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 *** 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
1、崂山景区 。崂山古称牢山、劳山。坐落在山东半岛的东南，西靠青岛，东南两面濒临黄海。面积386平方公里，崂顶巨峰，海拔1，133米。既是中国道教名山，又是著名的避暑游览胜地。崂山景区包括太清宫、太平宫、北九水、华楼宫、鹤山和崂顶巨峰等景区与景点。
奇峰怪石，满山遍布，如狮子峰、绵羊石等。人称峻山的石峰是“天然的花岗岩群雕”。由于临海，山色海波相映，形成了紫霞云海乃至“海市蜃楼”的奇特景象。再加上闻名天下的崂山泉水，如“金液”、“靛缸湾”等，构成了崂山独具一格的自然景观。
如《齐记》所云：“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崂山自古被称为“神宅仙窟”、“海上仙山第一”。秦皇汉武都曾来此求仙。宋元以来，宫观次第兴建，最盛时达“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今尚存太清宫、太平宫、华楼宫等。这些建筑多为石壁瓦舍，简朴无华，具有道家冲和恬淡的色彩。
2、孔庙、孔林、孔府。曲阜明故城始建于明朝，为护卫孔庙而建。明故城内分布着孔庙、孔府、颜庙以及历代孔宅府第、古泮池乾隆行宫等文物古迹，集中体现了鲁国古都曲阜古老的城市风貌和深厚的文化古韵。
上世纪70年代末，曲阜明故城城墙大部分被拆除。孔府,本名衍圣公府,位于曲阜城中孔庙东侧,是孔子嫡氏孙居住的府第。
3、趵突泉景区。天下第一泉风景区位于山东省省会济南市市中心，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由“一河（护城河）一湖（大明湖）三泉（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三大泉群）四园（趵突泉公园、环城公园、五龙潭公园、大明湖风景名胜区）”组成。
是集独特的自然山水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于一体的精品旅游景区，总面积31平方公里，是国家重点公园、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省级风景名胜区。山东省的省会济南,是著名的“泉城”,因泉水众多而得名。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位于济南市市中心,由“一河(护城河)一湖(大明湖)三泉(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三大泉群)四园(趵突泉公园、环城公园、五龙潭公园、大明湖风景名胜区)”组成。景区以天下第一泉趵突泉为核心,泉流成河、再汇成湖,并与明府古城相依相生,泉、河、湖、城融为一体,集中展现了独特的泉水水域风光。
泉城最负盛名的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三大泉群71处名泉齐聚景区,其数量之多、形态之美、水质之优、历史文化之厚、科普科研之价值,堪称世界之最。
4、蓬莱阁旅游区。景区称号：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蓬莱阁景区位于胶东半岛最北端，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景区现有蓬莱阁、戚继光故里、蓬莱水城等20余处景点，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此观光旅游。蓬莱阁景区素有“人间仙境”之称，传说蓬莱、方丈、瀛州是海中的三座仙山为神仙居住之所，亦是秦始皇东寻求药、汉武帝御驾访仙之地。
广为流传的“八仙过海”神话传说，便源于此。蓬莱阁坐落在蓬莱城北濒海的丹崖山巅。丹崖拔海面起，通体赭红，与浩茫的碧水相映，时有云烟缭绕，蓬莱阁高居其上，“仙阁凌空”确是一幅天开的画图。
蓬莱阁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全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为双层木结构楼阁建筑，创修于宋嘉佑六年(1061)，建于宋嘉佑六年与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齐名。它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前方各筑偏房、耳房，对称分布。耳房亦做门厅，有道路联结偏房及登阁石阶。蓬莱阁是观赏“蓬莱十大景”中“仙阁凌空”、“渔梁歌钓”二景的最佳所在。
5、济南大明湖风景名胜区。 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大明湖是一天然湖泊，最早见诸文字在1400多年前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隋唐时名历水陂、莲子湖，宋时又称西湖，金代又称大明湖。其水来源于珍珠、濯缨、芙蓉诸泉，有众泉汇流之说。恒雨不涨，久旱不涸是其一大优点，并具蛇不见，蛙不鸣的自然生态之谜。
现今大明湖位于济南旧城区内，公园面积86公顷，湖面46公顷，水深平均2米。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她风景特色的写照。湖上鸢飞鱼跃，画舫穿行，岸边繁花似锦，游人如织。湖畔有历下亭、铁公祠、南丰祠、汇波楼、北极庙和遐园等多处名胜古迹，其中历下亭、铁公祠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北极阁坐落在大明湖北岸，又名北极庙、真武庙，是一座道教庙宇。
北极阁建于元代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明代永乐年间重修。庙宇建在7米多高的石砌高台上，由前后殿、钟鼓楼、东西配房组成。正殿内供奉北方水神真武帝君像，像旁有龟蛇二将、四天君塑像，均栩栩如生，口目传神。正殿两侧壁上绘有关于真武-成仙的壁画，具有极高艺术价值。
辛弃疾词作鉴赏生平简介
辛弃疾（1140—1207）初幼安，号稼轩，济南历
城（今属山东）人。受学于亳州刘瞻，与党怀英为同
舍生，号辛党。绍兴三十一年（1161） ，金兵南侵，中
原起义军烽起。弃疾聚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奉
表南归。高宗于建康召见，授右承务郎，任满。改广
德军通判。乾道四年（1168 ），通判建康府，上《美
芹十论》、《九议》，力主抗金并提出不少恢复失地的
建议。乾道八年（1172）知滁州。淳熙元年（1174），
辟江东安抚司参议官，迁仓部郎官，出为江西提点刑
狱，调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迁知
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五年（1178 ），召为大理少卿，
出为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转运副使。又改知潭州兼
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
冠，迁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淳熙八年（1181）冬，
台臣王蔺劾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落职，
卜居上饶城北之带湖，筑室百楹，以稼名轩，自号稼
轩居士，自是投闲置散凡十年。绍熙三年（1192），
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以
谏官黄艾、谢深甫论列，丐祠归。所居带湖雪楼毁于
火，徙铅山期思之瓜山下，家居瓢泉长达八年。嘉泰
三年（1203 ），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于会稽创
建秋风亭。四年，改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 ，复
以言者论列，奉祠归铅山。开禧三年，年六十八，葬
铅山南十五里阳原山中。德佑元年（1275）追谥忠敏。
平生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谋猷略远，然谗摈销沮，
南归四十馀年间，大半皆废弃不用，故陈亮《辛稼轩
画像赞》叹为“真鼠枉用，真虎不用”。其胸中古今，
用资为词，激昂排宕，别开生面，不可一世。《宋史》
有传。有《稼轩集》，又有《稼轩奏议》一卷，均佚。
今人辑有《稼轩诗文钞存》。词有四卷本《稼轩词》
及十二卷本《稼轩长短句》两种。《四库总目提要》
云：“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
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
宗，迄今不废。”
鹧鸪天
代人赋
辛弃疾
陌上柔桑破嫩芽，
东邻蚕种已生些。
平岗细草鸣黄犊，
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
青旗沽酒有人家。
城中桃李愁风雨，
春在溪头荠菜花。
这首写农村风光的词，看上去好象是随意下笔，
但细细体会，便感觉情味盎然，意蕴深厚。上阕头二
句在描写桑树抽芽、蚕卵开始孵化时，用了一个“破”
字非常传神地写出了桑叶在春风的催动下，逐渐萌发、
膨胀，终于撑破了原来包在桑芽上的透明薄膜。“破”
字不仅有动态，而且似乎能让人感到桑芽萌发的力量
和速度。第三句“平岗细草鸣黄犊”“平岗细草”和
“黄犊”是相互关联的，黄犊在牛栏里关了一冬，当
放牧在平坡上时被乍见春草，欢快无比。“鸣”虽写
声音，但可以让人想见黄犊吃草时的悠闲，神态。第
四句中的“斜日”、“寒林”、“暮鸦”按说会构成一片
衰飒景象，但由于用了一个动词“点”字，却使情调
发生了变化。“点”状乌鸦或飞或栖，有如一团墨点，
这是确切的写实，早春的寒林没有树叶，所以黑色的
乌鸦，在林中历历可见，故曰“点”这不得不使人想
到马致远《天净沙》的警句“枯藤老树昏鸦”。两相
比较，给人的感受很不相同，马致远是在低沉地哀吟，
而作者却是在欣赏一幅天然的图画。
词的上阕主要是写近处的自然风光，下阕则将镜
头拉远，进而涉及人事。“山远近，路横斜”，一笔就
将视线拉开了，在山区这种路成为村落与村落之间联
系的纽带，也成为与外面世界联系的桥梁，生活在山
间的人们，时常觉得那路会给他们带来新的东西，所
以词人对眼前蜿蜒于山间的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青
旗沽酒有人家”，横斜的路，去向不止一处，但词人
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有青旗标志的酒家上。山村酒店，
这是很有特色的一处地方风景。词人在一首《丑奴儿
近》中就写过：“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
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只写出酒家青旗，意思
便不言而喻了，一个“有”字透露出词人欣喜的心情。
眼前的农村美景使他悟出了一种道理，在结尾两句中
翻出了新意：“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那散见在田野溪边的荠莱花，繁密而又显眼，像天上
的群星，一朵接一朵地迎着风雨开放，生命力是那样
顽强，好像春天是属于它们的“相反城中的桃李则忧
风愁雨，春意阑珊。这两句，上句宕开，借“城中桃
李”憔悴伤残的景象为下句作衬，虽只点桃李而可以
使人自然联想到城中的人事；末句则收归眼前现境，
“在”字稳重而有力，显然带有强调的意味。
这首词通过写景和抒情，表达了作者在罢官乡居
期间对农村生活的欣赏流连和对城市上层社会的鄙弃，
并由此把词的思想意义向纵深方向拓展。荠菜花的花
瓣碎小，颜色也不鲜艳，只有浓郁的香味，在城市人
眼里，一般是算不上什么花的，作者却偏偏热情地赞
美，除此之外，引起作者注意并捕捉到的，还有桑芽、
幼蚕、细草、黄犊等等，多半是新鲜的、富有生命力
的事物。这些，连同那出现在画面上的山村茅店的酒
旗，都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审美观。词中关于“城中桃
李”和“溪头荠菜花”的对比，还含有对生活的哲理
性的思考，荠菜花不怕风雨，占有春光，在它身上仿
佛体现了一种人格精神。联系作者篇首的目注“代
人赋”，当时很可能是朋辈中有人为作者罢官后的生
活担忧，因而词人便风趣地以代友人填词的方式回答
对方，一方面借荠菜花的形象自我写照，一方面又隐
隐流露出自己不做愁风雨的城中桃李，而做坚强的荠
菜花，以此与友人共勉。这首词把深刻的思想乃至哲
理，与新鲜生动的艺术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多
方面的启迪。
词与诗在语言运用上是有差别的。这首词大部分
用了对句，并且很注意动词的运用和某些副词、介词
的搭配，词的上阕“破”、“鸣”、“点”以及下阕。
阮郎归
耒阳道中为张
处父推官赋
辛弃疾
山前灯火欲黄昏，
山头来去云。
鹧鸪声里数家村，
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
少年鞍马尘。
如今憔悴赋招魂，
儒冠多误身。
耒阳，即今湖南省耒阳县。张处父生平不详，为
词人好友。推官，是州郡的属官。据考，淳熙六年
（1179）或七年，作者任湖南转运副使和安抚使在此
时写了这首词。此作的特点是写景与心理状态密切结
合，自然巧妙地使用典故突出地表现了词人屡遭排斥，
频繁调任，无法施展抱负的愁闷。
上阕头两句，通过描写昏暗浮动的景象，来衬托
作者飘然不定的心理状态。淳熙三年（1176 ），作者
由江西提点刑狱调任京西转运判官，次年又调任江陵
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辗转又调任湖南。南宋议和派当
权后，排斥忠良，陷害贤能，使得朝政黑暗，词人抗
金救国的理想，难于实现。因此他在另一首词中写道：
“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鹧鸪天·离
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而本词的这两句，用昏暗的
夜色，与山头飘来飘去的浮云，构成一种暗淡浮动的
意象，巧妙地与词人的心理状态结合。首句“欲”字，
用得绝妙，写出了夕阳似落非落、夜幕似降非降的霎
那之间的景象。这两句笔法纯熟，自然天成，把山村
的景象，和盘托出。
第三句，在心理描写上，比前两句又深了一层。
古人认为，鹧鸪的叫声，好似“行不得也哥哥”，令
人寒心。作者黄昏的山村，听见“鹧鸪声”，是在表
现他对前途的忧虑，衬托他的凄凉心境。第四句笔锋
陡然一转，写词人遇见老友—— 张处父，立即转忧为
喜，气氛也随着由沉闷转为轻松愉快。“潇湘逢故
人”，化用梁代柳恽的诗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
人”（《江南曲》），承上启下，紧扣词题。
下阕全用典故，上承“潇湘逢故人”一句，写作
者见到友人，不免要倾诉衷肠，回首往事。下阕前三
句，是回忆，作者借三国时手持羽扇、头戴纶巾、指
挥三军的诸葛亮的潇洒形象，巧妙地比喻他当年抗由
金兵时的潇洒风度。“鞍马尘”，谓跃马扬戈，驰骋在
烟尘滚滚的沙场上。词人抚今思昔，心潮澎湃，不胜
感慨。他当年渡淮南归，正是为了在恢复事业中干出
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不料如今屡遭排斥，频繁调任，
抗金的奏策，如同废纸样，无人问津，因而，他发出
“英雄千古，荒草没残碑”（《满庭芳·和洪丞相景伯
韵》）的悲鸣。
“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两句，是词人
蘸着血和泪写的，向南宋议和派迫害爱国志士提出强
烈控诉，表现出作者极其痛苦和复杂的心情。词人认
为，他之所以会弄到如今丧魂落魄、疲惫不堪的境地，
大概由于自己是个儒生的缘故吧？似乎，他百思不得
其解。“招魂”，是《楚辞》的篇名，词人使用此典
故，表明自己满腹哀怨牢骚。“儒冠多误身”，是借用
杜甫的诗句“纨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
丞丈二十二韵》），来表现自己落魄蹉跎的遭遇。最后
两句，语调低沉，感情凄怆，读之令人垂泪，引起了
对词人的无限同情。
清平乐
博山道中即事
辛弃疾
柳边飞鞚，
露湿征衣重。
宿鹭窥沙孤影动，
应有鱼虾入梦。
一川明月疏星，
浣纱人影娉婷。
笑背行人归去，
门前稚子啼声。
博山在江西永耒县西二十里，山中有清奇的泉石、
苍翠的林谷，还有雨岩、博山寺等名胜古迹，是一处
绝佳的风景地。作者闲居上饶时，曾多次去此山游览，
并写了多首脍炙人口的汜游词。这首描写沿途夜景的
《清平乐》即是其中的一首。本词的篇幅虽然很短，
但是意境清新，语言淡朴，别有一番幽情奇趣，因此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上阕头二句描写在山道中夜行的情景：驱马从柳
树旁边疾驰而过，柳枝上的露水拂落在行人身上，衣
衫就沾湿变重了。这里既表现出山道上柳密露浓，景
色优美；也表现出行人心情舒畅，虽觉衣衫湿重，但
游兴仍然很高。
三、四句描写在行经河滩旁边时，看到的一幅饶
有幽趣的画面：一只白鹭栖宿在沙滩上，不时地眯着
眼睛向沙面窥视，它映在沙上的身影也轻轻摇晃，准
是在梦中见到鱼虾了吧！看到宿鹭目眯影动，便断定
它正在做梦，又因鹭鸟以鱼虾为食，进而断定它梦见
了鱼虾，虽是想象之辞，但又合情合理。词人既能极
细致的观察又能极深微的体会，因而写的是如此生动、
多趣。
下阕头二句描写在行经溪流附近的村庄时看到的
一幅更富有诗意的画面：夜深人静，溪山沐浴在疏星
明月的清光中；年轻的妇女在溪边浣纱，在月光的照
耀下，她那美丽轻盈的身影映在水中和沙上。词人使
用的语句极其简淡，却能把环境和人物写得清雅秀洁，
风韵悠然。
结尾二句又在前边的画面上绘出了新的情采：宁
静的村舍门前忽然响起孩子的哭声，正在溪边浣纱的
母亲立即起身往家赶，路上遇见陌生的行人，只羞怯
地低头一笑，随即背转身匆匆离去，这真实而自然的
描绘，不但给画面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情味，而且生动
地表现了山村妇女淳朴温良的心性和略带几分羞涩的
天真。
总观此词，全篇都是写景，无一句抒情，但又处
处融情于景中，寄意言外。从描写月光柳露的文字中，
可以感知作者对清新淡雅的自然风光的喜爱；从描写
浣纱妇女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作者对淳厚朴实的民情
风俗的赞赏。况周颐说：“词有淡远取神，只描取景
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为高手”（《惠风词话续编》
卷一）。词人正是这样的高手。
在风景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此词也具有动静结
合、形神兼备的妙处。柳密露浓原是静景，但词人却
借露湿征衣的动象来表现，比直写其静态美更觉真实
多采。沙滩宿鹭亦在静中，但词人却写其睡中之动态，
并写其梦中之幻影，使读者不仅可见其形动，而且可
感其神动，因而别生奇趣。篇末写浣纱妇女亦能遗貌
取神，用“笑背见人归去”的动态美，表现妇女温良
淳朴的情性美，真是栩栩如生，呼之可出。
此词在结构上的特点是外以词人的行程为次序，
内以词人的情感为核心。一切景观都从词人眼中看出，
心中映出词人从沿途所见的众多景观中选取自己感受
最深的几个片断，略加点染，绘成了一幅情采俱胜的
溪山夜景长卷，表现出一种清幽淡远而又生机蓬勃的
意境，使人读之宛若身随词人夜行，目睹诸种景观，
而获得“俯拾即得，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
如逢花开，如瞻岁新”（司空图《诗品·自然》）的特
殊美感。因此，前后景观虽异，但结构却是完整的。
清平乐
村居
辛弃疾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作者写了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佳作，这首词即是
其中之一。刘熙载说，“词要清新”，“澹语要有味”
（《艺概·词曲概》）。作者的此作正具有“澹语清新” 、
诗情画意的特点。它表现在描写手法、结构和构思三
个方面。
在描写手法上，这首小令，没有一句使用浓笔艳
墨，只是用纯粹的白描手法，描绘了农村一个五口之
家的环境和生活画面。作者能够把这家老小的不同面
貌和情态，描写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具有浓厚的
生活气息，如若不是大手笔，是难能达到此等艺术意
境的。
上阕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
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
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
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
的环境勾画出来了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词中，
还兼有点明环境和地点的使命。
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
坐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优闲自得的画面，
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它却把一对白发翁媪，
乘着酒意，彼此“媚好”，亲密无间，那种和协、温
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出来了。
这就是无奇之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
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夫妻
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吴音”，指吴地的
地方话。作者写这首词时，是在江西上饶，此地，春
秋时代属于吴国。“媪”，是对老年妇女的代称。
下阕四句，采用白描手法，直书其事，和盘托出
三个儿子的不同形象。大儿子是家中的主要劳力，担
负着溪东豆地里锄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
做占铺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
事，只知任意地调皮玩耍，看他躺卧在溪边剥莲蓬吃
的神态，即可知晓。这几句虽然极为通俗易懂，但却
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尤
其是小儿无拘无束地剥莲蓬吃的那种天真活泼的神情
状貌，饶有情趣，栩栩如生，可谓是神来之笔，古今
一绝！“无赖”，谓顽皮，是爱称，并无贬意。“卧”
字的用得极妙它把小儿天真、活泼、顽皮的劲儿，和
盘托出，跃然纸上。所谓一字千金，即是说使用一字，
恰到好处，就能给全句或全词增辉。这里的“卧”字
正是如此。
在艺术结构上，全词紧紧围绕着小溪，布置画面，
展开人物的活动。从词的意境来看，茅檐是靠近小溪
的。另外，“溪上青青草、”“大儿锄豆溪东”，“最喜
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四句，连用了三个“溪”
字，使得画面的布局紧凑。所以，溪”字的使用，在
全词结构上起着关键作用。
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
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
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
天，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
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
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了。给人一种诗
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
色彩协和、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作者对农村清新秀丽、朴素雅静的环境描写，
对翁媪及其三子形象的刻画，表现出词人喜爱农村和
平宁静的生活。
这首小令，是作者晚年遭受议和派排斥和打击，
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
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并不能说是作者对
现实的粉饰。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
他向往这样农村生活，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
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
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
存在的，此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
生活的反映。
清平乐
检校山园，
书所见
辛弃疾
连云松竹，
万事从今足。
拄杖东家分社肉，
白酒床头初熟。
西风梨枣山园，
儿童偷把长竿。
莫遣旁人惊去，
老夫静处闲看。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十一月，四十八岁
的，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
但随即又因台臣王蔺的d劾，被免掉了职务，作者不
得不回到在上饶灵山之隈建成不久的带湖新居过退隐
的生活。作者不仅没有因被迫闲居而苦恼，反倒有摆
脱官场纷扰的愉悦。因此，在闲居期间，他创作了大
量赞美带湖风光、歌唱村居生活的词篇。这首词便是
其中之一。题目中的“山园”，就是他的带湖居第。
洪迈的《稼轩记》说，这里“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
其衡八百有三十尺”，“既筑室百楹，才占地什四。乃
荒左偏以立圃，稻田决决，居然衍十弓”。“故凭高作
屋下临之，是为稼轩”。整个庄园，廊庑曲折，花木
扶疏。亭台有植杖亭、集山楼、婆娑堂、信步亭、涤
砚渚陈亮的《与辛幼安殿撰书》则说，“作室甚
宏丽”，朱熹曾“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睹”。“检
校”，是查核的意思。
上阕写闲居带湖的满足。“连云松竹，万事从今
足。”上句写景，说山园的松竹高大，和天上的白云
相连，饱含着赞赏之情，使人想到的是林木葱笼，环
境清幽，准确地把握住了隐居的特色。如果舍此而去
描绘楼台亭阁的宏丽，那就不足以显示是隐居了，而
会变为庸俗的富家翁的自夸。下句抒情，表现与世无
争的知足思想。这一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的。《老
子》一书中，即从正面教诲人说“知足者富”，“知足
不辱”，又从反面告诫人说“祸莫大于不知足”。作者
这一思想，虽然是消极的，但是比那些勾心斗角、贪
得无厌之徒的肮脏意识却高尚得多。这两句领起全篇，
确定了全篇的基调。
“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从一个侧
面来写生活上的“足”。上句说同邻里的关系融洽，
共同分享欢乐。“拄杖”，表明年老。估计词人这时，
已是年过半百。“分社肉”，是当时仍存的古风，每当
春社日和秋社日，四邻相聚，屠宰牲口以祭社神，然
后分享祭社神的肉。据下文，这里所说的应是秋社分
肉。下句说山园富有。“白酒”此指田园家酿。“床”，
指酿酒的糟床。“初熟”，谓白酒刚刚酿成。李白《南
陵叙别》有句云：“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麦秋正
肥。”如此说富有，意近夸而不俗。因为饮酒是高人
雅士的嗜好，所以新分到了社肉，又恰逢白酒刚刚酿
成，岂不正好惬意地一醉方休吗？读了这两句，不禁
使人想起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
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下阕“书所见”，表现闲适的心情。“西风犁枣山
园，儿童偷把长竿。”藉“西风”点明时间是在秋天。
“犁枣山园”，展现出庄园内的犁树和枣树上果实累
累的景象，透露出词人对丰收的喜悦之情。“儿童偷
把长竿” ，是词人所见的一个场面，甚似特写镜头：一
群儿童，正手握长长的竹竿在偷着扑打犁、枣。“偷”
字极有趣味，使人仿佛看到了这群馋嘴的儿童，一边
扑打着犁、枣，一边东张西望地提防随时准备拔腿逃
跑。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反映词人对
偷犁、枣的儿童们的保护、欣赏的态度。这两句很容
易使人联想到杜甫《又呈吴郎》的“堂前扑枣任西
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
须亲”，都是对扑打者采取保护的、关心的态度，不
让他人干扰。然而两者却又有不同：杜甫是推已及人，
出于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的同情。作者是在“万
事人今足”的心态下，觉得这群顽皮的儿童有趣，要
留着“老夫静处闲看”；杜甫表现出的是一颗善良的
“仁”心，语言深沉，作者表现出的是一片万事足后
的“闲”情，笔调轻快。
陆游乡居时曾说“身闲诗简淡”。作者的这首词，
也是因“身闲“而”“简淡”的。它通篇无奇字，无
丽句，不用典故，不雕琢，如同家常语一样，而将主
人公形象的神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实在耐人寻味，
这也正是它“简淡”的妙处。
清平乐
独宿博山王氏庵
辛弃疾
绕床饥鼠，
蝙蝠翻灯舞。
屋上松风吹急雨，
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
归来华发苍颜。
布被秋宵梦觉，
眼前万里江山。
不少专家都曾指出过辛词的多样性特点，肯定各
种风格的作品往往又都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一旦
我们细读了辛词，便会有极深的感受。就拿这阕《清
平乐》来说，可以讲是代表了辛词的一种艺术风格，
全词仅有八句话四十六个字，但是却描绘了一幅萧瑟
破败的风情画。夜出觅食的饥鼠绕床爬行，蝙蝠居然
也到室内围灯翻飞，而屋外却正逢风雨交加，破裂的
糊窗纸也在鸣响。“自语”二字，自然而又风趣地将
风吹纸响拟人化、性格化了。独宿的这个“王氏庵”，
是久已无人居住的破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
一个平生为了国事奔驰于塞北江南，失意归来后则已
头发花白、容颜苍老的老人出现了。心境如此，环境
如此，“秋宵梦觉”分明指出了时令，同时也暗示了
主人公难以入睡。半夜醒来，眼前不是饥鼠蝙蝠，残
灯破窗，而是祖国的“万里江山”。很显然，他“梦
中行遍，江南江北”（《满江红》），醒后犹自留连梦
境，故云“眼前万里江山”。这一句与“平生塞北江
南”相呼应，而把上阕四句推到背后。平生经历使他
心怀祖国河山，形诸梦寐；眼前现实使他逆境益思奋
勉，不坠壮志。全词因有这一句，思想境界顿然提高。
这首词用文字构筑的画面和表达的感情，若改用
线条和色彩是完全能够表达出来的，可见作者用抽象
的文字符号所捕捉、表现的景物的具象化程度了。而
且，每一句话都是一件事物、一个景点，把它们拼接
起来，居然连连接词都可以省略掉，因此自然就形成
了这幅难得的风情画！
通过画面，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作者那颗激烈跳
动着的凄苦的心，那颗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执着的心！
尽管作者有意要把它掩藏起来。
从词的格调看，近似田园派，或者归隐派，同作
者的那些豪放之作相去太远了，而且还算不上是代表
作。不过，这首词别具一格同样带给了人们美好的艺
术享受。从创作来说，作品总反映着作家的所历、所
见、所闻，所感，总反映着作家的一生及其一生的各
个方面，即反映作家的全人。从创作的角度讲，任何
作家也总是从题材内容出发，去努力寻求不同的形式
和风格，他们之间的区别权在于成就的高低而已。象
作者这样，能够在断承、发展苏轼词风的基础上，成
为豪放派大家，同时还能在闲淡、细腻、婉约等格调
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在文学史上倒是不多见的。正如
刘克庄在序《辛稼轩集》时所说： “公所作，大声
镗钅答小声铿金訇，钅答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
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博山，在江西永丰境内，古名通元峰，由于其形
状象庐山香炉峰，所以改称博山。（博山炉是外表雕
刻成重叠山形的香炉，见《西杂记》）。作者在上饶带
湖闲居期间曾多次游览博山，并留有颇多的题咏。
青玉案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
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古代词人写上元灯节的词，不计其数，辛弃疾的
这一首，却没有人认为可有可无，因此也可以称作是
豪杰了。然而究其实际，上阕除了渲染一片热闹的盛
况外，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作者把火树写成与固定的
灯彩，把“星雨”写成流动的烟火。若说好，就好在
想象：东风还未催开百花，却先吹放了元宵节的火树
银花。它不但吹开地上的灯花，而且还从天上吹落了
如雨的彩星—— 燃放的烟火，先冲上云霄，而后自空
中而落，好似陨星雨。然后写车马、鼓乐、灯月交辉
的人间仙境—— “玉壶”，写那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
鱼龙漫衍的“社火”百戏，极为繁华热闹，令人目不
暇接。其间的“宝”也， “雕”也“凤”也， “玉”也，
种种丽字，只是为了给那灯宵的气氛来传神来写境，
大概那境界本非笔墨所能传写，幸亏还有这些美好的
字眼，聊为助意而已。
上阕，专门写人。作者先从头上写起：这些游女
们，一个个雾鬓云鬟，戴满了元宵特有的
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神州大地幅员辽阔，一方水土一方人。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譬如一提山东人，人们大抵会浮现出“山东大汉”的形象。那么大众心中对于“山东大汉”孔武有力、粗犷刚烈的印象，究竟从何而来呢？
01
变幻的脸谱
有意思的是，就像川剧的绝技“变脸”一样，一个地方的地域脸谱，往往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最典型的莫过于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在今人眼里这一吴侬软语盛产才子佳人的文弱之地，偏偏在春秋年间以尚武著称，所谓吴人“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直到西晋时期，在朝廷眼里仍旧是“吴人轻锐，难安易动”。这与今天俚俗所说“一车徐州人便可以打遍苏州无敌手”简直就是判若两地了。
山东的情况亦是如此。与如今“山东大汉”的朴实忠厚、诚实守信形象相比，秦汉时期的齐国人则就有些“多变诈”了。变有变化、权变、随机应变之意，“诈”有欺骗、假装、狡猾、诡谲的意思。《说文解字》：“变，更也”，“诈，欺也”。“齐人多变诈”意即当时的山东人惯于权变诡诈。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汉之际的名将韩信就认为“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百年之后的班固在《汉书》则首创“地理志”的体裁，专门用以记载当时的山川郡县、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等内容，为以后正史所沿用，成为人们了解古代风俗民情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而在《汉书》里，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就是“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齐地人为人行事大多言行不一，狡诈无情，这与“齐人多变诈”实质是一回事，也着实令今人大跌眼镜。
《海上牧豕》，清，吴友如，描绘公孙弘（西汉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少年家贫，牧豕海上的情景，公孙弘于公元前124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时人汲黯认为其言行不一的作风为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
《汉书》还记载了一个公孙弘（西汉川薛县人，今山东滕县南人）的故事，此人于公元前124年担任丞相，封平津侯，汉代丞相封侯自此始。他与汲黯（河南濮阳人）经常一起向汉武帝奏事，事前两人私下协商统一意见口径，但到了朝堂上却发生了变化，公孙弘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理，只说些汉武帝喜欢听的话，而不顾以前与汲黯等人协商好的意见，所以，汲黯气急之下当场责问公孙弘说：“山东人惯于欺诈而不讲情义（齐人多诈而无情），开始我们一起商量好的意见，现在都变卦了，实在是不讲忠信。”看来公孙弘言行不一的作风在汲黯眼里就代表了当时山东人的一贯风格。一直到了唐代编撰的《隋书》里，魏征在照抄了班固对于山东人的评价之后，还不忘补充一句，“大抵数郡风俗，与古不殊”，说明直到隋唐时期世人对山东人的观感也没什么两样。
到了明清时期，士大夫眼中的山东人总算不再以“多变诈”著称，这可能与元明鼎革造成的人口置换有一定关系。元朝末年，鲁西一带已是“但见荆棘丛，白骨翳寒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战争，更给北方经济带来摧残。明初，山东东昌几乎成了无人区，以致在洪武年间成为明廷移入人口最多的地区。
明代后期的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曾经写过一本《广志绎》，成书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王士性其人，知名度不高，仕途最高至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曾在广西、河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任职。因为王士性曾在各地任职，所以他有机会到各地了解风土人情，故而《广志绎》此书在描述各地的人文风俗上要比同时代的《徐霞客游记》强。
这本《广志绎》说北京人“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又说山西人“习俗俭朴，有上古之风”，但从书中对各省评头论足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山东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只是在说到青州府（今山东潍坊一带）的时候提到一句“青州人易习乱”而且“蹴鞠六博之俗犹有存者”，大约有那么一点尚武之分，不过也仅此而已。
清代前期的苏州人褚人获（字稼轩）也写过一本《坚瓠集》，所谓“着坚瓠小史，成四十卷，于古今轶见异闻事，所载略备”。这本书里收录了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间对各省人的绰号，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地域黑”合集。其中称呼江西人是“腊鸡”，原因是元时江西人常以土产腊鸡作为礼物送人，后来成为南方人的诨号。浙江人则叫“盐豆”，以盐豆下饭，自然是讽刺过于节俭（吝啬）。《坚瓠集》也没有放过山东人，大号曰“胯（侉）子”。这个词本指口音与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在晚近的苏、皖北部还很常见；结果在明代变成了山东人的特指，自然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山东大汉”的存在。
02
小说里的好汉
说起来，在宋代之前，无论哪里的“大汉”其实都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向来是汉代人对本朝之称，就像班固在《封燕然山铭》所写的“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用来指人的“大汉”要晚至南宋年间才出现，初见于岳珂（岳飞的孙子）的《H史》，也就是“时姑苏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长皆丈有二尺，里人谓之唐大汉”，但这个词真正变得家喻户晓，要到明清时代的白话小说流行之时了。
无论是《广志绎》抑或《坚瓠集》，其书流传都不广。起码比起明清时期兴起的白话小说，只能算是小众读物。对于讲究和追求高雅之作的士大夫来说，此类小说登不上大雅之堂，只是所谓的“小道”作品，但在市井民间，诸多白话小说在问世后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受到了极大的追捧，成为当时极受欢迎的“畅销书”——譬如褚人获所作《隋唐演义》就远比其《坚瓠集》知名度高得多。
《说唐演义全传》则是比《隋唐演义》稍晚出现的隋唐小说，在同类小说中，此书最受民间欢迎。它在“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的反隋起义中着力塑造了一群瓦岗寨起义英雄的形象。瓦岗在河南省的滑县，但这些英雄们造反发端是在山东济南，而这次起义的主要***物及著名的英雄，许多都是山东人。
秦琼门神图。秦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而在民间传说及戏曲小说中，主要以瓦岗寨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在群众心目中，“山东好汉”以他为第一
山东秦琼（叔宝）是他们之中的代表。秦琼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原是隋将张须陀部将，张须陀败死，归附瓦岗，后投唐，骁勇善战以功封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然而在民间传说及戏曲小说中，他主要以瓦岗寨的绿林好汉面目出现。甚至在《说唐》里只被列为第十六条好汉的秦琼，在群众心目中，“山东好汉”以他为第一。在民间有数不清的《响马传》鼓词小说和戏曲剧目，如《秦琼打登州》《秦琼还家》等，都是不见于经传的故事，却经久不衰。而京剧《秦琼卖马》也是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的代表作。
《说唐演义全传》之外，位列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对于民间的影响更大。《水浒传》以北宋宣和年间山东宋江起义为历史基础和故事原型，后又经过民间传说等口头文学的传播、并行修订本的长期演变，最终由文人整理加工创作而成，历时四百多年。其中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泊（到清朝咸丰年间才定名为东平湖），故地在今山东省梁山县，其中许多著名英雄是山东人。从籍贯上看，水浒一百八条好汉中山东籍多达38人（天罡12人，地煞26人），多分布于今鲁西的梁山、郓城、聊城等地。现代教育家张天麟（山东济南人）就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
《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蒋门神”，水浒一百零八条好汉中山东籍多达38人（花荣、李逵、武松等），其高大威猛的体形和强悍粗犷的外貌，很容易令人（山东人及外地人）将“山东”与“大汉”联系在一起
这些梁山好汉，给人最直观的印象首先在于高大威猛的体形和强悍粗犷的外貌。《水浒传》虽然写了一百多位好汉，但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只有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燕青等人，他们不但是作者塑造的代表梁山好汉群像整体特征的“上上人物”（金圣叹语），也最符合民众心中理想的武力值逆天的英雄形象。小说对这些好汉一出场就做了这样的描写：“（鲁智深）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66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66”；“（林冲）生的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66”随着《水浒传》（以及《说唐》）在整个汉文化圈的广泛流行，此类给人深刻印象的描绘，令人（山东人及外地人）将“山东”与“大汉”二字联系在一起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现代蜚声中外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山东省安丘市万戈庄人）对此曾经直言不讳：“山东人素有好勇之名。作者于以往十余年来，寄迹大江南北，所至不下八九省，到处听人评论，山东人胆量大而好打架。追究这种声名造成的原因，显然有一部分是由侠义小说和响马传一类闲书的误解。”
03
现实与想象
毋庸置疑，程咬金落草劫皇纲，贾柳店三十六友结拜，瓦岗寨聚义等民间传说，素为山东民众所崇拜向往。同时，《水浒传》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将所遇不平之事诉诸武力的做法，也对整个山东好武之风的形成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故而有了“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民俗警语伴随着这部小说共同流传。
与此同时，就像吴金鼎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山东大汉”这一刻板地域形象的形成，“也有一部分是有事实为证”。近代的山东特别是鲁西民间，男女老幼普遍习武艺、善拳脚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带在明清两朝共产生出11位状元，其中竟有半数为武状元。明清两朝为了管理、护卫流经山东的大运河这根朝廷的输血大动脉，在运河沿岸设置了大量的卫所官兵。比如清代设德州、济宁、东昌、临清四卫，另有满洲人驻防德州，总数亦不下2万。众多的兵丁在巡堤护坝之余，习武练兵应是经常的功课，久而久之，当地青壮百姓亦从驻防兵丁学习一点功夫，可以说，卫所的存在对当地尚武之风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在清代的《山东通志》里就记载了东平州与东昌府这两个《水浒传》中出现的地方，一个“尚气任侠，不能自饰”；另一个则是“其俗刚武尚气力66人尚劲悍”，晚清的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说“临清州民俗劲悍，多盗”。而山东成为“大刀会”“义和拳”“红灯照”的故乡也就不足为奇了。吴金鼎也只能为之解释，“然而山东人也并非是好勇斗狠的暴徒、悠肆凶横的蛮夫。他们待人诚恳、热情，只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才伸出老拳与之交涉，路见不平方拔刀相助66民情悍而不刁”。
清代以来，山东人的这种名气越来越大。这从上海的传统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中山东人角色，通常都是警察、体力工人之类“卖拳头朋友”，可见一斑。到了19世纪，连初来乍到的西方人都了解到山东人“好武”的秉性。
绘画，描绘义和团运动初期两名法国军官被义和团成员杀死的情景，这场运动由黄河北岸山东直隶农民首先发起，以“扶清灭洋”为口号
甚至当代的东邻日本人的观感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久留岛龙夫写过一本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幻想小说《苏军在日本登陆》，其中就有苏军在山东半岛登陆被挫败的情节，作者还不忘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了一句，“山东的兵过去和现在都是强的”。而坂元宇一郎在《面相与中国人》一书里也提及，“（山东）多数的人都有光洁的皮肤，体格健壮魁梧，步伐悠然，有大人物的风范”，“山东人与其说是头脑型的人物，还不如说是以顽健的体格见长”。毫无疑问这正是典型的大众心目中“山东大汉”的形象。
只不过，这个仿佛毋庸置疑的大众认知，其实偏与今日的事实相悖。论身高，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报告（1991年）》里，当时19-22岁的山东青年男子的平均身高仅有17169厘米，既比不过北京（17475厘米）与天津（17251厘米）这两个北方直辖市的学生，也比南方的上海学生（17278厘米）更矮，这恐怕令人始料未及。论起体格，今天的山东人也不出众，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编制的《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里，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4年的统计，体质（国民体质水平）最棒的都不是山东人（只排第八），而是谁也不会想到的上海人，甚至排位居次席的也同样来自长三角地区（2010年江苏，2014年浙江），即使在北方地区，山东人的国民体质水平也比不上北京居民，这与“五大三粗，身壮如牛”的形象差别，几乎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造成现实与想象之间强烈反差的，主要仍是经济原因。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收入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关乎居民民生和健康的基本生存条件,从而影响到百姓的营养摄入、饮食结构、生活方式、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等诸多可直接影响人体生长发育状况的因素。事实上，即使在上海，1992年时市中心的静安区居民的日摄入蛋白质量为89克，比郊区南汇县（63克）要多出1/3。在城乡差异客观存在的现实下，北京、上海市民作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级行政区而在身高、体质水平上领先就不足为奇了。
（
参考资料：
作者：向衡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编辑：大同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