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就业持续增加，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消费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要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二、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5）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是“十二五”时期的重要任务。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防范各类潜在风险，避免经济大的起落。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各项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6）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
（7）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机制，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十二五”前期要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完成并发挥效益。发挥产业政策作用，引导投资进一步向民生和社会事业、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等领域倾斜。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引导投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用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准入标准，有效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促进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最终需求。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加强和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防范投资风险。规范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
三、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8）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实施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大粮食主产区投入和利益补偿。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现代种业，加快农业机械化。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促进园艺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规模种养，加快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流通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发展节水农业。推广清洁环保生产方式，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9）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按照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水利为重点，大幅增加投入，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推进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搞好抗旱水源工程建设，完善农村小微型水利设施，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继续推进农村电网改造，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公路、沼气建设，继续改造农村危房，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和均衡发展水平，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加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标准。深入推进开发式扶贫，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扶贫投入，加快解决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贫困问题，有序开展移民扶贫，实现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10）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在产区布局，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
（11）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加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经营组织化程度。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按照节约用地、保障农民权益的要求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和宅基地管理机制。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社区银行，发展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和小额信贷，健全农业保险制度，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集体林权和国有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完善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认真总结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积极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途径。
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12）改造提升制造业。制造业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完善依托国家重点工程发展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提高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提升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促进企业组织结构优化。
（13）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判断未来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突破重点领域，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发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引领支撑作用，实施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推动高技术产业做强做大。
（14）加快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推动特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15）加强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加快新能源开发，推进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加强电网建设，发展智能电网，完善油气管网，扩大油气战略储备。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发展，构建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推进国家运输通道建设，基本建成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发展高速铁路，加强省际通道和国省干线公路建设，积极发展水运，完善港口和机场布局，改革空域管理体制。
（16）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发展和提升软件产业。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加强重要信息系统建设，强化地理、人口、金融、税收、统计等基础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实现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推进物联网研发应用。以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为重点，大力推进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整合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和管理能力。确保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17）发展海洋经济。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科学规划海洋经济发展，发展海洋油气、运输、渔业等产业，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强渔港建设，保护海岛、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环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18）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加大支持西藏、新疆和其他民族地区发展力度，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挥产业和科技基础较强的优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发展。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改善投资环境，壮大优势产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强化交通运输枢纽地位。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发挥对全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自主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加强和完善跨区域合作机制，消除市场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实行地区互助政策，开展多种形式对口支援。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加强国际通道、边境城市和口岸建设，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
（19）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对人口密集、开发强度偏高、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的部分城市化地区要优化开发。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化地区要重点开发。对影响全局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对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要禁止开发。基本形成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划体系，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和利益补偿机制，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
（20）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
（21）加强城镇化管理。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注重在制度上解决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
加强土地、财税、金融政策调节，加快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合理引导住房需求。强化各级政府职责，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增加中低收入居民住房供给。加强市场监管，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抑制投机需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六、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22）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把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强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完善节能法规和标准，健全节能市场化机制和对企业的激励与约束，实施重点节能工程，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抓好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节能。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增加非化石能源比重。提高森林覆盖率，增加蓄积量，增强固碳能力。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建设。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和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制度，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2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加强规划指导、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完善法律法规，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加快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加强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鼓励产业废物循环利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开发应用源头减量、循环利用、再制造、零排放和产业链接技术，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
（24）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全面实行资源利用总量控制、供需双向调节、差别化管理。加强能源和矿产资源地质勘查、保护、合理开发，形成能源和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强化规划和年度计划管控，严格用途管制，健全节约土地标准，加强用地节地责任和考核。高度重视水安全，建设节水型社会，健全水资源配置体系，强化水资源管理和有偿使用，鼓励海水淡化，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
（25）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以解决饮用水不安全和空气、土壤污染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强综合治理，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落实减排目标责任制，强化污染物减排和治理，增加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种类，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加大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有效控制城市大气、噪声污染，加强重金属、危险废物、土壤污染治理，强化核与辐射监管能力。严格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强化执法监督，健全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科技和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污染者付费制度，建立多元环保投融资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26）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巩固天然林保护、
此文系作者和于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合作。原载《国土资源》2006年第3期
综观世界上矿业发达国家的矿业管理、矿产资源保护经验，如美国的石油基地储备战略、原苏联实施的行政加技术管理、印度尼西亚的合同管理都有其共同的特点：明确规定矿产资源国家所有；勘探、开采许可证管理相当集中；开发监督相当广泛、深入；对矿业违法活动不但要进行严厉经济处罚，有的甚至责令停止，而且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以市场经济法则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美国最为典型。自1807年颁布实施的《铅矿出租法》以来，其矿业立法及其矿产开发管理制度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美国依靠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与之相伴，美国的矿产开发管理制度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演变过程，即由单纯鼓励开发的“自由进入”政策，逐步转变为目前的政府集中管理控制，达到所谓“理智”地综合利用、保护开发各种矿产资源的目标。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不久，国内经济处于重工业迅速发展时期，对矿物原料的需求急速膨胀，同时大片西部领土也亟待开发。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为鼓励人口西迁，对公有土地的矿产勘查和开发工作，制定了特别的“自由进入”政策，只要在某一土地上发现矿点后提出申请，办理简单的登记手续（现场立桩标界），就可获得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采矿的特许权，甚至连矿区使用费也不交。实际上政府对矿产开发活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1872年《通用矿业法》的颁布实施，限制了某些矿业活动。进入20世纪，美国政府关心的重点转向保证本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对矿物原料的需求，对某些矿产的开发实行矿产勘查许可证和矿地租借制度，并于1920年出台了《矿地租借法》。同时，为充分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对某些已知矿床的开发活动实行竞争性的投标制度，其中环境影响和开发盈利程度、矿区使用费等都是投标中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先后通过了《材料法》（1947年），《外大陆架土地法》（1953年）（1978年又进行了修订），以及《深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1980年），无论出于何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都从不同侧面完善、补充了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方面的规定，使各种矿业活动均有法可依。
为满足经济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保护或鼓励某类矿产的开发，实行灵活的经济调控手段，如矿区使用费，按1970年修订的《矿产租赁法》规定，在公有土地上开采可租赁矿产时，要交纳矿区使用费，具体计算办法和标准由联邦政府有关部门确定。因矿种、开采条件、市场供求状况不同而异，对需要鼓励开发的地区（如偏远落后地区，急需增加就业机会的地区），有意识地降低矿区使用费率、采掘税率，提高资源耗竭补贴率。而对那些需要限制开发的矿产和地区，则采取相反的经济调节政策，以保护矿产资源和环境。为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扩大国内矿产生产，美国政府还制订并长期坚持执行“战略矿产储备计划”，建立国家的矿产战略储备地，如只准勘查不准开采的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地。
日本，与世界上其他同等人口规模的国家相比，无论从其矿物的蕴藏总量还是从人均占有蕴藏量来说都是比较贫乏的，特别是石油、煤炭、铀等能源资源尤显缺乏。因此，在资源开发方面，政府和企业一直采取经济援助、技术支持等方式，谋求国外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甚至不惜将购得的矿产品进行海底埋藏储备。对国内资源则惜采、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
启示：
（1）矿业立法和矿产开发管理政策必须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经济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缺乏矿产资源的保障将难以为继。因此，我国的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必须坚持走可持续开发的道路，必须坚定“合理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矿产资源”、“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指导思想，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资源的分配，一定要坚持国家宏观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在分配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2）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应分类、分区管理，宏观调控措施要灵活。我国矿产资源种类丰富，探明储量的矿产达168种，是世界上少有的矿种配套较好的国家，但丰欠差异很大，尤其是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大宗矿产严重不足，因此在管理政策上要有所差异；另外，矿种的地域分布及各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也要求在矿业政策方面予以区别对待。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燕尾服潜力确定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很显然，对开发西部矿产，应采取类似美国19世纪下半叶的矿业开发政策，而对东部地区则加以适度限制，等等。
2 以行政监督为主的矿产资源保护
原苏联最为典型。1987年以前，苏联境内的地质调查、矿床勘查活动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程都由国家统一监督。这种机制在保证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贯彻，保证矿产开发利用评价正确性，提高矿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护资源不遭破坏，环境不受污染等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国家地质监察局、国家储量委员会、国家安全生产和矿业监督委员会等监督和监察机关是国家管理地质事业和矿业的强有力机构。
原苏联的矿产资源保护政策法规主要体现在矿山的微观管理上。20世纪60年代，为减少矿产开采的损失，出台了地质勘探补偿措施，用经济手段减少采矿损失；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在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了矿山开采和加工时回收矿产的任务，颁发了一些确定和计算采矿损失的指令性标准文件，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开采损失报表制度。1984年原苏共二十五大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中提出：“要推行新的有效的矿床开采方法和系统，应用先进的采矿、选矿和加工工艺，以便提高有用矿产的回收程度，保证矿物原料得到较完全和综合的加工，以及极大地减少废物对环境的危害。”实践结果表明，由于制定的矿产回收率定额指标和效益指标与超定额损失罚款对矿山企业效益冲击较小，未达到预期效果。面对矿业逐渐恶化的现实，原苏共中央1987年6月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实施《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使原苏联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质和矿业部门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改革中央机关和整个矿业管理体制，中心思想是由行政领导转向经济领导，向管理民主化、发挥企业和个人作用过渡。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为特征的反消耗型经营机制，从而使矿产资源保护工作由完全行政性管理转向经营型市场化管理。
俄罗斯独立后，加强了对矿产资源管理的立法工作。如1992年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地下资源法”，制定和实施了资源法的配套法规和条例：“资源使用许可证条例”、“矿物原料基地再生产基金条例”、“地下资源使用最低付费率”等。1994年7月30日俄罗斯联邦第876号决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1994～2000年联邦矿物原料基地发展计划纲要”。1995年底颁布了产品分成协议法等。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形成了地下水资源利用、保护和管理的法律基础。国家地矿主管部门遵照“地下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准则和政府授权。
启示：
（1）条块分割体制下的矿产资源保护工作，即使有高于各部委的独立行使职权部门也难以达到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矿产资源的目标。行政性管理与企业管理的脱节，矿业主体行为与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不统一，加上矿山企业低价或无价取得可采储量，使得矿产保护工作弱化。这同样是我国矿产资源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探索矿产资源资产化管理的道路，在行政管理机制上设计一套国家宏观政策完善、地方行政管理到位、用经济和行政杠杆协同矿山企业自觉执行矿产资源保护政策的管理体制是非常必要的。
（2）在目前情况下，为协调矿产资源分配、勘探开发方面的诸多问题，应借鉴前苏联和俄罗斯在矿山管理中的技术方法，使企业生产严格按照技术指标执行，同时汲取低惩罚失效的教训，使“三率”指标的考核与企业利润密切挂钩。在宏观上，建立健全地质勘查成果和采矿权二级交易市场，使资源的价值真正、真实地体现出来。
3 政府监控与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策下的矿产资源保护
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印尼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实行分类管理。即A类战略矿产，如石油、天然气、煤、铀、镍、钴、锡等，只允许国家进行开发，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某些小煤矿，矿山能源部长有权划出有限地段供私营企业进行开采；B类重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锰、铝土矿等34种矿产，可由国营企业，也可由本国的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及个体经营者进行勘查和开发工作，但开发权仍由矿山能源部部长掌握，在特殊情况下可交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掌握；C类矿产包括石棉、云母、岩盐、宝石、大理石、白云岩、砂、粘土等数十种矿产，这些矿产的开发活动主要由省政府掌握和管理。由于印尼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因此考察它的矿业政策及矿产保护方面的做法可以从政府与外资矿山企业签订的合同条款中看出端倪。
在对外开放的初期，即1967年前后，印尼政府为尽快摆脱当时矿业面临的困境，迅速增加矿业产值和收益，对外实行了破格的优惠政策。“第一代合同”，即印尼政府与弗里波特公司签订的埃茨伯格斑岩铜矿的开发合同，政府同意公司免交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帮助公司解决可能发生的市场问题等。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非常明显。
1968年～1972年间签订的第二代工作合同中明确地提出外资采矿企业不仅要交纳一定的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而且要将其股份逐年转让给印尼（每年出售2%），开始重视矿产资源所有者权益及国民利益，对矿产保护工作有所要求。
1973年～1984年间签订的第三代工作合同除要求加速股份转让（每年转让5%），提高土地租金和矿区使用费外，还增加了外资采矿企业要交纳“地区开发费”、“超定额利润税”、“出口税”和“政府对采矿企业实施控制和监督权”等条款。政府开始以合同形式限制采矿者的活动，以达到矿产资源保护的目的。
1985年以后签订的第四、五代工作合同，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外资采矿企业的监督，而且还特别规定了矿山企业要保证作好环境保护和采矿后的复垦工作等，并为此制定了具体有效的各种措施，督促公司执行。
印尼在引进外资开发矿产方面的态度（或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排斥转向全面开放，同时逐渐加强政府控制的演变过程，既达到了合理有效开发本国资源的目的，又使印尼在矿产开发中不断获益。矿山企业在政府的监控下，根据与政府签订的工作合同开采、加工、销售矿产品，对地下探明资源由于是自行投资勘探或有偿取得的，也非常珍惜，从经济上使矿产保护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这对我国的矿产开发及保护工作有许多启发。
启示：
（1）分类管理，采矿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本国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开始就避免了乱采滥挖的可能。我国2005年9月发布的《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200号），对国土资源部和授权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登记颁发34种重要矿产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依法进行了调整。其目的就是强化能源矿产、大宗支柱性矿产和保护性特定矿种的管理，提高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将外商和内资申请勘查、开采许可证的区别对待，调整为外商与内资同等对待。《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按照分类分级管理的原则，调整矿业权审批权限，增强中央政府对重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调控能力。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禁止圈而不探或以采代探的行为。
（2）我国大力开展的矿业秩序整顿工作是必要的，限制甚至关闭不合格生产矿山，严格矿业准入制度是合理开发、保护性开发矿产资源的有利举措。但为弥补矿业资金的不足，采取个别地区、个别矿种的“工作合同”方式与外商合资或合作勘探或开发，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生产技术并培养各类人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内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一直以来都是受到相关各方的高度关注，那么7月14号到16号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华人论坛”上，来自东南亚、日本、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著名的华侨、华人企业家、专家和学者还有中国政府相关的官员，还有专家学者围绕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华商面临的挑战和对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交流和探讨。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和发展有什么影响？对在东盟各国的华人华商又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呢？就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认识一下。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先生，您好。还有一位是新加坡金鹰国际集团主席陈江和先生，欢迎两位。那么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中国和东盟关系发展的一个脉络。解说：
1991年9月，中国与文莱建交。至此中国与东盟所有国家建立和恢复外交关系，同年7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首次应邀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始了中国与东盟的对话进程。1992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
1996年7月，中国由东盟的磋商国上升为全面对话伙伴国，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7年2月，双方确定包括五个平等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中国—东盟经贸联委会、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东盟科技联委会、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及东盟北京委员会。
1997年12月，中国与东盟首次非正式会议在吉隆坡举行，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建伙伴关系。此后，双方在每年10＋3会议期间定期以10＋1形式举行会议。
1999年—2000年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分别签署或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框架文件。
2001年11月第五次10＋1会议在文莱举行、双方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东盟关系中又一个里程碑，推动双方关系上了新台阶。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联合宣言》，确立了双方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主持人：
那么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只是简单地梳理了一下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的一个脉络。那么张先生，现在中国和东盟的合作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阶段？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
我们2002年签署了框架文件，在签署框架文件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应该说现在还在谈判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在正式地完成谈判之前，我们还开始了早期收获计划。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合作就得来点实惠，那么就要先捡最能受益的蔬菜、水果先开放。自愿参加，大多数东盟国家已经参加，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小区域的合作，还签署了《农业合作框架文件》，所以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我想还是要等谈判结束，才能正式开始。同时物品贸易谈判之后，还要谈服务贸易，还要谈投资，所以这个过程我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主持人：
我注意到在这次“世界华人论坛”上，陈江和先生您在这个发言当中也提到说，在我看来，于情于理位于东南亚的华商都应该说是自由贸易区建设健全中的先锋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
陈江和（新加坡金鹰国际集团主席）：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主要是说，身为有中国人的血统，在东南一带对当地的文化比较了解，还有作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也比较了解，所以我有两种文化的背景，所以大家在互相往来沟通方面，在贸易的出境方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避免了在贸易出境沟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理解双方的立场，怎么样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东南亚的华商，在当地长期地建立很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对促进中国跟东盟的资源贸易区方面，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
那么您指的这个“情”和“理”分别是什么呢？
陈江和：
于情于理。“于情”方面我们是有血缘的传统。“于理”方面我们在商言商，在言商方面，我们就讲这个利益。
主持人：
他要有钱赚。
陈江和：
因为有钱赚，还是于情于理，我们[平常在讲，中国就是我们的“生父”，东南亚这些国家对我们身为华商的人，就是我们的“养父”。那么怎么样把“生父”和“养父”的关系保持良好，也是我们作为华商必须要执行的一个义务。
主持人：
那张先生您觉得中国和东盟这种经贸方面合作，对于这种东南亚华人、华商的经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张蕴岭（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
因为华商应该说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商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华人企业的网络，他们有着非常好的网络。一个方面是在东南亚市场上的，另一个还有东南亚他们在欧美，在其他一些地区的这样一种企业网络，所以这样在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什么叫“自由贸易区” 就是两个含义，一个就是我们开放市场，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法规体制，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更加一致。也就是说，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更加方便，成本更低，障碍更少。所以如果说因为这么一个大环境之下作为华商，他们一个是实力，另一个就是网络。我想这个方面他们都可以起着一个很特殊的作用。
一个特殊作用就是，他们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比如说加强和中国的生意交往，进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国内的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他们又是一个“媒介”，也是一个“桥梁”，我有时候还说他们还是一个“润滑剂”。就是说有一些事情你不了解，通过他们交流起来更方便。但是毕竟这是说，我们东南亚的华人他们都是当地居民，是印尼人、是马来西亚人、是新加坡人、是泰国人，但是毕竟与我们有这种血缘、文化、语言各个方面的一些联系，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和特殊优势，就是你了解我也帮助我了解她，在这方面这是别的所不具备的。
主持人：
不过我也注意到，陈先生也提到了一点，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天上掉馅饼的这种机会。
陈江和：
就像张教授讲的，因为东盟本身10个国家里面，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还有不同的文化。他本身里面所产生的矛盾，把东盟10个国家里面，可以跟中国来对话，这是非常长的过程。刚才我和张教授在节目开始前，大约交谈了一下。他本身也经历过了非常漫长的谈判，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挑战还是有的。
张蕴岭：
我想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双方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谈判的过程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他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些安排，涉及到法律、规定、标准，这个是一个接轨的过程。
另一个就是落实，你有了法规之后怎么样落实，怎么样来真正的落实。按照我们的规程来落实，这个恐怕对双方，第一，需要时间，也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大家都得到提升。
主持人：
那么，就这个问题在这次论坛上，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不少的华商，我们也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林文镜（印尼华商）：
东盟现在有很多在国外的华侨，力量也很大。他们对中国的经济贸易起了很大的桥梁作用，那么作为指导，帮助祖国，把祖国的经济跟东盟友好联系，是最好的桥梁，最好的一个关系人。希望我们中国政府能够好好利用东盟的华侨力量。
黄鸿年（新加坡华商）：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在目前在外资大量涌进中国的时候，提出的战略，意义很重要。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要以中国为主战场，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走出去要有战略眼光来看，不要在我们内部形成恶性竞争，大家还要互相合作。
主持人：
在采访当中有很多华商也反映说中国企业到东南亚去投资的情况并不多，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张蕴岭：
一个就是说，我们走出去的战略随着我们经济发展的阶段，应该说他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的企业首先一步是在国内改革开放中逐步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据一些统计，我们总量在对外投资大概有三百多亿。从去年我们到东南亚的投资大概有两个多亿，应该说增长还是比较快的，总量大概十几亿。所以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就是从我们发展阶段来说。
另一个，一个企业到国外投资，它动机不一样。比如说最基本的动机是寻找原料，这方面我们需求现在看来是增强了。所以最近几年我们对石油、原材料、矿产资源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另一个，就是寻求市场，我们这过盛了，设备国内需求减少了，那我们要到外面去开拓市场。用经济学的理论就是，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让它再延长一些。另一个就是突破当地的一些障碍，你进到那个地方去。这样的一些过程，我想应该说刚刚开始，另一个方面还要配套。比如说你要筹资，要融资，这牵扯到我们的金融改革。比如说我们的外汇管理比较严，像最近我们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能够资本对外流动，这放宽了好多，这方面可能就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对外投资的筹资。所以他有一系列的配套条件。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实际需求，应该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正在逐步的改善，而且它的需求也在逐步的增长。如果要选择的话，一般来说东南亚国家应该说是我们第一个可以选择的。
主持人：
应该说是首选之地。
张蕴岭：
应该说在一些方面是首选之地
主持人：
那么陈先生，您觉得东南亚方面有那些吸引力，你有没有和中国的企业有合作的意向，然后帮助他们在东南亚投资。
陈江和：
刚才张教授谈起中国企业走出去是近几年的历史。第一个动机主要是资源。第二个是开发市场，把产品周期延长。这个资源方面其实东南亚资源在中国中欧经济发展这么红火之下，对资源的信心非常大。当然最近的机遇是东南亚，对这一点我还是赞成张教授的意见。接下来东南亚的东盟华商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当你找到适合的当地华商，大家互相合作会省掉不少的时间、金钱和财力。比如说人地生疏，你不知道要跟哪一个政府部门打交道，或者说语言沟通方面的种种问题。所以这个东盟的华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东南亚的能源，在能源方面中国现在需求就非常大。我们不能说无止境从中东过来，东南亚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利用东南亚华商，在当地的网络可以把这个资源——能源引进来中国，进一步跟中国的企业大家互相合作。这个我看华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主持人：
您也提到，其实关键是找到一个正确的合作的渠道。
陈江和：
对。
主持人：
当然这个合作是有来有往了，既有这个中国的企业到东南亚去投资，作为您这种华商，也有这种意向到中国来投资。但是相关的数据统计，好像也是东南亚到中国投资的一些中小企业成功的并不多。
张蕴岭：
我们看到像韩国，他的中小企业进来之后，成功的比例就相对高一些。但他主要是定位，定位的是什么呢？利用中国的低劳动成本，然后有一定的技术价值，这样有一定的技术价值，加上中国的低成本，所以他又返销出口的比例比较高，他就容易成功。但是往往有一些光看到中国落后的一面。他不带来技术，光利用中国的低成本。那么有一些就难成功。还有一个就是说，对当地的结合，怎么来结合。你光孤立地，就像刚才陈先生说的，你到一个很生的地方，你想一下完全靠自己成功。比如说，中国新加坡的数据园区，开始也遇到一些问题，很多问题就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
主持人：
那么陈先生对这一点可能是深有体会，不知道您在中国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准确的定位。
陈江和：
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找个适当的地区来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地方的投资环境，这个阵势都不一样。还有的就是说，我们一向来东盟的东南亚华商，在当地有一贯的做法，有时候认为中国可能从前比较落后，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算盘打错了，其实中国这个市场竞争性是很大的。我们是利用在东南亚资源的优势，我们主要是在木材、纸浆、纸张、能源、天然气方面，还有棕榈油。很多都是在国内的资源，所以来中国开发这个市场，建成世界级的制造基地，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在世界各国。这个应该是运作的模式。定位就是说，以中国国内本身的市场，利用很大的制造基地。那么就是前可攻，退可守，就是说国内有大的市场，还可以再出口。
主持人：
在东南亚好像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和东南亚生产的这个产品在争夺国际市场。而且在吸引外资方面，中国是东南亚的竞争对手。不知道张先生您对这个这种观点怎么看？
张蕴岭：
我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中国东南亚总体来说，互补性还是比较强的，这个结构我想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但是同时在某些产品方面，比如说一些纺织品，还有甚至一些电气产品、电讯都有一些的竞争度，但是我们谈的问题主要还是说在美国市场上。但是我们另一项研究是就证明，就是说在美国市场和东南亚的纺织品的份额，并没有大的下降，但有一些下降，中国也下降，因为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增长替代了非成员国的这样一种因素，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从投资的情况来看，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好像资金跑到中国来了，没跑到东南亚。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前，资金是跑到东南亚的多于中国的。金融危机以后呢，跑到中国的确实多了，那么主要还是东南亚整个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如果随着东南亚经济的恢复、改善，特别是中国东盟资源贸易区，这样一种建立，就是中国东盟变成一个大的市场了。那么在哪投资，他就是选择哪个地方更有利的。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会有改善，所以来中国的投资，不是因为中国把他吸引住了，而是在投资选择上因为那里的环境改变了，所以中国相比来说更好了一些。在一个是中国的特殊优势，比如说人口多、潜力大、国内市场的容量比较大等等。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要比较客观全面地看，不是因为说中国发展了，好像东南亚就没有机会了，中国发展就对东南亚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向中国来的投资，进来的很多，反而造成了一个很有利的局面，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新的局面就是我们叫网络型的这样一种分工结构。在中国的投资增加了，促进了中国从东南亚的进口，进口的一部分是零部件。那么东南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市场。原来可能出口到日本，但是现在移到中国来了，中国开始成为东盟的最大进口，另一个就是原材料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两年东盟向中国的出口，也就是说中国向东盟的进口每年的增长都是50％以上，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主持人：
那么谈到这一点我觉得陈先生可能深有体会。您作为华商的一员，而且也把所在国和祖籍国家比喻成“养父”和“生父”。那您处在这种位置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也就是“养父”和“生父”之间的这种竞争和合作，您是怎么看的？
陈江和：
很多在商场上竞争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竞争变成一个挑战，提升本身的竞争能力。那么如果我们从负面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永远就不能够进步。所以有竞争、有这个挑战我们才能够进步。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制造很多的市场，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定位的问题，就是说东南亚的华商怎么样在中国找商机，尽量配合我们本身有竞争的能力，还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国家的竞争能力都会有增长跟退步。所以你对某些行业里面，如果你没有国家的竞争能力，你就不干了，尤其将来自由贸易区建立起来的话，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优势嘛。
主持人：
作为企业来说要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然后寻找合适的商机。我注意到中国和东盟合作当中也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说2003年的10月中国和泰国在将近300种水果、蔬菜的农产品上是实行零关税。另外2004年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早期收获活动也将开始实施。我还注意到现在在东盟贸易区，包括中国在内部的11个国家，都在展开这种双边的，就是各自谈判的双方的1＋1的贸易协定。这么这样的一种双边的协定，对于东盟整个这个框架会不会有一些干扰？
张蕴岭：
因为中国东盟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还有整个现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区，他和这个关税同盟，不一样。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叫做“新开放主义”。新开放的地区主义，那就是说你给我搞自由贸易区，你也可以给第三者，并不影响。所以大家就都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我们双方合作开放，得到好处，那我可以给别的人。
主持人：
甚至可以更优惠一些。
张蕴岭：
对，所以这样实际上大家都在通过多重的双边安排，或者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安排，就促进大家快一点地开放市场。当然从经济学角度它也有正义，就是说你签了这么多双边了，到底做生意你必须对每一个都熟悉，这就叫做所谓的“意大利面条”效应。就是说你把这些面条都搅在一起了，到底怎么把它分开，大概说不清，但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
陈先生，您是作为一个华商，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觉不觉得有太多困扰？
陈江和：
我对这个问题，看法还是正面的。最困难就是第一步。你第一步启动了大家互相了解了，可以从中学习到经验。那么如果您第一步不能启动的话，您硬要等到整个配套很完善，那谈到几时呢？所以这个第一步，大家有时候说，1+1，或者说早期收获，我看这个是很好的主意，应该多做一点，多一点试点。各个国家可以多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大家可以找共同，双赢的，不是单赢的，这个商品市场种种问题。为增加东盟跟中国的合作。
张蕴岭：
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合作，搞博览会。今天11月份中国东盟要共同举办一个永久性的博览会。那么就是说利用这么一个场地大家共同来办。这别人也没有，这就不是说光开发市场。其要建立一些机制，合作机制。
陈江和：
总的来讲是增加交流，了解双方。那么不就把合作的基础平面扩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到演播室，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方面的话题，尤其是陈先生是作为一个华商，可能有更多的感受。
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本期的《今日关注》，下一期节目再见！
你整理一下就好了
比较而言，我国重要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国较为集中，重点是中东地区、澳大利亚、周边国家、非洲和中东等，以下对16种重要矿产资源分别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21 石油：进口地区结构已有明显优化
2005年中东地区仍为我国原油主要进口地区，从中东的进口量占全国总进口量的472%，为59851万吨；其次为非洲，占全国总进口量的302%，为38342万吨；再次为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占全国总量的111%，为14070万吨；从亚太地区的石油进口量为9690万吨，占76%。
位居我国原油进口前5位的国家，依次为：沙特阿拉伯（175%）、安哥拉（138%）、伊朗（113%）、俄罗斯（101%）和阿曼（85%），2005年合计进口量为77524万吨，占全国总进口量的612%。其他的重要进口国还有：也门（54%）、苏丹（52%）、印度尼西亚（32%）、越南（25%）、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科威特（13%）、哈萨克斯坦（10%）。2005年从南美进口我国所需石油的34%，来自欧洲的占04%，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量占02%。
与2000年相比，我国原油进口地区结构已有明显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总体依赖程度基本维持不变，但是，对中东地区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而从非洲的进口量大幅增加。
2）来自北线俄罗斯的原油进口量大幅度增加，占全国总进口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101%。同时，开始从中亚地区进口原油。
3）来自欧洲、拉美这些相对遥远地区的进口量呈现下降趋势。来自欧洲的原油进口量占全国总进口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36%降低到04%。
但比较而言也有一些不利的层面，主要是来自亚太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150%降低到2005年的76%。但来自越南的石油进口量呈现增加趋势。
222 天然气：开始进口液化天然气，管线天然气的进口正在谈判中
在2005年之前，中国不进口天然气。从2006年起，进口液化天然气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据深圳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1～10月深圳口岸进口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1541万吨，同比增长175%，价值743亿美元，增长303%。其中，进口液化天然气325万吨，价值5558万美元；进口液化石油气1216万吨，下降73%，但受价格提高影响，进口价值687亿美元，同比仍上升205%。目前，深圳口岸液化气进口结构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进口出现此消彼长态势。二是液化天然气进口价格较低，液化石油气进口价格略有回落但仍然较高。液化天然气进口均价较低，仅1709美元/吨，但液化石油气1～10月进口均价高达5646美元/吨，是液化天然气进口均价的3倍多。三是进口来源的趋向分散，但仍以中东和澳大利亚为主。
目前中国正在沿海建设6个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预计未来液化天然气的进口量将大幅度增加。预计液化天然气的进口来源主要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曼等。同时，建设中俄和中国一中亚天然气管线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中，预计到2010年后还将从俄罗斯和中亚通过管线进口天然气。
223 煤炭：主要进口国是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并且也有相当多数量的煤炭出口到东亚等地区，但是，我国南方相对缺煤，因此从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向我国南部省份出口煤炭。2005年中国煤炭进口量约2600万吨，占总消费量的13%，预计2006年进口约4000万吨。
煤炭主要从东南沿海各口岸进口。我国进口煤炭的省份主要在东南沿海以及长三角地区，进口的品种主要是动力煤和炼焦煤，进口来源国主要是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朝鲜、俄罗斯等国。中国是越南煤炭出口的主要市场，占越南出口量的820%，主要进口地区集中在南方沿海城市，从越南进口煤种主要是无烟煤。2006年1～10月我国从越南共进口无烟煤1587万吨。印度尼西亚是全球主要的煤炭出口国，2005年中国进口印度尼西亚煤炭约260万吨，2006年1～10月份进口达329万吨。澳大利亚生产的煤炭750%以上供出口，目前日本在澳大利亚煤炭市场占470%，韩国占120%，中国台湾省占90%。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炭主要是动力煤和炼焦煤，2006年1～10月进口总额为552万吨，其中动力煤392万吨，炼焦煤160万吨。随着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的炼焦煤在中国将会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2006年1～10月中国共进口朝鲜无烟煤194万吨。2006年1～10月，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煤炭约78万吨。预期今后我国还将从蒙古大量进口煤炭。
以2006年1～10月测算，中国煤炭进口的地区结构为：越南530%，澳大利亚190%，印度尼西亚110%，朝鲜65%，俄罗斯25%，其余国家80%。
224 铀矿
2006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在今后10年内从澳大利亚进口约2万吨铀矿。
225 煤层气
不存在进口问题。
226 铜
参与贸易的各类铜产品非常丰富，包括铜材、铜合金、粗铜、精炼铜、铜精矿、废杂铜等，总共大约包括72种铜产品；铜市场相对透明，主要在LME交易。我国铜精矿进口额在整个铜产品进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不大，铜精矿进口来源相对分散，自30多个国家进口，其中主要包括智利、澳大利亚、蒙古等。从贸易方式看，我国铜精矿以一般贸易方式为主，占总量的830%以上，小额边贸也占一定比例。2004年中国铜精矿的主要进口国为：智利（291%）、蒙古（201%）、秘鲁（125%）、澳大利亚（91%）、哈萨克斯坦（77%）、墨西哥（74%）、加拿大（34%）、伊朗（33%）、巴布亚新几内亚（32%）等。
精炼铜进口来源也比较分散。主要包括：智利、日本、菲律宾、韩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227 铝土矿
铝土矿矿石本身不是贸易的产品，我国进口的主要是中间产品氧化铝，但同时还出口一部分电解铝。我国电解铝行业投资迅速增加导致氧化铝的供求缺口拉大，推动了氧化铝的进口增长。进口规模由2001年的1880万吨扩大到2004年的5870万吨，年均增长462%，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7016万吨，同比增长194%，进口价值26亿美元，增长270%。我国氧化铝进口大部分以现货贸易为主，目前进口数量已占到世界现货贸易总量的600%以上，我国进口量的变化对国际氧化铝价格影响非常大。中国300%的进口氧化铝以及800%的出口原铝都与来料加工有关。为节省电力以及增加国内市场原铝供应，从2005年7月1日起废除有关氧化铝来料加工贸易的政策，此外，商务部已不再发放氧化铝来料加工贸易的许可证。我国氧化铝进口来源基本稳定。2005年我国自澳大利亚进口3924万吨氧化铝，增长200%，占当年氧化铝总进口量的559%；自印度的进口大幅度增长，进口1005万吨，增长370%；自牙买加进口567万吨，下降247%；自美国进口571万吨，增长73%。自上述4个国家合计进口占总进口量的865%。
228 铅
我国铅矿砂及精矿的主要进口来源是：秘鲁、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土耳其、纳米比亚、伊朗、韩国和朝鲜等。
我国精炼铅的主要进口来源是：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朝鲜和加拿大等。
229 锌
我国锌矿砂和精矿的主要进口来源是：澳大利亚、秘鲁、伊朗、印度、越南、智利、缅甸等。
我国精炼锌的主要进口来源是：哈萨克斯坦、朝鲜、比利时、韩国等。
2210 铁矿石
“十五”期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从2001年的9231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27500万吨，增加183亿吨，增长1979%。2005年中国进口铁矿石275亿吨，是1990年的193倍，是1996年的63倍。
近年来我国铁矿石主要进口来源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首先，澳大利亚一直是我国最大的进口国，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量近年来大幅度上升，从2000年的3272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11218万吨，增加了2428%。但是，澳大利亚对中国铁矿石的出口量占中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比例，却有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468%下降到2004年的380%，但2005年又增加到410%。印度超过巴西成为中国铁矿石第2大进口国。2000年中国从印度进口1100万吨铁矿石，占中国进口量的157%，但是到2005年，中国从印度进口的铁矿石数量达到6855万吨，占当年中国总进口量的249%。从2000～2005年，中国从印度进口的铁矿石数量增加了523倍，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重，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印度本来是我铁矿石第3进口国，并且长期以来作为平衡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的铁矿石价格的一个手段，但现在我国从印度进口的铁矿石已成为一种主要的进口来源，并且不仅量增，而且价格的增长幅度还大于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巴西是我国稳定的铁矿石进口国。巴西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量稳定增加，从2000年的1482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5471万吨，增加2692%，并且自2000～2003年，占中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比重也连续增加。2005年与2004年相比，尽管巴西对中国铁矿石出口量增加，但由于来自印度进口量的增加，所占比重下降5个百分点。南非一直是我国第4大铁矿石进口国，每年对中国的铁矿石出口量大约在1000万吨左右，并且近年来有略微增加的趋势。但是，由于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大幅度增加，南非对中国铁矿石出口量占中国总进口量的比重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115%下降到2005年的38%，但仍然是中国第4大进口国。以上4个国家，占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的比重，2005年为900%。2001年，这一数字为958%。秘鲁、智利等也是中国重要的铁矿石进口国。2000年，中国从秘鲁进口173万吨铁矿石，2001年进口184万吨，2002年进口198万吨，2003年进口220万吨。目前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每年200万吨左右。2002年中国从智利的铁矿石进口量为123万吨，2003年为164万吨。除此之外，中国还从其余近20个国家进口铁矿石，但数量不大。
2211 锰矿石
近年来我国锰矿石进口量不断增加，主要通过广东口岸进口。我国锰矿石进口来源主要包括以下7个国家：澳大利亚、加蓬、加纳、缅甸、巴西、印度、南非等。从这7个国家进口的锰矿石占我国全部锰矿石进口总量的950%。从澳大利亚、加蓬、加纳这3个国家进口的锰矿石，均占全国进口总量的2/3。
2005年中国进口锰矿石4578万吨，主要进口来源包括：澳大利亚343%，加蓬134%，加纳121%。3个国家合计占598%。
2212 镍
2005年，中国共进口镍（未锻轧镍）89580吨，主要来自于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2213 钨
钨是中国优势矿产，大量出口。
2214 锡
锡是中国优势矿产，大量出口。
2215 钾盐
2005年中国进口钾肥8834万吨，进口来源主要为：俄罗斯462%，加拿大256%，白俄罗斯193%。这3个国家合计占全国进口总量的911%。
2216 金
近年来我国每年进口黄金约200吨，其中90%用于首饰制造。我国黄金市场已放开，进口来源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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