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鄂博矿床地质勘探调查研究沿革及成因认识演变

白云鄂博矿床1927年由丁道衡先生发现，但到1949年前尚未进行勘探开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首批地质勘探基地。从1950年至今，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地质勘探工作，两次区域调查填图工作，在矿区召开过三次专门交流讨论白云鄂博矿区地质及矿床成因的学术会议。从1958年以来，以不同形式对白云鄂博矿床开展的科研工作，更是持续不断。

50多年的地质科研工作，可大致划分两大阶段：前30年，以对铁、稀土、铌、氟、磷、钾等资源的定性，定量研究评价为主；后20年转为以探讨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时代，成矿机制为主。

1950～1956年华北地质局241地质队以勘探主矿、东铁矿体为主，初步普查评价了西铁矿群及东介勒格勒铁矿体，对稀土金属作了组合样品检查，提出了特种高温热液交代成矿观点（李毓英，1959）。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同苏联科学院合作科研队在矿区做了大量矿物和地球化学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新的稀土和铌矿物。关于矿床成因，多数地质学家认为，矿床形成与海西期黑云母花岗岩有关的岩浆热液交代作用有关，个别中、苏学者持沉积变质见解。1960～196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进一步对矿区稀有元素矿物和地球化学做了深入研究，结合钾－氩法花岗岩年龄数据和铅－铅法白云岩中元古代年龄的获得，支持海西期花岗岩浆热液交代中元古代白云岩成矿的认识。1963～1966年地质部组建105地质队，重点对主铁矿、东铁矿体的铌钽和稀土金属及其矿物做全面定性定量补充勘探。对全矿区白云岩和铁矿体也做了铌和稀土金属及矿物的定性定量普查评价。提交了“白云鄂博矿区矿床地质特征与成矿规律的研究”报告。其成因观点也是与海西期黑云母花岗岩有关的岩浆热液交代成矿。

1972年底在贵阳召开了“全国稀有元素地质会议”，王中刚等在会议论文中对白云鄂博矿床成因提出了“沉积变质热液交代”论点，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稀有组提交的“中国稀有金属矿床类型”一文中称白云鄂博矿床为“变碳酸岩型”。该小组人员1964年7月首次在菠萝头山东侧山脊无钠氟交代含浸染状磁铁矿的块状白云岩中找到了铌铁矿，同年底在东部接触带白云岩中发现了一个新矿物——褐铈铌矿。1965～1966年参加了105地质队会战工作，从当时已获得的资料认为，从物质成分，特别是富含铌及铈组稀土等金属看，白云岩与碳酸岩十分类似，但缺乏碱性超基性岩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交代作用和变质作用，矿体从属于一定的沉积建造及与围岩整合产出等，又和一般碳酸岩矿床显著不同，暂称为变碳酸岩型矿床。1973年1∶20万白云鄂博区域地质图及说明书中，根据宽沟以北H8灰岩中发现的珊瑚化石，把原认为属元古宇的白云鄂博群改定为寒武－奥陶系，地层也由原来的9个岩段扩展为20个岩段9个岩组，把白云鄂博矿区含矿白云岩归为加里东期碳酸岩侵入体（李士勤，1983）。1975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局在白云矿区召开了“白云鄂博群时代问题专题会议”。会上，珊瑚化石受到质疑，把白云鄂博群定为寒武纪—早志留世明显根据不足。依据同位素年龄、叠层石及区域地层对比，白云鄂博群应置于五台群之上，什那千群之下，属元古宙。1975年，白鸽和袁忠信对含矿建造作了进一步调查取样，特别是对铁矿上盘板岩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板岩存在火山结构，结合岩石化学成分，把富钾板岩定为凝灰质粗面岩。白云鄂博矿床定为“海相火山沉积稀有金属碳酸岩型”。

1978年8月冶金部成立西矿会战指挥部，调集各路人员数千名，对西矿中区进行了勘探，东西区进一步作了评价，对外围开展了普查。经过一年多工作，在找矿及科研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1979年底，在白云矿区召开了“白云鄂博地质科研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地质学家多数支持铁矿与白云岩是同生沉积观点。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郭承基先生作了以白云鄂博矿床为典型代表的“成岩成矿的三多性”发言。杨开庆先生提出了“该矿床沉积并经多次动力变质改造而成，热液作用部分与动力变质有关”观点，罗耀星提出了“多成因卤水蒸发沉积－变质－热液矿床”认识，李绍炳再次阐述了沉积变质—热液交代观点。白鸽、袁忠信进一步重申了海相火山沉积稀有金属碳酸岩见解。杨凤筠的硫化物硫同位素多在零值附近，硫来自深源，可能与火山成因有关。

20世纪80年代初，周振玲等（1980）、孟庆昌（1981）、李士勤（1983）等根据白云岩的岩石化学成分、结构构造、矿物组合，微量元素与岩浆碳酸岩相同特征，再加上认定的“侵入接触证据”确认白云岩地质体是碳酸岩侵入体。

继杨凤筠研究了矿床硫同位素之后，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魏菊英（1983a、b）、姜传武（1982）、白鸽（1983）、刘铁庚（1986）、陈辉（1987）做了许多碳、氧、氢、锶同位素研究，所测得的数据大致相同，但是对数据的解释有相当大的差距。魏菊英、姜传武等认为白云岩和铁矿石是沉积变质产物，碳、氧同位素值与典型沉积碳酸盐岩的差异，被认为由变质作用引起。白鸽等（1983）结合北矿灰岩锶同位素初始值为07236，含矿白云岩锶同位素初始值为0704，加上白云岩的岩石化学及微量元素特征认为白云岩的碳、氧同位素与典型碳酸岩浆碳、氧同位素的差异，主要是由来自幔源的碳酸岩浆与海水混合形成，并且随着距喷溢中心距离的变化，呈现有规律的变化。陈辉等（1987）认为白云鄂博层（或透镜体）碳酸岩既不是简单的沉积成因，也不是单纯的火山沉积，它是一些富含矿物质和挥发分的热卤水与海水以1∶1的方式混合形成的。刘铁庚（1986）根据国外侵入碳酸岩的碳、氧同位素资料，结合其他特征，认为含矿白云岩就是侵入碳酸岩体。国外已发表的碳酸岩的碳、氧同位素资料，与白云鄂博矿区含矿白云岩的碳、氧同位素值一样，都不正好落在理论上的“典型碳酸岩”区，具有较大变化范围。白云鄂博矿区含矿白云岩的碳氧同位素值分布范围与世界碳酸岩资料可以对比，完全在上述统计值范围内。

20世纪80年代开展了铷－锶年代学工作。白云鄂博矿区也获得了大量铷－锶年龄数据。所测对象包括黑云母岩、H3、H8和H10黑色板岩、白云岩和铁矿体及碳酸岩墙。所获得的年龄结果都在315～485Ma和686～754Ma之间（姜传武，1982；成忠礼，1983；白鸽，1983）。刘兰笙所获得的辉钼矿的Re-Os年龄为439±8Ma。可以看出，所获得的年龄基本都属于加里东期。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加里东地质事件的重视，怀疑早于黑云母花岗岩侵入的辉长闪长岩体是否属加里东期？矿区铌稀土成矿是否与辉长闪长岩浆活动有关？为此，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胡辅佑、王凯怡等（1988）专门对白云鄂博矿区辉长岩进行了研究，结果均认为辉长岩与矿区铌稀土成矿无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出版了三本与白云鄂博矿床有关的专著，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白云鄂博矿物学》，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白云鄂博矿床地球化学》和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的《碳酸岩地质及其矿产》，对30年来白云鄂博矿床的研究及我国与碳酸岩型有关的稀有稀土矿床地质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

20世纪80年代晚期90年代初，正当人们对白云鄂博矿区大量加里东期Rb-Sr年龄与成矿关系不知如何解释时，美国地质调查所赵景德与天津冶金地质调查所任英忱、孙未君、孟庆润等合作，对白云鄂博矿床又掀起了一次深入研究。孟庆润等提出了白云岩为正常泥晶灰岩，经白云石化生成论点。泥晶灰岩的碳、氧同位素与典型沉积灰岩一致。在矿区白云岩中，通过扫描电镜观察，找到了一些微体古生物化石，如藻菌类和孢子类化石（孟庆润，1991、1992）。白云石具明显的三连晶交代结构（Chao et al,1989）。获得了一大批单矿物样品钍－铅等时线年龄数据。所获得的年龄值都落在418～532Ma之间（Chao etal,1991）。由此认为，矿区铁铌－稀土成矿时代是加里东期，成矿物质来源于俯冲板块，钍和轻稀土元素的提纯作用是由上覆的下地壳楔先期把铀元素萃取送到了上地壳，高纯度的钍、轻稀土及氟和碳酸盐配位体的热液渗透通过上覆克拉通岩石圈对白云岩实现交代成矿（Chao et al,1994）。

1989～1991年，地矿部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和内蒙古地矿局研究所张鹏远、王长尧、李双庆等对白云鄂博地区区域地质构造特征进行了研究，把白云鄂博群一分为二，H1～H5称白云鄂博群，依据古生物化石定为早寒武世。而H6～H15定为早、中奥陶世，另称查干楚鲁群。研究组在哈拉霍圪特组和尖山组黑色板岩和灰岩中，发现了珊瑚、海绵和遗迹化石，小壳动物化石（软舌螺类、织金壳类，齿形类、开腔骨类），大量微古植物化石，计16属46种。但在含矿白云岩和富钾板岩中，研究组未找到任何化石，只依据孟庆润等的资料，视白云岩为正常沉积产物。认为成矿是由海西期碱性岩浆活动交代形成。1996年出版的《白云鄂博—达茂旗地区1∶5万地质图》说明书中将白云鄂博群划分为7个岩组，21个岩段，时代归属中新元古代。分成3个系，即长城系（含都拉哈拉组Chd1和Chd2和尖山组ChJ1,ChJ2,ChJ3）、蓟县系（含哈拉霍圪特组Jxh1,Jxh2,Jxh3和比鲁特组Jxb1,Jxb2,Jxb3,Jxb4）、青白口系（含白音宝拉格组Gnb1,Gnb2,Gnb3,Gnb4，呼吉尔图组Gnh1-Gnh4和阿牙登组Gna）。含矿白云岩取名菠萝吐白云岩（bd），层位还是与哈拉霍圪组上部（Jxh3）相当。1992年王楫等出版了一本《狼山－白云鄂博裂谷系》专著，系统介绍了白云鄂博裂谷特征，并认为白云鄂博矿床为海相火山沉积碳酸岩。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陶克捷、张培善、杨主明等与MJLe Bas合作，对白云鄂博火成碳酸岩墙进行了系统研究，确定该岩墙是碳酸岩浆贯入形成。尔后MJLe Bas等又对含矿白云岩作了对比研究，认为白云岩是碳酸岩体。其层状外貌是构造层理（tectonic layering）。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年代学方法相继在白云鄂博矿床成矿时代研究中得到应用。所用定年方法有镧-钡法，钐-钕法，Th-Pb法，40Ar/39Ar法，颗粒锆石U-Pb法、SHRIMP法等。但是所获得年龄值仍十分分散。由富钾板岩分选的锆英石U-Pb年龄为1728±5Ma和3157±16Ma（王楫等，1991），矿物La-Ba年龄为1350±149Ma,Sm-Nd年龄为1426±40Ma（Nakai et al,1989），矿石Sm-Nd等时年龄为975Ma（Philpotts et al,1991），矿物40Ar/39Ar坪年龄1208～343Ma（Conrad et al,1992;Chao et al,1992；任英忱等，1994），Th-Pb年龄均落在加里东期，418～532Ma（Chao et al,1992；任英忱等，1994），独居石SHRIMP年龄存在元古宙和古生代两个时期年龄数据，晚期细脉中独居石年龄为342Ma（裘愉卓，1997）。笔者对白云鄂博矿床成矿年龄也做了一些工作（张宗清等，1994;1997,2001）。在稳定同位素方面，蒋少涌在白云鄂博矿区采了61件样品，其中27件含矿建造岩石和矿物的硅同位素值小于零，属内生幔源成分。而陆缘碎屑岩和灰岩中的石英和燧石，硅同位素都呈正值（丁悌平，1994）。胡瑞忠等（2000）对白云鄂博矿床流体包裹体氦、氩同位素测定结果显壳、幔两端元流体混合特征。方涛等（1994,1995,1997）研究了磷灰石、独居石的氧同位素和氟碳酸盐稀土矿物中的碳、氧同位素。其值，主矿、东铁矿体（中心区）小，由中心向外逐渐变大。杨晓勇等（2000）所测白云岩中白云石和方解石的碳、氧同位素变化也显示了同一规律。位于主矿、东铁矿体中白云石、方解石的碳氧同位素值与地幔碳、氧同位素相近。

基于已获得的矿床白云岩和稀土矿物部分年龄结果为中元古代，稳定同位素显幔源成分，白云岩和铁矿体呈层状，或透镜状，结合国外热卤水成矿认识的兴起，我国部分学者也把白云鄂博矿床认为是热卤水沉积成矿。侯宗林（1989）提出，成矿物质部分以海底喷气-热泉（或热卤水）方式不断带入槽型海盆，部分以地表风化由地表水带入沉积海盆，在适当物理化学环境下沉积成矿。陈辉（1987）在研究了白云岩、磁铁矿、赤铁矿、石英包裹体及钠闪石结构水的氢同位素，白云岩的碳、氧同位素后，指出上述岩石和矿物中的氧和氢同位素，是由富含矿物质和挥发分的热卤水与海水以近于1∶1的比例（体积）混入而成。杨子元等（1994）论述了白云岩的热水成因；肖荣阁等（2001）认为富钾板岩是热水沉积岩；陈先沛等（2000）把白云鄂博矿床列为热水沉积超大型矿床。涂光炽院士在《中国超大型矿床（1）》概论中写到：“白云鄂博矿床是非常规超大型矿床，它的元素组合（REE-Fe-Nb-Th-Ba-F-P等）及矿物组合与典型的岩浆碳酸岩矿床十分类似，却产于沉积碳酸盐岩中。矿床主体并非岩浆岩结晶产物，而是沉积喷流或热水沉积特征”。1996年白鸽等出版了《白云鄂博矿床地质特征和成因论证》专著，从含矿建造产状，物质组分，物质来源，成矿温度，成矿时代，成矿机制，区域成矿背景，较详细的论证了白云鄂博矿床为海相火山沉积稀有金属碳酸岩矿床。

1997年乔秀夫研究员发表了“内蒙古腮林忽洞群综合地层和白云鄂博矿床赋矿微晶丘”一文，提出微晶丘是白云鄂博超大型矿床的赋矿岩和围岩。认为白云鄂博矿床的形成除了可能与幔源物质及火山作用有关外，微晶丘的生物聚矿作用和储矿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1998～2000年间，又先后发表了四篇涉及微晶丘成矿作用的文章（章雨旭等，1998；刘淑春等，1999；杨晓勇等，2000）。几篇文章中，都主张微晶丘对成矿起作用。成矿机制上分两类：一类主张微晶丘的成长与火山物质喷发同时，微晶丘生物聚矿作用和储矿作用十分重要（乔秀夫等，1997；章雨旭等，1998）；另一类强调先有生物沉积构成的微晶丘，后有来自幔源热液对微晶的交代改造成矿（杨晓勇等，2000；刘淑春等，1999）。2002年王希斌和郝梓国研究员同期发表了两篇论文，认为该矿床属岩浆碳酸岩型。

回顾白云鄂博矿床地质研究沿革及成因认识演变，不能不提及四位老地质学家，何作霖、程裕淇、谢家荣和孟宪民院士。何作霖先生1935年对由丁道衡所取回的萤石标本中发现了两种稀土矿物——“白云矿”和“鄂博矿”。后来通过进一步分析鉴定，“白云矿”即“氟碳铈矿”，“鄂博矿”即为“磷铈矿”（独居石）（何作霖，1935）。1958年中苏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合作研究队承担了对“白云鄂博铁矿及稀土矿床的物质组分及成因”的研究任务，何作霖教授任中方队长。通过两年室内外研究工作，于1959年提交了“白云鄂博铁－氟－稀土和稀有元素研究报告”。

程裕淇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指导北京地质实验室的岩矿鉴定人员对白云鄂博铁矿石的鉴定工作，并在地质部1955年地质工作会议上提交的“中国已知铁矿的成因与工业类型及今后普查方向”文件中首次提出白云鄂博矿床为“特种高温热液交代矿床”。

谢家荣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国家急需寻找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出发，查阅了许多外国文献，把当时国外也兴起不久，并极受重视的关于碳酸岩及有关稀有稀土矿化的文献作了许多节译，并整理打印成册，分送有关领导及局队专业人员参考。1963年夏，亲赴白云鄂博考察，在矿山与地质人员讲话时，认为白云鄂博矿床属碳酸岩型。

孟宪民先生生前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兼矿床地质研究所所长，兼任第一个五年科研计划中稀有稀土金属地质科研规划组组长。一直重视稀有稀土金属地质找矿工作，亲自组队指导赴湖南香花岭找铍，广东找花岗岩风化壳型铌、钽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也大力支持白云鄂博矿区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孟老提倡的火山岩成矿思想，同生论成矿思想，对白云鄂博矿床成因认识起了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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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台蒋姓源流亲情
福建蒋姓不是本土固有的姓氏，而是由中原、江苏、浙江、江西等省蒋氏先祖因仕宦奉旨入闽后，子孙因留念江南风光秀色和良好生活环境而留下定居或因各朝代战火天灾所至，蒋氏人避乱或避灾大规模南迁而遂渐移居到福建，千百年来在入闽大地繁衍生息，传宗接代至今，而宝岛台港与福建隔海相望，台湾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很早就有福建人渡海到台港开垦生活，而台湾的蒋氏绝大部分则是由福建迁徙而繁衍的。
据史料记载，唐代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旨入闽平乱，先后有光州64姓和44姓子弟兵随从，其后在漳州，龙岩等地屯田开发而定居，这些子弟兵中就有蒋氏伯龄的后裔。而据福建各地族谱载，大规模进入福建的蒋姓族人基本上查明，入闽蒋氏中发展，繁衍成族、成宗支的归纳为11支。其中唐朝入闽2支：是33世祖子慎公衍派，是48世祖云阳侯默公之血脉，其子孙主要生活在闽东十几个村落。第二支是高公衍派，是48世祖九江侯稔公之宗支，其子孙主要人仙繁衍后代遍布德化、永春、大田、尤溪等地几十个村落并均有分支，后在闽西、闽北等地也有其后代繁衍。宋朝入闽6支；其中宋枢密直学士兼礼部侍郎堂公之五子渊公，任宋清源郡（今泉州）刺史，自江苏宜兴入闽，其六弟陆公待兄定居仙游东，至今莆仙境内蒋氏均为48世祖#亭侯澄公的宗支；第二支海澄衍派，始祖进公宋朝入闽，今漳州、龙海、南靖、华安、厦门翔安、漳平、几十村落居住地多是其后裔；第三支连城衍派，94世祖十八郎公即山亭侯的宗支，公于宋朝从江苏丹阳经江西入闽，今连城，长汀龙岩都都有其分支，第四支屿头衍派吉公，公于宋末从南京凤阳府八角井迁入长乐三溪莲池，后又迁徙屿头而人口大发，是全省蒋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乡村，约有蒋姓族人8000
多人 ，还不包括迁往福州、连江、闽东、闽北、上海、台湾等地的蒋姓族人：第五支是浦城宗支，92世祖绐公于宋朝从江西广光丰迁入浦城，其后裔广播浦城各村落，绐公是48世祖山亭侯宗支；第六支德义支，公于宋元年间入闽后在福建、浙江辗转后在霞浦、福鼎等地村落繁衍；第七支为凤阳支，始祖范公、旺公由安徽凤阳奉旨入闽仕宦官至福全正千户，范公随侄到泉州择奇树定居，今晋江福全、泉州、厦门、惠安各村落均有蒋氏后裔，人口多达万余人，第八支钟英衍派，翠岗公于元明由漳州迁龙岩许多村落，漳州蒋氏有的则是由福州螺州迁徙而来，至今龙岩蒋姓分布许多村落繁衍成三个宗支。第九支为绍公衍派，公于明太祖时今吾将军，封万户侯于永乐二年奉旨自江苏金陵入闽，其分支只在永泰、闽侯几个村落，繁衍缓慢。
台湾的蒋氏族人更不是本岛上固有的。虽然台湾也有从江苏、浙江、广东以及其他省市蒋氏人在不同年代迁徙台湾，但是迁往台湾最早，人数最多的公认为福建蒋氏族人。特别是闽南各地的蒋氏族人。
据《台湾人的祖籍与姓氏分布》认定台湾姓氏至少有1027个，而相对集中于87个大姓，其中闽南人、客家人最多。占台湾居民人口中的85%是来自福建，而且台湾盛行闽南语。在基隆、台中、台北、南投、云林、桃园几个县市的“大姓”几乎都在87个大姓中，而蒋姓也都有，人数也不少。据有在资料统计台湾蒋姓人口有3300多人，在全岛87个大姓中排行第66位，其他位显赫。蒋姓台湾的源头据台湾史书载为：“系承伯龄，望出蒋乡”。蒋姓族人迁台最早的是明永历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当时，有位跟随郑成功父子在台湾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在郑氏军队中任副总的蒋毅庵（蒋毅庵死后葬于彰化市的八卦山麓）和一位郑成功军队中的蒋姓部属，定居台湾垦港东西势庄。追随郑成功的蒋姓族人已被认为蒋姓迁徒台湾的始祖。《福建史》记载，台湾的蒋氏主要来自福建泉州，而泉州的蒋氏始祖是南宋的大学士蒋邕（雍），他是莆田仙游人，在南宋绍兴年间由中原来泉州教书，后来定居下来，成为闽南蒋氏的开山祖。另据《福全蒋氏宗谱》载，泉州地区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有九世祖蒋学文迁居台湾(系君齐公、良材之次子)，还有15世蒋彩应家庭迁徒台湾漳化县芝遴保管事厝庄（系五房天应之子），还有四房素斋厅蒋城移居台湾，泉州福全蒋明俊随先祖迁徒台湾桃园。据厦门翔安澳头《蒋氏族谱》载，厦门翔安（原同安）澳头村蒋孟育，福全派下蒋旺后裔，孟育公是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国子监祭酒，南京史部左侍郎，由澳头迁徒金门西山前社。后裔在1958年“823” 炮战后,有1千多蒋氏族人迁入台湾居嘉义、高雄等地。金门至今仍有后裔300多人,另据《同安县志》载，澳头迁台始祖有二人，即蒋士魏迁台北淡水，蒋本大居高雄，他们也成为台湾蒋氏的又一宗支。据莆田蒋姓史料载，在清末民国年间莆田很多人赴台湾经营或开发，其中有不少蒋姓族人，如莆田秀屿区厝村蒋文瑛因仕宦居台北，有蒋亚欣兄弟、蒋九樵、蒋亚绍、蒋金龙等迁台湾，有莆田忠门半岛南部，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自南宋至清末曾有蒋氏村落和居点三十处之多，他们都是莆仙始祖渊公、陆公后裔，后来不少人迁徒台湾，所以与台湾蒋氏乃连理之枝。宗门半岛又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故乡。据漳州华安县《蒋氏宗谱》载，有蒋宗清《紫林》华安首任长官代县长，1931年调省城任职后带其子女等郡定居台湾。据尤溪族人。另据《闽连族谱》载，也有长汀蒋坊、蒋道训在台湾任官，长汀蒋承龙蒋承为家人均居台北，蒋美兰、蒋美礅等居淡水。据长乐屿头《蒋氏族谱》载民国初期海军总司令蒋拯上蒋后裔蒋铭、蒋秀莹、蒋秀光等居台北，蒋亨灏带部分子女和蒋氏宗亲由上海迁台北蒋开慧、蒋心德也居台北，连江蒋书告蒋启弼等一家也住台北，他们都是屿头吉公子孙，48世祖稔公子后裔。在台湾的蒋姓还有从浙江迁去的蒋中正家族和其他蒋氏族人和江苏沐阳跟随蒋介石赴台的蒋志勇家族。在不同时期，赴台士宦、经商、开发立基创业，千百年来传宗接代，塑成了今日宝岛之繁荣。以上足以证明闽台蒋氏不仅同根共祖，而且一脉亲情。
（二）寻根问祖一脉血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祖国大陆和平盛世，国富民强，到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台湾人民纷纷回大陆寻根认祖，我们蒋氏家人也随之潮流，千方百计绕道香港回乡寻根认祖。福建台湾一水相隔，亲人最多，从台湾回乡寻根探亲最热。这里略举几例。如十八年代起就有在台北的蒋亨灏之妹蒋秀珠带侄儿、侄女回老家长乐屿头寻根认祖时，他们与宗亲们谈及先祖义姑为抚侄儿、侄女回老家长乐屿并没有寻根认祖时，他们与宗亲们谈及先祖义姑为抚侄终老不嫁的美德神话般故事谈及在台北的福州蒋氏族人每年按家乡风俗举办春酒，宴请福州在台北的蒋氏家人足有十桌之多，以此来寄托血脉亲情；有迁徙台湾的蒋拯之孙女蒋秀莹与其夫代表在台湾的弟妹蒋铭、蒋秀榕家人回榕寻根认祖并拜竭祖父蒋拯之墓，并于2006年冬在长乐屿头村领导和宗亲们的支持蒋拯之墓迁回屿头，实现了先祖落叶归根之梦想，并且蒋铭因此将于明年率蒋氏族人组团回乡祭拜；有连江县蒋启弼蒋书诰宗亲在回连江寻根认祖之际，蒋启弼宗亲还捐巨资建宗祠、修族谱、办企业；如泉州奇树在台湾蒋氏族人组团寻根放祖，成立明星集团董事会捐巨资修宗祠、办学校（明星华侨中学、明星小学），办明星华侨医院、办工厂为公益事业造福子孙后代，为家乡建设作出贡献；有晋江市福全蒋明俊等回乡寻根认祖时谈及在台湾桃园县有几千蒋氏宗亲，所以那里有条闻各台湾的“福全街”，后来他不回大陆投资办企业，此后他都要带宗亲们回乡探亲；再如惠安、华安两地每年蒋氏宗亲回家乡烧香拜佛之际都来寻根探亲，他们还谈及台湾的竹制蒸笼就是先祖从惠安带过去的手工艺为经营生活之道，至今台湾家家户户用的蒸笼都是莆田传去的，再以浙江为例，2000年蒋以国之子蒋孝严第一次回浙江奉化溪口寻问祖，办十桌酒会了同宗支的蒋姓族人，据宗亲们回忆他个头不高，人很随和，很有礼貌，临走时还到每桌敬酒与每个族人握手道别。终于寻根问祖的蒋孝严随着南来北往的探亲客流，再一次勾起中国人的寻根热，回台后他为闽台两岸三通作出了巨大贡献。台湾蒋氏族人的寻根问祖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两岸一脉血缘。
（三）共同信仰验证亲情
据华安《蒋氏宗谱》载，1998年2月台湾嘉义市武当山北极玄天上帝管理委员会罗、赖两先生带领几十名蒋氏乡亲到华安仙都大地寻根认祖，到大地上帝殿进香并与上帝殿碑文校对，说明台湾的玄天上帝信仰和三姓公信仰是由大地传承的。1900年2月28日，台湾蒋氏族亲再次随团又来大地玄天上帝殿进香，并迎接玄天上三尊金身到台湾。据莆田史料记载，莆田忠门半岛南部，在庙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自南宋至清末曾有蒋氏村落和居住地三十多处，他们都是莆仙始祖蒋渊公、蒋陆公后裔与台湾有蒋氏乃连理宗支。忠门半岛又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之故乡，神话中妈祖林默渊源就在蒋氏居住地琼山，今台湾居民普遍信奉妈祖，并建有宫庙3000座，信徒达1700万之众。改革开放以来，来自台湾进香的旅游团骆绎不绝，批次和人数逐年增加，2006年旅游圣地眉洲岛接待海外内外游客超150万人次。福州闽剧、泉州高甲戏、莆仙戏剧的闽音韵律还不时在阿里山上空唱响。事实证明海峡两岸蒋氏共同文化、共同信仰不难看出闽蒋氏的血缘亲情。
两岸心声期盼统一
自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一行抵达台北，在大陆统治了22年的蒋介石，自此退缩到台湾偏了26年。他到台湾以后，尽量在台湾以后，尽量在台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灌输“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要求台湾学生对大陆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中国课本上，提供蒋母教诲自己的文章供学生背诵；成功地进行了两岸群众都能沟通的“国语”。另外，他在居所宫邸及住馆，要求有类似浙江奉化的景致。他的思想之情异常浓厚。他还坚决反对“台独”，临死前曾想两岸谈判，1975年春节，香港的报纸发表陈立夫的文章中欢迎毛泽东、周恩来访台，与蒋介石重开谈判，造福人民；呼请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据说，陈立夫的这个“意思”是受命于蒋。只惜两个月后，89岁的蒋介石病逝，此事未有“后话”蒋介石病逝后，灵柩一直停放在“慈湖别野”。“慈湖”在台北南60公里处，蒋介石生前曾常来此小住，并曾指示自己百年后暂厝于此。所谓“暂厝”，意即日后还要送回大陆安葬。不久蒋经国亦病故。1996年7月8日，蒋纬国在国民党中央直属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蒋介石、蒋经国灵柩移大陆临时动议案，提议成立“移灵奉安委员会”，以“安民心，促进和平统一”，造成两岸间的震撼。现在，两蒋的灵柩由军队保护着。台湾本土人士称，平心而论，蒋介石对台湾并非没有贡献，和当今的“台独”不能相提并论，更何况他完完全全认同中国文化，认同自己的故乡，认同自己的根源。他要求返乡安葬，完全可以理解。据台湾－媒体1996年7月25日一篇文章吐露，1993年蒋纬国赴美为宋美龄祝寿时曾谈及蒋介石“入土为安”的彻底解决方案。宋美龄提出她的看法:“若蒋介石能归葬南京紫金山或是南京附近的方山、四明山等昔日蒋钟爱的名山大泽，则她在百年之后亦颇愿意归葬大陆，和她的母亲※桂珍葬在一起。假使蒋介石不能归葬南京紫金山、四明山、方山等地，而能归葬浙江奉化老家，那么她百年之后，愿意和蒋遗骨一起归葬奉化溪口祖祖坟。”这篇文章还说，宋美龄表示，在两任“总统”归葬大陆前提下，她亦愿意“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是炎黄子孙额传统。就算经过时间、空间的阻隔，政治因素的分歧，还是能够打破任何对立的意识的藩篱。加上大陆繁荣昌盛，呈现出巨大商机，已潜移默化地消弥着两岸的分歧和对立，二蒋，不，三蒋（包括蒋纬国），不还有宋美龄百年后，归葬大陆，回归故里，自在情理之中，有何不可呢！正因如此，“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十六达台湾团代表、浙江省政副主席、浙江省台胞联谊会长陈昭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感慨。
在大陆莆田有个小学生名叫蒋伟凡于2007年2月18日写信给胡锦涛主席，抒发了两岸亲情，讲述了台湾子女们与大陆孩子们的骨肉至亲，大家头顶一片天，共命运，共同珍重“追本溯源”的优良美德。倡议炎黄子孙大联合、大团结成立“海峡青少年联谊会”目前不少台湾青少年来闽过夏令营生活，两岸中学生还在闽举行演讲比赛。连闽台青少年都发出内心的呼声:为振兴中华、富民强国而共同奋斗，携手共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然而台湾陈水扁确不认祖宗，否认根祖在福建，还欣起一股“去蒋化”、“去中华化”的恶浪，宣扬什么“入联公投”等歪门邪论，这一切都遭到台湾人民的痛骂。骂阿扁搞“台独”残害百姓，那是痴心妄想，决不可能得逞的，陈水扁一再想搞台独是与和平统一背道而驰，自取灭亡，并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载入史册。
同根共祖，同一血脉，同一文化，同一信仰，同一心愿，把海峡两岸同胞兄弟的心紧紧连在一起，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祖国统一大业，一定会早日实现。

我本名是刘英昌，台湾八堵人。日据时代，我在台北工业学校就读（后改名为台北工专，现为台北科技大学），由于父亲曾被日本宪兵抓过，我很早就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讨论回大陆参加抗日的事。后经友人谢贤益介绍，我认识了当时在台北医院担任外科医生的谢娥。当时与我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陈炳基、郭宗清（以后李登辉时代，当过台湾驻南美乌拉圭的大使）、黄雨生、傅赖会（是我最要好的工校同学，他的民族意识很强，后参加了地下党，被捕后在绿岛被关了15年）。谢娥劝我和唐志堂先去大陆，但该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年纪轻者被关了短暂时间即被释放，我和唐志堂、谢娥则被关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出来。
台湾光复后，一些日据时代的老台共人士纷纷活跃起来。林日高、潘钦信、萧来福、王万得、谢雪红还有社会名流陈逸松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想用合法的形式团结台湾青年。谢娥和林日高劝我和唐志堂、李苍降（李友邦的侄子）加入，我和唐随即参加了其中的社会服务股（组），陈逸松任主任，潘钦信任书记，林日高任组织股长，陈招治任妇女股股长。
1946年12月14日台北声援涩谷事件乃1947年228事件的前兆。在该事件中，陈炳基写日文的宣传稿（中文稿由三青团新任股长庄某撰写），并发动大学生。我则负责发动中学生、青年团，并主持大会，带领游行队伍，声援活动搞了一整天，轰轰烈烈。其间，我们曾和蒋渭川联系，请他支持印刷纸张，事后才发现蒋的目的是搞他的政治资本。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慕陶也埋伏在活动中来探虚实。之后，李友邦告诉我们张某已准备下手逮捕我们，我就借着我大哥刘英芳的生意关系，到上海来跑单帮，躲了起来。
我在上海台湾同乡会见到吴克泰。当时，吴已参加了台湾地下党，应该会把我们这些积极活跃分子的情况向台湾地下党总负责人蔡孝干（本名蔡干，代名陈照实）报告。不久后，我在吴克泰的安排下见到蔡孝干，并在八堵入了地下党。入党时，口头说了就算数，没有签任何书面文件。在地下党里，我以跑单帮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与蔡孝干保持单线联系，负责台湾地下党和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档案传递，转移活动资金等工作。之后曾来发（中共新四军战士）帮忙过我与蔡之间的联系。
1947年冬天，蔡孝干叫我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触。当时，廖和潘钦信、萧来福等人在香港办学习班。田进添、卢哲德等地下党人也在那儿学习。当时，廖已公开搞台独，他需要有人帮他走私到日本。廖托我的堂哥刘新屋去找走私船（刘是地下党，当时已加入民盟，职业是记者）。刘告诉我这事，我转告蔡孝干，蔡让我假装是廖在台湾的幕僚，叫陈纂地的手下和廖接触，说搞武装需要经费，请他支持。但廖只给了我一点点钱，我就回台湾了。以后，我听说廖文毅找了一个叫宋非我的人去搞走私，而宋也是地下党人。
1948年，我和我的二哥刘英烈在花莲开了个金沙矿。在这之前，我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带了几个台湾山地人（他们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而流落大陆）回台湾。我回到台湾后，陈炳基和田进添来找我，说他们已暴露了身份，希望我帮他们躲起来。由于我和蔡孝干是单线联系，我不能叫他们和蔡联系，但也不能见危不救。因此，我向蔡孝干提议，利用花莲荒废的金沙矿来躲藏同志。蔡同意这个想法，并说以后可将它作为基地，让不能公开活动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隐藏起来，还可伺机开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谓一举三得。于是，我和刘英烈及其朋友出资经营起矿场，我并担任经理。该金沙矿厂的党组织工作，由李友邦的侄子李苍降主持。这事在1954年9月田进添被捕后被暴露了，一些同志被捕，也有人牺牲了。
1949年的夏天，经我介绍，蔡允准、刘英德（我四哥）、吴义雄入了党。在郭绣综（时任台北卫生局处长，地下党的市委书记，台大毕业，以后牺牲了）的监督下，成立三人特别小组，并在基隆开设三荣贸易行，以为掩护（刘负责经营，吴当助理，我则负责保密）。刘英德及吴义雄对基隆到冲绳、日本、舟山的沈家门一带的走私路线很熟悉，而且人际关系不错，认得一些国民党的（军）人。
1949年8月上海已经解放了，蔡孝干要我来大陆接受任务。我带着吴义雄装扮成罐头生意人，坐着渔船到了当时正面临解放军进攻的舟山。在沈家门港下船时，检查人员详细检查每一个旅客及其行李，情势非常紧张，而我用药水写的，装做是包装点心盒纸的文件在太阳的爆晒下，隐约现了形。我在情急之下请旁边的商人帮忙，我又上前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这样才化险为夷。我们到了舟山后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对我们说，菠萝罐头在上海的卖价最好。我们就依了他们的意见，坐着渔船，带着从台湾运来的罐头到了上海。虽然当时情况很混乱，在海上经常遇到海盗袭击，但我用这种方式往来大陆、台湾之间传递了不少档案和指示。我也和蔡孝干说，万一情势危险，可以用这条走私路线离开台湾。
这时，蔡叫我来大陆，向组织要求钱、船和武器。我在上海见到刘晓（华东局的领导还有饶漱石、曾山），在华东局的一次会议上，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苏新。我离开台湾时，蔡特别叮咛我在大陆避免去见台湾人，以防暴露，但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我感到很陌生，因此我去找过原来的联络人李伟光（台湾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也是华东局与台湾地下党的联系人）。对于蔡孝干所提的要求，组织给了我两万美元，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两万美元在当时不算是个小数目，但对台湾整个地下党的活动来说，就实在太少了。蔡之后对此很不满意。至于其它要求，刘晓说他不能决定。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听候指示。几天后，我到了现在的北京饭店接受指示：福建的解放，已使得台湾的解放成为可能；台湾地下党的任务就是要保护好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维护好社会治安；解放后，台湾的政治主要将由大陆去的同志来主持。或许当局事后觉得最后一条不合适，因此在第二天的指示会上没再提该条。离开北京后，我去天津找了潘汉年，他送我上船，经香港回到台湾。我告诉蔡这件事情的头尾，蔡参加过长征（内政部长），是延安干部，对此想必不满意。
1950年秋天，蔡孝干让一个外号叫「美国林」（长得像西方人）的林秋兴，带着刘英德弄到的海图到香港交给组织。蔡不让我执行这个任务的说法是风声太紧，林的亲戚是宪兵，会保护林上船。结果，林被他的亲戚出卖，他一到码头就被捕了。这消息很快传到蔡孝干耳中，蔡立刻叫林的联系人郭绣综逃跑，也叫我赶快去香港，以后能回来就回来，不然就去找组织赴解放区。我在香港找到组织负责人万金光，以及台湾人林良材（也是地下党）。我在香港住了一个月，万叫我写封信给妻子，转给蔡孝干，内容是介绍朱湛之去见他，目的是和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联系，希望日后有情况时，地下党可以有个接应，例如武器，d药的夺取。信寄出不久，万就告诉我，台湾地下党发生了状况，以后我知道当时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张志忠被捕了（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惜以后牺牲了）。张志忠被捕一事，香港的组织很快即得知，而人在台湾的蔡孝干却不知情，他还让曾来发去找张志忠，带着我从上海带回来的款项，曾来发立即被逮捕了。朱湛之是大陆人，她和吴石接触后，取道舟山回上海，但在舟山就被捕了，她企图自杀未果，之后牺牲了。参考消息（2005年10月11日12版）曾刊载朱湛之在南京的女儿，以及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共谱两岸万里寻骨灰的感人事迹。
随着地下党的被破坏，吴石和他所联系策反，准备起义的七个中将都被q决了。万金光叫我回台湾，在十天之内带蔡孝干离台。万说除了我，没有其它人可以完成这个危险任务。当时香港的党组织掌握了一份国民党特务机关准备对付地下党组织和成员的名单，我将该名单背在脑子里回到台湾。
我一回台就联系上蔡孝干，告诉他国民党特务机关将要对付地下党的组织和成员。蔡要我准备离台，我也替蔡准备好隐藏的住处。我哥哥刘英德的朋友黄才在台北淡水河边开木材行，我看该处相当隐蔽并且四通八达，最合适有情况时脱逃。蔡把他的随身衣物放在该处，但并不住那儿，而是随处躲着。我另外又通过何荣全（早稻田大学毕业，住在罗东），找好走私船。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到了要离开的那一天，却久等不到蔡。后来才知道他已被捕了[注1]。蔡的被捕是因为他让他的小姨子找吴石的妻子，想办法离开台湾。特务对于吴石的妻子和这个年轻女子有往来感到怀疑，而使整个事情暴露出来。当时我感到情况不对，海边密探不少，就和妻子到圆环附近的双连街去找刘英德的朋友谢新杰。我估计谢才入党不久，即使蔡被捕，他应该不至于马上有危险。哪知，我妻子一入屋，就见到特务在等着。谢本人不在，谢的妻子在。我装着不懂北京话，要谢的妻子翻译。特务用q顶着我，我们只好老实地坐在屋内的床边。特务看了我的身份z，知道我就是他们要逮捕的人，立刻上了手q的子d。我用日语同我妻子说，一有情况，她就将门打开，特务训斥我们不要说话。过一会儿，我说口渴，趁着谢妻端水挡住特务视线时，我一口气将特务压在地上，夺门而出。我一边跑，一边听着我太太被打的惨叫声。我跑入挤满人群的巷子里，见着人就说，后面有人要杀我。
我最后跑到一个也是地下党的朋友傅赖会（台北工业学校的同学）家，他母亲让我躲到床底下，并故意走到屋外街边小水沟旁，佯作洗衣物，等特务追上来，她就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个人经过这里，但已跑往别处了。就这样，我躲过了特务。第二天，我透过姐姐的帮忙，借了矿工的衣服，打扮成矿工模样，坐火车到了瑞芳。我找到父亲的好朋友黄海树，经他帮忙，找到我母亲的远房侄子苏宗辉，由他带着我到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草房躲了起来。 过了几天，我得知刘英德、吴义雄、田进添、吴金堂（刘英德的同学，后期入党）也在逃，并且无处可躲。我就透过我姐姐把他们都找了过来，一起仰赖苏宗辉一家人的庇护。之后，我知道我妻子被捕了，还害我大哥刘英芳全家人都被关了起来。
不久，我经姐姐的帮忙，和香港的林良材经由电报暗语联系上了。我说我在台北他的母校的山上种地，老陈则住了院，一些人都去医院看他，暗示我在北部山上躲着，蔡孝干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牵连被捕了。林回复说，台湾很快就要解放了。后来，我想我迟早会被捕，到时会连累别人，就暗中与我父亲取得联系，求他老人家设法帮我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钾）毒药，以为到时自杀之用。我父亲无语地点了头，但毒药一直没弄给我！
我和地下党的朋友在瑞芳四脚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四年半。其中所经过的各种危险、困苦不说也罢。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个情势让大家都很失望，那年中秋前夕，吴金堂说他妻子生活无出路，带着小孩在乞讨，想下山见家人。哪知，他下山后就去自首了。我躲在山上的时候，都由我的小弟刘英惠和我联系。吴金堂自首后，我的父母、妻子和刘英惠等都被抓了，但家人一直没说出我的藏身处。特务机关就又叫我父亲和小弟来劝我下山，还吓唬他们说，如我不下山，一家人都会遭殃。以后，我到板桥找林日高问他该怎么办。（在228事件后，我曾多次和他有交往，我想他还是可信赖的。当时，他还有参议员身份，我回到大陆后，才知道他也是地下党，他后来在1950年代牺牲了。）林日高对我说，他可以保证我家人的生命安全，并叫我继续跑，让特务们、军统、中统相互争功，等合适时机叫我出来时，我再出来。之后没几天，基隆地区遭戒严，情势紧张，林日高带着我去见蒋渭川（时任台湾内政部长，他事实上是中统的），没想到一到那儿，我就被捕了。
我被捕后表示，只要放了我家人，我不在乎被杀、被煎。中统科长俞询初的手下郭维芳却告诉我，他们准备让我回大陆，搞特务工作。郭是地下党，在被捕后自首，但他心里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诉我，如果是他，他也会离开台湾去大陆。于是，我决定和特务们智斗。我交待了我自己反蒋、反国民党的思想及认识过程，但我所说的完全不涉及党的秘密，也没有出卖同志。这样拖了一年多，特务机关准备放我出来，打入一些台独的团伙。他们说团伙里面有嫌疑份子，要我打入其中，利用时机，和他们一道离开台湾，或到香港、日本，以后伺机到大陆做情报工作。我说我已经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我，我干不了这事。以后，他们又准备让我来大陆做情报工作。我想他们是想借刀杀人，想利用的刀杀我。我的哥哥英德也说我来大陆不好，组织不会相信我。但我想到，我可能是最后一批被捕的地下党人，有责任向组织汇报蔡孝干被捕以及地下党被破坏的始末。另外，我是因被出卖而被捕的，我既未出卖过任何一位同志及社会关系，也从未说出只有我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报。这些对组织来说，可能无关紧要，对我来说，则是大事。我感到没有台湾的解放，就没有我刘某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陆，会受委屈，甚至牺牲生命，我也无怨无悔。
就这样，我到了香港，一出码头，我就把台湾特务头子俞询初交给我的密写用药水仍进海里，并很快和组织取得联系（负责人为陈金石，是大春行的老板。该处曾是掩护地下党员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动的场所）。经由陈金石的介绍，和公安部派来的叶某的安排，我路过广州，到了北京。这时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我写了足足几万字的材料，交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我应该说是躲得最久，最后被捕的台湾地下党员。
以后的22年，我在北京郊区的清河农场干活、劳动。体力上的艰辛，我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几乎使我窒息。文革期间，我吃了一些苦，但与我在台湾地下党的经历无关，我的党籍也一直保留着。文革后，我被平反了。1980年代，我和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他们以为我在北京一定有权、有地位，我告诉他们，我一无所有啊！之后，我去了美国，见到我的小孩。我被捕时，大的才七岁，小的则是在我被捕后才出生，他们现在都已五十多岁了。1992 年以后，我基本上每一年都回台湾，扫墓祭拜为我 *** 劳、吃尽苦头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我被捕、遭杀害的亲戚们。我也去看望了还健在的哥哥、弟弟和两个妹妹。当年大家都反对国民党，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及同情，但经过这些年后，很多事情都变了。一些人怕见到我，一些人热衷于台独，他们说国民党和对台湾人都没有感情，下一代的变化就更大了。连我自己的小孩都不愿意来大陆，他们说怕。
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牺牲很大。当然，蔡孝干被捕后的叛变是主要原因[注2]，但对台局势估计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解放舟山时已有反复，打陆战、过江和渡海毕竟不同。另外，当时中央给台湾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护好国家财产，维护好社会治安，保护好党组织，指导思想是「静观」，等待解放。也因此，没有接受台湾地下党给武器、船和钱的要求。等台湾地下党出现危机时，连撤退都来不及了，台湾地方又小，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当时组织有所准备，地下党也许能安全度过难关，保存下来，即使台湾未能顺利解放，以后的局势应该会大不相同。台湾的地下党人数不多，牺牲的牺牲、自首的自首、变节的变节，但为党为国牺牲的好样同志的确不少。这真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台湾作家吴浊流写过一部小说，说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是无花果。台湾的地下党隶属中共华东局，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人民一道轰轰烈烈地进行过斗争，但却像没有结果的花，不清不白，至今没有定论。很多是非无法求证的，北京方面也都不议，随着人事的逐渐凋零，恐怕很多事都将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尤其现在国民党被台湾的选票给搞下台，国共也和解了，历史如此发展，出人意料之外。
我参加地下党、反蒋是自愿的，之后所遭遇的也是自受的，但每想到因我受到牵连的家属、朋友，仍难免心酸。我一生参加革命，路是自己选的，只求对得起良心、朋友、同志和组织，从不求任何地位财富。看到别人高升发达，我一向存平常心，如果以为当年自己如何，今天就该如何，那就绝对会错位的。我常想念着牺牲的同志们，名利真不算什么呀！
注1：我以后知道，蔡这次虽然被捕，但他利用时机，在特务押他回住处取衣物时，逃跑成功。蔡以后是在埔里被捕的。蔡孝干被捕前（在我从香港回来之前）的住处没有定所，都是由张明显（新四军校官）经营的房子中介公司------华盛行给安排的。房子多半是装修好但尚未卖出的日式房子，房子卖出，他就换一个地方住。张明显是福州人，蔡曾介绍我和他认识，说如有经济问题，可以找他。张明显以后躲到埔里搞武装斗争，被山地人出卖，被捕牺牲了，具体情况无从得知。蔡会在埔里被捕，我估计是去找张明显的。蔡的妻子姓马，她是蔡赴台前，在上海登广告聘来的秘书。蔡被捕之前，说局势危险，托我将他的妻子送回上海，交给组织，让她回苏州老家，等待解放。几年前，听说马还在云南。蔡被捕叛变后，和他的小姨子结了婚，喜糖还送到狱中的难友手上，这当然是特务机关瓦解人心的做法。有关蔡为何先送太太回上海，他是否早与小姨子相好，一直都是谜。我个人怀疑蔡不逃离台湾，和这个小姨子有关。
注2：蔡被捕一个星期后就叛变了，供了组织的名单，地下党因而遭受灭顶之灾。最近台湾有来人说，蔡并没叛变，这是不可能的，蔡肯定是叛变了。只是世间的事往往很复杂，也不能一口咬定蔡什么都招了。就我所知，我去香港的事，以及我父亲在蔡最后面临被捕危险时，托人给他做假身份z的事，蔡就没说。

（一）闽台蒋姓源流亲情
福建蒋姓不是本土固有的姓氏，而是由中原、江苏、浙江、江西等省蒋氏先祖因仕宦奉旨入闽后，子孙因留念江南风光秀色和良好生活环境而留下定居或因各朝代战火天灾所至，蒋氏人避乱或避灾大规模南迁而遂渐移居到福建，千百年来在入闽大地繁衍生息，传宗接代至今，而宝岛台港与福建隔海相望，台湾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很早就有福建人渡海到台港开垦生活，而台湾的蒋氏绝大部分则是由福建迁徙而繁衍的。
据史料记载，唐代陈政、陈元光父子奉旨入闽平乱，先后有光州64姓和44姓子弟兵随从，其后在漳州，龙岩等地屯田开发而定居，这些子弟兵中就有蒋氏伯龄的后裔。而据福建各地族谱载，大规模进入福建的蒋姓族人基本上查明，入闽蒋氏中发展，繁衍成族、成宗支的归纳为11支。其中唐朝入闽2支：是33世祖子慎公衍派，是48世祖云阳侯默公之血脉，其子孙主要生活在闽东十几个村落。第二支是高公衍派，是48世祖九江侯稔公之宗支，其子孙主要人仙繁衍后代遍布德化、永春、大田、尤溪等地几十个村落并均有分支，后在闽西、闽北等地也有其后代繁衍。宋朝入闽6支；其中宋枢密直学士兼礼部侍郎堂公之五子渊公，任宋清源郡（今泉州）刺史，自江苏宜兴入闽，其六弟陆公待兄定居仙游东，至今莆仙境内蒋氏均为48世祖#亭侯澄公的宗支；第二支海澄衍派，始祖进公宋朝入闽，今漳州、龙海、南靖、华安、厦门翔安、漳平、几十村落居住地多是其后裔；第三支连城衍派，94世祖十八郎公即山亭侯的宗支，公于宋朝从江苏丹阳经江西入闽，今连城，长汀龙岩都都有其分支，第四支屿头衍派吉公，公于宋末从南京凤阳府八角井迁入长乐三溪莲池，后又迁徙屿头而人口大发，是全省蒋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乡村，约有蒋姓族人8000
多人 ，还不包括迁往福州、连江、闽东、闽北、上海、台湾等地的蒋姓族人：第五支是浦城宗支，92世祖绐公于宋朝从江西广光丰迁入浦城，其后裔广播浦城各村落，绐公是48世祖山亭侯宗支；第六支德义支，公于宋元年间入闽后在福建、浙江辗转后在霞浦、福鼎等地村落繁衍；第七支为凤阳支，始祖范公、旺公由安徽凤阳奉旨入闽仕宦官至福全正千户，范公随侄到泉州择奇树定居，今晋江福全、泉州、厦门、惠安各村落均有蒋氏后裔，人口多达万余人，第八支钟英衍派，翠岗公于元明由漳州迁龙岩许多村落，漳州蒋氏有的则是由福州螺州迁徙而来，至今龙岩蒋姓分布许多村落繁衍成三个宗支。第九支为绍公衍派，公于明太祖时今吾将军，封万户侯于永乐二年奉旨自江苏金陵入闽，其分支只在永泰、闽侯几个村落，繁衍缓慢。
台湾的蒋氏族人更不是本岛上固有的。虽然台湾也有从江苏、浙江、广东以及其他省市蒋氏人在不同年代迁徙台湾，但是迁往台湾最早，人数最多的公认为福建蒋氏族人。特别是闽南各地的蒋氏族人。
据《台湾人的祖籍与姓氏分布》认定台湾姓氏至少有1027个，而相对集中于87个大姓，其中闽南人、客家人最多。占台湾居民人口中的85%是来自福建，而且台湾盛行闽南语。在基隆、台中、台北、南投、云林、桃园几个县市的“大姓”几乎都在87个大姓中，而蒋姓也都有，人数也不少。据有在资料统计台湾蒋姓人口有3300多人，在全岛87个大姓中排行第66位，其他位显赫。蒋姓台湾的源头据台湾史书载为：“系承伯龄，望出蒋乡”。蒋姓族人迁台最早的是明永历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当时，有位跟随郑成功父子在台湾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在郑氏中任副总的蒋毅庵（蒋毅庵死后葬于彰化市的八卦山麓）和一位郑成功中的蒋姓部属，定居台湾垦港东西势庄。追随郑成功的蒋姓族人已被认为蒋姓迁徒台湾的始祖。《福建史》记载，台湾的蒋氏主要来自福建泉州，而泉州的蒋氏始祖是南宋的大学士蒋邕（雍），他是莆田仙游人，在南宋绍兴年间由中原来泉州教书，后来定居下来，成为闽南蒋氏的开山祖。另据《福全蒋氏宗谱》载，泉州地区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有九世祖蒋学文迁居台湾(系君齐公、良材之次子)，还有15世蒋彩应家庭迁徒台湾漳化县芝遴保管事厝庄（系五房天应之子），还有四房素斋厅蒋城移居台湾，泉州福全蒋明俊随先祖迁徒台湾桃园。据厦门翔安澳头《蒋氏族谱》载，厦门翔安（原同安）澳头村蒋孟育，福全派下蒋旺后裔，孟育公是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补国子监祭酒，南京史部左侍郎，由澳头迁徒金门西山前社。后裔在1958年“823” 炮战后,有1千多蒋氏族人迁入台湾居嘉义、高雄等地。金门至今仍有后裔300多人,另据《同安县志》载，澳头迁台始祖有二人，即蒋士魏迁台北淡水，蒋本大居高雄，他们也成为台湾蒋氏的又一宗支。据莆田蒋姓史料载，在清末民国年间莆田很多人赴台湾经营或开发，其中有不少蒋姓族人，如莆田秀屿区厝村蒋文瑛因仕宦居台北，有蒋亚欣兄弟、蒋九樵、蒋亚绍、蒋金龙等迁台湾，有莆田忠门半岛南部，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自南宋至清末曾有蒋氏村落和居点三十处之多，他们都是莆仙始祖渊公、陆公后裔，后来不少人迁徒台湾，所以与台湾蒋氏乃连理之枝。宗门半岛又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故乡。据漳州华安县《蒋氏宗谱》载，有蒋宗清《紫林》华安首任长官代县长，1931年调省城任职后带其子女等郡定居台湾。据尤溪族人。另据《闽连族谱》载，也有长汀蒋坊、蒋道训在台湾任官，长汀蒋承龙蒋承为家人均居台北，蒋美兰、蒋美礅等居淡水。据长乐屿头《蒋氏族谱》载民国初期海军总司令蒋拯上蒋后裔蒋铭、蒋秀莹、蒋秀光等居台北，蒋亨灏带部分子女和蒋氏宗亲由上海迁台北蒋开慧、蒋心德也居台北，连江蒋书告蒋启弼等一家也住台北，他们都是屿头吉公子孙，48世祖稔公子后裔。在台湾的蒋姓还有从浙江迁去的蒋中正家族和其他蒋氏族人和江苏沐阳跟随蒋介石赴台的蒋志勇家族。在不同时期，赴台士宦、经商、开发立基创业，千百年来传宗接代，塑成了今日宝岛之繁荣。以上足以证明闽台蒋氏不仅同根共祖，而且一脉亲情。
（二）寻根问祖一脉血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祖国大陆和平盛世，国富民强，到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台湾人民纷纷回大陆寻根认祖，我们蒋氏家人也随之潮流，千方百计绕道香港回乡寻根认祖。福建台湾一水相隔，亲人最多，从台湾回乡寻根探亲最热。这里略举几例。如十八年代起就有在台北的蒋亨灏之妹蒋秀珠带侄儿、侄女回老家长乐屿头寻根认祖时，他们与宗亲们谈及先祖义姑为抚侄儿、侄女回老家长乐屿并没有寻根认祖时，他们与宗亲们谈及先祖义姑为抚侄终老不嫁的美德神话般故事谈及在台北的福州蒋氏族人每年按家乡风俗举办春酒，宴请福州在台北的蒋氏家人足有十桌之多，以此来寄托血脉亲情；有迁徙台湾的蒋拯之孙女蒋秀莹与其夫代表在台湾的弟妹蒋铭、蒋秀榕家人回榕寻根认祖并拜竭祖父蒋拯之墓，并于2006年冬在长乐屿头村领导和宗亲们的支持蒋拯之墓迁回屿头，实现了先祖落叶归根之梦想，并且蒋铭因此将于明年率蒋氏族人组团回乡祭拜；有连江县蒋启弼蒋书诰宗亲在回连江寻根认祖之际，蒋启弼宗亲还捐巨资建宗祠、修族谱、办；如泉州奇树在台湾蒋氏族人组团寻根放祖，成立明星集团董事会捐巨资修宗祠、办学校（明星华侨中学、明星小学），办明星华侨、办工厂为公益事业造福子孙后代，为家乡建设作出贡献；有晋江市福全蒋明俊等回乡寻根认祖时谈及在台湾桃园县有几千蒋氏宗亲，所以那里有条闻各台湾的“福全街”，后来他不回大陆办，此后他都要带宗亲们回乡探亲；再如惠安、华安两地每年蒋氏宗亲回家乡烧香拜佛之际都来寻根探亲，他们还谈及台湾的竹制蒸笼就是先祖从惠安带过去的手工艺为经营生活之道，至今台湾家家户户用的蒸笼都是莆田传去的，再以浙江为例，2000年蒋以国之子蒋孝严第一次回浙江奉化溪口寻问祖，办十桌酒会了同宗支的蒋姓族人，据宗亲们回忆他个头不高，人很随和，很有礼貌，临走时还到每桌敬酒与每个族人握手道别。终于寻根问祖的蒋孝严随着南来北往的探亲客流，再一次勾起中国人的寻根热，回台后他为闽台两岸三通作出了巨大贡献。台湾蒋氏族人的寻根问祖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两岸一脉血缘。
（三）共同信仰验证亲情
据华安《蒋氏宗谱》载，1998年2月台湾嘉义市武当山北极玄天上帝管理委员会罗、赖两先生带领几十名蒋氏乡亲到华安仙都大地寻根认祖，到大地上帝殿进香并与上帝殿碑文校对，说明台湾的玄天上帝信仰和三姓公信仰是由大地传承的。1900年2月28日，台湾蒋氏族亲再次随团又来大地玄天上帝殿进香，并迎接玄天上三尊金身到台湾。据莆田史料记载，莆田忠门半岛南部，在庙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自南宋至清末曾有蒋氏村落和居住地三十多处，他们都是莆仙始祖蒋渊公、蒋陆公后裔与台湾有蒋氏乃连理宗支。忠门半岛又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之故乡，神话中妈祖林默渊源就在蒋氏居住地琼山，今台湾居民普遍信奉妈祖，并建有宫庙3000座，信徒达1700万之众。改革开放以来，来自台湾进香的旅游团骆绎不绝，批次和人数逐年增加，2006年旅游圣地眉洲岛接待海外内外游客超150万人次。福州闽剧、泉州高甲戏、莆仙戏剧的闽音韵律还不时在阿里山上空唱响。事实证明海峡两岸蒋氏共同文化、共同信仰不难看出闽蒋氏的血缘亲情。
两岸心声期盼统一
自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一行抵达台北，在大陆统治了22年的蒋介石，自此退缩到台湾偏了26年。他到台湾以后，尽量在台湾以后，尽量在台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灌输“台湾民众根在大陆”的理念。要求台湾学生对大陆省份地形倒背如流；在中国课本上，提供蒋母教诲自己的文章供学生背诵；成功地进行了两岸群众都能沟通的“国语”。另外，他在居所宫邸及住馆，要求有类似浙江奉化的景致。他的思想之情异常浓厚。他还坚决反对“台独”，临死前曾想两岸谈判，1975年春节，香港的报纸发表陈立夫的文章中欢迎毛泽东、周恩来访台，与蒋介石重开谈判，造福人民；呼请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据说，陈立夫的这个“意思”是受命于蒋。只惜两个月后，89岁的蒋介石病逝，此事未有“后话”蒋介石病逝后，灵柩一直停放在“慈湖别野”。“慈湖”在台北南60公里处，蒋介石生前曾常来此小住，并曾指示自己百年后暂厝于此。所谓“暂厝”，意即日后还要送回大陆安葬。不久蒋经国亦病故。1996年7月8日，蒋纬国在国民党中央直属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蒋介石、蒋经国灵柩移大陆临时动议案，提议成立“移灵奉安委员会”，以“安民心，促进和平统一”，造成两岸间的震撼。现在，两蒋的灵柩由保护着。台湾本土人士称，平心而论，蒋介石对台湾并非没有贡献，和当今的“台独”不能相提并论，更何况他完完全全认同中国文化，认同自己的故乡，认同自己的根源。他要求返乡安葬，完全可以理解。据台湾－媒体1996年7月25日一篇文章吐露，1993年蒋纬国赴美为宋美龄祝寿时曾谈及蒋介石“入土为安”的彻底解决方案。宋美龄提出她的看法:“若蒋介石能归葬南京紫金山或是南京附近的方山、四明山等昔日蒋钟爱的名山大泽，则她在百年之后亦颇愿意归葬大陆，和她的母亲※桂珍葬在一起。假使蒋介石不能归葬南京紫金山、四明山、方山等地，而能归葬浙江奉化老家，那么她百年之后，愿意和蒋遗骨一起归葬奉化溪口祖祖坟。”这篇文章还说，宋美龄表示，在两任“总统”归葬大陆前提下，她亦愿意“落叶归根”。
“落叶归根”是炎黄子孙额传统。就算经过时间、空间的阻隔，政治因素的分歧，还是能够打破任何对立的意识的藩篱。加上大陆繁荣昌盛，呈现出巨大商机，已潜移默化地消弥着两岸的分歧和对立，二蒋，不，三蒋（包括蒋纬国），不还有宋美龄百年后，归葬大陆，回归故里，自在情理之中，有何不可呢！正因如此，“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十六达台湾团代表、浙江省政副主席、浙江省台胞联谊会长陈昭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番感慨。
在大陆莆田有个小学生名叫蒋伟凡于2007年2月18日写信给胡锦涛主席，抒发了两岸亲情，讲述了台湾子女们与大陆孩子们的骨肉至亲，大家头顶一片天，共命运，共同珍重“追本溯源”的优良美德。倡议炎黄子孙大联合、大团结成立“海峡青少年联谊会”目前不少台湾青少年来闽过夏令营生活，两岸中学生还在闽举行演讲比赛。连闽台青少年都发出内心的呼声:为振兴中华、富民强国而共同奋斗，携手共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然而台湾陈水扁确不认祖宗，否认根祖在福建，还欣起一股“去蒋化”、“去中华化”的恶浪，宣扬什么“入联公投”等歪门邪论，这一切都遭到台湾人民的痛骂。骂阿扁搞“台独”残害百姓，那是痴心妄想，决不可能得逞的，陈水扁一再想搞台独是与和平统一背道而驰，自取灭亡，并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载入史册。
同根共祖，同一血脉，同一文化，同一信仰，同一心愿，把海峡两岸同胞兄弟的心紧紧连在一起，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祖国统一大业，一定会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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