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如今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制造业以外的领域（特别是在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工作，维持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其中许多人普遍支持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政策。2020年2月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发现，79%的美国人认为国际贸易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很多人不太关心贸易政策改革，而是更关注军事干预、美国全球承诺的改变以及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如何影响自身的安全和经济福祉。
美国中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利益分歧。外交政策的不同方面对他们有不同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因性别、种族、民族和地理位置而异。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非常重要，但对美国境况不佳的中产阶级来说，这并不是万灵药，而只是中产阶级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诸多担忧中的一个方面。
第二，解决对外经济政策的分配效应。全球化让美国的高收入者和跨国公司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好处，并加剧了国内的经济不平等；全球化没有刺激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广泛增长，没有推动能够提高美国整体生产力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使更多美国工人和小企业具有全球竞争力；尽管全球化降低了某些高交易度商品的价格，但难以缓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因医疗、住房、教育和儿童保育费用不断上升而面临更大的压力。
要使全球化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就需要对美国各地的社区进行大量投资，并制定一项帮助各行业和地区适应经济动荡的全面计划。具体而言，外交经济政策需要：
优先考虑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和恢复收入的国际政策；
修改美国的国际贸易议程，确保它与国内政策议程相配合，以支持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使美国和国际贸易执法工具和机制现代化，以更好地打击对中小企业和工人尤其有害的不公平外贸做法；
争取达成其他国际协议，缩小各国之间的监管和治理差距，以改善责任分担，帮助解决公平问题；
制定国家竞争力战略，努力提高美国中小企业和工人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提高社区吸引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商业投资的能力。
第三，打破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相互孤立的状态。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领域。国家安全战略家和外交政策规划者在很大程度上站在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阐明国家利益并确定美国政策的方向。这仍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角度，尤其是在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之际。但考虑到现在很多美国人难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需要用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国家长期繁荣和中产阶级安全面临的威胁，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与外交政策决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个转变不容易，需要更好的机构间协调、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一些政策想象力。它还需要新一代外交政策专业人士做出贡献，打破冷战期间及之后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第四，摈弃美国外交政策中陈腐的组织原则。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战略家和外交政策规划者都渴望美国战略包含简要的组织原则。但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中产阶级会团结起来，支持美国恢复在单极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升级与中国的“新冷战”，或发起一场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斗争。事实上，这些目标肯定会进一步扩大外交政策团体和华盛顿以外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之间的隔阂，后者更关心自己的人身和经济安全面临的直接威胁。
一个更能与中产阶级家庭产生共鸣并促进他们福祉的外交政策议程应该：
重振与亲密盟友的关系，建立一个灵活而有凝聚力的网络，有效应对外交、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挑战，保障中产阶级的安全和繁荣；
管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降低冲突风险，反击中国“追求经济和技术霸权”的努力；
降低数字危机的威胁，促进开放和健康的数字生态系统；
加强战略预警系统和情报支持，以更好地防范代价高昂的冲击，并加强国内保护系统；
将部分国防支出转向研发和技术人力开发，以保护美国的创新优势，增强长期准备；
加强经济调整计划，提高中产阶级社区对经济活动方式变化的适应能力；
保护关键供应链，增强经济安全。
要加强中产阶级，美国必须纠正后冷战时代经常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特征的过度扩张。同样明显的是，美国中产阶级不想或不需要削减或放弃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策略。
第五，围绕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建立新的政治共识。无论是冷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还是进步派对经济和社会正义、气候变化以及削减美国国防开支的强调，这些都无法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复兴起到关键作用。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一种观点能得到两党广泛的支持。事实上，尽管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外交政策偏好指向了一种潜在的新外交政策共识，但这种共识尚未在当今高度两极化的政治阶层中得到反映。
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还需要恢复盟友及合作伙伴对美国的信任，因为它们不再相信与一届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在政府换届后依然有效，也不再相信延续了几十年的基本联盟结构依然稳固。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选择两面下注，一方面努力保持美国的好感，另一方面也保留与中国和其他美国竞争对手接触的选项。
很多企业都在考虑2021年芯片短缺问题，也有的公司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随着小视频和游戏机产业的火爆，芯片短缺继续加剧。
在过去几个月，半导体制造商一直无法跟上芯片设计者的步伐，产能不足，供需不平衡直接导致芯片涨价。芯片短缺从汽车芯片蔓延到消费电子，再到整个电子产业链，目前，仍有继续缺货的趋势。
为什么芯片会这么短缺？芯片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疫情大流行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2020年初，半导体制造商面临工厂停工和业务限制问题。客户关闭了自己的陈列室和工厂，意味着芯片需求大幅下降。以汽车行业为例，随着全职订单和在家工作增加，消费者根本没有开车那么多。这意味着汽车的标准需求下降，包括福特和通用汽车等停止了工厂生产。不需要那么多的芯片，代工厂产能的规划也受影响。
到了下半年，汽车需求和对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均出现反d，芯片制造商指责汽车制造商保持较低的库存并且没有提前做好准备。汽车制造商认为芯片制造商正在青睐其消费电子产品客户。有人分析表示，视频和游戏玩家等从领先的汽车厂商那里夺走了供应。
之前有业内人士表示，因为代工厂产能满载，工厂会优先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益关系的大客户以及稳定供应的优质客户，这会造成部分客户排单不到。一方面，代工厂为芯片工厂增加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多数公司已经在满负荷运转，建造一个新的将花费数十亿美元，还没有光刻机。
现在问题是，这种不平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原状，同时哪些公司将遭受最大的损失。由于半导体的狂热，仅今年以来，整个行业的数百万辆汽车的生产就受到了影响，多家大厂减产甚至停产。
全球半导体产业是疫情大流行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根据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半导体的销售额同比增长，2020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到4390亿美元，比2019年的4123亿美元增长6.5％。
整个行业对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游戏机等电子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持续爆发的5G产业推动了2020年半导体销售的增长。鉴于需求激增导致芯片的供应紧缺，这种情况可能会保持下去。尽管智能手机市场整体放缓，但5G智能手机的强劲销售推动了芯片销售。此外，由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等对5G的热潮，对微芯片的需求得到了推动。目前，全球电子产业仍会继续繁荣下去，并且需求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供应短缺表明芯片需求旺盛，而且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缺货可能是2021年行业的主旋律。
要说目前这个缺芯的局面是怎样一步步形成的，根据某些高管和分析师分析，有以下几点主要的成因：
第一个就是华为受美国制裁，在终极封杀前，疯狂扫货，把市面上能用到的能买到的芯片尽可能多的卖了，当时甚至连没有成型的晶圆都被华为包下了，很多晶圆厂积极配合，贡献了不少产能。 第二个是日本芯片厂商AKM起火，据说大火烧了三天四夜，把能烧的都烧了，至少要半年时间才能恢复生产运作。受火灾影响，AKM品牌产品在华强北市场出现狂扫货现象，部分IC价格飙涨了几十倍。老汪认为，虽然AKM工厂起火对行业确实有影响，但AKM属于小众产品，这个锅可以不分，或者少分。 第三个就是新冠疫情影响，东南亚很多芯片工厂因员工染疫被迫停工，据老汪了解，这些停工的工厂多为电容电阻等被动元件厂商，复工也很及时，影响也不大，可分小锅。最后讲ST意法半导体位于法国工厂罢工，这个绝对要分个大锅。抛去一些代理商囤货炒价的因素，ST的产品在中国本来就是特别畅销的产品，自带缺货涨价属性。由于欧洲疫情一直控制不当，ST的工厂一直就处于70%开机水平，本来就很紧俏的产品，这个开工率肯定满足不了市面上的需求。更关键的是，ST法国三大工厂的工会，还因没涨工资等原因开始了大罢工，这一下更加缺货了，所以ST分大锅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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