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又有趣，敦煌壁画里的那些美丽「 ”精灵”

▲敦煌飞天 「 ”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洛阳伽蓝记》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与洞窟创建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历经十个朝代，历时千余年，直到元代末期。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有飞天。 一千余年间的敦煌飞天由于朝代的更替，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等变化，姿态意境、风格情趣都在不断地变化。 如敦煌飞天的鼎盛时期，即整个唐代，敦煌飞天形象达到了最完美的阶段，是完全中国化的飞天。唐代大诗人李白咏赞敦煌飞天仙女诗：「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空。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飞天是如何产生的？从北凉、北魏、西魏至宋、西夏、元历经近1000年，敦煌莫高窟绘画、雕塑都经历了哪些演变？ 今天，我就继续上周的话题，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大漠深处的「 ”飞天”传说—— 隋时期：飞天最具艺术创造，基本为中原式女性造型 隋朝立国短短三十余年，隋文帝杨坚与隋炀帝杨广均崇圣佛教，在这时期佛教如日中天。莫高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建了百余个洞窟，是莫高窟这座历史遗迹中最闪光的一部分。此时敦煌飞天数目骤增，满窟皆画飞天，敦煌飞天艺术出现高峰，与朝廷大力倡导画飞天也有重大关联。据史籍载隋炀帝特别喜爱飞天，他在宫中曾让匠人为其创造「 ”活动飞天”，在大门上挂帷幕锦幔，装饰木雕飞天，经过机械传导，飞天可上下升腾俯仰，卷动锦幔上升。 隋代敦煌飞天的绘制达到鼎盛。飞天不仅绘制精美，色彩斑斓，而且无拘无束，任意飞翔，表现出一种动感和生命的活力，已完全摆脱了西域画风的影响，以中原技法取而代之。飞天创作生动，布局多为群体，首尾衔接，各有姿态。飞天基本上为中原式女性造型，或面相清瘦，身材修长；或丰肌丽质，婀娜多姿，眉宇含情。飞天的动态多变，俯抑斜正，腾飞俯冲，不拘一格。有的洞窟四壁，环窟绘带状飞天一周，有天宫栏墙纹为界线，以飞天代替过去的天宫伎乐，如莫高窟244、390窟，这是隋代飞天变化的特征。还有一种特殊形态，莫高窟276窟有反d箜篌（音:空侯，古代传统d弦乐，形似竖琴）飞天一身，在莫高窟反d琵琶图形甚多，反d箜篌仅见此例，反d乐器有悖于人体自然规律，实属想象中的艺术造型。 隋代的飞天表现形态丰富，绘画技法日臻成熟，造型不以线为主，而是线、色并用。大量用颜色铺排，色彩浓重，效果极其强烈。加之飞天多用几种色彩排列出火焰纹样衬托，显得光辉烂漫，极富想象力。飞天群体构图，使人感到隋代的洞窟琳琅满目，确是飞天的世界。 ▲飞天群（隋 莫高窟305窟 窟顶东坡） 藻井外以莲花火焰摩尼宝珠为中心，一群飞天在天花流云中穿行，姿态潇洒不拘于形式。造型显出世俗化，有的梳双髻像少女，有的穿右袒袈裟似比丘，服饰有长裙、袈裟、裙围、长脚裤，多种多样。 ▲天宫伎乐飞天（隋 莫高窟390窟 南壁） 在说法图和天宫栏墙之土，画有飞天绕窟一周，或持花，或演奏横笛、拍鼓，体态婀娜秀丽，造型准确，有韵律感。此窟是隋代壁画绘制最精美，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窟。 ▲献花伎乐飞天（隋 莫高窟420窟 西壁龛内） 飞天在火焰纹背光上方的三角形空间飞行，袒裸上身。有的捧花盘供养，有的d奏箜篌、琵琶、吹横笛和笙，有声有色。画法是用粗重的黑线勾出面部，头发和宝冠并不用粗线勾勒，形成奇特画面效果。 ▲反d箜篌飞天（隋 莫高窟276窟 窟顶北坡） 飞天头束双髻，背身d箜篌，动作写实，飘带飞扬，形象潇洒。敦煌壁画中背身d奏箜篌的图象仅此一例。 ▲隋代飞天（隋 莫高窟401窟 北壁龛顶） 佛宝盖一侧的飞天，头戴宝冠，隆胸细腰，有女性身材特征，手捧莲花或花盘散花，凌空在祥云中盘旋，自由翱翔，色彩艳丽热烈。在龛顶描绘众多的飞天是隋代洞窟的特点。 敦煌之最：莫高窟建窟最频繁的朝代，隋代是莫高窟建窟最频繁的朝代。根据不完全统计，隋朝一代，前后仅三十八年，却在莫高窟建窟一百余个，其中新建石窟一百零一，重修北朝石窟五个。十六国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四个朝代，一百八十余年，现存洞窟仅三十六个，只有隋朝一代的三分之一。 鼎盛期：唐、五代（618—959年） 雄居世界的大唐帝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其间是佛教的鼎盛时期。唐代以吐蕃占领敦煌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唐前期国家蒸蒸日上，石窟壁画绚烂华彩，风格清新爽朗。唐后期，叶蕃占领敦煌，由于叶蕃人也笃信佛教，加之唐代文化根深蒂固，因此艺术风格一脉相承，变化不大。唐至五代敦煌艺术进入了成熟、定型、并趋于程序化的时期。 唐时期：飞天转换为宫娥 ，多现世俗风情 近三百年历史的唐朝，是极其辉煌的一段历史，国力的强盛，为佛教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或自身信仰而对佛教的倡导、扶植，更直接地促进了佛教的繁盛。敦煌石窟也呈现出空前辉煌的局面，现存唐代洞窟236个，占全部洞窟的一半。 此时壁画中的飞天是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完成中国化历程的飞天，其基本形象是菩萨装，女性体型，特别是盛唐时期受到宫廷舞蹈和仕女画的影响。其画法由浪漫、夸张步入现实，由天人转变为楚楚动人的宫娥 ，粉壁丹青完全进入了人物画的范畴，工笔勾勒，重彩平涂，形象鲜明。 唐代出现的经变说法图画幅巨大，内容丰富，画面所折射出的是当时以皇帝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喻示着至高无上的皇家权势和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满足了统治者的权力欲望。从某种义意上讲，经变画也是皇权的视觉标志。由于经变画的渲染冲淡了宗教气氛，把佛教概念中的抽象和神秘转为人间的现实，骤然增强了世俗性。飞天造型上贴近现实生活 ，甚至把飞天也绘成最具时尚的女性写照，完全成为中国写实的仕女画，有着鲜明的中原特色和民族风格。不仅如此，飞天的脸型也转为中原的面孔，西域形象已荡然无存，依然保存的飞天的基本特征是半裸、露臂、赤足、带有钏镯装饰等。具有代表性的洞窟有莫高窟329、331、320窟等。 ▲双飞天（初唐 莫高窟321窟 西壁龛顶） 飞天身体轻盈，姿态优美舒展，长裙裹足，巾带随色但安祥欣喜的眉目，装饰华丽可见，华丽而别致。这是敦煌壁画中著名的双飞天。 ▲散花飞天（初唐 莫高窟322窟 西壁龛顶） 飞天头上梳髻，修眉细眼，肢体柔软，一手托莲花，一手散花，手势生动，像女性；而椭圆形面庞上又画着两撇小胡须，当为男扮女妆。 ▲观无量寿经变中的飞天（盛唐 莫高窟 217窟 北壁） 观无量寿经变中，在宏伟的楼阁上方，辽阔的天空上飘荡着各种扎着飘带的乐器，不鼓自鸣，飞天随着乐曲的旋律穿梭于楼阁之中，轻盈如燕，祥云燎绕，描绘出佛经中所说的仙境。将静止的建筑赋予动感，是画作的成功之处。 ▲散花飞天（盛唐 莫高窟320窟 南壁） 四身飞天相对盘旋于阿弥陀佛宝盖上方，前后顾盼，扬手散花嬉戏，充满生气和欢乐的情趣。姿势富有力度，飞动感强。「 ”黑飞天”系颜色变化而造成的。此图为敦煌最引人注目的飞天代表作，在现代装饰、工艺品上被广泛引用。 ▲献花飞天（盛唐 莫高窟39窟 西壁龛内） 飞天丰肌秀骨，珠光宝气，一手持莲花花盘，一手拈牡丹花蕾，飞身而降。线描流畅有力，用色绚丽多彩，层层迭染，加金线提神，惊艳绝伦，表明盛唐飞天已进入工笔仕女画范畴。 ▲散花飞天（中唐 榆林窟25窟 北壁） 飞天在云端双手捧花飞翔，肌肤丰满而白皙，是典型的中唐少女形象。巾带舒卷自如，线条圆润，红裤绿带和绿叶红花相衬，色彩鲜明而简约。 ▲伎乐飞天（晚唐 莫高窟161窟 窟顶南坡） 飞天各持乐器，有腰鼓、鼗鼓、琵琶和海螺。为使构图丰富，不单调呆板，将一身飞天头向下倒飞，从而也表现天际辽阔，飞翔的自由与欢畅。 敦煌之最：莫高窟建窟最多的朝代，据唐代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莫高窟从前秦建元二年至唐代武周圣历元年时已建窟一千余龛。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唐代洞窟232个，几乎占现存洞窟的一半。唐代是莫高窟历史上建窟最多的朝代，也是现存洞窟最多的朝代。 五代时期：飞天数量减少，造型单一缺乏新意，逐渐转向衰败 中原的五代时期，朝廷衰微，北方大部分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唯独敦煌一地保持着汉族地方政权，维持着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此时敦煌洞窟中的壁画强调各种经变，使原来大幅经变画缩小，比较繁琐，甚至一窟之内出现十多铺经变画，失去整体感和雄浑之势，飞天画也进入了衰落阶段。 首先，由于密教经变画的兴起（密宗推崇弥勒和观音信仰），飞天的数量大大减少，有的洞窟甚至不绘。绘有飞天的洞窟中，飞天在壁画中所占的比重也显著减弱。五代尚存飞天的典型洞窟有莫高窟468、61以及100、98窟。 其次，由于此时壁画世俗性加强，出行图、经变画中大量出现市井生活，影响到飞天的创造，使飞天的形象宛如当时妇女的写照。飞天造型全为女性，头梳单髻，颜面秀美，朱唇微点，情态婉委，帔巾飘逸 ，一派净土仙女模样。虽然其形象尚保留着唐代画风，表现出娴熟的工笔仕女画的风范，但已远不如唐代时富丽。 五代时的画风是晚唐的继续，在焦墨中略施微染的壁画技法，在莫高窟被广泛采用。这种画法色彩艳丽，勾线刚劲。飞天的绘制也采用这种技法，使人物形象的处理都很精到。但技法上的强健表现力，却掩盖不住艺术上的苍白。晚唐至五代飞天画已趋于程序化，有创新意境的佳作锐减。 ▲散花飞天（五代 莫高窟468窟 西壁） 飞天为菩萨装束，一手托莲花，一手拈花蕾，仰卧在彩云中飞舞。此时敦煌的飞天进入程序化，风格单一。此图虽工整，但云朵、飘带、服饰及至面部表情都有图案化倾向，缺乏生命气息。 ▲散花飞天（五代 莫高窟61窟 背屏） 两身横向飞行的飞天 ，上方一身服饰华丽 ，下方一身为梳双髻少女 ，面相丰满 ，双手散花 ，衣着简朴 ，矫健而有生活气息 。以红色晕染脸颊和身体肌肤 ，线条清晰流畅 ，继承了唐代画风 。 衰落期：宋、西夏、元（960—1368年） 宋代、西夏和元代，属于敦煌壁画的晚期，这一时期的飞天绘制进入了衰落期，壁画上美丽动人的天宫乐舞也随之谢幕。 宋时期：飞天绘制走向程式化，造型缺乏活力 宋代壁画中，飞天绘制的整体趋势是逐渐走向衰落。不仅飞天画的数量减少，而且造型缺乏活力，精神凋涣，有些甚至是风骨孱弱，飞动无力，寡情乏韵。究其原因，一是连年战 乱，民不聊生，难以唤起人们欢乐的情绪，营建石窟的财力也受影响。二是佛教密宗兴起，密宗推崇弥勒和观音信仰，在造像中少有飞天出现。还有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掌管敦煌地区的曹氏追随北宋宫廷的体制在瓜州建立画院，使飞天的绘制走向程式化 ，缺乏新意。 敦煌画院设立初期，在线描造型上颇有魄力，豪放、丰润、富于变化，特别在人物面部塑造上，笔力劲挺，神采奕奕，具有内在的力量。但到曹元忠以后，线描变得柔弱无力，艺术修养不足，而整体效果却表示了画院的统一，程式化严重 。 院体壁画中的飞天一般面相丰圆，神情持重，身材窈窕如少女，菩萨装束，斜披帔巾，飘带饰有条纹。造型多以线取胜，勾线劲健流畅，基本为白描人物，仅在饰物、裙、巾带上敷彩，色彩以石绿、赭红为主要用色，冷暖相济，简洁雅致。典型的有莫高窟 7 6窟 、榆林窟 2 6窟中的飞天 。莫高窟 7 6窟飞天绘于环窟四周 。但这时的飞天流动缥眇的动感性不足，在用线上颇见功力，是院体画中的代表作。 ▲捧珠飞天（宋 莫高窟76窟 北壁） 飞天面相丰圆，长眉修目，戴宝冠，梳高髻，斜披大巾，下着长裙，两手捧金光闪闪的摩尼宝珠。造型优美，画工精细，不失为宋代佳作。 ▲佛宝盖飞天（宋 榆林窟26窟 北壁） 净土变中的佛宝盖两侧，飞天驾云绕行而下。其面相短圆似女童子，额上有吉祥痣，头后梳双髻，双手捧花供养。墨线勾轮廓，以石绿、赭红和白色为主色调，风格鲜明。璎珞华盖之华丽有五代之遗风。 ▲捧珠双飞天（宋 莫高窟76窟 南壁） 两身飞天相对共捧一大摩尼宝珠。飞天服饰华丽，多珠宝饰物，其造型、勾线均体现出时代风格，设色为冷色调，以青、绿，灰色为主。 西夏时期：飞天造型多具少数民族风格 党项为北方游牧民族，12世纪初，党项与甘州回鹘发生了争夺河西走廊的长期战争。党项军队攻陷甘州，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占领河西后党项族立大夏国，在短短的二百年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西夏文化。西夏文化受到中原汉族及辽、金、回鹘、吐蕃等农、牧文化的影响，有独特的文字。 回鹘、西夏时期敦煌地区新开石窟不多，多为改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均留下很精彩的遗迹，反映出回鹘、党项族艺术强调装饰性的特点。例如西夏洞窟，常见的壁画风格为团花锦地，画千佛，人物体健腿短，有西夏造型特征；受回鹘影响的洞窟，画曼荼罗。从此时绘制的飞天也可看出这一特点。 ▲伎乐飞天（西夏 榆林窟10窟 窟顶西坡） 飞天梳高髻，戴宝冠，有头光，面相丰满，丹凤眼，斜披天衣，下着裙。一d琵琶，一d筝，生动和谐。人物体健腿短，有西夏造型特征。线描精细，设色浅淡，是西夏的杰作。 ▲伎乐飞天（西夏 榆林窟10窟 窟顶西坡） 两身伎乐飞天高髻花冠，天衣长裙。一侧身回首吹凤笛，一高举拍板和之，形象生动。乐器画的逼真，与人体的比例也很协调。 ▲献花伎乐飞天（西夏 莫高窟327窟 窟顶南坡） 在装饰华丽的垂幔下，两身飞天一捧花供养，一d箜篌，箜篌的每个部件都交待得很清楚。画面装饰华丽，只是彩云画得过于程序化。 元时期：密宗盛行，飞天渐渐消失于天际 元代时蒙古族统治敦煌地区，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营建重修的洞窟都很少。元代流行密宗，分藏密和汉密。藏传密宗艺术中无飞天，汉传密宗艺术中现存的飞天也不多。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是莫高窟 3窟中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上方两角的四身飞天，其中北壁观音经变图上方两身飞天造型较为完美。一为黑发，梳双髻，头上有簪花，高鼻大眼，身体较胖，系长裙，另一身为金发少女，头梳双髻，亦为高鼻大眼，手持白莲乘云从空而降。两身飞天不对称，均具中亚西亚民族脸形，造型颇写实，反映了当地的文化特点，已无佛教飞天的姿态风貌，而像是两位乘云飞行的道教仙童。在技法上表现出浓郁的中原画风，构图丰满，笔法细腻，抑扬顿挫，堪称中国元代壁画中的杰作 。自元朝，敦煌飞天渐渐消失于天际。 ▲簪花飞天（元 莫高窟3窟 南壁） 飞天飘在翔云上，脑后垂双环发髻，头上簪花，高鼻，浓眉大眼，面丰体壮，捧莲花供养千手千眼观音，十分虔诚。此线描功力在敦煌壁画中堪称一流，千手千眼观音为密宗题材。 ▲金发飞天（元 莫高窟3窟 北壁） 飞天为金发，头梳双髻，长眉高鼻，一手捧莲花，一手持长莲枝，从天而降，来供奉千手千眼观音。周围云朵飘浮，与巾带的紫色形成对比。飞天造型有西域人特征。 飞天是天宫的精灵，在造型上集中了人间最善良、最美丽的形象，使人觉得亲切并产生护佑感。飞天的美学基调是健康的，表达的是飞舞、开朗、乐观的情趣，这也正是飞天艺术的生命力所在。敦煌飞天，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许多优美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正如段文杰先生在《飞天在人间》一文中说：「 ”她们并未随着时代的过去而灭亡，她们仍然活着，在新的歌舞中，壁画中，工艺文中，到处都有飞天的形象。应该说她们已从天国降落到人间，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不断地给人们以启迪和美的享受。 ◎本文转载自「 ”CCTV4国宝档案”，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大体可分为下列几类：
一、佛像画。作为宗教艺术来说，它是壁画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
各种佛像------三世佛、七世佛、释迦、多宝佛、贤劫千佛等；
各种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势至等；
天龙八部------天王、龙王、夜叉、飞天、阿修罗、迦楼罗(金翅鸟王)、紧那罗(乐天)、大蟒神等等。
这些佛像大都画在说法图中。仅莫高窟壁画中的说法图就有933幅，各种神态各异的佛像12208身。
二、经变画 利用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通俗易懂地表现深奥的佛教经典称之为"经变"。用绘画的手法表现经典内容者叫"变相"，即经变画；用文字、讲唱手法表现者叫"变文"。
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在北魏晚期的洞窟里，出现了具有道家思想的神话题材。西魏249窟顶部，除中心画莲花藻井外，东西两面画阿修罗与摩尼珠，南北两面画东王公、西王母驾龙车、凤车出行。车上重盖高悬，车后旌旗飘扬，前有持节扬幡的方士开路，后有人首龙身的开明神兽随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分布各壁。飞廉振翅而风动，雷公挥臂转连鼓，霹电以铁钻砸石闪光，雨师喷雾而致雨。
四、供养人画像 供养人，就是信仰佛教出资建造石窟的人。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信佛，留名后世，在开窟造像时，在窟内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和奴婢等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称之为供养人画像。
五、装饰图案画 丰富多彩的装饰图案画主要是用于石窟建筑装饰，也有桌围、冠服和器物装饰等。装饰花纹随时代而异，千变万化，具有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图案画主要有藻井图案、椽间图案、边饰图案等。
六、故事画 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的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
1．佛传故事 主要宣扬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其中许多是古印度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佛教徒经过若干世纪的加工修饰，附会在释迦身上。一般画“乘象人胎”、“夜半逾城”的场面较多。第290窟（北周）的佛传故事 作横卷式六条并列，用顺序式结构绘制，共87个画面，描绘了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之间的全部情节。这样的长篇巨制连环画，在我国佛教故事画中是罕见的。
2．本生故事画 是指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也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
3．因缘故事画 这是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和释迦牟尼度化众生的故事。与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牟尼生前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世或今世之事。壁画中主要故事有“五百强盗成佛”、“沙弥守戒自杀”、“善友太子入海取宝”等。故事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
4、佛教史迹故事画 是指根据史籍记载画成的故事，包括佛教圣迹、感应故事、高僧事迹、瑞像图、戒律画等。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形象的佛教史资料。这类画多绘于洞窟龛内四披、甬道顶部和角落处次要地方。但有的也绘于正面墙壁，如第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佛图澄”和第72窟的“刘萨诃”等。
5、比喻故事画 这是释迦牟尼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被佛教徒收集记录在佛经里，保存至今。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有“象护与金象”，“金毛狮子”等。
七、山水画 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遍布石窟，内容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大多与经变画、故事画融为一体，起陪衬作用。有的是按照佛典中的山水，参照现实景物加上高超的想象力，描绘出“极乐世界”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的美丽自然风光；有的是以山水为主体的独立画幅，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
壁画内容除以上七类外，还有建筑画、器物画、花鸟画、动物画等。敦煌壁画的艺术价值弥足珍贵，在结构布局、人物造型、线描勾勒、赋彩设色等方面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中西艺术交流融汇的历史面貌。
上述七类壁画，除装饰图案而外，一般有情节的壁画，特别是经变画和故事画，都反映了大量的现实社会生活，如：统治阶级的出行、宴会、审讯、游猎、剃度、礼佛等；劳动人民的农耕、狩猎、捕鱼、制陶、冶铁、屠宰、炊事、营建、行乞等；还有嫁娶、上学、练武、歌舞百戏、商旅往来、少数民族、外国使者等等各种社会活动。因此，敦煌石窟，不仅是艺术，也是历史。
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另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
造型特色
敦煌壁画中有种灵形象(佛、菩萨等)和俗人形象(供作人和故事画中的人物之分这两类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又各具不同性质。从造型上说．俗人形象富于生活气息，时代特点也表现得更鲜明；而神灵形象则变化较少，想象和夸张成分较多。从衣冠服饰上说，俗人多为中原汉装，神灵则多保持异国衣冠；晕染法也不一样，画俗人多采用中原晕染法，神灵则多为西域凹凸法。所有这些又都随着时代的不问而不断变化。
与造型密切相关的问题之一是变形。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巧妙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时代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变形的程度和方法也不一样。早期变形程度较大，较多浪漫主义成分，形象的特征鲜明灾出；隋唐以后，变形较少，立体感较强，写实性日益浓厚。
变形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夸张变形一以人物原形进行合乎规律的变化，即拉长成加灾。如北魏晚期或西魏时期的菩萨，大大增加了服、手指和颈项的长度，濒骨显露，用日之间的距离牧觅，嘴角上翘，形如花瓣；经过变形彻成为风流潇洒的“秀骨治像”。全刚力士则多在横向夸张，加粗肢体，缩短脖项，头圆肚大，棱眉鼓眼，强调体魄的健硕和超人们力量。这两种人物形象都是夸张的结果。
绘画风格
敦煌壁画各个窟的时代都是不同的，所以风格也不是很一致。
较早之十六国和北魏各窟壁画（如275、254、257等窟）感情强烈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的人物造型，以劲细线条勾勒并注重晕染的表现方法，以及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的形式，都明显带有域外或新疆的绘画风格。
西魏（249窟、285窟等）在吸收传统形式并把更多的生活情节和形象融入佛教壁画创造中。通常这个时期的壁画为白粉铺底，以遒劲潇洒的线描和明快的赋色进行绘制。整体上，看来传统画风在敦煌佛教艺术中已得到进一步发展。
北周（290、428、299等窟）通常为大型本生及佛法故事连环画，皆以白壁为底，用流畅的线描勾勒，造型简赅生动，色彩清淡雅丽，虽有的肌肤略作立体晕染，尚存西域绘画遗风，但整体而言，从形象到艺术风格已是汉族传统绘画面貌了。
线条色彩
线条和色彩作为我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能够以简练的笔墨，塑造出个性鲜明和内心复杂的人物形象。敦煌壁画全面地继承了这个传统，并适应创造新形象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壁画的起稿线豪放自由，粗壮有力。寥寥数笔土红线，一只撒野奔驰的野牛脱壁而出；笔力爽快的接线表现了一群猎仔争先恐后奔跑觅食的活泼神态； “篙山神送柱”一图里的人物和建筑部是不用朽子(木炭条)，随手勾描的画稿，显然逸笔草革，仍不失为一幅神采生动的白描。在不经意的落笔起稿中，往往另有一种自然流露于笔墨问的天趣。
敦煌壁画的定形线是比较严谨的，早期的铁线描，秀劲流畅，用于表现潇洒清秀的人物，如西魏的诸天神灵和飞天，线描与形象的结合，堪称关五无暇。唐代流行兰叶描，中锋探写，圆润、丰满、汗厚，外柔而内刚。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枕祁连，襟带西域；前有阳关，后有玉门，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汉代起敦煌是辖六县之郡。东汉大家应劭称：“敦，大地之意，煌，繁盛也。”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一“繁盛大地”以其拥有的举世无双的石窟艺术、藏经文物而成为人类最伟大、最辉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今年5月21日，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世一百周年的日子。如果把敦煌的百年比作一道万世经传的长诗的话，那么它的第一句是令人落泪的。重述那段历史，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文化价值的存续。
敦煌莫高窟起建的年代大约在公元364至366年间。1600年间，这里先后开岩凿洞，最盛时，曾有石窟千余，号称千佛崖、千佛洞，至今保存在编的洞窟仍有492个，彩塑2415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唐宋木构窟檐5座。
汉代起，敦煌作为西陲重镇一直是兵家互争之地。每次兵灾之际，管理莫高窟的和尚就要逃一次难。
宋景佑二年（1035年），西夏之乱祸及敦煌莫高窟。和尚照例要避祸他乡，遂把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都封闭在一个洞窟的秘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堵，并绘上壁画。然而，这批和尚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个秘室便盛着5万余件“宝藏”静静地安息了七八百年。
清朝末年，出生在湖北麻城的王圆 ，结束了在军队当小兵的生涯，因无所事事，便做了道士，迢迢千里来到敦煌。当时的莫高窟寺院，多为红教喇嘛，只有王圆 能用中文诵道经，倒有些香火，生涯不错。于是他就雇了个姓杨的为他打下手，写经文。杨某抄经之暇爱吸旱烟。用芨芨草点火，并把剩下的草插在洞窟墙壁的裂缝中保存。一天，他在插草的时候，发现墙缝深不可止，便用旱烟袋头敲了敲墙，感到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赶紧叫王道士，两人夜半破壁，发现里面有一个泥封着的小门。此时天已渐亮，去掉泥块，出现一条通道，进入通道后，一个黝黑的高1．6米，宽约2．7米的复室出现了。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等。王道士当时对这批5至11世纪文物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无意中回到了人间。
接着，一系列不幸就在这片繁盛大地上发生了。
王道士虽然不知道这批宝藏价值连城，可他毕竟明白用它们换点钱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取出几卷给当时的县长汪宗瀚去鉴别。汪是识货的，依他的权势向王道士索要了一批画像和写本。三年后，甘肃学台叶昌炽闻听此事，便让汪为他搜求。叶对古物的学养颇深，对藏经价值心知肚明，便向甘肃的藩台衙门建议将这批古物运到省城来保存。但因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清政府觉得银子比这批“废纸”更有价值，没有采纳这项建议，只是发了一道旨令，让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像，仍为保存”。汪责令王道士经办此事，王道士一下子就成了经卷的看守人。王道士便将这批古物重新封起来，成了古物的实际拥有者。
当时在新疆一带，有一位受英国政府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他在1879年曾来过敦煌。闻知洞窟存有宝物后，便于1907年5月第三次来到敦煌，他是历史上盗劫藏经洞文物的第一人。他来敦煌，通过一位师爷与王道士接触，得知王道士已将秘密通道砌死，斯坦因便在莫高窟安营扎寨，软磨硬泡。终于，他从洞窟壁画上看到了王道士请人绘的《唐僧取经图》，遂生一计，称自己是印度的佛教徒和唐僧的崇奉者，来敦煌是受印度政府的委托，把印度已不存在的佛经再取回去等等。这番话竟然说动了这位“司库大人”。王道士第二天就拆开封墙，让斯坦因进入秘室。斯坦因在其所著《西域考古记》中写道：“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其中“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斯坦因以捐一笔钱给庙里的方式，得到了装满写本的24只箱子。另外还有五只，仔细装满了画绣品及其他美术品遗物。
1914年后，他又从王道士手里得到五只大箱。1930年再来时，因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而未得逞。据英国目前公布的数字，斯坦因劫去的文物达9000余件。
继斯坦因之后，法国的伯希和于1908年7月来到这里，凭他渊博的汉学知识，劫走了比斯坦因更有价值的文物6000余卷。
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也于1914年至1915年间从藏经洞和其他一些洞窟中盗走1万余件文物资料及壁画。美国的华尔纳1924年到莫高窟后，由于无经卷可窃，便用特制的胶布剥走了第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
莫高窟的文物精品被斯坦因大量盗走的消息被清政府知道后，命令将剩下的经卷装成两只木桶，封钉坚固，施以彩绘，制成“转经桶”置于佛殿之中，又责成王道士看管，并且还赏给他300两银子作为他看守经卷的补偿。而这两只“转经桶”今日仍竖在第17号窟中，桶中一无所有。王道士变本加厉地“私卖”，几乎使藏经洞内的古物为之一空。经过有良心的学者一次次上书呼吁，才迫使清政府下令把所有残存的经卷写本悉数运回北京。然而，起运时清理在数的8600余卷，经沿途大小官员强取豪夺，所剩下的就是现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那四五千卷。
百年前洞开的一幕，至今回溯起来仍令人心颤。一个巨大的中华文明的宝库竟由屈屈一个假道士据为己有，写下了令世代垂泪的一笔。今天，敦煌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已是全世界文明价值中的重要部分。敦煌的保护得到了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重视。没有人可以回到百年前，再行掠劫盗贩之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百年前的历史今天没有重演的可能。
这段历史在提醒人们，历史文化遗产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今天人们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对历史价值认识上的盲点，尊重历史就是一句空话。再者，百年前敦煌文物的流失与当时社会动荡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王道士的个人所为已经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今天的问题可能在于另一个方面，即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与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大到敦煌这样珍稀遗产，小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如果不以人类精神财富的高度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我们有可能失去第二个、第三个敦煌。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每一位今天的共和国公民。保护文物，维护文化遗产的尊严不仅仅是国家、政府单方面的事，而是人人有责。我们应该睁开眼睛看看自己的身边是否存在着新的“王道士”、“李道士”，但首先，我们自己不作任何一个“道士”。
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共有石窟600余个，敦煌艺术是佛教题材的艺术。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彩塑近三千身，内容非常丰富。敦煌石窟艺术是产生和积存在敦煌的多门类的艺术综合体，它包括了敦煌建筑、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以莫高窟为中心的敦煌石窟，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瑰宝，它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稀世之珍，为我国的民族艺术珍宝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明珠。
敦煌莫高窟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敦煌石窟的建筑尤以莫高窟保存的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为稀世之珍和一些宋元土木古塔；壁画中也出现不少代表时代的古建筑图样，可说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不可缺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研究历史和艺术的价值。莫高窟的石窟建筑，由于时代不同，石窟形制呈现不同的特色，主要有5种：1禅窟（即僧房）。2塔庙窟（即中心窟）。3殿堂窟。4佛坛窟。5大佛窟（及涅盘窟）。
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与莫高窟隔河相望。主体建筑为二层平顶楼房，该建筑约一半隐蔽在丘陵中，外部只露出上层窗户及宽阔的屋檐。与莫高窟的环境相协调。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分为佛像画、经变画、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故事画和山水画。
敦煌飞天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的飞天。敦煌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是敦煌艺术的标志。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尤以前者最富代表性。它位于甘肃敦煌市鸣沙山，上下5层，南北长1600多米，始建于前秦。现保留16个朝代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余身、飞天4000余身，唐宋木构建筑5座，文书文物5万余件。敦煌石窟当之无愧的是一座建筑、绘画、文书、文物综合而成的巨大文艺宝库，它所集中反映的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等画面，为史学家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宝贵财富。其中，壁画最为精美绝伦，如果按照2米高的画面排列，敦煌壁画可以构成一条25公里的画廊，逐步展示出中国绘画艺术由青涩到成熟的转变过程。盛唐时期的壁画题材丰富、场面宏伟，其人物造型身体比例适度，丰满健康，气度高贵，姿态潇洒自如，塑造了大量富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是古代绘画领域最高水平的体现。此外，还有96窟、17窟、130窟、158窟、259窟、285窟、200窟、428窟较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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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色鹿本生故事
      《九色鹿》被确认是中国最早的连环画。这组故事壁画人物众多，构图紧凑独特，特别注重人物内心活动和面部表情刻画。该壁画通过描述古印度恒河边一只善良的九色鹿救一溺水人却被出卖的过程，讲释了迦牟尼前世“轮回”的故事，该连环画构图别具匠心，共有8个情节，画工却把故事高潮安排在中央，引导人们在读画时最大限度地关注情节。古印度恒河边，有一只美丽的鹿，她身上的毛色由九种不同的颜色组成，姿态健美，动人心魄。一天，九色鹿在恒河里奋力救起一个失足溺水者，当溺水者要报答它时，九色鹿只是要求他保守见过自己这个秘密来作为回报。溺水者满口答应，谢恩而去。
豪华的宫殿里，王后梦见美丽的九色鹿，她一心想用多彩的鹿皮做褥子，用鹿角做佛柄。在王后一再的恳求下，国王爱妻心切，最终答应了她昭告天下寻找九色鹿。重金悬赏之下，那个溺水者禁不住向国王透露了秘密，并给国王和他的军队带路去猎杀九色鹿。九色鹿虽有好友乌鸦的报信，终还是没有来得及避开。当它见到那个溺水者时，悲愤的眼泪流下了眼角。它用人语向国王说明了一切，被感动的国王从此下令不许任何人伤害、捕捉九色鹿。而那个溺水者因为自食其言，顿时浑身长疮，满口腥臭。
    《佛说九色鹿经》最后说道：“是时夫人者孙陀利是也。是时乌者阿难是也。时溺人者调达是也。时鹿者我身是也。调达与我世世有怨。阿难有至意得道。”将故事中的角色和释迦牟尼身边的人联系起来，更将他们前世的因缘一并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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