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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福泵业有限公司 林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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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台州喜得宝鞋业有限公司 杨于清朱德(1886-1976)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后考入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6年朱德回国后,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征潮汕失败时,他在危境中率领“铁军”余部近千人进入粤北、湘南,于1928年4月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建立了红四军并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1930年,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此后几十年间,“总司令”在党内成为朱德的代称。在红军长征时,他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
抗战初期,他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他曾亲临前线指挥。
建国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彭德华,号石穿。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一六年入湘军。一九二二年改名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员),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后为第一野战军)兼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抗美援朝中国志愿军元勋。
刘伯承(1892-1986)四川省开县人。一九一二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长。后留学苏联。一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九三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 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贺龙(1896-1969)
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 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领导并完成了对国民党九十万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还与刘伯承、邓小平共同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剿匪任务。指挥部队解放昌都,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一九二七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包拯是安徽人
开封的历史名人: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字嗣宗。河南开封尉氏县人。阮?之子。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与嵇康齐名,与其侄阮咸皆为“竹林七贤“之一。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有矛盾,常酗酒,“口不臧否人物“,以之保全自己。原集已散佚,后人辑有《阮嗣宗集
支道林(314~366)晋代高僧。名遁,以字行。开封人。年25岁出家,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是空“,发挥般若学的性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其他著作,大都散佚
蔡谟生卒年待考。东晋大臣。开封兰考人。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发动叛乱,蔡参与平叛,遂迁任太常,赐爵洛阳男。后拜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成为东晋对抗北方势力的主要人物。卒于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上。谥文穆
崔颢(~754)唐代诗人。开封人。唐玄宗开元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后期出使河东军幕,天宝时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崔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现存作品,有几篇色泽浮艳,内容轻佻者,可能是年轻时所作,后来从军边塞,诗风发生变化,表现出“出身事边“和“报国赴难“的昂扬感情。如《赠王威古》和《游侠呈军中诸将》,着力于人物意气风度的描绘。诗中春草射猎、野中割鲜的场面,尤其写得富有生气。《雁门胡人歌》,写秋日出猎、山头野烧的代北景色及胡人在和平时期从容醉酒的风习,极新颖别致。最有名的是七律《黄鹤楼》,李白读后大为佩服,说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宋代诗评家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崔颢诗》1卷,收录诗40多首
石守信(927~984)宋初大臣。开封人。初仕周,领洪州防御使,加领义成军节度。宋太祖即位,改领归德军节度。平李筠、李重进叛乱。太平兴国四年(979),进封卫国公。卒后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元代戏曲家。字继先,号丑斋。开封人,寄居杭州。曾屡试不中,遂潜心闭门从事戏曲著述。其主要著作《录鬼簿》,上下两卷,初稿写成于至顺元年(1330),后又订正两次。不仅记载了元代名家辈出剧作如林的盛况,并且从理论上对杂剧作出了初步总结与概括,具有极高的价值。他还著有《钱神论》等7种杂剧,今皆不传;今存散曲52首。�
李梦阳(1475~1531)明代文学家。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后迁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其父为封丘王教授,遂家居祥符(今开封县)。弘治进士,授户部主事。因榷税触怒势要而下狱,后获释。武宗时,刘瑾擅权,他代尚书韩文草疏d劾刘瑾,被勒令辞官。刘瑾败被诛,李迁江西提学副使,为权贵所恶,去职。在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称明文坛“前七子“。有《空同子集》。
春秋战国时期的信陵君,大音乐家师旷
北宋的大词人柳永,好像还有李清照
近现代的柏扬
伊尹生卒年待考。商汤大臣。生于空桑(今开封杞县城西西空桑,又名伊尹村)。传说为奴隶出身,是有莘氏女陪嫁之臣。受汤赏识委以国政。后佐商灭夏,总理国事,历佐汤、外丙、仲壬三朝。仲壬死,传位太甲。因太甲不理国政,被他放逐,3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伊尹死于沃丁时。�
石申
石申生卒年待考。战国中期天文学家。开封人。经过长期观测,详细考核,测出恒星138座,810个。他与齐人甘德根据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所制成的图表,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恒星表,在世界天文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原著《天文》8卷,早佚。后人拾遗补阙,把它与甘德的《星占》8卷,合称《甘石星经》,又名《星经》,曾收入北宋政和年间刊印的《道藏》一书,题名为《通占大象历呈经》。今存的《甘石星经》为2卷,其中虽有一些后人增添润色之辞,仍不失原书面貌
张仪
张仪(~前310)战国时政治家。开封人。魏国贵族后裔,师鬼谷子。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入秦拜相。创连横破六国合纵。奉命使楚,瓦解齐楚联盟,夺楚汉中,封武信君。惠文王死,张仪失宠,返魏为相,不久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张子》10篇,今佚。�
信陵君
信陵君(~前243)战国四公子之一。即魏公子无忌,魏昭王少子。其府在魏都大梁,传说即今开封相国寺一带。他才兼文武,礼贤下士,门下的食客有3000之多。公元前259年,秦兵在长平大捷,坑杀赵国兵将40万之后,一举包围了赵国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援,魏王虽命晋鄙率兵10万救赵,但慑于秦国恐吓,又密令晋鄙把军队驻扎在魏赵交界处的邺城,坐观成败。信陵君多次劝谏魏王救赵不成,后来他听从大梁城夷门守关人、隐士侯赢所设窃符救赵之计,果然得到兵符。信陵君带力士朱亥一行来邺城,晋鄙虽验兵符,却不愿交出兵权。朱亥用大锤打死晋鄙,信陵君接管军队,击破秦师,遂解邯郸之围
尉缭
尉缭生卒年待考。战国后期政治家、军事家。开封人。早年治学商君,深得改革变法之道。他还对兵事执著追求,十分精通。战国后期,学派林立,围绕着富国强兵,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遂周
郑众
郑众(~83)东汉经学家。字仲师。开封人。曾任大司农,世称郑司农,以别于宦官郑众。传其父郑兴《左传》之学,兼通《易》、《诗》,精三统历。世称郑兴父子为"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著作已佚,清马国翰辑有《周礼郑司农(众)解诂》6卷,《郑众春秋牒例章句》1卷。�
蔡邕
蔡邕(132~192)东汉辞赋家、书法家。字伯喈。开封杞县人。少时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喜爱辞章、数术、天文,妙 *** 音律。熹平四年(175),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遂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等人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得灵帝允许。蔡邕写经于碑,使工匠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世
蔡琰
蔡琰生卒年待考。东汉末诗人。字文姬。开封杞县人。蔡邕之女。博学
阮瑀
阮瑀(约165~212)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元瑜。开封尉氏县人。为曹 *** 司空军谋祭酒,后为仓曹掾属。善作书檄,能诗。作品存留甚少,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字嗣宗。河南开封尉氏县人。
支道林
支道林(314~366)晋代高僧。名遁,以字行。开封人。年25岁出家,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是空",发挥般若学的性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其他著作,大都散佚。�
蔡谟
蔡谟生卒年待考。东晋大臣。开封兰考人。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发动叛乱,蔡参与平叛,遂迁任太常,赐爵洛阳男。后拜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成为东晋对抗北方势力的主要人物。卒于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上。谥文穆。�
郑道昭
郑道昭(~516)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书法家。开封人。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初为秘书郎,徙外散骑常侍,迁国子祭酒。后为平
吴兢
吴兢(670~749)唐代史学家。开封人。少时励志勤学,贯知经史。武后长安年间被诏入史馆,撰修国史。不久,官拜右拾遗。武后长安至中宗景龙年间,正值佞臣武三思、张昌宗、张易之弄权之时,有些史官惧怕权势,曲笔掩饰,吴兢对此非常鄙视,于是在公事之暇,私撰《唐书》、《唐春秋》。他认为南北朝时期的齐、梁、陈、周及隋这五代的史书繁杂,就分别撰齐、梁、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此外,他自撰或参与撰修的史书有《唐书备阙记》10卷、《唐中宗实录》20卷、《唐睿宗实录》5卷、《开元升平源记》1卷、《大唐十四家贵族谱》1卷、《古乐府》10卷、《乐府古题要解》2卷等。特别是《贞观政要》一书,分类记载了唐太宗同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问答、大臣的争议和劝谏的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其中10卷40篇出自吴兢之手。
崔颢
崔颢(~754)唐代诗人。开封人。唐玄宗开元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后期出使河东军幕,天宝时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崔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现存作品,有几篇色泽浮艳,内容轻佻者,可能是年轻时所作,后来从军边塞,诗风发生变化,表现出"出身事边"和"报国赴难"的昂扬感情。如《赠王威古》
薛居正
薛居正(912~981)宋初大臣、史学家。字子平。开封人。后唐清泰二年(935)进士。自晋至周累官至弘文馆学士、刑部侍郎。北宋建立后,迁户部侍郎。建隆三年(962),任枢密直学士,掌管全国的贡举考试大权。任中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深得太祖器重,
石守信
石守信(927~984)宋初大臣。开封人。初仕周,领洪州防御使,加领义成军节度。宋太祖即位,改领归德军节度。平李筠、李重进叛乱。太平兴国四年(979),进封卫国公。卒后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向敏中
向敏中(949~1020)北宋真宗朝宰相。字常之。开封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初任监丞右赞善大夫、著作郎。宋太宗"召见便殿,占对明畅",甚为赏识,命为户部推官,出任淮南转运副使。后入为户部判官,知制诰,不久权判大理寺。向敏中为官廉洁,不入浊流。太宗欲委以大任,遭人妒忌,诬其收受犯官皇甫侃的重贿,经查证,纯属无中生有。太宗更加器重,100余日内,官升数级,至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咸平四年(1001),初登相位。
丁度
丁度(990~1053)北宋文字训诂学家。字公稚。开封人
宋祁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子京。安陆(今湖北安
郑克
郑克生卒年待考。南宋官吏。字克明。开封人。宣和六年(1124)进士。南宋初历官登仕郎、建康府上元县尉和承直郎、湖州提刑司干办官,他以五代时和凝父子所著的《疑狱集》为基础,分类增补,附以评论,撰成《折狱龟鉴》。该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狱讼案例选编,分释冤、辩诬、鞫情、议罪、省过、惩恶、察奸、核奸、察贼、迹贼、严明、矜谨等20门,辑录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北宋大观、政和年间有关平反冤案、断狱量刑的案例270余条,390余事,并以按语的形式对其中大部分案例进行了分析
苏汉臣
苏汉臣生卒年待考。宋代画家。开封人。徽宗时为宣和画院待诏。高宗绍兴年间复职。孝宗隆兴初(1163)授承信郎。师刘宗古,绘人物仕女及佛道宗教画。用笔工整细劲,着色鲜润,尤工货郎担和婴儿嬉戏之景,情态生动。存世作品有《货郎》、《秋庭婴戏》等。�
孟元老
孟元老生卒年待考。宋代文学家。开封市人。金灭北宋,孟元老南渡,常忆东京之繁华,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撰成《东京梦华录》,自作序。该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王应麟
王应麟(1223~1296)南宋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世居浚仪(今开封市),后迁居庆元(今浙江宁波)。淳?
钟嗣成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元代戏曲家。字继先,号丑斋。开
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明代思想家。字子衡,号浚川。开封兰考县仪封乡人。29岁中进士。其文有英气,诗赋雅畅,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祯卿、边贡并称为"前七子"。1509
李梦阳
李梦阳(1475~1531)明代文学家。字天赐,又字献吉,
李濂
李濂(1488~约1566)明代学者。字川父。开封人。少负俊才,正德八年(1513),河南乡试夺魁。翌年中进士,年27岁。自此到38岁之间,历任沔阳知州
高叔嗣
高叔嗣(1501~1537)明代文学家。开封县人。字子业。嘉靖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湖广按察使。少受知于李梦阳,其诗清新婉约。有《苏门集》。
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明末将领。字宪之,号道邻。开封人。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后迁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再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他率师勤王,抵浦口而止。清军攻陷北京,南明政权在南京建立,他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受奸臣马士英排挤,
李岩
李岩(~1644)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本名信
周亮工
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学者。字元亮,号栎园老人。开封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拜御史。清兵下江南,遂降清朝。顺治年间,官擢福建左布政使,至户部右侍郎,因被参劾入狱,后释放。康熙初起用为江安粮道,又因事被判绞罪,遇赦获免,不久病死。周亮工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赖古堂集》、《因树屋书影》、《读画楼画人传》、《印人传》、《同书》
赵映乘
赵映乘(1619~)清代官吏。字涵章。开
张伯行
张伯行(1652~1725)清初大臣。字孝先。开封兰考县人。生于书香世家,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
周之琦
周之琦(1782~1862)清代大臣。开封市人。字稚圭,号退庵。嘉庆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广西巡抚。能词,有《金梁梦月词》、《怀梦词》等。辑有《心日斋十六家词选》。�
常茂徕
常茂徕(1788~1873)清代开封文化名人。字逸山,又号痛定
宋继郊
宋继郊(1818~1893)清代开封文化名人。字述之、术之、树芝,号梅花道人、木雁道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选为优贡,次年中举。咸丰八年(1858)任许州学正,后相继任陈州府学、南阳府学教授等职。著述今存有《居学斋诗钞》、《颍川集》、《西淮集》
李元庆
李元庆(1838~1904)清末农民抗粮领袖。开封市人。回族。
刘增?
刘增?(1845~1926)清末民初开封文化名人。字骧臣,晚号梦园。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后在山东郓城、郯城、菏泽、任平等县任知县,其间兴学育人,平反冤狱,为人称道。48岁时在顺天府为官,继而又任河南大学堂编书处
魏子青
魏子青(1870~1928)实业家。字步云。回族。开封市人。
靳志
靳志(1877~1967)爱国民主人士。字仲云。开封市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后留学英法,在法国加入同盟会。民国年间,历任各级政府高级官员。
秉志
秉志(1886~1965)生物学家。原名翟秉志,曾用名翟农山、翟际潜。满族。开封市人。民国2年(1913)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民国7年(1918)又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9年(1920)回国,次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任动物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动物研究
丹鹏晏
丹鹏晏(1888~1911)辛亥革命烈士。乳名根柱
王毅斋
王毅斋(1896~1972)学者。开封市杞县人。早年毕业于河南省高等学堂,民国12年(1923)赴法国、奥地利留学。民国17年(1928)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19年(1930)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民国36年(1947)组织河南省民盟地下支部。
陈玉璋
陈玉璋(1898~1976)书法家。开封市人。
杜孟模
杜孟模(1904~1974)教育家。开封市杞县人。字宏远。民国14年(1925)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翌年加入中国。毕业后先后在北京、济南、开封等地任教。他坚持宣传革命,组织中共外围组织,动员青年投身抗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开封高中校长、开封师专副校长、开封市副市长、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民盟河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副省长等职唐朝与山东有关的对外交往
唐朝建国以后,恰逢日本大化革新时代,由于在日本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起推动作用的高向玄理、灵云、僧旻等均是在中国留学和考察过的著名学者,他们对盛唐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提出“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须常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先后派出15次较大规模的遣唐使团,在这15次使团中,有7次是从山东沿海登陆,8次从山东沿海返航。(见文后附表)从山东沿海登陆的日本遣唐使团,上岸后沿登州、莱州、青州、齐州(今山东济南)、曹州(今山东菏泽)进入河南境内,经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最后到唐国都长安。这也是盛唐文化输入朝鲜、日本的重要通道。在整个公元7世纪,日本政府派往唐朝的3次遣唐使团,都由山东登陆。在这些使节中,值得一提的是唐朝遣日使节高表仁和日本遣唐大使高向玄理。
高向玄理在隋唐中日关系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曾至少两次返于山东半岛。隋大业三年(607),他作为留学生随小野妹子到唐朝,在长安学习长达33年之久,取得了丰富的知识,在大化革新中施展了才干。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已年过花甲的他担任遣唐大使再次率遣唐使团经山东半岛到长安,此次出使,他还肩负有与唐政府谈判解决朝鲜半岛冲突的重大责任。当时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争斗激烈,新罗以唐政府为靠山,百济则引日本以为援,双方剑拔弩张。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国内发展较快,开始想在朝鲜半岛获取立足之地,然而唐政府也不愿看到与自己唇齿相依的朝鲜半岛为日人所控制,因此双方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了激烈斗争。在这种状况下,年事已高的高向玄理又担负起来中国访问以解决矛盾、平息冲突的重担。高向玄理这次出使虽不能说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因为在十年后就发生了唐日两军在朝鲜半岛上的激战,但至少在当时缓和了矛盾,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高向玄理不久后就逝亡于中国,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可以说他的半生是在中国渡过的。
唐代,随日本遣唐使团往返于山东的还有许多留学生和学问僧,7世纪随遣唐使船自山东沿海登陆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每次100人左右,他们随遣唐使到长安学习一二十年后,再随下一次遣唐使船自登莱返国。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日本著名学者。如唐高宗年间日本学问僧道昭,663年自山东到长安后,先跟随玄奘学习法相宗,又兼学禅宗,在中国学习9年后返国,是第一个在日本传播法相宗的人。后热心于社会福利事业,将在中国学习到的凿井架桥技术在日本推广,并率先在日本推行火葬制,深为后人所敬仰。657年随新罗船经山东到长安的学问僧智通和智达二人,也是玄奘的弟子,回国后,均称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代祖师,智通后来还被日本天武天皇任命为僧正。
日本遣唐使船走南路后,来到山东的日本人有所减少,但仍有一些日本人的足迹留在山东各地。唐文宗时期来中国的日本著名僧人圆仁就在山东活动长达四五年之久,并写出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著作。因圆仁之事已有专文议述,本文就不再谈及。送圆仁来中国的遣唐使船走的是南路,但他们返国时,则是从北路而行。这次以藤原常嗣为大使的遣唐使团,返回时在楚州(今江苏淮安)雇佣了九艘新罗船,沿山东海岸而行,曾在登莱一带沿海逗留两月之久。同船而行的还有圆行、常晓、戒明、义澄等后来在日本很有影响的日本僧侣。圆行和常晓都是日本入唐著名学问僧、日本文字的发明者之一空海的弟子。他们入唐学习两年,将大批佛经、佛象带回日本,成为日本佛教流派之一密宗的主要开创者。二人都游览了山东半岛的秀丽的风光。
日本遣唐使、学问僧、留学生及随行人员、经朝鲜海岸、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这条航线而行,虽然危险性较直渡东海要小,但也要克服许多困难,甚至付出重大代价,特别是当登莱沿海风高浪大之时,船舶往往无法靠岸,只能在海上漂泊,甚至船被风浪击坏,无法按期航行。特别是唐后期,由于受安史之乱影响,登莱一带经济残破、自然灾害又频生,遣唐使们路经此地粮食也往往发生困难。
日本遣唐使由山东沿海入境表
程序 使节姓名 船数 入唐时间 归国时间 备注
1 大仁上御田秋大仁药师惠日 1 630年 632年 唐使高表
仁随行
2 吉士长丹 1(120人) 653年 654年
3 高向玄理
河边麻吕 2 654年 655年
4 坂合部石部 2 659年 661年
5 守大石坂
合部石积 不详 665年 667年 送回唐使
刘德高
6 河内鲸 不详 669年 不详
7 下高元度 1 759年 761年(南路) 唐使深惟
岳随行
8 藤原常嗣 4(返回时9艘) 834年 837年 从南路出发漂到登州再返回
在唐代中国与新罗的政治交往中,有以下几件事与山东半岛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件是唐代开元年间,渤海靺鞨政权兴兵入侵登州,唐政府邀请新罗国王金兴光援助登州、合击渤海之事。新罗此次出兵配合唐军行动,虽然由于遇到大雾天气道路艰险难行,半途折回,但有力地牵制了渤海军队,迫其从登州退兵,解除了山东半岛之危局。这次在登州联合反击靺鞨入犯的行动,增进了唐朝与新罗的友谊。在这场中新两国联合军事行动中,新罗国王和在唐朝为官的新罗人金思兰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理所当然地得到唐政府褒奖。唐玄宗对他们也很感激,所以在4年以后新罗国王金兴光病故后,玄宗仍不忘其功绩,“诏赠太子太保,仍遣左赞善大夫邢寿摄鸿胪少卿,沿往新罗韦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封仪同三司、新罗王。”[6]值得注意的是,在邀请新罗国王出兵登州援助时,唐政府还加封他为“宁海军大使”。宁海军不见唐代建置,但金代曾一度将牟平县改为“宁海军”,后称宁海州,不知是否有引申唐代“宁海军”之意。估计宁海军使负责治安的范围应包括山东半岛附近的沿海地区。唐朝任命新罗国王为宁海军使,是借助新罗力量维护山东、江苏沿海到朝鲜西海岸一带海上治安的重任。这个职务从金兴光起,到后来继位的新罗国王也都带有这个职务,实际上宁海军使也成为唐代皇帝加封给新罗国王的世袭之职。这个职务的授与也反映出唐政府对新罗统治者的高度信任与倚重。
另一次有关山东的事件是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唐郓州(今山东郓城)节度使李师道发动叛乱,唐朝除发兵镇压以外,也向新罗派出使节,要求新罗出兵援助。此次新罗出兵山东协助唐朝平叛,《新唐书•东夷传》和《旧唐书•东夷传》里均无记载。在《新唐书•唐续传》里只是提到唐宪宗年间,李师道叛乱发生后,唐政府先后下令武宁节度使李愿、横海节度使郑权、武宁将李祐、宣武节度使韩弘、淮南节度使李夷简、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陈许节度使李光颅群起攻围李师道。由此可见唐政府对处于山东西部的李师道叛乱极为重视,几乎调动了所有的军事力量平叛。在此种状况下,唐政府借调新罗兵平叛也在情理之中。
对此事件,朝鲜史籍《三国史纪•新罗本纪》中也仅有寥寥数语,说新罗宪德王在接到唐政府书信后,即“命天军将军金雄元率甲兵三千以助之”,至于新罗军如何协助唐军平叛,则缺少记录。但根据战争过程推断,宪宗能迅速平叛,估计也是有新罗军一份功劳的。这也是唐与新罗联军在山东境内的一次联合平叛行动。因新罗国王接受唐朝册封,在受到唐朝邀请后,也有义务协助唐朝平叛。
在唐朝与新罗的经济交往中,山东沿海的登州、莱州是两国贸易的桥梁和通道。
由于唐朝与统一后的新罗关系密切,双方通过使节往来并随带商品而进行的官方贸易十分兴隆。据新罗史书记载,通过海路向山东、江苏、浙江沿海运到中国的货物多达百余种。其中有金属类的金、银、铜等;工艺品类的金钗头、鹰金 镞子、鹰银镞子、鹞子金镞子、缕鹰铃、金花鹰、金花鹞子、鎝铃子、金镂鹰尾筒、瑟瑟细金针筒、金花银针筒、针、金佛像、银佛像等等;纺织品类有朝霞锦、大花鱼牙棉、小花鱼牙锦、鱼牙绸、三十斤绸纷缎、龙绡、布等;药材有人参、牛黄、茯苓等;动物有马、狗、鹰、鹞子等;此外还有鱼类和豹皮类。唐朝回赠或向新罗出售的主要有工艺品和纺织品,工艺品中如金器、银器、金银细器物、银碗等等;服装类有锦袍、紫袍、紫罗绣袍、押金钱罗裙衣、金带、银细带、锦细袋等等;纺织品类有彩素、锦彩、绫彩、五色罗彩、绫锦细带等,此外还有各地的茶叶和部分书籍。
与官方贸易相比较,在山东沿海一带民间贸易更为兴盛,活动于日本、新罗和山东沿海一带的新罗商船往来频繁,如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提到过的金珍、郑客东、陈忠等人,都是往来于新罗和山东沿海一带的商船船主。他在楚州(今江苏淮安)曾雇请熟悉江苏、山东一带沿海道路的新罗人,一次就雇到60余人。
唐后期的山东半岛从北面的莱州、登州直到南面的诸城、高密等地,甚至延伸到西面的青州,到处设有新罗馆、新罗坊等新罗人开设的或专门接待新罗人的客站,也说明了留居该地区新罗人的众多及在山东半岛活动的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山东半岛与新罗之间经济文化的交往是非常发达的。
唐代新罗知名人物在山东的活动,除了前述的张保皋以外,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和僧人。自唐朝建国以后,新罗不断向唐朝派出留学生到长安国子监学习,一般学习10年以后回国效力。除了这些正式的官费生以外,还有一些自费到唐朝的留学生,学成以后,既可回国效力,也可在唐朝做官。在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象金云卿、崔致远等杰出的人物,他们大都自山东沿海进入中国,到唐朝学习期满后出任唐朝官员或回国为官。如金云卿是新罗留学生中考中进士的第一人。会昌元年(841)七月,他被授与淄州长史,在山东淄州(今山东淄博市)为官,任职期间因他极有才干,唐政府还曾派他担任赴新罗的宣慰副使,作为唐朝官员出使故国,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并得到唐朝皇帝亲赐的绯鱼袋。新罗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诗人崔致远12岁自新罗渡海经山东到长安学习,18岁考中进士,后来回国为官,并成为朝鲜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朝鲜《三国史记•崔致远传》中有同学顾云在其从唐朝归国时相送别的诗句:“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或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描写了他到中国学习成才的经历。
这些留学生把中国文明传播到新罗,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面都推动了新罗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唐代一些新罗著名的佛教僧侣也到过山东半岛。如新罗佛教的早期传播者慈藏,于贞观十二年(638)率弟子十余人渡海至登州,后赶赴长安,经过五六年刻苦攻读佛经,于贞观十七年(643)携藏经、妙像、幡花等归国。此后,经他传播,新罗“一代佛法,于是兴显”。[9]后来他被新罗国王任命为“大国统”,专管佛教事宜。另外如唐朝名僧义净在印度遇到的新罗僧慧业、玄太;崔致远在长安见到的新罗僧戒明法师等,都是在朝鲜历史上颇有名气的高僧。他们都是渡海先经山东再到外地,或终老于山东,在山东这块与朝鲜一衣带水的邻国大地上,施展了自己的抱负。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北京西山的迷人之处还有一点,那就是西山与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不解的情结,至今人们仍称西山为中国地质的摇篮呢。
凡是被称为摇篮的总会有它与某个事物存在着渊源关系的因素。我们说西山与中国的地质科学研究和地质教育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还要从头说起。
早在20世纪之前,地质科学还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然,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是有的,但进行地质调查的人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而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有德国的、有俄国的、有美国的、有日本的,还有瑞典的,等等。这些人来到中国进行地质调查工作,我们不排除他们是为着科学研究的目的,但是当时的中国极贫极弱,徒有一副巨大的躯体,腐败的统治、科学和技术的落后,使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列强们开着军舰,架着大炮纷纷来到中国,其目的就是要分一杯羹。为此,来到中国进行地质调查的外国人有些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来。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地质调查的先例。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章鸿钊在回忆中国地质调查历史的时候说道:“我们的中国占了东亚这一大块土地,在地质学上的地位这是何等重要!所以在地主人尚未觉察,欧美各国之地质学已到昌明的时候,便会有远道的专门学者来代执行初步开辟的工作。”地质学在中国的确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西学(指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为什么会东渐,这是历史学家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到19~20世纪之后,作为全球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给予关注的重点。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规律是自然选择的法则,所谓优胜劣汰就是自然选择的表现。那么,人类社会应该也不会不受这个规律的制约。中国有一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贼”。虽然是竞争,但斗争的结果造成的事实,却是一个不能不接受和承认的事实。但它也表明了生存—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通常被称为王者的天下,这是一种实力(不排除人的智力和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表现则是人的群体的威慑力)政策的表现。那么到了近代社会,这种实力政策改变了吗?没有!其改变只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掌握科学技术高与低的差异、经济实力强与弱的区别。所以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强者自然可以横冲直撞,欺凌弱者,弱者则只能东躲西藏,受人鱼肉。中国在近代社会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的就是一个弱者的角色,徒有一方广阔的土地,却不得不受制于人。百年中国近代史充分表现了这种差异及其结果。这种无法使人接受的结果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感、自尊心,和中国知识阶层科学救国的决心和行动。中国地质事业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晚清的中国在列强的欺凌之下,蒙受了旷古的耻辱,腐败的晚清政府已无力挽救这种颓败的局面。国破山河碎,这沉重的烙印深深地刻在国人的心灵深处。章鸿钊在他的自传《六六自述》中激愤地写到:“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知之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层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地质学者有体有用,仅就其用言之,所系之巨已如此,他何论焉。予之初志于斯也,不虑其后,不顾其先,第执意以赴之,以为他日必有继予而起者,则不患无同志焉,不患无披荆棘,辟草莱者焉。惟愿身任前驱与提倡之责而已。”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他以开展地质科学以拯救祖国之用意,其心良苦,其志弥坚。
1912年(民国元年),在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一个地质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地质机构,所以人们认为以此为标志,代表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端。然而这个地质科名副其实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章鸿钊(见照片4)。他是地质科的科长,但除他之外再无第二个人,他为争得开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一席之地上下奔波,草拟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规划,网罗热衷于发展中国地质学的同仁知音,但是,在当时真正认知并掌握地质科学的人在中国是太少了,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当时的几万万人群中从事地质学研究的只有几个人而已。章鸿钊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同年他参加了京师(北京)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以最优异的成绩获“格致科进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在考试期间他认识了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同样是学地质的人士——丁文江,科学救国,共谋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夙愿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见照片5)。中国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资源虽丰,却任其深埋于地下而无力发掘和利用,究其原因是中国没有专门的地质人才。对于这一点章鸿钊、丁文江等有志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士是深刻认识到的。“中国之地质调查事业,完全以教育事业做基础的。调查事业无论开刃时代,或是守成时代,所最需要的是专门人才,专门人才非由教育不能产生的。并且教育事业非在本国建设基础,还是不能成功,前清何尝不派遣留学生,只因为没有在本国把教育基础建设起来,所以凡关科学事业无往而不落后,无往而不失败,成败之分,根本在这一点。”以上论述是从章鸿钊《中国地质发展小史》上摘录下来的。他的用意很明确,第一强调了人才的重要;第二强调了培养我们自己科技人才的重要。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然而人才的培养何其容易,不是朝夕可至,一蹴而就那么简单的。所以紧接着他又谈到:“原来国家一种事业,决不是一时代所得完成的,全在有人能承先启后,不断努力,才会开花结实,发扬光大。……古人说:‘百年之计树人’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我们不得不钦佩这些开拓中国现代科学之路的先驱者,他们不但具有洞察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能力,更难得的,是他们具有身体力行,言必行、行必果的决心和意志。1912年4月丁文江任地质科科长,他和章鸿钊一起把章鸿钊筹划的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规划一步步地变为了现实。
你可能会问,这些事与西山有什么联系吗?
章鸿钊和丁文江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科学奔走呼号,倾心尽力。然而,谈救国易,图救国难。欲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人才匮乏是首要的问题,培养中国的地质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
1913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办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名为研究所,实际是一所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才的学校。校址是借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旧址马神庙。这所学校开办的时间只有三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一期,人数只有22人。这22人是中国人自己办学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专业人才,在中国荒瘠的大地上,这期学生就像种子在中国地质学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破土而出了。地质研究所在中国地质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地质学的研究首先应以地质调查为前提,舍去这个前提地质学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地质研究所开办期间共组织学生野外实习十余次,而首次实习的地点就是北京西山。那是1914年的事情了。从那时起北京西山就成为学生进行实习的首选之地,时至今日,也是如此。这就是西山被称为中国地质的摇篮的原因,她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有着不解之缘。
地质研究所虽然只招收了一期学生,且人数不多,但是,对这些学生的培养却是严格认真的。正如章鸿钊等人期望的那样,这些人是中国地质科学的种子,有种子,再施以合理的培育,就不愁种子发芽、成长。他们称之为“百年树人”的规划。
地质研究所制定了教学计划,规定学制为3年,每个学年分3个学期。课程安排强调基础知识的强化,以求打下坚实的功底。在第一学年强调基本知识,第二学年注重地质学的根本知识和理论,第三学年则把所学知识的应用作为重点。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计划。其中基础课有国文、微积分、解析几何、大三角、物理学、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图画等;在专业基础课方面则开设了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地文学、测量学、机械学、照相术等;设置的专业课有地质通论、普通矿物学、造岩矿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矿床学、冶金学、采矿学等。除去这些课程之外,还开设了英文、德文课程。为了培养和锻炼学生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注重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学校十分重视野外实习。地质科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知识科学,它强调以自然为本,自然界的一切客观现象是研究的问题,而一切的解答方案只能通过实践来给予验证。
早在1868年,一位德国的地质学家名叫李希霍芬的就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他进行了4年的地质调查,回国后写了5大卷的著作,名为《中国》。在中国的几年间,他除了进行地质考察之外,通过对中国很肤浅的了解,得出了一个认识,他认为:“中国士人贤性聪明,在科学上可有成就,但其性不乐跋涉,不好劳动,故于地质学当无能为。”此话由他漫不经心地说出来,却深深地刺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这些话被丁文江等人记在心里,他们没有气馁,而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地质研究所这班学生们身上,以期外国人的感觉被中国知识分子的努力证明此话言无实据。
地质研究所开办了3年。地质调查、野外实习范围“北抵朔漠,南涉潘阳”前后共进行了十余次。事实表明李希霍芬的认识是片面的,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带领下,地质研究所的学生们经常到野外实习,从北京的西山地区开始,进而到河北、山西、山东、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野外实习不仅使学生们熟悉并了解了课堂上书本里学到的知识,同时极大地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和品质。学生们努力,教员们认真,他们不以山高路险为惧,每天都要达到预先的目的为止,有时一天要连登1500多米的高山,疲劳之中仅以干馍馍充饥,但他们的精力充沛,情绪高涨。自1914年7月至1915年11月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在教员们带领下采用集体或分组的形式对包括北京西山在内的北京地区进行了9次实习考察。他们跋山涉水,不畏艰苦,所经过之地都留下了他们的斧痕和足迹。他们手拿地质锤,身背所经之地采得的地层岩石标本,饥食干馍,渴饮山泉,无怨无悔。这9次实习考察所经之地归纳起来有:
宛平县:斋堂、门头沟、三家店、杨家墩、碧云寺、卧佛寺、玉泉山、温泉寺、王平村、磨石口、潭柘寺、戒台寺;房山县:万佛堂、周口店、坨里、长沟峪、安子;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八达岭。
这些学生后来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者,用他们的努力和实践开创了中国地质事业的明天,他们没有辜负章鸿钊等人的期望,以科学救国为己任,为发展祖国的地质科学而鞠躬尽瘁,为后人所景仰。
地质研究所在3年之中培养了中国地质事业的一代精英,令人可亲可敬。
为了使这一历史不至被人遗忘,现将地质研究所毕业的22人列出如下:
叶良辅 字左之 浙江杭县人;王竹泉 字云卿 河北交河人;谢家荣 字季骅 上海市人;刘季辰 字寄人 安徽淮北人;赵自新 江苏嘉定人;周赞衡 字柱臣 江苏奉贤人;徐渊摩 字厚甫 江苏武进人;徐韦曼 字宽甫 江苏武进人;谭锡畴 字寿田 河北吴桥人;朱庭祜 字仲翔 上海川沙人;李学清 字宇洁 江苏吴江人;卢祖荫 字心培 江苏武进人;马秉铎 字振寰 河南光山人;李 捷 字月三 河北成安人;仝步瀛 字海波 河北永年人;刘世才 字翔孔 河北晋县人;陈树屏 字翼宗 河北井陉人;
赵汝钧 字
衡 河北吴桥人;杨培纶 字仲廉 浙江吴兴人;祁锡祉 字松坪 河北永年人;张 慧 字畹九 河北任丘人;唐在勤 字迪民 上海市人。
在这22人中,拿到毕业z书的有18人,另有3人只得到了修业证书,而1人则什么证书也没拿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地质研究所培养人才的标准。
北京西山在面积约3000多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很多著名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其位置多在低山地区及山麓一带。
清人吴长元在他编著的《宸垣识略》卷一形胜篇中说:“西山内接太行,外属诸边,磅礴数千里,林麓苍莽,谷涧镂错,其物产甚饶,古称神皋奥区也。卢沟、琉璃、胡良三河,山水所洩,多归其中。其水皆藻绿异常,风日荡漾,水叶迭映,倚阑流览,令人欣然欲赋”(见图13)。时光流逝,岁月变迁,那么现在的西山其山其水,是不是依然如故呢?我们不妨走进西山的画卷之中,亲临体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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