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颇为相似,经济的强大,与制造业大国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正处于“世界工厂”漩涡中的中国,毫无疑问应从日本制造业遭遇的“麻烦”中检讨、自省。
危机中的夏普还在裁员与卖楼自救,连年亏损的松下想盈利还很难,索尼已在持续低迷中渐行渐远,佳能的危机四伏似乎也没有根本缓解,日立、东芝也在以往曾经强势的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一路溃败,夕日明星NEC已彻底退出智能手机领域……冷冻食品投毒、化工厂爆炸,频发的工厂安全事故,甚至让人们对“日本制造”引以为豪的严谨、安全也产生了疑问。尽管从这些表象,我们还无法得出日本制造业衰落、败北的结论,但毫无疑问,日本制造业确实遭遇了阶段性的麻烦。中国和日本颇为相似,经济的强大,与制造业大国的国际地位紧密相关。正处于“世界工厂”漩涡中的中国,毫无疑问应从日本制造业遭遇的“麻烦”中检讨、自省。
曾在日立工作16年、现任京都大学和日本东北大学教师的汤之上隆,在其《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回顾了日本IT制造业几十年的荣辱史,以他自己“半导体技术人生”的视角,总结了日本制造业的四大教训:一是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错失机会;二是过于苛求于性能与指标的极致,而忽视了市场实际需求水平,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在研发上不能及时调整产品;三是过度依赖匠人精神与手工艺者的技艺,而忽视了产品的标准化与通用化,严重缺乏低成本量产能力;四是面对技术趋势转变,日本企业制度过于僵化,根本就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工业化消费时代引来日本制造业奇迹的因素,成了现在后工业化消费时代日本制造业“危机”的原因,对性能与指标的极致苛求、精细生产的能力、看似僵化的企业制度等,又何尝不可能成为未来个性交互消费时代日本制造业复兴的根基?否则,也就没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所以,汤之上隆眼中的日本教训,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说,是具有很大欺骗性的,需辩证吸取。但无论如何,新产品的价值决定老产品价值、新技术产品推动老产品的技术性贬值,确实是产品更新转型的规律,也是产业兴衰的规律。保持危机意识,通过创新能力博取发展空间,这才是中国制造业需要始终聚焦的。
创新之路是不容易的,如何才能紧跟时代不掉队呢?汤之上隆在书中轻描淡写的日本制造业“危机”的另一原因,即“对先进技术缺乏以往专长的模仿创新精神,反应迟钝”,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引以为戒的;其所呼吁的“重新重视模仿创业元素,发扬自身的技术整合优势”,也是我们需要同样重视的。回顾日本制造业的兴衰史,可以分为四个典型的阶段:
明治维新到二战,是“山寨”为主的阶段,故那时的日本产品在中国被称为“东洋货”,但使日本踏上了现代化的正确之路;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是模仿为主的阶段,使日本从一个经济崩溃的战败国发展成经济巨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创新超越为主的阶段,“日本制造”不仅登上世界舞台,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成为各国企业竞相研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日本也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后,是固执固守为主的阶段,因为看不上模仿、山寨,日本制造业自顶峰滑落并出现危机,而企业普遍的心态依然是“背水一战,尽一切努力扭亏为盈,让企业得以生存”的鸵鸟心态,逐渐为其他国家所赶超。
日本制造业的“危机”,固然有汤之上隆在书中揭示的原因,但实际的原因,远更为复杂,与国际国内的金融货币政策、劳动力市场、文化心态,甚至是国际政治局势,都密切相关。客观地说,“日本制造”的市场影响力目前仍然是巨大的,技术研发水平与创新能力也依然是顶尖的,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都还离不开日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日本制造业的问题,不在“道”而在“器”。“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从山寨起来后却看不起了山寨”,逐步的“固步自封”才是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技术研发水平与创新导向,没有与消费时尚、商业模式、市场开拓能力相匹配,而又不愿意去山寨、模仿美国、韩国甚至是中国的创新,不仅未能催生出互联网相关的划时代产品,甚至还有点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
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主要原因,从大的方面说,是改革开放;从小的方面说,就是和日本前两个阶段类似,山寨创新功不可没。且不说未来个性交互消费时代的中国制造业,就是中国制造业能否达到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工业化消费时代的高峰,也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向日本一样在模仿创新中实现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业的根本出路依然是政府与企业如何互动出良好的创新机制。然而,好的技术与好的产品、好的市场,并不能等同。技术具有稳定性和直线性,而产品、市场却具有多变性、曲线性,因此,即使我们不能实现创新中的超越,只要保持模仿创新,也能在产品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我们实现了创新中的超越,如果不能在产品、市场上时刻保持创新超越,也未必能够赢得市场、保持巅峰。
在制造业的兴衰史上,日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对追赶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企业显然是有启示意义的。中国和日本,在文化的内核上,都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往往只要还能苟延残喘,就不愿主动放手一搏。所以,中国和日本的文化,都有非常“固执”的一面,越是自身处于“鼎盛”,“固执”心态越重,“固执”状态持续的时间越长,自由度和创新能力上不如欧美世界。日本由威名世界的“模仿大师”逐步走向“固步自封”,正是伴随其实力变化之后“固执”心态发酵的结果。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民的心态也正在变化之中,日益表现出了对“山寨”的鄙夷之态,产生了对亚非拉的优越心态,这正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
模仿创新是人类发展的一种本能性的活动,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因为只有不停地模仿创新,才能知悉大势、增强对外界适应的能力而不被淘汰。汤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中以立体、多元且动态的形式,为我们揭示了日本制造业硅与血铸就的教训,展示的世界制造业的最新动态以及各大公司取得成功的诸多秘诀,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消化的。书的最后一章提出的走出困境的方法,虽没有使人眼前一亮,却最引人深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模仿与创新,并不必然是对立关系,更多的是恰恰是递进关系。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如果我们忘记了模仿创新,离开山寨就瞧不起山寨,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背叛,也是要遭到惩罚的,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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