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手机行业要进行大洗牌，对于一家手机厂商来讲，没有芯片可用，那么就没有办法制造手机。芯片就是一部手机最核心的部件，如果芯片不能使用最顶尖、最先进的芯片，那么所制造的手机也是没有市场的。毕竟一部手机的高端、中端还是低端的分级主要也是依靠芯片来区分的，使用中低端芯片的手机自然是中低端手机，使用高端芯片的手机才算得上是高端手机。
在国内能够在高端手机市场分得一杯羹的手机厂商，也只有华为了。华为依靠着自研芯片的光环，这些年抢占了不少三星和苹果的市场份额。也就是在几个月前，华为手机的出货量终于超越了三星，成为世界第一。但是现在，华为因为没有芯片可用，不得不被动退出高端手机市场，相当于把份额拱手相让。那么华为的市场份额就会被苹果和三星瓜分，国内手机品牌虽然有机会，但是小米、ov的优势却不大，所以说整个手机市场可能都要大洗牌。
而且因为芯片储备不足，华为已经计划调整明年的出货量了，要知道华为之前每年的出货量都是数以亿计，但是明年华为整年的出货量可能只有5000w部，那么空出来的市场，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竞争对手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抢走，好不容易超越了三星，现在又得主动让位了。而且最近也不断传出华为荣耀可能被卖掉的消息，足以看出来华为的手机业务确实不容乐观。
其次，美国禁令不仅影响华为一家企业，其实全球半导体企业以及手机厂商都受到了影响。不仅华为买不到芯片，其实很多国内手机厂商买芯片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贵了。而且半导体产业链都受到了牵连，其中也有不少美企也都损失惨重。有不少企业都纷纷积极“自救”，比如台积电、高通、英特尔等企业都纷纷的递交了供货申请，而ASML公司也开始向中国市场抛出橄榄枝，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和投资。
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华为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全球半导体产业中非常多的企业都受到了影响，这场对华为的打压实际上就是一场全球闹剧，没有一个企业或者国家可以全身而退，大家都是受害者。
说实话，华为也好，国内科技企业也好，早就已经认清现实，不要再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也不要再有任何幻想，一定要加快“去美化”的布局，并且自研的步伐不能停下来！争取早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站在山巅之上的人，就不用再担心会被打压了。
身高仅1.50米的邓亚萍手脚粗短，似乎不是打乒乓球的材料，5岁时就开始学打乒乓球，因为个子太矮被河南省队排除在外，只好进入郑州市队。 但她凭着苦练，以罕见的速度，无所畏惧的胆色和顽强拼搏的精神，10岁时，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后加盟河南省队，1988年被选入国家队。 13岁就夺得全国冠军，15岁时获亚洲冠军，16岁时在世界锦标赛上成为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的双料冠军。1992年，19岁的邓亚萍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又勇夺女子单打冠军，并与乔红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1993年在瑞典举行的第四十二届世乒赛上与队员合作又夺得团体、双打两块金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乒坛皇后。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为邓亚萍的球风和球艺所倾倒，亲自为她颁奖，并邀请她到洛桑国家奥委会总部做客……
邓亚萍是乒乓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女子选手，她5岁起就随父亲学打球，1988年进入国家队，先后获得14次世界冠军头衔；在乒坛世界排名连续8年保持第一，是排名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女运动员，成为唯一蝉联奥运会乒乓球金牌的运动员，并获得4枚奥运会金牌，其中包括单打和与乔红组合的双打。
1997年后，她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并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2002年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担任职务；2003年，邓亚萍成为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如今，邓亚萍已经和相恋多年的男友，前国家队男乒骁将，广东队的林志刚登记结婚，并把新家安在了北京崇文区的龙潭湖附近。从少年相恋到风风雨雨，再到牵手白头，如今的邓亚萍，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当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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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后，邓亚萍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进修学习，并获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和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
2002年，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担任职务。
2003年，邓亚萍开始在北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工作。
目前，邓亚萍担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
人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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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
童年的邓亚萍，因为受当时体育教练父亲的影响，立志做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但是她个子矮，手脚粗短，根本不符合体校的要求，体校的大门没能向她敞开。于是，年幼的邓亚萍跟父亲学起了乒乓球，父亲规定她每天在练完体能课后，必须还要做100个发球接球的动作。邓亚萍虽然只有七八岁，但为了能使自己的球技更加熟练，基本功更加扎实，便在自己的腿上绑上了沙袋，而且把木牌换成了铁牌。
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这不但要使身体备受煎熬，心里方面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小小的她，每闪、展、腾、挪一步，都可以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腿肿了！手掌磨破了！——这是家常便饭！但他从不叫苦，不喊累！
负责训练的父亲，有时心疼得掉眼泪！
付出总有回报，由于邓亚萍的执着，10岁的她便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打两项冠军。
运动员时期：
进入国家队后，邓亚萍都是超额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对里规定上午练到11时，她就给自己延长到11时45分，下午训练到6时，她就练到6时45分或7时45分，封闭训练规定练到晚上9时，她练到11点多。邓亚萍为了训练经常误了时间，她就自己泡面吃。
在队里练习全台单面攻时，邓亚萍依旧往腿上绑沙袋，而且面对两位男陪练的左突右奔，一打就是2小时！
在进行多球训练时，教练将球连珠炮打来，邓亚萍每次都是瞪大眼睛，一丝不苟的接球，一接就是1000多个。
据教练张燮林统计，邓亚萍每天接球打球1万多个。
每一节训练课下来，汗水都湿透了邓亚萍的衣服、鞋袜，有时甚至连地板也会浸湿一片，不得不换衣服、鞋袜，甚至换球台再练。
长时间从事大运动量、高强度的训练，从颈到脚，邓亚萍身体很多部位都是伤病。
为对付腰肌劳损，她不得不系上宽宽的护腰，膝关节脂肪垫肿、踝关节几乎长满了骨刺，平时只好忍着，实在痛的利害了就打一针封闭，脚底磨出了血泡，就挑破它再裹上一层纱布接着练。就算是伤口感染，挤出脓血也要接着练。
求学时期：
24岁的邓亚萍刚到清华大学外语系报到时，指导老师让她一次写完26个英文字母。当时在别人眼中看来最简单不过的事，邓亚萍却费尽心思后才把它们写出来（似乎没有写全）。
于是邓亚萍把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经常学习到很晚才肯休息，早上5点起床，几乎苛刻地学习14个小时。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书，就连吃饭的时间都用上了。更重要的是在打球时候一直保持的1.5的好视力也退到0.6。
邓亚萍不断要求自己，做作业也要和完成训练课一样，绝对是今日事今日毕，毫不含糊。邓亚萍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让辅导老师和学友都深表叹服。
1998年2月，邓亚萍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读书，邓亚萍在剑桥大学的语言学校开始学习英语，短短3个月的时间，邓亚萍坚持每天8点多从自己的住所赶往学校上课。下午3点半下课后，她还到学院的学习中心去学ix，听磁带，练自己的口语，直到晚上8点学习中心关门后才赶回住所。
回到住所，邓亚萍也从不浪费时间，她坚持和房东用英语交流，坚持按时完成作业和预习功课。
在她终于获得硕士学位后，邓亚萍又动身前往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长时间固定姿势写稿诱发了邓亚萍的颈椎病，头不能移动，一动就疼的钻心。但是，疼痛并没有把邓亚萍征服，她咬紧牙关，以一种固定的姿势坚持查阅资料和写作。
诚信故事
那是邓亚萍在清华即将毕业的前夕。有一天，她找到语文老师请他帮助修改哲学课的总结。这份哲学总结足有四五千字，内容很充实，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能联系实际用哲学观点分析打球的战略战术。
几天后，语文老师把改过的文章给了。又过了几天，语文老师在校园里遇到了她，邓亚萍一方面表示对语文老师的谢意，同时又很认真地对他说："我把两份总结都交给了哲学老师，跟老师讲清楚了其中一份是我自己写的，另一份是请语文老师修改过的。"
一篇哲学文章，请语文老师修改，按理说修改后就可以当作自己的"原创"交上去了。语文老师绝不会去质问邓亚萍，为何不说明是经老师改过的；哲学老师更不会质疑她是否请人家修改过。一切显得那么自然。但是，邓亚萍竟把修改前后的两篇文章一齐交给了哲学老师，还如实说明了请语文老师做过修改。这就是诚实的邓亚萍，这就是邓亚萍的诚实！
惟有这样的诚实，才会有她的事业，她的辉煌，她的人格力量。试想，在学业上不老实的人，焉能成得了"邓亚萍"？
申奥故事
邓亚萍当运动员的时候，曾经两次当众落泪，一次是1992年在巴塞罗那，一次是1996年在亚特兰大，她在获得奥运会女单冠军之后情不自禁。2001年7月13日，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刹那，邓亚萍又哭了。“北京赢了，比我自己拿任何一次世界冠军都激动。”
北京申奥形象大使
去年12月，邓亚萍知道自己与杨澜等人一道成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当时她正在瑞士洛桑参加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会议，北京奥申委代表团也到了洛桑，奥申委主席刘淇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作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工作的陈述报告。刘淇市长和袁伟民局长给邓亚萍布置的任务是负责做好运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共有11个人有投票权，其中一个是加拿大人，所以直接投票的有10人，再加上正副主席，共有12人参加投票。2月20日，邓亚萍在诺丁汉大学考完最后一门课程，第二天立即赶回北京，参加申奥评估团的接待工作。送走评估团之后，她就留在北京，继续完成清华大学的一些课程。
国际奥委会规定，委员不可以到申办城市考察，这样对北京就很不利，因为很多人没有来过北京，不了解北京。邓亚萍说，运动员委员会的这十几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来过中国，波波夫最近一次来中国是1999年，还是去上海；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苏珊·奥尼尔，1987年到过上海，美国排球运动员鲍伯，也是1988年来过中国。那时的中国跟现在没法比，但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楼房也是灰色的。”所以做他们的工作也挺费劲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现在的中国。不能请进来，只好走出去。“我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这四五年，我与运动员委员会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当过运动员，又是年轻人，比较容易沟通。”邓亚萍说。她事先与在欧洲的委员们联系了一遍，询问他们是否有时间在他们住的城市碰面，然后按着预约的时间开始跑。到瑞典见一位冬季项目的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到卢森堡拜见卢森堡大公，到意大利见两个运动员委员。为了见美国的鲍伯，邓亚萍曾在三天里从北京到洛杉矶打了一个往返，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还长。两三天跑一个地方虽然很辛苦，但邓亚萍觉得很值，她向这些人介绍北京的现状，跟他们印象中的北京截然两样。她告诉他们，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想举办一次奥运会，对运动员来讲，那肯定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奥运会。
去莫斯科之前，北京奥申委已经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充分细致，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点点工作而已，很多人已经忙了两年多，没有节假日，非常辛苦。像何振梁先生、国际羽联主席吕圣荣等，他们要做得工作更多。
两次申奥 两次陈述
北京两次申奥，都是让邓亚萍作运动员代表。1993年，邓亚萍刚刚登上事业的顶峰，在头一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女单、女双两项冠军，并深得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喜爱。投票前一个多月，邓亚萍得到通知，让她代表现役运动员在最后的陈述中讲几句话。“但那时我根本不会讲英语，国际司的刘北剑替我写好了几句话，一句一句地教我，让我硬背下来。”如今已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了两年书的邓亚萍，觉得那次陈述经历真“悬”：“陈述的头一晚我基本没有睡觉，嘴里反复叨唠那几句话，比参加世界大赛还紧张。因为自己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万一忘了词怎么办，纸上的英文又一句都看不懂。轮到我上场时，我感觉心砰砰直跳，真紧张啊！但毕竟打过那么多世界比赛，一上场还是能够镇定下来，把那几句话顺利地背下来了。”
在莫斯科同样代表运动员作陈述报告，不仅仅是邓亚萍自己心定多了，所有听过邓亚萍讲英文的人都对她充满了信心。她现在可以用英文写论文，用英语作报告，在美国学习过的杨澜也对邓亚萍的英语水平赞不绝口。此外，还有一点令邓亚萍自信，“这四年我一直在清华大学和诺丁汉大学读书，书没有白读，我感觉自己比上一次申奥时成熟多了。”
虽然已经把陈述词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为了保险，邓亚萍还是带着稿子上台了，万一卡住了，看一眼稿子就可以接着往下说。尽管久经沙场，邓亚萍上场前还是觉得有点紧张。“8个陈述人，加上杨凌共9个人，我们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陈述好了，是应该做的，可能一票都不会加上去，如果陈述不好，就很可能会减票，北京奥申委前面做了那么多工作就会因此打了折扣，所以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此前，几位陈述人在北京做了很多次练习。邓亚萍说：“当时在亚运村的国际会议中心，完全按着国际奥委会会议的讲台尺寸布置会场，按着乒乓球的术语，就是模拟训练。每个人的陈述词都改了几十遍，讨论，推翻，再讨论，再推翻，最后终于定稿时，已经到了7月初了，时间非常紧张。真正到了“比赛”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发挥得非常好，北京做完陈述报告以后，大家都感觉北京的陈述报告要比其它几个城市好。北京准备得太充分了，大家对北京获胜充满了信心。”
等待投票表决的时候，五个申办城市的代表团都坐在一个大厅里。“虽然心里也紧张，但我们很有信心，甚至觉得第一轮就有可能过。第一轮没过，我们心里反倒有点紧张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大家还能够沉住气。”邓亚萍回忆说。“第二轮投票以后，我们一看监票的三个人都走了，就知道有结果了：肯定是北京！因为只有北京可能在前两轮胜出，而绝对不可能在前两轮出局，这一点北京奥申委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第二轮出结果，那肯定是北京赢了。”
梦想终于实现了，多少人盼着这一天。“我一听到北京，一下子站了起来，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大家全都哭了，真是太不容易了。可以说，那一刻，比我拿任何一次世界冠军都激动。”邓亚萍由衷地说。
忘年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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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和邓亚萍
在第27届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专程从英国赶到悉尼参加国际奥委会委员竞选的乒乓名将邓亚萍，走进奥运村与各国运动员见面，开始了她的竞选游说活动。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件事，显得并不在行。碰巧中国的三名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吕圣荣和于再清也到奥运村看望中国选手，三人当即鼓励邓亚萍坚定信心，并向她介绍了一些有益的竞选建议。目前，国际乒联主席和秘书长已明确表示，支持邓亚萍的竞选，他们认为这不光是邓亚萍和中国的事情，而且事关国际乒乓球运动的整体利益。
萨马兰奇年近8旬，邓亚萍27岁，是体育运动、是奥林匹克精神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谱写了体育运动史上的一段佳话。
萨马兰奇从1980年开始执掌奥委会，至今已快20年了，人称萨翁。萨翁喜欢邓亚萍那种大刀阔斧快速凶猛的打法，那种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萨翁曾亲自对邓亚萍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打法，快速凶猛，看起来够味。”总之，在邓亚萍身上充分体现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萨翁亲自为1995年出版的《邓亚萍》一书作序，称赞邓亚萍是“世界杰出的年轻运动员之一”。“她非凡的成绩，是其艰苦努力与天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尊重奥林匹克伦理观相结合的结果。”他相信：“邓亚萍小姐的成就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乃至世界的女子体育运动。”
萨马兰奇年轻时就喜爱乒乓球运动，曾经获得过西班牙的全国混合双打冠军，他说：“我对乒乓球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我积极主张将它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乒乓球能列入奥运会项目，萨马兰奇功不可没。
在1991年第41届世乒赛中，邓亚萍以她那快速、干脆的发球抢攻，变化多端的线路和落点，打得汉城奥运会女单亚军李芬姬只有招架之功，却无还手之力，仅仅只花了45分钟就以3∶0的比分结束了战斗，18岁的邓亚萍第一次登上世界女子单打冠军的宝座。邓亚萍的高超球技赢得了萨马兰奇的喜爱。他决定亲自为女子单打冠军颁奖，这是他作为奥委会主席第一次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颁奖。这也是萨马兰奇与邓亚萍的第一次交往。
1991年9月，邓亚萍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萨马兰奇杯”比赛，小邓捧得桂冠后，被萨马兰奇邀请到洛桑做客。作为一名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邀请到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去做客，这在以前从未有过，中国运动员邓亚萍第一个获此殊荣。邓亚萍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觉得这不仅是她个人的荣誉，也是所有中国运动员的光荣。
1991年11月25日，紧张的世界杯团体赛结束后，邓亚萍赴洛桑参加萨马兰奇举行的晚宴。中午用餐时，餐馆的华侨老板热情地教她一句西班牙卡塔兰方言的问候语“BonDias！”邓亚萍反复练习后学会了这句话。邓亚萍一见萨翁，就向他道了一声“BonDias！”萨马兰奇立即把邓亚萍拥进怀里，亲亲她的脸颊，他没有想到这位东方少女竟会用他家乡的方言问候他。
晚宴上，萨翁详细询问了邓亚萍的各种情况，从比赛到训练，从学习到爱好，都一一问及。当得知小邓5岁就开始练球时，萨翁问：“那时你有多高？打起球来一定很困难吧？”邓亚萍说：“我的头刚超过球台，得把手举起来打。”萨翁的秘书玛尔塔小姐立刻模仿儿童举手在头顶上挥拍打球的动作，把全桌的人都逗乐了。邓亚萍一边点头一边说：“太像了，就是这个样子！”席间，邓亚萍得知萨翁年轻时也是乒乓球运动员时，就把自己的一块备用球拍送给了萨翁，还向萨翁赠送了一对健身球。萨翁回送给邓亚萍一套介绍国际奥委会的纪念品和一盒瑞士产的巧克力。
第二天，邓亚萍和翻译刘北剑在玛尔塔小姐的陪同下，参观了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委会总部，邓亚萍看到五环旗和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玛尔塔小姐告诉她，这是专门为中国客人而升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能享受到这个礼遇，这种高规格的礼遇使邓亚萍感到无比自豪。
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邓亚萍先是同乔红合作夺得女双金牌。后又夺得女单冠军。萨翁履约第三次为邓亚萍挂上闪闪发光的金牌，含着笑说：“再次邀请你到洛桑来做客！和你的教练一起来！”
1995年5月，在第43届世乒赛中，邓亚萍和乔红打出了威风，最后夺得了冠军。萨翁高兴地为邓亚萍和乔红挂上了金牌，这是萨翁第四次为邓亚萍颁奖。
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单决赛结束后，萨翁再一次为蝉联奥运会冠军的邓亚萍第五次颁奖，他紧紧握住邓亚萍的手，并用右手轻轻地拍了拍邓亚萍的脸颊。这动人的场面令人感慨万千，一个运动员能得到萨马兰奇一次颁奖机会已属十分荣幸了，而邓亚萍获得这样的殊荣竟达5次，可见邓亚萍在萨翁心中的分量。
1997年2月6日是邓亚萍的本命年生日，又是她妈妈的60岁大寿，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邓亚萍为酬谢大家，特在天伦王朝饭店举行一次生日聚会。国际乒联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徐寅生致词，他说：“小邓自参赛以来，共获得了大小125个冠军，其中有15个世界冠军，现在是邓亚萍时代，祝愿邓亚萍时代延续得更长、更辉煌。”
乒乓球管理中心副主任姚振绪宣布了一条好消息：萨马兰奇主席任命邓亚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把整个晚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因为乒乓球运动员担任这一职务，在奥运史上还是第一次。
徐寅生主席所说的“有人说，小邓要退役”，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也许是有人根据邓亚萍想上大学而猜测的，不过想上大学同退役是两码事。邓亚萍9岁进专业队打球，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上大学的愿望日渐强烈。
邓亚萍的申请得到清华大学的认可，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后正式成了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但邓亚萍仍然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现役国手。邓亚萍在1997年4月举行的第44届世乒赛上，又获得三枚金牌，直到1997年的11月份才真正走进清华大学的课堂。
1998年3月26日，邓亚萍离开北京飞往英国，在剑桥，先在纽南语言学院就读，后来又转到贝尔语言学院。就在邓亚萍留学英国的日子里，她参加了在葡萄牙举行的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会议，并且第二次应邀访问洛桑。
在1998年运动员委员会与奥委会执委会联席会议上，邓亚萍被大会安排发言。为了这次发言，邓亚萍把英语发言稿一遍又一遍地朗诵，从开始的结结巴巴到后来的通畅流利，最后都可以背下来了。
6月1日上午的联席会议上，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塔尔博格先生特意把邓亚萍的发言安排得靠后些，以便让晚些到达的萨马兰奇亲自听到邓亚萍的发言。邓亚萍一发言，萨马兰奇就笑了，一直笑到发言结束，因为萨马兰奇没有想到仅仅相隔几个月，邓亚萍就能说出这么流利的英语。
6月7日，邓亚萍再次离开剑桥，来到瑞士的日内瓦，迎接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恩师张燮林教练。萨马兰奇主席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张燮林和邓亚萍。邓亚萍不用翻译也能跟萨翁直接交谈，再次得到萨翁的赞扬。萨翁希望邓亚萍能参加2000年奥运会，并在自己的任期内再次为她颁奖。邓亚萍说：“双踝有骨刺，腰也有伤；恢复训练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会影响学业。”萨翁听后，理解地说：“奥运会比赛对于运动员来说，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身体，第二才是奥运比赛。”萨翁又问及邓亚萍在剑桥的学习情况。当他得知邓亚萍是自费留学以后，马上表示：留学费用可由奥委会承担，就算是奥委会给邓亚萍的奖学金吧！
当天下午，在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大厅内，年近80的萨翁脱下西服，换上米色的T恤、长裤、旅游鞋，这位当年西班牙的全国混合双打冠军，要与最近一届的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邓亚萍展开“激战”，参观博物馆的游人纷纷赶来观战，萨翁手执光板球拍，动作非常协调，落点尤佳，把个奥运冠军弄得左右奔跑，煞是好看，引得在场观众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邓亚萍细说与萨马兰奇的忘年交
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有着重大贡献的萨马兰奇，为邓亚萍刚出版的英文书《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亲自作序。他在序中说，邓亚萍这几年的学习找到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萨马兰奇非常欣赏邓亚萍，在世界体坛传为佳话。曾经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专门安排为邓亚萍颁奖的这位西班牙老人颁奖后，又拍拍邓亚萍的脸，这一画面将这种欣赏永远定格。去年，已离开国际奥委
会主席岗位的萨马兰奇再次来华访问时，邓亚萍以北京奥组委官员的身份热情接待了这位对中国非常友好的老人。
邓亚萍回忆说：“萨马兰奇主席第一次看我打球是在1991年第四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当时我夺得了女单冠军，可能是自己打球的风格给了萨马兰奇很深的印象吧，当我取得冠军后他给我颁了奖。”不过，邓亚萍说，萨马兰奇更是把她看做中国运动员代表而喜欢的。因为萨马兰奇非常热爱中国，对中国运动员的运动水平和人格品质也非常欣赏。
她还是运动员时，萨马兰奇就建议她一定要学习外语。邓亚萍退役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本科毕业后，邓亚萍将自己5000多字的英文毕业论文送给萨马兰奇，萨马兰奇将这份论文存放到国际奥委会博物馆，认为这是一个中国运动员成长最有价值的纪念。萨马兰奇认为应当有更多的中国运动员学好外语，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到国际奥委会或其它国际体育组织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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