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南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在2006/2007财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4%,高于前一财年的9%,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1万亿美元。近两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6.6%和7%。2006年阿富汗、斯里兰卡GDP增长率分别达12%和7.4%。孟加拉国经济增长率今年一直在6%以上。
南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2007年,南亚地区经济呈现出以下特点:
区域合作稳步发展。目前,所有南盟成员国均批准了南亚自由贸易区协定,并准备建立南亚关税同盟、南亚经济联盟。随着简化签证手续和降低关税措施逐步落实,南亚地区人员、商品流动规模正在扩大。
印度等国宏观经济形势看好。2007年印度经济发展呈现出高新产业为主导、以服务业为龙头的格局。印度政府2007年宣布了旨在吸引100亿美元以上投资的半导体产业激励政策,根据该项政策,如果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半导体企业,政府将在头十年提供20%的成本优惠补助;对设在特区之外的半导体企业,将免征资本货物补偿税。2007年印度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支出预计增长16.2%,而全球公司该项支出平均增长3.2%,说明印度在采用信息技术提高效率方面继续领先。在印度2006/2007 财年GDP中,服务业占55.1%�工业占26.4%,农业占18.5%。在信息服务业方面,软件和服务出口额达310亿美元,商业、运输、房地产、金融、旅游等行业的增长达两位数。印度股市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91.5%的比率,接近日本(96%)和韩国(94.1%)的水平。由于政府采取了减免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外资流入显著增加,2006年印度共吸收外资150亿美元,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只有30亿美元,其余120亿美元都是金融投资,在2007年的前9个月,外资在印度股票市场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65亿美元,大量的热钱在推动着印度股市一路走高的同时,也使得卢比的汇率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点。从2007年1月至10月,卢比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经高达12.8%。制造业现代化改造取得进展,私营大企业集团全球化经营有起色。在印度设厂的跨国制造业巨头包括芬兰的诺基亚、韩国的浦项制铁和美国的戴尔等。对这些公司来说,11亿人口的印度所拥有的巨大国内市场以及其发展基础设施所造成的需求具有巨大的吸引力。2007年辛格总理在德里启动了“十年汽车发展规划”,规划包括吸引350-400亿美元投资,使印度汽车业对GDP的贡献率由目前的5%增加到2016年的10%。在海外收购方面,2007年印度塔塔钢铁巨头成功收购科鲁斯钢铁集团,使塔塔跻身全球第五大钢铁商行列。印度最大的铝制品公司—印达科 Hindalco 工业公司2007年斥资60亿美元收购总部在亚特兰大的世界著名金属公司—诺沃利斯(Novelis)公司。印度与其它南亚国家和东盟的新加坡、泰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日本、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商谈中。2007年6月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输气管道协议的签订,反映出印度能源领域国际合作取得了新进展。
2006/2007财年,海外直接投资流入巴基斯坦70亿美元,目前在巴基斯坦经营的跨国公司约600家公司。随着私有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巴基斯坦通过嫁接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2007/2008财年,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预计约为7%,GDP将达1300亿美元。在大选年,巴基斯坦经济外交十分活跃,争取伊斯兰世界的支持成为巴基斯坦的工作重点。巴基斯坦与阿联酋双边贸易额每年约为50亿美元,阿联酋对巴基斯坦投资额累计达130亿美元。欧盟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每年约60亿美元。巴基斯坦经济外交灵活而富有实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近来也在向前发展。2007年8月举行的第四轮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务部秘书级双边经贸会谈上,双方同意到2010年将双边贸易额由目前的16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双方还讨论了促进水泥和茶叶贸易、在两国互办贸易展览、减少非关税壁垒、加强跨境运输往来、增开铁路货运线路等问题。印巴关系的缓和有利于巴基斯坦壮大民族经济,减轻来自邻国的压力。
2006年斯里兰卡GDP增长率为7.4%。2007年,捐助国承诺的海啸灾后援助相当部分未到位,来自海湾地区斯里兰卡侨民的侨汇有所增长。斯里兰卡大米生产保持稳定。斯里兰卡2007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依然有限,通货膨胀率约10%,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约7%。
2007年初孟加拉国看守政府成立后,政党活动受到抑制,在军方支持的看守政府领导下,孟加拉国政局保持大体稳定,受8月洪灾的影响,食品价格上涨较快;一些投资者裹足不前,外资流入曾滑坡。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拿出3亿美元用作燃料补贴,防止国内油价大幅攀升;今年成衣出口依然稳定,电讯业特别移动通讯业务发展迅速。预计孟加拉国今年经济增长率约为7%。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解,为尼泊尔经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2007年尼泊尔入境游客人数继续增加,农业生产依然稳定,今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3% 。
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南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以下挑战:
美元贬值对南亚国家出口造成不利影响。自2007年4月以来,印度出口增长幅度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其中8月份出口增长只有18.9%,而去年同期的增长率却高达41.1%。印度服装纺织业与软件外包业在卢比升值中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卢比每升值一个百分点,印度软件外包业的利润增长会急剧降低20%到30%。10月27日,印度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在孟买表示,政府将拿出500亿到550亿卢比的预算来应对卢比升值给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印度服装及纺织业的出口商可以获得10%-20%的政府补贴。另一方面,孟买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于10月下旬发出公告表示,将限制国际机构以“共同票据”的形式投资于印度股市,以便政府能够从根本上控制国际热钱的大规模涌入,防止推动卢比汇率的一路走高。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及意义国际分工格局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定位,其演进趋势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已有不少文献对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变动做出了分析。事实上,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1.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国际分工在不同产业间进行,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类初级产品的生产,发达国家从事制成品的生产;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玩具、鞋帽等,属于制造业的低端产品;发达国家从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机械、电子等,属于制造业的高端产品。在这种分工格局中,产业边界是清晰的,形成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依据同一产业内部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来进行,具体而言,产业链条可以分为三大环节: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三是营销环节,包括分销物流、批发及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经历了多年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明确自己的发展定位,承接着这种产业环节转移,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如耐克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微观案例。耐克公司掌握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越南、中国等国外生产厂商按其产品规格、技术标准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产品内分工。国际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技能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部件一般由发达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部件依靠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其结果是“万国牌”产品的大量出现。例如我国的上海、西安、成都和沈阳四大飞机制造公司就承担了波音737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CFM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
在这种多层次的产业分工格局中,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还表现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水平分工。迄今,由于仍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未能从初级产品中脱身,他们仍以垂直分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因而垂直分工仍在发挥着作用。但应该说,水平分工更适应了生产全球化的大背景,正日益显示出它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地位,使得世界各国的生产活动不再孤立地进行,而是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2.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相应地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如在东亚地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日本将国内进入衰退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纺织、服装,80年代的家用电器等)先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然后再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呈现出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经济、产业各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发展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一国的竞争优势也随之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任何企业,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去组织生产,由于劳动成本方面较大的区位差异,不仅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内的海外转移是势所必然,从而为发展中国家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3.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在新型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不仅表现为产业层次的高度化,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递进,还表现为在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上。因为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分工的产业边界在弱化,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的作用在提升。具体而言,在产业链条层次,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又可细分为上游生产(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像电脑中的芯片、微波炉的磁控管等)和下游生产(终端的加工组装),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其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大;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其知识技能的要求越低,附加值也越小。所以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向上游生产的递进也一样意味着分工地位和增值能力的提升。
二、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分析
影响一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管理制度等,但它最终要体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所以一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该国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来评估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所在及其变迁,并以此对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做出实证分析。
RCA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是指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所占份额相对于该商品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其公式为:RCA :(X[,ij]/X[,i])/(X[,wj]/X[,w])
其中,RCA 代表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 ,国/j类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 国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X[,wj]代表j 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X[,w]代表所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如果RCA 值大于1,表示该国在该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在这类商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相关的另一分析指标是Cr,即显性比较优势变动指数,其内涵为一个时段内的RCA 指数与前一时段RCA 指数之比,它能较好地反映出一国比较优势的调整与变迁。如果Cr值大于1,表明该国在该类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在提升;反之,如果Cr值小于1,表明其比较优势在弱化。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及其他相关资料,表1提供了1997—1998年我国主要出口商品(出口份额达到全国1%以上的商品)的RCA 指标数据,并与1992—1993年相对比得出了比较优势变动指数Cr的数据。
注:在产品类别中,A=初级产品,B=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C=低技术产品,D=中级技术产品,E=高级技术产品,F=未被分类的产品。资料来源;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Report,2002.(1)在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体系下(SITC),我国主要的出口商品集中在第8、7和6类商品上,第8类产品主要是服装、鞋类、玩具、旅行用品等,第7类主要为机械、电子产品,绝大多数的信息技术产品都包含在这个产品类别中,第6类产品主要包括各种金属制品、部分纺织品等,多为初级加工原材料产品。
(2)在这三大类产品中,从比较优势指标来看,1997—1998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最高的RCA 值,旅游用品、服装及服饰、玩具及体育用品列前三名,RCA 值均在7以上,分别达到8.9、7.5和7.0,显示出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同时某些高技术产品也显示出了较强的出口竞争优势,数据处理设备、通信设备及零部件的RCA 值也超过了1.(3)从动态比较优势指标Cr来看,1997—1998年与1992—1993年相比,高技术产品具有最高的Cr值,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变动指数普遍不高,尤其是纺织类产品,除去人造纤维织物的Cr值大于1外,其余6个项目的Cr值均小于1,表明部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市场扩张空间有限,有些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弱化,换言之,它们或许正面临着崛起于成本更低国家、有更强竞争力的供货厂商的挑战。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正与之相反,虽然RCA 值不是很高,但增速明显,显示出良好的成长性,数据处理设备、晶体管及半导体的Cr值高达5.2和2.0,分列前两名,表明部分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快速提升。
(4)在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不断提升的背后,是中间品及零部件进口的迅速增加。当把RCA 指标用于进口产品的分析时,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在我国进口产品RCA 值居前10位的产品中,有7种产品属于中间品或零部件产品,占到进口总额的27%。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在加工装配业务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我国参与的只是这些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虽然我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得以提升,但并不能完全表明我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已经具备相应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实力。
以上分析表明,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不仅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在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且需求的收入d性不大,市场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则日趋活跃,这就更凸显出后一优势的发展前景和现实意义。因此,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我们必须把握好我们的发展定位,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还应顺应国际分工的新趋势,积极参与水平分工,承接跨国公司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在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中把握机遇,寻求新型发展空间。
三、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1.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
在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劳动力成本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吸引成本驱动型的国外投资,承接国外公司加工制造环节的海外转移,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参数。但客观地说,人们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有高估之嫌。表2提供了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对比情况,数据表明,中国的工资水平要低于选取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水平,但是由于中国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低,使得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要明显高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印尼等),导致的结果是,尽管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要高出中国,但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却低于中国。
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二元”特征,即外商投资企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与国有企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并存(要知道,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但它们所吸纳的就业人数尚不到全部劳动力的1%),劳动生产率低主要源自国有企业。进而可以推演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低并不是绝对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制度层面得到解释。即国有企业由于缺乏用工自主权,尚不能按照员工的边际生产率来决定其去留,其结果必然是冗员对劳动生产率的稀释。因此说,只要企业改革到位,赋予它们应有的用工自主权,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2.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合成谬误”与过度竞争问题
当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当初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出口导向战略,一起同时推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时,结果便引发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合成谬误”问题:少数国家的成功之路,扩展到全体发展中国家,这一路径就不那么现实,至少是来得没那么容易了。加之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从而放慢了夕阳工业的关闭速度,同时不少中等收入国家没能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仍旧从事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更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压力。它所形成的结果,一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过量供给,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有迹象表明,与工业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价格近年来不断下降。二是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产生大量的经济摩擦。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专家测算,以1997—1998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50种出口产品为参照,我们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具有很高的趋同性,与斯里兰卡、巴西、巴基斯坦、越南、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结构相似系数都在0.5以上(S.M.Shafaeddin,2001),这是贸易条件不稳定、经济摩擦不断的重要根源。对此我们需要认真思量,多做准备,参与国际竞争时,就不仅要考虑供给还要考虑市场需求,考虑市场容量和市场的可接受程度,并最终通过适时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摆脱过度竞争局面。
3.加工制造环节的增值能力问题
在当代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为扩张,但事实上,此种产品只是表面上由发展中国家出口,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从事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环节,大部分技术和技能包含在进口的零部件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贸易与发展报告》(2002)中的数据,尽管发达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现在有所下降,从1980年的82.3%下降为1997年的70.9%,但它们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却从1980年的64.5%上升为73.3%;而发展中国家却与此相反,虽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的份额大幅度增加,从1980年的10.6%上升为1997年的26.5%,但并没有以相应的幅度提高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只是从16.6%略升为23.8%(见表3)。惟一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环节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增值能力有限,附加值较低。例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电子产品生产中,第一层次是美国,他们生产的是高附加值的芯片和软件,在全世界电子行业中所获取的利润要占60%左右;第二层次是类似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他们生产关键性的电子器件,其利润要占到20%左右;第三层次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进行终端产品的加工组装或者一般性零部件的生产,所获利润只有10%左右。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我们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因为加工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现实优势,是我们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切入点。这对于我们实现与国外的产业对接,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要途径。考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是从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而后再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较高层次递进的,这一点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个下游生产商的角色,而是要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基础上,提高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生产水平,由下游生产商向上游生产商推进,强化生产环节与技术研发的相关性,并适时向产业链条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环节渗透,从而逐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加工增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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