票易于损毁,授受之人时起违言,工商仕人等受无妄之损失者不胜枚举,睹此情状,实可伤心,故以代价券找零,请受者无拒,以待分币发行,即将此券实行收回。
任何一家商家涉及找零,无零钞找零严重影响商业和社会秩序,而动荡的局势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又使租界无法顾及到这一点,1939年后,有的大公司联合起来统一印制和发行小额代价券,代替辅币找零,小的商店则自行印制代价券,而更小的烟纸店本来需找零的额很小,不肯出大价钿去印制代价币,干脆找一些废纸,刻几枚有“一分”、“二分”的图章,再打上商店或店主的私戳,就充当代价券使用。一些代价券的背面还印有说明文字:
敬启者,近因市上铜元缺乏,对于惠顾诸君购货零找深感不便,本号为便利零找起见,特出临时代价券……
据不完全估算,1939年至1942年的3年时间中,上海各商家印制、发行的代价券在2万种以上。
代价币、代价券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流通货币,只是商家制作、发行限时限地使用的有价证券。现代,电子货币已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商家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制作、发行的固定面值,或可充值的各种磁卡,如公交的“一卡通”,商家的“便利卡”等,是一种现代版的代价币。
钱即货币,据考证,钱字本作“泉”,取其流行周遍的意思。今日银行业行话把钱讲作“通货”,就是流通货币的意思。本文以上海为主线,介绍旧上海是怎么用钱的。
银两和铜圆
古代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银本位制”国家,白银是货币的本位,白银的货币单位是“两”,作货币时讲作“银两”。白银的价贵,一个男性全劳力的月收入一般在1-2两,在偏远的地区,一亩土地的价格只不过几两,所以银两的日常使用很不方便,如果拿了一块约一两的银子去买东西,日常生活用品仅值几分银钱,于是店家就要把你多付的银子称还给你,一般的情况下,碎银不能称到该还的钱的分量,于是只好用专用的铰刀把碎银铰碎,直到称到该付还的分量为止。今天人们把店家付还客人多付的钱讲作“找”,所找的钱讲作“找头”,据考证就是“铰”的讹读和讹写。
银子价贵,于是同时流通一种辅币——辅助用币,就是铜钱,铜钱通常为圆饼状,中间开方孔,俗呼“孔方兄”,在清道光以前,一两银子一般可兑换1500枚铜圆。铜圆的价贱,但3枚铜圆就可以吃上一顿不错的早餐,10枚铜圆足以混一顿中饭或夜饭,古代千枚铜圆相串称之一“贯”,这个“贯”就是“串头绳”。昆剧传统剧目《十五贯》描写肉商尤葫芦借得本金十五贯,星夜醉归,被赌徒娄阿鼠谋财害命的故事,古代铜钱每斤约75枚,每贯千枚重10余斤,尤葫芦单身携约200斤铜钱星夜醉归,娄阿鼠只身盗约200斤铜钱潜藏,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于是后人对《十五贯》故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表示极大的怀疑。
白银价贵,使用起来不方便,而铜圆价虽贱,使用起来也不方便,于是人们习惯把5枚铜圆相串,讲作一“花”,犹如今天的公交车售票员,收进“一角”的角币后就将10枚角币用纸相包,作一元钱的“找头”一样。今天的吴方言把“几多”、“多少”讲作“几花”,就是从古代铜圆的使用方式来的。
墨西哥铸鹰洋
墨西哥合众国建立后,逐步恢复银矿的开采与银元铸造。约1860年后,墨西哥银元开始进入中国,进入上海,被上海人叫作“墨西哥银元”,省称“墨银”或“墨洋”。它的正面图案是一飞鹰抓一蛇,于是又被叫作“鹰洋”,也许“鹰”的笔划太繁了,也被以谐音写作“英洋”,以致后人误以为它是英国铸银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白银和银元是上海的通货和贸易结算货币。在习惯上,通常大宗贸易是以银两结算的,如政府的借款,对外订货等,而小额的民间贸易通常以银元结算。既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而又同时流通的货币,货币就会产生浮动的比价。当市场需要银元时,银元价会上升,反之,则会下降。但是,这种比价一般只限于“厘”(两的百分之一单位)之间浮动,于是银元的行情就被讲作“洋厘”,老上海把行情讲作“洋厘”也是从这里产生的。不过,沪语“钿”与“厘”的发音十分接近,今人已弄不清“洋钿”与“洋厘”之间的差别了。
近代以后,上海日常生活中主要用银元和铜圆。1860年时,一银元约可兑1500枚铜圆。到了1925年,一银元约可兑2400枚铜圆。二者之间比价很大,而其间又没有(或缺少)中间货币,这给生活带来不少不便和麻烦,如当时买一副大饼油条只要6个铜板,如你身上只有一块大洋,也许你就有可能因对方无法找兑而吃不到。于是上海街头随处分散着许许多多的exchange(兑换店,也称“钱庄”),随时可以银元兑铜圆,也可以用铜圆兑换银元,店主为客人提供服务,他也以货币差价赚点微利。1933年出版郁慕侠著《上海鳞爪·兑换铜圆》中讲:各烟纸店除出卖烟纸杂货外,而兑换一项,也是它们的主要营业。且辗转之间所得盈余比较烟纸来得多,故一店生意的盛衰全靠兑换的多寡而定。
西班牙铸本洋
公元1521年墨西哥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统治墨西哥时期,他们利用墨西哥丰富的银矿铸造银币,这种银币先流入欧洲,又通过欧洲对远东的贸易流入南洋,大约在明代后期从南洋流入中国的广东、福建一带。其正面图案是西班牙国王头像,背面是垂双柱的西班牙皇室徽记。广东、福建一带称外国为“番”,称外国人为“鬼子”,于是这种银元进入中国后被叫作“番银”、“鬼头洋”、“双柱洋”等名,清康熙开放海禁后,又大量传入上海,上海人称其为“洋钿”,就是外国钱的意思,今天沪语把钱讲作“洋钿”,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开禁后不久,上海港成为中国近海航运的枢纽和贸易的集散地。开始,商人仍习惯以银两作为贸易结算,但是银子使用也有很大的麻烦,首先就是银子的成色。各地进入上海的白银成色不统一,更有不法商人故意在白银中掺铅再当作纹银流通,所以交割前必须对白银进行鉴定;而洋钿有固定的成色、重量、图案,在没有专门的铸币机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造假,于是上海最大的贸易行——豆业规定一律以银元作为贸易的结算本银,即一律以银元作贸易的结算货币。于是,西班牙洋到上海后又被叫作“本洋”,成为上海贸易的结算货币。当然,银洋使用起来也比银子方便多了,它也成为上海的主要流通货币。
1821年,墨西哥革命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建立了墨西哥合众国,原来西班牙统治时期的银元也停铸了。清朝,百姓和商家以白银交税,国家有专门的“银炉”将收上来的碎银熔化后铸成50两一锭的“元定”后上交国库,大量的“本洋”被熔化。到了约1850年时,“本洋”的数量急剧减少而成为民间的收藏品,价格也不断上升。按惯例,银元与银两均是称重作价的,一枚银洋实重库平银七钱三分,其即等于七钱三分的纹银。当“本洋”减少后,它的价格上涨,最高时“本洋”价等于自重的二倍,“本洋”已无法作为货币的本位使用,于是就退出了流通。人们又开始使用银两和铜圆了。
纸钞和钞票
银元在使用和携带上比银两方便多了,但是,长途大量携带依然不便和不安全。比如从上海到北京公出或购货须带100元银元,其实重约等于3公斤,如带200元,那就是6公斤。于是西方在华的银行就发行纸质的“兑换券”,如你要携款外出,可以到银行换取等额的“兑换券”,到了目的地后,可以凭券在指定的银行兑换等额的现银。信誉好的银行发行的“兑换券”,可以确保你持券在任何时间兑换等额的现银,它因而被社会接受而成了通货。“钞”的本义是印刷,诗集的印刷品称“诗钞”;“票”是书写在纸上的凭证,于是这种兑换券也被叫作“纸钞”和“钞票”,它最初是指纸质货币,现在则成了货币专用名词。旧中国有多少外资银行发行过兑换券已难以统计了,我见过的就有: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德华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十数家发行的纸钞百余种,现在这些纸钞均已成为集藏珍品。
白银风潮和废两改元
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业,不久即仿西方银行制度,发行面值一两、五两、拾两、廿伍两、伍拾两、壹佰两;一元、伍元、拾元、廿伍元、伍拾元、壹佰元等纸钞。之后,中国又有大清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浙兴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南银行等12家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获得发行纸钞权。不过,这些纸钞都是兑换券,不是法定货币,白银和银元才是真正的通货。
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世界连续多年发生经济危机,美国也受冲击而发生严重通货膨胀。1933年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决定采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保护美国利益,并计划以“金三银一”的比例,用13亿美元向世界收购金银,作为国库储备,于是引起世界银价上涨,而银本位制根深蒂固的中国首当其冲。当时,将白银运到美国可获20%的利润,于是在华的商行大量套购白银出口。南京政府为了应对白银外流,立即通过增收白银出口税7%的提案,但所增加的税率仍赶不上世界银价上涨的幅度,不久又公布“废两改元”法,即取消银两作为通货流通,一律以银元作为流通货币。但是,中国的银元价仍低于世界银价,商家又套购银元出口。
通货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上海的银行、钱庄为保护自己,就紧缩放贷款,而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支持,资金周转失灵,商家则被迫以“大拍卖”、“大减价”的方式倾销商品,回笼资金,据1935年统计,上海受此影响而倒闭的工商企业1065家,银行、钱庄因无法收还已倒闭企业的资本,也跟着倒闭——这次事件史称“白银风潮”。
为了防止事情进一步恶化,南京政府又通过新的货币法案——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6家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取消白银、银元为流通货币,法币一元等于原银元一元,合白银234 93448克;同时取消已获准发行纸钞银行发行的纸钞,即规定“法币”为中国唯一的法定货币。
这次货币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银本位制,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局面。不过,好戏还在后头。纸币可以随意印刷、发行,但必须有度——遵守经济规律和规范。1946年后,蒋介石政权为弥补财政、军费不足而滥发纸币,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最终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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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的代价币和代价券
对现代青年来讲,“代价币”、“代价券”可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于公交公司发行的“预售票”,出租汽车公司出售的“乘车证”,大型企业印制的“饭菜票”就比较熟悉了。这些由商事机构制作、发行的有固定面值,限于一定范围内流通使用的票证均可称代价币或代价券。在习惯上,纸质的称“券”,非纸质的称“币”。
一般讲,当货币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家为经营上的方便,可以充代货币使用的币或券也会随之产生。不过,中国的代价币历史始于何时,似乎并没有人去作认真的研究。近代上海是发行流通代价币最多的城市,上海代价币也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有趣的课题。
1 上海最早的“酒券”
“王宝和”是上海著名酒家,据上海方志记载,清乾隆年间,一位姓王的绍兴人在南市咸瓜街开了家叫“宝裕”的酒栈,除了经营绍兴黄酒批发,还经营堂吃。到清末,因兄弟分家,兄弟俩各拆“宝裕”招牌中一个字,分别开设“王宝和”与“王裕和”酒店,并均为上海名酒店。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中讲:清咸丰年间,“宝裕”的王老板为提高酒店的身价,促进黄酒销售,经常邀请上海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到酒店吟诗作画,留下的笔墨则由酒家收藏,而酒家另赠酒券若干,任何人可以持酒券到“宝裕”消费。这一 *** 作方式引起了喜欢装斯文的文人骚客的欢喜,他们经常作客酒店,以所得酒券送人。当时还有人对“宝裕”酒券作诗云:“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上海商家最早发行酒店代价券的记载,不过我没有见到过“宝裕”发行的酒券,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宝裕”酒券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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