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如果我们继续因循着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惯性运动，继续追随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做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从而把学术领域里的全球化语境理解为并实际地弄成单向的西化取舍与被动摹仿，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就真地可能成为一个水月镜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对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对美学研究与民族发展和本土文化创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正确的处理，真正找到美学研究与民族文化互依共生的联结通道，美学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为现实，就可能结出我们所期望的丰硕理论果实。对中国美学来说，最终是收获苦涩还是收获喜悦，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经济领域里资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动与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确来势汹涌，将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向绝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西方化，仅仅是世界向欧美中心的向心化运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这种全球性效应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1](p 57)因此之故，“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1]（p 2）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鲍曼是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史无前例的自由，成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却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坏了这些人传统上由与他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与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亲合性联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虚症。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就成为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撇开鲍曼对全球化的某些消极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当不论，鲍曼的全球化理论言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最终的全球性的效应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互动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可能，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存在、能动创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个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民族利益问题。其次，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体两面，是一个趋向相逆的矛盾运动过程。因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出发，对近来人们关注颇多的美学与文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我们当会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意味的理论自觉，获得更为明晰的理论言说语境和问题分析构架。既然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问题，因而美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就不是那个理论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话语生成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是否狭隘与保守的问题。那种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认可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才有出路的观点是片面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我们不怀疑那些倡导用世界通行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学者是怀有这种追求的。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的理论话语，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话语，如古希腊的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和英美的分析美学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学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性的美学。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跟在西方学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谓美学研究，虽有一种所谓“世界性话语”的眩人名份，究其实却不过是重复与模仿别人的“世界性”，与自身的创造是毫无关系的，通常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鉴于上述的认识，当前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形成这样一种自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美学的民族化建构从消极意义上，是要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样才显得丰富而多彩；从积极意义上，就是要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藉由这种身份而在世界美学和文学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束西方美学在中国单向的扩散状态，从而在美学的世界性建构中也融入中国美学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论贡献，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既拿来又输出。既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没有被时代大潮所淹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学研究中会做得同样好。
在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是用一维的历时性时间尺度评价和认识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把民族性等同于传统落后的东西，把西方的美学等同于现代进步的东西，认为用西方现代的东西取代传统上民族的东西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而现在，我们把民族性的追求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美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共时性地置于新世纪现代美学的建构目标之下，这应该说是对以往研究心态与思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超越和转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美学发展策略，如何在美学民族化的追求中走向世界美学的互识、互渗、互动与共建呢？对此，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并做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比如有人主张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同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以达到积极介入国际理论活动和争鸣，发出中国理论家自身的声音之目的[2]。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性的视野中，应充分而深入地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性和历史存在形态，通过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的基点和根据，促成中国美学在新世纪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学科建构[3]。这里，前一种策略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一种主张是吸取传统的营养以健全现代的肌体。两种思路都着意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凸现民族化问题。从中不难看出，将美学研究的民族化追求与全球性视野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以上两种主张，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宏观研究理路上的考虑，具体到美学民族化的建构来说，则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才算是本土性的话语呢，美学话语又是如何获得本土性的呢？又比如说本土传统的学术资源是如何获得现代转换的动因的，又是如何获得进入现代中国美学学科建构的“历史的现实合法性”的呢？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一步一步地加以深入的追问和探讨。只有通过这类追问和探讨，本土性话语才能逐渐地凸现出来，民族化的美学才有望被建构起来。换言之，在大的发展理路明晰之后，问题意识的确立，尤其是与全球化进程相关联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和凸现，又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走向民族化的关键所在。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理论学科都是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支撑其体系构架的，学科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也就是新旧问题丛生与延伸、交替与更迭的历史。而问题生成与解决的历史即是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鲍桑奎在其《美学史》中经常用“美学哲学的问题”、“美学问题”之类术语，并有诸如“近代哲学的问题”、“康德——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美学问题在他的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审美判断是美学问题的解答”等提法，这里的所谓“问题”都是指包含了通常所说“问题”的理论本身而言的。可见，问题与理论实在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通常我们常说某人的学术研究有新意和创见，实际上就是指他的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问题或者能够对业已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创见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因此，问题意识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须的，是学术理论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因素。美学研究亦复如此。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等，之所以能形成世界性影响，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在于其中隐含了各自独特的美学问题，而且这些美学问题又都不完全是从抽象的思辨与玄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美学家们各自身处其间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处境中孕育和诞生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当我们的学者追随着西方美学家的思想理路，运用着由他人那里摭拾的理论话语进行美学的研究时，却恰恰忘记了从自身生存处境生成的问题意识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界所谓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失语症”正是与自身问题意识的缺失紧密相关的。就此而言，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学研究有时显得很热闹，很有学科建设意味，但由于其就美学而言美学的基本倾向，且过分地流入对美的本质之类形而上学问题的抽象思辨（虽然这种思辨也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较少与民族的生存处境及文化创造相通，所以大多是不那么打动人和吸引人的，不能让人经历一种文化创生的痛楚与喜悦。因而在与时代、人生与民族文化的共生、互动方面，比起上世纪前半叶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等人在美学研究开端期的作为来就逊色得多。20世纪初叶，当王国维等人筚路蓝缕，在传统学术的园地里开拓美学研究的新路时，是颇具问题意识的。王国维痛感于国势衰微、民心不振的“当时之弊”，而倡导美育，以为形成“完全之教育”、培养“完全之人物”之助；鲁迅痛感于中国因个性不张乃成沙聚之国的现实，而向国人推介“摩罗诗派”，鼓吹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倡导“立人”的教育；梁启超针对当时学校情、意教育的缺乏和知、行割裂的现实，而鼓吹以“新民”为旨归的“情感教育”；蔡元培则针对袁世凯封建复辟以后社会上宗教活动的猖獗而提出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从王国维到蔡元培，他们之所以于美学领域特别突出和推重美育，正是强国新民的时代性民族吁求使然。王国维曾经撰文期望以美育来祛除国人笃嗜鸦片和嗜于“利”与“官”等种种卑劣之嗜好，治疗由此引生的精神上的空虚，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觉得太功利化，太不具有高深的理论品位了，然而从其用心和动机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其美学思想中那种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深切动人的情感关怀，体会到一种活力充盈沉实浑厚的思想力度。可惜的是，中国美学研究早期所具有的这种从民族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出发，勇于探索与叩问本土性问题的理论品质在后来却渐渐弱化乃至消失了。这恐怕是中国美学至今没有形成大气候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今天，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互依共生而又冲突背反的时代语境之中，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要想真正获得充实的内容、活泼的生机，获得参与世界性美学对话的主体资格，回归王国、蔡元培们的上述美学研究思路，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可喜的是，最近几年中国美学研究中已有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意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围绕实践美学的理论缺陷而展开的相关讨论以及对近二十年来在中国迅速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有关问题的研讨。问题意识的增强，使新近的中国美学研究逐渐突破了旧有美学的研究格局，而显示出了一种新的生机与活力。应该说这两方面的美学讨论都是从我们自己的美学研究现状和审美文化现实出发的，有较强的理论针对性，同时又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能够从西方现代美学成果中大胆地有所借鉴和吸取。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对中国美学的研究现状我们还是感到不满足。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之间的关联还是不够紧密，对全球化进程中与本土化相关的诸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和关怀。以实践美学问题的讨论来说，有的同志提出要以审美自由的超越性纠正实践美学偏于理性蕴含和物质活动的缺陷，有的同志则主张以生命美学取代实践美学作为美学的新方向。实在说，主张美学的自由性、超越性及其生命根底的确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总的来看，这些新的美学理论主张依然给人凌空蹈虚的感觉，与中国人当下的社会实践和民众生存缺乏有机的联系，理论问题的言说依然尽可以在纯理论层面上 *** 作而无须涉及现实人生向题，从而就只能停留在极少数人感兴趣的纯学术层面，而不能播散到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和文化创造领域里去。就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研究来说，虽然比之以往有了不可同日而语的理论收获，但此类研究基本上也是借用他人的理论武器，对问题的言说没有超出国外同类研究已有的广度和深度，很多研究就像是他人成果的克隆，至于说新崛起的大众审美文化究竟在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当代中国人审美理想的建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中国人精神文化心理的塑造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本土审美文化的特色和优势究竟何在，未来的前途又是如何，如此等等，这类问题，我们的确还较少看到既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又具有特立独行的学术识见和理论穿透力的研究成果。其他方面的美学研究也是如此，关在书斋里做学问，对国人当下的生存处境和生存问题观察不够、体验不深，因而缺乏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意识，可说是一个通病。比如说，对生活在现代都市底层的人们，对农村里的广大农民，且不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界，就是以人文关怀自诩的中国学术文化界包括美学研究工作者又有多少人真正给予他们以人文关怀，对他们的生存处境、精神世界，究竟又有多少了解？美学家们乐于抽象地谈论基于生命意识的审美自由，可审美自由的畅想往往正是从不自由的生存境遇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为现代化欢呼，为全球化的到来而激情涌动，但天下从无白赴的盛宴，现代化的实现，全球化的到来是要以一些人的血泪和牺牲为代价的。美学研究工作者应该懂得这些道理，并且应该勇于从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理性之思中切入这类与美学研究相关的问题。一味地躲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是永远也产生不了具有时代气息和思想力度的理论成果的。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语境中，追求美学研究的新气象、新境界的学人，万万不可忘记了对自身生存其间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这是时代赋予新世纪美学学科建设的一个使命。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前景，美学民族化的实现程度，都与这种叩问的广度和深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戮世摩罗
金光布袋戏虚拟人物
戮世摩罗，金光布袋戏虚拟人物。云州大儒侠史艳文之次子，法号小空，天生患有巨骨症，为了压制病症发展因此一直保持着七岁孩童的模样。
中文名
戮世摩罗
别名
小空，史仗义
配音
黄立纲
性别
男
登场作品
金光布袋戏人物经历
小空时期
幼时并未见过父亲，从小和祖母、母亲以及两个兄弟相依为命，尚在襁褓之时就和同胞兄弟银燕一起被母亲刘萱姑背着忙前忙后，生活虽朴素，却是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就如同父亲史艳文背部刻字被期盼一般，刘萱姑从小便在小空背部留下“仗义”二字，以表现对儿子高尚人格的期盼。
因史艳文在朝廷的变故，史家全家被追杀，刘萱姑带着年仅5岁的小空和雪山银燕一路逃难，过着居无定所，漂泊无依的悲惨生活。
5岁时，刘萱姑带着兄弟俩逃到一个亭子，因为弟弟雪山银燕感染风寒，刘萱姑将睡着的小空和因病昏迷的雪山银燕放置在凉亭桌上后便上山采药，谁知小空随后苏醒，发现不见了娘亲，便自己跑出亭子寻找，从此母子分离，直到身世揭晓，才得以再见母亲一面。
因为身患巨骨症，虽然已经17岁的小空却依然保持着7、8岁的孩童模样，虽是孩童身却天资聪颖、武力卓绝，和师兄大空一起为和平做贡献，后来凭着自身智慧和随机应变的巧智，在潜伏霹雳城不久之后，以武力胜出成为霹雳城城主。
鹰燕龙虎榜时期，因为史艳文亲子的身份而被多方阴谋家盯上的小空，在丑孔明的阴谋算计之下，与胞弟雪山银燕的误会越来越大，仇恨也越来越深，双方每每见面便要拼得你死我活，幸得在燕驼龙的指点之下认清阴谋者并接受自己是史艳文之子的事实，在暗地里送父母平安离去之后，发誓要成为如同父亲一般为国为民的纯纯的男子汉。无奈于雪山银燕的倔强坚持，小空面对胞弟的逼杀选择不还手，却使得被亲情所扰的雪山银燕更为矛盾，难以再下杀手。最后在无极山上，首次团聚的史家四子将大阴谋家八足原人打败，兄妹四人齐心协力，再无嫌隙。
黑白龙狼传时期，西剑流之乱开始，小空被作为复活炎魔幻十郎的载体被西剑流劫走，受尽折磨。
九龙变时期，炎魔幻十郎被史艳文藏镜人与柳生鬼哭联手打败，小空在西剑流祭司的术法之下终于保住性命，却因为身体负荷太大而不能苏醒，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才能恢复原状。然而西剑流之乱刚过去没有多久，魔世开始蠢蠢欲动，最后为了修补魔世的封印，史艳文牺牲了小空，作为介体的小空被送入封印内部，亡多生少。
戮世摩罗时期
魔世七先锋与史艳文交手不敌，帝鬼派出最强兵器戮世摩罗取史艳文三人性命。
与剑无极、雪山银燕一战，打得剑燕二人毫无还手之力，最后二人撤退逃过追杀。
与史艳文一战，使史艳文创伤，也被认出他是小空，事后言他被控制的同时也叹他武力卓绝，若非高手 不能敌也。
受灭却之阵影响不受术法控制恢复自身意识片刻。後在止戈流之战中面对父亲杀招，完整恢复自我意 识， 最终重创史艳文和俏如来，取得鬼玺，成为新任修罗国度之主。
统领魔界大军，颁布第一道命令：统领中原。
布下九营兵寨之计，调三尊前往固守，後计谋被欲星移识破。
魔刀香料之计，（利用影形黑瞳，传入沾染香料的墨狂碎片）铲除胜邪封盾根据地及胜邪封盾眼线煞魔 子。
利用影形黑瞳假冒俏如来进入黑水城，险破黑水城。但遭多方势力联合算计，魔之甲防御力被黑白郎君以一气化九百突破，身受重伤，将计就计诈死，使鬼玺遭网中人夺取；後於贪魔殿上暗算网中人，夺回鬼玺。
巧设计谋使网中人逐渐心悦诚服。
率军攻打苗疆，但在多方设计下，兵败退回贪魔殿。
联合锦烟霞两人进入达摩金光塔，兵陈佛国外，但中计魔之甲遭改造啸灵q所毁，仅馀部分防护；鬼壐遭梁皇无忌所夺号令修罗国度，荡神灭抗命护其突围，将之托予网中人。
网中人寻来修儒替其伤势恢复，然而此时却遭玄之玄率领的尚同会势力追杀，网中人豁命突围，戮世摩罗誓言必再度统领修罗国度；网中人要戮世摩罗让自己复生时见到其回归修罗国度後，用尽最後气力吐丝成茧护住戮世摩罗，随即将巨茧沉入大海(绝海)。戮世摩罗随海涛浮沉，不知去向。御魂笑光辉时期
东瀛残忍联盟总部，小兵向帘幕后的残忍军师—御魂笑光辉汇报追杀西剑流残部的情况，神秘的军师在听到情报中的剑无极的消息时，一句似叹息似感慨的“是他啊”揭开其人似有不一样的身份。
在胧三郎被击败后和网中人以云外镜异能前往妖界，接收原酒吞童子部下。
齐神箓时期以戮世摩罗身份回到中原找寻梁皇无忌，取回鬼玺，寻找能让妖族大军恢复战力的妖界母晶。
事成后与受其挑衅的黑白郎君一同前往对抗凶岳疆朝。
因清圣桥之乱，和网中人入道域查探。
时期人物配乐
◎夺魂魔戮——戮世摩罗角色曲 （收录于《剑影魔踪剧集原声带》）
游移的电子音象征着小空沉睡的灵魂，帅气的旋律衬出戮世摩罗这个年轻杀手在冷峻外表下的谜团与力量。曲子结尾的法国号代表着印记的呼唤，是否能唤醒那深埋于小空内心深处的记忆？
魔戮血战原声带
◎狡刃游杀——戮世摩罗杀曲（收录于《魔戮血战剧集原声带壹》）
急促细密的节奏、狂放强烈的电音，正如魔化小空战斗中狡黠灵动的身姿。手持逆神、身披魔之甲、机敏的反应、层出不穷的新招，都在昭示他绝对是个不容小觑的少年魔尊。
◎逢旧影——战前尘-戮世摩罗苦战炎魔亡灵（收录于《魔戮血战剧集原声贰》）
连续的重拍打击和惊悚的管乐，甫开头就让人头皮发麻。雄壮而悲凉的铜管旋律随节出现，写出犹如经典《机器战警》主题曲的史诗气势。其后充满金属风味的重拍打击再次出现，摹写着高手鏖战的凶险危机，令人屏息以观。
◎相煎太急（收录于《魔戮血战剧集原声带壹》）
紧凑的琵琶d拨与打击，迎来之后更加紧凑的主旋律，表现出史艳文、雪山银燕多次鏖战魔化小空时的紧张气息。几个重拍更点出了战斗中的凶险和意外。此曲专为史家父子兵刃相向的武戏而谱写，反映出骨肉相残的惨烈。
◎道不存兮狡者王——戮世摩罗角色曲（收录于《金光御九界之墨武侠锋剧集原声带壹》）
阴郁的钢琴前奏，在颤抖急促的弦乐、凄凉的女声陪衬下，勾勒出鬼祭贪魔殿幽暗诡谲的气氛。充满金属风味的打击和铜管的吹奏，表现了修罗国度帝尊的气势与军威，幽远的女声吟唱与笛音彼此亦步亦趋，犹如蔓延的阴影，既强调黑暗势力的庞大，也将恐惧的领域推得更加远阔。
◎鬼智魅影——御魂笑光辉角色曲（收录于《金光御九界之东皇战影剧集原声带》）
三味弦徐徐出场，何人低低吟和，伴随飘忽笛声，隐于阑珊处的华衣魅影，一只折扇轻摇，面容半覆，正是「残忍联盟」军师——御魂笑光辉神秘的身影。而后轻快的节奏仿佛破雾而来，展现其智谋江山充满自信的神态。
◎皇者征途——戮世摩罗角色曲（收录于《金光御九界之齐神籙影剧集原声带》）
浪荡不羁的女声吟唱，狂放的电子乐在躁动，有如齐声诵迎谁人来到。自东瀛回归的戮世摩罗，更添深沉魅狂，踌躇满志只待时机到来，只手翻覆风云。
经典语录
我若为魔，魔世天下。我若为人，人间魔土。我若为王，天下尊皇!《墨武侠锋第一集》
戮世摩罗
若要史家人担起天下，就该将天下交给史家人！《墨武侠锋第一集》
也许你们眼中的我，只是一个轻佻的领导。作为新进的种族，我被你们歧视与不满；如果不是鬼壐，你们不 可能服我。但如果先王在，他又会怎麼做魔对人，人对魔，都是同样不能接受；只有在修罗国度的统治之 下，同样的子民，才有同样的立场，才能有团结的一日。我不是人族，你也不是虺族，我们都是修罗国度的 子民。唯有各族相融一体，才能打败沉沦海彼端的强敌!《魔戮血战第19集》
你所受的罚，够重了!《魔戮血战第19集》
大家好，在下戮世摩罗，今日特来消灭黑水城，请大家多多配合。《魔戮血战第20集》
你连我也敢吐槽了。《魔戮血战第6集》
来别人的家里还念诗，没礼貌。《魔戮血战第8集》
戮世摩罗开战
没带礼物，你来做什么《魔戮血战第8集》
对付复杂的人，就是要用简单的方法。《魔戮血战第8集》
关门，放魔!《魔戮血战第8集》
你爸修罗国度就是人多不怕死，打到大家斗阵死!《魔戮血战第29集》
一年内，吾要取回修罗国度；三年之内，吾要一统魔世；七年，七年后，吾将成为妖魔共主！《鬼途奇行录第1集》被帝鬼以术法控制的人族少年，面容冷峻且不言不语的跟在帝鬼身旁，手持奇兵逆神，战技强悍身负异术，为新任的邪神将。——（决战金光：史艳文传奇：戮世摩罗）
小空：史家次子，本名史仗义，从小因为身患巨骨症而面临巨骨爆体而亡的命运，在武林各界人士努力之下研究出缩骨丹保命，却从此维持在十三岁的模样。受人用计陷害攻击亲弟雪山银燕而结仇，化解之际却遭西剑流挟持作为炎魔幻十郎复生的寄体。——（决战时刻：甲子名人帖）
暗邪之影魔世帝鬼最为器重的人形兵器，冷峻无情，受令行事。在魔世封印意外解破之时，随着帝鬼侵略的步伐而来。在一场对战中，史艳文认出戮世摩罗即是小空，面对心神遭受控制的爱子，史艳文只希望能将其唤回，弥补缺失的亲情。——（剑影魔踪：桌布）
新任魔之左手，面容邪魅俊俏，被帝鬼所控，帝鬼称之为最强武器，受帝鬼之令，要取史艳文等人性命，一出手就技压剑无极跟雪山银燕，连史艳文也为之实力惊叹。在战斗中，被史艳文认出他就是过去亲手抛入魔世的小空。如今以无自我意识的杀人兵器身份阻挡在血亲面前。——（剑影魔踪：英雄扉页）
史艳文次子，本名史仗义，或称小空，昔时为修补魔世通道封印，被丢入魔世，其后巨骨症被治好，同时成了冷峻无情、受令行事的人形兵器，在魔世意外破封时，随帝鬼侵略步伐而来。由于一路遭遇的事情，戮世摩罗甦醒后，反而掌握鬼玺，成为新任帝尊，带领修罗国度侵略人世。————（剑影魔踪：公司偶）
真实身分为史艳文二子小空(史仗义)，曾被帝鬼所控制成为强悍的战将，不言不语，恢复自我意识后，痛恨身为史家人的天命，在不断的被牺牲的状况下，性格转变成冷酷、喜怒无常，在帝鬼败亡后，夺走鬼玺，成为修罗国度第三十四代帝尊，进而对中原进行侵略。——（金光群侠传）
设定
姓名：戮世摩罗
真身：小空
本名：史仗义
化身：御魂笑光辉
性别：男
身份：史艳文二子、魔之左手·邪神将、修罗国度第34任帝尊
种族：中原人族
地域：中原、魔世
组织：修罗国度
根据地：鬼祭贪魔殿
功体：纯阳体
诗号
诗号：戮世断魂荒，万灵共悲嚎，摩罗降天劫，尸海造血涛。——（金光活动配诗）
登场
登场：天地风云录之九龙变 第36集（初登场）
登场：天地风云录之剑影魔踪 第5集（正式登场）
关系
祖父母：史丰洲（祖父）、水夫人（祖母）
父母：史艳文（父）、刘萱姑（母）
兄妹：俏如来（大哥）、雪山银燕（三弟）、史菁菁（四妹）
亲属：藏镜人（叔父）、女暴君（叔婶）、忆无心（堂妹）、刘三（舅舅）
史艳文长子龙：史精忠（俏如来）
史艳文二子虎：史仗义（小空、戮世摩罗）
史艳文三子燕：史存孝（雪山银燕）
史艳文四女鹰：史菁菁（鹰女）
（四兄妹合称“鹰燕龙虎”）
组织
上司（曾）：帝鬼
同伙（曾）：煞魔子、炎饕餮、殁神翼、角龙、七重峦、玄影、天悬红练、杀生鬼言
部署（曾）：灭世三尊-荡神灭、炽阎天、曼邪音，妖神将-网中人、策君·公子开明、魔世七先锋-煞魔子、杀生鬼言
物品
逆神诡异造型的刀刃，但使用起来却锋利无比。——（金光群侠传）
鬼玺魔世修罗帝国的王权象征，凡持有鬼玺者，当持有者身身亡后会脱体而出。——（金光群侠传）
魔之甲王骨打造，穿上后宛如有一层透明护罩保护着，能抵御任何攻击而不伤，脱下后以魔匣方式呈现。——（金光群侠传）
御影灵狐身在东瀛，化名御魂笑光辉的小空所用的妖刀，刀如主人，配合御魂的巧妙运用，仿佛有生命般活灵活现，宛若月下起舞的魅影灵狐。——（金光特展：180228）
偶衣设定为与过往形象区别并呈现角色性格、心境上转变，设计走向颠覆过去小空之感。黑银色系营造出冷酷及神秘感；皮革、柳钉、鸵鸟毛等元素搭配，放浪不羁的第一印象不言而喻，加上造型师独一无二的手制配件，戮世摩罗应运而生。——（金光特展：180628：戮世摩罗偶衣）
武学
功体：纯阳体
兵器：逆神（戮世摩罗）、御影灵狐（御魂笑光辉）
防具：魔之甲
武学：修罗魔诀·「万鬼魔焰、烈阳邪火、烈焰狂涛、万鬼枯血断魂荒」
（结合帝鬼「修罗夜炼」与炎魔幻十郎「幻魔诀」所创，招式中疑似糅合了纯阳体质的力量）
特有咒术：一吋奇迹
配乐
《剑影魔踪原声带》04 夺魂魔戮 - 戮世摩罗角色曲
游移的电子音象征着小空沉睡的灵魂，帅气的旋律衬出戮世摩罗这个年轻杀手在冷峻外表下的谜团与力量。曲子结尾的法国号代表着印记的呼唤，是否能唤醒那深埋于小空内心深处的记忆？
《墨武侠锋原声带一》07 道不存兮狡者王 - 小空角色曲
阴郁的钢琴前奏，在颤抖急促的弦乐、凄凉的女声陪衬下，勾勒出鬼祭贪魔殿幽暗诡谲的气氛。充满金属风味的打击和铜管的吹奏，表现了修罗国度帝尊的气势与军威，幽远的女声吟唱与笛音彼此亦步亦趋，犹如蔓延的阴影，既强调黑暗势力的庞大，也将恐惧的领域推得更加远阔。
《魔戮血战原声带一》14 相煎太急 - 史艳文v魔小空
紧凑的琵琶d拨与打击，迎来之后更加紧凑的主旋律，表现出史艳文、雪山银燕多次鏖战魔化小空时的紧张气息。几个重拍更点出了战斗中的凶险和意外。此曲专为史家父子兵刃相向的武戏而谱写，反映出骨肉相残的惨烈。
《魔戮血战原声带一》16 狡刃游杀 - 魔小空杀曲
急促细密的节奏、狂放强烈的电音，正如魔化小空战斗中狡黠灵动的身姿。手持逆神、身披魔之甲、机敏的反应、层出不穷的新招，都在昭示他绝对是个不容小觑的少年魔尊。
《魔戮血战原声带二》09 逢旧影,战前尘 - 戮世摩罗苦战炎魔亡灵
连续的重拍打击和惊悚的管乐，甫开头就让人头皮发麻。雄壮而悲凉的铜管旋律随节出现，写出犹如经典《机器战警》主题曲的史诗气势。其后充满金属风味的重拍打击再次出现，摹写着高手鏖战的凶险危机，令人屏息以观。
《东皇战影原声带》06 鬼智魅影 - 残忍联盟御魂笑光辉角色曲 ◎作曲：李穆
三味线徐徐出场，何人低低吟和，伴随着飘忽笛声，隐于阑珊处的华衣魅影，一只折扇轻摇，面容半覆，正是「残忍联盟」军师御魂笑光辉神秘的身影。而后轻快的节奏彷佛破雾而来，展现其智谋江山充满自信的神态。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道：“即使是席勒这位在德国作家中最富于政治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当他似乎最致力于历史和政治的时候，也还是相当抽象、唯心地从事创作。”
席勒后期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认为改造世界的力量来源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他晚年的作品常用勇敢、善良、公德等抽象概念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
康德就创作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曾经与席勒发生过激烈争论，他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指出：“莎士比亚不是使这种愿望从内部迸发，而是通过外来机缘把它激活起来”。康德对莎士比亚的推崇体现了他的“从特殊到一般”的创作原则。
“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这两个概念出现在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伦敦），同年5月18日恩格斯也写了一封致拉萨尔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应拉萨尔的要求，回信评价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
这两封信被认为是马恩最重要的现实主义文献，恩格斯在信中第一次把“现实主义”这个术语运用于文艺领域。马恩分别在信中说道：“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马恩的批评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拉萨尔误解了历史的客观进程，没有看到农民和城市革命者的代表所取的历史作用，而把改造世界的力量归结在完美人性的化身——济金根等人身上；
二、人物太抽象，济金根等人成为拉萨尔个人道德理想的直接化身，恩格斯认为应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实现类型化和个性化的结合——塑造典型人物；
三、缺乏细节描写，拉萨尔由于对席勒的偏爱造成“有些地方过多地让人物回忆自己”，希望拉萨尔在作品中多一些现实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提供一个“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恩格斯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思想倾向和真实再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实现“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之“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这两封信首见于1921年德文版斐迪南•拉萨尔《书信文稿遗集》第三卷，此前梅林在《席勒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提到过这两个概念，据梅林解释：是因为马恩的兴趣所致，他们不太喜欢席勒，而喜欢莎士比亚。
俄文版出版于1925年，卢那察尔斯基在《马克思论艺术》中利用列宁的“反映论”对这两个概念作了阐释，认为“席勒式”是一种图解式的艺术创作手法，“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为自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然后设计与此相适应的人物”。
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反映论的原则，他在《卢那察尔斯基论戏剧》一书中希望作家能够全面地、有说服力地反映我们今天的生活。
卢卡奇在《19世纪的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这两封信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马恩在美学上的现实主义态度与其一般世界观和政治倾向紧密相联的：“马克思在这里极其慎重地、完全是在美学讨论的框架内，指出了拉萨尔的抽象说教的唯心主义与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联系。”
卢卡奇指出用莎士比亚来反对席勒，是因为拉萨尔“由于他的出发观点，使他不能把形象和情节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统一理解为个人和社会的统一、个人的命运和阶级历史命运的统一。”
卢卡奇还对马恩的话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用莎士比亚戏剧来反对拉萨尔所坚持的黑格尔式的“头脚倒立”的悲剧观，使悲剧问题社会历史化。
关于悲剧观，英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戴维•莱恩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引用了杰姆逊的原话：“济金根的性格特点没有典型地反映真实的历史困境，剧中的情势没有给人提供一个关于那一时期活动着的各种力量的真正模式”，指出拉萨尔错在“把一种客观的‘悲剧’当作个别现象来对待”。
相比于莱恩，卢卡奇的理解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认为“席勒式”历史剧标志着对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纯粹资产阶级理解。
马恩这两封信在20年代初期就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了解，最早的介绍性译文出现在北新书局1925年8月出版的《未名丛刊》之一《苏俄的文艺论争》，译者任国桢。该书收入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提到了这两个概念。
最早的原文翻译则出现在1935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 《文艺群众》第二期，抗战期间欧阳凡海根据日文重译，并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桂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版）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1932年）一文中，较早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认为：马恩提倡“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式”是希望文学能够揭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冲突，而不要只是写主观化的演说；瞿秋白所说的主观化和现实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极端的曲解客观的阶级斗争的过程”“现实主义——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的”。
瞿秋白还认为恩格斯“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提法涉及了“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可以揭示阶级斗争的真相，再现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
周扬等人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则把这两个概念放在“文艺的倾向性”条目之下（该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讲话》的发表），周扬和瞿秋白在强调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结合的同时，突出了思想倾向问题，周扬后来发表的一篇报告还认为“莎”、“席”问题与《讲话》体现了共同的文艺准则——政治性和真实性的完全一致（详见《文艺报》1956年第2期）。
显然，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发掘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内涵。杨柄在《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创立了科学的文艺理论》一文中则直接指出了这两个概念的政治倾向，认为马恩的目的是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信中提到的典型“指的是革命斗争中工人”（杨柄在其另一篇文章中还探讨了“莎”、“席”和“两结合”的理论联系）。吴元迈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马恩其实是希望作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指导科学地反映历史进程，并且认为恩格斯“完美融合”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先导。
朱光潜先生的观点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看法，强调生动鲜明的反映现实，反对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从事创作，这种看法倾向于从纯文艺的角度探讨问题。
他在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典型五封信》的论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做了深入地探讨，认为马恩指出这两个概念，实质是“文艺是否要反映现实，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基本问题”，他还联系德语原文指出：马恩不满意济金根的形象特征，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必具有生动鲜明的个性”。
陆梅林在《体系和精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初探》一文中认为：马恩提出“莎”和“席”这两个概念尖锐地批评了把剧本变成图解观念的唯心主义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一定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塑造具体感人的艺术形象。陆梅林虽然也提到了“思想性”问题。但他特别指出“现实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
吕德申、张少康在其合写的文章中则认为：把席勒和莎士比亚相对比，席勒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和现实主义相对立的观念化。吕张在文中特别强调了“真实性”，认为只有具有真实性的文艺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
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则包容了上述两种基本看法，《原理》既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反公式化”的意义，也谈到它们和文学的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的关系。
此外，1995年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则认为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问题的提出，是关于艺术把握世界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基本原理》也认为“莎”、“席”概念涉及了艺术思维问题，这本教材还把这一问题和“倾向性”联系起来，认为通过形象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是文学特殊性。
威廉·莎士比亚（英语：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华人社会常尊称为莎翁，清末民初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年2月）称莎翁为“狭斯丕尔”，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出生长大，18岁时与安妮·海瑟薇结婚，两人共生育了三个孩子：苏珊娜、双胞胎哈姆尼特和朱迪思。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20多年期间莎士比亚在伦敦开始了成功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是演员、剧作家，还是宫内大臣剧团的合伙人之一，后来改名为国王剧团。1613年左右，莎士比亚退休回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3年后逝世。
1590年到1600年是莎士比亚的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的早期剧本主要是喜剧和历史剧，在16世纪末期达到了深度和艺术性的高峰。接下来1601到1608年他主要创作悲剧，莎士比亚崇尚高尚情 *** ，常常描写牺牲与复仇，包括《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被认为属于英语最佳范例。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他开始创作悲喜剧，又称为传奇剧。
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作品包括39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他的戏剧有各种主要语言的译本，且表演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所有戏剧家的作品。
席勒是十八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也是著名的美学家。
《陈平忍辱苦读书》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文天祥少年正气》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朱元璋放牛读书》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闻名。他也因此有些骄傲。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从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匡衡凿壁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王十朋苦学书法》
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天刻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范仲淹断齑划粥》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车胤囊萤照读》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囊萤照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你一定会明白。
《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张三丰创太极》
张三丰，名全一，又名君实，号三丰，又号元元子，因不修边幅，又名张邋遢，辽东懿州（今辽宁彰武西南）人，明朝英宗时被封为“通微显化真人”。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当时曾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甚至把他看成了神仙。我们大家都知道太极拳吧？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就是柔中带刚！你知道张三丰到底怎么创造的太极拳吗？本片要说的，正是这个故事。
《诸葛亮喂鸡》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三国时期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肯定不会忘记诸葛亮。至今，诸葛亮的智慧一直被后人所传颂，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了智慧的化身。可是你知道吗，在诸葛亮的小时候，为了上学，发生过一些故事，好玩极了！
《玄奘苦学佛法》
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厉归真学画虎》
五代画虎名家历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沈括上山看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徐霞客志在天下》
有一天，江边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在打捞落水的石狮，却怎么也找不着。这时，一个叫徐霞客的小孩说，只要溯江而上，就能找到石狮。果然石狮找到了，大家都赞誉这个聪颖的小孩。原来他就是长大后成为伟大地理学家、旅行家的徐霞客。
《华佗拜师学艺》
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沛国（今安徽亳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很有效的全身麻醉药，比西方的麻醉药要早一千六百年左右，华佗对世界医学的贡献非常巨大。不要以为华佗一生下来就是神医，华佗小时候学医，经历了千辛万苦。
《皇甫谧浪子回头》
皇甫谧，魏、晋年间人，是西晋著名的学者和医学家。皇甫谧小的时候玩劣异常，被村子里的人称为小霸王，一次，他将同窗受气包家的枣树的树皮铲掉，使得枣树枯萎，全村人看到他，都不理他了，在婶婶的教育下，皇甫谧终于浪子回头，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世界十大文豪是：荷马、但丁、歌德、拜伦、莎士比亚、雨果、泰戈尔、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
荷马（约公元前9—8世纪）古希腊盲人诗人，著名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编订者，其史诗作品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但丁（1256—1321）意大利诗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代表作有《神曲》，它广泛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和斗争。集中世纪神学，哲学和科学思想之大成，表现了新与旧的斗争，显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萌芽，但又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宗教色彩，表现了诗人处在新旧交替时期思想上的矛盾。其作品对后世纪欧洲文学影响很大。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从小爱好自然科学和艺术。青年时期是狂飚突进运动的中坚。由于他的努力，为德国文学留下了不朽之作。代表作《浮士德》，是他花费了长达60年之久的时间创作出来的不朽之作。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出生于伦敦破落的贵族家庭，他反对专制压迫，支持人民革命的民主思想，一生为民主、自由、民族解放的理想而斗争，而努力创作。他的作品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和艺术价值。主要著作有《异教徒》、《哈罗尔德游记》等。
莎士比亚（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生于商人家庭，从小爱好戏剧。一生著作甚多，留存剧本37部，长诗两首，154首14行诗。主要著作有：历史剧《查理三世》、《亨利四世》、《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等；悲剧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等；长诗有《维娜斯和安东尼斯》、《路克丽斯受辱记》。这些作品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最为充分，艺术性最高，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顶峰。马克思称赞他是“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
雨果（1802—1885）19世纪法国伟大的小说家、著名诗人。生于军官家庭。一生著有大量诗歌、小说、戏剧和文学理论作品。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他的作品以精细的手法，广阔的生活画面和丰富的内容，对专制制度和反动教会的罪恶，进行了愤怒揭发和有力控诉，对下层贫民悲惨遭遇寄于同情。深刻反映19世纪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现实。他的作品对后世作家发生了巨大影响。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社会活动家。生于地主家庭。一生写有诗集50多部，中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百余部，戏剧二十多种。主要作品有诗歌《菁歌》、《晨歌》、《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戏剧有《邮局》、《红夹竹桃》、《摩吉多塔拉》；小说有《沉船》、《戈拉》等。另有文学、哲学、政治、游记、书简多种。还擅长作曲和绘画。所作歌曲《人民的意志》，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泰戈尔的创作 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高尔基（1868—1936）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奠基人。出身于木工家庭，一生写了大量作品。代表作有《母亲》，深刻反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功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形象。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描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不朽名著。列宁对《母亲》曾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高尔基的作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财富，给世界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益处。”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出身没落的封建家庭。曾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在杭州等地任教，辛亥革命后，先后在南京，北京教育部任职、并在北大任教。1918年5 月发表《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1918-1926，陆续创作出《呐喊》《彷徨》等短篇小说。1927—1935创作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量杂文。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参考资料：
1C（错在“必然”一词）2 ①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越来越看重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获取； ②知识分子勇于社会承担的热情开始消退，人文关怀精神逐步淡化； ③由于急功近利、浮躁、焦虑的情绪，文学作品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承担逐渐淡化。
3 ①作家们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 ，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 ②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底层群众的生活命运的关怀； ③表达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沉默者”集体性的诉求； ④反驳了只拘囿于形式与“内心”，强调“物”和“欲”的迷恋以及炫耀的文学流弊； ⑤反对小资话语、中产阶级文学想象以及新贵文学的倾向。
2 现当代文学史中“底层下作”指的是什么你试试不想说“底层写作”啊？底层写作只要是指当代文学时期。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底层”一直是中国当代人文学者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早在1994年，由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就曾借助大量的客观数据，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特点及其趋向，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群体（包括失业人员、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蓝领等）的生存状况，给予了密切关注。
随后，围绕着“三农”、城市阶层分化等问题，以《读书》、《天涯》等杂志为核心的媒介，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的文章，各类专著也不断涌现。[1]这些著述不仅有效地梳理了90年代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演变状况，而且对底层群体的生存境域给予了多方位的探讨，对贫富分化日趋明显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深研。
文学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早在1996年，文学评论家蔡翔就在《钟山》第5期上发表了《底层》一文。
在此文中，作者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当年在上海底层以及下乡时的生活，并进而指出，尽管“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但是，“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几乎所有的道德要求最终都将落实到底层，底层将这个世界默默托起，同时遵守着这个世界对它发出的全部的道德指令”。[2]与此同时，作者亦对90年代以来底层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纯朴和善良逐渐消失的底层现实发出了真切的喟叹。
它既展示了中国底层社会的裂变，也分析了其中的利益化和欲望化的现实根源。1998年，《上海文学》在第7期发表了燕华君的小说《应春玉兰》。
该期“编者的话”以《倾听底层的声音》为题，明确地说到：“我们的确是到了应该认真听一听底层人民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底层人民的利益所在，我们必须尊重底层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底层人民的利益。
少数人的财富如果建立在对底层的掠夺之上，那么，这就是犯罪，就是腐败，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付出底层人民的利益为代价，那么，这不仅是一种糊涂的观念，而且，在道义上显得非常可耻。”
与此同时，他们还注意到，“有一种声音应该渐渐强大起来，那就是底层的声音。必须坚持平等和公正的立场，必须惩恶扬善。
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应该知道底层正在想什么，底层人民正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之中。对底层的关心，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或者所谓的‘慈悲心’。
任何一种居高临下似的怜悯，都是对底层人民的侮辱。我们坚持的，是一种平等和公正的立场，而平等和公正的问题，在今日社会，正愈来愈被人们所关注。
它不仅涉及到底层的利益和情感所在，而且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健康肌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充满肮脏和罪恶，它最后毁灭的，必然是社会本身。
所幸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平等和公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在这种时候，底层的声音成了坚持平等和公正的一种强大力量。”这篇“编者的话”，与其说是对燕华君小说的积极推介，还不如说是对“底层写作”的一种高调倡导，其意图显然是借此机会，大力强调作家们必须对底层生存的变化和一些普世价值的动摇给予高度的关注。
2001年，李师东主编出版了小说集《生活秀》。在序言中，李师东对“底层写作”的意义同样给予了高度肯定：“作家们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逼进到一个特定的视角，一个十分生活化的视角：他们由衷的关心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尤其是底层人们的现实人生。
我们看到，作家们的视角正在下沉之中。‘从生活的内里写起’，正成为作家们自觉的创作行为。”
“说到底层生活，人们会自自然然地把它与受苦受难、不幸而又不争联系到一起。底层就是底层。
人们或许还会欣慰的感叹自己如何如何的走出了生活的底层。但是，如果意识到我们都是在生活的内里，那么你对生活的表层底层就不会那么着意了，事实上，这就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里有苦有难，有不幸之处，也有不争之时。而这一切，并不因为你不在所谓的‘底层’就消失了；同样，你的快乐，你的幸福，你的满足，也洋溢在生活的底层之中，如同在你的生活之中。”
[3]至此，“底层写作”渐渐地浮出水面，并迅速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热点现象。2003年，张韧、苏童、李伯勇等评论家和作家，或通过对话，或发表专论，纷纷以肯定性的言辞，密切关注这一写作现象。
但是，“底层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还是从2004年开始。2004年，随着刘旭的《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蔡翔、刘旭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高强的《我们在怎样表述底层？》，蔡翔的《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罗岗的《“主奴结构”与“底层”发声——从保罗·弗莱雷到鲁迅》，摩罗的《我是农民的儿子》，顾铮的《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吴志峰的《故乡、底层、知识分子及其它》，李云雷的《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王文初的《新世纪底层写作的三种人文观照》…。
3 怎样才算是文学批评中的“底层关怀”“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引入的一个包含明确价值诉求的概念，曾经引起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热切关注与激烈论争。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底层文学、怎样评价中国当下底层写作取得的成就、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能否为底层代言以及怎样触及底层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生存体验等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在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人们之间是可以形成共识的，那就是大家都认为底层文学最起码应该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相关，有利于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改善与生活质量的提高。简单地讲，就是底层文学应该体现出文学家的“底层关怀”。
当然，无论对作家而言，还是对批评家、理论家而言，信仰文学的自律性，看重自己的审美感觉与艺术品位，强调文学本位，这一切都不是错。一个作家声称他不想为迁就大众，包括底层民众的欣赏口味而放弃自己擅长的艺术题材与艺术风格，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4 什么是纯文学、底层文学、商业文学、网络文学等纯文学释义：
文学之以本身为目的（如大部分诗歌、小说或戏剧）而不为实用或单纯益智者，文学作品中能把政治谎言、道德谎言、商业谎言、阶级秩序谎言等愚民性质的谎言去尽才是真正的纯文学。
所谓网络文学，就是以网络为载体而发表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如果强求网络文学的客观底线，那就是对网络没有了解和接触的人所写出的作品以及没有官方人士在网上发表过（或者说网友流传上来的文字信息）这类的作品在传播形式之上大致不属于网络文学，仅此而已。
应该注意的是，网络文学所具有的特征并不是局限于所传播的一个媒介，更重要的则是这样的一个文学载体在网络传播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写作特征和行文方式，符合现今网络文学作品所应当具有的商业化价值。
如果属于网络文学所包括的写作范畴而没有在网络传播而是通过实体渠道出售，也是有着网络文学的本质特征，相反，如果一部纯文学作品以网络的形式发表，也不能将其一概而论为所谓的网络文学。
“底层文学”主要就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这样一种文学，跟它相对的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文学。第一种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那种“纯文学”，纯文学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就是以那种先锋性的、现代主义的这样一种文学方式来写，他们基本上跟现实不发生具体的关系，不描写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它就描写个人抽象的苦闷、绝望这样的一些情绪，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文学当时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越到后来这些作品越让人感到，反正都是那些东西，越到后来越是无病 ，是这样一种文学。
另外一种就是商业文学，商业化的通俗文学。现在可能大家也注意到，每年要出版一千多部长篇小说，基本上就是按照那种商业的模式来运作的，它就是一种“产品”、一种商业性的产品，而不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而是通过出版的渠道占领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商品。 另一种就是主旋律文学，主旋律文学是一种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写的，粉饰太平、不触及到真正的社会问题的文学。
新兴起来的底层文学跟它们这三种文学是不一样的，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表出他们的声音，是这样的一种文学的形式。具体说来，“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不一样的是，“纯文学”是不描写现实生活或只描写中上层生活的，而“底层文学”描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一样的是，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主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大众在幻想中逃避现实，而“底层文学”则是作家的独特创造，它不是要迎合而是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之对真实的处境有所认识与反思；“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不同的是，主旋律文学对现实秩序及其不公平之处加以粉饰，使之合理化，而“底层文学”则对现实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希望引起大众对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的关注，以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试着总结一下“底层文学”的概念或内涵：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是我所理解的底层文学，我觉得它基本上在整个文学界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就跟整个的底层在现实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大体差不多的这样一种
5 左翼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 （2006-05-19 06:49:37） 刘继明 近年来，《那儿》等一批小说的出现，被一些人士称为左翼文学的“复苏”，从而使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差不多成为了一个热点。
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显得比较复杂，比如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左翼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的起伏流变以及它和国外左翼政治文化思潮的关系；作为一种曾经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学现象，现在是否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新左翼文学”的创作思潮？等等，都表明了其中蕴含着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意义空间。 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艺术源头无疑是现实主义，甚至还有批判现实主义。
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以及对人民性的强调和现实批判立场，是其主要特征。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源头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或者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
这个传统最初从前苏联传播到中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渐成气候，到四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了一种极为强盛的文学思潮。左翼文学到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之后，基本上就丧失了这种批判的品格，所以，作为一种思潮的左翼文学到这一时期也就消失了。
但现在看来，即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像高尔基的《母亲》和柳青的《创业史》这类经典作品，其中蕴含的“创造现实”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实际上，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不能仅仅当做一种创作方法，而还应该具备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和立场，既要对现实的黑暗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要出示一种诸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理想价值和人文情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左翼文学的“复苏”，为我们叙述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途径。但左翼文学在表现形式上是否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呢？这的确值得讨论。
比如法国未来派的阿波里奈尔和前苏联的马雅科夫斯基，他们的许多作品里都有对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深刻批判，不少现代派艺术家如立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毕加索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马尔克斯都有鲜明的左翼倾向。最近两年的不少左翼和“底层”文学作品运用的的确不仅仅是所谓现实主义方法，而是糅合进了诸多现代主义的艺术因素。
比如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小说如《狂犬事件》和最近的《太平狗》，就具有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再如韩少功、李锐这两位新时期文坛重要作家的近期小说，虽然就其蕴藏的现实批判锋芒，也可以划入“底层叙事”之列，但很难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相反呈现出强烈的形式意味，在情感指向上也不那么剑拔弩张，而是保持了其一贯的冷静和理性特色，没有一般底层小说中常见的夸张和煽情的毛病。
左翼文学或底层叙事存在的复杂艺术因素，显然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滥觞的先锋派文学和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有关，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其存在价值的理由，而是恰恰证明了在今天的语境下，新的左翼文学跟以前的传统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相比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和可能性。 应该说，这种艺术变化同当下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也是一致的。
在当前，我们无论谈论左翼文学，还是底层写作，也许都无法简单地用以前那种非此即彼的阶级方法来进行分析。因为阶级冲突虽然继续存在，甚至在当前的中国凸显出异常激烈的程度，但阶级成分的构成远比过去复杂、微妙，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既有对立，又有互相重叠和缠绕，人们对同一社会问题和事物的态度也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
比如最近关于改革的论争，很难确定谁在真正反对改革。即使在改革中沦为“受害者”的人，仍然对改革存在着某种希望，区别之处只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或者说改革能否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福祉。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革命冲动的社会基础已经被全球化的浪潮冲击得支离破碎，很难形成一股整体性的力量了。这也就是陈晓明说的“左翼文学不只没有纯真的革命主体，革命的目的论依然是一个没有谜底的哑谜”的内在原因。
我们讨论新左翼文学和底层写作，还有必要强调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势和“政治正确性”。距离感是文学写作和思想表达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了距离感，任何自由的表达都可能受到损害乃至彻底丧失。
文学家应该比政治家更有能力看到那些隐秘而遥远的事物。一个纯粹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不管是站在左翼还是右翼的立场，最好不要为了各自的地位和身份吵闹不休，而应该站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对一切政治实践和人类生活提出种种质询和吁求。
但今天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除了这种思想上的短视症，而且还普遍表现出一种理想和 的缺失。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负担”造成的精神后遗症。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的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关于乌托邦，韦伯曾经指出，“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
卡尔·曼海姆也说：“如果摒弃了乌托邦。
6 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茨威格：一部艺术作品的构思是一种内心的过程。
他在每一种单一的情况之下都处在黑暗之中，就像我们世界的诞生一样，是一种不可窥视的，一种神圣的现象，是一种神秘。 这种所谓的“神圣”、“神秘”现象就主要是指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似在不在的状态”，或“无意识”状态。
无意识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艺术作品是无意识在其中表现得最鲜明的客观事实”。作品中无意识地流露出来的思想、趣味、评价等等较为深层次的东西， 往往比作者有意识地说出来的东西更多、更深刻， 更能感染读者。
由此可见，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无意识与意识、理性的关系： 意识，就是我们能觉察到的心理活动，当我们有目的地去做某一件事情时，意识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相对的，无意识，就是潜在的，我们所不能觉察、非自觉的心理活动。我们写字时，有时会出现笔误的情形，明明是想要写一个字，却写成了另一个。
这时，我们肯定是走了神，有一件事、或一个人闯入了脑子里，这就是无意识了。小时候，看中了商店里的一个玩具，放学了会鬼使神差地走到那个商店的橱窗前。
这也是无意识。人类发现无意识，大约仅仅只有200年左右的时间，这相对于人类发展的成百上千万年来说太短了。
19世纪初，一个名叫弗罗伊德的奥地利医生、也是心理学家，他提出人类的精神可分为三个层面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为了说明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他打了个比喻，人的精神世界大部分是一片无意识的苍茫大海，而意识仅仅像大海中的小岛。
后来，也有人打比喻说，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漂浮的冰山，意识仅仅是露出海面的七分之一的部分，无意识则是海水中的七分之六。这都是在说明无意识的重要性。
在文学创造中，无论是文学形象的创造、还是情感的表露、文学的传达，无意识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但这并不是说，文学创作就是无意识的，如奥地利的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文学就是写人的无意识，或如德国人尼采所说：文学的第一推动力是无意识，艺术家要保留“常醉”的状态。
创作过程中，作家选择题材、确立主题、塑造主题，塑造人物、安排情节，乃至一些表现手法、语言文字的运用，都离不开意识活动的参与与介入。文学创作作为作家的一种精神活动总是离不开理性的支配，要是没有意识的参与，那就只能说是情绪的宣泄，而不是创作活动了。
因而，文学创作离不开无意识，无意识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又不能因此抹煞意识、理性的作用，文学创作不是纯粹无意识的活动。 另外，承认意识对无意识的制约作用： 一：无意识在组合材料时所遵循的主导线索可能是意识提供的。
二：无意识活动的方向要靠意识指引。 其次：无意识中材料的安排和组合方向也靠意识指引。
不承认意识的主导作用，将走入艺术构思的不可知论； 不承认无意识的深层加工作用，可能将艺术的构思简单化。
易卜生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南部希恩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1834年,他父亲破产后,全家迁到小镇附近的文斯塔普村居住。16岁时他到格里姆斯塔镇上的一家药材店当学徒。工作余暇,经常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作品,随后自己也动手写诗,并学习拉丁文。6年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练了他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培育了他的创作兴趣,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阶段。
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在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参加了挪威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兰内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安德里妈纳》。他还以《觉醒吧，斯约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1850)中,一翻旧案,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剧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现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这个剧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资出版。1851年秋,他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剧院创办人、著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的赏识,被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约定每年创作一部新剧本。1852年, 他奉派去丹麦和德国各地剧院参观。他在卑尔根剧院创作的剧本有《仲夏之夜》（1853）、《勇士之墓》(1854)、《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5)、《索尔豪格的宴会》(1856）和《奥拉夫利列克朗》（1857）。这期间易卜生参加编导的剧本不少于145部。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和莎士比亚、莫里哀媲美。
1857年,易卜生转到首都剧院担任编导。翌年和苏姗娜托雷森结婚。1862年,剧院破产, 他不得不借债度日,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在这所剧院先后写 出了《海尔格兰的海盗》(1858)、《爱的喜剧》(1862) 《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的《爱的喜剧》,遭到社会上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他为此感到痛心。同时,1864年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引起他对整个半岛的独立前途的忧虑。于是他决定出国远行。就在这一年,他离开挪威到意大利；瓢泊异乡,疟疾缠身,又有家室之累,使他债台高筑,生活极为窘迫。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了一部诗剧《布兰德》 (1866),这是他旅居国外的第一个创作成果。以后又写了《彼尔英特》（旧译《彼尔京特》,1867）。这两部剧本都表现了“个人精神反叛”的主题。通过《布兰德》,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并提出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愤激地鼓吹精神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 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
1864年以后的27年间,易卜生一直侨居在罗马、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1873年,他写了《皇帝与加利利人》,在剧中提出了沟通情绪和精神的“第三境界”的概念。
1874和1885年,他曾两度回挪威作短暂的逗留。
《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
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贼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剧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解决。《玩偶之家》演出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但易卜生并没有在责难面前退却,他继续创作问题剧,揭露社会问题
1891年,易卜生以名作家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他后期创作的《建筑师》(1892）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是自传性质的作品。1900年中风。长期卧病后于1906年5月23日去世。挪威议会和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国葬。
学者日不落在《简约解读世界性的戏剧大师易卜生》中指出：“西方世界在高速发展,而时间对于中国却好像是一只生了锈的钟,在停滞中腐烂着！如“元代大都，传来呜呜的号筒声，一列行刑的队伍穿过大街。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被押赴刑场。许多善良的人们慨叹这位女子的悲惨命运。临街酒馆里的刘大娘向关汉卿讲述了女犯朱小兰的不幸遭遇以及她的悲惨身世。朱小兰的悲剧激起了关汉卿对这个弱女子的无限同情之心和对官府衙门草营人命的无比愤慨（引用网络资料--引用于姜方的博客）。”。关汉卿大约生活在1240--1310年之间，而挪威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易卜生（又译作：易仆生。他为世界文库留下了绚丽多彩的二十五部戏剧和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却生活在1828～1906年之间，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可以和关汉卿的《窦娥冤》同样在今天享誉世界。旧中国知识分子结构里，没有多少懂易仆生的,除了古希腊悲剧,仅知道点《窦娥冤》。“写作,既是坐下来判断自己”易仆生在自己的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如同他的剧作一样深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他，被被人们誉为“现代戏剧之父”。这位北欧文化巨人，以社会化性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生观，反映了挪威那个特定的时代。易仆生作品中的“娜拉”（《娜拉的出走》），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再或者说起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妇女从经济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争取权利、博得与男性的平等。无疑，易仆生的作品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子。如果说严复单单基于英格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保有理论的基本可靠性,而胡适以易仆生主义解说自由主义。因为新文化运动，胡适就文学革命发表理论文章，在“新青年”辟“易扑生专号”提倡妇女解放，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恐怕也如此。家易仆生曾说:“艺术家用生命铸造生命,用灵魂锻造灵魂,当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是的，人骨里的本能决定屈从群体的倾向，一个作家的笔必须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并非人云亦云，而是突出个人争取自由的天性，因此易仆生不愧为“伟大的问号”。《培尔金特》，挪威著名戏剧大师易仆生的经典之作。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 Hagerup Grieg 1843-1907），运用挪威民间音乐，根据易仆生同名诗剧，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配乐诗剧《培尔金特第一组曲》和《培尔金特第二组曲》。正如易卜生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他晚年作品，更是他人生的写照。易卜生，伟哉伟哉！。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
挪威首都奥斯陆南边的小城斯基思，是个保留着北欧中世纪建筑的城市。城中，那座塔楼高耸、气势雄伟的大教堂，更让人们惊叹不已。一天，有个满头鬈发、相貌俊秀的孩子路过教堂时，突然吵着要陪伴他的女仆带他一起登上塔楼看风景。当孩子从高空看到自己家的房子、广场的车马、只有玩具一般大小的行人时，兴奋得拍手欢呼起来。这一刻，他从高空看世界的感觉，似乎影响到这孩子的一生。
几十年后，这个名叫易卜生的孩子成为著名的剧作家。他写出了好几部剧情紧凑，用人物遭遇生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剧本，剖析了人世间的虚伪和罪恶，突破了戏剧多年来以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的传统，不但震动了挪威，还影响了欧美。这些戏剧深刻揭露了假、恶、丑，正如他在《在高原》一诗中所说：“我从高处看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本性……”
1874年夏天，在丹麦哥本哈根，写了多部戏剧、已经成名的易卜生与朋友劳拉交谈时，劳拉告诉他，她因为一时筹不到钱支付丈夫治病的费用，只得伪造签名借钱。她万万没想到丈夫后来得知此事后，居然拒绝原谅她百般无奈之际的行为。她的家庭就此破裂。这个男人气量太小了，易卜生当时这么想，可他又想起前些日子读到的挪威女作家科莱特的小说《职业的女儿们》，书中流露出争取妇女自由解放的激情……
四年后，暂居罗马的易卜生开始用笔写下他的思索，那是一篇题为《关于一出现代悲剧的札记》的文章：“世界上有两种精神的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妇女的……这个社会纯粹是男权社会，一切法律都由男人制定……”
他放下笔，又想到现在的家庭，几乎与封建时代一样，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仍然是男人的玩偶。易卜生思考着。又过一年，他写出了剧本《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剧本出版两个星期后，就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
大幕拉开，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的是奥斯陆一个银行经理海尔茂的家。快到圣诞节了，这个家庭多么温馨啊，圣诞树送回来了。海尔茂温情地称呼妻子娜拉“小宝贝”、“小鸽子”。他爱自己的妻子，从不在外寻花问柳、酗酒闹事。娜拉好像也挺幸福，她结婚八年，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好几年前，因为海尔茂患病要去疗养，娜拉手头没钱支付，百般无奈只得背着海尔茂假冒自己父亲的签字，向银行借债送丈夫去看病。这些年来，她省吃俭用积钱还了这笔债。
眼下，升任经理的海尔茂要解雇职员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是当年娜拉冒名借款的知情者，他不愿失业，写信向海尔茂告发此事，威胁他。海尔茂看信后居然对娜拉大发雷霆。当柯洛克斯泰听人劝说后，写信表示绝不再提此事时，海尔茂又对娜拉亲热起来。这番周折让娜拉终于看清丈夫海尔茂的虚伪本质，也明白自己在家中只是海尔茂的玩偶和消遣的东西。她愤然离开了这个家。
《玩偶之家》形象生动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市侩气和虚伪，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它的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
“这出话剧的结局，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
这种种用“道德”来否定《玩偶之家》意义的言论，使易卜生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易卜生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写出《群鬼》、《人民公敌》等戏剧，用作品反击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伪君子的恶毒攻击。在《人民公敌》中，那位坚持揭露有毒水质污染环境真相，而被竭力掩饰真相、制造虚假繁荣的官员、绅士们宣布为“人民公敌”的人物——斯多克芒医生，在舞台上大声说：“难道我就心甘情愿地让舆论、让这些多数派和这些牛鬼蛇神把我打败吗？对不起，办不到！”“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被消灭干净！”
这些台词正是易卜生的心声。
《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出走之后向何处去？是个问号。《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也是个问号。易卜生这类揭露现实的戏剧，没有走传统戏剧在剧情高潮中解决问题的老套路，而是提出问题，激发观众去思考。因此他被称为“伟大的问号”。
易卜生在一些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戏剧中，同样注入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培尔·金特》中，他写了一个富于幻想、终日懒散生活的青年培尔·金特流浪闯世界的经历。培尔·金特遇到过妖魔，后来又贩卖黑奴发财致富，干了不少坏事，最终破产潦倒，回到了家乡。《培尔·金特》公演时，观众看到戏临近结尾，舞台上的培尔·金特在剥一只洋葱，他剥去一层又一层，剥完了所有的皮，什么也没有找到。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突出了全剧的哲理：自私、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终是一无所有。
易卜生七十八岁时在奥斯陆逝世。他留下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成为世界各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作品，他的创作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
易卜生是在他去世以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鲁迅是第一个介绍和评论易卜生的中国人，1907年他在《河南》月刊上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称赞易卜生倡导个性解放和坚持真理的斗争精神。1918年《新青年》杂志刊出《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评析易卜生的文章，对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和中国话剧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胡适在文章中开门见山地提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戏剧专家袁振英发表了多篇关于易卜生的文章和著作，包括《易卜生社会哲学》（1927）和《易卜生传》（1930）。著名翻译家潘家洵撰文宣扬易卜生是个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大体说来，在易卜生被介绍到中国之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他戏剧中所传达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兴趣远胜过对他的戏剧艺术的兴趣。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戏剧。它在1914年首次被搬上中国舞台，是在中国上演次数最多的外国戏剧之一。在中国戏剧史上1935年被称为“娜拉年”，因为在这一年该剧先后在中国几个大城市上演。娜拉作为追求独立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不仅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女性形象而且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娜拉曾经是妇女解放的代名词。鲁迅在1923年发表的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借娜拉的形象来谈当时社会情形下中国妇女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娜拉走后的出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 鲁迅提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
易卜生对中国话剧启蒙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现代的戏剧家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易卜生的影响。欧阳予倩不仅翻译过易卜生的剧作，而且还排演过他的戏。他曾回顾说：“我那时候，正是一脑门子易卜生……”洪深在1922年从美国学习戏剧归来时，有人问他是不是想做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他的回答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也表示愿意做一个“中国的易卜生”。
20世纪30年代受当时苏联文学界的影响，鲁迅等人开始对易卜生及其作品持批判的态度。对于易卜生在海外生活27年后回挪威定居，鲁迅说这是易卜生与国内资产阶级妥协的表现。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鲁迅的答案变成了一句革命口号“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解放自己。”茅盾在给潘家洵的译本《华伦夫人的职业》（1923）写的序言中比较了易卜生和萧伯纳的社会思想，认为后者比易卜生前进了一步，因为易卜生只诊断出社会的病症没有开出药方，可是萧伯纳却给出了药方。
戏剧家余上沅和熊佛西等人从戏剧艺术成就角度来介绍和讨论易卜生。余上沅对当时中国易卜生接受现状十分不满，他说“拿功利和效用的眼光去看艺术品，那是对艺术没有相当的品味的表征。艺术的可贵，却正是因为它能够超越功利和效用之上”。熊佛西重点介绍了易卜生的戏剧技巧和风格，包括“佳构剧”的结构、“回溯法”的运用、细致的心理描写和语言上的革新。陈西滢则强调易卜生首先而且最主要是一个戏剧家。他认为易卜生开创了欧洲戏剧的新时代，是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奠基人。
1956年，为了纪念易卜生逝世50周年，中国青年实验话剧院在北京上演《玩偶之家》，邀请挪威国家剧院的导演盖达·琳女士作为剧组的艺术指导，著名艺术家冀淑平饰娜拉。1978年，纪念易卜生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曹禺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从事戏剧工作已数十年，我开始对于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兴趣、感情，应当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
80年代初，中国话剧界曾围绕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展开争论。一些人认为易卜生已经过时了，应该抛弃；另一些人不赞成这种观点，提出我们对易卜生的介绍和理解太狭隘了。于是易卜生的后期作品开始受到关注。1982年，孙家琇讨论易卜生晚期戏剧中的象征手法。1984年陈迈平在《戏剧学习》上发表论文《易卜生戏剧中的象征问题》，指出易卜生从抽象走向形象，把象征手法应用于“思想剧”，为戏剧史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1983年，著名导演徐晓钟在中央戏剧学院排演易卜生的名剧《培尔·金特》。演出采用了翻译家萧乾的译本，同时请他对原剧进行改编，由原来的38场缩减成21场。改编后的《培尔·金特》与原文相比有很多不同：北欧民间传说中的山妖换成了类似猪八戒的童话形象，山妖大王成了美猴王，等等。《培尔·金特》的演出融合了若干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赢得观众的喜爱。《培尔·金特》的翻译和演出为中国读者和观众展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易卜生。
90年代，易卜生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渐趋活跃。1995年，受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邀请，挪威女演员尤妮·达来北京演出由她一个人表演的《易卜生女人》。同一年，挪威国家剧院应邀在北京和上海演出了《群鬼》。这两次挪威来的演出不仅向中国观众展示了西方，尤其是易卜生故乡的人是如何上演他的剧本的，而且推动了中挪双方在戏剧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1997年，中央实验话剧院上演了《人民公敌》。该剧组于当年受挪威方的邀请参加了奥斯陆的易卜生戏剧节。1999年，《玩偶之家》又一次在北京上演，挪威女演员阿格奈特·荷兰德扮演娜拉。这场实验性的双语演出很成功，并在2001年赴上海继续演出。
21世纪伊始中国的易卜生演出、翻译和研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2006“易卜生年”中，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纷纷上演独具风格和时代气息的易卜生戏剧，比如：南京大学改编的《〈人民公敌〉事件》、杭州的越剧版《海达·高布乐》、上海戏剧学院的京剧版《培尔·金特》和北京的《娜拉的孩子们》等等。上海和南京还将联合举办易卜生国际研讨会。此外，“中国易卜生研究网 ”（>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