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2021年GDP为1.79万亿美元。
简介:
首先不得不提的自然就是以三星集团为代表的韩国半导体行业。2019年时韩国的GDP为1.63万亿美元,而同年三星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3100亿美元,三星相当于五分之一的韩国,从数字中我们也能看到三星在韩国的重量以及地位。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般根据产品的实际用途,可以把产品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所谓最终产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可供人们直接消费或者使用的物品和服务。
这部分产品已经到达生产的最后阶段,不能再作为原料或半成品投入其他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过程中去,如消费品、资本品等,一般在最终消费品市场上进行销售。
中间产品是指为了再加工或者转卖用于供别种产品生产使用的物品和劳务,如原材料、燃料等。GDP必须按当期最终产品计算,中间产品不能计入,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
硅谷诞生的前因后果解
剖硅谷之谜,就要先讲讲硅谷诞生的前因后果。硅谷诞生在二战之后,那时候斯坦福大学并不像今天这样有名。在硅谷旁边,或者离硅谷比较远的地方,有另外一所
大学,当时已经非常好了,就是今天的UC伯克利。这里面我想讲三个人,第一个是奥本海默,第二个是劳伦斯,第三个人叫康普顿。第一个人是原子d之父,后两
个人是当时他下面两个主要的组的负责人,这两个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可以说,没有UC伯克利,就没有原子d的成功,这是当时伯克利的研究水平。事实
上到了二战后,斯坦福基本上就要破产了,当时那里没有一个好大学,硅谷还比较荒凉,虽然有一些无线电的行业,但是要破产了。二战后,它就处在这样的情况
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了60年,出现了这么一个繁荣的地区。
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东西都是天时,地利,
人和。所以我们就套用这个公式。先说天时,1952年,IBM决定制造计算机。我们都知道,1947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当时电子计算机的发明
是政府行为,就跟原子d一样。但是到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就放开了,因为没有市场化发展会比较慢,放开由企业去干了。IBM当时正好是老华生退休,小华生上
台,他想做一些新的事情,所以就做计算机。早期存储是纸带或者卡片,所以要做一个新的磁存储。既然要做一个新的东西,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干脆远离这
个本部。因为当时IBM已经是个不小的公司了,所以会受整个官僚体制的影响。他们在圣荷西南边成立了一个圣荷西研究中心,所以,最早IBM为硅谷带来了计
算机。
接下来我讲一下斯坦福大学,它是个私立大学。美国的私立大学是没有政府支持的。当时,老斯坦福留下
了一个遗嘱,这个遗嘱里有三条:第一,这个学校不要搞宗教;第二,这个土地永远不能卖;第三,我们不收学费。但是第三条很快就支持不下去了,因为不收学
费,就靠他一点点的遗产是不够的,后来就开始收学费了,一门课10美元。到二战的时候,接一点政府项目能维持,二战以后基本上就要破产了。当时工学院院长
特尔曼研究斯坦福的遗嘱,发现了一个漏洞,说这个地不能卖,但是没有说不能长期出租。美国有个法律说地可以租99年,而且还可以续租。他就用这种方式,创
造了一个斯坦福科技园,当时因为有一些科技公司想到加州开一个点,因为太平洋的经济起来,尤其当时朝鲜战争以后,对日本的贸易起来了。所以,第一批进驻斯
坦福科技园的公司有惠普、柯达,还有一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这个被认为是硅谷的起源。特尔曼后来当了斯坦福的副校长,也被称为硅谷之父。
有
了天时、地利,就要有人。中国说人和,这里恰恰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不和。到50年代的时候,贝尔实验室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叫夏克利,他发明了晶体管,获
得了诺贝尔奖。到了50年代末,他跟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样,因为妈妈年纪大了,希望他回家照顾,他就离开了美国东部,到了旧金山湾区。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就
成立了一个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招纳了一批贤才。但是夏克利有两个特点,第一,他不是一个好的合作者,他跟谁都合不来,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跟
所有的同事也合不来;第二,他也不是个好老板。他手底下很多人还很能干,结果,就有8个人决定,咱们干脆当叛徒。这8个人里的几个人后来非常有名,一个叫
诺伊斯,这个人两度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摩尔。诺伊斯、摩尔后来又创立了英特尔公司。还有一个人叫克蓝纳。这8个人就当了叛徒,所
以“叛逆”这个词在硅谷不是个坏词。
他们出来以后,有一个从东部来的风险投资人叫洛克,洛克就给这8个人
投了钱,成立了仙童公司。这个钱是从哪来呢?是东部一个有钱的家族,这个家族叫菲尔柴尔德,这个公司用他的名字命名,诺伊斯当了CEO。仙童公司具体说来
就是发明了半导体。仙童公司今天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但是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里有几个数据,说明它对整个硅谷和全世界半导体的影响力,第一个数字是
60%,全世界半导体的精英老大聚集在一起开会,互相之间茶歇一聊,60%的人都在仙童公司各个年代工作过。第二个数字是92,仙童公司后来不断的拆分,
拆分出来92家上市公司。第三个数字是2.1万亿,这92家上市公司,如果把市值加起来是2.1万亿,这个数足以和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的国家
GDP相媲美。但是有趣的是,在硅谷,仙童公司如果按照美国东部的发展,它可能长成另外一个AT&T或者IBM,但实际上他没有变成这样,而是变
成了无数个小公司,这个母鸡不断生蛋,生完以后自己变得很小,但是整个地区起来了。所以将来如果有领导办科技园,你要想,你宁可不要一家大公司,而是出
92家上市小公司,把这个地区带动起来,就是一个不错的事情。这个也是硅谷名字的来源,因为有了仙童,有了半导体,半导体用的是硅,所以这个词就出现了。
60年代末半导体已经方兴未艾了,“硅谷”这个名字是70年代才出来,而且是媒体创造的。
到1967年的
时候,半导体已经很发达了,仙童公司的8个创始人之一摩尔就提出了摩尔定律。提出摩尔定律以后,他就说,半导体的性能在今后会每两年差不多翻一番,当时没
有太多人信。而且菲尔柴尔德家族是投资人,他还是大股东,虽然摩尔和诺伊斯都是主要的管理者,但是这个家族又派来了好多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有时候也
有问题,比较短视,看报表,看营收,看KPI,没有长远的眼光。摩尔已经说了,将来大规模集成电路会飞快的发展,但是仙童的动作非常缓慢,诺伊斯也觉得没
有太多办法改变现状。他当时就又找洛克,就是当时给仙童投资的人。洛克是菲尔柴尔德家的朋友,他找洛克说,我和摩尔打算出来再重新做公司,开始他们希望要
1000万美元,后来根据洛克的估算,500万美元就够了。洛克问,你们要做什么?他说,我们要做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因为一年前摩尔已经预测了,这个将
来的发展是不得了的。洛克当时干的一件事(这种做法是硅谷后来成功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替这两个人保密,他不能告诉菲尔柴尔德家族,虽然原来那些钱是从那儿
来的。洛克说,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我找了一个小伙伴,就是安迪格罗夫。当时安迪格罗夫死活就不愿意离开仙童,经过反复劝说才同意和他们合伙。后来安迪格
罗夫讲,这是他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硅谷就这样诞生了。
在硅谷诞生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很多
半导体公司在这里出现了,成本有所上升,然后就培养出第一批的工程师。其实早在60年代末,硅谷的半导体业就要开始外移,1967年左右,大概有30多个
台湾的工程师回到台湾,包括台积电的那几个创始人。到1968年,就有1000多人跑回去了,外移的速度很快。后来人家说,这个地方会不会衰落?这个事反
而没有发生,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80年代的时候,它的半导体已经很衰落了,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三家半导体公司NEC、东芝和日立都是日本公司,英特
尔第四,摩托罗拉第五,但是硅谷没有成为底特律,用我的话说是它变“软”了,变成了“软件谷””,或者是“生物谷”,后来是“互联网谷”,而且这个东西反
过来带来了半导体的复苏。从表面上看,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使得处理器芯片的性能不断提高,它进入个人市场就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是假设当时计算机,哪怕变
得再便宜,如果比这个柜子大,这个东西又很耗电,放到你们家,就算白给你,你也不会要的,因为你拿它要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有个人的应用软件。在这个时候风
险投资起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半导体公司里有很多做软件的,现在你出来做个人软件,这样的话这个产业就完整了,光有PC硬件是没用的。这个变化导致了硅谷从
硬件到软件的转变。
硅谷成功的最终奥秘是什么?
奥秘之一:背叛,以及对背叛的宽容。
我
们仔细分析从硅谷诞生的伟大的公司,比较早的有太阳公司,后来是思科、雅虎、Google,他们都是从现有的机构孵化出来的。关于这些小的创业公司,不要
听他们讲表面的车库的故事,先决条件就是你对叛逆要有宽容,这种宽容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的。比如电商到淘宝去工作,就要求你将来不能跳槽到京东。又比如新泽
西是美国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但是自打有了AT&T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公司出现了,因为你的东西都属于AT&T。李开复从微软跳到谷歌
的时候,当时打这个官司,谷歌就想把这个官司从西雅图挪到加州去打,因为只要挪到加州,官司就不用打了,因为你可以说,李开复除了做IT,他什么都不会。
所以这是加州硅谷对叛逆的宽容,公司干脆就不限制他了。
第二就是保护商业秘密。比如原来你在雅虎,后来到了Google,不会有人问你在雅虎是怎么做的,这件事是绝对不能问的,他可以做,但是你不能问。在硅谷,对商业秘密的边界是有把握的,这是它的特点。
再
有一个特点是加州的法律鼓励挖墙角。大概半年前有一个新闻,加州政府告苹果、Google、英特尔和思科几家公司,告的理由很奇怪,我看你们四家公司很少
互相挖角,所以你们底下有秘密的协议,你们不互相挖角就破坏了竞争,所以州政府要罚你们。从另一方面来说,硅谷鼓励竞争。这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宣传了很久的
现代工业企业制度的一个颠覆,也就是大机器生产时期制度的一个颠覆,所以这是后工业时代的一个特点。
讲一
个具体的案例,这也是我投的一家小公司,是做移动安全的。这个公司原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从一家上市的信息安全公司里出来的,它的第一个投资人就是原来这个
上市公司的CEO。这个事很奇怪,他做的东西跟原来公司的技术是相同的,原来的老板还去做他的投资人,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不难理解,第一,你告
他也告不倒;第二,这种大的上市公司,他的竞争对手可能是赛门铁克或者思科、Juniper这样的公司,在硅谷经常有蛇吞象的事情,这种公司一旦起来以
后,我作为你的投资人,保留优先收购它的权利,你做死了就算了,这个钱我就算白投了,你要做成以后,我优先收购回来,我再针对赛门铁克、思科这些公司的竞
争中还保持优势。所以你虽然离开了我,还是我这个系统内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像仙童这样的公司不断分化,导致了硅谷很难出现一个在地区上说一不二的像
AT&T、IBM的大公司,但是它带来了一个结果:它使整个行业都起来得非常快。在这个前提下,因为不断的分出一些公司,我随时可以收购回来,我
既然可以收购我自己投的公司,我也可以收购别人的公司,那么就造成了并购的蜂起。这是硅谷公司一个重要的手段,他不是什么事都做,但是他看到一个新的技
术,或者一个新的公司,对自己核心的产业或者对自己转型有用的时候,他就开始并购。
甲骨文这个公司,过去
20年他自己的技术开发是很少的,他所有新的业务都是通过并购获得的,他基本上就是个并购机器;谷歌是被认为一个非常有创新力、很伟大的公司,但事实上它
很多新的业务也是并购来的,但是他善于吸收和发扬光大,这是这两家公司的特长。比如谷歌地球,他最早是并购了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公司,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是并购过来的,并购以后谷歌给了它很多资源,它现在是一年50亿美金的营业额,而且增长很快,但是它的起源是并购。
安卓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当时十几个人的小公司,谷歌投入了很多资源,把它变成今天全世界最风行的 *** 作系统。前一阵它为什么花30亿美元买Nest,这
些东西都是他将进入的相关新行业。
讲到并购,就要讲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跟文明的关系。德国、法国、日本
的并购都不多,英美比较多,商业文明或者海洋文明的国家比较多,原因是什么呢?商业文明是强调做生意,你卖我买或者你买我卖,咱们两个人是交换,通过交
换,你得到你需要的,我得到我需要的,我们互利互惠,这是很重要的特点。为了做到这一条,要有几点:第一,我做这个东西,我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什么人都能
用,然后卖到全世界;第二,我一定不要去做所有的东西,东西可以买。
农业文明是什么呢?小农长大就是大
农,农业庄园里什么都有,自己可以生产,不是为了交换的,是为了自己使用,自成体系,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特点。中国过去30年完成了从农业到早期工业化,
然后到大生产、现代工业以及到后工业时代。但是很多思维不可能变得这么快,所以导致很多企业什么都做,都是跟这些特点有关。
接下来可以看看硅谷企业的一些特点。我们过去说,企业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件事被日本企业做到了极致,讲究员工忠诚,公司也管你一辈子。在硅谷,是一个商业时代的交换,你个人从公司获得你所需的,从你这儿获得我所需的。有些时候人是核心的,公司不是核心。
我
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是,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要整合,要打造成航空母舰,要百年老店,要基业长青。一个公司要尽可能不断的一遍一遍的转基因,这一次大潮赶上
以后,还要赶上下一次大潮,这是好多现代的管理者在考虑的问题。但是,硅谷恰恰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三角形完全倒过来。
在硅谷,首先人是核心,不是企业是核心。
最
有名的硅谷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说,风险投资的作用就是让工程师合法的暴富起来。什么叫暴富呢?他又给了一个解释,他们要比毒品贩子还有钱,但是这个收入是
合法的。这也就导致了一些公司内核心员工的薪酬不是走标准的模式,这两个人看上去资历差不多,可能一个人的薪酬是另一个的5倍。整个商业体系的核心由公司
转变成人,这是一个倒三角。
我们过去理解,风险投资就是你要办公司没有钱,我给你钱,这是风险投资,这只
是一方面,它还有很多作用,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挖墙角。比如你有一个主意找投资人,他觉得你的主意不好没给你钱。但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他就拿本记在
上面。接下来到另外一个人办公司的时候,他缺人,他就找你来干,给你多少股份。这就是风险投资的另一个作用。事实上很多硅谷中等的公司,就是融资融到A
轮、B轮的,他们的CEO都是风险投资帮着找到的。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风险投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每到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有两个做法,一个
是在现有的公司进行技术改造,赶上这次技术革命,大家如果是大企业的负责人,你会发现这个阻力在公司内是相当大的,是很难的一件事。风险投资的人说,我把
旧房子的砖头拆了,盖一个新宫殿,要容易得多,砖头还是要砖头,但是做的事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在他们看来,引领下一代技术革命的公司,不一定非要是前一代
成功的公司。
原来我们说,现代工业企业制度是这么一个金字塔,人是其中的一部分。日本的公司就是这样。而
在硅谷,你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个故事:你如果做成了,所有人都把你举起来,你就成为英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故事,才让那些年轻人前赴后继的往这儿跑,虽然真
正成功的人并不多,失败占绝大多数,但因为有这样神奇的故事,才真正营造了一个创业的环境。对比美国另外几个高科技很集中的地区,波士顿地区,纽约和新泽
西附近地区,包括西雅图,其实缺乏的是这样的环境,并不是缺乏技术人员。这是第一个奥秘,叛逆和对叛逆的宽容。
奥秘之二:多元文化。
多
元文化有时候是好东西,有时候不是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能卖到全世界的一个产品,常常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产物。iPhone也一样,为什么在世界上这么好卖,
不是乔布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他个人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他在印度住过比较长的时间,去过很多次日本,“少就是多”的这个简洁设计是完全根据东方文
化的形态来的。
硅谷人口是这样分布的,白人占50%多一点,亚裔占30%,西班牙籍占10%左右。在硅谷中心的一些地区,亚裔占到
50%以上。国际化、多元文化本身,在世界上大部分时候,并没带来好处,而是带来矛盾的。为什么在硅谷地区,多元文化总体来讲带来的是好处而不是矛盾呢?
这里有很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好奇;第二是宽容。好奇是什么意思呢?硅谷这些地方都是一些非常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这些年轻人思想里没有太多根
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他对新的东西比较好奇,喜欢接受。释永信到硅谷去很受欢迎,到谷歌、苹果都很受欢迎,到苹果去库珀接见了他,库珀还向他请教,说我每天
入定大概15分钟,我想提高我的境界,使得我更向上。释永信答得非常到位,他说:“你们做手机做得非常好,你做这么好的手机,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这是
最大的善。你们继续把产品做好,这就是向上。”这就是好奇和宽容,使得多元文化真正能开花结果。
硅谷的人
口分布有什么特点呢?它实际上是全世界精英汇集的结果。任何地区的人口都是流动的,有人口进来,也有人口出去。硅谷2013年流出了5000人,因为那的
生活成本很高,大家退休以后把房子卖了,就到其他地方生活了。流入是1.8万人。流出的都是老头、老太太,都是退休的,流入的人都是拿工作签证的,没点水
平是不会进去的。所以这么一交换,每年的新生血液补充还是蛮可观的。因为有了多元文化,所以大家爱到这儿来住。为什么你不愿意去西雅图?西雅图最好的中餐
馆都不如我们这儿随便街边的一个中餐馆好,所以你怎么可能去那儿住呢,根本就不会有新的全球人才往那儿流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样的多元文化,人口不断流动,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就是美国公司尤其是硅谷公司收入的一半多来自海外,像英特尔公司,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海外。像Snapchat、Whatsapp这些小公司,至今只有几十人或者上百人,但它们已经都是全球化的公司了。
还
有产品的不同,硅谷公司即使是小公司,他一开始做的也是全球化的产品,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妨对比Whatsapp和腾讯的微信,2012年,腾
讯的微信想花10亿美元买它,他们到了硅谷,也找过我,讲过这件事,但是Whatsapp不愿意卖。当时这个公司也不过是几十人,而且真正的工程师只有
15人,其中还有5个是做界面的。就是这么小一个公司,它当时的产品用户已经是全世界的了,而且你看它的产品优先级很有意思,很多腾讯微信有的功能他都没
做,但是他把好多种语言都做了。微信不一样了,把产品做得很完善以后,等到中国市场都占满了,那个时候才会去想占海外的市场。而做一个国际化的产品和一个
国家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你要做一个全球化的产品,一开始的设计会复杂很多,但是一旦设计成了,很快能国际化。如果这个产品一开始就是为中国的市场做的,而且不断优化,形成了中国人使用的习惯,全球化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奥秘之三:拒绝平庸。
为
什么要拒绝平庸?因为当一个地方非常发达了以后,它的各种生活成本都很高。比如我们的上海、北京,我们天天听到说生活成本太高,政府要做什么事呢?要做廉
租房,要保证弱势群体、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硅谷不是这样,硅谷的房价基本上是直线上升,没有调控,没有限购,这早已经不是一
般人能够买得起的了。举个例子,在硅谷的中心地区,1999年我到硅谷的一个小公司的创始人家,他当时的房子是中等价位的房子,50万买的,当时那个地区
中等家庭收入是11万美元,也就是4倍半的工资。2013年,这个房子涨到230万,当时中等收入家庭的工资到了16万美元,是年薪的12-13倍,所以
你基本上是买不起的。只有三种人在那儿买的起房,一种人是做得很好的,比如律师、医生,尤其是替苹果和三星打官司的律师;第二种是通过自己创业成功的人,
小公司的老板;第三种是谷歌和Facebook比较早期的员工,就这三种人在那儿买房子。如果你做得不这么好,你可以到硅谷稍微差一点的地区买房子,如果
你做得还不好,你就别住在这儿了,没有政府说给你廉租房,要给年轻人照顾。那你怎么办?除了出人头地,没有第二个选择。
一
个产业起来,一个产业下去,总有一些公司起来,总有一些公司被淘汰,各地方可能对淘汰产业的态度是不同的。比如底特律地区,跟过去的东北老区一样,说国家
得给我点政策,有这么多产业工人,失业了怎么办。奥巴马没办法,他自己又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只好买一些汽车公司的股份,缓解一下,这是2008年对底特律
这些地区的做法。2000年互联网泡沫完蛋,那时候硅谷是很惨的,惨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99-2000年,因为互联网泡沫起来了,工程
师不够用,从中国、印度招了大量的人。这些人到美国发现,美国汽车真便宜,当时还没现在贵,大概1.5-2万美元就能买一辆很好的。买完之后马上就遇到了
经济危机,马上没了工作,当时硅谷的失业率是10%,这个还是拿救济的人,还不算拿工作签证的。印度人也很聪明,车的钱还没付完,就把车开到机场,买了张
机票回了印度。后来发现机场的车停不下了,因为净是一堆没人要的新车。但是硅谷没拿政府的一分钱救济,完全是靠市场的运作,它就起来了。就像一个孩子,你
老不给他断奶的话,他永远长不大,他经受一点风雨,能长得更快。对于这些不太好的公司怎么办?一个看法是,死亡是你这个公司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你要么
被并购掉,要么就慢慢关门。曾经有很多明星公司例如SUN已经不存在了,被并购了。这带来一个结果:对局部的利益来说是一个损失,但是对整体地区是一件大
好事,因为使整体的地区更加有竞争力。
硅谷的房价为什么能支撑呢?因为硅谷这些明星公司的增长,它们增长地很快,所以它能支撑住房价,不至于有房价泡沫。大家普遍的一个观点是:新的事情要由新的公司来做,老的公司如果不能生存,那就不能生存。
光
喊拒绝平庸是不够的,对一个公司来讲,真正要做到不平庸,就要有一些投入。首先,对小公司来讲,模仿是一件很可耻的事,在硅谷你办个公司,到我这儿拿钱,
我问你做什么,你说,我做的就是跟思科一样的交换机,但是我比他便宜30%,你就不用来找我了,我不会投你。第二,因为是很强的市场行为,所以赢者通吃,
政府不会管这些事,允许让其他公司倒闭,最后拼出一两家大公司。所以你会发现,硅谷很多公司会把世界上很多市场给通吃掉。第三,大公司为了保持竞争力,对
研发的投资非常大,最高的是微软公司,一年投入上百亿,谷歌去年已经投到80多亿,按照这个速度今年也快突破100亿了,苹果过去不多,因为它的生产线不
算长,这些年它增长得很快,思科公司是电信行业,传统一点,所以是保持一定的投入。这是硅谷成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做
一个总结,硅谷发展起来基本上是三个机缘:天时、地利、人不和。天时是IBM进来,地利是周边的大学,人不和是有8个叛徒。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硅谷的起源,为什么叫硅谷;第二,它如何转成了软件公司,因为摩尔定律导致了个人可以使用电脑,个人使用电脑必须要有软件,所以就形成了软件公司;第三,
从软件谷转化成互联网谷,在这个过程中,VC起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的成功秘诀:叛逆,多元文化,拒绝平庸。
它
有什么借鉴意义?首先,大家没有必要模仿硅谷,中国成功的企业都不是在所谓的中国硅谷诞生出来的,所以模仿硅谷的必要性不大,况且很多东西很难模仿,比如
多元化。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对现代工业企业制度的重新认识,怎么以人为中心来重新定义人和企业的关系。再有就是多元文化和世界情怀,新的公司
需要具有世界情怀,以至于他一诞生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小米,它虽然在中国市场做得还不是很好,不像阿里、腾讯都在中国通吃了,
但国际化仍举步艰难。小米的产品设计不只是为中国,不是完全优化成汉语的。
全球经济走向恐怖“危机10年”作者:陈功
2009年03月05日 《环球财经》
基本观点:
1. 一旦全球经济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金融风暴可能延续10年甚至更长;
2. 如果现有的各国财政救援计划基本无效,全球经济就已经进入拐点,转入“危机10年”的第二个阶段;
3. 通货紧缩,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冻结的状态。而经济冻结本身就是去杠杆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如果衰退期的月份较少,而扩张期的月份较多,那么在萧条过后,会紧跟着新一轮的一个萧条期,最后导致整体萧条期被大大延长;
5.经济萧条是技术创新迸发的前提,技术创新的结果则表现为经济增长。我们现在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6. 要有22万亿美元,才能将我们从金融风暴中解脱出来,通过财政扩张政策来解决危机,还只是各国政客们的宣传手段。
□ 陈功/文
作者为中科院情报所硕士生导师,北京城市学院竞争情报研究所研究员,安邦咨询公司首席分析师、总裁
华尔街金融风暴发生以来,全球各国政府的财政救援计划显露出可怕的无效症候。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实施和计划实施的金融救助计划的总额,大约已有6万亿美元。当然,这仅仅是到2008年12月24日为止的粗略统计。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包括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发言人的表态,对所有这些金融救援计划的效果都基本持怀疑态度。用德国裕宝银行的话讲,就是“所有的研究报告,一个比一个悲观”。现在格外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是,全球各国政府自己,对财政部门的金融救援计划都出现动摇的迹象,而这些已出台的财政刺激计划,其效果也是大出意外,大多基本无用。
这就必然会导致种种疑问的产生,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疑问就是,各国财政部门的金融救援计划的方向,是不是出现了重大错误?从美国、加拿大、英国,一直到欧盟、挪威和澳大利亚,这些第一、第二世界的国家,甚至还包括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有钱国家,如所谓的金砖四国,是否都已经跌落进了一个流动性陷阱?
流动性陷阱:全球日本化
什么是流动性陷阱?这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按照货币—经济增长原理,一个国家的央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改变利率。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假定货币需求不变),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必然会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投资和消费,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最低水平,此时靠增加货币供应量再降低利率,人们也不会增加投资和消费,单靠货币政策已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上述状况就是“流动性陷阱”。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对货币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组成。在流动性陷阱下,人们在低利率水平时仍愿意选择储蓄,而不愿投资和消费。如果当利率为零时,即便增加货币供应量,利率也不能降为负数,由此就必然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和债券利率都为零时,由于货币比债券更便于交易,人们不愿意持有任何债券。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增加多少货币数量,也不能把人们手中的货币转换为债券,也就无法将债券利率降低到零以下。因此,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再能影响利率或收入,货币政策就处于对经济不起作用状态。
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主要有三个特点:(1)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严重的萧条之中,需求严重不足,居民个人自发性投资和消费大为减少,失业情况严重,单凭市场的调节显得力不从心。(2)名义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为零,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杠杆作用失效,只能依靠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等手段来摆脱萧条。(3)货币需求利率d性趋向无限大,指的是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人们会产生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d性变得很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发生流动性陷阱的时候,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没有办法改变市场现状,与此同时,往往还会出现通货紧缩。
日本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整个社会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基本维持在零利率。值得注意的是,极低的利率和通缩并存的现象从1990年开始在日本出现,到现在已有长达18年的时间。
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不得不做一个认真的讨论和思考。因为一旦全球经济掉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那么金融风暴可能延续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将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危机的10年!
“危机10年”的征象
应该说,这种“危机10年”现象的出现与现在各国政府和财政部门的估计相差甚远。大多数人对金融风暴周期的估计在2年左右,也就是说在2010年将结束。在中国,学界和官员的广泛共识是在2009年就有可能出现翻转。2008年的年末,中国的传媒到处都充斥着有关U型和V型翻转的讨论,热度非常高。显示中国的学者以及官员们对2009年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
与这种乐观态度产生鲜明对照的,是我们认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恐怕非常有必要分成两个阶段来观察。第一个阶段是从2008年的秋季到2010年年底。第二个阶段从2010年年底开始,这个阶段就是“危机10年”的阶段。
这两个阶段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看现有的各国财政救援计划是否奏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就是看4万亿人民币或者更强一些的经济扩张手段是否能够奏效。如果这一阶段的经济刺激效果基本无效,那么就可以下结论:全球经济已经进入拐点,即将转入“危机10年”的第二个阶段。
一旦全球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会导致一些特殊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现象。我们以美国为例来看这样的流动性陷阱的可能表现和可能特征。
第一个是大量的资本流出美国,表明美元将丧失主要世界货币的地位。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全球生产资源和生产资料将会重新进行配置,这将会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结构化调整。
第二是低利率,这种现象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是通货紧缩,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冻结的状态。而经济冻结本身就是去杠杆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去杠杆化”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从以往过于盲目的规模化扩张,通过各种各样的局部的、单元性质的停产或限产,按照从单元到整体,再到系统的顺序,进行冻结性质的调整。最后,大家可以观察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当中,经济运作已经处于了某种程度上的冻结状态。
现在美国汽车制造业已经开始了“去杠杆化”,如克莱斯勒、通用等都已经宣布停产措施,福特则是宣布了转产。在中国台湾,很多的制造业企业,尤其是IT封装、半导体封装产业也出现了大规模停产。如号称台湾“最人性化的企业”——奇美集团居然也在年关时分出现了停产,进而裁员3000余人。这种标杆性的企业都采取了这种极端性的裁员,所导致的影响和震动可想而知。
第四是资产价格的持续下降,这是与低息紧密相关的一种现象。低利率决定了资产价格,其实利率本身就是资金的价格,而资金也是一种最重要的基础资产。所以,利率下降和低利率导致的其他资产价格的下降是可以想象的。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这种情况将导致以退休人士为代表的食息一族会非常悲惨。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早已丧失了竞争力,只能靠利息存活,长期的低利率将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窘迫。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他们进行大规模的消费将是毫无可能性的。
第五是收入的下降,这点非常好理解。
以上“危机10年”将会出现的一些征象。实际上,不但是美国、欧盟,再到所有的发达国家,还有一些过去经济表现比较好的国家,比如“金砖四国”,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和结果。
美国经验:牵扯性的震动
我们预料“危机10年”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最令人恐慌的一个发展周期,因此也有必要从周期的角度,对其进行一番讨论和研究。
通过对相关的数据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历次的大萧条,周期上都会表现出一种牵扯性的震动,其基本特征是,如果衰退期的月份较少,而扩张期的月份较多,那么在萧条过后,会紧跟着新一轮的一个萧条期,最后导致整体萧条期被大大延长。
比如,1945年的萧条期,衰退月份是8个月,扩张月份达到了80个月,在这样的一个萧条期结束后的1948年,仅隔了3年时间就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萧条期。而这次的萧条期,衰退期达到11个月,扩张期达到了37个月,衰退期和扩张期之间的时间之差缩小了,显示经济逐渐通过萧条期重新配置了资源,再次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阶段。1958年的萧条,衰退期是8个月,扩张期是39个月。衰退期和扩张期的时间差也是非常的大,人们享受繁荣的时间比较长。但紧接着在1960年又出现了一次萧条。同样的情况还有1969年,衰退期11个月,扩张期达到106个月,但很快地接着在1973年又出现了一次萧条期。
这些周期表现是不寻常的。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之后出现的萧条期,扩张期产生的问题不会那样快地结束,萧条期表面上的很快结束,很有可能意味着在很短的时期里,还会引发另外一波的萧条。
我认为,这种接连在一起的两次萧条,应属于同一周期里的经济现象。从2007年到现在,扩张期月份累计已达73个月,如果截止到2008年底来看这个时间段,月份总数则会达到85个月。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大萧条可能将不仅仅是一次大规模的萧条,也不是一个很短的萧条周期就能解决问题的。在这个萧条期过后,很有可能再次出现一个稍微和缓些的萧条期。如果放在一个整体来看,这两次萧条的时间将会延长到非常长的时间,这当然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会出现一个“危机10年”的原因之一。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刚开始
谈到周期问题,就不能不谈到康德拉季耶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位苏联学者提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存在着45至60年的长期波动,这种长期波动被人们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生产力发展的周期,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来看,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周期是由科学技术发展的周期决定的。
德国学者杰哈德•门施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了110种技术创新,通过统计创新时间(最初商业化时间),画出了创新发生时间—创新频率曲线,结果曲线呈波浪形的长期波动趋势。曲线表明18世纪60年代、1825年、1885年和1925年这几个技术创新的高峰时刻正是世界性经济萧条的中期。因此,他得出结论,经济萧条是技术创新迸发的前提,技术创新的结果表现为经济增长。按照这样的规律,只须经过简单的计算就可发现,我们现在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灾难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战争还是财政?
其实,就是从现有的财政刺激方案来看,灾难也不可能那么快结束。现在很多学者都在做着这样的一种假设性讨论:1933年的危机,最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二战的直接军费开支是1.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含各国的战损在内,只是一个直接的军费开支。学者们的观点是,金融危机最后还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的。
战争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大政府投资项目,这样的项目可以强制所有人拿出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问题是现在没有办法去挤榨人民,拿出像战争年代那样多的钱。以二战的总开支1.1万亿美元放大20倍来看(为什么是20倍呢?因为二战之后以日本为例的人均经济增长就是20倍),1.1万亿美元乘以2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有22万亿美元的规模,才能将我们从现在的金融风暴中解脱出来。
很显然的是,22万亿美元比起我们前面粗略统计的6万亿美元的各国金融救援计划,差距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通过财政扩张性的政策来解决危机,目前还只是各国政客们的宣传手段,真正落实起来似乎还很成问题。而各国的财政资源是否能够足以支撑如此大的开支,也有极大的疑问。我相信,这也可能是此次金融风暴会燃烧10年以上的时间,成为“危机10年”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我必须要讲的一点是,没有人愿意看到“危机10年”的出现,更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未来持续地在8%上下横向波动。问题的关键在于2010年,这一年的拐点意义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保持耐心,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然后根据当时的情况才能做出更为远期的判断。
至于应因情况变化调整,还是要保持理性,要有一点时间,通过慢慢消化及资源的重新配置,才能解决这一次本世纪最为严重的大萧条。
“双轨”危机
由于庞大市场空间的支撑,再加上财政政策的大量投入,强制性的社会开支,中国的情况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好很多。
不过,一旦进入“危机10年”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既不是U型,也不是V型,而是一条横线,以8%为中心上下波动,长期延续。但对于中国这样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这依然也是一种比较令人担忧的局面。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有独特问题。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相比,中国自身的问题才是最主要的。
中国的经济危机与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方向、时间是一致的,但它是一种明显的“双轨”危机:与华尔街金融危机在时间上有吻合,但性质上却大不一样。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各种实质问题,早已在2005年以后就逐渐地累积,中国的经济危机先于华尔街金融危机展开,从奥运之前就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的列车,在奥运会之前人为刹车之后,就再也没有重新启动起来。一直到华尔街风暴的爆发,两场危机在时间上重合到了一起,使得问题趋于明朗化,各种问题明显而直接地暴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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