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翻译家、戏剧学者，1919年出生于苏州一世家，其伯祖父是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祖父张一鹏曾任蔡锷秘书。父亲张伟如留美学化学归国，与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共事于上海商检局。
张可读暨南大学时，受教于李健吾、孙大雨等，18岁时即翻译出版了奥尼尔的剧本《早点前》，并接下来演出其中的主角。后来，她还排演过外国剧《锁着的箱子》、曹禺的《家》、于伶的《女子公寓》、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后，成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的名教授、莎士比亚专家；翻译出版有《莎士比亚研究》《莎剧解读》等专书。
1937年，当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时，张可与共产党员、学者王元化结识，并一起参与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1938年，锦衣玉食家境里长大的张可加入了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命运，和她的爱人、理想，义无反顾地编织在了一起。1948年后，《展望》杂志被查封。受王元化编辑《地下文萃》的影响，张可怀着儿子到处东躲西藏，躲避国民党的大搜捕，受尽惊吓，却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丈夫。
1949年，儿子王承义与新中国一起，来到张可的生活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次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员重新登记，经历了生死洗礼的功臣们，将得以由此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已有12年党龄的张可，却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党籍。张可从没想要从12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回报。她去做了一名大学老师，在并不热闹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开始了她的人生新旅。
1955年因胡风冤案牵涉，王元化被隔离审查；其间精神严重创伤，靠张可精心照料调养，多方求医问药。元化康复后，她与他一起全心力投入莎士比亚研究，在60年代即完成十多万言的译著。在艰难岁月，她不仅支撑着一个弱小家庭的生存，而且支持着一个人文学者的坚守，支持着文明与文化的基本价值。相夫、教子、敬老，以妇道守人道；译莎评、编刊物、教学生，以文明驱野蛮。没有一句怨语，没有一点倦意，没有一丝放弃。劫难过后，他们的坚守赢来学界文坛有口皆碑的赞誉。王元化有一段质朴深情的文字称赞妻子：
“张可心里几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她以疾颜厉色的态度待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 23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忍受了。受过屈辱的人会变得敏感，对于任何一个不易觉察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和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善良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文革”中，张可也遭非法隔离。当时她身患高血压症昏厥，不准看病，从此种下病根。1979年6月，张可开会时突发脑血栓，昏迷七日不醒。后来虽经抢救，生命无碍，但思维与脑力严重受损，从此只有简单的言语表达，而读写俱废。她中风的日子，是中国知识人由劫难而复苏的日子，在长冬酷寒的岁月，张可以她的坚韧、仁爱、悲悯与苦难担当精神，渡尽劫波；而大地回春之时，她却再不参加讨论、发表任何意见，寂然淡出历史。
她不参与历史了么？毋宁说，她向历史的造孽出示了受害人无声的审判。
60年代，她常给儿子讲狄更斯《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匹克威尔外传》，以及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崇尚19世纪文学传统的人性人情。
张可也教儿子从小读《论语》、《中庸》等经典，又曾以娟秀小楷抄录丈夫有关《文心雕龙》、龚自珍等的专著论文，对中国文化有深厚感情。
诗圣杜甫有一首传诵不衰的名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润物细无声，正是中国文化的仁爱精神。在张可的身上，洋溢着这种精神。
张可走的那天，远在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寄来挽联，把她比为古代的采莲人：
嵚巇一生、夷然一心，立身不系一丝尘；
音徽如昨、华笺如新，望乡每悼涉江人。
张可王元化传奇故事。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这个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一个在清华园受西式教育长大，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十八岁时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非常美丽的，十六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女孩子。
那个壮怀激烈的湖北籍青年，放弃了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父亲为自己设计的留洋计划，在上海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继而带着基督教终身的影响投身中国解放事业，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入上海文化界的革命者，就是王元化。他在那个年代，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写小说，并负责了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是一个总是有火热的正直与奔突的才情的人。那时的王元化，左倾而且激进，虽然他不能改变自小养成的轻声吃饭的习惯，可他常常穿的裤子像卓别林，他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满涛，则每次把家里烫好的衣裤用手揉皱再穿。
那个完美无缺的苏州籍女孩，那个在兄长满涛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响下，在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十八岁就参加上海地下党，同年指明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的一九三八年的共产党员，就是张可。她在那个年代，翻译奥尼尔的作品，参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点前』的罗兰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时她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绝尘，被许多青年追求。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偶然被两个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看见，那两个青年蹲在导师王元化的书橱前，感慨照片上那个女子的一派冰雪洁净，那时王元化已经经历了整整二十三年的贱民生涯，他的许多老朋友因为受不住而西归，包括七窍流血而死的挚友满涛，疯狂以后蹈水而死的巴人，众叛亲离，在癌病房孤独死去的顾准。王元化精神危机引起两次心因性的精神失常，一次营养严重不良引起肝炎，一次眼底出血引起失明，那两个博士生握着张可的相片，还是羡慕导师，对导师说:“现在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的故事里，王元化得到了张可。
一九三八年，王元化说他喜欢张可，可当时张可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质问王元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 一九四七年，张可的一个追求者问张可她到底喜欢谁，张可此时坦然回答：“王元化。”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
当时，张可的父亲并不以为王元化是那些候选青年里最出众的，而且在国民党即将大败的前夕，王元化正负责着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地下文萃』，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他们没有真正阻止女儿，而是从自己那安适的家里，郑重地把一身白色礼服的美丽女儿带到西藏路上朴素的，带有回廊的教堂里，那里为婚礼装点起白色鲜花，按照张可的心愿，把她的手交到王元化的手上。在那里，这对新人发誓不论生病还是健康，灾难还是幸福，都始终如一，不离开对方直到生命结束。尔后，他们在当时上海甚为豪华的派克饭店（今国际饭店〕度过新婚之夜，从此，共产党员的张可将自己一生的命运和共产党员的王元化联系在一起，开始到处躲藏国民党的大搜捕。
那时被后来的人称为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屠杀。上海地下党的李白被杀，蒋介石秘书陈布雷那成为地下党的女儿也不能幸免，就是十里香风，百乐门里彻夜响彻着美国爵士乐的上海，都无法冲去那一年的血腥之气。许多人没有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到来，就撒手西去。
张可看到了这一天。新中国和她唯一的儿子王承义在一九四九年一起来到她的生活里。
第二年，上海所有的地下党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领导岗位。张可没有前去登记，自动放弃了经过腥风血雨十二年的党籍。一九三八年她穿着刚烫得平平整整的裙子参加共产党的时候，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逃避买卖婚姻，也不是为了跟赤色的爱人在一起，更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她是为了一个在心目中自由，富强的中国，为了一个从书本展现出来的理想。她没想要从十二年的党龄里得到什么物质的好处，她从来不缺，也从不热衷。
她去做了一个教莎士比亚的大学戏文老师，她娴熟的英文和治学的认真，使她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专家。同时，她也是一个恪尽温柔，相夫教子的主妇，再不用东藏西躲以后，她最喜欢的，是烧许多好吃的菜，开亮客厅每一盏灯，请人吃饭，用最细致的盘子装上她拿手的意大利茄汁面条，俄国浓汤，葡国鸡，擦亮每一副餐具。许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在她家吃过饭的人回忆起来的，总有她温润的笑容。那些客人里面，有胡风。王元化当时参加筹建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两本书。张可在胡风离开以后，曾表示自己不那么喜欢胡风，因为他太飞扬跋扈。
那个黄金的五十年代，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意气风发，包括王元化，他那楚人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加上新中国的一路慷慨高歌，使得他看上去锐不可当。当时和他共事的李子云，说那时候她都不愿意理她的领导王元化。过了四十年，已经成为王元化患难之交的李子云回忆起来，仍旧在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上方大摇其头，坚决地说：“我那时根本不要理他，太‘标’了！”
那时在王元化额头发红，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会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笑笑，然后对他竖起修长的拇指来，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
一盆温凉的水泼过来了。然后，聪明地不着一词，收兵而去。
静心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莎学权威文献， *** 持一个美好的家，还有对春风得意的亲人狡黠而微讽地竖一竖大拇指头，这是我们这长故事里现在的张可。在她的丈夫王元化和她的哥哥满涛都醉心于契诃夫的时候，她却非常热爱从五四以来就没有在中国热闹过的莎士比亚，而且选择它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方向。王元化在七十八岁的时候，还深深记得张可参加地下党那年对自己的评价：一个温情主义者。但他也深深懂得了妻子温情美丽的脸上那稍纵即逝的狡黠笑容，在他气宇轩昂的时候，这是偏安于一隅的张可的品格与智慧，和一个知识妇女的纯净。
到现在，一九五四年了，三十五岁的张可仍旧是一个温情脉脉的人。时髦的三十年代已经远去，张可的故事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不是程乃珊式的才子佳人，不是蒋光赤式的革命加爱情，不是张爱玲式的岁月磨脏了大小姐，不是徐纡式革命女郎的悲剧，不是杨沫式的脱胎换骨，奔向革命，不是陈学昭式的工作着是美丽的，但她的故事还是以可以想见的方式发展着，你觉得里面有着一种奇特的清爽之气，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五十年代，现在没有想念它的潮流，而张可的故事，却在那时充分地展开了，就象一粒核桃，被砸开了，于是，你才能看到里面淡黄色的果肉。对于张可，要是没有王元化将要开始的二十三年厄运，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心里开着怎样的花朵。人生它怎么是这样的？要是没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压力，一个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勇气和坚贞。说着张可的故事，看着她优雅地走到了一九五五年六月底，那时她家外面的皋兰路上，高大的梧桐树的树干上褐色的树皮开始爆皮，远远一路看过去，像康定斯基的画，春天又来了。她是一个沉静的女子，可心里一定会对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有愉快的感觉，那条马路上有一座俄国教堂，退色的莲花式的教堂塔楼在春天薄薄的阳光里像一个感伤的童话故事。张可从那里走过去了，从容的，无辜的。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范围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株连千人以上。十年以前，王元化已经认识胡风，但交往不多。当时党内已经有人说胡风有严重政治问题，王元化以为缺乏证据。解放初王元化因此一度没有被安排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忽然被隔离审查，期间周扬提出，王元化是党内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如果他肯承认已经公布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属于反革命性质，尽量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被幽禁中的王元化拒绝，即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
张可完全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的家中第一次被抄。她在学校里被人开会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以书打脸，张可拒绝承认。
一九五七年二月，王元化被释放回家时，已经患上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混淆了现实和幻觉，入睡需要服用安眠药。他的一切都变了，只有他的家一点不曾改变，桌上铺着干净的桌布，衣橱里有熏香，妻子依旧雅致温柔，是他的骄傲。他在家里的习惯不曾改变，他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留下的英国人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要是家里请朋友吃饭，仍旧有意大利茄汁面，葡国鸡和乡下浓汤。 一九五八年，王元化的病情得到缓解，开始找自己喜欢的书来读。当时王元化常常到四马路去看书，虽然那时王元化已经有四年只有少量的生活费，可他还是陆续买了不少书。说起来，这几乎是王元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静心读书的时间。他做了许多翻译工作，一方面是他的兴趣，一方面换稿酬来补贴张可的家用。在和他父亲一起译了英国人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以后，开始着手与张可一起翻译莎剧研究文献，并写完『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张可将这近十万字的稿子，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在朵云轩的稿签上，用瓷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这悄悄保留着自娱的独版书，后被自己烧毁于文革初期。还完成了论文『秦腔赵氏孤儿』。
时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五篇译文题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在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馆子改善营养。而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八十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被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二十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许多人非常感动于这一点。而张可，则悉心地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灵魂，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她不光拿来了鸡蛋，还拿来了莎士比亚的广阔的智慧的世界。王元化在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偶像，也从来不是贱民，他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他仍旧保持着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爱鲜花，虽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体。有很长一个时期，敏感的王元化几乎断绝了所有朋友的往来，可是，他的精神上并不十分寂寞，他有张可。
那时张可仍旧常常参加学校的外事活动。六十年代时，来了外国人在上海是希罕事，上海女子的内心不能改变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好感，总喜欢多看他们两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更华丽的神秘世界。而戏剧学院的女职员们放下手里的工作要多看两眼的，并不是来访的外国人，而是陪同他们的张可老师，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她们隐隐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以她一贯的低调，这似乎并不是对自尊的保护，更像是她并没有十分耿耿于怀她丈夫地位的变化，也许她会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翻译莎学的日子是美好的，带着另一种自由的气息。
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查。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贤农场里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一九七九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那是更加漫长的艰难时世，看上去没有尽头。我那时是个小孩，不认识王元化一家，也生长在一个由学生向往革命而成为老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的父亲也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些医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药，老式安眠药损坏肝脏尤甚。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是去的奉贤干校。我父亲养猪，常常穿着黑色的高筒套鞋，因为靠着海滩的地方是潮湿的。父亲在干校最痛苦的是集体宿舍不能安静，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过量的安眠药，就一夜夜的静待天亮。记得每个月他们从干校回家休假的那几天，总是有一辆大卡车载他们回家，绿色的卡车屁股上沾满了黄白色的尘土。一些蓝衣人风尘仆仆地高高跳下，我的父亲戴着有檐的布帽子，他取下帽子的时候，我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帽子勒出来的一道深深的皱纹。
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年，听王元化简短地说起那些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的脸，那时王元化头上也会有被帽檐勒出来的皱纹吗？这次蹉跎就是十年，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我的妈妈也很美，但她很脆弱，她对我和哥哥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再给你们的爸爸找任何麻烦。”她常常早上没有起床的时候躺着听早间新闻，要是听到一点点指桑骂槐的句子（在那时它们多得不能数），她就把身体向灯下那小小的半导体凑过去，脸上刹那遍布担忧与紧张。妈妈从来不喜欢听新闻，可是她准时听新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父亲离开他的工作岗位成为顾问，妈妈的早上从此只注意天气预报。不知道张可，她是不是在那十年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他们比我的父亲，处在更加险恶的地方。
我们家，从此不再有花了。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一小块诺亚方舟。
王元化说：“他是仁慈的，超凡脱俗的。”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说到这里，那个六十年以前出演奥尼尔笔下小市民的罗兰夫人的美丽女子，仍旧是一个冰雪洁净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她独立在上海的漫长生活中所有能使她变脏的东西之上，成为一个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现在要是说起中国的莎学研究，人们还是不得不提起张可的名字。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怎么回事，它是一颗阳光下的钻石，每一面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华，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三十年代像音乐人所说的一样，她真的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细长手指上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多的老太太，就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他说他有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样做学问，现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轨道。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了，他去书店签名售新书，那本来不是严肃的学问家的擅长，可人潮滚动。他因为学问的精深和仍能不断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那个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胜过他的年轻弟子，身上散发这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太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
“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与之相关，余秋雨《长者》一文曾提起。
物理学家吴建雄人物简介
被称为物理女王的吴建雄（1912—1997 ），江苏太仓人,出生于上海，1936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留在美国，成了著名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科研成果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首次提出了“宇称不守恒定律”，推翻了长期来被人们捧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吴建雄为了证明杨、李理论的正确性，几乎整天钻在实验室里，饿了啃个面包，渴了喝杯牛奶，每天睡眠只有四个小时。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丰硕的成果：证明杨、李定律是正确的，轰动了国际物理界。有人说，吴建雄解开了原子物理和核物理的第一号谜底。
荣誉评价
吴建雄曾师从“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她在原子光谱、量子力学等方面完成了许多意义重大的实验，因而获得了一系列荣誉。1974年，她被美国科学界授予“今年最优秀科学家”的称号，她是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女性。1975年，吴建雄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在强手如林的美国物理学界，物理学会的会长由一名女性担任，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同年，美国总统福特还在白宫向她颁授国家科学勋章。1978年她又获沃尔夫基金会首次颁发的高达10万美元的奖金。这项奖金专门奖励对科学和人类有特殊贡献的人，吴建雄是获得这项奖金的第一位物理学家。吴建雄还先后获得世界上15所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西方科学界称她是物理女王。
物理女王之路
物理第一夫人
--太仓吴健雄家族
吴建雄是吴氏家族在海外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她留学美时获得物理学博士后，专攻物理研究，曾跻身美国"曼哈顿计划"，破解"卜之谜"，是美国物理学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会长，获得"世界物理科学第一夫人"的殊荣。
(一)家世与童年
吴健雄，女，江苏太仓浏河人，1912年5月31日出生，1997年2月16日因中风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八十五岁。
由上海市出城逆着东南方向出海的长江，向西北方大约一小时车程，便是吴健雄的出生地--浏河。吴健雄小名叫薇薇，是吴家第二个出生的孩子，上下各有一哥一弟。在她这一辈，是排行健字辈，第二个字则是以"英雄豪杰"顺次采用。因此哥哥叫健英，她叫健雄，弟弟叫健豪。
吴健雄的祖父吴挹峰，曾在清末中过秀才，由于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吴健雄的出世，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喜悦，吴健雄也因此没有受到恣意的骄宠。可幼时的薇薇不但长眉秀目，而且聪明伶俐，特别在诗文背诵、识字和算学方面显现出颇不寻常的智力，便叫爷爷日渐喜欢上这个孙女了。吴健雄的父亲吴仲裔，生于1888年，是一个思想极端开明，有见解、有胆识的人物。吴健雄出生时他二十四岁，和吴健雄最为亲近，相当疼爱吴健雄，对吴健雄的一生也有着最深远的影响。
吴仲裔小时候就学于太仓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开放的环境，使他接触到了不少西方国家传来的自由、平等思想，阅读了许多谈论人权和民主的书籍。后来在上海洋行里做过事，不但英文很好，而且见多识广。吴仲裔还是个兴趣广泛的人，无线电、狩猎、d风琴、唱歌、吟诵古典诗词......都有相当造诣，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提出问题，热衷学习。在对子女教育方面，虽然不强加要求，但看出吴健雄自幼沉静好学，资赋不凡，也就特别着力给她一些导引，教一些新的知识。他常看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给吴健雄讲述其中一些科学家的故事，他还不时将当时上海《申报》上一些科学趣闻，念给识字不多的吴健雄听。使吴健雄很小就崇拜科学家，并对探索奇妙的自然知识深感兴趣。特别是吴仲裔自己动手组装的矿石收音机，更使吴健雄着迷，对收音机里传来的遥远信息，总是悠然神往，吴健雄和她的兄弟也因此看了比其他孩子多得多的书籍，学到了比其他孩子多得多的知识。
不仅如此，吴仲裔还注意把先进思想、文化知识传播给乡亲们。浏河当时有座火神庙，由于匪患，香火寂灭已久，其院落被商团利用 *** 练。匪祸平定后，他说通地方乡绅，带头将庙里的泥塑木雕拆除，改建成一所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自己亲任校长。他还自己动手做矿石收音机，不但给自己家里装了一台，还装了好几台送给乡人，因为当时乡人没有娱乐，暇时便上茶馆，于是他给每家茶馆送去一台，使去茶馆的乡人都有机会由收音机接触到外在的广阔世界。夏天还到上海租电影回来放给大家看，也可达到一些教育乡民的目的。
吴健雄的小学教育正是在父亲创建的明德学校进行的。这所学校不但给了吴健雄一些正规的教育，而且她父亲创建学校的过程，在地方乡里勇于任事、开风气观念之先的作为，使吴健雄引以为傲，受到许多启发。
在中国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头十一个年头，虽然外界是一片兵燹动乱，但吴健雄却是很幸运的，她不但度过了一个美好快乐的童年，而且还受到了较早的家庭启蒙教育和正规的学校教育，这对吴健雄十一岁以后离开浏河到离家五十里的苏州女子师范去念书，对她今后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1．胡适的得意弟子
1923年，十一岁的吴健雄参加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的入学会考，在接近万人的考生中，她以名列第九的成绩成为考入女师二百人中的一员。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当时是一个相当有名气的学校。除了聘有许多优秀教师，教授新式课程#1-，还经常邀有名的学者来校演讲，甚至有许多是国外的知名学者。胡适先生就是受邀来校演讲的诸多著名学者中的一位。其实胡适来校演讲以前，吴健雄已经在图书馆里的《新青年》、《努力周报》等杂志上看过胡适的文章。她对于这位在美国留过学，回国后亟想改造旧中国的年轻北大教授的新颖思想，早已衷心地向往。
胡适那一次到苏州女子师范来演讲，吴健雄在女子师范已有相当时日，校长杨诲玉由于知道吴健雄的文章写得很好，又对胡适很崇拜，便让吴健雄负责记录整理胡先生的演讲。胡适那次演讲的题目是《摩登的妇女》，内容是讲妇女应如何在思想上走出旧传统。为说明道德标准是和生活水准有关系的，胡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一个穷得不得了的老太太，以拾荒为生，如果她无意间在垃圾堆里找到钱或有价值的东西，一定不会送还人的。他这种将人性作比较客观评量的思想，对比一些倡言道德修身的旧想法，给吴健雄以很大的启发。听完胡在女中的演讲后，余兴未尽的吴健雄第二天又来到附近的东吴大学听胡先生的演讲。那天讲的是新时代的妇女，也谈到社会的改造，这些新思想使少年健雄思绪澎湃，激动不已。
吴健雄在苏州女子师范，虽然在同学中年纪个头很小，但是由于聪颖过人，很快就成为同学和师长喜爱的学生。1929年，吴健雄以最佳成绩由苏州女师毕业，并且被保送南京的中央大学。按规定师范毕业后要先教书服务一年，才能继续升学，但由于当时此规定并没有那么严格，因此，吴健雄在这一年当中，并没有去教书，而是进了上海的中国公学，目的是补习一下自己感到比较弱的课目，为一年后的中大学习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中国公学是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是留日学生愤恨日人歧视，集体退学回国自力在1906年创办的。胡适早年也在这里念过书。他当时虽在北大教书，不过亦自兼中国公学校长，对学校多有兴革，除聘来许多一流学者任教，自己还教授一门文化史的课程。
胡适当时是举国知名的学者，加上他翩翩的风采和广博的才学，更使他成为明星般的人物。他在上海中国公学的课，是一周一次，两个小时。每次胡适由北平到上海来上课，总是一连讲两小时，由于选课的人数太多，一般教室坐不下，于是在大礼堂上课。
一开始，胡适并不认识吴健雄，因为一次考试，才使胡适知道了他有一个极优秀的学生吴健雄。那一次考试，吴健雄坐在中间最前面，就在胡适面前，考试总共三个小时，可吴健雄在头两个小时里就把试题做完并头_个交了卷。吴健雄听见胡老师说："哈，我们这有个人，她坐得很直，考； 试写东西没停过，不到两个钟头就写好了。"
胡适很快地看完卷子，送到教务室去，正巧杨鸿烈、马君武都在，胡适就说，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我给了她一百分。杨鸿烈、马君武二人也同时表示，班上有一个女生总是考一百分，于是三人各自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下来，结果拿出来一对，三人写的都是吴健雄。
吴健雄和胡适的这段师生经历，不但吴健雄认为对她影响深远，胡适也曾在公开场合说过，这是他生平最得意，也最值得自豪之事。除了数理和文史课程，吴健雄还跟一个当时很出名的女作家黄白薇学习写作。有一回吴健雄由上海到吴淞，在吴淞口看到一个船上人家生活的艰苦，便写了一篇文章给黄白薇。黄白薇认为写得好极了，大受感动之余，还写了一封勉励的信，差人专程送到吴健雄在吴淞中国公学的宿舍里。
在上海中国公学这一年，吴健雄为自己正式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作了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由于她准备在中央大学里研习科学，但是又觉得自己这方面学习得不足，因此心中很有些不安。她父亲知道女儿的想法，不但鼓励吴健雄要不畏艰难地勇往直前，还特别去买了三本数学的书：一本三角，一本范氏代数，一本几何。吴健雄暑假里就在家里自修，弄懂了这些她在师范课程中学得不够的东西。这个经历使她养成了自修的习惯。
吴健雄这段立志向学的成长期曾受到多位师长的教诲和鼓励，但给她启蒙和教导最为深远的，还是她的父亲和胡适老师。对于父亲，吴健雄总是记得他的许多新观念和看法，父亲对她的教诲虽严，但是十分尊重她。胡适对吴健雄的影响则是既深且长的，原因是胡适不但在中国公学教过她，后来也一再和吴健雄在中国及美国的许多地方见面和谈话。胡适对吴健雄万分赏识，期许甚高，后来在旅行中看到书店中有英国大物理学家卢瑟福的书信集，认为那时已在美国念物理的吴健雄一定会感到兴瓶栅皿了客禀蛤舶旱德雄对千胡活的磐栌岁情．一盲铭感在。
2．走上专攻物理之路
1930年秋天，吴健雄正式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初进中大时，吴健雄念的是数学系，但她逐渐感到自己最大的兴趣在物理方面，于是，一年之后，她毅然转到了物理系。那时中大物理系有许多名师，像研究光学的系主任方光圻，曾在欧洲跟随居里夫人做过研究的施士元，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天文学家并担任过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以及教电磁学的倪尚达等，这些老师对吴健雄以后成为物理学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健雄在中大起初和别人同住一个宿舍，并不太参与娱乐活动，但为了能专心致志地读书，后来她干脆搬进了单身宿舍。吴健雄的求学态度是极其认真严肃的，经常为一个问题想不通夜里独自思索，而且得不到答案就不上床睡觉。住进单身宿舍后，人们经常看到她在摇曳烛光里独坐看书思考的身影。这期间，对吴健雄最为爱护的叔父吴琢之，假日经常会开车来接她和同学出去逛逛，或吃个小馆子，吴健雄有时会一起出游，多时她会推辞不去，假日留在学校念书。吴健雄不但在数学物理方面有着极高的才分，对艺术文史也很感兴趣，而且也颇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一直受到同学朋友的极高赞佩。但吴健雄从不自傲，交了许多好朋友。她不但有师范时代的吴子我、史人范等老友，还交了许多新朋友。朋友中特别相熟的，一个是念化学的朱汝华，她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也在美国有突出的成就；另一个是董若芬，和吴健雄是同乡，后来一同结伴乘轮船赴美念书；还有一位很特别的女朋友就是曹诚英，她是胡适二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很有才华，曾与胡适有过一段恋情，胡适每次到中大看望曹诚英，曹诚英总是烧上几个菜，叫上吴健雄一起来吃，吴健雄也因此和胡适就更加熟悉了。当然，吴健雄也有一些异性朋友，但在中大四年时光中，她生活的重心还是求知，从没有分心于男女之情。
进入中大一年后，中国东北爆发了日军入侵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年又有日军登陆淞沪的"一二八事变"，一时间举国沸腾，民情激愤，年轻学子也纷纷游行示威，要求对日采取强硬态度。
在这个大动荡时代的冲击中，吴健雄益发懂得只有长远地培养自己的力量，未来才能有走出困境的实力，因此在偶尔参加游行请愿之余，最大的心神，还是专注于对物理科学方面的学习。同时她还在理学院旁听其他课程，因而得到同学师长的极高赞赏，教授她的老师施士元、方光圻等对她更是万分欣赏，就连一些不教她课的老师都认为她前途无量。． 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1934年吴健雄以优异成绩从中央大学毕业，她先到浙江大学去当了一年助教。当时的浙江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剑桥"。"中国氢d之父"王淦昌曾就教于该校，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李政道先生也是从这儿读完大学走出去的。吴健雄到了物理研究所，便和由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来的顾静薇一块工作。这两位有雄心的新女性都想窥探原子内部的奥秘，她们在低温下测定某种气体的光谱，朝夕埋首于暗室中，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候物理所在午餐过后，大家可以小憩片刻，有人伏案小睡，有人会晒晒太阳散散步，而吴健雄不但经常连吃饭也忘记，甚至星期天也是这样工作的。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此时的吴健雄已决心出国继续念书，因此在勤奋工作的同时还努力学习英文，顾静薇对她的这一想法非常支持，也十分鼓励。过去对她最为赏识的胡适，有一次来物理所，也特别找到她的实验室去看她，吴健雄喜出望外的同时，更坚定了出国留学的决心。
1936年7月，吴健雄得到叔叔的资助，准备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去念书。同年8月的一天，吴健雄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齐聚黄浦外滩给她送行。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同乡董若芬。本以为只是出国几年，很快就可以学得知识回家的，哪知道这一去就是三十七年的离别，她再也没能见到至爱的双亲。
3．相克栗博士
吴健雄先到的是美国旧金山，在此她探望了一个林姓女同学，本想一个礼拜后前往密西根大学，但这期问突然改变了主意，在加州柏克莱留了下来。
原来，女同学的丈夫郭先生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经郭先生介绍认识了柏克莱分校中国学生会会长维克多·杨，此人很活跃也很热心，给吴健雄引见了两个礼拜前刚到此念物理的中国留学生袁家骝。袁家骝是清末重臣、民初重要人物袁世凯的孙子，当时吴健雄并不知道袁家骝和袁世凯的关系。在袁家骝的带领下，吴健雄参观了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的柏克莱校区。在国内做过一些x光晶体衍射光谱实验的吴健雄，看到柏克莱物理系各种不同的实验，频频询问之余，心中是无比的兴奋。当然，最让吴健雄印象深刻的，是放射性实验室的一具三十七英寸的可以用于加速带电粒子，撞击不同原子核，进行当时最热门的原子核实验的回旋加速，还有柏克莱物理系的一批年轻而顶尖水准的物理学家，像发明和建造回旋加速的劳伦斯，绝顶聪明的年轻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聪慧过人、对物理科学发展有着极佳眼界，又具强烈成就动机的吴健雄，很快就发现柏克莱物理系无可抗拒的吸引力，感到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探索科学知识之地。为此，她毅然决定留在柏莱克。
于是她由袁家骝陪着，去见了当时柏克莱物理系的主任柏基。尽管柏基对中国人和女性有偏见，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看出吴健雄超凡的物理才分，柏基深知要造就一个好的物理系，除了一流的老师，也要收一流的学生。因此，虽然学校已经开学，柏基还是特别破例接受吴健雄的申请，欢迎她进入柏克莱物理研究所就读。
吴健雄在柏克莱停留下来，住进离学校不远的国际学舍里，除了科学，她也努力学英文和了解美国事务。但是有两件事，她却一直保有中国式的品味，其中之一是衣着，吴健雄的衣着总是中国式的高领旗袍，另外一样就是饮食。吴健雄对学生餐厅里的洋式食物极不习惯，甚至填不饱肚子。为能吃上可口的中国饭菜，经朋友帮忙，她在校园外找到一个中国饭馆，饭馆老板很好，答应吴健雄可以只收美金两毛五分钱供吃一顿饭，共有四个菜一汤，饭随便吃，只是不能点菜，店里有什么给什么。吴健雄觉得既合口味又经济实惠，便经常到那里去吃饭，有时还拉着同学好友一块去，像袁家骝和以后认识的乌苏拉、兰姆都是吴健雄请来的常客。
在柏克莱物理所的前两年，吴健雄和同学一块上课，大约有十五个人。一年过后，吴健雄的成绩相当好便想向学校申请奖学金。那时候美国对东方人是很歧视的，过去也从没有给过东方学生奖学金，系主任柏基怕董事会有意见，只能给吴健雄和袁家骝钱数较少的助读金。为此，袁家骝只好转到了能得到奖学金的加州理工学院，这还引起柏克莱物理系主任柏基很大的不快。
吴健雄继续留在柏克莱物理系，继续认真地上课求知。头两年的一般课程上完后，吴健雄要开始准备她的博士论文报告，也就是说她要开始找一个指导教授，选定一个实验题目，开始为她将来要长久从事的科学实验工作，取得一个入门的资格。指导吴健雄做实验的，名义上是柏克莱放射实验室主持人，大科学家劳伦斯，实际上却是20年代跟随大科学家费米在罗马做出一些有名原子核实验工作的塞格瑞。
1938年吴健雄的头一个实验工作，由劳伦斯指导，题目是探究放射性铅因产生口衰变放出电子，而激发产生出两种形态x光的现象。这个工作与当时的著名科学家如乌楞拜克、贝特和海特勒的理论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1939年1月铀原子核分裂的消息正式公开之后，全世界原子核物理领域的科学家都迫不及待地开展相关的实验工作。
1939年吴健雄由塞格瑞指导进行的实验，也正是研究铀原子核分裂的产物。这一系列的实验工作对吴健雄而言，有两大重要意义，其一，这些实验虽有塞格瑞指导，但大多数是由吴健雄独立完成的，另外，其中的一项结果，对于后来美国制造原子d的"曼哈顿计划"提供了关键的贡献。
吴健雄一开始的实验工作是精确而细致的，因此，无论是她名义上的指导者劳伦斯，还是实际和她一块工作的塞格瑞，都对她极为赞赏。她经常在实验室中工作到很晚，由于系里担心她一个人半夜里击同围际堂会会不寄伞．佰耍另外一位也．经常在实验室中工作到很晚的同学威尔森，开他的老爷车送吴健雄回去，吴健雄多半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回家。
吴健雄是1940年得到博士学位的。她的研究论文就是前面提到的两项研究，这两项研究不但都写成论文，发表在国际上最重要的《物理评论》期刊上，实验结果在科学上也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吴健雄得了学位之后，继续在柏克莱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她的实验工作是研究铀元素的分裂产物以及一些元素的放射性同素，因此经常要利用回旋加速撞击靶后产生的中子束。那时劳伦斯为了得到建造回旋加速的经费，总要强调加速应用在治疗癌症方面之功用，因此也确实有一些病人在接受照射治疗。吴健雄通常总是早上六点就去，等病人一停止治疗，她马上就开始工作。
吴健雄在原子核分裂和放射性同位素方面的杰出工作，当时已经使她成为奥本海默等许多大科学家口中的"权威专家"，经常被请到讨论会上讲这方面的一些专题。甚至后来有人请塞格瑞去讲核分裂时，他都要南罩麒}棚!肚浦廿占老基蚣土日吴健雄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但她并没忘记自己出国的目的。中日战争爆发后，她曾经想过是不是要回到中国去，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航路邮件断绝，更使她望断乡关。
由于吴健雄才分出众，勤奋努力，加上外貌妩媚，气质高雅，个性又开朗率真，引来许多男同学的倾心追求，但最终成为她终生伴侣的是袁家骝。二人于1942年5月30日，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在的洛杉矶帕沙迪纳结婚。婚后，他俩来到美国的东岸工作，吴健雄接受了史密斯女子学院的约聘，袁家骝则在RCA公司从事国防研究工作。次年，吴健雄进入美国东岸常春藤盟校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二人也搬到普林斯顿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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