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起来了，应用范围也随之扩大。智能驾驶、智慧医疗等新技术新应用加速落地，越来越多的无人工厂诞生，物联网在多个领域规模化应用，城市建设、社会管理也因新技术而变得智能。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认为，5G将加速许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移动数据流量在未来数年内将呈井喷式增长，有力支撑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同时，拥有巨大场景和市场的中国，有望借力5G在前沿领域实现领跑
美国近日向中兴通讯发出出口权限禁止令，由此引发社会对制造业高新技术的热议。以芯片、高精密仪器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是全球制造争夺的重点，也是我国迈向制造强国过程中，必须要攻克的关口。
我国先进制造处在全球什么位置，如何发展先进制造？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工信部有关负责人。
前沿创新并跑增多、领跑涌现
先进制造是制造业中创新最活跃、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也是价值链上高利润、高附加值的领域。有研究显示，美国先进制造领域年人均产出是非先进制造领域的2倍，每个先进制造岗位可带动供应链上35个工作岗位。
在全球经济疲软，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趋紧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目光“瞄准”于此，夯实经济内核，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工信部副部长罗文说，得益于完备的产业体系、坚实的制造基础和吸收新技术的巨大国内市场，我国先进制造创新从跟跑为主，进入跟跑在加快、并跑在增多、领跑在涌现的新阶段。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大型飞机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正带动群体性技术突破。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68个百分点。
尽管创新能力日益增强，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先进制造仍有差距。罗文认为，主要体现在工业基础存在短板、高端人才短缺、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发展环境亟待优化等方面。加之国外跨国公司积极利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和组织模式，以核心技术和专业服务掌控价值链高端环节，我国先进制造发展面临被“低端锁定”的风险。
“先进制造短期看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长期看是国家经济命脉。”罗文说，下一步要引导先进制造重大生产力布局，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实到产业中。
撬动存量向绿色、智能升级
发展先进制造，也旨在用先进适用技术、工艺、流程、材料等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撬动存量转型。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罗文说，对中国制造而言，将制造优势与网络化、智能化相叠加，形成数字时代新供给能力是当务之急。
技术改造红利让不少传统产业“旧貌换新颜”。以钟表为例，不久前，我国重庆市钟表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PT5000机械手表通过德国天文台认证，这标志着中国的制表技术、工艺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手表是高精密机械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先进制造业，该领域的技术工艺突破将服务于高铁、航空、船舶等领域。”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说。
网络智能更为传统产业贴上新标签。一方面，个性定制、柔性供应、协同制造等颠覆现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加速融合，从传统中拓展出全新的领域与增长点。
生态环保不仅是“硬指标”，更是新动能。采用自主研发的传感器、物联网技术和模式算法，上海因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不仅实现对千余种工业气体智能监测，并建设数据云平台提供环保解决方案。目前已和宝钢化工签订合作协议，未来还将应用到石油石化、印刷等领域，撬动巨大市场。
“数字与绿色正带来发展的新红利。”工信部总工程师陈因说，工信部将加快技术改造和智能化改造力度，带动传统产业迸发新优势。
搭建开放生态 释放“乘法”效应
越是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技术，越诞生于协同演化、动态开放的创新系统。先进制造同样如此。抓住机遇实现先进制造能力的提升，更要搭建开放生态，促进创新要素的互动，释放“乘法”效应。
工信部部长苗圩说，“中国制造2025”重点发展领域，将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构建一视同仁的发展机遇等融入其中。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也大幅压减了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当前，外商投资的重点从加工制造逐步拓展到计算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在中国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近2000家。
产业内部、领域之间开放生态也逐步搭建。高质量建设“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建立健全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建设世界先进制造集群……我国通过跨地域、跨领域的资源整合，搭建协同创新产业生态，引导先进制造重大生产力布局。
罗文说，下一步将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重点，加快土地、资金、能源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强化数据、信息、知识等新要素支撑，拓宽先进制造融资渠道，形成促进其发展的合力。
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
在2014年10月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后发表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中，工业40是其中一个合作内容。这一纲要的发布，进一步引发了国内业界对于工业40新一轮的热议。
工业发展的选择
工业40是德国政府提出的愿景，以保持德国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工业40描绘了制造业的未来愿景，提出继蒸汽机应用、规模化生产和电子信息技术应用等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将迎来以信息物理系统(CPS)为基础，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工业40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在人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波动、信息技术对产业影响不断深入等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正面临转型。而且工业40的很多理念，与我国提出的“两化”融合战略不谋而合。
“工业40是行业大趋势，可能也是工业发展的惟一选择。”SAP全球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网络和快速增长战略市场总裁柯曼认为，“中国不仅是工业40或物联网发展的受益者，更是重要的推动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身是个工业大国，正处在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而工业40有助于中国工业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的灵活性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拥有大量高科技公司，以及潜力巨大的移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产业，为工业40的落地提供了技术基础。
SAP大中华区总裁纪秉盟认为，仅仅解放生产力还远远不够，工业40要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制造企业的角色将逐渐向服务提供商转变，不仅出售设备，还需提供包括维保在内的全套服务。因此，服务创新将是制造企业的下一个战略高地。而工业40并不局限于生产线，它还与物联网技术紧密联系，为中国制造企业攀登战略高地创造全新机遇。
据了解，为了推动工业40从概念走向工程实践，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与德国企业菲尼克斯电气于去年10月共同建成了国内首个工业40实验室。
不仅是智能工厂
德国费斯托(Festo)工厂哈雷摩托车生产中心借助SAP智慧工厂解决方案实现了混线生产，使得个性化定制的摩托车生产周期从21天缩减到6个小时。如果客户白天下单，晚上就能收到个性十足的哈雷摩托车了。
这是工业40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工业40的核心——智能工厂的一个体现。所谓智能工厂，是指工厂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每个部件都可以通过传感器与生产设备互联，这就使得同一条生产线可以同时生产完全不一样的产品。而在以往，通常同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个型号的产品。
纪秉盟认为，小批量、多批次、差异化生产将是未来制造业的趋势。SAP位于波茨坦的创新中心的开放式集成工厂对这样的生产模式进行了充分展示：通过融合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与IT系统，车间的同一生产线能够生产任意订单、任意数量的不同产品，不仅摆脱了对于生产线控制员的依赖，同时还能灵活处理订单更改、产品组合和流程调整等工作。
业界很多人认为，智能工厂就是工业40。这种看法有点偏颇。作为德国工业40的重要参与者，SAP和西门子都不那么认为。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工业产业的变化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近日，京东商城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公开表示，冰箱应该完全免费，而通过背后的数据和服务赚钱。比如用户的冰箱里没有饮料了，冰箱会在屏幕上推送京东的购买信息，一键购买。京东还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智能硬件公司。
如此可见，制造业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制造业，工业也不再是以往的工业。工业40时代，我们要采用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心态，以及生产和运营模式。预测性维护、智能化物流也被认为是工业40的重要特征。
和以往要基于设备、产品的运行时间定期维护不一样的是，在工业40时代，维护人员根据传感器回传的设备运行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后，预先掌握设备性能状态，从而更加灵活、高效地对设备、产品进行有针对性的维护、保养。据悉，SAP已经在欧洲帮助风力发电企业降低维护、保养成本，节省资源，提高风力发电机组的性能和工作绩效。纪秉盟认为，通过采用能够报告自身性能的智能设备，制造商可以收集海量数据，然后利用诸如SAPHANA这样的分析工具来分析这些数据，建立一个预测性维护服务平台。从长远来看，制造商的角色将逐渐向服务提供商转变，不仅出售机器，还提供全套服务和使用模式。这样，客户就只管使用产品，而无需担心产品维护。
柯曼认为物流智能化可以分对内物流和对外物流两类来看。对内物流举例来说，物流公司可以根据货轮运载的集装箱上安装的传感器传送的地理位置等信息预测货轮到港时间，合理安排货车进港时间，从而减少货车等待时间，缓解码头的拥堵状态。吞吐能力达到14万吨、可容纳5500辆卡车的德国汉堡港已经做了示范。此前，为了合理安排每天进出港口的5500辆货车，汉堡港要做很多协调、调度工作。现在汉堡港通过与轮船进行信息交互，根据货船的到港时间或者货轮上装载的货物特性来为货车进出港的时间排序。这样，货车平均在港口停留30分钟即可完成作业，大大缓解了港口交通拥堵的状态。汉堡港口未来还希望连通所有运输领域，从水路到公路一直到铁路。对外物流举例来说，整车生产厂家可以预测整车生产还需要多长时间，从而合理安排货运，减少货车的等待时间。
夯实信息化基础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邵立勤近日在一次公开的会议发表言论称，欧美已经开始工业40革命，而中国还在为淘宝买卖廉价次品而沾沾自喜，这样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很可能会把中国抛弃掉。这一言论引起了业界的热议。
工业40看起来很美，但是确实似乎离我们有点远。记者在近年的采访过程中走访不少工厂发现，尽管我国不乏非常先进的工业企业，但是很多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都比较低，信息化应用水平还比较低。甚至可以说，有些工业企业可能还处于工业20时代。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在2014年举办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坦言，我国的工厂差别很大，在落实工业40过程中的关键难点是在于，目前有些工厂实现内部数据共享都很难，更别说要在企业之间打通信息孤岛了。
现在说拥抱工业40是否为时过早
事实并非如此。现实正在驱动中国工业转型变革。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ConsultingGroup)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涨幅超过4倍，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的制造成本直逼美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能再作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势标签，中国制造企业要最大化利用资源，将生产变得更加高效;要尽可能地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对市场的响应更加快速，从而快速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还要快速实现各环节的灵活变动，将生产变得更加柔性。
拥抱被普遍认为是工业发展方向的工业40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拷贝了德国工业40示范工厂——德国安贝格电子工厂的西门子成都工厂为未来中国制造的变革方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考。数据显示，通过数字化的工厂规划，可以减少产品上市时间至少30%;通过优化规划质量，可以降低制造成本13%。
来自西门子的资料称，数字化企业平台是实现数字制造的载体，它可以实现从产品设计、生产规划、生产工程，到生产执行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的高效运行。西门子成都工厂所应用的数字化企业平台涵盖五个层面：第一层企业层，主要指由PLM软件和ERP系统构建的企业顶层结构，用于提供统一的生产数据、工艺路线、设计清单等;第二层管理层，主要包括MES(制造执行系统)等生产管理软件，用于对重要的数据流和生产管理进行控制;第三层 *** 作层，主要包含西门子集散数据系统(DCS)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SCADA)系统设备状态管理系统，用于监控生产过程、设备状态;第四层现场控制层，主要包含西门子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第五层，设备控制层。第四层和第五层为上层的MES等系统提供各种数据并进行交换。
但是，对于多数传统制造企业来说，信息化水平要达到西门子成都工厂那样的水平并不容易。SAP中国研究院院长李瑞成近日撰文称，实现工业40并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软件是重中之重。目前，基本的技术和现有制造体系的核心价值等均需要调整才能适应工业40的具体要求。
如此可见，对于我国生产制造来说，当前向智能制造、工业40迈进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信息化方面参考西门子成都工厂的五层架构查缺补漏，最终建成一个完善的数字化企业平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罗文在《工业40中国启示录》一文中指出，德国工业40战略与我国提出的“两化”深度融合有很多相通之处，我国应该把“两化”深度融合作为主要着力点。
从某种角度来看，工业40是由新技术驱动的，因此在迈向工业40的过程中，新技术的引入至关重要。
注重标准和平台建设
工业40强调由集中式控制向分散式增强型控制模式的转变，从而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这需要大量的新技术作为支撑。柯曼认为，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等将技术在工业40中大有作为：在海量终端实现互联后，需要大数据技术对海量结构化数据进行存储和分析处理;而云计算则是将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同一套数据进行互联的最好途径;移动互联技术可以将具有可预见特性的维修信息推送到终端，还可以帮助用户通过移动终端实时了解工厂的运行情况，而不一定在工厂的控制中心。
柯曼补充说，工业40要获得成功，需要满足以下7个因素：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制定相关安全政策;在数据传输等方面制定国际统一标准;要为社交所带来的影响做好准备，并积累相关技能和人才;应对好复杂性带来的挑战;完善工业领域带宽基础架构;法律框架与监管体制调整;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信息交流和互动。
李瑞成比喻，未来的制造业将和服务行业一样，建立在互联网这一“共同的底盘”之上，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将对话协同，工厂生产由高度自动化转向智能生产。
“共同的底盘”使得横向和纵向的数据集成变得更加重要。如何才能真正实现集成被广泛认可和采用的规则和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为了保障工业40的顺利实现，德国把标准化排在工业40八项行动中的首位，同时建议在工业40平台下成立一个工作小组，专门处理标准化和参考架构的问题。2013年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发表了德国首个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
《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指出，工业40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取决于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标准。中德两国将在标准问题上紧密合作，并将工业40议题纳入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双方将继续加强中德标准化合作委员会框架下的现有合作，致力于开展更具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合作。
为此，罗文建议，我国在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具体实践中，也应高度重视发挥标准化工作在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及时制定、出台“两化”深度融合标准化路线图，引导企业推进信息化建设。同时，还要着力实现标准的国际化，使得中国制定的标准得到国际上的广泛采用，以夺取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话语权。
柯曼透露，已经全方位参与中国工业40建设的SAP非常重视这一点，SAP中国研究院作为中国物联网协会的主要成员将参与中国相关的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
从国家层面来看，罗文还建议要超前部署、建设国家信息物理系统网络平台。信息物理系统将改变人类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物质生产力、信息生产力，实现能源、材料和信息三种资源高度融合，将使未来产业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对未来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他指出，美、德等世界工业强国都高度重视信息物理空间构建，加强战略前瞻部署，并取得积极研究进展。中国要决胜未来的竞争，必须在构建信息物理系统网络平台上先行一步：一方面，在国家新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中加强对CPS的总体布局，研究制定CPS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发展路径和政策举措。同时，在制造业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等工作中加强前瞻部署和应用推广。另一方面，可借鉴美国组建“国家制造创新网络中心”的做法，组建一批国家信息物理系统网络平台，负责承担基础理论研究，组织力量研发突破CPS软件、传感器、移动终端设备等工具和装备，推动重点行业企业的开发应用。
事实上，业界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国相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将工业40落地。这是因为我国政府的推动力比其他国家更大。
5G时代的商机和个体创业机会都基于一个新字，5G时代就是一个大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改变大发展的崭新时代，5G时代：未来，已来！5G的未来是多彩的，5G的能力也是不断积累的。业务需求和技术驱动是5G发展的两个“风火轮”，缺一不可。与前几代无线通信技术不同，5G带来的变化是全社会的，例如大视频，未来还有虚拟现实；例如自动驾驶，从辅助驾驶未来进一步走向无人驾驶，行驶主导权从人到汽车。从阶段发展的角度看，5G面临五大挑战：
1、目标的差异化。
全球5G发展不平衡，诉求也不一致。例如美国做5G固定宽带接入，相当于抛开3GPP自定义一种5G标准，产业链依托特殊场景形成；欧洲 4G 发展没有中国、亚太蓬勃，5G时代更多关注URLLC场景；中国则是定义为国家战略，5G三大场景齐头并进。日本和韩国则有大型赛事的驱动，开始阶段EMBB是主要诉求。这将带来对技术、频谱不同的诉求。
2、网络的复杂化
5G并不是单独的网络存在，而是和前面2G、3G、4G网络共存，本身还有EMBB、URLLC、mMTC三大场景业务，网络复杂程度是指数级的增加，对产业链所有厂商来说都是巨大挑战。
3、技术的妥协化
5G面临如此复杂的场景，考虑前后项的兼容，在标准制定时存在一些妥协，同时也是产业伙伴共同协作的结果。
4、场景的演进化
应用场景在2020年后，随着技术的革命，不一定局限于当前的思维，甚至会带来技术和标准演进的不确定性。
5、应用的滞后化
网络依赖业务应用的驱动，但这些业务蓝图属于未来业务，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初期相辅相成，会存在一定结合滞后性和全面推广的时延性。
面临五大挑战，我们要步步为营，博学笃用，运势谋篇，明道优术，合众践行，一周一微步，一月一小步，一年一大步，循序渐进，日积月累，通过创新发展去有效应对：、技术创新、架构创新、应用创新、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很期待5G时代，很期待融入5G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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