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和2001年的年代经历

1995年和2001年的年代经历,第1张

1995年和2001年,陈大同分别在美国硅谷和中国上海参与创办了豪威科技(Omnivision)和展讯通信。前者致力于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2000年上市;后者研发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2007年上市。两家公司均一度成为全球同行业的引领者。

展讯在美国上市后,2008年,他投身风投,领导了一系列集成电路领域的投资。“我这一路走过来,有些是幸运,但回头一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必然。”

中国半导体产业60多年起伏与生长

自上世纪70年代从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转到半导体专业,陈大同与半导体打了40多年交道。

陈大同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初,我国就有了半导体产业,当时的发展几乎与世界同步。由于对外界的封闭,虽然起步早,但发展慢,到1980年代初他念研究生时,我国半导体产业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时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是国内半导体研究水平最高的两个研究所之一,他们所做的“逆向设计”实际上就是解剖芯片,分析之后再重新做出来。这样的能力非常了不起,但逆向设计是为了“追赶”,并不是真正的“赶超”。

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国家一开放,外国产品一进来,(国内)完全没有任何竞争力。”

“1989年我出国的时候国内有几百家半导体公司,等我2000年回国的时候几乎全都倒闭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整个产业几乎没了,因为原来那些公司都是国营公司。”2000年以后,以中芯国际和展讯的创办为开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芯片设计公司的产品能在国内加工了,民营半导体企业从零开始成长,尽管规模较小。“特别是2005年开始有了VC后,半导体企业大批量出现,到2007年、2008年光设计公司已经有五六百家了。”

但陈大同表示,这一时期是野蛮成长的阶段,这些企业在市场法则的激烈竞争中大都失败了,只有少数获得成功,而当时活下来的就成了现在的半导体龙头企业。“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按照市场机制从小到大创办公司,但这个阶段也发现了很大问题,有许多痛点,光靠市场机制是没法做的。”

比如一个晶圆代工厂的投资就要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而回报以10年计算。“三星在半导体方面被韩国政府扶持了十几年才建立起来。”陈大同表示,像这类大体量和长期的投资只能由政府出手

中国芯片行业首富

向来低调的中国芯片圈,出了一桩大新闻。中国芯片首富——虞仁荣决定捐资200多亿,在宁波建一所大学。

如果捐赠兑现的话,虞仁荣将成为中国首善。因为根据《福布斯2019中国慈善榜》的统计,100位上榜的富豪,2019年全年捐赠的总额也才191.7亿元。

虞仁荣200多亿的捐赠,可以说,比100位富豪加起来的还多。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位虞仁荣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就有这么大的魄力?

我们从公开资料上看到,他出生于1966年,浙江宁波人,韦尔股份的董事长,是中国芯片行业里面最赚钱的人,堪称“捞金能手”。尤其是在最近三年中,他的身家翻了近15倍,高达513.8亿美元,成为中国芯片行业的首富。

韦尔股份大变身

那么,比虞仁荣的身家更夸张的是,韦尔股份的股价。2017年5月上市的发行价是7.02元,到今年1月8日收盘,韦尔股份的股价是266元,涨了38倍左右。

但,有意思的是,在上市初期,市场并不认可韦尔股份,认为它是一个分销商,不是一家真正的芯片企业。

一直到2018年,韦尔股份并购了北京豪威96.08%股权、思比科42.27%股权、视信源79.93%股权,从一家分销业务为主的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半导体设计为主、分销业务为辅的芯片公司。

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北京豪威。大家要知道,北京豪威的前身,是美国老牌科技巨头豪威科技,这家公司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图像传感器芯片中,高端市场的老大。随着索尼、三星的崛起,豪威科技的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跌至行业第三。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2018年韦尔股份决定收购北京豪威时,北京豪威的资产总额几乎是韦尔股份的5倍,净资产是其近8倍。

传奇的清华EE85班

那么,韦尔股份之所以能上演“蛇吞象”,跟虞仁荣毕业于极富传奇色彩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班有关。

大家要知道,这届清华校友,后来支撑起了中国半导体领域的半壁江山。

据不完全统计,在A股半导体上市公司中,总市值前15名的,有4家是由他们参与创立的,分别是韦尔股份、兆易创新、紫光国微、卓胜微,覆盖了半导体产业链中的芯片设计、制造、封装和设备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豪威的创始之一兼COO陈大同,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77届校友,也就是虞仁荣的同门师兄,而且美国豪威初期的研发团队大多都出自清华,之后公司被中资财团收购,也有清华的元素在。

可以说,这为虞仁荣的收购奠定了基础,也再次验证了:“中国芯片业一半清华人”的说法!

欧菲光没藏住“被踢出苹果产业链”这个惊天大雷,却“利好”了闻泰科技。

两个公司的股价在3月17日,一个封死跌停,一个大涨6.4%。

闻泰股价上涨的逻辑是,本来闻泰公告要花50亿~60亿元买欧菲光的摄像头资产,现在还没有完成。这部分业务正是欧菲光苹果产业链(以下简称“果链”)的核心资产。在尽职调查期间闻泰必然早已知晓欧菲光被踢出“果链”的消息。现在闻泰要么可以选择不买避雷,如果坚持要买,必然是对进入“果链”有了充足的信心。

怎么看都是利好,先涨为敬。

欧菲光被踢出“果链”,股民既愤怒欧菲光前期的遮遮掩掩,又叹息苹果产业链上除了苹果,其他公司不过都是无关紧要的打工人。

一直是打工人的闻泰科技,以前给山寨机打工,现在给小米等智能手机厂商打工。虽然已经是手机领域最强的打工人、世界ODM的龙头,但收入一直微薄。

从2018年起,顿悟的闻泰创始人张学政连续撬动超过300亿资金收购安世半导体,不甘再做打工人,要成为“下一个台积电”。

转型路上却遭到重重质疑,股价一波三折。

闻泰科技在速度和质量、故事与业绩的矛盾中反复被重估和质疑。中国制造业在从全球打工人,晋升到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都经历了“闻泰式”的遭遇。

小米幕后功臣和中国ODM之王

卢伟冰从金立转投小米掌舵“Redmi”品牌后,现在正春风得意,除了老大哥雷军的赏识外,还要感谢一个人——闻泰科技的张学政。

作为当年小米横扫山寨机市场的幕后大佬,没有闻泰科技就没有今天的Redmi——当年叫红米。

2013年,刚站稳脚跟的小米希望推出低价手机拓宽市场。

当时小米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各种资源匮乏。

闻泰科技既熟悉中国移动定制业务,又是联发科重要合作伙伴,是小米的不二选择。双方一拍即合之下,红米系列就此以ODM的形式诞生。

ODM又称原始设计商,是一家厂商根据另一家厂商的规格和要求,设计和生产产品。ODM上游主要为电子元器件等厂商,下游为智能手机、笔记本等消费电子品牌厂商,手机品牌商是主要的下游客户。

要论玩性价比,张学政是雷军的老师。红米1由张学政亲自主抓,从主板设计到生产全由闻泰 *** 刀,小米主要精力放在营销和渠道。

红米1上市后,不仅破天荒把智能手机的价格拉到千元以下,还丧心病狂地定价799元。

自此红米横扫低端,加速革了山寨机的命,闻泰则靠着红米系列机型一举成为ODM行业第一。

从做山寨机起家的张学政,一路就是靠低价杀出重围。

张学政22岁从平远县山沟考到广东工业大学,毕业后辗转在意法半导体、中兴打工。

广东省平远县与福建龙岩交汇,这个小县城里走出了不少大人物。闻泰科技的创始人张学政、欧派家居的创始人姚良松、金雅福身价百亿的80后创始人黄仕坤,他们都是平远县人,个个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张学政在1月25日公布的《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上排名955位,身价225亿元。

其实隔壁龙岩市也不差。走出了中国互联网三颗新星:字节跳动张一鸣、美团王兴、雪球方三文,人送雅号“龙岩三杰”。

中国手机产业先被外国豪强瓜分,后又在2000年左右被国产品牌东方通信、厦华、科建、TCL和波导、夏新靠低价反攻。但当时中国没有成型的手机供应链体系,品牌商们没办法在家门口造手机,都是进口整机再贴牌。

这一阶段无论是模具还是注塑、胶粘,都要去韩国、台湾订购。2002年前后,有摩托罗拉的技术股骨干跑出来单干,聚在北京给各大小手机品牌做设计,生意火爆,成了中国ODM行业开端。

做得比较好的德信无线,旗下客户囊括阿尔卡特、西门子、三菱、TCL、波导,年收入超过千万美元,并在2005年登陆纳斯达克。

2006年前后,中国手机产业链遍地黄金,随便一块手机主板就能赚100多元,手机主板方案设计厂商一度接近500家。

这一年,张学政用10万元组建起一个三四十人的小团队,开始做主板方案设计(IDH)淘金。

真正让闻泰崛起的,是站队芯片设计公司展讯。

当时山寨机都用联发科设计的芯片,美国另一芯片公司展讯在市场上节节败退。

张学政非常清楚功能机的痛点不是什么高配置,而是功能、价格。展讯能给闻泰最低价,张学政坚定的站在了展讯这一边。

结果这两个看似并不强的搭档,破天荒地开发出单芯片双卡双待主板。明显优于市面上又厚又笨双芯片结构主板。

这款主板一经推出杀得市场血流成河。据财新报道:“很多使用双芯片的手机出口到非洲、东南亚,船都到了码头,却突然被退货。已经做成双芯片的板子或者手机为了清库存,只能放低价格,很多公司受到冲击关门。”

2007年,闻泰卖出1800万片主板,海尔、海信、长虹、TCL、夏新、波导都成了闻泰的客户。

但IDH形式门槛低,拉出来十几个人懂技术的就能做,张学政能做别人当然也能。

再加上张学政觉得自家的手机方案设计常因制造商的偷工减料,成品不理想,所以决定自己做手机ODM。

2008年,闻泰投资8000万美元,兴建自己的手机制造工厂。这使得闻泰能在帮客户设计完手机方案之后,随即能在自己工厂里采购零件组装出来一部完整的手机。

加上展讯贴地给闻泰出货芯片,闻泰的产品能以极低的价格从腥风血雨的ODM市场杀出来。

此后,联发科为了彻底打败展讯,有意挖角其最大客户闻泰。张学政亦有意拓宽芯片渠道。中间虽经阻力,但双方还是握手合作。

2015年闻泰凭借着与小米、魅族、联想等的成功合作,一跃成为了全球手机ODM的老大,华勤和龙旗排名第二三位。

张学政蛇吞象结果套住葛卫东

中国大陆手机产业链在庞大的市场催生下日渐成熟,不仅低价,也成为质量的代名词。抢走了启蒙老师台湾和韩国的生意。

韩国三星2016年推出的Note7系列手机,因为电池缺陷享受了和炸d同样的待遇,被全世界禁飞,这一政策至今没有取消。

而在中国制造的Note7,采用宁德时代的电池无一爆炸,这大大增加了中国制造的美誉度。

2016年10月27日,沙特阿拉伯权威媒体《国家报》特地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简单直白:“中国制造的手机质量世界领先,不爆炸。”

虽然中国手机产业链美誉加身,但挣的始终是份儿辛苦钱,从闻泰科技的财报上就可以看出来。

闻泰科技贵为世界第一ODM厂商,2016年闻泰借壳中茵股份上市后,当年营收134.17亿元,净利润竟只有4798万元,市值刚百亿,根本不是资本市场的菜。

1992年台湾宏碁电脑的创始人施崇棠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

曲线的两端是产业附加值最大的技术研发和销售服务。中间产业附加值最低的,是组装生产。

链条中间的企业要想持续发展和永续经营,只有不断往附加价值高的区块移动才能保持企业的活力。

和富士康的困局一样,闻泰科技如果想要获取更多的利润空间,要么向下游做品牌,要么向上游做技术和高价值零部件生产。

闻泰科技一直藏在手机厂商背后,做品牌并不占优势,向上游零部件延伸是不错的选择。

张学政本来想买CMOS影像巨头豪威科技,但这块肥肉率先被同在五道口混迹的韦尔股份董事长虞仁荣看上。

豪威科技的创始人之一陈大同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77届校友,虞仁荣则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校友。张学政虽然2014年在清华读了MBA,但要扯起来同学情谊,还是有点勉强。

陈大同还是闻泰老战友展讯的创办人之一。在陈大同出面调和之下,这场清华系内斗以张学政放弃豪威科技,虞仁荣最终如愿告终。

当然,放弃的理由还有,张学政发现了另一块肥肉——安世半导体。

2016年高通并购恩智浦,为通过中国的反垄断审查,恩智浦便把安世半导体剥离。安世半导体前身为恩智浦标准事业部,有60多年的历史。

安世专注于分立器件、逻辑器件和MOSFET器件市场,三大业务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是一家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的半导体跨国公司。

2017年2月,以建广资产为GP、合肥芯屏为主要LP的中国资本,购得安世半导体78.39%的股权。

安世半导体的赚钱能力毋庸置疑,2018年,安世半导体营收104.31亿,净利润16.2亿,是闻泰2018年净利润的26倍。

安世半导体被中资收购后,其管理团队本一心想在港股独立上市。但中资财团综合考量之下,决定把安世出售,诸多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哄抢。

张学政是最坚决的一个。

安世半导体的管理团队一开始并看不上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司,质疑道:

“中国这几家公司水平、能力都远低于安世,如果与其合并或成为其子公司,会给安世半导体员工的情绪带来负面影响,并导致团队不稳定。”

傲慢的意见没有对张学政的收购步伐造成太大影响。

2018年4月起,张学政撬动300多亿资金,开始这场半导体领域最大收购案。

整个收购过程中漫长而复杂,闻泰引入不少战略投资,当时醉心搞芯片的董明珠甩给张学政30亿元,要掺一脚。

张学政大部分买安世的钱,都是借贷或股权融资而来。

在2019年的交易案中,闻泰科技支付的现金为168.34亿元,其中自有资金仅为17.05亿元,募集配套资金43.37亿元,境内借款为51.6亿元,境外借款56.32亿元。

张学政聪明之处在于把并购时间拉长到近三年之久。这大大缓解了闻泰的资金压力。闻泰的股价在收购的过程中跟着起飞,融资变得容易,定增吸引了不少大佬参与。

结果大佬纷纷被套。

2020年7月28日,闻泰发公告宣布57.54亿的定增超额完成,发行价格130.1元/每股。

这次定增吸引了易方达、华夏、博时等大型公募基金,还有葛卫东、高毅等明星私募,更包括瑞银、瑞信、摩根大通等知名投行,明星云集。

这4458万股定增到2021年1月28日才解禁,结果当天闻泰股价大跌超5%,报109.92元。

2021年1月28日到现在,闻泰的股价再也没突破130元,各位大佬的成本还没收回来。

鲸吞安世半导体,在给闻泰增添想象力的同时,也埋下了巨额商誉。截至2020年6月,闻泰科技商誉激增至226.97亿元,上年同期为13.29亿元。

故事何时兑现?

外界对于闻泰的质疑在于,当标签和想象力都加诸于身,未来的利好能否如期兑现?

从2018年4月到2020年7月10日,闻泰的股价涨幅468%,最高市值超过1700亿元。

闻泰科技加安世半导体的估值已远远超过1加1大于2的效果。最高时市场给与其百倍市盈率,这说明市场已经把闻泰科技当成了芯片公司来估值,而不是代工厂。

更显著的应该是对赚钱能力的改善。

并表闻泰之后,闻泰净利润犹如久旱甘霖,最近四个季度闻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7.23亿元、6.35亿元、10.66亿元、5.58亿元增长1954%、1380%、767%、326%。

高增长显然不可能一直持续。安世半导体虽是国际半导体巨头,但是业务增长稳定,最近两年营收增长均低于5%。

安世半导体2019年营业收入103.07亿元,上年同期为104.31亿元;2019年净利润12.58亿元,上年同期为13.40亿元。

从2013年到2019年,安世的营业收入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约 4%。

安世半导体主营半导体功率器件。产品的特点其实是出货大,单价极低,质量稳定,更新迭代的速度并不遵循摩尔定律,迭代周期相对较长。同时应用于汽车半导体,要求更高、标准更严。

当初恩智浦剥离安世半导体,一个原因也是安世在技术和附加值上属于低端业务。安世在高端功率半导体领域相较于英飞凌、三菱、科锐、WOLFSPEED等巨头并没有技术优势。

因此,闻泰辛辛苦苦买下国际半导体巨头,还只是成为牌桌上的玩家,而并没有成为领先的超越者。

其实,收购豪威科技的韦尔股份也面临这种情况。虽然韦尔股份是图像传感器巨头,但最先进的摄像头传感器技术还在索尼手里握着。韦尔股份暂时只能屈身低端。

在市场冷静下来之后,闻泰的股价从170元左右,慢慢修复到100元左右,估值也从1700亿回落到千亿。

调整后这被视为闻泰更合理的估值。

国内功率半导体同行华润微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48.89亿亿元,净利润7.58亿元,市值700多亿,3月18日市盈率(TTM)为82倍。

对比之下,闻泰营收2020年前三季度营收383.40亿元,净利润23.03亿元,市值1300多亿元,3月18日市盈率(TTM)为41倍,目前不算太高估。

说明去年最高点市场认为闻泰是一家半导体公司,现在闻泰科技的市盈率是一家代工厂的水平。

但闻泰财务结构显然更“刺激”。

为了收购安世不仅大额举债,商誉也高达226.97亿。闻泰目前资产负债率53%,华润微为32%。

安世半导体未来的业绩牵扯甚广,将会直接关系到巨额商誉是否会减值。闻泰科技大部分的想象力都集中在其未来的业绩之上。

张学政当然知道,所以在全力对其进行催化。

收购安世后的短短半年内,张学政又花300亿,干了三件大事。

分别是,在上海特斯拉工厂旁边搞一座“12英寸车规级功率半导体自动化晶圆制造中心”,投资120亿元,2022年7月投产,生产的“功率IGBT”是新能源汽车必不可少的核心组件。

投资100亿元,和无锡市政府签订“超级智慧产业园”项目,搞一个“1+8+N”智慧超级工厂及研发中心。

还有就是准备花50亿~60亿元把欧菲光的摄像头资产买了。现在这部分业务已经被苹果抛弃了,不知道张学政是不是买了后能再进去,或者另有打算。

全球缺芯的背景下,尤其汽车芯片短缺,上海临港工厂扩充安世半导体的产能期待更高一点。但到2022年7月投产时,全球缺芯情况如何,不好说。突然扩张的芯片产能,安世能否消化,也不好说。

闻泰科技在1月底预告的2020年业绩中,全年净利润预告为24亿元~28亿元,取个中位数26亿元估算。闻泰科技2020第四季度的净利润约为3亿元左右,比上一季度的5.52亿元将会大幅下降。

这让人不免担忧闻泰科技未来业务的增长性。

闻泰几乎集齐了最赚钱的标签:中国唯一的世界级IDM(整合元件制造商)半导体公司、车规级汽车半导体公司、最大的模拟电路半导体公司、世界第一ODM公司、打入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

任何一个听起来少说都值500亿。

但一个投资者听了闻泰的调研纪要,评价说:这家公司利好全在未来,利空全在当下。

债务、业务增速、商誉在当下,“下一个台积电”的畅想还在未来。

扩张让闻泰的天花板极高,想象空间极大,但大规模是否意味着高质量和切实增长的业绩?

经济学有句名言:规模是问题的解药,规模也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中国的代工厂、产业链这几年都在纷纷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但放眼望去无论是特斯拉产业链、还是苹果产业链,中国公司大部分时候还只是打工人。

工信部3月1日发布了一组数据:2020年我国工业增长值达到31.31万亿,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这条消息上了微博热搜,顶上第一的网友评论是这样的:

“很骄傲吗?不就是世界工厂,最脏最累的活儿我们干。”

十年前,中国还在骄傲着“全世界一半的iPhone是郑州造出来的。”现在却没人甘于只做工厂,而是渴望像谷歌、苹果一样在阳光明媚的办公楼里喝茶健身,谈笑间制定规则,获取行业90%利润。

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各种情绪裹挟之下开始变得更复杂,有些项目急于上马后又马上失败。你说他没业绩,他说我是国产替代有未来。最怕的是搞科技的都学会了玩金融,信仰的不再是技术,而是资产转移大法。内卷之后,卡脖子的技术却仍旧让人窒息。

恰应了诺奖得主卡内蒂的那句名言:旧的答案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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