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武是我国著名的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微电子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我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半导体器件工厂、半导体研究所和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的创建者。
王守武于1919年3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孩童时代常被疟疾纠缠，身体状况不好，智力曾一度受到影响。上学后，经常性的病休，持续不断的自学磨练，使王守武从小就养成了寡言、内向的性格，和善于独立思考的习惯。在他4岁时，父亲赴上海与他人合股开办机械厂，家人也随之迁居。不到两年，工厂倒闭，家里分得不少机械加工工具，这却使王守武在家有条件学会钳工和配钥匙、修理家庭用具、绕制变压器等技艺。王守武后来之所以能在科研工作中动手能力强，均得益于那时的培养和磨练。他喜爱数学的父亲，工作之余，常给子女们讲些趣味数学，或出一些智力测验题让孩子们回答。那时，王守武曾随哥姐们听父亲讲过如何求圆周率π的问题，他虽听不懂，但“π”这个无理数的特性，却一直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1934年，王守武父亲退休后举家迁回苏州。王守武也随之转入省立苏州中学学习。高中三年级时，经过对《三角》、《高等代数》的学习，启迪了他的思维，他从反三角函数的级数展开中，得到了π的计算方法，写成“圆周率π的级数展开”一文，发表在苏州中学的校刊上，显露了他在领悟数理理论方面的过人才华。自此，从事自然科学工作，既符合他父亲的希望，也是他酿就的意愿，渴望在著名大学里得到名师的教诲和严格的科学训练。
1934年父亲自北平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退休后返回上海。后又因留恋故乡情，举家又迁回苏州。王守武也随之转入省立苏州中学学习。王守武高中毕业前夕未曾根治的疟疾再次重犯，耽误了学校的年终考试和苏州全区的毕业会考。靠一张肄业证书，难以像他哥姐们那样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名牌学府就读，只得听从曾留学美国的大哥王守竟的建议，进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学习。一年后，他重回苏州中学参加会考，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才正式成为同济大学机电系的学生。
1941年春天，王守武在昆明郊外的同济大学临时校舍里毕业后，就近在昆明入兄长王守竞任总经理的中央机器厂当了公务员。一年后又入中国工合翻砂实验工厂任工务主任。经过实践，讷于言表的王守武自感不适合从事工厂管理工作，便申请重回母校，在已迁往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任教。
1945年10月王守武负笈远行，横渡大洋，入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工程力学，导师R. M. Sturm，翌年6月荣获硕士学位。王守武各门功课优异，尤以数学成绩最好，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校方为鼓励王守武继续深造，资助他攻读博士学位。这时，正在兴起的量子力学引起了王守武的兴趣，便从工程力学转向对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研究，导师H. M. James。两年后王守武完成了题为《一种计算金属钠的结合能和压缩率的新方法》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后经普渡大学工程力学系主任的敦聘，留校执教。这时他与同在普渡大学留学的葛修怀女士组成了温馨的家庭，过着宁静、舒适的生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王守武借“回乡侍奉孤寡母亲”为由，向美国当局递交了回国申请。获得批准后，经印度驻美使馆的协助，很快就办完了离美手续。夫妇二人携不满周岁的女儿于同年10月离开美国，回归故里。
1950年底王守武刚刚踏上祖国大地，上级就十分信赖地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为在抗美援朝前线的志愿军运输队设计一种特殊的车灯和路标，让祖国“最可爱的人”在朝鲜前线既可夜里行车，又不致被敌机发现，免遭轰炸。报国心切的王守武，立即在他任职的应用物理研究所，组织科研人员设计与制作。他依据光线在锥体表面定向反射的原理，使特殊设计的车灯光线在路标上的反射光只能定向地射到司机的眼里，避免了敌机发现的可能性。设计制作完成后，进行了实地试验，圆满完成了任务。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后，当地政府发现藏民生活用燃料奇缺，能源不足，但高原阳光充足，便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为之设计制造太阳灶的请求。受命主持此项设计任务的王守武，考虑到制造一个大面积的抛物形反射镜加工有困难，决定改用多个窄圆锥形反射面组成的反射系统，用调整每个圆锥面斜度的方法，使平行于主轴方向的光线，都反射到太阳灶的中心。设计制作成功后，用它可以在15分钟内把一壶水烧开。这种太阳灶，在青藏高原长时期地发挥过它的作用。
1953年春中国科学院派员赴苏联考察，了解苏联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报告了苏联在半导体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就，以及飞速进展的情况。这一信息，使我国的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物理学工作者，进一步认识到半导体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性，应当大力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为此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在1955年1月底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半导体物理学讨论会。
1954年作为讨论会筹备组成员的王守武为了推动中国电子技术跟上时代的发展，他与同期归国的黄昆、洪朝生、汤定元等专家一起合作翻译了苏联半导体权威学者A．F. 约飞写的《近代物理学中的半导体》一书，于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黄昆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开设了《半导体物理学》的课程，这一新兴课程也由他们四人合作讲授。1956年1月这四位专家与后期回国的专家一起在物理学会年会上对“半导体”做了多方面的介绍，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王守武的报告题目是：《半导体整流器》与《半导体的电子生伏打效应的理论》。
这期间作为半导体科学的开拓工作，王守武开展了硒与氧化亚铜整流器的制作条件与性能研究，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有关半导体整流器的一些性能。其研究成果相继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
1956年，是王守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王守武应邀到京西宾馆参加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讨论和制订工作。在所确定的57项重大科技项目中，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为了落实这项紧急任务，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由黄昆、谢希德和王守武等知名学者，分别在培养人才和从事开拓性研究两个方面进行突击。王守武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毅然中断了其他科研项目，全身心地投入到半导体的研究工作中来，组成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中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
根据当时国外文献的报道，锗是制作晶体管最现实的材料。目标明确之后，在他与同事吴锡九研究员的组织领导下，集中了二机部华北无线电元件研究所、南京工学院等单位的40余名科学工作者，开始了半导体锗材料的研究工作。他一面抓锗材料的提纯，一面亲自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拉制半导体锗材料的单晶炉，并于1957年底拉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根锗单晶；1958年8月，负责器件组工作的王守觉副研究员从苏联学习归来，引来了合金扩散工艺，加速了我国第一批锗高频合金扩散晶体管的成功研制。作为研究室主任的王守武，在参与研制锗高频合金扩散管的同时，又参与了拉制硅单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具体解决了在拉制硅单晶过程中因坩埚底部温度过高而引起的跳硅难题。
1957年林兰英回国，王守武亲自到她所住的宾馆去动员她来半导体工作组工作，任材料研究组组长，具体实施了硅单晶的拉制方案。经王守武与林兰英的共同努力，使得我国第一根硅单晶于1958年7月问世。为了促进我国第二代(晶体管型)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在王守武与有关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于1958年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一家生产晶体管的工厂——中国科学院109工厂，从事锗高频晶体管的批量生产。在人员和设备都较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全厂人员奋战，到1959年底，为研制109乙型计算机提供了12个品种、14.5万多只锗晶体管，完成了该机所需的器件生产
1956年是王守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转折点，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关键时代。因为在这一年，王守武应邀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讨论会。在所确定的57项重大科技项目中，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之一，是抓紧实施的重点。为了落实这项紧急任务，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由黄昆、谢希德和王守武等知名学者，分别在培养人才和从事开拓性研究工作两个方面进行突击。王守武深知这一工作的重要性，毅然中断了其他科研项目，全身心地投入到“半导体”的研究工作中来。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守武，在团中央礼堂，在北京图书馆广场，在天津，在上海，在大江南北……，搞演讲，举办报告会，大力普及半导体科学知识，热情宣传“半导体”科学的广阔未来。
在应用物理研究所王守武以电学研究组成员为主要对象，举办了半导体专业培训班，继而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半导体研究室，担当了研究室的主任。
根据当时国外文献的报道，锗是当时制作晶体管最为现实的材料。目标明确之后，在他与后来回国的吴锡九研究员的组织领导下，集中了二机部华北无线电元件研究所、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40余名科学工作者，开始了半导体锗材料与锗晶体管的研究工作。他一面抓锗材料的提纯，一面亲自领导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单晶炉，并于1957年底拉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同年11月底到次年初王守武与同事合作，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锗合金结晶体管，并掌握了锗单晶中的掺杂技术，能控制锗单晶的导电类型、电阻率及少数载流子寿命等电学指标，达到了能自主生产不同器件的要求。
1958年8月领导器件组工作的王守觉从苏联学习归来，引来了半导体“合金”加“扩散”的双重工艺，促使晶体管的研制在提高工作频率方面产生飞跃，加速了中国第一批锗高频合金扩散晶体管的研制。
作为研究室主任的王守武在参与研制锗高频合金扩散晶体管的同时，又参与了拉制硅单晶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亲自解决了在拉制硅单晶过程中因坩埚底部温度过高而引起的“跳硅”难题。
1957年春林兰英教授自美国归来，被任命为半导体研究室材料研究组组长。在她的领导下，重新设计制作拉制硅单晶的炉子。经王守武与林兰英的共同努力，采用林兰英从国外带回的硅单晶做籽晶引向，1958年7月中国第一根硅单晶问世。
为了促进我国由电子管型转向晶体管型的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在王守武与有关同志的组织领导下，于1958年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生产晶体管的工厂——中国科学院109厂。工厂刚一成立，立即开展锗高频晶体管的批量生产。在人员和设备都较困难的情况下，他组织全厂人员奋战，到1959年底为研制109乙型计算机的计算技术研究所提供了12个品种、14万5千多只锗高频合金扩散晶体管，完成了该机所需的半导体器件的生产任务，及时为两d一星任务提供了技术保证。
1960年4月王守武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筹委会副主任。1960年9月6日，在原应用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室的基础上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守武被任命为首任业务副所长，负责全所的科研业务管理和开拓分支学科的组建工作。1962年王守武依据国家科委的决定，在半导体所筹建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并兼任该中心主任。
1960年2月王守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科学在不断发展，半导体学科的分支也在不断地拓展，1962年美国宣布用砷化镓半导体材料制成第一只半导体激光器，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类器件在体积、重量和发光效率等方面，均比其它激光器优越，其应用前景也广泛得多。远见卓识的王守武，便于1963年组建了激光器研究室，并兼任该研究室主任。当时半导体所的材料研究室在林兰英研究员的领导下，研制成功了砷化镓单晶材料，故可着手从事半导体砷化镓激光器的研制。在当时实验室的条件下，用X射线来对单晶体进行定向比较困难，王守武创新了一种光学定向的新方法，大大加快了研制工作的进程，提高了各项工艺的成品率。在王守武的领导下，研究室于1964年元旦前夕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只半导体激光器。
此后，为了把这些科研成果迅速推广到实际应用中去，王守武除了继续从事研制新品种激光器外，还亲自指导并参与了激光通讯机和激光测距仪的研制工作。事隔不久，中国第一台激光通讯机就诞生了，它可以在无连线的情况下，保密通话达3公里以上。为了提高激光测距仪的可测距离，王守武提出并设计了从噪声中提取信号的电路，装上这个电路后，可以使激光测距仪的测距能力提高一倍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
正当王守武为发展我国半导体科学事业大显身手、全力以赴地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守武虽然处于被监督劳动的屈辱境地，但他对所从事的科学事业毫不忘情。在解除了领导职务的情况下，他留在研究室帮助改革工具，修理仪器。为了弥补激光器件研究室缺少分析激光特性手段的缺陷，他设计研制成功了激光发散角分布测试仪。
1968年春当时的科委领导点名要王守武紧急完成一项从越南战场运回的武器解剖任务。王守武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前往西安的航程。“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号召。王守武面对半导体所的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已受到“文革”严重摧残的困难局面，积极行动起来，着手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开展了对新发现的耿氏器件中畴的雪崩弛豫振荡的深入研究。依据这项工作写成的论文，1975年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宣读后，得到国外同行的好评，并在当年的《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在这基础上他开始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对耿氏器件中高场畴的动力学进行分析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发表了多篇论文。
1978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同志将王守武请到办公室，要他出马，改变现状，全面负责4千位的MOS随机存储器这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
王守武从稳定工艺入手，跟着片子的流程，对工艺线的每道工序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详尽地订出各自的 *** 作规程。他先从研制难度不大的256位中规模集成电路入手，以检验工艺流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当其成品率达到97%以上时，王守武才让投片试制4千位动态随机存储器。1979年9月28日，这种集成电路的批量成品率达20%以上，最高的达40%，为当时国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中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这一研制成果获得了中科院1979年科研成果一等奖。1980~1981年在王守武和林兰英的亲自指导下，又研制成功了16千位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这一重要成果荣获中科院1981年科研成果一等奖。
1973年起，领导研究半导体激光器中的高场畴动力学和畴雪崩现象。1978年起领导研制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其工艺研究。
1979年底他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1980年刚刚过完春节，上级要王守武去中国科学院109厂兼任厂长职务，开展4千位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推广工作，从事提高成品率、降低成本的集成电路大生产实验。王守武一到109厂，就高标准地修改了厂房扩建工程的设计方案，用很少的资金、不太长的时间，就将老厂房改造成洁净度达1000至10000级并有一定湿控、温控的高净化标准厂房。中科院109厂的这条年产上百万块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线，就这样在王守武的精心 *** 持下宣布建成，其产品亦随之进入市场，并接受了众多用户的考验。1985年国内上百名专家齐集一堂，对王守武主持设计并建成的集成电路大生产实验线及其成果进行了技术鉴定。这一成果于1985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用原有国产设备进行大生产实验的同时，王守武还领导并参与了另一条引进现代化集成电路中试生产线的建设。1988年这条生产线通过了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电子工业部、北京市、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国内著名专家的验收，并于1990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王守武的倡议下，1986年1月上级将半导体所从事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的全套人马合并到109厂，组建中科院“微电子中心”。年事已高的王守武被任命为该中心的终身名誉主任。王守武自此离开现职，专事于学术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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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建立于1954年9月，前身是组建于1949年10月的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1955年院系调整后成立专门的北京邮电学院，1957年仿照东欧集团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信息产业部，国家邮政局为其管理的国家局。邮电部从此被正式撤销，其职能由信息产业部与国家邮政局接管，其后信息产业部再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
1 与光纤结缘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培养更多邮电专业技术人才，助力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国内先后成立了一批邮电技术专科学校和学院。其中，有一所学校，位于华中重镇武汉，名叫 武汉邮电学校 。文革开始后，武汉邮电学院的发展陷入停滞。1969年，这所学院被撤销，改为邮电部528厂。1974年2月23日，邮电部正式发文，在528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光纤之父，赵梓森生于1932年，是广东中山人。1949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来，因为对农学不感兴趣，所以退学重考，考入了位于上海的大同大学。1952年，大同大学被撤并，其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于是，1953年，赵梓森以上海交大毕业生的身份毕业。
1954年9月，赵梓森结束实习，被分配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武汉电信学校，成为一个普通老师。后来学校变工厂，他也从老师变成了技术员。1971年，邮电部电信总局将此前在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立项的一个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调入528厂。厂领导不太看好这个项目，将赵梓森任命为项目组负责人兼光通信研究室副主任。于是，赵梓森正式开始接触光通信。
当时，受1966年高锟那篇经典论文的影响，国内已经有机构开始研究光纤通信。1972年3月，中科院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启动了名为“723”机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为了研制光纤。赵梓森对光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仔细研读了高锟的论文后，他还专程前往福州，参观福州物结所的研究进展。从福州返回武汉后，赵梓森果断向528厂的领导建议，将光纤研究纳入厂里的科研规划。不仅如此，1974年8月，赵梓森还专门撰写了《关于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的报告》，并先后向邮电部科技委和国务院科技办公室作详细汇报。
不久后，国务院科技办公室同意，将光纤研制项目列为国家“五五计划”的重点赶超科研项目。邮电部科技委也将该项目列入了《邮电部十年科研规划》，拨发经费给予支持。就这样，武汉邮科院正式走上了光纤通信的研究之路。
1977年，赵梓森领导的10人团队，在经历了氢气爆炸、化学中毒等无数挫折之后，终于在一个简陋的清洗间里，拉出了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创造了历史。当时，这根光纤是一根短波长、阶跃型光纤，长度为17米，损耗为300dB/km。
赵梓森拉出第一根光纤后，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即便是武汉邮科院自己，也没有太把光纤当回事。作为直属邮电部的科研型机构，武汉邮科院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光纤通信，而是同轴电缆、微波、载波、传真、电报，以及毫米波通信。
不久后，赵梓森迎来了一次机遇。
当时，全国都在宣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邮电部就搞了一个“学大庆”展览会。在展览会上，赵梓森的“玻璃丝通信”大放异彩，获得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认可。很快，邮电部就将光纤通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然后，整个武汉邮科院的研究方向，整体转向了光通信。谁也没有想到，赵梓森和他的“玻璃丝”，就这样改变了武汉邮科院的命运，也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命运。
2 体制改革
1985年，武汉邮科院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命运转折。这一年，国家开始推动国有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作为邮电部直属的两大研究院之一，武汉邮科院也在改革之列。1986年，武汉邮科院的体制改革进入实质 *** 作阶段。当时，邮电部提出每年减少武汉邮科院20%的经费，到1990年，武汉邮科院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这个压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1987年，江廷林开始担任武汉邮科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武汉邮科院将下属的激光通信研究所、固件器体研究所、光纤光缆研究部、市场经营部等若干部门 , 调整组合为 光电端机 、 光纤光缆 、 光电器件 、 无源器件 共四个复合型经济实体。
每个经济实体，均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 , 各自具备科研、开发、产业、营销四大功能。（其实就是分公司了。）为了进一步发挥企业人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武汉邮科院还在财务管理上采用了“一级管理，二级核算”的独立核算机制，不断拉开四个经济实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鼓励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在改革举措的刺激下，武汉邮科院的科研能力和市场表现大幅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达到90%以上。
1988年5月，武汉邮科院与武汉信托、荷兰飞利浦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光纤制造公司，命名为 长飞光纤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长飞之外，武汉邮科院还先后向江苏吴江电缆厂和浙江富阳通信材料厂输出设备和技术。这两家企业，也就是今天的亨通和富通，同样是行业知名的光通信企业。
1988年，在武汉邮科院的支持下，国内在“武汉—荆州”建成了第一条省级光纤干线。这标志着我国光通信技术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一年，全国共铺设光缆1.7万公里。1989年，同样是在武汉邮科院的主导下，国内完成“合肥一芜湖”的我国第一条四次群单膜直埋式光纤通信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电信网络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国家“八横八纵”骨干网的建设，极大地刺激了光纤、波分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武汉邮科院不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业绩不断增长，始终在国内光通信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1993年，“上海—无锡”国家一级干线光通信工程正式开通，意味着国内光通信技术达到国际水平。
还是这一年，由武汉邮科院总负责，国内完成了全长4700公里的京汉广架空光缆工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工程，打通了中国南北通信的大动脉，也打破了我国光通信一级干线被国外设备垄断的历史。在那之后，武汉邮科院率先推出了国内第一套565M PDH、第一套2.5G SDH、第一套10G SDH，以及第一套32*2.5G波分复用系统。
整个八九十年代，邮科院几乎承担了国家光纤通信领域所有的重大科研课题，取得了三百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1995年，武汉邮科院的产值达到5.5亿元。
3 烽火诞生
1995年前后，国内电信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邮电分营、政企分开、电信重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相继实施，我国电信市场从垄断走向开放，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当时中国大陆电信网使用的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在业内流传着“七国八制”（产品主要来自7个国家，涵盖8种制式）的说法，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和通话质量低下。当时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国家鼓励邮电通信技术改造，提倡“市场换技术”。尽管这一政策加快了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客观上也导致了电信网设备一直依赖进口，形成垄断。
虽然此前武汉邮科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体制改革，但自身传统事业单位的体制并没有发生改变。邮科院的内部，仍然存在观念落后、机制不活、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束缚了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也使得自己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很快，1999年，武汉邮科院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文件，鼓励科研机构面向市场化，进行企业化转制。
1999年5月28日，时任总书记亲自到武汉邮科院视察，鼓励他们大胆改制。于是，这一年的年底，12月25日，武汉邮科院联合国内其他10家企业，共同组建成立了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烽火通信”。
4 烽火子公司
光迅科技。它是烽火系里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光迅科技全称是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前身是武汉邮科院下属的固体器件研究所（成立于1976年）。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是光器件、光模块等，服务对象是华为、烽火和中兴等设备厂商。它是国内第一家具备光电器件芯片关键技术和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企业。光迅科技还100%控股了一个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也就是常说的WTD。这家公司成立于1980年，做光有源器件，很有实力，知名度也很高。2012年，武汉邮科院将其划给了光迅科技。
武汉虹信成立的时间很早，1998年就成立了，当时是为了研究移动通信直放站的课题。后来，虹信的业务逐渐扩展到室内分布系统、天线、视频监控、开关电源等领域。竞争不算激烈，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长江通信全称是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它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长飞光纤的最早股东之一——武汉信托。虽然长江通信是上市公司，但主要业绩依赖于长飞，自己的核心业务比较杂，从事一些物联网、节能照明、通信配套等产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2016年起，长江通信进行了业务转型，剥离了传统的通信业务。核心业务转型为基于卫星（北斗）导航应用和行业信息化需求，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至于效果嘛，反正就是不好，一度濒临ST。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原来是武汉理工大学下属的一个企业，成立于2000年，以光纤传感器为主业。2009年，烽火创投收购了理工光科。后来，理工光科发展成为基于新一代光纤传感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企业，2016年在创业板上市。
5 烽火子公司
2011年，武汉邮科院设立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行邮科院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化改革。
邮科院除光纤通信技术与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网锐实验室、研究生教育及后勤公司外，其经营实体全部平移到烽火科技集团。事实上，邮科院和烽火科技集团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基本上可以等同。
2011年，我国通信网中每9公里光缆，就有2.5公里是由武汉邮科院研制生产的，还有5公里，来自邮科院曾技术扶持过的国内制造企业。在光电器件方面，邮科院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稳居领先地位。2012年，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68亿元，年增幅达到20%。他们的光通信系统设备及光纤光缆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前三位；光器件产品排名国内第一；直放站和室内覆盖系统排名国内第二；光纤收发器排名国内第一。
此时的武汉邮科院，已经由一个科研院所，发展为中国领先、世界知名的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全球唯一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高技术企业。
2018年7月，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重组之后，两家公司将并入新成立的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烽火与大唐合并，变成了“中国信科”。
6 长飞光纤
1988年由原中国邮电部、武汉市政府和荷兰飞利浦公司共同投资兴建；后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华信邮电经济开发中心、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德拉克通信科技公司共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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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史：率先创办激光专业 确立国内学术地位
武汉人知道“激光”，还是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1971年到教育部开会时头一回听说。当时，国内只有中科院从事激光研发。看好这项新技术的发展前景，朱九思回到武汉后，很快就开设了激光专业。
1978年，学院的李再光教授发现国内研发的高功率二氧化碳横流激光器，与国外同类设备相比有很大差距，决心自主研发。于是，华中工学院光学工程系应运而生，研制出的国内首台2kw高功率二氧化碳横流激光器，为学院获批国家级实验室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老一辈专家的拼搏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的激光技术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武汉相继成立了数家以高科技激光产品为主的企业，以楚天激光、华工激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很快涌现。
创业：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武汉激光“产学研”融合发展
武汉科教资源雄厚，光机电多学科交叉互联，产学研融合是天然优势，但三者并非最初就是有机一体。
1997年，华工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整体改制为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华工科技的前身，由此开启了市场化运作之路。公司的实验室技术水平并不输国外同行，但产品利润却几乎为零。在激光器方面有所研究，但是做成激光装备，比如说激光切割、激光加工应用等方面还是缺乏经验的，也没有基础 。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很快就获得了一些技术方面的资源。
多年来，从华工科技走出了中国第一台光纤激光器、紫外激光器、皮秒激光器、飞秒激光器等产品，都已广泛应用于3C电子产品制造、汽车制造等行业，助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哪里有需求，武汉激光产业的研究方向就聚焦到哪里。
创新：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面向未来做强价值链
进入21世纪，光纤激光器兴起。2007年，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掌握光纤激光器技术的闫大鹏博士回国，与华工科技合资创立锐科激光，开启了中国工业光纤激光器的国产化产业化进程。（2011年航天三江入股）
2013年，首台国产万瓦光纤激光器在锐科激光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自主研发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历史，让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从最初的700多万元直接降到了70万元左右。2016年，锐科激光联合华工科技起草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光纤激光器行业标准，并参与编制了我国首个激光产品的国际标准。如今，锐科各类光纤激光器生产规模全球第二、全国第一，市场份额2020年位居全国第一。
东湖高新区激光企业已达200多家，激光企业密度全国领先。2020年，激光企业总收入突破200亿元，覆盖高、中、低功率各类气态、固态和光纤激光企业，在激光器、工业激光加工设备、医疗激光设备等领域，形成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目前，武汉的激光产业发展已形成“五大”片区，即江岸区，为中小功率激光企业；光谷大道，是激光产业长廊；光谷庙山，则是华工科技园区；青山区，钢铁激光焊接；沌口开发区，汽车激光焊接。
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星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
1 华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供应商，2007年在武汉成立华为武汉研究所，2011年入驻武汉未来科技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5086108
2 华星光电
华星三期项目，总投资160亿元。建厂武汉光谷，创武汉市单体项目投资之最。LTPS面板属高端面板，目前国内仅两条生产线，作为武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支柱产业的领军代表，华星进一步乘胜追击后将实现LTPS、AFFS、OLED、Touch panel等新技术的应用。
https://display.ofweek.com/2020-11/ART-8321301-8500-30470868.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0713937
3 天马微电子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17日，由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和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6亿元人民币。公司主要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提供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并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730299
http://szfzg.wuhan.gov.cn/book/dfz/bookread/id/117/category_id/11243.html 东湖高新区志
1998年7月22-31日，应我国台湾光电协进会的邀请，我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团一行6人由当时中科院半导体所副所长陈良惠研究员带领去台湾作了为期9天的参观访问。台湾光电协进会是台湾光电子的行业性协会。在台访问的最后一天是两岸学者的交流。陈良惠团长介绍了我国信息光电子方面的研发情况。我介绍武汉地区光电子（激光、光纤、光电子器件、光通信系统等）的发展状况。这一活动在赴台之前并未安排，且当时还缺乏计算机制作的PPT，只是使用透明胶纸的投影。
在我的发言中展示了一幅武汉在国内颇具优势的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系统设备、高功率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等光电子研究与生产企业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而且这些企业均分布在华中理工大学周围。当时华中理工大学在激光器件和激光加工方面有很好的国内优势，有国内最早获批准的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国家激光加工工程中心，有第一批获准的“物理电子学”博士点，主要培养激光技术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我所在光电子工程系在激光、光纤通信、红外和光学仪器方面还培养较多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各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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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校的一些毕业学生在学校周围创业，如创办了华工激光、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企业。有些毕业生成为周围一些光通信、光电子企业内的高级管理人才或技术骨干。在华中理工大学东边有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外合资长飞光纤光缆厂（现在的生产规模为全球首位）；在我校西边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国内最早研制出光纤、最早研制出光纤通信设备和第一个光纤通信示范工程以及承担国家光纤通信各群次（二次至五次群）的示范推广工程，该研究院还有当时在国内唯一能生产光纤通信实用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中外合资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还有研制其他光纤通信所需的其他无源器件（连接器、光隔离器、耦合器等）的一个固体器件研究所（后来武汉邮电科学院演变为享誉国内外的烽火科技集团、光讯等一批实体公司，其产品销售国内外）。
当时在台湾讲解完这幅图后，我冒出了一句：“这很类似美国当年的硅谷”。虽然这只是一个类比，还可能是言过其词，但这却成为我随后提出“中国光谷”建议的灵感所在。
1998年8月，又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和华南师大邢达教授一道去英国参加在英华人学者的一次光电子学术会。会后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当天中午参观该大学博物馆时巧遇我校当时的校长周济，他当时正好率一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在英访问。他见我的第一句话：“黄教授，看来光电子要大搞”。这只是他在英访问所获得的一个感受，但对本身从事光电子研究和教学还担任我校光电子工程系系主任的我来说，这无疑又增添了新的兴奋，甚至曾妄想地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华中理工大学应起到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当年推动微电子产业那样来推动本地区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回国后在周济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起草并向武汉市政府提出“关于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经周济校长同意，该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名义于1998年12月18日正式递交给武汉市。
2000年春节大年初一，当时已是湖北省委常委、兼任省科技厅厅长和我校校长的周济教授召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袁善腊主任（后为武汉市副市长）、郑永新副主任、唐良智副主任（现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侯汉平副主任、赵梓森院士和我在我校行政楼会议室开会。他尖锐指出“开发区抓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要抓光谷建设、抓光电子！”我深深体会到，省、市和开发区领导在2000年确定将光电子放到重中之重来抓。同时启用“武汉•中国光谷”这一专有名称，寓意中国光谷在武汉。成立了以罗清泉市委书记为组长、省委常委周济为副组长的“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领导小组。特别是罗书记、周济校长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光谷建设紧锣密鼓开展起来。
周济校长还从他所领导的省科技厅借调多位领导干部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兼职，充实领导工作。抓建设规划，规划在58 km2的区域内，发展以光纤、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设备和光存储为代表的信息光电子产业；发展以高功率激光器及其应用的能量光电子；发展电视显示在内的消费光电子；抓原有光电子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扩大规模；积极招商引资，争取海内外知名企业来此发展。罗书记和周济校长多次到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汇报，争取国家支持；许其贞等13名湖北籍全国政协委员在2000年全国政协会上为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呼吁。
与此同时，大造宣传舆论，动员湖北省、武汉市的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使省市领导提出的“举全省之力，集全市之力建设‘武汉•中国光谷’”的口号落到实处。武汉建设“中国光谷”的决心得到国家多个部委的理解与支持，国家科技部、原国家计委分别于2001年2月和7月发文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
正当“武汉•中国光谷”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武汉发展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时，国际上的IT泡沫正在悄然形成。
然而必须面对其对发展中的“武汉•中国光谷”的负面影响。我给罗清泉书记写了一个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的报告并拟当面呈给他。他即时在市委接待了我，他完全同意我的分析。次日，市委秘书长携我写给罗书记的报告和罗书记的批示来我办公室，罗书记尖锐指出，IT泡沫本身是一种发展不健全的表现。并建议我将此报告作适当修改后在《长江日报》发表（图2为2002年10月23日《长江日报》第一版，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
“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未受当年国际光电子产业下滑的干扰，反而视为其抢占国内外光电子市场的机遇。原有大型光电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显著增加；全球500强企业中有80多家企业和海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如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星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投资约200亿生产集成电路的新芯国际公司，加强了本地区微电子与光电子相结合协调发展的能力，在大数据存储芯片上形成新的亮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3551”人才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此创业；“武汉•中国光谷”的地域规模一扩再扩，由最初规划的58 km2扩展至158 km2，再扩展到目前的518 km2，以容纳其内约三万多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相应的经济规模呈指数增长。1998年该开发区企业总收入为130亿元，2006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04亿元，2014年突破8000亿元而达8526亿元，如图3所示。计划到2020年将突破30000亿元。
为给“武汉•中国光谷”建设提供后盾，我国在光电子领域唯一的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现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于2003年由科技部正式批准筹建，旨在加强光电子学科中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还有5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科研机构以及48所高校，能为“武汉•中国光谷”在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竞相协调发展格局中，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2000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将“光谷”作为商标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其他地方不能再使用该名，而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专属权。为此， 武汉市公证处还对我所提中国光谷建议书做过公证，见图4。夜幕降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行政楼楼顶“武汉东湖 中国光谷”8个巨大的霓虹字体格外醒目，映红了东湖湖面。这8个字也诠释着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决心和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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