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苏联
当年，在美苏冷战初期，苏联在太空竞赛中处于领先位置。可是，苏联在选择电子技术发展方向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相对老旧的电子管技术是情有独钟，而非着眼于更先进的晶体管及集成电路（芯片）技术。而且，苏联曾一直想方设法让电子管变得更小型化以提升自己的电子技术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电子行业一度是被苏联当作军用高 科技 技术行业。苏联不仅十分重视自己的电子行业，还对该行业进行严格管理。与此同时，苏联为了让自己的军用武器装备更加简单、可靠、成熟和易生产，觉得电子管技术很成熟，利用该技术容易研制出大功率电子元件。干脆集中主要的精力于电子管小型化的研究方向上。另外，苏联技术专家们在对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作选择的过程中，分析认为模拟电路更成熟，更适用于电子管，便大力发展以运算放大器为核心的模拟电路。
苏联选择电子管技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都对此持支持的态度。有媒体引用赫鲁晓夫说出的一句原话：“真空电子管在核电磁脉冲下的生存性能比强过晶体管，今后苏联就不要搞什么晶体管了，我们要集中主要的力量搞电子管小型化。”在那个年代，结合苏联当时的体制，赫鲁晓夫这番话，等同于是给晶体管技术判了个死刑。
之后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有些工程技术人员终于意识到，真空电子管小型化这条路基本走到头了，如若要让真空管体积再缩小一个数量级，所需费用必然是个天文数字。美国等西方国家研制出的集成电路，已能在0.5平方厘米的硅晶圆片上集成14万个晶体管了。苏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差不多10年的时间向世人们证明了一个真理，电子管小型化最终根本比不过晶体管集成电路。甚至有人还从中得出一个推论，苏联在 科技 发展战略上出错，也是导致苏联在冷战中逐渐落于下风的原因之一。
后来，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在集成电路芯片行业处于领先地位，进而抢得信息技术革命的先机，在军、民电子技术行业把苏联远远甩在后面，且依靠信息技术产业创造出旺盛的市场需求。美国产业结构由此成功升级换代。苏联错失了在信息技术行业的领先优势，自身产业升级换代缺少相应的技术支撑，以至在全球成为一个油气等资源输出大国。
不过，也人提出了与前面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即当初苏联并非完全不重视晶体管技术。比如，1950年苏联研发出第一个晶体管，1953年苏联研发出第一台带有晶体管的作为部分元件的大型计算机，1957年苏联研制出第一个硅晶体管，1961年苏联研发出全晶体管的大型计算机。再比如，当时苏联在半导体领域中的理论研究水平其实是相当高的，甚至在某些电子元件设计上，还有着很深的基础和造诣。
后说美国
美国在集成电路行业占据领先地位，除了早年美国对本土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给予大力扶持，以及有着市场化（竞争）大环境、产业链支撑等外，美国本身还有过一些了不起的集成电路技术人才。“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生于英国，从3岁起在美国生活、读书、工作、创业。“集成电路之父”杰克·基尔比生于长于美国，曾在德州仪器工作过。英特尔共同创始人之一罗伯特·诺伊斯同样生于长于美国，在业界可谓是个传奇人物……
1955年，威廉·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返回故乡硅谷圣克拉拉创业，并在当地创建“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次年，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布兰克、克莱尔、赫尔尼、拉斯特、罗伯茨和格里尼克，这八位年龄均不过30岁的青年科学家，因仰慕威廉·肖克利的大名，相继从美国东部来到硅谷，追随威廉·肖克利以共创事业。后来，这八位青年才俊选择与威廉·肖克利分道扬镳。于1957年共同在硅谷创立仙童半导体。威廉·肖克利称这八个人为“八叛逆”，后又改口称他们“八个天才的叛逆”。
引述网络上一段文字：“仙童半导体曾是世界上最大、最具创新精神和最令人振奋的半导体企业，为硅谷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还为硅谷孕育了成千上万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是电子、电脑业界的‘西点军校’。曾有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人才从这家公司走出，书写了硅谷一段辉煌的 历史 。”
到1967年，仙童半导体的年营业额达到2亿美元，在那时可谓是个天文数字。据一位曾经进入过仙童半导体的华裔博士亲口所述，“一旦你进入仙童半导体，就等于进入了硅谷半导体工业的大门”。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仙童半导体的危机逐渐显现。“八叛逆”中的克莱尔、赫尔尼、罗伯茨首先离开仙童半导体创业。之后格拉斯也带着几个人出走仙童半导体创业。1968年，“八叛逆”中最后两位，即罗伯特·诺伊斯、戈登·摩尔，带着格鲁夫脱离仙童半导体，共同在硅谷创立英特尔。另外，杰瑞·桑德斯带着七人从仙童半导体出来后，于1969年在硅谷共同创办了AMD。至于后来英特尔、AMD在集成电路行业中的发展史，在此略过。
综上可得：美国能够孕育出英特尔、AMD等微处理器厂商，应该是与美国有着市场化的环境、勇于创新的人才精英和配套的产业体系是分不开的。
有部电影，斯大林之死，斯大林病重的时候，满城找不到医生，全在监狱里。苏联有最牛逼的武器，因为这是统治集团的需求，老百姓的需求呢？面包店都是空的。美帝牛逼之处，打球最好的黑人在NBA，挣钱有道的犹太人在华尔街，最适合当码农的印度人在硅谷，能说到做到的脱口秀明星商人进了白宫。
当你说到英特尔和AMD的时候，你有没有关注过，美国的企业诸如苹果，微软那些崛起的主要年份，上世纪80年代，而在上世纪80年代后，直到90年代进入克林顿时代，美国的 科技 在基因组图和信息高速公路上出现了大跨越。这些跨越是如此的集中以至于这里面肯定存在某种触发因素，那么这个触发因素是什么呢？老生常谈的一个法案，拜杜法案。
《拜杜法案》由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1980年由国会通过，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美国专利法第18章，在拜杜法案之前，所有的政府资助科研项目所有权为政府所有，在拜杜法案之后，政府的大量积压专利向私人部门转移，实质上拜杜法案打通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专利之路，也就是专利的商业化道路，这里面也同时盘活了大量美国院校的专利技术。
我们知道专利权保护实质上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垄断来奖励研发行为，这使得研发出现了超额的投入，我们也获得了很多未来的 科技 ，但是在研发上面很明显是讲求一种投入产出比，一些领域本来个人投入激情不足，比如登月，私人在一开始就没有这种需求，所以这方面的科研是政府在开始的时候推动的。但是这部分专利虽然研发出来了，但是没有人去考虑运用于民用产品。所以一直以来各国都在想办法用激励的方式盘活这些专利，美国的拜杜法案从结果看是做到了。如今美国很多的初创企业来自于大学校园，大量的专利通过利用校园的设施获得，继而通过校园专门设立的专利商业化机构对外进行销售，无论是占用公司股份的形式，还是直接买断的方式，交由市场去开发专利，继而校园获得更多的资金，去搞更多的研发。
为什么苏联没有出现芯片公司，实际上大量的技术是通过技术积累来实现的，芯片也是如此，要多层次的研究基础，并非信手拈来。而苏联时期知识产权是否可以实现私有呢？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用我们回答了吧，那个是计划经济，一定层面上专利法都不存在，所以研发结果都是目标性的，而且是国有的，也并不考虑市场的需求。即使苏联对于研发的科学家也是激励的，有奖励的，但是这些技术依然是不实用的，很多的技术就躺在了那里，而没有被商业化开发，成为制造利润的工具。
这就像当年读书，有兴趣的学科你总能学很好，没兴趣的学科老师天天让你留到十点你还是学不好，因为兴趣实质上是因为做好的事情能够自我激励。在激励这一点上面，很明显，美国的效率比苏联高很多。到了俄罗斯时代，不但是国力上和美国拉开了差距， 科技 上面的差距也很庞大，这个差距在早年的苏联时代已经奠定。
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决策不要偏听偏信，不要盲目拒绝新兴 科技 ，决策要有前瞻性，要有足够的超前意识。所以，中国在轮轨高铁发展建设应用规模鼎盛的时候也不要肓目自大地认为唯有轮轨高铁才是最牛、才是最靠谱，而放缓对常压高速磁悬浮列车技术和真空管道磁悬浮列车技术的研究和实例化开发应用。很多人都对研究真空管道超高速列车不报有希望和信心。决策层和科研领域理应比普通百姓网民更加清醒和冷静，要坚定不移地紧跟世界高端和前瞻技术，而不能坐等人成之后才觉得靠谱再去追赶，等到别人真正实现应用的时候你才觉得靠谱再去追赶那就晚啦，所以中国常压高速磁悬浮列车和真空管道超高速飞车的研发一刻也不能停，千万不要受网络噪音的干扰和影响而放慢研发和实例化的脚步!
前苏联作为二战之后唯一能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虽然综合国力相比美国一直处于劣势，但是在 科技 ，军事等方面，可以说是不遑多让的。然而，美国诞生了全球知名的客运飞机制造商，全球顶级的 汽车 制造商以及领先于世界的信息技术巨头企业等等令人羡艳的所谓“高端产业”，前苏联在这方面却是乏善可陈。因此，时不时就会有人问：“为什么苏联的XX技术那么强大，却没有诞生世界一流的XX产业？”
前苏联没有出现英特尔和AMD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要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前苏联先进的技术没有转化成相应的产业，也是前苏联在冷战中失败，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
虽然说造成前苏联在信息技术产业落后的原因很多。比如说技术路线的选择，市场的容量等等方面都会有影响。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前苏联的国家思维 。
冷战时期，前苏联的科研技术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前苏联的一门心思跟美国搞对抗，国内建设没有跟上。 我们国家近些年一直在提倡“扩大内需”，说白了就是要提高民众收入，老百姓有了钱才能消费，反过来促进市场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这种想法，和美国的策略是极为相似的。通过军民结合，互相促进，既提高老百姓生活，也增强国家实力。国家的投入可以有更多的产出，是一种投资行为。 相对而言，前苏联的太多的精力用于军事实力的提高，大国力量的展示等方面。国家的很多投入，单纯变成了消耗甚至浪费。此消彼长，实力差距必然不断扩大。 尽管前苏联在某一段时期内，通过非常手段缩小了跟美国的差距，最终却是不得不败下阵来。这种过于强调对抗，试图打败对手而不是壮大自己来确保霸主地位的思维，是冷战思维的重要精神内核。
除此之外，前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相比于市场经济，本身就不利于产业发展，这也是导致前苏联的强大技术难以转化为先进产业的重要原因。 不过，计划经济本身就是前苏联国家思维的导致的一种结果呈现。因此，归根到底是国家思维，或者说是国家发展方针的问题。
前苏联的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产业是很发达的，但却没能转化为民用产业，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了严重的负担。而美国人的做法就要精明很多，他们把军用技术中有经济利用价值的部分，积极做民用产业化的尝试。 以全球定位系统（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卫星导航系统）为例，美国的GPS成功推广到了全世界，而前苏联/俄罗斯与之类似的格洛纳斯（GLONASS）则几乎只剩下了军用价值。
美国虽然“免费”让全世界人民使用GPS，但是发展依托GPS诞生的产业链，美国人具备了先天优势。除此之外，由此带来国家形象的提升，远远比登月之类的大事件更为深入人心。 美国人发展全球定位/导航系统，的确花了不少钱，但是回报惊人。相比之下，前苏联的和其继承者俄罗斯的格格纳斯，回报则要小得多。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的各个领域当中。
美国的技术研发投入很大，同时也在努力追求把部分技术民用，让科研成果变成经济产出的动力，从而有能力不断扩大投入。 前苏联的技术研究投入巨大，产出较小，没有形成良好的发展模式。因此，虽然凭借国家意志的强力驱使，前苏联在国家层面（尤其是军事实力）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但是举全国之力发展重点项目，必然导致其他产业发展乏力。因此，军工产业极度发达和民用产业停滞不前并不矛盾，反而关联紧密。这个时候再去思考为什么前苏联没有出现大飞机产业，没有出现英特尔这类微处理器巨头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所有的精力主要都投入军工产业了，自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民用产业做好。
为什么苏联没出现英特尔AMD这样的微处理器产业公司，其实原因多了，个人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体制问题，原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人的思维和创造力；二是科研重心问题，原苏联成天都想着称霸，注重发展那些看着高大上的飞机大炮；三是国民思维问题，当然这也是由传统文化和教育所导致，比如美国电影中科幻片占很大比重！
和体制有关，也和土壤有关，苏联的 社会 制度让人为了国家去努力，去为了 社会 大义去拼搏，忽略了人性。太极端了。美国自由的很，所以自由的国度脑子灵活，跳跃。说个栗子。
UNIX *** 作系统，是今天Linux祖先，也是安卓和iOS的原始祖先。今天大型服务器很多在用的。可这个东东的诞生却是两位发明人最早为了玩 游戏 搞的，而为了玩 游戏 ，还开发了个语言，用这语言搞了系统，最后，就是为了玩 游戏 ，就是闲的蛋疼两人。具体故事更有意思，公家的闲置电脑，为了鼓捣 游戏 ，最后弄出了了不起的事。
这样的故事在苏联不可能诞生，这是典型的不务正业，典型的懒撒行为。要是被纪律部门发现，会要挨批斗，会要做检讨，开除d籍的。但美国现实中，这两人开创了未来成为佳话。
我们现实的问题也不过如此，什么事都要靠国家意志，集中力量干大事。可忽略了什么呢
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体制之类的谎话。苏联好东西太多了，但是西方国家把那些发扬光大了。理论上西方国家要给苏联不菲的专利费用，但是，苏联解体了；苏联当局不认可那些专利！
说实在话，苏联的专利可以养活至少两个俄罗斯！
比如手机，比如百事可乐，比如个人电脑，比如萨马兰奇
苏联不仅没有这样的信息企业，人们甚至都不大知道苏联有过什么著名企业。苏联存在的就是“国营石油公司”，“国营钢铁公司”之类。半是企业半是政府机构。初期可以集 社会 资源集中发展一下，后期就陷入官僚体制的僵化之中。
如果单算产能，苏联这些国营企业会达到世界前例。比如苏联航空公司是当时世界上运输里程最大的公司，比泛美之类大得多。但它根本不是一家真正的企业，而是国家机构。
苏联也创办过国营半导体公司之类。但因为都不是独立的企业，随着苏联解体，这些国家机构就都不存在了，其资产被寡头们分拆购买。
因为美国一直在进步，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产业。而苏联给人的感觉是表面强国，实际上一直在吃老本，一直在退步，以前沙俄的时候。可以说是名人辈出，不管是科学上的门捷列夫，还是文学上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豪不逊色西欧。军事上平平无奇的威灵顿，随随便便就打败了拿破仑。后来苏联之后就没什么人物了，所有的世界名人都是政治的产物。而CPU这种东西完全是 科技 上的东西，美国不知道在基础工作上投入的多少的人力物力时间才发展出来的。不是苏联领导人吼两声就能做出来的简单功利化产物。
俄罗斯在半导体领域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今天，随着芯片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俄罗斯没有任何半导体企业和互联网巨头可以牵手。如今，俄罗斯90%以上甚至95%的芯片都是从国外购买的，只有部分军事装备的芯片可以自给自足。芯片一般分为军用芯片和民用芯片。军用芯片对制造技术要求不高，因为军事装备不像手机、电脑那样小，需要使用性能更高的芯片，体积更小。军用芯片更注重在各种环境下拥有相对安全和稳定的工作条件。
俄罗斯在军用芯片方面自给自足，但一直是 "民用终端用户"，而不是同时开发商业和民用芯片。换句话说，俄罗斯可以自己生产军用芯片并直接购买高端芯片，所以它不担心高端芯片和光刻机之间的相关性。俄罗斯在芯片领域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在集成电路出现之前，前苏联和美国对芯片的发展有不同的选择。苏联人选择开发被称为 "管子 "的电子元件，适合用于军事设备，能够抵御核武器的电磁脉冲，而晶体管则不能。
近年来，俄罗斯和美国经常有小摩擦，但为什么美国处处对我国半导体企业施压，却不对俄罗斯进行这些方面的制裁呢？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的半导体产业并没有威胁到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地位，而华为、中芯国际等涉足半导体领域的企业却能让美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华为在5G领域超越美国之前，美国一直沉浸在 "技术霸权 "的荣耀中，日子过得很舒服。然而，自从华为的5G技术领先于美国后，美国的各种行为表明，其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受到威胁。这意味着，美国在5G设备，包括5G芯片方面的利润将受到影响。
直截了当地说，在高科技设备、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美国一直是卖家。俄罗斯和中国公司都是买家，但中国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也成为了卖家。俄罗斯则不同。目前，俄罗斯的高科技发展相对落后，其作为 "民用芯片终端用户 "的地位暂时不会改变，这不会威胁到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一直针对中国而对俄罗斯视而不见。
1.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象征东西方军事对抗壁垒的瓦解，也意味着冷战时代那种世界市场分隔与经济相对封闭状态的改变。生产的国际合作，资金的跨国流动，商品的全球交换，推动着各国利益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2.标志苏联模式终结
3.同年，伯纳斯·李发明了万维网
苏联模式终结于信息时代的黎明
陶文钊
苏联曾是一个科技大国，在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很多领域，如数学、物理、化学、宇航、核技术等，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在科技上同西方国家差距拉大，在高技术领域几乎落后一个时代。戈尔巴乔夫承认，“我们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技术时代，而西方国家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就是高科技时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地以节约原材料、利用最新工艺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为主的经济结构改革的同时，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却停滞了”。
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苏联主观上不重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都有一系列加强科学技术的战略和措施。勃列日涅夫时期将“科技革命”作为苏联的战略核心，以赶超美国和实现共产主义。这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落实到诸如科学、研发、技术人员的训练。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科学家、工程师人数比例高于西方国家。苏联信息技术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与信息技术革命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里查德·巴布鲁克的判断是：苏联没有能力领导信息技术革命。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保守僵化而缺乏d性，反应迟钝而缺乏敏感，与信息技术所具有的d性、灵活和变化是不协调的。苏联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指令，强调等级和权威，也不会容许如网络那样的分布式结构。互联网的非中心、交互性、平等性等，只能是开放和自由社会的产物。苏联政治上高度集权，强求政治统一与思想灌输，很难容许每个人拥有如互联网哪样不受监视的自由沟通方式。
苏联模式对于信息技术的开发和成长来说，是一块贫瘠的社会土壤。苏联模式与信息技术的内在冲突，体现在以下诸多具体的方面。
1.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利于信息技术的创新。
计划经济模式规避风险，不鼓励创新。计划经济体制在本性上就是一个摹仿型经济体制，即摹仿业已成熟的技术体系的经济体制，而非创新型经济体制。技术创新本身具有不可预见性，无法进行事先计划安排。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发明，从蒸汽机、电动机到电话、飞机，都不是事先计划的产物。技术创新在本质上具有风险性。计划经济的官僚式决策体制下，决策一般都是回避风险。在美国，领导信息技术革命是一些风险企业。不仅亚马逊公司、电子港湾公司等具有代表性的网络公司时风险投资的公司，就连微软公司、英特尔以及思科系统公司在创业阶段也都是属于风险公司。而在苏联，技术创新成果只有在与全社会的工业化体系的不相冲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计划经济体制所容纳。这样的创新至多只能是原有体系内的小改小革。那些起初很不成熟，然而将来却会形成新的技术体系的原创性革新，必然被严密计划下的现行大工业体系所排斥和扼杀。
中央集权的垂直的指挥链，不利于网络式合作。苏联中央计划的核心有两个机构：第一个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从长期规划到年度计划、从重工产品到生活消费品、从整个国家到具体单位的计划需求，然后给工业、农业甚至是服务业下达一定的生产指标和原材料配给。另一个是国家材料与设备供应委员会，负责全国商品供应，触角无所不在，控制货品与原材料的流动。苏联整个经济是垂直的行政命令推动，由计划机构下令给执行机构，执行部门下达给生产单位。这种计划体制之下，科研与工业生产制度上是分开的，工业企业依靠自己的研究中心。科技部门与生产部门自成体系，两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内在联系。研究部门之间也缺乏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苏联也曾试图解决生产与科研的脱节问题，20世纪60年代的曾经尝试建立“科学生产结合体”，但在计划经济的垂直管理的大环境之中无功而返。例如，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与邻近的工厂虽地处一地，却是两个世界。两个体系相互分离，科学院建立自己的工厂提供实验所需要的设备，而工厂却依靠远在莫斯科的科研中心提供技术支持。这种严格的单位之间的垂直分离，使得“做中学”的过程无法进行，而“做中学”正是西方创新技术的关键。
缺乏竞争压力和不计经济效益，技术创新缺乏内在激励机制。苏联体制之下没有竞争的压力，技术创新可能没有奖赏，工业生产和科研体系缺乏内在的技术创新的动因。在生产单位方面，计划经济中价格只是一种会计办法，不反应供应与需求的关系。以卢布衡量产值，每年的产值的比较决定了计划实施程度，也决定经营者和工人的津贴。因此，即使是更好的技术或者更好的管理，如果不能增加产值，就不愿意采用。在科研单位方面，科技经费全部依靠国家预算拨款，科技成果实行无偿转让制度，致使科研单位缺乏财政约束力和经济刺激力。这些使本来就不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科研成果采用率低，只有25～30%；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长，平均需10～12年。相比之下，美国85%的成果可在5年内转化为生产力。对于周期短、更新快的信息技术来说，苏联体制的反应迟钝就意味着致命的落后。
2.苏联的片面强调国防工业的政策，妨碍信息技术的扩散。
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顺序是：农业让位于工业，轻工业让位于重工业，一般重工业让位于军事工业。苏联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国防支出占15%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的比例高出2倍。苏联大约40%工业与国防有关。巨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对苏联国民经济损害深远。庞大的军事工业集中最有才华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拥有最好的机器和最佳的技术资源，拥有自己的研究中心、最先进最全面的技术，以及进口配额的优先权，但却无法回馈社会。军事技术的副产品很少，民用品通常低于10%。军工技术发展是配合军事上的特殊需要，很少扩散到社会中。主要是为了安全的理由，也是为了控制信息，苏联军工企业所走的技术轨道愈来愈远离社会的需要。军事部门在苏联经济中扮演着黑洞角色。信息技术的特点是应用范围广泛并且扩散迅速，而苏联倚重军工的体系压抑和限制了它的应用和扩散。
3.苏联模式的相对封闭，窒息信息技术交流。
在“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基本限于半封闭的经互会范围内，与发达的西方在经济和技术发展上脱离。20世纪50、60年代苏联对外贸易总额中，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约占55%，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仅占15%。20世纪70年代苏联提出以缓和代替冷战，发展同西方的经济合作关系，与西方的贸易额有所扩大。但是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又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直到1985年，与西方的贸易额才增加到约占27%。贸易额的比重较小，以及进口技术受“巴统”组织的限制，使苏联难以获得西方的尖端技术和最新技术。相对封闭也使苏联接触到国际学术界的机会十分有限，只有少数科学家在受到监督的情况下才能接触西方。这些使科学交流遭到限制，研究信息经受过滤，科学传播受到控制。在全球化的世代，这种封闭或与世界脱钩，只能意味着落后。例如，美国芯片生产上使用的1/10英寸，这在公制上是很奇怪的2.254厘米。苏联官僚为了简化起见，决定在芯片生产上采用自己设定的“公制英寸”。这样苏联的芯片看起来相似于美国制造，实际上插座不合。这使得苏联半导体设备不能生产西方尺寸的芯片，微电子产品无法出口。
4.苏联的意识形态政策，抑制信息技术的使用。
苏联历史上曾经有过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的“李森科事件”。虽然这在后来被纠正，但苏联科学技术仍然继续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抑制，尤其是信息技术。苏联一直延续着十月革命后以控制纸张供应作为控制信息的基本做法，印刷、复印、信息加工以及通讯传播器材一直受到严格的监管。使用影印机需要得到安全许可：俄文要两个部门签字，非俄文要三个部门签字。长途电话线以及电传在每个单位都受到特殊程序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个人拥有电脑都在客观上会对苏联官僚体系包括科学官僚体系造成颠覆，更不用说非中心、交互式、开放性的互联网了。焦尔·莫基尔指出：技术保守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似乎是统治者害怕技术改变可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信息技术被称为是自由的技术，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采取压制的政策是自然的。
约瑟夫·奈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一、二次工业革命是有用的，是重工业模式。三十年代西方经历了大萧条，五十年代苏联经济恢复的很快，计划体制是有用的。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好的。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是灾难，因为信息循环很短，很多信息产品寿命只有1-2年，市场经济能对这种变化即时做出快速反应。如果按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个产品就过时了。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更进步，组织更分化，经济发展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然而，苏联没有适时进行体制上的改革，顺利促成这种转变。正是因为如此，巴布鲁克写道：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在信息时代甚至最狂热的左派都对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幻灭。那种模式的共产主义不能代表信息社会的未来，而是代表着工业时代的福特主义的过去。
苏联模式终结于信息时代的黎明参考资料：http://mzixu.home.bj001.net/show_hdr.php?xname=5T10401&dname=VHVRG01&xpos=10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