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出现为创新国家社会安全治理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吗

对，一、技术创新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一）互联网信息技术、大数据为特征的技术创新，对个人存在以下影响：
1 知识和学习资源本身不再稀缺，而选择，鉴别和坚守能力变成稀缺资源。
2 网络创造了新的社会存在空间，即网络化生存空间。
3 网络为个人赋能。
（二）网络化形成3种冲击社会结构的力量，即社会结构扁平化、社会结构社群化、社会结构原子化。
（三）网络技术带来社会治理三大挑战：
1 政府治理体制面临挑战。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科层管理体制传导慢、效率差。
2 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没有落地，部门之间的职能共建、信息共享、治理数据库搭建等工作尚不完善，政策融合联动机制没有落地。
3 科学治理、源头治理等现代治理理念和方法未切实融入决策全过程。
二、技术创新带来社会治理新的机遇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大数据应用，提升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
（一）推动社会治理模式革命
网格化管理是城市治理中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结构性转换。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主要体现在：提升服务管理精细化水平、推动部门之间协同联动、信息共建共享，为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搭建了平台。
（二）推动社会治理内容革新
早在“十五”时期，中国就启动了电子政务工程，其主体围绕“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重点展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通信成本、云计算成本大幅度下降，社会治理领域出现了由政务向服务的根本转变。
（三）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效率
该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在智能出行路线选择和智慧公安上。大数据技术彻底改变了治安领域的被动应对局面。城市交通拥堵是大城市病的重要表现，现在的大数据技术也可以轻松规划路线，并且动态调整。
三、技术支撑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案例
（一）网格化治理的北京模式
1 北京的网格化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
第1阶段是2004年开始，北京东城区率先启动城市网格化管理。
第2阶段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全面展开，网络化理念被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
第3阶段是党的十七大和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以后，网格化引入到社会服务管理中。
第4阶段是2015至今，2017年底基本实现全市网格一体化的科学运行全面覆盖。
2 朝阳区社会服务管理系统的治理效率
朝阳模式的社会服务管理系统结合了现代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方式，具有以下特征：
突出特征：摸清家底，一口受理，一站式服务。
有效机制：明确职责，即时反馈。
技术平台完成大数据的集成，动态更新，实时发布。
核心要素：标准先行，制度同步。
以门前三包工作为例：数据流和业务流同步，通过对上万家门前三包责任主体单位进行普查，摸清底数，明确5类责任主体，对每家门前三包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进行标注，将单位各类数据加载该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化城市管理平台上。

图1 技术网格

图2 管理主体

图3 监督主体
从22个社区试点运行情况看，在发现问题层面，社区对门前三包责任主体检查次数，是监督员监督次数的427倍，在解决问题层面所发现的问题，9967%是由社区自行解决的（表1、表2）。而实现这一突出改进的关键在于业务流程中所有管理和服务主体的权责明晰和市场主体由于信息透明而产生的责任自我激励。

（二）服务驱动一证通办的浙江模式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两项重要职能，具体到居民，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如何体现，以浙江省市县三级民生服务事项为例，民生服务清单如图4所示。

图4 浙江省市县三级民生服务清单
基于清单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管理主要起到确权、赋能、授信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背书的信用作用不可低估。从市、县、街道、社区、村服务窗口部门调查看，民生事项90%实现了一证通办。
四、技术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能力3条路径
（一）推动社会治理模式革命
政府肩负着治理国家和配置社会资源的重任，大数据等技术对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有重大作用。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极大地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第二，显著改善了决策的及时性；第三，业务系统和评价融合，拓展了绩效评估的新维度。
（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大数据等技术对改善公共服务质量作用明显。第一，跟踪解决政策落地性问题。第二，改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和效率。第三，对公共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进行客观、准确的研判。
（三）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显著改善社会安全感，数据驱动下的治安防控呈现精细化发展趋势；使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紧密结合，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公益需求，提高了全民参与度。
五、未来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服务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制度建设，在民生领域具体是8大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制度、7项标志性产出及3种类型。
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智慧管理领域，需通过技术支撑，实现智慧管理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在社会创新领域的信用管理和赋能方面，在线管理可以实现方便高效的信用背书，催生公共服务大市场，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添砖加瓦。
技术创新特别是网络技术、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对社会治理优化、改革、创新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为实现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3条路径：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增强社会治理能力。未来社会治理创新将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智能服务、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智慧管理、社会创新领域的信用管理和赋能方向发展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六万居民的社区里将各种城市公用资源（水、电、油、气、交通、公共服务等等）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以做出智能化的响应，更好的服务市民。迪比克市的第一步是向所有住户和商铺安装数控水电计量器，其中包含低流量传感器技术，防止水电泄漏造成的浪费。同时搭建综合监测平台，及时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和展示，使整个城市对资源的使用情况一目了然。更重要的是，迪比克市向个人和企业公布这些信息，使他们对自己的耗能有更清晰认识，对可持续发展有的责任感。 韩国以网络为基础，打造绿色、数字化、无缝移动连接的生态、智慧型城市。通过整合公共通讯平台，以及无处不在的网络接入，消费者可以方便的开展远程教育、医疗、税务，还能实现家庭建筑能耗的智能化监控等。 Ibm2010年正式提出了“智慧的城市”愿景，认为城市由关系到城市主要功能的不同类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和环境六个核心系统组成：组织（人）、业务/政务、交通、通讯、水和能源。这些系统不是零散的，而是以一种协作的方式相互衔接。而城市本身，则是由这些系统所组成的宏观系统。推动智慧城市有两个重要的驱动力，一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二是知识社会环境下逐步孕育的面向创新20的城市开放创新生态。前者是技术创新层面的技术因素，后者是社会创新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创新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驱动作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书记、副院长孟庆国教授提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20是智慧城市的两大基因，缺一不可。智慧城市建设不可偏废或仅仅是强调技术应用而忽视社会经济层面的创新，智慧城市的试点也必将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构筑创新20时代的城市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

互联网+就是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渠道（路径），将各个生产要素和资源整合优化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对实体经济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和提升，对发挥实体企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有导向作用，是形成企业健康发展生态圈的支撑点和工具。
互联网+可以说是当前社会经济政治等与信息化技术融合的产物，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平台，将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交融结合产生的社会的新型发展生态。
主要特征
互联网+有六大特征：
一是跨界融合。+就是跨界，就是变革，就是开放，就是重塑融合。敢于跨界了，创新的基础就更坚实；融合协同了，群体智能才会实现，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路径才会更垂直。融合本身也指代身份的融合，客户消费转化为投资，伙伴参与创新，等等，不一而足。
二是创新驱动。中国粗放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早就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创新驱动发展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来。这正是互联网的特质，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来求变、自我革命，也更能发挥创新的力量。
三是重塑结构。信息革命、全球化、互联网业已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权力、议事规则、话语权不断在发生变化。互联网+社会治理、虚拟社会治理会是很大的不同。
四是尊重人性。人性的光辉是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根本的力量，互联网的力量之强大最根本地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对人体验的敬畏、对人的创造性发挥的重视。例如UGC，例如卷入式营销，例如分享经济。
五是开放生态。关于互联网+，生态是非常重要的特征，而生态的本身就是开放的。我们推进互联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把过去制约创新的环节化解掉，把孤岛式创新连接起来，让研发由人性决定的市场驱动，让创业并努力者有机会实现价值。
六是连接一切。连接是有层次的，可连接性是有差异的，连接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但是连接一切是互联网+的目标。
互联网+在工业领域：“互联网+工业”即传统制造业企业采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改造原有产品及研发生产方式，与“工业互联网”、“工业40”的内涵一致。
“移动互联网+工业”。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传统制造厂商可以在汽车、家电、配饰等
工业产品上增加网络软硬件模块，实现用户远程 *** 控、数据自动采集分析等功能，极大地改善了工业产品的使用体验。
“云计算+工业”。基于云计算技术，一些互联网企业打造了统一的智能产品软件服务平台，为不同厂商生产的智能硬件设备提供统一的软件服务和技术支持，优化用户的使用体验，并实现各产品的互联互通，产生协同价值。
“物联网+工业”。运用物联网技术，工业企业可以将机器等生产设施接入互联网，构建网络化物理设备系统（CPS），进而使各生产设备能够自动交换信息、触发动作和实施控制。物联网技术有助于加快生产制造实时数据信息的感知、传送和分析，加快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
“网络众包+工业”。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企业通过自建或借助现有的“众包”平台，可以发布研发创意需求，广泛收集客户和外部人员的想法与智慧，大大扩展了创意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搭建了“创客中国”创新创业服务平台，链接创客的创新能力与工业企业的创新需求，为企业开展网络众包提供了可靠的第三方平台。
互联网+在经济金融领域：
1、利用互联网公司做金融；
2、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
3、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
互联网+在交通出行领域：
"互联网+交通"已经在交通运输领域产生了"化学效应"，比方说，大家经常使用的打车软件、网上购买火车和飞机票、出行导航系统等等。从国外的Uber、Lyft到国内的滴滴打车、快的打车，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批打车拼车专车软件。
国内互联网三大巨头百度、阿里、腾讯先后将互联网涉及到传统行业的各个领域，零售，教育、医疗、民生等等，开创中国互联网新时代。
这两年，互联网思维、颠覆式创新、互动营销、微营销、跨界营销、大数据营销、社会化营销、跨屏传播……，互联网+”不仅仅是互联网移动了、泛在了、应用于某个传统行业了，更加入了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造就了无所不在的创新，推动了知识社会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点的创新20，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工作、生活方式，也引领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常态”，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成果与标志，也是进一步促进信息消费的重要抓手。
综观全球市场，不论BAT、京东、小米、乐视、滴滴快的、海尔还是苹果、亚马逊、Facebook等，都不遗余力地构建多元的生态系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创新，创造更具价值和影响力的体系，以多元化的方式分散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
折叠互联网+金融将产生更多新兴业态
2015年在互联网+政策的鼓励下，互联网金融创业创新遍地开花。2016年互联网金融改革将持续深化，传统和新兴金融行业将以创新为支点走向平衡。
近年互联网创新浪潮席卷全球，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活跃的创新氛围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在科技、零售、金融、投资、工业、制造业等领域的创新逐渐与国际接轨，在工业40来临之际，中国或将向引领世界未来的阶段再向前迈进一步。在这一机遇过程中，敏锐的中国企业将有一系列特殊战略机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
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
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
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应把握好几对关系
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
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
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一、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结构问题
城乡结构的失衡，“城市病”问题严重，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际关系疏离、相互信任度低、社会治安问题等还比较突出，农村则是“三留守”人员缺少关爱、人口离散化、土地抛荒、治安薄弱、家庭婚姻等各方面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二）社会流动问题
由于区域和城乡发展差异明显，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是跨区域的、离土离乡的转移。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只身外出务工，但在务工地，住房和子女上学等难以解决，客观上必然形成农村“三留守”问题。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农村“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仍然是必要而迫切的重要课题。
（三）社会诉求问题
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增多是个不可回避的现象。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劳务纠纷、安全生产等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工作、社会治安等问题；市场化过程中，企业破产、改制，职工劳动关系、利益分配等问题；信息化过程中，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等问题。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另外，群众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比如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环境。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环境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有了更高的期待。
（四）意识形态问题
拜金主义、官员腐败、质疑英雄人物事件、富二代闹剧、互联网水军、网络打手等问题，反映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些都严重冲击了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人与穷人贫富差距过大，再加上一些富人“为富不仁”和“炫富”行为，不断激化阶层矛盾，导致部分社会成员存在“仇富”“仇官”心态。
（五）治理方式方法上的问题
一些基层自治组织，软弱无力，自治能力欠缺，缺乏组织、引导群众致富能力，在群众中没有威望，使得各项工作难以推进；有一些更是矛盾重重，形成不同的派别，利益斗争不断，上访事件不断。干群互不信任，对干部也缺乏有效监督，使得矛盾不断激化。
一些领导，社会治理思路和模式上存在问题，比如选择性执法、突击性执法，很多问题不是长期以来一贯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去执法，而是媒体曝光了、上级来检查了、领导有新要求了再执行，使得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迅速突击解决，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容易使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突击扫黄、突击拆迁等，这些突击做法，只能说历史欠账比较多，突击治理后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执法中，存在选择性变通执法，熟人来说情了，从轻解决。还有的是“越闹越解决，不闹不解决”，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重视。对群体性事件，采取强硬措施，上纲上线。诸如此类行为，都反映出一些干部“人治”思想很严重，缺少法治观念。
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要求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立足点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必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在质上和量上、在种类和范围上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还需要持续保障，新的需求和期待又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我们社会建设工作的奋斗目标。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把握的重点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产生和积累了不少社会问题，有许多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人民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影响到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做好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只有把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扶贫、健康等问题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才能有更多获得感。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必须尽快逐步解决，分清楚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予以解决。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处理好的关系
社会治理关系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情繁多，任务繁重，必须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领域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做到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关系。
政府把经济领域的问题交给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本身的运作实现好优胜劣汰，政府要把以前重经济干预的做法转到加强社会服务上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扶持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政府对于社会组织要给予更多支持，扶持社会组织做大做强，更好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好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群众不断提升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各种需求，政府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政府要努力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治理，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遵循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思路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实现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型格局，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要通过改进治理方式，激发主体活力，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治理要激发各个参与主体的活力，形成强大合力，激励社会各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效能，关键要运用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来管理城市。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与各部门信息化平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为大数据和网格化技术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构建基于大数据和网格化技术相融合、相支撑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做好统一规划，实现协同管理。政府要加强社会治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按照社会治理内在规律和特点，对从业人员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专门的训练，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出台好的政策鼓励人才积极聚集到社会治理领域，提升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二）完善社会治理领域
社会保障是基础。人民期盼美好的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生活更美好。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在质上和量上、在种类和范围上都出现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希望更高水平的就业，不仅仅是工资收入高、社会保障好，还要求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好人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提升个人能力，国家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的就是满足群众学习、提升的需要，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保障事关民生，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明晰、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标志。要完善健康政策，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药品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发展健康产业，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相配套，积极应对老龄化。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志、扶智相结合，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社会问题的治理是中心。当前信访稳定工作压力还非常大，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给予解决，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决不能去激化更大矛盾。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反馈，依法处置，实现好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减少社会压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三）完善社会治理主体
创新社会治理主体，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的培育是重点。政府习惯于大包大揽，容易忽视社会、市场的作用。政府应当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理清政府职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大力培育和发展好社会组织。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以后政府将通过支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完善人才政策；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等方式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四）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其中利益表达机制是关键。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也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发挥好司法的作用，引导群众通过法治途径去合法维权；要全面推行阳光信访，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等法定表达诉求的渠道，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是最终保障。对于公权力要加以监督规范，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要围绕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多与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顺乎民意。针对社会组织、群众参与不足的问题，着力激发社会组织及群众活力；针对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矛盾化解机制；针对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着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针对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着力调整社会结构。
70多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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