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人性异化
需要警惕的是：人群处于商品关系之中，人性正遭到异化，人的内在品性和道德正遭受着物质和欲望的双重侵蚀。所谓异化，就是人在物物交换中被当做了物，远离了交换或交易的本质，已经变得不是自然中的人，因此这种社会或外部环境下，人正沦为工具，更准确说是物品。
物是死的，是不同于人的存在物，它只能被使用，不能创造，而人不同。人是大自然的骄子，是万物之灵长，是智慧的引领者。所有的物或非自然存在之物，都是人通过思想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但商业社会中，人的地位和作用变了。由于工具的大行其道，人正在劳动中异化，丧失人性和自我创造的能力。
人在工业文明制度的压制下，正一步步走向沉沦和迷失。
消费社会
现代社会，人们被消费所控制，人们的生活由于网络的出现呈现出碎片化和低俗化，完全丧失了往日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知识输入。因此，现代人在创造力和生命力方面，正变得极度匮乏。生命变得脆弱、孤独和严重依赖外部的工具及资讯，而广告、媒体、资讯在加速着人的内在异化，我们的心灵越来越空虚，陷入到无尽的消费工作、工作消费的恶性循环之中。
即便现代人闲暇下来，由于巨大惯性的作用，也只能做些毫无意义的娱乐弥补，这种毫无目标的弥补或精神填补，在整体且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是毫无意义，毫无效能的。
心理扭曲
人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劳动，更表现于精神和心理的扭曲。消费社会、物欲年代，由贫富差距所产生的仇富心理、由对女性不满所产生的变态心理、由社会挫折或不公平带来的反社会心理等等，这些都跟现代文明的弊端和人性的异化有关。
而改变是很难的，因为社会阶层一旦形成，人的观念一旦固化，就很难从根本上去变革。而既得利益者为了短期利益，会想尽办法阻止变革。同样，在一个不自由、不公平的社会环境里，制度本身会变得压抑，甚至荒诞，成为压制与局限的代表。
[关键词]谚语习语互译 归化 异化 异归均衡
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在引进外国作品时，究竟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翻译理论作指导呢关于翻译标准或指导原则，一直都未有定论。中国翻译界先是有近代翻译理论家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翻译的三大标准。在当代翻译论中，有钱钟书提倡的“化境”说与傅雷提出的“重神似不重形似”，都是围绕翻译转换问题，把标准和方法融为一体，但这都不过是归化与异化的一种延伸。在当代翻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传统的翻译，即“归化”(domestication)的翻译，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使译文读起来通俗易懂，译文读者能产生一种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审美效果，即达到了某种审美传输功能上的相似，这与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或“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ce)是一样的。异化(foreignization)的提法最早始于一千多年前的某些佛经翻译家，即所谓“求质、求信之谓，与译界常说的直译相近”。美国学者韦努蒂也提出要保留源语文化的差异和陌生度，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
在中国翻译界。自刘英凯发表论文《归化一翻译的歧路》以来，掀起了异化与归化的又一轮争辩，但这次争辩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变化，“语言层次上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已经上升到了文化、文学和政治伦理的高度”。许均也指出所谓“归化”与“异化”之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态度的争论，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站在出发语文化的立场上会导致“异化”，站在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会导致“归化”，而站在沟通出发语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上则避免极端化的“异化”与“归化”，并试图以“交流与沟通”为翻译的根本宗旨，寻找一套有利于不同文化沟通的翻译原则与方法。所以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都不应该绝对，应该力求达到一种平衡。正如著名翻译家张谷若提出的以地道的译文译地道的原文，孙迎春在《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一书中把“地道”作为翻译的一大原则，并指出“地道”非极端归化之谓，而是力求达到一种异归均衡。
以谚语习语的翻译为例，谚语习语的翻译需要同时兼顾语言和文化，以便将原语信息的意义和风格再现。英汉两种语言都有大量的谚语和习语，但由于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化的不同，意义完全相同，结构相似，字数对等的谚语习语很少能在译文中找到。在跨语际翻译中，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中表达相差甚远、具有浓重文化色彩的谚语习语呢是采取归化的翻译还是异化的翻译呢对此，本人仅谈谈个人看法。
(一)从归化的方法看谚语习语的翻译
归化(domestication)，是指在翻译中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transparent fluent style)，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strangeness)的翻译策略。例如：
Like knows like，英雄识英雄。
Like attracts like，物以类聚。
Like cures like，以毒攻毒。
Like begets like，龙生龙，凤生风。
这几个含有like的谚语，实在是太过抽象，异化的方法很难译，而且难免生涩拗口。采用归化的方法译成中国读者熟悉的成语则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谚语习语来源于生活，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高度浓缩和集中体现。它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生活习俗等文化背景。英汉谚语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无论在汉语还是在英语中，人们常常借用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事物来喻指有相似特征的人或其他事物。但是，英汉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了双方对有些事物理解的不一致，在一种语言里用某种事物表达某种形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要用不同的事物来表达。例如“to see a hare in hen’s nest”意思是“to look for something in a wrong place”。知道这一深层的意思，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缘木求鱼”，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找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关键是两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但如果译成“到鸡窝里寻兔”，由于文化的不同，沿袭下来的一些传统也不同，译文读者读到这里时，他很可能联系不到“缘木求鱼”上去而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不知所云。又如：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fire，无风不起浪。原文中的“烟”和“火”翻译成“风”和“浪”，有的译者可能觉得没必要。既然“烟”和“火”，“风”和“浪”都是因果关系，是紧密相联的，何不直接翻译成“无烟不起火”呢当然，既然意思都差不多，翻译中采用一个更通顺，大家更耳熟能详的句子，能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的陌生感，更通俗易懂。
归化有它的必要性，但过度的归化也会造成一些意义的缺失，意义外延的扩大，甚至扭曲原本的意义。例如“The truth is stronger than fiction”译成“事实胜于雄辩”。但仔细看来，这个谚语里面含有的两个关键词“truth”和“fiction”，“truth”译成“事实”可以，但“fiction”查遍字典也没有“雄辩”这一层意思。因此，这个谚语的翻译扭曲了原本的意义。又如While t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译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一句太过地道的中国话。读到这句话就会有一种大丈夫拍着胸脯，发誓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的信心满满的感觉，让人不由得精神振奋。但读原文，很朴实的语句“只要生命在，就有希望”。因此，读原文与译文所激起的读者的情感共鸣是不一样的。译者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情感与心境。另外一个例句：“The devil takes the hindmost”译成“谁落后，谁挨打”。虽然译文与原文意思差不多。但不免缺失了一个成分“devil”(魔鬼，恶魔)，这是一个西方文化里与上帝作对的角色，头上长角，西方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形象，译者没有译出来，难免使读者丧失了了解异国文化的机会。译文的后半句“谁挨打”不免缩小了“take”的意义，魔鬼会带走他，而并没有说要做什么。而且译文让读者看了，不免联系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因为落后，常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这是原文读者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不但要注意译文会引起的读者的情感诉求，更要注意与此联系 到的特定的历史背景。
总之，只要意义表达准确，而且不牵涉到文化层面意义的缺失，归化的翻译是可取的。而且归化在缓和语言文化矛盾这一方面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让读者在自己接受的和熟悉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一种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审美效果。
(二)从异化的方法看谚语习语的翻译
异化(foreignisation)，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相对于归化，异化是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foreignness)，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策略。以下列习语为例：
“Shed crocodile’s tears”译成“鳄鱼的眼泪”。鳄鱼，我们知道在中国以前是一种不常见的动物。如果我们一味地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而译成“猫哭耗子”或“兔死狐悲”，那我们就不会了解这一英美常见的异域动物了。其实“猫哭耗子”或“兔死狐悲”我也只是在童话故事或卡通片中才能读到看到，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但鳄鱼掉眼泪却是确确实实有的。动物学家观察到鳄鱼在吃猎物时会掉眼泪，因此才有了这个习语。但后来发现真正的原因是鳄鱼在通过泪腺排泄体内多余的盐份。因此如果不用异化的方式直译这个习语，读者会穷根究底了解到这个让他感兴趣的科普知识吗
“Paper tiger”译成“纸老虎”。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词最早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他在作报告是提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只会虚张声势。在翻译毛泽东这篇报告时，译者曾想用“scarecrow”(稻草人)来译，但毛泽东坚持直译“paper tiger”，以保留他的语言特色。因此。这个词在加了注释之后传到美国，美国人后来也慢慢接受了，成为英语语言中的一个新词汇。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坚持，英语中也就少了一个这么鲜活的习语。
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文化的交流，随着交流的深入，不同的文化也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因此，我们现在经常听到别人说“武装到牙齿”(armed to the teeth)，“瓶颈”(bottle-neck)，“酸葡萄”(sour grapes)，“象牙塔”(ivory tower)等一系列的外来词。异化能丰富我们的词汇，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因此，异化的翻译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还是值得提倡的。
(三)从一些实例看异归均衡
翻译学家孙迎春指出“一般而言，异归均衡应当是最理想的”。并援引黄建华在《改进双语的翻译》一文中就怎样把成语、谚语、习语之类的词例译好应注意的三点来说明这个问题。即译出准确的含义、尽可能表达其生动的形象、尽可能保持其成语、谚语习语的格式。并且他援引黄建华的话提出了一个解决之道一“提供两种译文，一种较为直译，另一种更接近谚语的形式”。举例来说：
It’s the last straw that breaks the camels back，最后一根草，压断骆驼腰。积羽沉舟。
Empty vessels make the greatest sound，空罐子声音最响。满罐水不响，半罐水响叮当。
Little strokes fell great oaks，一斧一斧砍下来，橡树再大也砍倒。滴水穿石。
这些均是异归均衡的典范，我在教学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我让学生翻译一段带有很多习语的文章，其中有些句子是“I hope you don’t feel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Oh，don’t mind my little brother Jason；he’s just got ants in his pants today，Here’s your room；it’s clean as a whistle，”虽然课后这些习语给出的意思是“感到生疏，不自在”，“坐立不安，兴奋”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但大部分同学还是把它比喻的意思译出来了。以下是一个学生的翻译：
“我希望你不会有如鱼离水般生疏的感觉。噢，请别介意我的小弟弟杰森，他就像有蚂蚁爬到裤子里一样坐立不安的。这是你的房间，它干干净净地就像哨子一样。”
前两个翻译是可以的，既保留了原文特色，又把深层的意思译出来了。但后一个翻译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汉语中没有这样的比喻。但不管怎样，我们能看出学生习惯把所有的意思都译出来，避免缺失。在翻译时。我们也不妨借鉴这种做法，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引进的谚语习语，像是之前提到的“to shed crocodile’s tears”，我们不妨用歇后语的形式翻译一“鳄鱼掉眼泪—假慈悲”。既有异化也有归化，这很容易让读者产生一种亲切感熟悉感，接受起来也快，慢慢地读者只看到前半句也能理解它的意思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也达到了。
总而言之，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单一地使用归化策略而抛弃异化策略，也不可能只采用异化策略而抛弃归化法。归化和异化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灵活运用“异化”与“归化”才是解决翻译中文化冲突现象的真正出路。
(四)结语
随着世界化进程的加快和各民族之间了解的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日趋明显，文化的异质色彩似乎也在逐渐变淡。但另一方面各民族又呼吁“文化多元化”，要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翻译，是文化的媒人，起着不同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桥梁作用”。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应站在沟通不同文化的立场上，以“交流与沟通”作为翻译的宗旨，合理的运用归化与异化这一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翻译方法。既不能过分强调异化，也不能过分强调归化，应学会熟练地交错使用这两种方法，力求达到异归均衡。网络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却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害。那么，互联网有什么好处与坏处呢，下面小编来告诉大家。
好处 01
互联网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增长我们的学识，帮助我们解决学习上的难题以及一些生活上的小困难。
02
互联网丰富了我们的交流方式：QQ，微信等网络交流平台的出现，使人们只需要一台手机或者一台电脑，就能够与家人朋友们视频聊天与沟通。
03
互联网有利于我们创业：因为网上购物逐渐的普遍，我们可以开淘宝店，把自己的品牌广告挂到网上，出售自己的商品赚钱。还能投资理财。
坏处 01
容易遭到上当受骗：一些歹人利用互联网的进行各种诱骗，掉以轻心的人一般都是被骗得团团转，轻者损失财产，重者遭到骚扰甚至威胁。
02
使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使很多的青少年沉迷于虚拟世界，致使很多的青少年逃学翘课去网吧，一泡就是几天几夜，甚至发生猝死的悲剧。
03
“网络性格”的形成和身体素质的下降： 网络性格最大的特征是"孤独、紧张、恐惧、冷漠和非社会化"。对互联网虚拟世界的依恋，人机对话和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交流，容易使人的性格脱离现实社会而产生异化，长时间呆在电脑前的幅射和高度紧张，会损害各种人体机能，导致身体素质下降。
1、资源配置“全球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文化产业的发展表现出“横向规模化”和“纵向一体化”趋向,单纯的数量膨胀已经难以表达文化繁荣的真正意义。
一方面,同质文化产业在资本、技术等资源优势推动下得到整合,规模日益增大;另一方面,同一产业链上的异质文化产业通过不同企业的兼并改组得以重整。看一下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好莱坞大片、迪士尼动画片,就可以大致了解技术因素对文化传播的推动功效。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不管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化的产业,一方面都有试图超越地理界限,形成“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都有意或无意地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他国文化。
例如,肯德基、阿迪达斯、芭比娃娃算不上真正的文化产业,也不是最好吃、最好穿、最好玩的,但由于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烙上了美国文化的印记,在当代科技推动下被附加上文化意蕴而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就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优势品牌。
为此,当多夫曼与马特拉的著作《如何解读唐老鸭迪士尼卡通的帝国意识形态》问世时,美国人的反应就不像以往那么平易近人了。
2、服务方式“大众化”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下,文化产业的服务方式和消费方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其创造财富和吸纳就业的潜能得到有效发挥。
网络文化产业的崛起一方面颠倒了传统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内容增值服务带动硬件投资,这两方面的影响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信息产业的高端产品,也给互联网企业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以淘宝网、当当网为代表的网售模式不仅延伸了文化产业链,本身也发展成为一种新产业模式。
商家无须把售卖物品摆到市面或货架上,只要在网上介绍一下产品的性能、规格、价格等方面的参数,就可足不出户,增加销售业绩。
将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和文化内涵结合起来的文化产业,正从大众化的批量市场转向多元化的服务市场,文化消费和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一文化产品的价格降低了,适用性增加了,更多的价值元素被注入。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不断调试着文化产品的“口味”。
文化产业服务方式“平民化”“大众化”的另一表现是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创意产品大量涌现,像各种时尚靓丽的手机、笔记本电脑、MP4等,都突破了传统观念,注入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内涵,体现出商家匠心独具与消费者的追求。
3、生产形式“数字化”
现代科学技术影响下的文化生产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区别。由于应用型软件可使人们便捷地将信息转移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因此,以前是人机分离的生产方式,现在则转换为人机融合的方式;以前是机械的,现在则是智能的;以前复杂的工序,现在则尽可能地被简化。
过去,文化生产中有许多工匠式的劳动,比如打字、排版、扫描、送稿、置景、造型等,既费时又费钱;现如今,依托日新月异的电脑、通信和网络集成技术,艺术家、科学家、程序 *** 作人员各司其职又通力协作。
制作图形、图像和音乐,生产出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经过后期制作、包装然后发行并最终应用于有线互联网络,这一切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文化资源积累的厚度、文化资源开发的广度、文化内容整合的力度显示出来,文化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也得到了增强。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不仅拉近了文化创造者、研究机构、人才培训、研发生产、市场流通诸因素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文化的互动性,还从创新的角度给文化产业的各个层面以巨大的压力和推动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清一个现实：在信息与网络构建的社会中,文化被作为商品大量复制：一方面,它打破了文化贵族阶层的存在,使人人都能接近、使用文化;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文化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和艺术性,变成了消费者的“快餐”。
4、资本主体“多元化”
从本质上说,富于创新精神和知识含量的文化产业,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彼此之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而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有创新和文化含量、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新型产业。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文化市场优化了资本的流动规则,资本对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增强。
资本决策者希望能在最广阔、最深入的领域里做出最充分的选择,以找到最理想的投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知识资本成为创造文化产品价值的实际推动力,三者结合也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
以迪士尼为首的文化产业公司利用现代技术进行资本和商业运作,由最初的卡通、动画到特许专卖店、唱片制作,再到主题公园,逐渐形成规模之后,又延伸到旅馆业、零售业和出版业,最终一跃成为位居世界500强的全球化娱乐企业集团,就显示了科学技术、文化产业与资本协同运作的强大能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高技术与低文化结缘、新技术与旧观念携手,则往往表现为文化发展的阻滞力。现实生活中,腐朽文化也常常企图利用新技术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是文化产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扩展资料：
科技与文化联系：
文化与科技虽然在历史上就存在内在联系，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系紧密。当今世界，文化与科技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科技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每一次科技进步都给文化发展带来革命性影响；文化成为科技创新的智力源泉，每一次文化创新都使新的科技革命得到强大智力支持。
当前，大数据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新的科技进步对文化创新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成为文化创新的新动力，催生新型文化业态，孕育以数据科学为核心的人文科学革命。
传统文化普遍受到信息科技的洗礼，新型文化业态应运而生，成为新的主流文化；信息技术成果日益得到广泛应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力。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科技推动文化
该词源自拉丁文，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提到哲学高度。黑格尔用以说明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提出人的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主要根源是私有制，最终根源是社会分工固定化。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必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以及僵化的社会分工的最终消灭而被克服。
日本哲学家广松涉对“异化”词源及语义变迁作了详尽的考证：
异化（Entfremdung）这个词，与外化（Entäußerung）这个词一样，源于希腊语allotriwsiz和法语alienatio等表达“他者化”这一含义的德语译词，在中世纪的德语中即已存在，路德译的圣经中也能看到其用例。这个词，有人认为它的本义是成为他者，表示一种他者的存在方式之状态。另外，同义词apallotriouu，abalienare，有人倾向于认为其含义是将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渡于他者，这些古典语词也同样被译为enffremdem，entäußern。
在英法意国家，alienatio和abalienatio都是用相同的译词（alienation, aliénation, alienazione）来表现，在德语中，则存在Entfremdung，Entäußerung，Veräußerung（让渡）这样三个不同译词的情况。这三个德语词，特别是后两个词，既存在着作为同义词而使用的场合，此外，作为日常用语，Entfremdung还存在着“疏远、不和”等、以及Entäußerung被用在“死心、放弃”等轻微含义上使用的场合。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无论是在学术文献上还是在用词法都带来很大的影响。无论在日语中怎样能够用“异化”和“外化”将之严格区别开来，我们都必须了解Entfremdung和Entäußerung，它们原本是同一个词的不同译法。
Entäußerung这个词作为学术用语被规定下来，是通过英法的社会契约论和经济理论中所发现的自然权利的aliénation和物品的alienation这一表现的翻译。事实上，Entfremdung一词作为学术用语被使用——在中世纪有梅斯特·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1260-1327）的用例（不过词形是entfrömdekeit），洪堡特（K W von Humboldt, 1767-1835）也用之于在成为其遗稿的1793年的文章中——始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黑格尔从歌德把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的aliénation d’esprit（精神错乱=精神产生疯狂这样一种非本来的·他者的存在状态）译为Entfremdung des Geistes受到启发，这里无法详述。
在哲学领域最早对异化论展开论述的是费希特（JGFichte, 1762-1814）。但是，他使用的是Entäußerung一词。费希特在其处女作《对一切启示的批判的尝试》（1792）中，道破了被称作神或神的理念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我们人的“内在的东西”的“外化”，这犹如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先声。当时他关于《圣经》中神的受身的叙述，例如在《腓立比书》中的“耶稣本有（eu moeyh qeou）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外化（eautou ekeuwseu）为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参阅《圣经·新约》“腓立比书”2:6－7）。这样的论述中，试图真正将之从正面颠倒过来，从而对启示宗教展开尖锐的批判。因此，上述引用中译为“外化”的e ekeuwseu，在路德译的圣经中被译为euszern（若加上现代风格的词缀就是äußern），后世的译法一般是加上前缀而译为Entäußern。费希特不过是通过使用Entäußerung一词，颠倒了神将自己外化为人这一圣经的立论，确立了人将自己内在的东西外化为神的观点。此后，费希特在其展开的先验哲学中，的确使用这一外化的逻辑，论述绝对的自我通过将自己外化的方法而确立非我（客观世界）。费希特的这种外化论，成为通过神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的自我异化而产生出自然界的黑格尔哲学的构想和构图的直接先驱，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黑格尔最初使用Entäußerung一词，是在《耶拿实在哲学》中，在眼下劳动论的文脉中出现的。从他是路德派的神学学校毕业生这一经历来说，想必早就知道耶稣的受身作为“神的自我外化”的表现这一点。实际上，黑格尔在其体系期的著作中散见着把Äußerung一词在Entäußerung的含义上来使用的例子，让人想起与路德译圣经中äußern（后世加上前缀的Entäußern）的联系。不过，他最初使用Entäußerung一词，却与“劳动是此岸的自我物化（die Arbeit ist das diesseitige Sich-zum-Dinge-Machen）”这种理解相即不离，黑格尔把“劳动是此岸的自我物化”改称为“外化”。他在《耶拿实在哲学》的内部，基于这种可谓是劳动的存在论的论述，而展开了这一外化论。当他把人的劳动规定为“此岸的自我物化”时，他应该是将“彼岸的自我物化”即神的自我异化对比性地放在心上。实际上，在黑格尔展开劳动=外化论之前，对神的受身这件事加以泛神论地一般性规划基本上已固定下来。然而现在，已抵达通过把劳动=外化论推进到彼岸的自我异化论的形式，而展开绝对精神这种实体=主体的自我异化和自我获得的逻辑构制。
黑格尔将这种绝对主体的自我外化与自我回归的逻辑与辩证法相链接，展开《精神现象学》及其之后的体系。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虽然Entäußerung，Entfremdung这样的用语，未必频繁出现，在《法哲学》中Entfremdung一词也有在夫妻间的不和的含义上而使用的地方，未必作为术语而固定下来。但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显然是由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与自我获得这一构图——父作为神的受身，于是子作为神耶稣基督的实现，通过十字架上的死、复活和升天，在作为子的神、作为父的神和作为圣灵的神那里的绥靖的再统一，对这种神学的教义作哲学的把握的构图——所支撑的。
黑格尔的异化论决不仅仅是抽象的神学构图。也不是对劳动论的立场上形成的这一经过加以引证，原本是源自社会理论、人际关系的理论，而具有那样的形象性。在《精神现象学》之后的著作中，所谓《实在哲学》及其他，耶拿时期的手稿类的着眼点与立论未必就是按照那样写成的，特别是像劳动论，在体系形成之后的著作中，其影子更是稀薄。尽管这样，“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市民社会”中的劳动论及“相互承认”论，在这种层面中，该着眼点不仅通过变形的形式而形成，还在劳动的立场上的外化与回归的逻辑构制中，可以说作为普遍的范式化的阶型逻辑的转动轴被运用。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真正的主体=实体的东西是绝对精神，在这一意义上，论述了人的有限精神，即使不过是无限精神的他在化的一定在，人或者其意识和精神，也是作为这种层次上的主体而定位（同时，神人耶稣基督即使是神的他在态，也首先是与是主体的一种类比的构图），是这种有限的意识·精神的自我外化和自我回归的螺旋上升的进程。精神现象学可以说是有限的意识将自己依次趋高的行程与绝对精神的统一历程的叙述，而精神哲学可以说是有限的精神将自己回归性的趋高的行程与绝对精神终归为一的过程的叙述。在这一历程中，精神使自己趋高的机制，从构图化来说，意识作为对象发现的定在，是通过意识自身的活动而生成的东西，并确认这无非是意识的异化态，由此留下了扬弃在这一层次上的主客对立的任务。这种外化·回归的逻辑甚至适用于《美学》领域，“精神不仅以它所特有的思考认识它自己，而且从它到情感和感性事物的外化中再认识到自己，即在自己的另一面（或异体）中再认识到自己，因为它把外化了的东西转化为思想，这就是使这外化了的东西还原到心灵本身”（ 参阅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页），黑格尔甚至将之视为艺术的存在条件。总之，黑格尔难以避免纵横地驱使着异化·获得这种主体客体关系，而陷入思辨的议论的批判。他在试图阐述基于劳动异化论的伦理共同体的形成等场合中，确实具有相当的具体性。但当他在展开各人扬弃个别性而达到普遍性的逻辑，扬弃分裂性而达到共同性的逻辑，或实现相互承认的逻辑的时候，却陷入了循环论证。他一方面想要努力说明从个别出发论证普遍的形成，而一旦面临难题，又只好将个别原本就内在地包含着普遍作为论据。这一观点的前提，与黑格尔最终将自我异化·自我回归的主体比拟为绝对精神相联系，因此为了继承地展开黑格尔异化论，就必须返回到对这一主体概念的把握。
虽然黑格尔的异化论以神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这种基督教神学的理解为哲学的辩证的东西，但在黑格尔哲学的场合，绝对精神的自我异化并非作为耶稣·基督这一人格中的一次性事件来对待，可以说是泛神论的一般化，一切被造物都是绝对精神的化身。虽然黑格尔本人不曾那样大胆地断言，但如果突破他的逻辑，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一切人都是神的受身体，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无非是这一点的象征。实际上，在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理论脉络中，明确说明人之意识到神，是神在人当中意识自己，有限精神之所以能够回归到绝对精神，是因为人（有限精神）原本就是神的外化。而且黑格尔指出，有限者和无限者，个别者和普遍者，相对者和绝对者，这些并非各自外在的存在。想来绝对者和无限者如果与相对者和有限者是各自的存在，那岂不成了与相对者·有限者相并列的又一个相对者·有限者，而不是真正的绝对者，真正的无限者。从黑格尔的真无限论、具体的普遍论的逻辑来看，可以得出有限精神（人）和绝对精神（神）不应该是各自的存在，人这一具体者在其本质特征中原本寄宿着神这一普遍者的理解。
黑格尔左派的第一旗手D·施特劳斯，通过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的一般逻辑进行整合性的追根究底，道破了所谓的神如果撇开人的本质就不能存在。既然一切人都是神的受身体，这种受身了的定在和特别的神就不是独立自存的，神的确是作为Menschheit（人性=人类）而定在。
人的本质是神这一黑格尔=施特劳斯的理解，不久，主语和谓语被置换，逆转为神是人的本质这一形式。进行这一逆转的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与神将自己外化为人这种基督教神学和黑格尔哲学相反，跟早期费希特一样，指出人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神而存在。
黑格尔左派根据费希特－费尔巴哈的外化论的宗教批判，即，将对人来说是作为外在的威力而表现的神的存在，实际上无非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态这一被指摘逻辑构制，推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
所谓政治权利以及国家——不论是否基督教国家，或是否将如同君权神授说置于念头——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好像使人感觉到超越的·神的威力，这不过是各个个人内在具有的力量通过外化的定在面貌而表现出来的东西。黑格尔左派，没有采用由黑格尔所克服的卢梭流的契约论，因此，不是根据卢梭流的aliénation来说明国家权利的定在，这就使得是通过别的脉络来阐明国家=异化态论。
还阐述了关于经济的威力，即，财富的力量和货币的力量，以及资本具有的威力——通过将之作为财神的威力或犹太教的“地上的神”的威力这种形式来把握——也同样不过是人们内在力量被拜物教化了的东西。而且此后不久，因为一切的社会的威力，法律、道德、习惯的威力，以及社会的东西，都无非是人的本质力量被外化而通过独立的定在面貌表现出来，黑格尔左派的一部分人进而采取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号召克服这种异化。
到了可称为黑格尔左派的最后干将的施蒂纳那里，他甚至断言，不仅上帝、国家和社会，即便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即，通过其“类本质”的异化而被称作“神”的异化态的这种主体=实体的“人”——也不过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个体的异化态。
早期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左派的一员，首先通过异化论的逻辑构制，积极推进了其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原本，在他以异化论为武器的1843－44年的时点上，在基于黑格尔左派所作的基督教批判以及急进民主主义的政治批判告一阶段之后，其黑格尔左派的思想水准迎来了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局面。在这当中，以莫泽斯·赫斯为先驱，将异化论的逻辑与对旧有的社会体制的社会主义的批判相结合，以及对旧有的社会体制的经济学的批判而援用异化论即成为其课题。从正面应对这一课题，并构筑将人类史作为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回归的过程来把握的新的历史哲学的视座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刊登的《论犹太人问题》中表明了“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的观点，而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将这一赫斯流的着眼点推及私有财产一般。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态，作为从这种异化态的自我回归的运动而存在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没有采用劳动价值说，说起来是在以投资劳动价值说为劳动主体的自我物化=异化这种逻辑构制的基础上所作的“黑格尔左派”流的把握中，根据这一点，再通过一种独特的方法，与定位于劳动价值说的体制批判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运动理念链接起来。构成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派和早期社会主义这三者，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综合统一的中介环节的东西，可以说确实是劳动异化论。
但是，此后，如我们在1845－47年的遗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看到的，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黑格尔左派的异化论进行了批判=自我批判。——顺便说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事实上的结论部分作有如下论断：“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平均的个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在此之后，“异化”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实际上并不是为核心概念而使用。虽然在原本属于1850年代后半期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散见着异化论的用语，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Entäußerung一词只是在“让渡”的含义上使用，Entfremdung一词也不是在术语性的使用。在《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后期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散见的“异化”、“外化”等用词也不是术语性的。
后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将“异化”一词作为核心概念来使用这一点，还在于后期的他们不是将私有财产形成的条件诉诸异化论来说明，不是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理念诉诸于获得论的权利，虽然这里是明确的，但是，他们是否果真拒绝了异化论的逻辑构制本身，关于这个问题，各个研究者之间还存在解释上的分歧。这既与所谓“主体－客体的辩证法”的去留，异化论和物象化论的关系等等，马克思解释上的重大论点相联系，也成为派生出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之间的连续说和断裂说的对立等的缘由。
异化这一概念，以及异化论被聚焦成一个特写镜头，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为契机。如Glockner版黑格尔全集的词汇中并未采用“异化”一词这件事所象征的那样，在黑格尔研究者当中，此前甚至连“异化论”也没有特别留意。卢卡奇的这本书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之前所写的东西，虽然其中的异化论和物象化论仍然是衔接不周的，但是由于当时新康德学派中及其周边的论者当中也有使用物象化（Versachlichung）、物化（Verdinglichung）的语词这一点的支撑，于是卢卡奇的异化论马上受到广泛的注目。
此后，1932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经公开发表，以马尔库塞马上凸显马克思的异化论与黑格尔的劳动论的关系为开端，异化论就成为论题。话虽如此，但因为当时是斯大林时代，翌年1933年又恰遇希特勒掌握政权这一事态，虽说法兰克福学派的逃亡者弗洛姆等对异化论进行了研究和展开，但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还是在学院式的研究中，对异化论的探讨都不是很充分。
在大战之后，在苏联马克思研究界和各国***的主流派的论者当中，有忽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倾向。与此相反，在西欧的一部分非党员的马克思研究者当中，——也与卢卡奇和柯尔施，或法兰克福学派的直接间接的冲击有关——形成了重视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倾向。在当时的论者中，有人提出将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与存在主义嫁接起来，有人认为只有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就是招致以所谓苏联马克思主义流的解释体系为唯一绝对的论者们的胡乱拒斥的情况。
可是，一经迎来了1950年代的后半期，伴随着战后马克思研究的积累，还有，以斯大林批判为契机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化，异化论的待遇也进入了新的局面。当时，联系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史，异化论所起的作用及去留就成为探讨的课题，以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共产国际时代的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面貌。不过，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关于异化论的逻辑构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占据的地位和意义的主见得到了确立，各家之说在这一点实际上仍然存在诸多分歧。由是形成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充其量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确立之前的过渡性的东西和早期马克思的异化论的构制基本上仍是后期的马克思一以贯之的东西这样两种观点的对立，另外，有的人则将早期和后期割裂开来，认为只有早期的异化论才与马克思相称，后期的思想是一种堕落。进而，还有的人重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中介的、过渡的作用，认为异化论的逻辑构制在后期被扬弃为一种范式转换（构想法的结构本身的变换）。但作为最近的倾向，曾经是异端的少数派的异化论的马克思主义，毋宁说在东欧的论者当中占有优势，在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中呈现出异化论被积极地援用的趋向。
异化论，在今天已不单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甚至在与马克思主义较为偏远的领域也成为一种流行。撇开“异化”一词作为日常用语的“向非本来的存在方式的颓废”、“隔阂”这种意义上的通俗用法的层次，例如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自我同一性的丧失”，文明批评方面的“社会道德沦丧”和“无家可归”（Heimatlosigkeit），基督教神学方面的“神的忘佚”等含义上作为术语或准术语地使用“异化”这一概念。这些用词法虽然可以说是中世纪拉丁世界中alienatio，abalienatio的用法的复活，其实不过是在黑格尔学和马克思学中的频繁使用而产生的吧。反照这样的事情，最近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异化”概念愈发带有细微的差别。考虑到这样的事情，照应文脉而读懂其含义就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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