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已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了5G牌照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在内的四家运营商发放了5G牌照。这意味着，中国商用5G的时间表从2020年提前到2019年，较市场预期提前半年。

跳过最初的临时牌照、试商用牌照，直接向运营商发放商用牌照。可以说，我国的5G商用进程是一直在快马加鞭。中国为何提前发放5G牌照？中国5G成功商用还面临着哪些难题？

为何提前发放

整体来看，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商用牌照发放的要素：在5G技术、标准、产业初步建立竞争优势，具备商用基础；提前发放5G牌照，还将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利好，助推全社会数字化转型。

2019年来，全球5G步伐正在提速。GSMA大中华区战略合作总经理葛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韩国、美国、瑞士、英国开通了5G服务。GSMA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将有29个市场开通5G服务，连接数达到1000万个。

全球不少国家都对5G发展寄予厚望，争取进入5G第一波商用。激烈竞争下，全球5G发展提速。中国适应全球5G发展形势，顺势而为，提前发放5G牌照，意在抢占5G先机。

中国在5G技术、标准、产业初步建立竞争优势。在技术标准方面，中国倡导的5G概念、应用场景和技术指标已纳入ITU的5G定义，中国企业提出的灵活系统设计、极化码、大规模天线和新型网络架构等关键技术已成为国际标准的重点内容。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发布最新5G专利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4月，中国企业申请的5G通讯系统SEPs(标准关键专利)件数占全球34%，傲居全球第一。

在产业能力方面，中国已在多地开展5G规模测试和业务示范。例如，中国移动在杭州、上海、广州、苏州、武汉五个城市开展外场测试，每个城市将建设超过100个5G基站，还在北京、成都、深圳等12个城市进行5G业务和应用示范。正如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在近日所指出的，目前5G技术和产品已经日趋成熟，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平，具备商用部署的条件。

中国提前发放5G牌照，还将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利好。在中国，传统的“铁公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边际效应递减，5G将助推各行各业数字化、智能化革命，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5G产业经济贡献》报告指出，在经济社会直接贡献方面，预计2020-2025年期间，中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间接贡献方面，预计2020-2025年期间，5G商用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万亿元；就业贡献方面，预计到2025年，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翻越三座大山

5G牌照虽然已经发放，但这只是个开始。对于基础电信运营商而言，依然面临着很大的难题和困惑。

正如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了一份名为《探讨5G发展状况——机遇与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5G将改善用户体验，带来新的应用以及新的商业模式，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同时，5G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不可避免的挑战。

首先是商业模式，5G将开启万物互联的新时代，但基于现有传统的商业模式，5G网络技术升级的高成本和低收益会让运营商望而却步。

中信建投预计，未来5G基站数量将是4G的2倍，运营商5G建网主体投资可能将达1.23万亿元，较4G投资增长68%。另外，运营商还需要建设大量的边缘计算中心，以满足5G网络低延时的上网体验。运营商建设耗费巨资建设好的管道该如何盈利？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吕廷杰认为，5G不仅解决人与人的通信、人与计算机的通信，还将解决万物互联的通信，从而将延伸出四大商业模式：基于流量的商业模式、基于连接的商业模式、基于网络切片的商业模式、基于完整解决方案的商业模式。

但从目前来看，运营商所熟悉并擅长的只有基于流量的商业模式，长期的惯性思维可能限制其业务创新性；而且，新商业模式的探索，需要运营商要非常了解垂直行业的业务流程与诉求，这既需要新的合作伙伴，又需要时间。

亚信董事长田溯宁就曾指出，5G不仅仅是简单的流量收费，要有复杂的计费模型，为不同的时延、不同的安全等级、不同的场景、不同客户的质量来提供不同的计费手段，没有计费就没有商业模式，没有商业模式5G投资回不来，5G投资回不来就没有未来。中国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毕奇也认为，2G是语音经营，3G和4G是流量经营，流量经营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5G赚钱模式需重新考虑。

其次是巨额投资来源，这是个很现实却又很残酷的问题。

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认为，在5G网络部署方面，5G网络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金。在提速降费持续推进、4G投资成本还未完全回收、5G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等因素的影响下，运营商恐难以应对5G网络建设运营的巨额资金投入。

其实，这从今年三大运营商公布的投资计划中就可见一斑。中国移动表示，2019年将建设3万-5万个5G基站，总投入规模不会高于2018年的资本开支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移动2019年5G投入不会高于172亿元。中国电信表示，聚焦重点城市，扩大试验规模，初期预计5G基站建设达到2万个，5G建设方面投入预算为90亿元。中国联通的规模则更小，60亿-80亿元将投入5G组网。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依靠运营商自身的力量并不现实，政府需要给予更多更有力的政策扶持。比如，引导通信行业由“提速降费”向“提速提质”转变，降低通信企业考核压力；加大资金补贴和税收优惠扶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加强统筹规划，建立激励机制，促进运营商之间加强共建共享的合作，保证5G网络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强频率监管，谨慎对待非通信企业的5G专用频率申请，规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5G网络建设，帮助运营商降低5G网络建设成本，缓解运营商资金压力，共享5G发展红利。

第三是演进路径选择，这是一个在行业内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

最早，三家运营商的思路都是比较清楚的，电信和移动偏向于SA直接组网，联通偏向于NSA。倒不是说孰对孰错，每家运营商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资源禀赋，都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但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出乎预料，电信和移动都对策略进行了调整，SA成了目标网，先行规模部署NSA成为了当前的选择。这其中有很多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产业界真的已经考虑清楚了吗?

作为行业权威专家，邬贺铨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明确指出，“只有SA独立组网，才能真正带动中国5G产业的发展”，

目前，已经宣布5G商用的美国和韩国，实际上采用的都是NSA非独立组网。所谓NSA，是在4G核心网的基础上，增加5G的基站，用户使用5G终端就可以享受5G的宽带业务。“采用NSA方案，具有部署简单、起步快和投资少的优点，同时终端也只需要支持宽带业务的能力，相对来说更容易生产和制造”，邬贺铨评价道。但是，NSA方案“因为核心网络没有动”，因此无法支持5G的高可靠低时延和大连接这两个特征。SA，则是新建5G网络，使用5G的核心网、基站以及回程链路等，能够真正满足5G时代工业互联网对于高可靠低时延和大连接的需求。

“如果先走向非独立组网，很可能产业都满足于只要简单提供宽带终端即可的现状，其他5G业务的后续推广难度就会增加，工业互联网的进程也会拖慢”，邬贺铨坦言，“因此，中国5G需要独立组网，尽管也许暂时会慢一点，但未来整个产业都会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