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元逼出的华人“半导体教父”：全球高科技，没有他就做不出来

1、

1美元逼出来的华人“半导体教父”

1953年，一位麻省理工的年轻硕士同时拿到了福特 汽车 和希尼凡亚公司的offer，当时的福特 汽车 ，是全球 汽车 行业的霸主，不论是实力还是前景都不是后者能够比拟的，后者希尼凡亚公司，从事的是半导体产业，当时全球的半导体发展也不过几年，属于一个新兴行业，前途未知。

本来这个选择题很容易做，换做是谁都会选择去福特工作， 但是因为在谈薪资的时候，福特公司的薪资比希凡尼亚少了1美元，使得这位年轻硕士改变了注意，选择了薪资多1美元的希凡尼亚，进入到了半导体行业。

人生的际遇有时就是这样，因为年轻时的“短视”和“意气用事”，却造就了一代风云人物的崛起。 这位年轻硕士，便是后来的华人“半导体”教父，一手创建了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台积电的张忠谋。

这位1美元逼出来的“半导体教父”，或许在中国大陆地区，并不是那么知名，除了半导体相关行业的人士，知道并了解他的并不多。但是，在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在美国，他就是“华人之光”，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的代名词。

他所创建的台积电有多厉害呢？业内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足以说明：“全球高 科技 ，没有他就做不出来”。

我们都知道半导体、芯片这些高 科技 的产品，是许多顶尖产品的“心脏”和基础，经过了这两年的一些事件，我想中国人也对芯片这种东西的重要性有着切身体会了。

这里简单说一下全球芯片行业的模式，能够很好的说明台积电的厉害。

目前全球国际芯片厂商分为两大模式：

一种是IBM、英特尔这样的，通过自主研发出专利技术，然后授权给厂商们进行生产，拥有专利技术的赚大头，组装生产的赚小头。

还有一种是台积电模式，不管是专利技术还是组装生产，全部都自己来，而且全部都能做到世界顶尖水平，尤其是在代工市场份额上， 尽管一大堆代工企业崛起，依然无法撼动他的地位，至今仍然占有全球55%左右的份额，可谓“独孤求败”。

而这一切，都是张忠谋凭借着一己之力打下的江山，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对他开始有了敬佩之情呢？

2、

经过了“乱时代”，

我们要引领“大时代”

1931年，张忠谋出生在浙江宁波。父亲是县里的财政处长，家境颇为殷实，也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教育环境。

可在那个战乱四起的年代，张忠谋还是免不了随着家国命运一起颠沛流离。 1932年张家迁居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家人又匆匆南下广州，而不久后广州又遭到日军轰炸，辗转到了香港，可到了香港没几年，香港沦陷，一家人还是在q林d雨中日夜担忧，苟且偷生。

张忠谋至今还记得日军攻打香港时一个星期戒严，全城断水断粮的场景： “旅馆里的食物渐渐吃尽，后来吃的都是罐头，到最后罐头也吃尽了，幸而那时戒严已经结束了，等父母回到家中，财物已被歹徒抢劫……”

此后，一家人又南上重庆，一路要穿越战区，也是提心吊胆，九死一生。1945年日军投降，经历了短暂的狂喜之后，内战开打，国民党强制推出“货币改革”，其实就是用一文不值的“金圆券”换老百姓手里的黄金、美金，洗劫人民的财产供他们逃跑之用。

张忠谋在上海亲眼见到，由于对金圆券没有信心，民众把所有的钱都争抢着去买不动产保值，导致上海房价一天上涨数倍。 这就是一个政权末日时的疯狂。

江山鼎革之际，张家人再度搬到了香港，张忠谋也在当地的培英中学读书，毕业后留学美国，入读哈佛大学。

从乘飞机前往美国的那一刻起，张忠谋知道，自己经历了十几年的“乱时代”算是过去了。多年之后，当张忠谋深入了解到半导体行业的前景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判断： “这个世界由野心家引领的乱时代过去了，未来是和平的时代、拼经济的年代，而企业家就是引领这个大时代的人物”。

正是因为有着类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情怀，1987年，56岁的张忠谋接受了“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邀请担任院长，但他并不满足于在实验室里的工作，他想要创办一家中国人自己的芯片公司，于是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在那个个人电脑鲜有人接触，智能手机更是没有出现的年代，从事半导体芯片行业想要做大市场，谈何容易？

在张忠谋的前面，还有IBM、英特尔这样的行业航母霸占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他一个技术出身的人，不懂得资本运作，想要迎头赶上更是难上加难。 正是这样的现实，让许多人嘲笑这位56岁还要出来“折腾”的半导体老兵，有人劝他，在大企业里再干几年就退休了，领着高额的退休金，当个“院长”名利双收那日子不香吗？

要做事的人，总是会经历这些嘲笑和不解，如果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安于现状，混吃等死，只想着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那么奇迹要谁来创造呢？

3、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面对着重重困难，张忠谋秉承着一颗要引领大时代的心，一个一个的迎头解决。

首先，做芯片需要庞大的资金，张忠某没有，但是他想到了办法，台积电先提供芯片代工，让小规模的制造商专注于开发与半导体相关的知识产权，而无需先付出巨大的固定成本，大幅降低了半导体公司进入的门槛。

在台积电创办的第二年，迎来了第一位大客户——英特尔。 英特尔的创始人之一Andrew Grove亲自来到台湾参观，在看过张忠谋的产品之后，竟然给出了266个缺陷的意见。 台积电的工程师们夜以继日的优化工艺，最终通过了英特尔的认证，赢得了第一张大合同。

这次订单非常关键，不仅给台积电带来了利润，还因为有了英特尔的背书，台积电在业内的名气开始慢慢打响。

接下来的30多年，张忠谋带领着台积电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攀上了新的高峰。

1997年，台积电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2年，台积电成为第一家进入半导体产业前十名的晶圆代工公司。

2010年，台积电为全球四百多个客户提供服务，生产超过七千多种的芯片。同年全年营收为新台币4,195.4亿元，不断刷新纪录。

2017年3月20日， 台积电的市值首富超越了英特尔，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芯片公司。同年台积电净利润达到800亿元，是同年华为公司的两倍。

2019年，台积电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 "全球最大500家公司" 排行榜中，营收规模名列全球第363名，获利规模名列全球第39名。同年，2019年8月，在"全球顶尖100家公司" 排行榜中，公司市场价值名列第37名。

今年已经89岁的张忠谋，在2018年的时候宣告了从台积电退休，将公司业务全部交予后辈打理。但是，他的另一份事业又重新开始了，那就是写作。用张忠谋自己的话来形容退休状态，就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少年时的张忠谋，曾经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有着一个作家梦。 但是父亲在看了他写的文章后，说了一句：“如果你选择当作家，恐怕要饿肚子了”。这句话点醒了张忠谋，他很认真的读了自己的文章后，也意识到和专业的作家水准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放弃报考文科，选择了攻读商科。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年少不经事的张忠谋，写的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东西， 如今经历了80余年的沧桑，不仅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还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崛起，再加上退休后有着大把闲暇，他终于又拿起了笔，准备为自己写一部传记。

我相信，这一定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传记，有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张忠谋和他所经历的“乱时代”和“大时代”。

中国一家民企华为，因为在5G领域一下子超越了美国，更因为没有在美国上市，美国也无法动用资本的手段来控制华为。

所以能拿到台面上的方法都无效之后，美国连借口也懒得找了，直接联合欧洲各芯片厂商封锁芯片供应，还有中国台湾的台积电，都加入到围堵华为的队伍中。

没有理由，只有目的，那就是想挤死华为，进而迟滞中国的5G产业发展。

而且这也不是美国唯一的手段，美国的铁杆盟友、五眼联盟的澳大利亚频频在国际事务中攻击中国。

为了拖慢中国崛起的步伐，美国似乎已经恼羞成怒，拉开了对中国极限施压的序幕！

华为承受了很大压力，因为芯片的断供，华为产能和销售额大幅缩水，手机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退出了前四，持续研发的资金也受到影响。

既然手机的芯片不卖给我们，那么，我们自己生产不可以吗？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制造手机芯片所用到的7纳米制程的光刻机为荷兰阿斯麦尔公司（ASML）所有，而该公司也在美国的授意或威胁之下，不肯把光刻机卖给中国。

这一次随着华为被制裁，也曝出了一个令国人更加震惊的消息，原来在芯片行业让西方人高歌猛进的研发团队，竟然也是一群黄皮肤黑眼睛的人！

而对于如今要在半导体行业发力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必须要予以深刻反思的问题。

中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说：全球芯片领域的专家，在芯片界排名前十的行业里，或者创始人、或者CEO竟然都是华人。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杨培东，杨培东出生于1971年，在国内完成大学学习后赴美留学，之后一直在美国工作，更是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拥有极高的权威。

正是这群人紧紧地扼住了中国芯片业发展的咽喉，限制了中国在5G通讯领域的发展。

在这里，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这类人归于不爱国的范畴而大加指责，因为这里有个矛盾，那就是国家的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的矛盾。

限于国家发展的共性规律，当年国内确实没有发展半导体的环境，为了自己能学有所成，他们选择了到海外发展，所以造成了我国在半导体领域的人才流失，导致美国芯片专家多数是华人的现象。

好在近几年，我国在芯片领域的布局，这类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有了一定改善。

当年我们为什么在实际上没有重视芯片

这么明显的命门，为什么就轻易被美国抓住呢？

说出来，令人心酸，不是中国人没看出来，因为二十年前，手机在我国悄然兴起，低廉的制造成本使它受到了青年人的追捧，以拥有一款小巧的手机为荣。

巨大的手机市场，催生了对芯片的强劲需求、芯片制造业一片大好。

但在1990年到2001年前后发生了几件事，让我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

1993年7月23日，美国公然断掉GPS导航系统，在公海逼停我国银河号货轮，强迫银河号接受美国检查；

紧接着，2001年4月1日，在中国南海，我国的歼-8型81192战机被美国的一架EP-3电子侦察机撞损后坠海，飞行员王伟失踪。

这一系列的事件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在国防、在军事上要比肩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个时候，是发展综合性的军力国力最重要，还是发展几十年以后才有可能被打压的手机芯片重要？答案不言而喻。虽然国防军工也要芯片，但芯片不是全部。我们只能一步步解决。

一个小小的芯片怎么就会影响到国家的产业布局呢？

别看芯片小，它可是烧钱的行当，2000年，我国改革开放成效见长，国力有了很大增强，GDP突破10万亿大关，但是用钱的地方还是太多，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有多烧钱呢？

可以说，是越小越烧钱！

而且芯片的研发周期长，技术风险大，把钱砸进去，也不一定能看到结果，一旦研发方向出现错误，前期所有的钱就相当于丢进了水里，实在是一个烧钱烧到绝望的行业。

单以制造芯片所用到的光刻机举例就可以说明问题，就算是现在以一台EUV（极紫外）光刻机横行全球芯片业的荷兰阿斯麦尔公司（ASML），也是靠不断海量资金的融入才能维持产品的升级迭代研发。

阿斯麦尔公司为了筹集EUV光刻机的研发资金，于2012年提出“客户联合投资计划”：客户先通过注资的方式成为股东，然后拥有优先订货权。

也就是加钱抢票的意思。

通过这种手段，阿斯麦尔公司把研发资金的压力及风险转嫁到了客户身上。

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往“风险”里面砸多少钱，花多长时间，一旦公司实力稍差，在研发还未完成时，自己的公司就爆仓了，前期所投的钱也血本无归。

但客户们为了早人一步实现产品升级，也只好甘心情愿冒着被阿斯麦尔公司当杀猪盘的风险继续投资。

通过这一项计划，阿斯麦尔公司从美欧日手里筹来了53亿欧元资金，折合人民币500亿，占到了当年我国国防预算的7.4%。

听起来不多，但这仅是“首付”，之后还要源源不断地砸钱，其它相关产业如晶元的提取制作都得花钱，如果把钱都给了芯片，那么我们的高铁和北斗卫星的事关国防民生的项目又怎么能不受影响。

我们的国力决定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发展而不能全面铺开。有些零部件只能暂时采取国际分工的方式，甚至暂时受制于人。

如果那个时候就去和美欧比烧钱，无疑会掉入他们的圈套。

但华为的崛起令世界都来不及反应！

美欧、甚至连我国自己都没想到，华为能成为通讯行业的一匹黑马，更成为5G领域的领头羊，这才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在美国的印象中，本来觉得自己在通讯行业还能在原地等中国二十年，或者是十年。

没想到华为像头灰犀牛一样狂奔着冲到他们跟前，并很快把他们甩在身后。

美国人不敢再装绅士了，于是对华为痛下杀手，意图再次封印中国的 科技 发展。

建国后，我们的尖端 科技 一路狂奔，走到今天，可以说接近于西方，甚至有些地方还远远强于西方，比如华为手里的5G技术。

但越尖端的前沿 科技 越需要一个雄厚的产业链为之支撑。

一条产业链的模式大概是这样子的，原材料——粗加工——精加工——制造业——尖端 科技 。

这条产业链理想状态应是均匀的，由于我们在尖端 科技 这个链条上跑的太快，把精加工与制造业这两个链条相对性地拉细。

换言之，我国的精加工与制造业是赶不上高端 科技 的需求的。

这就是我们有求于美欧、日本的地方。

精加工与制造业就是支撑我们高 科技 发展的命门所在，在电子集成方面，我们被拉细的环节就是芯片制造业！

对此西方发达国家心知肚明，他们的制裁，像是一支箭射向了阿基琉斯之踵，芯片断供瞬间让华为遭遇巨大危机！

哀而不伤，痛而不亡的芯片断供

事实上，美国这一招确实狠辣，打痛了华为，但却打不死华为，更达不到拖慢我们在芯片业的发展脚步的目的。

说起来，有人可能不信，阿斯麦尔公司引以为傲的7纳米制程应用最多的地方也就是手机通讯行业，而对于国防角度来说，并不是太卡脖子的事。

就连美国人当年引以为傲的外星 科技 ——F-22上面使用的处理器——PowerPC-603E，1995年研发，其芯片制程还没有步入纳米级，尚处于微米级别，硬要换算成纳米大概也就是500纳米制程；

美军卖遍全球的“神机”——F-35战斗机，其搭载芯片制程45纳米，而现在我国的芯片水平已经攻入了28纳米甚至是14纳米制程以内了。

也就是说，满足我国国防需要的芯片，我们是能够造出来的。

其次，美国制裁华为，到底打疼了没有？确实打疼了，可是普通人有没有感觉到？相信很多人没有感觉到，因为除了华为手机，我们还有其他手机可选。

其实回过头来，才能看明白，二十多年前国家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决策虽然艰难，却是正确的。

这种疼，有可能在二十年前国家就意识到了，但我们当时只能选择更加重要的方面。

因为手机如果没了华为，我们还可以选择其它手机，如果我国的北斗导航卫星没了，我们如何选择？如果我们的歼20没有了，我们该如何选择？如果我们的高铁没了，我们又该作如何选择？

相比之下，81192飞行员王伟，才是我们身上最痛的地方，是我们不能再忍受的。

所以二十年前选择国防、航天、高铁、粮食安全，忍痛做出暂时的取舍是正确的，为的是不再让银河号事件重演，不再让我们的国土受到侵犯。

其实我们早已悄悄发力

我们要一直放弃半导体芯片行业吗？当然不会。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换言之，是对中兴下达了封杀令。

短短一年后，又将q口对准了华为，并决心要彻底毁掉华为！

这一次我们并没有忍气吞声，国家的力量开始下场帮忙！二十年来欠芯片行业的，我们今天要还！

清华大学和西安 科技 大学开始开设半导体相关专业培养人才，其它知名大学也积极跟进，并与市场充分融合，虽然目前在光刻机等方面，与国际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却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缩小。

大概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经在芯片行业发力，一路攻坚克难，国产首套90纳米高端光刻机已经成功研制。

2020年6月，上海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透露，将在2021-2022年交付首台国产28nm工艺浸没式光刻机。

这个成果标志着国产光刻机工艺从以前的90nm一举突破到28nm，有了阶段性的飞跃。

差距还很远，但我们已经迎头追赶。

同样，我们在这个行业也准备弯道超车，我国光电所微细加工光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制出来的SP光刻机是世界上第一台单次成像达到 22纳米的光刻机，结合多重曝光技术，可以用于制备10纳米以下的信息器件。

这不仅是世界上光学光刻的一次重大变革，同时也意味着在光刻领域，我们找到了一条更为便捷的生产工艺，研发成本和周期进一步降低，其意义在于有可能抢到工业4.0的第一赛道。

虽然面对未来，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毕竟我们是看到了曙光。

正如70年前，西方封锁核技术，但我们的原子d还是在罗布泊炸响。

十年前，封锁高铁、盾构机技术，但我们现在的高铁和地铁却世界一流！制出一流芯片，还会远吗？

我们青年对于国内芯片及光刻产业最大的支持，就是该学习的好好学习，将来投身于国家的芯片产业，发挥作用；

该工作的努力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只要不被国外的智库干扰了发展思路，不给国家添乱，我们就成功了。

为什么这一次遇到发达国家的打压，我们觉醒了，选择不再忍了？其实一切都是经济说了算。

因为2020年，除去疫情影响，我国的GDP是101.6万亿，人均GDP连续两年超1万美元。

是2000年的十倍。

占到美国经济发展总量的70%还多，手里更是握十万亿左右的外汇，甚至比美国人自己手里的现金都多，殷厚的家底才是我们反击的底气。

我们并不是觉醒，其实一直都睁着眼睛，看着敌视我们的国家在表演。

你很难想象我国的芯片产业走得有多艰难！

30年前，日本芯片全球占有率高达53%，美国仅37%，这辉煌让美国愤怒，美国将日本按在地上摩擦，逼迫日本连续签订两次不平等半导体条约，内部核心资料全被美国中情局带走。日本用22年时间，举国之力发展起来的支柱产业，就这样被美国搞垮了，经济被拖入泥沼，永无翻身可能。

类似的拙劣行径，美国人正在故伎重施，一系列所谓“制裁”正发生在华为、中芯国际等民族企业身上！

2019年5月15日，美国一纸禁令，限制美国企业为华为提供零部件和服务。时隔一年，第二轮“追杀令”升级，只要是使用了美国技术的企业，任何一家都不准为华为制造芯片，自此彻底掐断了华为的芯片代工之路。

作为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中芯国际早在2018年便耗资1.2亿美元从ASML定制了一台EUV光刻机，而美国却从中作梗，限制相关设备出口我国，时隔4年，这台光刻机才有机会交付。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面对美国封锁，我们势必要走出一条产业自强之路！

也恰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群 科技 志士前赴后继，毅然决然踏上这条“中国芯”振兴之路。

一、中国半导体教父——张汝京

他，年少留学国外，学成后毅然归国报效中华。五次创业，被陷害，再重来，凭借一己之力把中国送进尖端芯片 科技 赛道，他就是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

1997年张汝京离开最顶尖的芯片制造企业——德州仪器，回到中国开始创业。短短3年时间，势头直逼台积电。台积电坐不住了，利用关系收购了张汝京的公司。之后，张汝京又在中国香港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中芯国际。

这次，张汝京不仅从台湾带回300骨干，还像传教士一样，横穿美国东西两岸宣讲，召唤了100多位在美华人回国。他深知，在中国半导体产业，人才比资金更紧缺。

中芯国际用3年时间，将大陆芯片水平拉快了30年。

商场如战场，2002年，中国台湾向发送了撤资警告，否则就要赔款1500万台币。张汝京不予理会。气急败坏的台湾当局撤销了张汝京的台湾户籍，甚至把他列入通缉名单。

你方唱罢我登场，台积电也闻讯杀了过来，下手更狠。张汝京被迫离开中芯国际，还签下3年内不能从事芯片工作的竞业协议。离开的那一天，张汝京在厂区来回转悠了3小时，看着9年来为之付出一切的一草一木，心里五味杂陈，最后对着送行的工人说了三个字“别趴下”

3年期满，张汝京开着10年前那辆破旧的白色福特，再次回到芯片行业。中国芯片产业在他的带领下，已经完成了从低端到高端的跨越。这次，他转移了目光，将个人精力投向中国芯片的另一个弱项——“硅”元素。

当产能达到12万片每月后，张汝京将公司交给了国资的上海硅产业，继续奔赴另一个赛道——IDM。

2017年，倪光南院士代表国家，为张汝京颁发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终身贡献奖。

二、芯片届的“堂吉诃德”——倪光南

倪光南，1939年出生。大学毕业时，以脉冲编码通讯为题，写出极其创新的观点，震惊导师。1981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寄来邀请，倪光南待了两年就回国了，拎着他自掏腰包购买的核心机器和电路芯片。要知道，彼时他在加拿大的年薪是4.3万加元，比国内工资高出整整70倍。

面对家人朋友的不理解，倪光南说：“如果我不回来，此后我所做的一切，不会对中国制造有所帮助”

1984年，一个商人敲响了倪光南的门，这个人就是柳传志。科学家和商人最大的区别是，一个终身立志振兴中国 科技 ，一个只想赚钱。

1985年，第一期联想式汉卡成功研发并投入市场，倪光南先后更新了8个型号，成为公司的核心技术。直到1994年，联想从一个初始资金只有20万的小公司，变成销售额高达47.3亿元的龙头企业。

极具前瞻性的倪光南主张由联想公司牵头，成立国家投资计划，研究中国自主制造芯片技术，但身为商人的柳传志不愿冒这个险，两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

1995年6月，柳传志决定放弃这颗“ 科技 棋子”，着手市场贸易。董事会当场宣布解除倪光南的一切职务，柳传志说得声泪俱下，感谢倪光南的付出，却绝口不提让倪光南留下。倪光南被迫离开后，他主持的一系列中国自主研发芯片计划也被迫叫停。

时至今日，全球芯片市场风云变幻，我们也看懂了倪光南的目光深远。如果当时走倪光南的技术路线，今天的联想和中国半导体产业，又会如何？

为了中国芯片，倪光南没日没夜奔走，82岁高龄的他，租住在北京的房子里，身边没有人照顾，只有他挚爱的科研相伴。一年超过300天沉浸在科研中，节假日都舍不得休息。

当被问到什么时候停下来，倪光南答到：“发现自己帮不上别人忙的时候”

三、芯片奇才——梁孟松

玩技术的人都有瘾。梁孟松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大佬，深耕半导体行业35年，取得四百多项发明专利。有人说他是半导体领域的科研狂人，而老东家却视他为“投奔敌营的叛将”。

从台积电到三星，再到中芯国际，每一次跳槽都引起业界震动；不仅改变了入职企业的发展轨迹，更是凭一己之力牵动着整个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格局。

梁孟松在中芯国际上任后，开启了一系列猛虎 *** 作。不到一年时间，将28nm制程的良品率从60%提升至85%以上；2019年，将14nm制程正式量产，良品率从3%飙升到95%以上；一年后，28nm、14nm、12nm，以及N+1技术均已进入规模量产；7nm技术的开发已经完成，5nm和3nm技术也在有序展开。

在梁孟松的带领下，中芯国际用3年时间走完台积电10年的路。

美团王兴CEO曾对梁孟松表达过敬意：“梁孟松先生将中芯国际的全部收入，分文未取，全部捐给了中国的教育基金会，不为挣钱，就是要争一口气，牛！”

我们将梁孟松的职业生涯摊开了看，会发现他的目标非常清晰，无关金钱无关职位，从始至终他想要的东西就只有一个——高端芯片开发项目的主导权。

四、中国 科技 界、政治界的双重战士——江上舟

江上舟的履历跟前几位不太一样，他四十岁完成博士学位，回国进入仕途，执政期间成绩斐然，一直身兼数职超负荷工作，朱镕基同志曾对他说：“将3万多搬迁农民安置好，你要白一半头发”。曾任三亚市副市长，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副秘书长等，是当时执政官员中少有的懂半导体的。

作为一名战略型科学家，他想的从来不是走哪一步，他下的是一整盘棋。

说到江上舟，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张汝京。当年邀请张汝京到上海来建厂的人就是江上舟。2000年，张汝京带领300名半导体工程师来到上海，中芯国际就此成立。后来，台积电开始起诉中芯国际，纠缠不清的官司让中芯国际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濒临破产。

2009年，张汝京被迫出局，江上舟放弃政府身份，临危受命，成为中芯国际董事长。此时的江上舟已经患癌7年，他的身体早已不允许他承担如此繁重高压的工作，但江上舟还是义无反顾挑起了这个担子。很快，中芯国际由亏损转到盈利，甚至还有能力收购武汉新芯。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011年6月27日，江上舟因肺癌去世，生命永远停在64岁。去世前一周，他还在用手机主持董事会。

五、中国芯片 历史 上“最强猎头”——俞忠钰

俞忠钰，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半导体专家。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问题所在。当年他带队去国外顶尖的芯片制造公司——德州仪器考察，在接待团队清一色的外国人当中，欣喜地发现了一张中国面孔，这个中国小伙就是张汝京。

当时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百废待兴，临走时俞忠钰专门拉着张汝京的手，给了他一封口头offer，“我们在北京等你！”

这一句话，改写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改写了整个中国芯片史的命运。

六、“芯”时代的扫地僧——邱慈云

从1984年到1996年，邱慈云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整整12年。贝尔实验室是这个世界上培育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研究机构，邱慈云的离开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2001年在张汝京的邀请下，他加入中芯国际，开始了半导体事业。相比于CEO身份，邱慈云更像一位研究员。他说话谦逊，语气平和，但这些都难以掩盖他在半导体产业取得的突出成绩。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邱慈云曾经带领华虹NEC、马来西亚Silterra、中芯国际三家公司扭亏为盈，2019年，他出任上海新升CEO，带领其走向新征途。

邱慈云为人低调，网上关于他的个人报道几乎为零。

74岁的张汝京、82岁的倪光南、70岁的梁孟松、64岁的俞忠钰、66岁的邱慈云，还有生命永远定格在64岁的江上舟，他们都是“中国芯”振兴之路上的播种者。他们是灯塔，是火炬。

这群民族战士，生在中国最穷困的时代，却放弃优渥生活，毅然决然报效祖国。就算伤痕累累，头发花白，也要为“中国芯”战斗到底。我们正在穿越一条隧道，走下去，曙光就在前方。

数以万计的中国芯片人接过这簇火苗，立志让中国芯的光辉照亮华夏每一寸山河！

谨以此文致敬为复兴中华做出努力的每一位中国芯片人。

这里是，关注我，一起做快乐且自信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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