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的生命，始终在千千万万中国人身上延续着；雷锋的故事，始终在由许许多多普通人继续书写着。
雷锋不死。他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就是你和我。
50年前，一个22岁的年轻士兵，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倒下。从那一刻起，他成为了当代中国不朽的传奇。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至今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
在中国人心目中，雷锋，这个伟大的士兵，是美好品德与行为的化身。他代表着可以穿透岁月风霜而直抵人心的一份温暖。在不同年代，他也是人们用来衡量、评判社会道德风尚水准的标尺。每一次对雷锋的致敬和怀念，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社会风气与人际关系的期盼。
无数后继者受他的感召，以雷锋为榜样，用自己的行为传递爱心与善意，点点滴滴地改变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同时，塑造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
在雷锋离开我们整整50年之际，我们重温这个温暖的名字，在京城各个角落，探访身边的雷锋。
全楼大多数住家的备用钥匙，都在她家存放过
走进大兴区清源西里社区2号楼郎淑华大妈家，最显眼的就是墙上的一溜儿钥匙。
“这是501室任淑芳家的，这是三楼那对小两口的……”虽然钥匙颜色大小各异，郎大妈却记得门儿清。
这是社区居民们一个公开的秘密：把备用钥匙放在郎大妈家。最多的时候，全楼里多一半住户都在她家存了备用钥匙，忘带钥匙也不会发愁进不了家门。
郎大妈今年70岁。早些年家住西城，后来搬迁到了大兴。
住惯了平房的郎大妈刚住进楼房时，还真不适应。7000多名来自四面八方的搬迁户，住进44栋居民楼。屋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
“住平房院的时候，谁跟谁都特亲。咱能不能让楼里的邻居也一样亲？”热心的郎大妈主动申请当楼长，挨家挨户查电表，送报纸。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她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逐渐，郎大妈成了邻里最信任的人。楼里谁家暖气漏水，谁家吵个嘴，都来她家敲门。
八九年前了，有一天，楼上那对小夫妇回家，发现忘了带钥匙，这通着急，最后找了锁匠才把门打开。进了屋，小两口开始琢磨：要是万一再忘了，还得这么折腾，谁受得了啊。把备用钥匙放门垫底下？不安全。放亲戚家？太远。
“郎大妈！”眼前一亮。
第二天，小两口去配了一套门钥匙，找到了郎大妈，“大妈，我们信得过您，放您这儿。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您拿。”
这句话，立马儿在街里街坊之间传开来。“这是好办法啊！”呼啦啦，大家伙儿赶集似地配钥匙、送钥匙，郎大妈家里一下成了钥匙库，几乎所有本楼居民的备用钥匙都在她家存放过。还有别的楼的，多的时候好几十把。
一天，一对小夫妻给郎大妈打来电话：“大妈，我们忘带钥匙了，下班后去您家取。”郎大妈满口答应，就开始等。
傍晚了，没人来。夜深了，没人来。天亮了，还是没人来。第二天一问，原来是下班太晚了，没好意思过来。郎大妈没告诉那小两口，那天她整宿没合眼，就那么一直等着呢。
这么多把钥匙，这么多户人家，万一出事，不怕担责任吗？看着墙上的一连串钥匙，记者忍不住问大妈。
“当时没想那么多，人家送来，就是对咱的信任，不论怎样，咱得守好这些钥匙，守住这份信任。”郎大妈的回答挺憨厚。
在邻居们眼里，郎大妈就是个雷锋，有难处的时候会想起她，能信任她。
家住西城区天桥街道禄长街社区的李祥坤，是个跟郎大妈一样的热心肠，他义务帮双双患病、缺人照看的邻居董观云两口子买菜做饭，已经四年。
董观云两口子住3单元，李祥坤一家住隔壁4单元。董观云身体一直不好，没有正式工作，吃低保；爱人智力残疾，什么都干不了……董家的困难，老李看在眼里，他越来越频繁地走进董观云一家的生活。连买菜，带做饭，一帮就是四年。
每天临近开饭时间，不用招呼，不必寒暄，老李直接捋胳膊挽袖子进董家厨房，就跟一家人一样。吃完饭，还陪遛弯……像个全能保姆。
“困难的时候搭把手，帮别人也是帮自己。”说这话的，是密云县北庄镇朱家湾村的养鸡专业户冯保芹。基于这样的信念，她经常把精心养到七八个月、马上就能下蛋的小鸡雏送给别人。
冯保芹送鸡雏，看谁家有困难就送给谁家：低收入户王明全，双侧股骨头坏死，干不了力气活；60多岁的宋秀芳，家里除了几棵果树，没啥来钱的道道……
六年时间，冯保芹白送出去的雏鸡有五六万只，价值十几万元。不光送鸡雏，还管技术指导、饲料配给、后期销售……因为得了冯保芹送的鸡雏而慢慢发展成为柴鸡养殖专业户的，足有100来户。
“没什么，就算给大伙儿带道儿了！”冯保芹说。
跟雷锋一样，郎淑华、李祥坤、冯保芹他们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不过是在周围人有需要的时候，尽自己之能，帮一把。可就是这些好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帮的这一把，让我们心中感到温暖，让这个世界变得可亲。
21年义工当下来，他不仅会修电器，还学会了理发、修自行车，做木工、瓦工、钳工、管工也是把好手
2004年，马广明搬家了，从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二龙路社区搬到了洋桥。老伴儿松了口气：老爷子这回该“退休”了吧？
没想到，马广明自己办了张月票，每天倒两次公交车，路上花两个小时，还回二龙路“上班”去。
上什么班？做义工。
马广明今年80岁，做义工21年了。1991年，当了30多年电工的他退了休，开始给街坊四邻修电器，家里成了免费维修部，送来的都是些半导体之类的小家电。
别人家不要的旧开关、路边掉的螺丝帽，马广明都往家拣。爱干净的老伴儿不乐意了：“屋子里整个就是杂货铺。”
“找我修的家电大部分都是落伍货，都找不到地方修。可人家舍不得扔，我就得努力帮人修好不是？人家生活不富裕，就得想法儿给人省钱。”
马广明义务修东西出了名，渐渐地，电风扇、电冰箱等大件儿也开始往家里送。马广明觉得手艺跟不上劲了，就自己跑到社会上报了一个技术班。
“班上都是小伙子，人家是为了学门手艺赚钱，就我一个老头儿，可学习成绩不比他们差，特有面儿！”回忆当初，马广明捂着嘴乐，像个孩子似的。
21年义工当下来，马广明不仅会修电器，还学会了理发、修自行车，做木工、瓦工、钳工、管工也是把好手。
2006年，媒体报道了马广明的事迹，远近都知道了二龙路有位老义工。马大爷“火”了，用居委会主任的话说，“电话一半都是找他，朝阳的、石景山的，天津的、河北的，全国各地都有，他比我们‘正式工’都忙。”
找的人多了，活儿多了，居委会专门腾出间屋给他。小小的屋子被桌子、文件柜占去大半，剩下的地方堆放着破破烂烂的旧电器：双卡收录机、电饭锅，洗衣机、电视机、VCD、淋浴热水器、电磁炉、饮水机……记者走进马广明的“工作室”时，他正坐在窗前的写字台旁拆一个老式电饭煲，鼻子上架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前前后后挪动着找焦距。
“岁数大了，” 马广明说，“去年生病卧床休息了一阵子，手有点哆嗦，修东西的速度慢了。大家也都体谅我，谁也没挑理儿。也没什么可说的，我是爱鼓捣，闲不住，帮大家修修东西。”
二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是因为马广明看重肩上这一份自己加给自己的责任。
一天，老伴儿找居委会帮他请了两天假。居委会干部意识到马大爷可能病了，当天下午赶去看望，一进门，只见马广明半躺半坐在床上，腰上戴着又宽又厚的护腰围子，后边垫着高高的枕头垛，身前摆了个小桌子，平摊着改锥、电表等工具，一个修了一半的电熨斗烧得滚烫，直冒青烟。当场，就有人红了眼眶……
在大家眼里，马广明也是个雷锋，这么大岁数坚持做好事，一天都不肯放下。
北京第二打火机厂退休工人刘玉珍在天安门广场义务捡垃圾也有18年了。
清早7时，刘大妈一手拿着长木夹，一手拎个塑料袋，在天安门广场走走停停，不时从花坛里、地缝中扒拉出各种各样的垃圾：烟头、果皮、面巾纸……从1994年至今，不论寒冬酷暑，不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晨她都会到天安门广场义务捡垃圾。
18年前，刘大妈因为给闺女看孩子，常带着外孙到天安门玩，地上的垃圾让她心里别扭，“天安门可是咱的脸面，得干干净净的。”
那几年，她上天安门遛弯时总不忘顺手带个垃圾袋，走到哪儿捡到哪儿。等到小孙子、小孙女都不用她照顾了，刘大妈干脆当起了天安门广场的专职义务保洁员。
从正阳门到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周边的花池、游人们排队的广场便道，这是刘大妈给自己定的工作范围，她每天捡垃圾三四个小时，成百上千次地弯腰，中间基本不歇。大妈开玩笑地说：“咱东城有个指路大王特有名，我呢，就算个‘捡烟头大王’，谁捡的烟头也没我捡的多，有一天捡了2万多个。”
刘大妈所说的“指路大王”谢亮，在东直门交通枢纽给人义务指路也有十多年了。
2001年9月初，亚洲第一大交通枢纽站在东直门动工，许多公交车站移了位置，不但外地人找不到行走路线，就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摸不着北。这让72岁的谢亮坐不住了。
举着自制的“义务指路点”的牌子，谢亮出现在东直门立交桥东北角，开始为行人义务指路。
为了能指出车站的准确位置和距离，谢亮往每个车站都走了三四个来回，用步子测量了东直门所有的车站，还挤时间骑车把东直门转了好几遍，把人们常打听的一些单位和建筑物都牢记心中。
十多年来，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总是按照时间表雷打不动地出现在指路点。每天早上7点到，中午11点半回家，下午2点多再出来，傍晚6点回家。粗略统计，他平均每天约为1500人义务指路，重大节假日能达三四千人。
年复一年的坚持，让再平淡无奇的故事也有了厚度和重量。人做一天好事不难，难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做好事，矢志不移。马广明、刘玉珍、谢亮他们的坚持，是因为他们和雷锋一样，对社会、对人群、对环境怀着一种热忱的责任感，对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怀着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她说话很慢，一遍遍告诉你：‘没事，没有那么可怕啊，孩子’”
徐莲芝珍藏着一本影集，从未给别人看过。她说，等她死了，这本影集也要烧掉。
78岁的徐莲芝是著名艾滋病治疗专家。影集里收藏的，是许多艾滋病患者送给她的照片。
如今，这些患者很多已离开人世，但他们把安详的笑容留给了他们的“徐妈妈”。
1990年，56岁的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徐莲芝接诊了一位从国外务工回来的同胞，这是她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这也是我国收治首例华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没有特效药，没有治疗办法，甚至没有专门病房。作为一个医生，徐莲芝对于艾滋病没什么特别的高招儿。但是，她成了治疗艾滋病的代言人。一个个打到佑安医院的电话，是很多艾滋病人最后的希望。
1996年，时年27岁的孟林被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者。除夕夜，他下定决心，把正陪母亲看春节晚会的哥哥叫出房间，和盘托出实情：“哥，再给我包几个饺子吧。”
吃完饺子，孟林带着几件简单的衣衫走出了家门。他给佑安医院打去电话：“我要见徐莲芝。”
得知消息，徐莲芝匆匆赶到医院，在电话旁守候了一天一夜，才等到孟林再度拨通电话。
这是孟林第一次听到徐莲芝的声音。“很亲切，非常慈祥，又让你有力量。”孟林这样形容，“她说话很慢，一遍遍告诉你：‘没事，没有那么可怕啊，孩子。’”
第二天一早，孟林戴着帽子、墨镜，把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来到了佑安医院门口。他远远地看到了站在寒风中等他的徐莲芝，但他没有勇气走过去。徐莲芝就在那里伫立着，等候着。40分钟，孟林心里的冰化了。
从那天起，孟林的生活中有了“徐妈妈”。
这年生日，孟林收到了徐莲芝手书的纸条：“为儿唤起心中的彩虹，送上慈母的深深祝福，祝儿生日快乐！健康愉快，岁岁平安！”落款为“母亲”。他买了一面精致的相框，把纸片小心地镶在里面。
孟林至今健康地生活着。1998年12月，在佑安医院一间小平房里，徐莲芝和同事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救助艾滋病的民间组织——爱心家园。2008年11月26日，孟林因参与防艾工作而获得英国贝利马丁奖，成为首个获得该奖的艾滋病患者。在获奖感言中，他说：“我决定将全部奖金捐献出来，设立‘徐莲芝爱心奖’，感念徐妈妈的恩德。”
在孟林眼里，徐妈妈也是个雷锋。当被人问起徐妈妈跟一般医生有什么不同时，他说：“我觉得是仁爱吧。”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政委孙茂芳被称为“京城活雷锋”，40多年来，他照顾过的孤寡和困难老人，能开出个长长的名单：王炎，17年；高志云，13年；崔淑文，14年；李建河，10年；丁翠萍，10年；容志庆，10年；王瑞夫妇，10年；王洪亮，6年；王建安，3年……
偶遇王炎大娘是在38年前。那天，看见一位大娘手扶着墙一步步往前蹭，孙茂芳撵上去询问。
“我脚烂了，去医院看病。”
“我背您去吧。”孙茂芳说。
打这一刻，这位无儿无女的老人就成了孙茂芳放不下的牵挂。
到了医院，孙茂芳帮老人脱去鞋袜。一股臭味散发出来。原来，老人长期脚气感染，脚趾缝里全烂了。孙茂芳打来热水，蹲下身子，掰开老人的一个个脚趾，用毛巾轻轻擦拭……旁边看病的人们都投来惊诧的目光。
此后，他经常像亲儿子一样上门看望、照顾老人。
老人心里却不踏实：这人是不是图我的财产？她始终不给孙茂芳好脸色看。一次，孙茂芳给老人喂水，水稍微有点热，老人张口就骂：“你是不是想烫死我啊？”
孙茂芳没有计较，更没有放弃。他整整照顾了老人17年，直到陪她走完91岁的人生。
弥留之际，老人咬着耳朵跟孙茂芳说，“我要把这个房子留给你，钱也都给你……”孙茂芳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老人一去世，他再也没有迈进这个曾经出入17年的小院。
退休教师宋金萍今年70岁了，他的小学班主任钟炳堃100岁，已在宋金萍家中生活了30年。
56年前，家境贫寒的宋金萍就读王府井八面槽小学时，钟老师当过他一年的班主任，对他多有关照，宋金萍对钟老师一直怀着感恩之心。钟老师一辈子单身，宋金萍有空就会回学校去看望她，陪老师说说话。
钟炳堃70岁时，宋金萍想：万一老师病了需要人照顾怎么办？左思右想不放心，跟家人一商量，干脆把钟老师接回了自己家。
30年，每天早上一个鸡蛋、一杯麦片，晚上一杯酸奶、两块面包，准保放到老师床头；30年，并不宽裕的居室空间里，老师的床一直洒满阳光，孩子的床只能放在门边角落；30年，年年邀请同学一起来给老师过生日……
“钟老师要是能再活30年，我还照顾她。”宋金萍说。
平凡的人，也可以有伟大的爱，这种爱超越血缘，也超越时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关是非名利，不涉加减乘除。如果我们也能像徐莲芝、孙茂芳、宋金萍那样，像雷锋那样，以一种博大的爱心去对待别人，那么我们也能像他们那样，成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
他如今的工作就是入户排查燃气隐患，日复一日，平凡琐碎。21年前那一瞬间的英雄壮举，几乎已无人知晓
为找任志庆，记者费了不少功夫，辗转5家单位、委托4位联系人，终于在燃气集团三分公司客服一所找到了他。
老任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北京爷们儿，和气，厚道，踏实。
聊起21年前的往事，老任的同事这才大吃了一惊：原来身边一直“潜伏”着一位堪比“最美妈妈”吴菊萍的大英雄！
那是1991年5月9日下午5时15分——
距地面40多米高的15楼窗外，一个四岁半小男孩双手挂在窗框上，惊恐地挣扎着。在楼下居民们发颤的惊呼声中，孩子终于再也抓不住窗框，身影疾速下坠。
正好经过这里的北京荧光灯厂31岁工人任志庆，来不及弄清怎么回事，把自行车连同后座上两岁的儿子往爱人那边一推，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嘭！”一声闷响。电光石火的一瞬，任志庆蹿上一步，张开双臂接住了孩子。
二十多公斤的孩子，重重砸在任志庆的额头，顺着他张开的双臂，安全滑落在地上。惊魂未定的孩子在地上哇哇大哭，而任志庆已经悄无声息地倒在地上，昏死过去，鼻梁骨砸裂，鲜血从额头汩汩流出。他承受的冲击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脚上原本结实的牛皮鞋，鞋跟竟然在冲击下被压断了。
“老任，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这事儿！”听完这惊心动魄的故事，燃气集团三分公司客服一所所长张春堂不禁埋怨。
同事们都知道老任眼睛不太好，腰椎、颈椎也不太得劲儿，可每次大家问起，任志庆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岁数大了，没保养好。其实，这是当年救人受伤留下的后遗症。
1996年，任志庆原来的厂子没了，他换到煤气公司工作。之后15年时间，他从没向新单位的任何一个人讲过自己当年救人的事。公司党群部的吴崇兰知道任志庆的事迹，但老任叮嘱她不要提，她也就没再宣扬。
“搁谁遇到这事情，都得上。”任志庆至今不觉得自己的惊人之举有多了不起。
现在，老任的主要工作就是入户排查燃气隐患，日复一日，平凡琐碎。每次进用户家门，他会主动戴上鞋套，巡检完了，再帮着用户把地上、橱柜上的灰都仔细擦干净。
任志庆是一个隐藏着的英雄。关键时刻的一挺身，是一个普通人心中所有善良和勇气的瞬间爆发；而当英雄之举完成，他又悄然退回平凡之中。
赵书兵，石景山区田村一个普普通通的体彩网点店主。看上去，他跟全北京成千上万个“卖彩票的”并无不同。
然而，2010年9月12日晚的一个电话，把赵书兵从人群中“选择”了出来。
来电的是位熟识的老顾客：“哥们儿，麻烦帮我买张足球彩票。”赵书兵欣然应允，垫付了1024元钱，帮人打出了一张彩票。
当晚，老赵熬夜看完了所有比赛。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恰好就是这一张自己垫钱帮人代买的彩票，猜对了所有结果，中了大奖！
连环头奖，533万元，北京当期唯一的一注。
老赵一宿没睡，好几次抓起电话，想想又放下了。终于等到早晨7点多，赵书兵给买主打去了电话，对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20分钟后，买主赶到了彩票店，抓住老赵的手连连道谢，再三要酬谢老赵，老赵一分钱也没要，最后就是吃了顿饭而已。
500万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数字。何况老赵当时刚刚租下一家彩票店，还欠着几十万元房贷。但他抵御住了常人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咱的咱就不能要。”赵书兵说。
如今，赵书兵仍是个“卖彩票的”，生活平平淡淡，看上去跟全北京成千上万个“卖彩票的”并无不同。除了他的故事被编成小品上了一次央视春晚，日子还跟以前一样。
英雄与凡人的距离只有一线。或者可以说，英雄与凡人本是一体。雷锋是英雄，雷锋也是凡人。任志庆、赵书兵们亦是如此。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许永远不会有机会成为英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个好人，做好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在公交车上站起来让一回座，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挽起袖子献一次血……
“您是老雷锋，我是小党员，以后我跟着您，照顾您”
2007年初夏，一封信寄到了东城区东四八条61号院。独居的离休老人张振华抽出信纸，一句话蹦入眼帘：张奶奶，收我做您的孙女儿吧。
寄信人叫“王双”。张振华纳闷了半天才想起来，不就是前几天来家里采访的那个大学生嘛！
王双是中国传媒大学大二学生。她是在偶然中听说了张振华的故事。
在张振华悲惨的童年，她像物品般被拐卖了四次，养母的虐待致使她失去9个脚趾。是新中国带给了她新生。离休后，张振华省吃俭用，为37个孩子捐资助学，为各种公益事业捐款，总金额高达20多万元。
被这个故事打动，王双来到了张奶奶家。她看到了老人的一个日记本，封面已经破旧，里面一笔笔记录着——
“李旭升考上北京联合大学了，特别奖励他1000元。我让他别担心，大学四年我还管……”
“人死如灯灭。我跟医院办好遗体捐赠手续了，有用的都可以拿走。国家人多地少的，死了就不占地了……”
感动直触心底。回到学校，王双一笔一划地写下这封信：奶奶，您是老雷锋，我是小党员，以后我跟着您，照顾您。
张振华看着信笑了。她拿起电话：“王双吗？我是你奶奶。”电话对面，王双乐开了花：“哎！奶奶！”
当晚，王双端来热水：“奶奶，洗脚。”握住那双留下残疾的脚，王双忍不住心酸，“奶奶，您现在该享福了。”
张振华瞅着王双，皱纹里堆满笑意：“哎，奶奶享孙女的福。”
这一年，王双22岁，奶奶76岁。一晃，五年过去了，王双的朋友们都知道她有个奶奶，谁也不知道这个奶奶并不是她亲奶奶。
从2009年起，王双搬进了张振华家，跟奶奶一起住。其实王双的父母早给她在东四环买了一套宽敞的新房，可她每星期只回去一两天，其余时间宁愿陪张奶奶一起住老平房，每天生炉子，排队上公共厕所。
狭小的平房里，并排放着两张床。张振华患有多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肾功能不全、全身骨关节炎、三叉神经痛、视神经萎缩……全身动过八九次手术，每天要吃十来种药，有中药有西药，有一天两顿有一天三顿的，有饭前吃有饭后吃的，王双全都烂熟于心。
来串门的街坊赞不绝口，“您这孙女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张振华指指自己的衣服、裤子，又拉拉袜子、鞋：“这里里外外都是孩子买的。王双，孝顺！”王双刚去替奶奶汇了3万元助学款回来，一边把票据交给奶奶一边说：“奶奶才了不起呢！”
在王双心目中，张奶奶是“老雷锋”；在邻居们眼里，王双也算得上个“小雷锋”。
河南来的“北京好人”李高峰，2001年来京务工，住在甘露园西里。此地是城乡结合部，居住人员复杂，环境脏乱，二道沟河里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甚至有大粪车向河里排粪，长年累月，垃圾堆成了小山，水渠变成了臭沟。
李高峰看不下去，一辆自行车，一把扫帚，一个簸箕……开始清理河里的垃圾。他甚至画了张宽0.2米、长1米的手绘图，把河两岸西起延静中街、东至平房乡这5公里地带的垃圾分布，用几十团深色的阴影标注出来。
一年又一年，几千车垃圾被他执著地从河道里清出来，图上的阴影地带一点点被消灭，二道河沟不臭了，水也渐渐还清了。
越来越多人通过媒体报道知道了这个河南来的打工仔愚公移山式的义举，被他的精神所打动。一天，一辆“宝马”车停在了李高峰家门前，走下车的是在网络公司工作的焦玉祥。“李哥，我们好多河南来的务工青年都愿意和你一样，做建设北京的志愿者。”
像焦玉祥这样主动找上门来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李高峰倡导下，一支“河南务工人员环保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了。
李守禄，一个为超市送啤酒、饮料的搬运工，加入服务队后，在八里庄附近义务疏导交通，帮人指路，沿街清理小广告。
王刚，在北京有4家工程公司，加入服务队后自己出资组织了个电影放映队，每周三次给社区居民义务放电影……
短短4年，志愿者服务队由起初的40人壮大到了现在的800多人。其中不仅有河南人，还有来自黑龙江、山东、河北等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不仅有保安、保洁员、农民工，也有大学生、公司经理。
在房山区，一群个体工商户自发组成了一个学雷锋小组，22年前开始，每月5日义务为光荣院里的孤老服务，父亲传给女儿、丈夫留给妻子、师傅带动徒弟……
最先倡议成立学雷锋小组的任光辉为老人们服务了16年，于2006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在丈夫去世后第一个月的5日下午，任光辉的妻子贾秀华走进了良乡光荣院，在大家关切的注视中，默默拿起了任光辉用过的推子……
温江是残疾人，一直开着残疾摩托车和其他组员风里来雨里去，为老人们刮脸理发。2003年1月，老温病危，特意嘱托妻子女儿：“千万把光荣院的事情接下去。”温江去世后的第一个“学雷锋日”，26岁的温美玲走进光荣院，拿起了父亲留下的理发工具。后来，温美玲工作忙，老温的妻子张淑清又接了女儿的班。
22年，当年的小伙子已满头白发，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孩子妈。而自愿加入学雷锋小组的个体户人数一直在增加，服务范围从光荣院延伸到敬老院、农村、社区、学校，服务项目从理发拓展到修脚、修鞋、修车、量血压……
多路记者，连日寻访，我们不能把所有故事写进一篇报道里，但我们心中的感动层层累积。
正如22年来亲身享受到义务服务的老人们说的：“雷锋精神没走，雷锋留在了光荣院”，雷锋和他所代表的精神从未远离我们。
半个世纪，风风雨雨。雷锋的生命，始终在中国人身上延续着；雷锋的故事，始终在由许许多多普通人继续书写着。
雷锋不死。他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就是你和我。
《举报人》。
剧情简介：“扫黄打非”行动组连破大案，却继续接到有关盗版光盘生产线的举报。屡次行动中，每当发现新的线索，都会出现一个一个假象，调查工作一次次被引入歧途。虽然不断捣毁盗版窝点，却始终抓不到现场犯罪分子。黑暗之中的黑手企图一手遮天，将人民的利益吞没，正面是人背面是鬼地游走在犯罪的边缘。罪恶滔天的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作品评价
《举报人》是国内第一部直接反映反盗版的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围绕着揭发罪恶的举报人展开的危险、复杂、出人意料的真实案件。剧情错综复杂，堪称电视剧版《无间道》！其题材所涉及领域的复杂性及隐秘性，也在客观上增强了本剧的观赏性。
此剧反映了我国在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上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效。它的出炉，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重视，剧情内容紧密配合国家打击盗版的重大举措。此剧的编写、拍摄阶段，正值2006年下半年反盗版百日行动期，许多第一手的资料也融入了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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