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现代性建设正在进行中。“五四”新文学为中国现代性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如果我们把近代、现代、当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鸳鸯蝴蝶派”文学无疑是中国现代性建设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主义，一是民族主义。
人文主义是在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主张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它肯定人的权力，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鸳鸯蝴蝶派文学以人的情欲抗拒封建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主张发展个性，主张婚姻自由。
鸳鸯蝴蝶派的早期代表作《玉梨魂》（发表于《民权报》）写的是一出爱情悲剧。青年寡妇梨娘和来家中教书的落难才子何梦霞相恋，这一对男女的感情相当炽热 ，但是迫于当时封建礼教的压力，他们只能通通信，作作诗，借此来发泄心中的相思之苦。梨娘痴得很，她想自己不能和梦霞结合，就打算把自己的小姑介绍给他，以弥补这个缺憾。事情得到公公的同意。可男女双方都勉强之至。梦霞的心上人还是梨娘，小姑则为这不自主的婚姻而伤心。三个人都怨，都恨。梨娘因情伤而病 ，病中拒服药石殉情而死。这正是梨娘对迫害她的罪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争。这部小说所揭示的爱情悲剧主要目的是揭示封建社会给青年男女所造成的婚姻不能自由的痛苦。可有的批评者却认为作品宣扬了梨娘“发乎情，止乎礼”的封建贞 *** 观念，这是没有道理的。何梦霞在深受刺激后，也有所醒悟，发出了“励我青年，救兹黄种”的呼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武昌起义，最后战死沙场。小说写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悲剧，而揭示的是社会问题，主要倾向是激起人们对社会的怀疑与否定，这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周瘦鹃的短篇小说《此恨绵绵无绝期》（原刊《礼拜六》第16期）中的陈宗雄为自己死后爱妻的将来着想，要她委身于昔日的同窗好友洪秋塘，不必为他守节。“这充分表明了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对‘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1]，可批判者却说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趣味和情调，它迎合着‘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买办资产阶级消遣的口味，而对青年，正是一种宣传消极绝望人生观的毒药”，这和现实相差多么远呀。
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鼎盛时期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一缕麻》写的是一个聪明美貌的女子自幼许配给一个丑陋痴呆的富家子弟的婚姻悲剧，小说所揭露包办婚姻残酷性的反封建意义，和当时青年追求民主和向往婚姻自由的思想愿望相一致，所以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梅兰芳曾在回忆录里说，他根据包天笑的小说改编成的时装新戏《一缕麻》上演后，曾感动过一些看过此剧的家长，应子女要求，解除了不合情理的婚约，可见这部小说产生的积极影响。
特别要看到，鸳鸯蝴蝶派的许多作品都有一种爱国主义思想，一种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性。如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为国牺牲》，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等等。
当年《礼拜六》的主编周瘦鹃回忆说：“当年《礼拜六》的内容……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他认为《礼拜六》的作者，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有一个莫大的弱点，就是对于社会各方面的黑暗，只知暴露，而不知斗争，只有叫喊而没有行动。”这些话还是比较中肯的。“五四”新文学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封建社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它们和封建主义是彻底决裂的。相对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反封建没有“五四”新文学那么彻底，那么一步到位，它们和传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些作品或情节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即便是如此，鸳鸯蝴蝶派的主流却显示着对现代性的一种追求，这是明显的，毋容置疑的。他们是和时代潮流一同前进的“五四”新文学的同路人，方向是一致的。实事求是地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经深深触动了封建婚姻问题。没有这些小说中的“殉情”“惨死”，就没有“五四”小说中的“出走”“私奔”。死代表毁灭之美，说明新旧不可调和，死才为后人开辟了道路。鸳鸯蝴蝶派作家还宣扬了感情至上的现代爱情观，体现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代性和先锋性。
历史是复杂的。无论如何，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不可能是单向度发展的，也不可能仅仅只有“五四”新文学这样惟一的形式。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对历史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心态。实际上像鸳鸯蝴蝶派文学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这种现代性也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五四”新文学是一种高韬激越地采取一种和传统完全决裂态度的现代性，那么相对而言，鸳鸯蝴蝶派文学应是一种温和的平缓的现代性。
二
鸳鸯蝴蝶派文学另一个经常受到学界批判的是其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他们把文学当做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媚俗倾向，被学界所不齿。
鸳鸯蝴蝶派的确是很注重文学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这从鸳鸯蝴蝶派的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杂志的“出版赘言”便可看出。然而对于鸳鸯蝴蝶派的这一文学主张，我们不能给予简单的否定。文学本来就是从游戏、消遣中产生的。关于艺术的起源有劳动说、模仿说、游戏说等，它们都不否认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使人娱乐、放松、怡情养性、恢复疲劳，从而增进精力进行再生产的功能。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学除了娱乐的功能外，也可以宣传、启蒙、教育，可以战斗……当然也可以造谣、撒谎、教唆、恐吓等。但文学的最基本功能是娱乐。完全排除了娱乐的宣传、教育、战斗，那就不再是文学了。
中国文学到了晚清时期，启蒙战斗的功能徒然增强。但是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2年至1918年，通俗小说独踞文坛中心，其中大放异彩的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到了现代文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种代替封建文学的正宗文学。“五四”新文学提出“人的文学”，提出要描写“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从整体格局看，“五四”文学还基本处于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经过文学研究会，“到了左联时期，便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代，从而完成了寻找文学正宗的任务”[2]。从此，文坛以革命文学为主宰，文学的功能则以政治与教化为主导，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基本形成。抗战以后，这种格局日益鲜明。从晚清和整个现代文学的格局看，鸳鸯蝴蝶派无疑是对过分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一种调节。所以鸳鸯蝴蝶派讲究娱乐性、趣味性、消遣性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其实鸳鸯蝴蝶派文学强调文学的娱乐性的同时，也没有放逐文学的教化功能，也没有沦落到“玩物丧志”的地步。《〈游戏杂志〉序》说：“当今之世，忠言逆耳，各论良箴，束诸高阁，惟此谲谏隐词，听者能受尽言。故本杂志搜集众长，独标一格，冀藉淳于微讽，呼醒当世。顾此虽各属游戏，岂得以游戏目之哉。”由此可知，鸳鸯蝴蝶派作家是想让人们在茶余饭后得到警诫和教诲。这就是通常讲的“劝俗”作用。这种方式是适应市民心理和特点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大部分读者是广大的市民阶层。由于当时市民自身的文化素养、生活习惯以及职业特点等方面的制约，更多的人便形成他们在工作之外便是娱乐的价值观，他们往往会选择带有很大娱乐性的文学样式，然而在读书娱乐的过程中，他们的灵魂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善恶的考验；潜移默化中，受到感化和陶冶，匡正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因此，鸳鸯蝴蝶派文学很注意考虑当时市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要求，即讲究故事的曲折惊险，跌宕起伏，新奇怪诞；叙述线索的简洁、明晰，使之富有刺激性和趣味性；同时他们还注意市民性和人情味的交融。而“五四”新文学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作家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相对较严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以它前所未有的功绩，宣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开辟了一个新文学的世纪。但这也导致了一种恶果——民族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及全盘西化的倾向。其恶果使新文学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鸳鸯蝴蝶派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不像“五四”新文学那样彻底的决裂，而是寻求一种现代与传统的结合和传统的转化。传统通俗小说的“志怪”“传奇”，趣味性就在“怪”和“奇”上。后来的“话本”“章回小说”无不讲究趣味性。传统通俗小说的长处就在于通过趣味性，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诲，收到“劝俗”的效果。“趣味性”在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审美标准。鸳鸯蝴蝶派文学很讲究作品的趣味性，他们很好地吸取了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的营养。首先，他们在创作时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编造的，而是有生活基础的。徐枕亚的《玉梨魂》就与他的自身经历有关。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梨娘的儿子鹏郎是作者的门生，他的母亲工于诗文，与作者曾经相认识，作者的妻子婚后被恶姑虐待致死，《玉梨魂》是悼念亡妻而作。正因为作者有生活实感，在构思这幕爱情悲剧情节时，才写得如此逼真，缠绵悱恻，曲折动人，故而轰动文坛。作为记者，张恨水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之中，这种丰富多采的生活，为他创作有趣味性的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但真正要创作出有趣味性的作品，作家还要有个基本出发点和依据，这就是进行美的趣味性的创作的要求和准则。只有那些与广大读者涉足现实的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与人们普遍关注历史发展趋势的心理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作品的趣味性才有与读者对话的可能，才有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共鸣的可能，从而达到激发人们精神的积极效果。这种富有艺术魅力的趣味性，包括通常说的“噱头”。鸳鸯蝴蝶派作家深谙这种“噱头”的重要性，光有言情是不够的，情节还要有“噱头”，要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要让大家快活快活。而要做到这样不容易。据说张恨水应《新闻报》主编严独鹤的邀请，写有“噱头”的小说，苦思了几个晚上不睡觉，还是没辙，只好到附近的天桥转一转。在钟楼附近看见了卖唱的，想起前几年发生的军阀抢小姑娘的事情，与左笑鸿聊了两天，才构思了《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这部反封建的言情小说，有力地暴露了当时封建军阀的腐朽、丑恶，使得当时大城市的男女学生为之疯狂一时，就是因为小说含蓄的人情味和缠绵悱恻的故事。又因张恨水在写《啼笑因缘》时，认为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应该反映人民和社会的思想，小说应有吸引人的社会性和新闻性，这使得其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入，“噱头”更耐人寻味。以致当时此书风靡一时，发行量非常大。
由此可知，鸳鸯蝴蝶派小说讲究的是一种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现代性，是一种与市场结合，面对当时市民观众的大众的现代性。它之所以讲究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是为了使自己能在当时市场上更好地立足，和大众可以更亲近地交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可以被大众接受。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策略。金庸和琼瑶小说的一度走红，也许是世纪初的文化现象在世纪末的重演。
当然，鸳鸯蝴蝶派他们追求作品的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都市欲望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当时的上海是租界，另有“治外法权”，言论比较自由。同时印刷业和媒介日益发达，带来了出版业的兴盛，这为小说的出版和传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知识分子除了传统的谋生方式外，还可以“卖文”为生。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上海成为当时的“十里洋场”，造就了一大批市民阶层。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更直接的多种观念之间的碰撞，必然带来欲望的膨胀。对传统宗族观念的游离，使人们的欲望更需要表达。商业化都市的发展也使书局报刊被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之中。作为以“卖文”为生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们不得不考虑作品的读者，不得不在作品中承载当时都市市民的欲望，迎合他们的趣味与观念，迎合他们对作品的接受方式。可以这么说，它是满足现代都市欲望的一种现代性。鸳鸯蝴蝶派作家没有建设现代性的意识，可他们却无意识地在进行着。当然，既然是一种商业化的写作，就难免出现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少数鸳鸯蝴蝶派作家就难免去迎合部分市民的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有人把《九尾龟》称为“嫖界指南”，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总的来说，这只是少数作品，或者说是作品中的次要方面而已。
三
总的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和“五四”文学一样，都是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方式。“五四”新文学是一种启蒙的精英意识的现代性，它主要面对知识分子；鸳鸯蝴蝶派文学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与市场的结合，选择与当时的市民观众结合的方向。“五四”新文学是一种激进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现代性，对传统采取了彻底决裂的态度。鸳鸯蝴蝶派文学代表了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现代性，它寻求的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结合与传统的转化，对于传统的不合理和不人道采取一种温和的否定的态度。它们是现代性在不同方面、不同思路上的不同选择。古灵《四月一日》
唉～～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冷、这么酷、这么帅、这么有吸引力的雄性动物咧？
害她只看他一眼，整个人就被他深邃的眼神电得茫酥酥，不知今夕是何夕，
甚至想也没想的就来到他的面前问：「我做你的女朋友好不好？」
哇哩咧～～她她她……怎么会这么厚脸皮啊？他一定会讨厌她了啦……
「好！」冷冷淡淡、没有表情的声音。
咦咦咦？他他他……在说虾米碗糕？他竟然说「好」？？？
嗯～～可是，这样莫名其妙的「结合」，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果然，某年某月的某一日，
她不但在他的相簿里发现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闺中密友」，
还分别接到他「三个未婚妻」的「长途热线」！
呜呜呜～～原来他也跟别的男人一样，不但是个花心大萝卜，还是个「同志」，
她那A这呢啊衰？不过——没关系！
人家不是说，天涯何处无芳草，她又何必单恋他这根小草呢？
所以，她决定要快刀斩乱麻，在4月1日那天主动跟他切切切，切八段！
只是后来她发现……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啦！
呃～～既然她跟他谈判的那一天是4月1日，
那她可不可以硬拗说因为那天是「那个」节，所以她是故意整他的啊……
黑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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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派
黑幕派是清末民初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分支。
中文名
黑幕派
外文名
Shady sent
分 类
文学流派
出现时间
清末民初
黑幕派，常以警世、醒世、劝世为招牌大肆渲染丑闻秘史。1916年10月10日《时世新报》开辟“上海黑幕”的专栏公开征求中国黑幕。1918年出版笔记体的《中国黑幕大观》及其续集，陆续印的还有《上海黑幕》、《上海妇女》等。内容涉及社会个方面的黑幕。代表作者有向恺然、陆士谔、张秋虫、平襟亚等。
五四运动中受到批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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