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风险投资会诞生在硅谷？| 巴伦读书会

文 汤姆·尼古拉斯

编辑 彭韧

编者按：为什么风险投资会诞生在硅谷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你能想到一些零散的因素，比如斯坦福大学，NASA，仙童公司……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olas）看来，风投诞生于硅谷主要归功于三个因素：以斯坦福为代表的创新型大学，政府军费开支对高 科技 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尼古拉斯还认为，风投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在对冒险的渴望、大胆的创新，以及通过创新投资对不可能获得的财富的追求，以上这些因素在推动硅谷成为风投起源地的 历史 中缺一不可，为此，他写下了这本从 历史 角度来审视风投行业的书《风投》。本文选摘自这本书的第六章《硅谷风投的先决条件》。

关于硅谷的 历史 已经有大量记载。现在俗称的“硅谷”是指旧金山海湾一片横跨五大郡县的区域，其成功的种子在19世纪末就已种下。其与风投相关的扩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的交汇：大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政府军费开支对高 科技 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强大的创新集群的形成创造了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以资助尚未成功的人、技术和产品。

被忽视的弗雷德里克·特曼

我们有必要把时间往回推，详述一下弗雷德里克·特曼对于风投行业增长的贡献。

弗雷德里克·特曼于 1922 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利用 3 年时间从 MIT 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14 年后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在这些岗位上，他通过将科学与工程相结合，把学术界和当地公司联系在一起，制定了实现学术和实践双丰收的战略。特曼经常被认为是硅谷演变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的行动并非没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励企业家参观校园，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学当时拮据的财务状况。但至关重要的是，他将资金筹集的需求与有效的大学战略相结合。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学应该拥有授予其研究人员的任何专利获得了大学董事会的同意。

这非常重要，因为特曼坚信可以通过提供和分享空间实现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那一年，拉塞尔·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开始了联合工作，工作成果后来成为雷达技术的基础。一起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学术伙伴威廉·汉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亲密同事，后者于 1952 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提供空间和实验室用品并获得专利许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调管真空管专利，该专利用来产生用于机载雷达探测技术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学孵化了 20 世纪举足轻重的创新，并由此获得了大约 2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 1 800 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作为强调拉近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物理距离的延续，特曼将大学一部分未开发的土地指定为斯坦福工业园区，主要出租给电子和高 科技 公司。1953 年，瓦里安兄弟在那里开设了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是第一批入驻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资者之一）紧随其后。截至 1961 年，超过 25 家公司入驻这片占地 650 英亩的园区，雇用了 1.1 万人，最终甚至东海岸的成熟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伊士曼柯达、洛克希德和施乐，都在那里开设了分公司。（在施乐公司的案例中，这里就是被称为 PARC 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特曼于 1954 年启动了荣誉合作计划，该计划允许当地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选修一些研究生课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学输送了超过 400 名员工。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门洛帕克进一步扩展了

斯坦福与工业企业共享空间的愿景。斯坦福研究所于 1946 年在此成立，网罗了大量以“可能与大学的传统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实用科学”和“协助西海岸企业”的教师。

在后特曼时代，大学领导人们继续发展了这种斯坦福大学和工业界相联系的强大而宝贵的传统。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说服了肖克利半导体的工程师开设一个新的集成电路实验室，并帮助学校将新技术融入技术课程。

几年后，斯坦福大学扩大了“斯坦福工业附属计划”，该计划允许公司只交纳少量费用，就可以使用学术实验室、接触学生和教师、参加研究会议，以及进行特殊招聘活动。对于这项联合附属计划中涌现的新发明，大学于 1969 年建立了许可办公室，帮助新产品商业化。即便是规模最小的 科技 公司也能够在讨论和改进技术想法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从 1975 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开始在大学的直线加速中心举办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该俱乐部是初出茅庐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聚集场所，成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尼亚克，他们想要展示他们最新的技术发明并分享他们的想法。

风投家强调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区域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尽管MIT 和哈佛大学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波士顿在 科技 创业中心的竞争中已经输给了硅谷的半导体专家们”。

回首这种地理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著名风投家阿瑟·洛克提出过一个理论：“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学家都在斯坦福大学周围成长起来了。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些特例，但这主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他鼓励学生，特别是博士和博士后学生，组建公司并继续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当时，这在任何其他学校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发生在 MIT、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或任何一个优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创办公司就会被解雇。”

特曼是旧金山湾区电子产业发展的催化剂，然而也可以说，他是其发展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MIT 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特曼在帕洛阿尔托一家无线传输技术的核心创业公司——联邦电讯公司做过一段暑期实习。

此外，虽然斯坦福大学毫无疑问地对硅谷区域优势的演变起到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重要。加州的旗舰高等教育机构也在高 科技 领域建立了高质量的中心。1939 年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科学重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成为基础科学前沿发展的枢纽。

革命性的硅谷工程师和企业家戈登·摩尔在转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前曾就读于圣何塞州立大学，并于 1950 年获得化学本科学位。20 世纪 70 年代，从圣何塞州立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斯坦福大学或伯克利大学还要多，加州系统内的当地社区学院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培训课程。

这些教育机构的影响意味着资本、专业知识和想法被吸引到该地区，由此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和大量潜在的与风险并存的机会。一旦风投机构开始进驻，这些作用力就会自我强化。

别忘了军事承包所带来的需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投的可能性会随着风投机构所在地与创业公司之间地理距离的上升而显著下降，即使不同地点公司之间的联合投资为投资组合实现地理多样化提供了渠道。一般而言，在地理上就近投资管理起来更容易。

虽然大学的积极影响帮助硅谷成为首屈一指的高 科技 中心，但对其专业产品需求的一个巨大而意外的冲击，使得其进一步的扩张和创新成为可能。由于美国军队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的推动，该地区的电子公司名扬全美，强化了早期的优势。一战期间，联邦电讯公司为美国海军创造了浦耳生电弧长波无线电，这种产品迅速成为“一战期间海军的宠儿”。

联邦电讯的分拆机构美格福斯为美国海军战列舰制造了公共广播系统，还为飞艇生产了抗噪麦克风。1940 年 6月—1945 年 9 月，联邦政府参与规模急剧增加，加州获得了 164 亿美元的战时供应合同，以及超过 25 亿美元的针对军事和工业设施的投资。在这次被《旧金山纪事报》称为“第二次淘金热”的过程中， 加州在总支出方面仅落后于纽约和密歇根。

加州由于各种原因获得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在与战时需求相关的技术领域的擅长。军事采购的微波管是湾区的技术专长之一，采购量从 1940 年的几百万美元飙升至 1959 年的 1.13 亿美元。军事采购的急剧增加使得加州的优质军事合同份额从 1951 年的 13% 增加到1953 年的 26%，在军事合同总支出方面一跃超过之前排名第一的纽约。

1955—1959 年，武装部队对晶体管的采购从 180 万美元增加到 9 900 万美元，国防部很快成为这类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事实上，直到 1967 年，美国军队消费了湾区公司生产的所有集成电路的一半以上。

鉴于军方是早期采用者，它对签约公司施加了严格的技术标准，还通过资助学习曲线使生产成本下降到合理区间。军事需求是消费市场扩张的重要前提。例如，1963—1968 年，集成电路的单价从31.60 美元下降到 2.33 美元。

企业家通过延续创办新公司的传统，响应着军方对高 科技 产品需求的增加。融资往往通过类似于第三章讨论的非正式机制进行。出生于俄罗斯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山大·波尼亚托夫是战时蓬勃发展的圣卡洛斯潜艇天线制造商代尔莫维克多的一名雇员。

1944 年，他从老板那里拿了25 000 美元，加上他自己的 5 000 美元储蓄和一笔从第一国民银行获得的贷款，创办了阿姆派克斯公司，从事军用飞机天线的设计。后来波尼亚托夫异常成功，不到两年后他就不得不将公司搬到一片更大的场地。瓦里安兄弟于 1948 年从朋友、员工和周围的投资者那里为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筹集了 12 万美元，事务所后来发展成为创业者的跳板。该公司的员工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创办了 20多家高 科技 公司。

尽管有军事承包的保障，但湾区公司仍然为提高生产力而共同努力。1942 年，联邦电讯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真空管生产技术， 将产量从 35% 提高到 95% 以上。这使得公司的产量得以扩大，收入从每月 4.7 万美元增长到每月超过 60 万美元。24 1941—1944 年，惠普重组了其电子测量设备和接收器产品线，将产值从 3.7 万美元增加到 100 万美元，增加了 26 倍，同时雇员从 9 人增加到 100 人，增加了 10 倍。

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在 1949—1959 年将速调管的销量提高了 125 倍，而员工规模只增加了 4 倍。这使得瓦里安成为美国最大的微波管制造商，超越了通用电气、雷神和美国无线电公司。

联邦资金的增加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涌入。1940 年 7 月—1945 年 7 月，整个加州净流入了 198.7 万人。随着企业扩大规模以满足军事生产需求，到 1960 年，高 科技 领域的就业人数增加到 58 000 多人。仅在圣马特奥和圣克拉拉这两个县，电子元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不到 1 000 人增加到了 1 万人。

这使得圣何塞成为美国高技能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区。30 随着一批最优秀的创新者来到湾区工作，他们吸引了更多的高技能移民涌入。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从小在帕洛阿尔托长大，他曾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曾是晶体管发明团队的一员，之后他回到湾区照顾自己的母亲。1955 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年），肖克利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目的是将新技术商业化。

当军事承包开始缩减时，湾区企业活动的持久力开始彰显。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减少了在高 科技 设备上的军费开支。例如，美国国防部购买的微波管总价从 1962 年的1.46 亿美元下降到 1964 年的 1.15 亿美元。利润丰厚的成本加成合同（支付生产费用以及保证固定费用的合同）曾帮助建立了当地制造业的基础，但这类合同在所有合同中的占比在 1960—1965 年从 35% 降至 15%。31 作为该地区创新能力的证明，现有公司通过改变其产品线迅速适应新的现实。

艾特尔麦卡洛公司于 1934 年从定制无线电设备制造商海因茨—考夫曼分拆出来，开发了一套电网管生产线，旨在改进调频收音机。利顿工程实验室于 1932 年由查尔斯·利顿（他拥有两个斯坦福大学工程学位：1924 年取得机械工程学位，1925 年取得电气工程学位）成立，实验室改造了其微波管部门用以生产微波炉。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开始生产科学和医疗仪器，以至于该公司在短短8 年内对军方的销售额占比从 90% 下降到 40%。

湾区的这种公司内部资源重置代表了一种其他地方缺少的适应性水平。波士顿的 128 号公路是数字设备公司等重要公司的所在地，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现有企业转移产品线的速度较慢。例如，雷神公司是东海岸最依赖军方的公司之一，到 20世纪 60 年代后期仍然将其产量的 55% 以上出售给军方。1960 年以后的创业浪潮也没有像在湾区那样横扫 128 号公路。1959—1976 年，加州北部新建了 40 多家半导体公司，而马萨诸塞州只有 5 家新企业。

加之现有公司的惰性，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128 号公路的高 科技 行业失去了超过 3 万个工作机会。35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128 号公路的技术衰退异常严重，以至于就业和产出开始向西移动。风险资本被吸引到高 科技 机会最多的地区也就不是偶然了。

最好的气候与民主的文化

如果大学和军事投资是创业机会激增的有形贡献者，那么硅谷文化的影响就更加无形。文化很难界定，但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特定类型的人，这些人认同，而且也帮助建立了与东海岸不同的商业风气。安娜李·萨克瑟尼安认为“该地区的文化鼓励风险并接受失败”，并且“没有任何年龄、地位或 社会 阶层的界限可以阻止人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实用型大学，连同起伏的山丘、普照的阳光和温和的气候吸引着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寒冷的冬天和东海岸更有条理的秩序不感兴趣。在向国会提供的关于如何培养“美国创业和创新氛围”的证词中，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强调了硅谷的地理优势。“是什么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他问道，“首先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之一。这里有好的天气和至少在当时没有被破坏的地形。”英特尔的员工可以在其位于山景城的公司的果园里采摘梨子。

新的技术发现会在旧金山电台等新闻媒体中公开发表。海因茨—考夫曼的联合创始人拉尔夫·海因茨回忆说，在电子行业“我们互相学习”。刚刚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可以在一块新的文化画布上写下自己的规则，而不被东海岸几十年的传统所束缚。

文化开放可以成为创造力和创新的强大动力。在湾区，它有助于培养可能与移民一起到来的技术进步。矛盾的是，鉴于上文强调的湾区企业的发展与军事技术的联系，移民发明者在私营部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由于可供他们选择的与国防相关的就业机会有限。

诺伊斯在国会证词中称，1985 年英特尔新聘用的 80% 的博士和 50% 的硕士都在国外出生。诺伊斯甚至打趣道，这些人往往“比我们这里的学生准备得更充分”。他接着列出了移民取得的一系列高 科技 研发成果。“我只想说，第一个微处理器是由一位名叫费德里科·法金的意大利工程师完成的，他之后组建的齐洛格公司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公司之一，”他说道，“英特尔的第一个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同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由在英特尔工作的以色列人开发的。一位日本工程师设计了 8080 微处理器。以色列人阿里耶·芬戈尔德创立了黛西系统，一家主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 计算机辅助工程公司。来自韩国的菲利普·黄创办了图文，硅谷最成功的终端和微处理器 / 微型计算机公司之一。来自印度的西江·莱·坦登创办了坦登电脑。”

这里商业文化的特色是民主。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瓦里安兄弟就选择“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这个名称来强调他们的组织将是一个“平等的协会”，而不是一个由雇主和雇员构成的公司。

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没有详细的报表，每个工程师都是部分所有者。员工投票选举进入管理咨询委员会的同事，帮助高级工程师设计公司政策。同样，惠普维持了一种非传统的、分散的组织结构，因为相信这种架构能够鼓励团队合作、开放和创造力。包括两位创始人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经常与新工程师合作。管理者被倡导要“四处走动”并且让员工能够接触到。他们培养了与员工的非正式、非计划的对话，也鼓励员工追求自己的想法。

随着这种做法的推广，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出现了。汤姆·沃尔夫于 1983 年 12 月为 Esquire 杂志撰写的关于硅谷的知名文章中称：“这些新公司的氛围非常民主，让来自东部的商人感到震惊。”

湾区 科技 公司是最早提供非货币附加福利的公司之一，这些福利在设计之时也最能体现雄心勃勃。1939 年，艾马克公司为其工人建立了一个现场的医疗部门和一个有补助的自助餐厅。利顿工业公司（成立于 1947 年）于 1949 年更进一步，购买了位于西拉亚山区的杰克逊湖周围的大片土地，作为员工的度假胜地。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计划越发普遍，部分目的是留住人才。当微波管主要制造商电动力学公司在 1953 年收购利顿时，它为每个利顿管理层人士都提供了股票期权，作为留在合并后的实体并参与其经营的激励。43 而在当时，基于期权的薪酬并不常见。

因为建立了保证员工忠诚度的能力，这种管理实践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希望离开公司创业的员工并没有受到限制。加州的监管环境创造了一个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回溯1872 年加州民法典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定，国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权利，并否认公司有权执行它们可能设定的任何限制性就业合同——例如禁止雇员在离职后的一段时间参与和原雇主竞争的竞业禁止协议。

虽然这种规定因加州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国的法律传统而意外产生，但它具有长期的效应。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第 16600 条规定：“任何限制参与合法的职业、贸易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合同均属无效。”这和许多允许公司实施限制性劳动力市场规定的州都有所不同。

经验证据表明，加州等州不对员工流动设限的做法促进了创新创业。显然，许多硅谷主要公司都是在没有与原雇主的竞业禁止协议严重阻碍新企业创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巴伦书单

《风投》

作者：【美】汤姆·尼古拉斯

译者：田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半导体产业高标准过程管理需求下，催生了高度行业化以及定制化的MES制造执行系统，并演化成可集成模式的I-MES制造执行系统套件。

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我国第一个引进MES的企业是宝钢，20世纪80年代宝钢预见性的引进了MES管理系统，但是经过几年发展，我国MES系统相较于国外仍然处于劣势。

2015年，中国制造业MES迎来了重大战略机遇。为了对标德国的“工业4.0”以及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战略， 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 ，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以及从产业政策上进行了大量的引导，MES系统也由单一的生产记录型系统，进化为全方位的企业级执行协同系统。

这三十年的发展，对于国产软件来说，可谓“凛冬”，但 伴随着国产替代和政策扶持浪潮越来越大，国产半导体MES的“破冰号角”即将吹响。

这个时期，国内MES的从业者将迎来巨大发展机会，一批技术储备雄厚的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云化、低代码的新企业也开始入局， 使得赛道异常火热，竞争更为激烈 。

#赛道火热

半导体MES系统起初是由设备供应商提供的，作为最早一批提供半导体MES的供应商，consilium和Promis利用低廉的价格在当时展开了水深火热的竞争。

但是，后来两家企业均被本身做半导体设备商的应用材料收购。在收购了Consilium和brooks software之后，也让 应用材料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半导体MES霸主 。

进入21世纪后，专门的MES系统提供商开始出现，比如IBM提供了SIView的解决方案。 SIView是目前唯一可以与应用材料一较高下的半导体MES系统 。

而目前，在半导体MES领域，绝大部分12英寸晶圆厂系统几乎被国外厂商所垄断，其中IBM和应用材料两大行业巨头“霸占”了国内80%的市场。

国产半导体MES系统能否从中突围，分获一杯羹，打破IBM和应用材料两大巨头的垄断，无疑对国产芯片制造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半导体制造端的软件主要是CIM软件，而在整个CIM系统中，MES又是核心系统。但是 技术壁垒高、验证时间长是半导体MES系统的特性 ，和半导体设备不同，半导体MES系统在晶圆厂的全产线上是不能有任何偏差，这也造成了半导体MES行业市场份额极为集中，且行业壁垒极高，新玩家很难进入这一市场。

随着晶圆尺寸从4英寸变为6英寸、8英寸、12英寸，芯片性能和制造要求在不断提升，晶圆厂的自动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人工产线变为半自动产线、自动产线， MES系统对晶圆厂生产越来越重要 。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国内半导体MES企业异军突起，获得资本和市场的高度关注，融资赛道异常火热。

2021年，各半导体MES/CIM领域的国产厂商凭借其专业人才、技术实力获得资本青睐，相继完成大额度融资，实现国产软件自主化。

# 凭实力竞争

上扬软件

成立于2001年的上扬软件，是国内首批专门为半导体、光伏、LED等高 科技 制造业提供MES、CIM等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目前已拥有4、5、6、8、12寸半导体MES整体解决方案。除了myCIM（MES）以外，上扬软件还提供包括EAP、RMS、APC、FDC、RCM、MDM在内的子系统。

2021年5月，上扬软件完成C1轮融资，获得哈勃资本、兴橙资本、红土善利的投资。此前，上扬软件在2017年就获得了深创投的A轮融资，启动进入半导体高端市场；2019年获得北京屹唐华创、上海物联网的B轮融资，进入8/12寸MES的产品研发。 10月份，上扬软件又完成了由大基金二期领投，中芯聚源、浦东科投等跟投的新一轮数亿元融资。在资金的大力支持下，上扬软件拿下了国内CMOS晶圆代工厂商长光圆辰和存储厂商杭州驰拓的12英寸产线 。

芯享 科技

芯享 科技 成立于2018年，是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晶圆制造、先进封装厂生产自动化CIM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也是目前国内少数可以为8寸、12寸晶圆制造FAB提供整体自动化咨询与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半导体封测领域的数个技术方向上也打破了国际CIM厂商垄断，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芯享 科技 以MES生产执行为核心，通过生产计划等链入企业管理系统，为客户服务员。目前已拥有9家晶圆厂商客户，MES客户包括SK海力士和华虹等。 今年3月，芯享 科技 获得红杉中国、高瓴资本、华登国际联合领投的近亿元A轮融资 。

赛美特

2020年并购成立的赛美特，成功合并了具有多年半导体行业经验积累的“上海特劢丝”“固耀SEMI Integration“和“深圳微迅”三家公司。成立以来，致力于填补国内集成电路制造工业软件领域空白。

赛美特自主研发打造的国产CIM解决方案，涵盖1800多个满足8/12寸晶圆制造厂所需的功能，能够打破国外厂商垄断，是目前国内唯一可支持12寸晶圆全自动化生产的智能制造软件服务商。

2021年5月，赛美特获得5000万元A轮融资。 据了解，目前赛美特在上海成立了专门的MES事业部，其产品目前已用于50余座工厂，客户包括SK海力士、三星、紫光等。

哥瑞利

成立于2007年的哥瑞利，一直专注于打造中国自有的高端半导体智能制造CIM软件，目前已为半导体、面板、光伏、PCB、PCBA、半导体设备等多行业提供了全栈产品线及解决方案。研发服务团队超过300人，拥有21项专利和111项软件著作权（含申请中）。在半导体前道领域，其客户有中芯国际等。 11月12日哥瑞利获得由招商资本、国新风投深圳领投的3亿元新一轮融资 。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哥瑞利实现了全国产自研的MES在半导体12寸前道晶圆制造全自动化工厂的首次应用，预计在明年交付量产。

除了上述企业，国内其他软件企业也研发了半导体MES产品，比如华磊迅拓、乾元坤和等。但这些企业普遍以第三方开发服务起家，在与专业的半导体MES大厂比较时仍然有行业适配上的差距。

因此， “菜鸡互啄”的时代已经过去，留下来的都是专业选手的竞赛 。

#写在最后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候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在半导体行业也有一个说法，做半导体要么是20年前，要么是今天。

如今，在大基金、中芯聚源、华登国际、高瓴资本等各类资金的支持下，上扬软件等老牌玩家获得了更大的支持，芯享 科技 等新兴玩家也开始浮现， 国产半导体MES行业发展正步入快车道 。

而如何抓住当前行业快速发展的窗口，在行业增速放缓时，做好研发投入和营收的平衡，将会是国产半导体MES厂商需要面对的挑战。

这几天有关合肥的一则消息暴走全网，网友称全国最牛掰的风投非合肥市政府莫属，合肥市2007年拿全市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投资了京东方，最后赚了100多亿；2011年拿出100多亿投了合肥长鑫/兆易创新，上市估计浮盈超过1000亿；2019年合肥市又拿出100亿投资了蔚来 汽车 ，结果大众 汽车 新能源板块落地合肥。神 *** 作不断，网友直言合肥市政府有"隐藏的股神"。

实际上合肥市不仅有"面板一哥"京东方、"存储器一哥"合肥长鑫，还有合肥芯碁微这样的光刻机企业，而且这家公司股东中也浮现出合肥创新 科技 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这样拥有政府背景的风投机构，"全国最佳风投机构"真的不是乱盖的。

芯碁微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5月13日被上交所受理，6月10日审核状态显示为问询，按照科创板上市流程，下一步就是上市委决议。

在芯碁微上市之前，我们就说道说道这家公司。

芯碁微的主营业务是光刻机，但此光刻机与被国人深度关注的半导体光刻机有所不同，公司从事的是 以微纳直写光刻为技术核心的直接成像设备及直写光刻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及相应的维保服务，主要产品及服务包括PCB直接成像设备及自动线系统、泛半导体直写光刻设备及自动线系统、其他激光直接成像设备以及上述产品的售后维保服务，产品功能涵盖微米到纳米的多领域光刻环节。

芯碁微招股书中的这段业务描述确实让人看的云里雾里，不知说了什么东西，下面就一个个来捋一捋。

首先说说直接直写成像技术。笔者在《两难选择！尼康掉队与ASML一家独大下，国产光刻机抄还是不抄？》这篇文章中提到，光刻机分为有掩模光刻机和无掩模光刻机，最大的差异是有掩模光刻机在光刻中需要使用刻有电路图形的光掩模板，然后再通过显影、刻蚀、去胶等工艺，达到将电路图型转移到晶圆表面的目的。无掩模光刻机则不需要光掩模板，理论上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可以减少套刻误差等缺陷，提升良品率，当然这一点公司在招股书中专门提到了。

芯碁微的直接成像技术是将电路设计图形转换为机器可识别的图形数据，并由计算机控制光束调制器实现图形的实时显示，再通过光学成像系统将图形光束聚焦成像至已涂覆感光材料的基板表面，完成图形的直接成像和曝光。按照使用发光元件不同，直接成像技术可分为激光直接成像和非激光的紫外光直接成像两种。激光直接成像即LDI，光是由紫外激光器发出，主要用于PCB制造中线路层的曝光工艺；像紫外LED直接成像技术这样的非激光的紫外光直接成像，光源是紫外光LED，主要用于PCB制造中阻焊层的曝光工艺：

当然直接成像技术还是借助了半导体前道光刻机的步进扫描技术，提高曝光效率。在光刻精度、对位精度、良品率等方面，直接成像技术全方位碾压传统曝光技术：

其次，再说说芯碁微产品。

成立于2015年6月的芯碁微经过5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PCB直接成像设备及自动线系统和泛半导体直写光刻设备及自动线系统两大类，公司称之为PCB系列和泛半导体系列，其中PCB系列收入2019年达到1.92亿元，占到公司总营收的95%：

说完了产品，再说说芯碁微的核心技术。无掩模光刻设备主要分两大类：基于空间光调制器的光学无掩模光刻设备和带电粒子无掩模光刻设备。基于空间光调制器的无掩模光刻设备有很多，比如激光直写设备、波带片阵列光刻（ZPAL）、表面等离子激源成像系统和近几年兴起的基于DMD的透镜缩小投影设备，芯碁微的光刻设备是基于DMD技术。带电粒子无掩模光刻设备主要有电子束直写（EBL）、基于静电可伸缩光学的多电子束光刻设备（MEBL）等，本文不做展开。

基于DMD的直写光刻技术的曝光原理与传统曝光技术类似，但区别在于其利用了计算机技术，把对应的光刻图案输至DMD芯片中，DMD微镜阵列根据光刻图案调整对应的微镜转角，同时准直光源照射至DMD微镜阵列表面，产生与光刻图案相符饿光图像，光图像通过投影曝光镜头成像至基材表面，基材在受控的运动平台上完成扫描动作和图形拼接，实现高精度光刻：

当然芯碁微在技术研发中解决了图形拼接、大数据量图形数据生成及其高速实时无失真传输、不同曝光镜头光刻线宽一致性等问题，实际上无掩模光刻技术中类似的问题一直存在，也是设备厂商必须要解决的。

芯碁微成立至今仅有5年时间，在发展方向中公司抓住了下游PCB产品结构升级以及直接成像设备逐步替代传统设备的机遇，在直写光刻系统模块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的同时，还在2019年成功推出了直接成像联机自动线系统，在设备自动化方面取得较大突破。在泛半导体尤其是面板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用于500nm及以上线宽的掩模板制板光刻设备及IC制造直写光刻设备也实现了进口替代，目前公司拥有8项核心技术：

如果换成是半导体制造前道用光刻机，想象下需要攻克的核心技术有多少，难度有多大。

2017-2019年核心技术产品占到营收的比例分别为97.35%、98.19%和96.49%，芯碁微的技术成果产业化效果相当明显。与同行相比，芯碁微的设备在最小线宽、对位精度方面相当甚至领先，产能效率也相当甚至领先同行，作为一家成立仅五年的企业，后发优势显现，其也进入了深南电路等一线PCB厂商供应链：

说完芯碁微的业务和核心技术，下来就说说公司的客户，说完就下班。

芯碁微的业务分PCB系列和泛半导体系列两大类，相应的其客户可分为PCB客户和泛半导体客户两大类，其中PCB客户主要有内资PCB一哥深南电路、景旺电子、崇达电子旗下普诺威等以及健鼎 科技 、台湾软电等台资企业；泛半导体企业客户主要是维信诺旗下的国显光电和中国电子 科技 集团第11研究所等科研院所，总体来看公司PCB业务拓展较为顺利。

芯碁微的客户群体看起来很豪华，但是第一大客户三年时间换了三个，而且笔者发现部分客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风险。

先说前五大客户。2017-2019年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分别达到0.17亿元、0.51亿元和1.13亿元，占芯碁微总营收的76.16%、59.14%和55.89%，前五大客户集中度明显下降。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客户分别为广州俊耀电子系、昆山国显光电和浙江罗奇泰克，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28.32%、34.27%和35.76%，第一大客户三年换了三个，显得很不稳定：

以下就是芯碁微前五大客户的一些不可忽视的坑：

①2017年的第一大客户广州市俊耀电子和第四大客户深圳捷腾微电子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②2017年的第三大客户深圳市持创捷宇2014年6月因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纳入经营异常名录，2015年6月移出；2019年公司股权和动产处于出质或抵押状态，期间还多次成为被告，经营状况估计不太良好；③2019年的第三大客户红板（江西）有限公司2019年5月至今有多处动产处于抵押状态。

2017-2019年芯碁微的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为0.1亿元、0.47亿元和1.06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为12.51%、30.02%和23.31%，作为一个业务还处于扩张期的 科技 企业而言应收账款占比高一点也属正常；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44.48%、53.38%和52.47%，一半营收变成了欠账，这就积累了过多的坏账风险。

2017-2019年芯碁微计提坏账准备分别为58.16万元、244.95万元和763.11万元，其中2019年对曾经的第一大客户广州俊耀系的229.58万元应收账款计提全部坏账准备。在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上，公司计提比例也相对谨慎，比如账龄4-5年和5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分别按80%和100%的比例计提，相比而言大族激光对账龄超过3年及以上的一律按照50%计提，这是说明芯碁微谨慎呢还是大族激光激进呢，你们细品：

表面上芯碁微的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3%左右，但另一方面公司长期应收款的比例较大，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净额为838.77万元、530.91万元和2338.42万元，占期末非流动资产的比例为38.38%、25.28%和51.89%，而且坏账率很高，按照公司披露的数据，2018年和2019年29%和8.9%的变为坏账：

2018年芯碁微对客户深圳捷腾电子计提216万元的坏账准备，2019年公司长期应收款增加1807.52万元，主要系深圳鑫顺华电子湖北久祥电子等客户采用分期收款销售产品所致。

如果将应收账款和长期应收款合并，其金额将达到0.2亿元、0.52亿元和1.24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20.9%、31%和26.6%，占比仍然较高。

2017年芯碁微的营收从0.22亿元增长至2.02亿元，几乎翻了十倍，但其现金收入比从1.32下降至0.78，结合应收账款和长期应收款等金额变动，公司营收增长很快但回款能力较差，部分客户还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说明在客户拓展、销售模式等方面芯碁微还存在一些问题。芯碁微当前的经营模式短期可能让公司财务数据变得很好看，但长期来看因为部分应收账款变为坏账，现金流和业绩都会面临一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