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半导体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怎么样？

长春半导体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是2015-04-08注册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注册地址位于西安市高新区毕原二路9号。

长春半导体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6101313337351013，企业法人景延，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长春半导体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一般经营项目：半导体器件制造及其应用产品的研究、开发（以上经营范围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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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半导体行业获得政府和资本的青睐，全国各省正在掀起一场“造芯”运动，2020年上半年，已有21个省份落地的半导体项目超过140个，总投资额最少超过3070亿元。在2020年8月，就有近万家企业计划投身芯片行业，江苏、浙江、陕西、天津、辽宁、重庆、江西转产半导体企业数量分别增长了196.94%、547.37%、618.25%、465.31%、387.76%、422.73%和412.12%。截至2020年9月1日，中国已新设半导体企业7021间，2019年新设半导体企业也超过10000间。

在全国半导体项目遍地开花的表象下，潜藏了以下几点隐忧。

一是投资人动机不纯，芯片变“芯骗”。近年来，一些利用地方政府急于求成的心理，套取国有资金扶持，结果钱没少花，芯片项目却没有多少进展，使地方政府蒙受巨额损失。这方面，武汉弘芯和济南泉芯是典型代表。武汉弘芯号称投资1280亿元，但实际到位资金却非常有限，从始至终大股东缺乏投资诚意，时至今日实缴资本依然为零，在武汉政府投入的真金白银烧光之后项目就陷入休克状态。同样的手法在济南泉芯再度上演，在2020年2月，济南泉芯实际到位资金约5.1亿元，实际出资仍是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的国有企业，这与武汉弘芯如出一辙。

二是诱发官商勾结，带来腐败和权力寻租。当下，政府对半导体技术的投资是不遗余力的，海量国有资金涌向半导体行业。不少人就以不正当方式打通关节，获取高额国有资金大肆挥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淮半导体。德科码创始人利用在美国、日本求学、工作的背景，在南京、宁波、淮安三地开始公司，并套取海量国有资金。最终，号称投资30亿美元的南京德科码在2020年5月申请破产，宁波承兴半导体在获得700万政府资金后就没有后续了，德淮半导体烧钱46亿元之后无疾而终，地方政府为此背负了巨额债务。在整个过程中，腐败问题丛生。

三是技术引进贪大求洋，陪了夫人又折兵。当下，一些官员不善于培育本土企业，反而非常热衷于招商引资，寄希望于请“洋和尚”来念经，仿佛洋和尚念几句咒语，一个产业就能凭空变出来。面对一些跨国公司，瞬间就被迷花了眼，不惜血本高额投资，结果不仅没能引进技术，反而陪人夫人又折兵，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成都格芯和贵州华芯通。2017年，格罗方德与成都政府共同投资90亿美元建设一条12寸晶圆代工线。然而，巨额投资并没有起到多少效果，成都格芯早已名存实亡，一直在寻找接盘者，只不过没人敢当白衣骑士。目前，晶圆厂里价值百亿元的设备只能放在那里积灰尘。贵州华芯通则是又一个惨烈的案例。2016年1月，贵州政府与高通合资成立华芯通，总投资18.5亿元，虽然华芯通高调标榜自主，但实际上，这款ARM服务器CPU就是高通ARM服务器CPU的马甲。由于ARM服务器CPU在商业市场上根本没有市场，众多曾经押宝ARM的厂商也难以为继，高通决定放弃ARM服务器CPU，在高通放弃ARM服务器CPU之后，华芯通就变成无根之木，自然而然也就关门了。

四是罔顾外部风险盲目投资害人害己。随着信创市场已经成为风口，为了进入信创市场和斩获更多市场份额，一些ARM阵营厂商不是以产品和服务为卖点，而是以政商关系为突破口，将“洋人地基上造房子”的技术包装成自主技术，在全国各地大肆搞圈地运动，向地方政府要政策和市场，搞单一来源采购。目前，C公司全国设立16家公司，H公司则与北京、天津、福州、厦门、成都、绵阳、重庆、上海、郑州、许昌、青岛、济南、合肥、西安、九江、南京、广州、深圳、东莞、南宁、太原、杭州、宁波、桐乡、武汉、长沙、醴陵、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城市签订协议，建立KP产业基地，从公司经营的角度看，C公司和KP在短时间内高频率的设立全资子公司和建设产业基地是不太符合商业逻辑的。因为这些子公司和产业基地大部分功能雷同，业务重叠，而且整机制造压根就不是高 科技 ，机关单位市场规模有限，这种规模的投产会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前不久，随着外部环境越发严峻，H公司已经失去ARM芯片流片渠道，全国的KP产业基地面临缺芯的困局，生产能力和交付能力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地方政府重金投资的整机厂几乎处于半休克状态。原本可以用来弥补芯片制造、设备、原材料等短板的资金，就这样被浪费在整机厂生产线上。

芯片产业是需要以十年磨一剑的方式细细打磨的，并非短期打鸡血就能够做成的。

目前，国内掀起的“造芯”运动是非理性的，很多投身“造芯”的企业不仅在技术积累上少的可怜，还存在动机不存的问题。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芯片是高投资、长周期的项目，需要的是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如今，全国各省发展半导体产业，只会把有限的力量分散，白白浪费了海量国有资金和时间。

从全球来看，美国半导体企业主要集中在硅谷，日本半导体产业集群位于九州硅岛，韩国半导体产业集群位于京畿道和忠清道，我国台湾省的半导体企业高度集中于新竹科学园区，都不存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情况。

技术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定，必须循序渐进，地方政府不要妄图短期用政策和国有资本一口气吃成胖子，不要妄图短期用行政资源砸出一个产业，方式方法不对，投入的资源越多，最终也只会鸡飞蛋打，南辕北辙。

当下，顶层应当加强对半导体产业的统筹，以十年磨一剑的态度规划和发展产业。在产业政策制定中，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现有的产业特点进行布局，使设计、制造、设备、原材料、封装全产业链齐头并进。在国有资金的使用上，要抑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对于半导体产业扶持资金的发放进行严格审核。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把资金和时间用于扶持本土厂商中的“绩优股”和“潜力股”。

中国产业大迁移并没有发生在传统产业，而是发生在新兴产业。传统制造在出清过程中向低成本、高效率地区集聚。新兴制造向地理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中部核心二线城市群逐渐崛起。中国产业大迁移不仅是产业布局的变化，也对房价、人口流动、区域消费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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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百年，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两次规模宏大的产业迁移。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民族工业毁于战火，沿海和沿江下游的工厂企业集体内迁。第二次是1964年到70年代末的三线建设，当时出于战备需要将国防科工企业迁往西北西南地区。之后的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打破了商品市场的地理分割，在区域地理特征的支配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整体表现出“东强西弱，南升北降”的特点。最近几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仅体现在产业资本开支的新旧分化上，也体现在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和大迁移上。

中国正在进入产业迁移和产业转型的协调阶段。过去三年，一线城市高房价对制造业持续挤出，促使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服务业聚集。目前北上广深的第三产业占比均已突破60%，中国一线城市的最终产业发展形态可能类似于纽约和东京，成为一个服务型和消费型社会。过去三年，传统产业并没有发生迁移，而是在出清过程中向低成本、高效率的地区集聚。过去三年，中高端制造业（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件）向地理纵深发展，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从沿海向中部区域的核心城市迁移的特征。产业迁移促使中部核心二线城市崛起，形成以新兴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链基础，比如合肥的中科系，郑州的富士康系，武汉的光谷系，西安、成都、贵阳的半导体、电子、光电产业等。

产业迁移必然带来劳动力、资本、税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提升，进而对人口流动、房价、区域消费等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正在发生的产业大迁移类似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制造业南迁和南部“阳光地带”崛起。中国中西部核心地区依托特定的工业基础和日益通达的高速交通网络，承接东部的产业迁移，使得就业本地化和人口流动率下降成为长期趋势，并带动本地房价和消费基数的成长，从而吸引更多人口和相关产业链迁移至本地，形成“产业迁移—人口流动—经济发展”的良性闭环。

传统制造：不是转移而是出清，区域集中度提升，强者恒强

首先观察汽车制造、化肥与农用化工、多元化工、钢铁、煤炭、化纤、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整体来看，这些行业经历的不是迁移，而是出清。一方面，传统制造的区域集中度提升，向着具有成本和效率优势的地区集聚，强者恒强。另一方面，那种“低端制造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说法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推断，沿海地区也有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高的地区，这些并不是产业迁移的必要因素，产业迁移的发生是多方面的结果。向内陆迁移的产业不是低端产业，而是中高端产业。

汽车制造仍然是一个传统产业，中国汽车制造的中心仍然在上海，上海的汽车制造上市企业收入占全国将近一半，其他区域的汽车制造集中度也进一步提升。北部区域从东三省（主要是长春、沈阳）向河北、北京集聚，中部区域向湖北、重庆集聚，南部区域向广东集聚。目前汽车制造已经跃升至湖北第一大产业（东风），也是河北（长城）、广东（广汽）的支柱产业之一。新能源车属于新兴制造，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即将改变全球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成本结构和供应格局，但是整车制造这个传统产业仍然是强者恒强，向优势区域集聚。

图1：2014-16，汽车制造的迁移路径（右图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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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化工（化肥与农用化工、多元化工）整体上是由南向北聚集。东部沿海的山东、河北、江苏，以及西部的青海是化肥与农用化工的主要生产地，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多元化工集中分布在山东、湖南、长三角地区，也展现出区域集中度提升，强者恒强的特点。

图2：2014-16，化肥与农用化工的迁移路径（右图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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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4-16，多元化工行业迁移路径（右图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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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的产能分布很明显受到了去产能和环保限产的影响，环京一带的河北、山西、山东和成本较高的西南、华南地区经历了产能出清，钢铁行业整体向生产效率较高的江苏（沙钢）和中部腹地（马钢、华菱、新余钢铁）聚集。煤炭经历了和钢铁类似的去产能，从环京一带向以煤炭为支柱的内蒙古、山西集聚。

图4：2014-16，钢铁行业迁移路径（右图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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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4-16，煤炭行业迁移路径（右图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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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纤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域集中度提升。东三省的化纤向辽宁集聚，辽宁是东三省重要的化纤生产基地，化纤也是其十大产业之一。中东部地区，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地区的化纤产出占比下降，产出向占比最高的浙江集聚。化纤是浙江前五大产业，强者恒强的特征明显。纺织也是向优势地区如浙江、江苏、河北等集聚。长三角地区在化工化纤、纺织等领域的产业链完备，具有全面优势。

图6：2014-16，化纤行业迁移路径（右图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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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14-16，纺织行业迁移路径（右图为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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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迁移对房价、人口流动和区域消费影响深远

产业迁移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的地理分布，也对中国的人口流动、区域消费力和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产业迁移的第一个影响体现在了房价上。过去三年，那些承接了高附加值产业迁入的中西部核心二线城市，房价增速更高。我们列举了七个中西部核心二线城市和七个东部沿海二线城市在2014-17年的房价涨幅，中西部核心二线城市的整体涨幅更高。沿着这个趋势，未来有高附加值产业迁入优势的中西部核心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可能与一线和东部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持续分化。

图8 ：2014-17房价增速：中部二线（蓝）VS 沿海二线（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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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迁移的第二个影响体现在了流动人口下降和就业本地化这两个变化上。中国劳动力流向的基本格局都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和沿海地区流动。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开始下滑，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在本地就业。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部分弥补了劳动人口下降的不足，中西部地区承接了来自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中高端产业迁移和劳动人口回流，中西部核心二线城市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吸引劳动力本地化就业。

产业迁移的第三个影响体现在了二线城市群的整体消费提升上。人口回流和就业本地化的直接结果是中部二线城市群的消费主体扩大了，并且随着高附加产业在这些地区的占比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在慢慢提高，消费主体的扩大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是我们观察到二线及以下城市的服务业和零售业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2013年至今，虽然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逐年下降，但中部核心二线城市的社零增速从2016年以来是回升的。

今天中国正在进入区域发展再平衡、产业布局优化、产业链集聚的新阶段，这也是产业迁移和产业转型的彼此协调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把旧产业从东转到西，实际上旧产业并没有转移，只是在出清过程中向高效率低成本地区集聚。真正发生了产业迁移的是新兴产业里的中高端制造，这也是各地再创业的过程。

产业迁移的发生是多方面的结果，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产业迁移的必要因素。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科研教育政策等特定资源禀赋更加重要，一旦时机配合，产业布局的再平衡就会出现。中国产业大迁移，始于制造业，必然带来劳动力、资本、税收、基建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进而对人口流动、房价、区域消费等产生深远影响。70年代美国开始从北到南的产业大迁移后，美国的新兴制造业、消费零售和服务业在80年代前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随着中国新兴产业持续向地理纵深发展，未来十年的中国在消费、服务、中高端制造上的潜力不可估量。

产业收入占比

东三省：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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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行业收入占比（前十）

黑龙江的产业结构相对平衡，在动态发展上仍能保持原有优势，吉林和辽宁的支柱产业的优势在迅速消失（辽宁的钢铁和石化、吉林的汽车和建材），高端制造和高端服务也没有发展出来。

环渤海：环京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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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地区行业收入占比（前十）

河北承接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过去三年在基建和地产等大处着墨。山东微微转向了技术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电子制造。从高科技领域上市公司收入来看，相比北京广东，上海对互联网、生物科技企业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最强城市群PK：长三角vs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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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珠三角行业收入占比（前十）

长三角的优势是产业链的完备，各种产业在长三角都能找到。珠三角的优势是产业链集中在电子信息化产业。长三角类似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珠三角类似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大湾区。

中部五省：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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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行业收入占比（前十）

中部地区表现出了产业结构同进同退的协同效应：中部地区的汽车制造、电气部件与设备制造、电子元件、食品加工、航空物流与铁路运输整体上升，而钢铁、煤炭、化工、建材等传统资源型行业的占比整体下降。

中西部经济带：老三线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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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地区行业收入占比提升排名（前十）

陕西布局航空航天、半导体，四川布局消费电子、物流中心，重庆布局汽车制造、电子制造，云南布局医药、旅游，贵州布局大数据、云计算等电子信息产业。四川、陕西、重庆加速向第三产业转型，云南、贵州除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展中药、白酒等产业，也加大了第三产业布局。

能源三省：重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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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能源省行业收入占比（前十）

山西内蒙古新疆三个能源大省的煤炭、钢铁、建材等传统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占比都有所下降，但工业发展半径主要还是以能源为核心的周边行业。

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从容忍不平衡到均衡发展多点开花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但能够容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原因之一。当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权宜之计——全国的发展资源不足时，优先发展基础更好的沿海地区，给予更优惠的税收补贴政策、招商引资政策、更开放的经营环境，其本质也是其他地区对沿海地区和外资的税收补贴、劳动力补贴。每年上亿农民工放弃农耕，迁移到沿海地区的工厂里，带来了低廉的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人口红利创造了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也间接带来了超高的存款准备金率、超高的M2增速。

200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补贴沿海、补贴外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不可持续，不平衡发展的代价越来越大时，中国也开始从需要容忍区域不平衡才能跳跃式发展的阶段，走向各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各个地区实际是站在了不同的肩膀上，结果难说孰优孰劣，但现象确实分化明显。

全国自南向北，由东向西，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全面收缩，煤炭、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在各地的收入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在这场全面转型中，东三省（黑吉辽）和能源大省（山西内蒙新疆）都表现出力不从心。中部五省（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整体崛起，产业结构同进同退，从传统资源密集型产业集体转向汽车、电子、电气、物流、食品等技术密集型和服务配套型产业，绝对是中国经济的亮点。长珠三角和四个直辖市区域都转向以高科技和服务业为支柱，但特点各不相同。中西部地区的转型虽然不如中部地区来的震撼，但贵州陕西四川也各有亮点，而云南在产业结构转型中落后。房地产对广东、上海、河北、云贵川的支柱作用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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