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理工科人才,首先在计算机、通信和互联网行业建功立业,促进了腾讯和华为等公司的诞生,但要轮到芯片行业,则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时间。80-90年代那些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承担半导体研发的重担,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和锻炼,尤其需要去全球集成电路技术集聚区-美国的硅谷
今天整个华人半导体圈子,清华子弟占半壁江山,不过考虑到规模达几千亿的国家产业基金是由75级化工系的一位校友批准推动的,所以剩下那半壁江山也得仰仗清华
张汝京深谙半导体建厂经验,按照他的理论,“不景气时盖厂最好”。曾经有台湾的朋友来大陆拜访张汝京,回去跟台湾媒体评价道:“Richard(张汝京英文名)连西装都没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发旧的灰色毛衣,像个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拼凑起来的便宜货。张说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他为这个梦想要彻底献身,好像甚至牺牲性命都可以,这个人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件事,这才是最可怕的。”
在中芯第一次认输赔款的2006年,大陆芯片界又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而国家组织的三大国产CPU“方舟、众志、龙芯”又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整个舆论对半导体行业开展了无差别的口诛笔伐,负面评价铺天盖地,中国芯片再一次走进了至暗时刻。
更为致命的问题摆在面前:中国哪个行业是制造业的命根子,哪个行业更容易被别人卡脖子?是风电?是太阳能?还是芯片?
中国芯片行业已经拥有了走向成功的众多因素:无数从海外回流的顶级人才(如梁孟松),不断壮大的国产工程师队伍,卓越民企等树立的标杆机制,国家充沛且持续的资金支持。
1991年12月,首钢喊出了“首钢未来不姓钢”的口号,跨界芯片。这是大型企业受地方政府“鼓励”跨界做芯片的第一个案例,未来还会不断重演。据说首钢当年规划的转型方向只有地产做的还不错,这种强烈对比蕴含的道理,足够很长时间来玩味和琢磨。
这些项目未能取得预想中的成功,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芯片行业更新速度太快,制程升级一日千里,国内八九十年代这种没有连贯性的“挤牙膏”式投入,必然会陷入“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效果很差;二是半导体相关人才实在是太弱,根本无法吃透引进来的技术,遑论自主研发。
另外,西方国家先后用“巴统”和“瓦森纳协议”来限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高科技设备,同意批准出口的技术通常比最先进的晚两代,加上中间拖延和落地消化,基本上中国拿到手的技术就差不多落后三代左右。
1、原因一:荷兰的ASML并不是一家白手起家的公司,而是从著名电子制造商飞利浦,独立出来的一个公 司,背后肯定有相关的人员,经济上的资助。
2、原因二:ASML的光刻机中超过90%的零件都是向外采购的,这与他原来的对手,尼康和佳能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使得他们能够在整个设备的不同部位同时获得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他们自身也可以腾出手来在部件整合和客户需求上做文章。
从而在日新月异的芯片制造行业取得竞争优势,而这种高新技术行业马太效应特别明显,一旦有一点差距,很快就会迅速拉大。
3、原因三:“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最先进的EUV光刻技术,ASML拥有世界第二的专利申请量,说明即便是广泛地外包零件,他们依然对核心技术有着不懈的追求。
扩展资料:
ASML还有其独特的合作模式,ASML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规定,那就是只有投资ASML,才能够获得优先供货权,意思就果要求他自己的客户要先投资自己才行。
这样奇特的合作模式使得ASML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英特尔、三星、台积电、海力士都在ASML中有相当可观的股份,可以说大半个半导体行业都是ASML一家的合作伙伴,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就算是技术研发出现了失误,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并不会威胁到ASML的市场占有率,而且不仅仅是来自合作伙伴的资金支持, 更多的还有技术支持。比如ASML在EUV光刻技术上拥有世界第二的专利申请量,而世界第一是德国的蔡司公司,第三是韩国的海力士公司,而这两家公司都是ASML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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