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数据发展的新动向与新趋势

全球大数据发展的新动向与新趋势
目前，伴随移动互联网、智能硬件和物联网的快速普及，全球数据总量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机器学习等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创新也日趋活跃，使得大数据隐含的价值得以更大程度的显现，一个更加注重数据价值的新时代正悄然来临。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7年度《世界数字竞争力排名》显示，各国数字竞争力与其整体竞争力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态势，即数字竞争力强的国家整体竞争力也很强，同时也更容易产生颠覆性创新。实际上，以美国、英国、韩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向重视大数据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更是把大数据视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大力抢抓大数据技术与产业发展先发优势，积极捍卫本国数据主权，力争在数字经济时代占得先机。我们从各国发展大数据的新举措中或许可以窥探到大数据发展的新趋势。
美国：稳步实施“三步走”战略 打造面向未来的大数据创新生态
美国是率先将大数据从商业概念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国家，通过稳步实施“三步走”战略，在大数据技术研发、商业应用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已全面构筑起全球领先优势。
第一步快速部署大数据核心技术研究，并在部分领域积极开发大数据应用。2012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大数据研究发展倡议》，以提升从海量和复杂数据中获取知识、挖掘价值的能力，进而推动科学与工程领域创新步伐加速。第二步调整政策框架与法律规章，积极应对大数据发展带来的隐私保护等问题。2014年美国发布《大数据：把握机遇，守护价值》白皮书，再次重申要把握大数据可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创新动力的重大机遇，同时也要高度警惕大数据应用所带来的隐私、公平等问题，以积极、务实的态度深刻剖析可能面临的治理挑战。第三步强化数据驱动的体系和能力建设，为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提供长远保障。2016年美国发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形成涵盖技术研发、数据可信度、基础设施、数据开放与共享、隐私安全与伦理、人才培养以及多主体协同等七个维度的系统的顶层设计，打造面向未来的大数据创新生态。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对大数据应用及其产业发展持续关注，并督促相关部门实施大数据重大项目，构建并开放高质量数据库，强化5G、物联网和高速宽带互联网等大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字贸易和跨境数据流动等。2017年4月美国能源部与退伍军人事务部联合发起“百万退伍军人项目（MVP）”，希望借助机器学习技术分析海量数据，以改善退伍军人健康状况。2017年9月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发布美国首个可公开使用的数据库，其中包括全美600多个卫生系统。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一直积极与他国展开合作，以预防数字经济监管障碍、促进信息流动和反对数字本地化等。
英国：紧抓大数据产业机遇 应对脱欧后的经济挑战
大数据发展初期，英国在借鉴美国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本国特点和需求，加大大数据研发投入、强化顶层设计，聚焦部分应用领域进行重点突破。近期英国特别重视大数据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密集发布《数字战略2017》《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等，希望到2025年数字经济对本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值可达2000亿英镑，积极应对脱欧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
2012年，英国便将大数据作为八大前瞻性技术领域之首，一次性投入189亿英镑用于相关科研与创新，在八大领域投入总额中占比高达386%，远超其余七个领域。随后，英国将全方位构建数据能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于2013年发布《把握数据带来的机遇：英国数据能力战略规划》，提出人力资本（研发人才与善于运用数据的民众）、基础设施和软硬件开发能力，以及丰富开放的数据资产是发展大数据的核心，事关能否在未来竞争中占据领先优势。该战略同时提出了11项具体行动部署，短短两三年便释放出巨大的数字潜力。从2010年至2015年，数字经济对英国经济增加值的贡献增长了217%，超过了同期经济增加值增长率的174%，2015年数字经济规模为1180亿英镑，在经济增加值中的占比超过了7%，其中数字商品和服务出口总值超过500亿英镑。
为从数据中挖掘出更大的价值，创造并维护一个能够保持更多收益和增长的经济体系，同时让全社会都能从中收益，英国政府在2017年3月提出了新时期发展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数字战略2017》。新战略中提出七大目标及相应举措，特别是对各个目标都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一是打造世界一流的数字基础设施，二是使每个人都能获得所需的数字技能，三是成为最适合数字企业创业和成长的国家，四是推动每一个企业顺利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五是拥有最安全的网络安全环境，六是塑造平台型政府，为公众提供最优质的数字公共服务，七是充分释放各类数据的潜能的同时解决好隐私和伦理等问题。
2017年11月，英国面向全社会发布《工业战略：建设适应未来的英国》白皮书，强调英国应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绿色增长、老龄化社会以及未来移动性等四大挑战，呼吁各方紧密合作，促进新技术研发与应用，以确保英国始终走在未来发展前沿，实现本轮技术变革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为此，2018年4月底英国专门发布《工业战略：人工智能》报告，立足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从鼓励创新、培养和集聚人才、升级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以及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等五大维度提出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
韩国：以大数据等技术为核心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多年来，韩国的智能终端普及率以及移动互联网接入速度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这使得其数据产出量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充分利用这一天然优势，韩国很早就制定了大数据发展战略，并力促大数据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2016年年底，韩国发布以大数据等技术为基础的《智能信息社会中长期综合对策》，以积极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
2013年12月，韩国多部门便联合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将发展重点集中在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和大数据市场创造上。2015年年初，韩国给出全球进入大数据20时代的重大判断，大数据技术日趋精细、专业服务日益多样，数据收益化和创新商业模式是未来大数据的主要发展趋势。基于此，在同年发布的《K-ICT》战略中，韩国将大数据产业定义为九大战略性产业之一，目标是到2019年使韩国跻身世界大数据三大强国。韩国还非常注重对他国经验的借鉴，2015年5月中国发布《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后，韩国专门对中国与韩国大数据应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聚焦韩国大数据应用水平与大数据市场不协调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
近两年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倒逼韩国重新审视本国智能制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于2016年年底提出《智能信息社会中长期综合对策》，将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界定为智能信息社会的核心要素，并提出具体的发展目标与举措。
一是充分挖掘数据资源价值，强化未来竞争力源头。构筑开放共享的大规模数据基础设施，到2025年实现320个公共机构的数据开放；促进数据流通和使用，激活数据交易市场，推动公共和民间数据实现以价值为导向的交易；激活数据分析企业，到2020年数据专业服务企业规模达到100家；培养大数据专业人才，将每年培养的数据科学家数量从2017年的500名增长到2030年的1000名；发展区块链技术，提高数据管理可靠性等。二是筑牢大数据技术基础。加强数学方法论研究，长期稳定支持新型学习推断、量子计算、神经形态芯片等下一代计算技术研究，推动科研大数据开放共享，推进产业数据中心建设，强化产学研合作共同研发产业共性技术等。三是面向数据服务需求，构筑超连接网络环境。确保频率资源供应，有序推进5G商用化进程，实现大规模机器间通信，实现不同业务网络之间的实时超连接；推动通信运营商体系优化，摒除后发企业进入运营行业的壁垒；进一步强化物联网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并充分利用智能传感器数据；分阶段引进量子通信与安全网络等。
大数据发展新趋势
综合以上几个典型国家的新动向和新举措，可以发现当前及未来全球大数据发展的新趋势。
一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日益融合，成为各国抢抓未来发展机遇的战略性技术。英国在工业战略中强调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很有可能推动现有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被颠覆和取代。日本将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界定为建设超智能社会服务平台必不可少的共性技术。韩国与日本相似，将智能信息化社会定义为“ICBM（物联网、云服务、大数据和手机）与AI（人工智能）相融合的社会”。
二是大数据资源对各国经济政治博弈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特朗普再次将“数据”比喻为一种能源，他认为掌握了数据及相关能力，就是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效抵制敌对意识形态以及部署建设最强大军事力量等构建了最基础的保障。最近的“脸书危机”事件，再加上近年来“剑桥分析”及其母公司“战略通讯实验室”参与多国选举活动事件，使得大数据资源及相关技术成为某些国家利益集团及企业影响政治生态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手段，各国政治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预测。
三是大数据应用基础条件发生跨越式变化。一方面政府数据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宽，多源数据融合技术的进步，为公共服务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技术层面的保障，数据的标准化及开放则成为各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平台型政府的资源保障。另一方面大数据应用的基础设施将成为与水电气暖等相类似的设施，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这其中包括物联网、智能硬件等数据采集类设施，5G、光通信等超高速数据传输类设施，以及超级计算机、云计算以及边缘计算等计算类设施，以及新型的存储设施等等。
四是大数据安全为各国实现“平衡”发展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各国大数据发展战略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数据开放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的侧重点不同，比如欧盟希望通过强制性的统一标准最大限度的保护个人隐私，而美国则更相对弱化法律约束、希望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这种态势对未来全球大数据国际规则的融合发展提出了新难题。同时对大数据企业权利和义务也要进行再平衡，监管太严将限制企业创新的脚步，但如果放手太多，在实践中难免出现企业对个人隐私大规模侵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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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是科技创新与扩大内需的共同需要。
数字资源是 21 世纪的石油，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数字经济是什么？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 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 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 经济形态。我们理解，基于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我国将不断完善数字生产关系，并产生包 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内的新生产力。"
数字经济的定位：畅通供给，丰富需求。
一方面，数字化改造和善用数据要素将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 盖性特点，能够助力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
另一方面，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均创造了大量经济增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其中既包括以 ICT 行业为核心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也包括数字零售、数字支付等大量数字化消费升级。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和扩大内需双重任务下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从科技创新角度来看，数字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与创新驱动发 展的国家战略相匹配：
前沿研究：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 存储。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 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
“卡脖子”环节突破：高端芯片、 *** 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 业；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等先进制造业。
另一方面，从扩大内需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赋能，成为全面 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领域：
数字消费的进一步升级扩容：从已经十分蓬勃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络娱乐（游 戏，社交，视频等），逐步向教育、医疗、文化等新生活场景演进。借力于数字化， 服务业低效特征正在改变。
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基建的重要一环：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 效的基础设施。重点包括：5G 网络、光纤通信、IPV6、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
数字场景在社会经济迅速普及，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数字化空间巨大。场 景将进一步普及，包括：数字农业与工业物联网，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数字政务与 数字政府，数字物流与数字贸易。
中国已经取得数字竞争优势，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2020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近 40 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与 2005 年相比，15年时 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翻了15 倍，增速惊人。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1 年 3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十三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 166%。这远快于 GDP 平均增速 74%，是其两倍还多。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数字经济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增长引擎，数字经济渗透率也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 4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或将超过 40%。
在数字产业化稳步前进的同时，中国产业数字化开展顺利。按照国内习惯分类，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根据江小涓教授的解释，数字产业化指的是数字及相关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数据服务业等。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78%。所谓产业数字化，是指各类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包括数字农业、数字制造业、数字服务业、数字两化融合等广泛的产业领域。从比重上看，目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别占到数字经济的 1/5 和 4/5 左右。
但是客观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仍大而不强。
一方面，虽然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列全球第二，但根据 2018-2019 年数字经济指数，中国得分 362，处于全球第二梯队（第九名）， 德国、英国、美国则都超过 40。
另一方面，中国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同。北京、 上海数字经济占比超过 50%；贵州、重庆、福建 2020 年增速则超过 15%。《“十四五”数 字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 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从“十四五”目标来看，中国对数字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总结来看，“十四五”数字经济目标基本涵盖了数字产业化、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传统数字消费（电商）等多方面，体现了政策层希望全 面开花、蓬勃发展的希冀。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产业化部分）增加值占 GDP 比重要从 2020 年的 78%提升到 2025 年的 10%。静态看需要 53%左右年均增长率，但考虑到“十四五”期间 GDP 平均值增速预计也在 53%左右，实际上是要 11%左右的增速，即两倍增速。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迅猛，ICT 领域国产替代浪潮兴起，互联网领域诞生大量全球巨头，基数也并不低，因此这一目标代表着中国对数字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IPV6 活跃用户数五年目标几乎翻倍。从 2020 年 46 亿户到 2025 年 8 亿户。
千兆宽带用户数五年目标几乎十倍。从 2020 年 640 万户到 2025 年 6000 万户。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五年超三倍。从 2020 年 147%到 2025 年 45%。如果考虑到企业数量的持续增长，实际增速更快。在线政务实名用户数五年翻倍。从 2020 年 4 亿人到 2025 年 8 亿人。
全国网上零售额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在五年时间需要增长 45%和 24%。作为全球第一大网购国，中国仍然制定了不低的增长目标，全国网上零售额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计划从 2020 年的 1176 万亿元和 3721 万亿元增至 2025 年的 17 万亿元和 48 万亿元。
数字新基建，政府指引投资方向，企业把握投资力度
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市场化程度较高
“新型基础设施”概念最早源自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的内涵和外延在近几年不断演进。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新型基础设施”一词，2019 年国家发改委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即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类。2021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点内容，并确立了“加速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适度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的发展思路。
新基建融于整个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过程，总结来就是聚焦两大产业链：通信设施产业链和数据计算产业链。从 2019 年国家发改委给出的新基建定义来看：
1）信息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通信网络、新技术和算力基础设施三大行业，具体到细分行业有5G、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和数据中心等典型的数字产业化行业，即是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和服务；2）融合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了智能交通和智慧能源等，即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赋能提高运行效率，是典型的产业数字化行为；3）创新基础设施则包括了科技、科教和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其模式类似于建造科研中心、建设高校及打造科技类产业集群，为高新技术事业单位和企业建设配套的传统产业园及相关的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中偏软件应用类行业理论上不属于传统理论的政府基建范畴，其本质属于老基建转型过程中所需要购买的“要素”。信息基础设施中除了硬件类的行业，软件类严格来说并不算是狭义的基建。从传统基建的定义来看，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部分偏软件应用类的行业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其本质是服务于改善公共服务系统效率的一种服务，本身并不是公共服务系统。融合基础设施则可以看作传统基建的数字化转型，部分信息基础设施是转型中需要被购买的服务要素，创新基础设施是为了新基建发展所配套的传统基建。
从数字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侧可直接发力的内容集中在归属于传统基建概念的行业。大多数新基建依靠企业投资，政府更多是采购的身份：
数字经济中一部分是作为传统基建的补充，例如 5G 基站、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相对“硬”的设施行业，这一部分与传统基建类似，可以由政府牵头发起投资，但在实际建设中国企替代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职责；另一部分是在传统基建向新基建转型过程中所提供的动力和支持，一方面包括人工智 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相对“软”的数据应用服务行业，另一方面则是涉及交通、能源等 在数字化转型中所需要的硬件设施，这部分投资更多依赖企业自身投资，政府在其中的作 用主要是采购相关服务与设备。
新基建市场化程度更高，以深圳 2020 年新基建计划为例，六成资金来自市场，政府投资项目仅占 40%。传统基建项目例如“铁公基”基本上是以政府或国企主导建设的。但是新基建的情况跟老基建不一样，以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紧密相连，而且直接服务于制造业这样的垂直行业，因此，新基建项目市场化运作的程度更高。以深圳 2020 年 7 月公布的 4116 亿新基建投资项目汇总来看，社会投资项目 34 个，总投资 2447 亿元；政府投资项目 61 个，总投资 1672 亿元。社会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投资占比为六四开。从项目的类型看，5G 网络、卫星通讯、算力设施等信息基础设施 28 个，总投资 2452 亿元；集成电路、8K 超高清、生物医药等创新基础设施 42 个，总投资 1016 亿元；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能交通等融合基础设施 25 个，总投资 651 亿元。我们通过分拆新基建的主流投资项目，认为：5G 基站建设高峰正在过去，数据中心则仰赖企业投资。东数西算虽为国家级战略，但仍然需要企业主导投资。
5G 基站：三大移动运营商主导投资进程，投资高峰正在过去
目前国内 5G 基站投资由三大运营商主导，下游需求增速放缓，投资高峰或已过去。国内 5G 基站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资产项目，其投资基本完全由三大运营商负责。从“十四 五”规划对于 5G 基站提出的预期性指标来看，其要求到 2025 年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 到 26 个，即需要累计建设 377 万个 5G 基站。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已经建成 1425 万座 基站，也就是说未来 2022-2025 年年均需要建设 586 万个 5G 基站，从三大运营商今年 的目标来看，预计 2022 年新建超过 67 万个基站。
数据中心：仍是企业自身投资行为为主，地方政府提供土地财税等支持
按照算力形态分类，可将数据中心分为超算、通用智算以及边缘算力。长期以来我国 数据中心以通用算力为主，超算、智算及边缘数据中心应用和数量还有待增长。当前通用算力是数据中心的主力，按照机架规模计算占比超 90%；超算中心主要应用于国家重点科研领域，商用场景较少；智算中心现有规模占比不高，边缘数据中心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加快，其需求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报告来源：未来智库）
占比较低的超算中心政府投资比重反而较高
超算中心投资依靠政府意愿、国家资金保障以及企业的技术支撑。从国际经验来看，超级计算中心的建设和运营资源基本均来自政府，运营管理模式上可以区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直属制以及欧洲为代表的股份制。我国超算中心发展是依托国家科技部“863”支撑计划中关于超级计算机的研制所规划，主机研制则由厂商和各省各部委签订合作协议。资金保障方面，国家科技部通过“863”专项资金配套主机研发厂商进行主机研发投入， 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后续运营维护资金保障。技术方面由国防科大、曙光集团、江南计算所 以及浪潮集团等保证我国的超级计算机性能。
地方超算中心的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资金来源部分来自专项债。2020 年山东省专项债（十四期）募资 2 亿元支持济南超算中心项目建设，项目资本金 912 亿元，其他方式融资 1493 亿元。
其中，仅首府城市超算中心项目将经营期内的计算、存储资源经营收入作为债务还款来源，其余两个项目均以厂房、写字楼等物业的出租和出售收入作为还款 来源。募资建设方案没有突出数据中心项目的特点和优势，显示出当前项目主体对经营前景缺乏判断，这种情况在全国比较普遍，这也是地方政府筹建地方政务数据中心的最突出难题。
占比九成的通用中心则主要依赖企业投入
通用数据中心整体投资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政府作为辅助和引导。根据广州市数据中心建设发展指导意见、建设导则及绿色数据中心评价标准，要坚持数据中心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元主体参与建设，统筹土地、电力、网络、能耗指标等资源，合理布局建设各类数据中心，优化数据中心存量资源。政府对于通用数据中心可以支持的部分包括以下几方面：
1）土地、贷款和耗能指标：中央和全国各地文件都强调地方政府要完善配套的用地、贷款和用能政策。江苏省在《关于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信息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要保障用地、耗能指标配额，并推动转供电改直供电。内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的若干政策》中提出对在自治区建设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数据中心项目，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益，按规定计提各种专项资金后的土地出让收益中盟市、旗县（市、区）留存部分，用于支持项目建设。
2）电费优惠：山东省在《山东省支持数据经济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各类数据中心、灾备中心、超算中心、通信基站等执行工商业及其他电价中的两部制电价。对符合规划布局，服务全省乃至全国的区域性、行业性数据中心，用电价格在 065 元/kWh 的基础上减半，通过各级财政奖补等方式降至 033 元左右。根据实际用电量和产业带动作用，分级分档给予支持。
3）引导布局：以河北为例，文件要求优化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的布局和建设，引导超大型、灾备类数据中心向张家口、承德等能源、气候优势明显的区域聚集，低延时、 高宽带为主的大中型数据中心适度向石家庄、廊坊等区域发展。从国家的规划来看，目前的东数西算鼓励大量从事数据存储、离线数据分析等业务的数字经济企业在西部地区部署数据中心或购买西部地区数据中心云服务来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上海在节能方面提出存量改造数据中心 PUE 不高于 14，新建数据中心 PUE 限制在 13 以下。
数据中心建设仍主要依靠企业投资，地方政府放宽投资优惠条件以吸引数据中心的投资。目前国内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可以分为以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为代表的基础电信运营商， 以及 Equinix、Digital Reality Trust、万国数据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和第三方数据中心运营商依靠资源、资金及技术研发优势，通过培育自主品牌、拓宽国际营销渠道和提供全方位配套的数据中心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数据中心布局。正如前文所分析，数据中心作为新基建其特点是市场化运作程度极高，政府在投资过程中所能做的更多的是在提供生产要素给予优惠条件从而吸引厂商的数据中心投资。
东数西算：典型的市场主导型新基建计划，政府积极配合和引导
东数西算是国家层面对数据中心的产业规划。从规划看，与此前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思路类似，以国家引导带动资源跨区域合理配置。2 月 17 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 8 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西部地区较东部具有成本优势，同时绿电供应能与数据中心产业形成合理互补。西部经济发展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有广阔发展空间。数据中心作为高耗能行业，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营运成本 50%以上，因此数据中心在国家能耗双控的要求下难以在东部一线城市大力拓展业务，而西部地区却存在新能源电力富余消纳困难的问题，“东数西算”计划配合其较低的用地用能价格能够带来数据中心和西部绿电企业的双赢局面。东数西算除了考虑成本及耗能，亦有考虑到扶持经济较落后地区，西部地区有望培育处理后台加工、 离线分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东数西算核心目标：绿色、高效、科技创新、区域平衡的多方面进步。这一点在《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十分明确：到 2025 年，全国范围内数据中心形成布局合理、绿色集约的基础设施一体化格局；东西部数据中心实现结构性平衡，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运行电能利用效率降到 13 以下；数据中心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水平显著提高，使用率明显提升；公共云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全社会算力获取成本显著降低；政府部门间、政企间数据壁垒进一步打破，数据资源流通活力明显增强；大数据协同应用效果凸显，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批行业数据大脑、城市数据大脑，全社会算力资源、数据资源向智力资源高效转化的态势基本形成，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东数西算背景下，数据中心的投资模式将转变为由地方政府与数据中心企业合资成立数据中心产业园，政府的作用或有限。“东数西算”作为国家级别的规划，未来数据中心的投资模式或将从企业自建/租赁楼宇建设数据中心转向合资合作建设数据中心产业园/基地，地方政府主要提供用地用能其他审批便利。在产业生态方面，由地方政府成立的数据中心产业园/基地围绕数据中心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招商引资，打造数据中心产业集群。数据中心产业园中的核心设备仍需要依靠入驻企业自身投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政策方向指导，地方政府的作用更多是提供用地用能指标以及贷款便利，网络传输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合理的规划形成产业生态集群带动入驻企业的发展。
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三峡建设等国家重大规划类似，东数西算落地上 需要由企业担当投融资主力军。
南水北调工程投资规模约 5000 亿元，启动之初仰赖中央预算内资金投入及国有 银行的银团贷款，并利用了 2003 年的长期建设特别国债。2020 年南水北调集团正式成立，负责南水北调工程的前期工作、资金筹集、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负责南水北调工程安全、运行安全和供水安全，筹措后续工程等项目建设投资。
长江三峡工程则创造了“三峡模式”。三峡工程总体建设资金超过 2000 亿元，计 划之初，投融资方案确立为：第一部分是葛洲坝电厂的利润，大约为一年 6 亿元， 三峡工程 2003 年开始发电后的利润也将作为三峡工程的资金投入；第二部分是 三峡基金，在全国用电中，每度电加价 4 厘到 8 厘，每年收入近 40 亿元；第三 部分是商业银行贷款和购买国外设备采取的买方信贷，其中国外信贷为十几亿美 元；第四部分是发行债券，三峡总公司迄今已面向社会累计发行五期企业债券， 共筹集资金 140 亿元；第五部分资金来自长江电力 IPO，进行股权融资。
西气东输工程两期合计投资超过 3000 亿元，由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央企牵头， 进行投融资活动，后续也在 2012 年和 2013 年两次引入集体险资投资。2019 年 国家管网公司正式成立，负责油气干线管网及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 运营，负责干线管网互联互通和与社会管道联通，以及全国油气管网的运行调度。
西电东送工程投资规模超过 5000 亿元，由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牵头，进 行投融资活动。特高压、大能源基地等投资也是由主要央企投资进行招标建设。
政策意义在于引导规划并非亲自下场。东数西算的创新之处在于，此次投资市场化因素将更加凸显，未来包括央企、地方国企、大型互联网企业等多类型企业将围绕“东数西算”的政策方向加强建设。过去数据中心的投资布局主要基于用户需求和当地的综合因素。企业主要是根据市场行为来作出自己的决策，容易杂乱无序，不利于资源的调配和有效配置。“东数西算”出台后，新增的数据中心会尽量按政策方向来布局。当前数据中心的建设主要有自建和租赁两大模式，东数西算的启动形成产业集群会进一步鼓励拥有海量数据规模的企业采取自建模式。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在于引导投资方向以及提供配套设施，短期政府直接参与数据中心建造的模式预计较少。从已有的案例来看，三大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及地方国企已争相在西部建立数据中心。
数字产业化创新：“卡脖子”的关键突破
核心技术是数字经济建设的基石，而我国关键数字技术长期受制于人
核心数字技术可分为三大层级，而站在当前节点，基础数字软硬件的突破或是实现数字技术突破的关键症结。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纷繁复杂，我们认为其核心技术可分为三个主要层级，亦代表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三大步骤，即补齐关键基础技术，拓展核心产业技术，布局下一代前沿技术。核心技术突破是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关键，而基础软硬件的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则是一切数字技术发展的根基。
目前我国在数字经济的基础软硬件，尤其是高端芯片、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领域， 长期受制于人。根据 IC insights 数据，全球前 15 名半导体厂商中，美国有 8 家，中国大 陆地区无一上榜。
基础硬件方面，目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仍无法实现自主可控，对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从元器件、整机设备、软件、测试到组装的各个环节，目前我国均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无法实现自主可控，客观上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形成巨大掣肘。
目前，美国半导体公司在微处理器和其他领先设备中保持了绝对优势，并在研发、 设计和工艺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目前美国公司拥有全球半导体领域最大的市场份额， 达到 463%，其他国家/地区在全球市场中占有 7%至 21%的份额。2021 年全球前十大半 导体供应商，无一来自中国大陆。而在 2019 年的该排名中，我国的海思半导体曾以 1155 亿美元的收入排名全球第 9，市场份额达 28%。而受制于美国贸易制裁，目前海思已经退 出了全球前 25 大半导体供应商的排名。据 IC insights 数据，2020 年中国半导体自给率或在 159%左右，其中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 5%，如果不包括在中国大陆设厂的非大陆公司， 例如台积电、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这个数字将仅有 6%。
基础软件方面，目前我国在 *** 作系统、工业软件等应用领域缺乏竞争优势。 *** 作系统、工业软件等数字经济基础软件研发难度大、技术门槛高、可靠性要求较高，这导致其研发 周期长、研发费用高、迭代速度慢。高额的研发投入与较长的研发周期形成了较高的行业 壁垒，用户亦对头部软件形成强烈依赖，因此信息技术基础软件形成了强者愈强、赢者通吃的行业格局。以 *** 作系统为例，2019 年国内 PC 端 *** 作系统市场 88%份额被 Windows 占据，9%被 macOS 占据，而其余厂商份额不足 4%。
我国在高端工业软件领域基本被外国软件垄断，中国工业软件竞争力严重不足。以工 业软件为例，在“十四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将工业软 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基础软件与传统“四基”合并为新“五基”。工业软件是现代工业的核心组成，而中国工业软件大多依赖海外产品。具体而言：
研发设计类：研发设计类工业软件国产化率仅有 5%，国产可用的研发设计类产品仅 能应用于工业机理简单、系统功能单一、行业复杂度低的领域，如国产 CAD 应用与模具、家具家电、通用机械、电子电器等行业。而高端领域，中国 EDA 市场长期由 Cadence、Synopsys、Siemens EDA 三大巨头垄断，整体市场集中度高，前三大企业占比超 70%。
生产制造类：生产制造类工业软件占据国内半壁江山，但在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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