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个人能够得到多少的收入取决于为其所在的机构所带来的“价值”,而这种价值能够以现金进行衡量。在这里我们抛开教师、公务员这些职位不说,这些职业更深层次的是社会价值,他们本身所在的机构是非牟利性的。我们以互联网大厂和投行为例,腾讯的微信团队和游戏团队为腾讯每一年带来上百亿的收入,这种收入是能够通过现金去体现的,所以他们的核心团队自然能够从中获益,100亿的收入,哪怕分1%都有1个亿。同样的,中金公司投行部门的承揽和承销人员,假设他们揽到了一个募资规模同样在100亿的IPO,中金本身能够从这笔交易中获得1个亿的收入,那么等到年底中金在分配奖金的时候自然会给核心团队分配更多。中金的其他前台部门例如交易和销售团队也不例外,他们让客户跟中金交易更多,中金能够获得更多收入,所以前台部门能分更多。中后台由于给前台做支持,他们并不是最直接创造收入的部门,所以自然收入没有前台多。
3. 收入取决于供需关系及稀缺性。经济学上说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假设人力也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那他的“价格”也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在互联网公司中,既懂商业逻辑,又懂IT架构,又懂数据分析的架构师是值钱的;在早期的生物医药公司中,拥有名校博士学位,又在欧美大药厂lead过重磅药物研发的科学家是值钱的;在投行中,既懂法务、财务又能持续拉来项目的banker是值钱的。在造车新势力中,既懂深度学习算法,又懂场景学习及拥有互联网大厂算法开发经验的算法工程师是值钱的。另一方面,普通零售企业要招储备干部,在没有太多的经验和学历要求情况下,同时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候选人很多,处于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情况,企业自然有比候选人更多的溢价能力,他们便不愿意给候选人更高的薪资。
4. 企业文化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由于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很多年了,对不同背景的企业也有一些了解。有一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是诚信、正直与分享,他们会value员工的价值,当企业赚到钱的时候他们更愿意跟员工分享经营成果。不同的金融机构的“分享”文化也是不同的,外资行可能会更generous一些,内资行可能相对保守,而中金更像中资行里的外资。
5. 收入也取决于承担的风险。我想以资管行业为例,我自己在对冲基金及公募基金均担任过分析师,感触颇深。对冲基金追求高风险高收益,里面的基金经理和分析师都承担比一般的资管公司更大的压力。理论上来说做空的难度要远大于做多的难度,并且像market neutral(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还有严格的回撤要求,他们的压力也会更大,在市场剧烈变动的时候承担更大的风险。对于传统公募基金或者long only基金来说,他们只做多不做空,并且持股期限更长,他们面临的压力及回撤风险则比对冲基金小得多。所以,如果头部对头部作比较,自然公募/long only基金整体收入比对冲基金要少一些。
每一行都有做得很好并且收入比较高的人群,我们应该理性去评判一个行业一个岗位以及一个人的收入,收入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影响因素,不能够简单去看待收入本身。此外,除了上面提到的五点,所处的时代浪潮不同,年资不同也会影响收入,例如20年前的房地产,10年前的互联网及智能手机,5年前的生物科技,当下的新能源和半导体都是曾经最炙手可热最赚钱的行业。10年前生化环材是天坑专业,现在说不准成了企业争抢的香饽饽。
世界在变,我们也在变,每一个行业都会有它的黄金时代,当大时代来临的时候,做最好的自己,挖掘自己最大的潜力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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