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量子计算第一创企！院士坐镇，芯片系统一起造

智东西（公众号：zhidxcom）

文| 温淑

最近，中国量子计算第一创企 合肥本源量子计算 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捷报频传。就在两星期前的9月12日， 本源量子迈进公司成立第四个周年，同时重磅发布了全国首个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 。

利用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用户可以借助手中的终端设备编写程序，远程使用量子计算机的算力， 标志着本源量子距离实现“推动中国量子计算事业产业化发展”的目标更近了一步 。

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发布会结束后，智东西与本源量子副总裁、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张辉取得联系并进行了深度对话，听他讲述本源量子背后的成长故事。

本源量子副总裁、行政与人力资源总监-张辉

在原定采访时间到来后稍许，张辉在视频会议软件的另一边坐定。他边摘下口罩边连连表示歉意：“实在是不好意思，公司最近太忙了。”

对于本源量子来说，2020年有别样的意义。这一年，公司迈进第四个周年，团队规模攀升到接近100人；产品上，除了最近全国首发的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今年12月还将把半导体体系的量子计算机“悟本”接入云平台；接下来的10月份，公司将进行价值三亿人民币的A轮融资，另外，本源量子计划在明年完成五至六个亿人民币的B轮融资。

尽管如此，在张辉的脸上很难看到疲惫。“最近我们技术和业务方面都非常忙碌，（因为）我们技术上突进得很快。”他说。

脱胎于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本源量子成立时间刚满三年，但已经成为我国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企业。张辉自己，不仅是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博士毕业生，而且本科、硕士阶段都就读于中科大。

但实际上，从2008年博士毕业，到2019年正式加入本源量子之间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张辉并未直接从事量子计算相关的工作。

在张辉看来，本源量子的成立，意义不只是中国量子计算商业化迈出第一步，还是他自己与量子计算的一场“久别重逢”；本源量子今天的成绩，除了是中国量子计算商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张辉本硕博9年学子生涯的回响。此外张辉称，除了他自己以外，还有不少“师兄弟”都聚集在本源量子。

这家成立仅三年的创企，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今天，智东西与你一起，走进张辉与量子计算阔别和重逢背后的故事，解读这家成立刚满三年的创企，是怎样承载着几代人对量子计算的愿景坚毅前行。

把目光转回2008，张辉从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博士毕业那一年。放眼望去，整个大陆没有一家量子计算企业。张辉说：“我们这些早期的毕业生，除了极个别的留在实验室继续做科研，其他人基本毕业就失业了。”

相比当时中国的商用量子计算领域的一片空白，欧美的玩家已经开始布局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新兴领域。比如，2006年，谷歌就搭建了量子AI团队，开始对量子计算机的 探索 ；另一量子计算巨头IBM的的研究更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8年，IBM研究人员Issac Chuang等人利用氯仿核磁共振实现了两个量子数据位的量子搜索实验，成为量子计算的第一个演示实例。

“量子计算”之所以受到国际 科技 巨头的青睐，是因为其强大的并行运算能力。

量子计算是指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调控量子信息单元进行计算的新型计算模式。从原理上来说，经典计算通过控制晶体管电压的高低电平，从而决定一个数据是“1”还是“0”，对应的是经典比特。而量子计算机使用的量子比特，能够同时具备0和1的两种状态。

理论上，拥有 50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性能就能超过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超级计算机 “ 天河二号 ” 。

2008年，国际上量子计算领域的兴起初现苗头，张辉却一脚踏进“毕业即失业”学生的队伍。他说：“当时在量子计算这方面，也不是没有继续做研究深造的机会，但是我想接触 社会 上的东西。”

毕业后，张辉回到老家上海，放下“量子计算高材生”的光环，开始从零到一地接触金融服务投资、园区招商、智慧生鲜等领域。张辉不无幽默地说：“（当时）做过的行业很多了，反正经过科大9年的培养，我们这些理科生学东西还是很快的。”

就这样，博士毕业后的张辉，进入了上海的一个园区招商部门。张辉坦承，当时曾想到自己可能还是会回到量子计算的领域，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场回归是在近乎10年之后，更没想到自己曾挥洒青春的实验室团队直接成立了公司。

就在张辉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的同时。另一边，2013、2014年左右，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领军人物、也是我国量子计算领域第一梯队的一线研究者郭光灿院士、郭国平教授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量子计算与国外的差距已经开始显现。

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外 科技 巨头推动量子计算工程化的时间较早，2011年，加拿大的D-Wave系统公司就发布了“全球第一款商用型量子计算机”；而在那时的中国，量子计算仍旧是实验室中的项目。另一方面，中国的科研体制决定了，大多数像张辉一样的量子计算人才毕业后就面临着转行和做科研“二选一”的情形，科研成果难以传承。

就像张辉描述的：“‘前浪’做了五六年研究就毕业了，‘后浪’又要从头再来，所以那时候 我们实验室的工艺技术就一直停留在五六年的水平 ；但是谷歌、IBM就可以直接吸纳实验室的人才，让他们毕业后继续研究，所以 他们在人才和工艺技术方面已经积淀了 10 年以上的时间 。”

为了让中国不至于在量子计算的赛道上缺席，郭光灿院士、郭国平教授开始寻找解法。最初，他们希望由国内领先的 科技 企业来挑起大梁。2015年，郭光灿院士、郭国平教授接触了一些国内领先的 科技 企业。但遗憾的是，这些企业普遍认为量子计算的时代要到10年、20年后才会到来，无一愿意在2015年做出行动。

左二-郭光灿院士；左三-郭国平教授

寻找企业支持受阻，两位教授推进量子计算产业化的计划一度搁置，直到2017年，事情才出现转机。在一次党校学习的机会中，郭国平教授偶然结识了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董事长蔡霞和哈工大机器人集团董事长王飞。从郭教授的讲述中，两位投资人意识到了量子计算产业的巨大潜力以及中国量子计算产业化基础的贫弱。最终，这两位投资人为本源量子作出了两亿人民币的估值，并在种子轮为本源量子投资了3000万人民币。

但是，对于郭光灿院士和郭国平教授来说，打通了资金的障碍还远远不够——两位教授深耕技术多年，并不擅长企业运营，而从 社会 招聘渠道接触到的职业经理人又缺乏对量子计算领域的认知。

但好在，这正为在商业运营和投资领域打拼了近十年的张辉提供了用武之地。

2017年九月份，郭光灿院士和郭国平教授找到了张辉。当时的本源量子刚刚起步，内部管理工作尚不复杂，但外部对接融资等事宜较多。就这样， 张辉先以本源量子“编外人员”的身份，帮助本源量子对接外部资源。

到了2019年上半年，本源量子团队日益壮大，迫切需要更加专业化的运营管理。在这时，张辉主动提出想要正式成为本源量子的一员。

张辉说：“当时郭老师担心把我们这些已经相对稳定的学生叫回去创业，开不了高工资又背井离乡。但对我来说，本源的梦想是我的梦想，比做任何一份事业都有意义和价值，我要选一份可以余生倾尽全力去拼搏的事业，量子计算是不二的选择，也是我们国家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2019年6月份，张辉正式入职本源量子。他提到，除了自己以外，许多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的早期毕业生都陆陆续续回到了这个领域。

“我们几个年长一点的师兄，在 社会 上有一些阅历和资源，我需要为本源量子贡献的是做好支撑的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了国家的量子计算事业而努力，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论深耕技术还是商业运营）做的是一件事情。”他说。

2017年9月11日，本源量子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量子计算领域的第一家创企。至今，本源量子已经迈进第四个年头。

在过去的三年里，本源量子的进展不可谓不迅速。就像张辉说的，本源量子不仅要为中国的量子计算保留和培育人才，更要“死死咬住”国际量子计算领域的第一梯队。

从人才规模来看 ，本源量子的人才队伍从2017年的十几人、2018年的二三十人，攀升到2019年的五六十人。张辉称，目前，本源量子的规模即将突破百人，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150 200人。另外，在本源量子团队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75%。

本源量子量子芯片部工作人员在微纳加工室内

本源量子的规模不断壮大也让张辉感到自豪。近些年来，国内的 科技 企业开始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仅2018年一年，百度成立了量子计算研究所、腾讯成立了量子实验室、华为聘来南方 科技 大学物理系教授翁文康担任量子计算软件与算法首席科学家。

张辉说：“相比较来说，这些企业资金比我们充足，但本源量子在量子计算人才上占据着优势。”

从推出产品的步伐来看 ，经过约两年的攻关，本源量子已经研发出 分别基于半导体和超导两种技术路径的量子计算机原型机 “ 悟本 ” 和 “ 悟源 ” ，2019年8月6日，这两款原型机落地于合肥高新区内的本源量子计算体验中心，这也是 国内首家量子计算教育科普基地 。

“悟源”量子计算机线路细节

就像传统计算机的核心部件是CPU，量子计算机的核心部件则是量子芯片（qCPU）。由于量子计算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各国研究者正从已知的多种能产生量子效应的物理体系入手，试图找到打造量子芯片的“最优解”。

目前，量子芯片的物理制备体系有超导量子体系、离子阱体系、半导体量子点体系、光量子计算机体系、中性原子体系、拓扑量子体系等。其中，超导量子体系和半导体量子点体系是较为成熟的两种技术路径，也是本源量子深耕的两条跑道。

张辉说：“其实在中科院的实验室里，研究量子计算的人才并不是仅聚焦于超导和半导体这两条路径，做光学体系的、做离子阱的都有，只是我们把做超导、半导体体系研究的这部分孵化成立了公司。”

在量子计算领域，超导量子体系、半导体量子点体系在工艺制程、 *** 控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关联度，被统称为固态电学器件。张辉称：“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这两条路径可以互相补充和促进。”

目前，半导体体系的“悟本”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搭载的是代号“玄微”的第二代硅基自旋二比特量子芯片；超导体系的“悟源”量子计算机搭载的是代号“夸父”的六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

夸父芯片实拍图

值得一提的是，本源量子研发的量子计算机，从EDA软件到封装测试，全部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张辉说：“我们的玄微和夸父芯片，从怎么设计、怎么长晶、芯片怎么封测，全是本源量子从0到1去构建的。”

今年 9 月 12 日，本源量子发布了我国首个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 ——接入“悟源”超导量子计算机，标志着我国距离量子计算的商用化再进了一步。

量子芯片与经典芯片的一大不同，在于量子芯片需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条件下工作。也就是说，一台量子计算机不仅需要搭载量子芯片和量子测控系统，还需配备制冷系统。这导致现有量子计算机的体型巨大，也成为量子计算机短时间内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个原因。

制冷机内部

以“悟本”、“悟源”为例，这两台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占据了一个长、宽、高分别为12米、8米、4米的实验室。

而通过云平台，用户可以借助手中的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进行编程，“远程”借助量子计算机的算力运行程序。

我们得知，今年12月，半导体体系的“悟本”量子计算机也将接入本源的量子计算云平台。

尽管本源量子进展神速，但张辉预计，面对量子计算这块大国“必争之地”，中国与美国，已经拉开了4 5年的差距。

而在这背后，是人才、资金、基础教育、制造等方面的不足。

谈到人才，张辉直言“非常缺”、“特别缺” 。“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团队，三年时间达到100人的规模，已经可以说是比较大的体量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才数量）远远不够，我们非常缺人！另外我们要咬住国际量子计算的第一梯队，人才质量也要不断的优化和调整，所以人才这块可以说是特别缺！”他说。

在张辉对于人才的焦虑背后，是中外量子计算人才规模的差距。张辉分享了一组2018年的数据：当时美国白宫统计，全球一线做量子计算的人才不超过1000人，而中国的相关人才数量不到100人。张辉苦笑：“你可以想到了，这不到一百人可能有一半在中科院，剩下的在北大清华南大浙大等等。我们只有几十人能干这个事，在那个时间点美国可能占了这个人数的一半以上吧。”

另外，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本科并没有开设明确面向“量子计算”的学科。因此，本源量子采取了吸纳“1/2人才”的策略，以保证人才的增速。张辉解释道：“就是我们招一些学计算机的人才，来教他们物理学；或者我们招一些物理学的人才，来教他们计算机。这样他们一边跑，我们一边带着学。”

这种“教育”的基因也成为本源量子的特色。我们得知，除了2019年在合肥落成的量子计算科普教育中心，本源量子还有专门的教育和宣传部门。

教育方面，2019年三月，本源量子教育云平台上线，同年九月，本源量子发布了国内第一部专业的量子计算与编程教材《量子计算与编程入门》。

本源量子编写的量子计算专业教材

宣传方面，本源量子成立了一个四五人规模的宣传部门，日常会完成和分享漫画、短视频形态的科普作品，帮助大众加深对量子计算的认知。

本源量子官网上的宣传漫画

采访中，我请张辉用一个比喻描述一下量子计算。他说：“如果去对照经典计算的发展 历史 来说，现在量子计算机就相当于处于电子管时代的经典计算机，连晶体管时代都还没到。”

在量子计算尚处于初期的背景下，要在习惯于接受经典信息的大众脑海中构建起量子物理的世界，势必任重道远。

但张辉强调，培育量子计算人才是本源量子的初心。张辉说：“就像本源量子两位创始人说过的，我们做好了成为先烈的准备。就算有一天本源量子不在了，但是本源量子培养出来的人都还在！”

从2008年到2020年，时间的齿轮转动过12年，张辉兜兜转转，终于回到了“量子计算”这个出发点。在张辉这朵奔流向海的“浪花“背后，国内量子计算产业环境亦发生了变化。

2017年，“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正式将量子计算机列为“十三五”器件中，“事关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 科技 战略任务”的首位。同年，“十三五” 科技 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中提到，要推动包括量子计算在内的新一轮军民融合重大 科技 项目论证与实施。

另外，相比2008年量子计算“一片空白”的情况。目前，在企业征信平台“企查查”上搜索“量子计算”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共有717家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中国的量子计算的浪潮中，本源量子以及涌现出的各类企业，既引领着“浪潮”向前奔涌，也在“浪潮”中不断成长、成熟；国家、科研工作者、 社会 各界对国产化重要性认识的提升，共同推进着量子计算、5G、人工智能等每个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

这一次，面对各类有望带来 社会 根本变革的各类新技术，中国将不会像当初错过经典计算的风口那样，再一次缺席。

邓中翰，1968年9月5日出生于江苏南京，中国工程院院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微电子学、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技术专家。

1999年10月14日，邓中翰的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在北京中关村一家企业的一间仓库里开张了。北京市政府积极支持邓中翰的“星光中国芯工程”，立项、注册、办照、招聘人员一路绿灯。中星微还得到了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的第一批种子基金，而后期的风险投资都由企业自主筹措，从而成为一家以“硅谷机制”创立的中国本土企业。

中星微的核心团队都是典型的“海归”：董事长邓中翰，首席技术官杨晓东，副总裁张辉、金兆玮，两位伯克利博士和一位斯坦福博士，都曾在IBM、HP、DELL实验室等国际大公司工作过。但中星微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当公司发展之初遇到资金断流时，他们用个人的存款、房产、股票与银行签订了个人抵押贷款合约，贷到了300万美元，经受住了一次严峻挑战。中星微成立的1999年，中国销售了490万台品牌电脑，其“心脏”却都不是“中国制造”。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设计的第一款芯片终于清晰地展现出数据图像。

在邓中翰的领导下，他们研制的“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先后突破7大核心技术，申请专利500多项。2001年，“星光一号”研发成功，这是中国第一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中星微的产品不仅仅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而且还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来源:海外网

科研人员在检查量子计算机低温处理设备。 人民视觉

说起颠覆性技术，量子计算机都是当下 科技 界的闪耀明星。

“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传统的计算机就像‘算盘’”

近段时间，量子计算机领域频频传来重要进展：美国霍尼韦尔公司表示研发出64量子体积的量子计算机，性能是上一代的两倍；我国本源量子计算公司与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等研究团队合作，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一种控制、读取量子比特的新思路，为扩展量子比特提供了可能性……

何为量子计算机？简单地说，当某个装置处理和计算的是量子信息，运行的是量子算法时，它就属于量子计算机。

人们对量子计算机充满期待，与传统计算机遭遇瓶颈不无关系。近年来，传统计算机性能增长越来越困难， 探索 全新物理原理的高性能计算技术应运而生。

“量子计算机是芯片尺寸突破经典物理极限的必然产物，是后摩尔时代的标志性技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说，在微观状态下，量子是一个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单位。人们所熟知的电子、光子等微观粒子，都是量子的一种表现形态。

传统计算机用0和1储存与处理数据，俗称经典比特。量子计算机的神奇之处在于，它的基本计算单元——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即允许“叠加态”共存，从而拥有更强大的并行能力。举个例子，假使在800万本书里找一个单词，经典计算机的方法是一本一本地搜索，提高速度要用多个处理器来协同求解。而量子的叠加性质，与二进制算法的运行逻辑不同，使得量子计算机可以分身为800万台计算机同时寻找。“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传统的计算机就像‘算盘’。”郭光灿表示。

据本源量子计算公司副总裁张辉介绍，在需要大规模计算的领域，量子计算机可一展拳脚，如助力先进材料制造和新能源开发等。在药物研发方面，量子计算机通过精准模拟各种分子、原子的自然演进，可帮助科研人员快速找到对付病毒的药物；在公共交通领域，量子计算能够迅速对复杂的交通状况进行分析预判，从而调度综合交通系统，最大限度避免道路拥堵。

量子计算应用走出实验室，得益于它的工程化推进。当前，不少国家都把量子计算当作未来技术制高点，国内外知名的企业纷纷涉足量子计算，全球量子计算创业公司超过百家。郭光灿表示，量子计算发展比想象的更快，许多停留在纸面上的想法逐渐变成了现实。

“如果以经典计算机发展进程来衡量，现在量子计算机处于早期的‘电子管时代’”

量子计算机虽然前景广阔，但落地应用仍是长路漫漫。郭光灿指出，做出量子计算机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量子芯片、量子编码和量子算法。它们分别是实现量子计算的物理系统、确保计算可靠性的处理系统和提高运算速度的关键。

“做量子计算机，首先要足够多的量子比特。”腾讯量子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郑亚锐解释说。什么是量子比特？理论上，自然界中一切有量子效应的载体都可用作量子比特。经过长期 探索 ，科学家发现，超导、离子阱、光子、超冷原子、半导体量子点等，都存在量子效应，意味着能够用于开发量子计算机。而这些不同的体系，造就了量子计算机不同的技术实现路线。

量子计算机走向实用，要控制多少个量子比特？郑亚锐说，一般认为要控制100万个量子比特。但眼下，工业界能控制的量子比特还不超过100个。

在宏观环境下，如何保持微观环境下的量子特性，是量子计算机落地应用的另一个重要障碍。实现这一点，要求较长的相干时间（量子系统衰退的时间常数），以及非常高的保真度。“提高比特数量的同时，又不降低保真度，是学术界聚焦的难题。”郑亚锐说。

目前，多数开发者选择的是超导和半导体两条路线，两者的工程化、工艺化也快速推进。开发者希望，借助先进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在推进量子计算机研制的同时，为未来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的潜在融合做准备。

从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随着材料和工艺的迭代，经典计算机性能不断提升。“如果以经典计算机发展进程来衡量，现在量子计算机处于早期的‘电子管时代’。”张辉说，现在量子计算机还很“笨”，比智能手机、手提电脑的速度要慢得多。量子计算机也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

“量子计算技术是颠覆性技术，关系到未来发展的基础计算能力”

张辉认为，真正衡量量子计算能力，是用它来解决问题时，与经典计算相比谁消耗的资源更少。

“目前量子计算机还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应用场景。”金奇奂认为，真正意义的量子计算机，不能单单证明它能比经典计算机做得好，而是要做出更有价值的工作。如果只能处理某一个专门问题，量子计算机只是一个高效的“伐木工”，知道如何利用木头做家具，才是真正有用的量子计算机。

科学家预测，未来10至15年，科学界有可能 *** 纵100量子比特，从而真正实现“量子优势”。郭光灿说，经典信息技术时代，我国是跟踪者、模仿者，量子计算是我国成为未来信息技术引领者的机遇。“量子计算技术是颠覆性技术，关系到未来发展的基础计算能力。谁先把量子计算机搞出来，谁就占据了量子信息时代的制高点。”

开发量子计算机门槛较高。成立2年来，本源量子计算公司仅在硬件上就投入数亿元。但科研人员表示，量子计算就像一个山洞，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宝藏”，但一定要有勇气冲进去，看看里面什么样。

5年前，中国科学院与阿里巴巴集团建立联合实验室，共同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开展前瞻性研究，这是国内较早在量子计算上的布局。近些年，在量子计算领域，我国科研人员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张辉看来，我国与国际上的“领头羊”的差距主要不在科研上，而在工程、工艺方面。量子计算机是一个整体，芯片之外，测控、软件、算法等同样应高度重视。“哪怕几根导线之间微弱的干扰，都会影响整体计算性能。”

量子计算机与经典计算机不是对抗关系，不会全面替代经典计算机。“玩电脑 游戏 ，我们永远用不着量子计算机。”张辉说，经典计算机发展至今，已经能处理日常中绝大部分任务，未来两者应该会相互融合。

郭光灿认为，掌握量子计算机的关键核心技术急不得，需要下真功夫。只有经过深入细致钻研，经过技术沉淀，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尤其是要重视解决工程上的问题，才有可能抓住量子计算机的发展机遇。

《人民日报》（2020年07月20日 第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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