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1、第三世界的崛起，不仅根本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第三世界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为了巩固民族独立所取得的成果，发展经济，必须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保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历来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任务。战后半个世纪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对是重要原因之一。

3、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联合国，使这一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发生很大的变化。

4、第三世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它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经济的面貌。

另外，在解决关系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诸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人口增长失控、粮食、能源、难民、禁毒等方面，也离不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需要第三世界国家参与解决。

所谓弱国无外交，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是强权林立，是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的外交，弱小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个可以参考伊拉克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等。以前被列强 *** 纵的联合国被发展中国家视为与发达国家对话的舞台，并且拥有很高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具有较高的国际地位。但是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主要还取决于八国集团。

发展中国家曾经以较为完整的群体规模和相对统一的力量，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如促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推动召开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的第六次特别联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动用石油武器，制裁西方国家，造成持续三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等。

冷战结束前，发展中国家群体主要依托跨区域和区域组织发挥作用，尤其是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非加太集团（ACPGroup）、石油输出国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OIC）、阿盟、非统（非盟前身）等，都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在重大问题上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

它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反对美苏争霸损害自身利益，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隔离，以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日新月异，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发生巨变，全球利益结构多元化，格局复杂化，国际规制呈现新的演化，多种力量角逐秩序重塑。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群体呈现大分化、大改组。

以宗教、种族、地缘因素或相近政治和经济诉求而结成的大型发展中国家集团，大都活力日渐消逝，既难以影响全球重大热点问题的解决，亦无力引导世界的主要经济和政治趋势。它们的首脑会或外长会仍定期举行，仍发表大量的宣言、声明或公报，但少见实质性的合作行动，更谈不上统一的战略努力，言不信，行不果。

如分别拥有数十个上百个成员国的集团组织，在对待全球化、反恐、伊拉克战争、伊朗核计划、阿以争端、达尔富尔、科索沃、多哈回合、气候、环境、联合国改革、油价暴涨等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甚至陷入争吵。

内部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利益诉求不一，甚至彼此冲突。例如，在伊斯兰会议组织（OIC）的57个成员国中，2007年沙特、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阿联酋、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国的GDP总额约20442亿美元，占伊斯兰世界的72%。

另外47国除巴林、卡塔尔、阿曼、科威特、文莱系富国外，其他42国总财力比不上沙特一国，它们欠长期外债7300亿美元，占其年GDP总额的87%，且无力偿还。海合会六国及文莱的人均收入，已超过某些发达国家，其中卡塔尔人均年收入达66063美元，属世界最富有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联合国划定的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了22个，另有7个伊斯兰国家因经济倒退已接近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指标。如上情势必然产生利益冲突。据世贸组织2007年评估，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很高，全球50%的反倾销调查案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内部矛盾和冲突进入多发期，各类力量组合不断变化。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分别或同时被边界争端、资源纠纷、部族摩擦、教派矛盾、战乱、瘟疫、极端主义、分离主义、恐怖主义所困扰，出现数千万难民。

小、弱、穷国不得不依据生存需要，围绕大、强、富国划线站队，或频繁“反水”，变更“阵营归属”。相当数量的民众对该国前途失去信心，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移居、滞留发达国家。

一些经济、科技、教育、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急欲改变自身国家定位，甩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除已经成为欧盟新成员的12个“原”发展中国家外，韩国、新加坡、土耳其、乌克兰、马其顿、克罗地亚等一批国家，已经很不愿意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它们“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律体系，在所谓“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民族自决”等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日渐与西方趋同。

扩展资料

经济发展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

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

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是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国，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总的看来，前30年经济发展较快，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陷入停滞状态（被称为“失去的10年”）。

90年代以后，才又出现新的发展势头。表现为：第一，创造了比独立前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创造了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第二，畸形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第三，民族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第四，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大。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增强

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体上发展较快，实力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东亚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拉美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非洲现也已开始从诸多的困难中摆脱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陷入经济衰退，而发展中国家仍持续快速发展。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减弱，它们对世界经济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将有利于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3、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发展中国家都一直在调整经济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根据该国国情制定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普遍地以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来代替过去的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发展战略，以取得更好的发展效果。

第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国有企业实行转轨，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等。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许多国家从强调以发展工业为重点转向重视工业和农业相适应的发展，注意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业），强化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努力实现各部门的均衡发展。第四，实行开放政策。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经济大潮，争取有利机会发展自己。

4、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面临的问题

虽然从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战后50多年的经济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由于原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内政局稳定程度的不同，发展战略和改革调整水平的不同，科技、教育、文化重视程度的不同，以及其他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等因素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可以分为四类：第一，高收入的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石油生产与出口国。第二，上中等收入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等。

第三，下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占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多是农业国，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阶段，正在争取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第四，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中许多国家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发展中国家

日元贬值对日本经济是双刃剑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日元贬值有利于日本出口，从而有助于刺激国内经济，但日元急剧贬值，损害了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使日元成为重要国际结算、储备货币的努力。日元贬值及其预期，导致日本股市的暴跌（反过来推动日元贬值），使日本不良债权形势恶化。它降低了拥有大量海外资产的日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一步加剧其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同时，加剧亚洲国家的经济衰退和金融混乱。亚洲国家是日本的主要资本输出国和贸易对象国，这种衰退和混乱反过来将损害日本的自身利益。总之，日元贬值对日本自身有利也有弊，但过度贬值很可能是弊大于利。日本对外需的依赖90年代以来已大大下降，目前出口只占GDP的10％左右，净出口只有GDP的1％—2％。1990—1997年GDP平均增长2.15％，而净出口的贡献只有0.14个百分点。日本要想取得经济增长，必须首先保证居民消费的增长，其次是投资的增长，再次是政府支出的增长，最后才是净出口的增长。希望通过日元贬值维持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是行不通的。

现在，一些日本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希望通过贬值导致的进口价格上升来创造通货膨胀，通过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打破通货收缩和实际债务增加的恶性循环。这是1998年所不曾出现过的一个论点。这种想法是令人费解的。通过提高进口价格刺激经济无异于缘木求鱼。当然，汇率贬值可以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结果而不是政策目标本身。为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量，日本银行可能会直接购买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库券。但是，在通货收缩形势下，即便基础货币得到扩张，有效需求也未必会增加。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日本银行总裁发表了与财政省不同的观点，认为引导日元下跌不好，不希望看到日元跌到131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

今年，如果仅从基本面（日美两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对比、日美两国的利差、日美两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对比等）来看，同以前的情况相对比而言，美国对资金吸引力的减少，从日本流向美国的资金将会减少。这将造成美元贬值压力。同时，一般情况下，美国对外部资金的需求将因经济衰退而有所减少（美国将因国内储蓄的增加而减少对外贸易逆差）。这种资金需求的减少（外贸逆差的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资金供给减少对美元产生的贬值压力。因而，今年日元对美元汇率同时存在着不变、贬值（如果日本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恶化）和升值的可能性。但如果日本政府有意引导日元贬值，在一段时间内日元可能会在130日元兑换1美元为中心的区间中波动。一般而言，日元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并不大。尽管目前日元对美元正在加速贬值，由于日元贬值的无效性和对日本经济的副作用，贬值的势头将会减弱。更何况美国政府应不会容忍日元的过度贬值。此外，不能排除日元因日本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抽回资金，而以较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

日元贬值，人民币怎么办？

张曙光　天则研究所所长

随着我国出口走低和日元贬值，汇率政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去年年中，当出口出现下降时，有人就提出了使用汇率贬值的方法促进出口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从严重失速走向衰退，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还在升值。近来，日本政府为了挽救十年沉疴、一病不起的日本经济，不仅有意让日元贬值，近日已经贬至134日元兑1美元，而且放话施压，要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也针锋相对，对日元贬值提出警告。其实，日元贬值既救不了日本经济，也难以持续。日本经济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于日本经济的体制和结构。单就汇率政策而论，其本身就是双刃剑，贬值能促进出口，同时也会抑制进口。日本出口的比重并不算大，进口比重也不算小，贬值的利弊还很难说。

就人民币汇率而论，我认为目前是宜静而不宜动，但需要作长期考虑和安排。一是不要随意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二是要确定人民币所能容忍日元贬值的最大限度，并密切关注日元走势；三要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四要借机加快偿还日元债务；五是借人民币强势地位，加快建立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货币联动机制。这也许是拟议中与东盟以及与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一步，或者是比之更为现实的一步。因为，日元贬值的最大危险在于有可能引起亚洲国家竞争性货币贬值，进而恶化整个经济的外部环境。

中国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

梁春满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面对近期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为改善贸易状况、恢复本国经济， *** 纵外汇市场，放任日元大幅贬值，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广泛注意。日本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元大幅贬值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加剧世界经济的衰退。对于日元贬值问题，我们在对日本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作法提出批评的同时，也应反思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特别是汇率政策，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加入WTO、经济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显现的宏观背景之下。

汇率政策是开放经济中一个国家维护经济稳定、实现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封闭经济中，一国的经济活动相对简单，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内部均衡——也相对单一，可以通过计划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实施来解决。开放条件下，由于国外因素的加入，一国经济中存在着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发生冲突的可能，内外经济均衡成了政府经济发展中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而内外均衡的实现则离不开汇率政策的运用。一国政府通过对外汇市场上的外汇进行干预，调整外汇供求状况及相对价格——汇率的水平，达到扩大本国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政策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经济调控中运用更多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则很少采用，这与中国现行汇率制度密切相关。当前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其政策 *** 作的空间很小，缺乏应有的灵活性。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必然加快，要求中国货币当局采取务实的态度转而采取灵活的汇率政策以确保经济内外均衡。因此，面对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政府应以加入WTO为契机，认真、审慎地评价现行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必要时采取更加富有d性的汇率制度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日元贬值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马拴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经济学博士

日本政府默认日元贬值，以刺激出口，并通过进口产品价格的上升，来提高国内价格水平以遏制通货紧缩，本身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与其经济大国地位不相符，因为这对亚洲地区经济和货币冲击很大。截至目前，韩元、新台币、新加坡币、泰铢等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贬值。日元贬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可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日元贬值影响我国总需求。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我国对日出口仅次于对美国和香港地区出口，日本也是我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2000年，我国对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6.7％，从日进口占进口总额的18.4％。日元贬值直接减少我国对日出口，扩大我国从日进口，从而贸易逆差扩大。考虑到中国的出口结构与日本直接竞争性不大，那么日元贬值更多的是间接影响我国的外需。日元贬值引发亚洲其他货币贬值，我国人民币相对这些国家升值，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对亚洲地区出口；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因其货币贬值而提高，从而使我国对亚洲以外地区出口也受到较大冲击。另外，日元贬值会影响日本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影响我国的投资需求。因此，日元贬值抑制我国外需的效应不可低估。

其次，日元贬值引起国际财富再分配。

与我国有关的有两点：一是我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资产的价值缩水，造成损失；二是从外债角度说，我国政府和企业负担的日元外债减轻，从而受益。例如1994年财政部发行了600亿日元为期7年和10年的武士债，1995年发行100亿日元20年期的武士债，日元贬值降低了我国的外债负担。但日元贬值对再分配的净影响，取决于我国的日元资产和日元外债的对比。

第三，日元贬值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目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还不是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加上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吸引较多国际资本流入，经济增长在世界上仍是一枝独秀，日元贬值不会直接冲击人民币汇率。但我国加入WTO后要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加强，汇率波动的幅度逐渐放宽，日元贬值及其引发的亚洲货币贬值可能加剧我国汇率的波动。当前，我国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变，维持亚洲经济的稳定，是一种政治上负责任的做法，但我国的承受是有限度的。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向美日两国表明，1∶135的美元兑日元汇价是不能接受的，迫使两国干预汇市，支持日元回升。这次如果日元贬值过度，超过我们的容忍限度，例如140日元对1美元的汇价，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这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极为不利，那时不排除人民币被迫贬值的可能。

警惕日元贬值背后的远期经济意图

李早航　中国银行副行长

最近一段时期，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最低已跌破1美元兑换134日元大关。日元大幅贬值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问题，同时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有些人认为，日元贬值是近十年来日本经济长期不振的必然结果，日本政府放弃对日元的市场干预是不得已的事。我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去年我对日本进行了一次访问，并未感受到日本经济的萧条景象，并且从目前日本的国际收支、国际资本流动、银行资产质量以及代表新经济的高科技产品等各项经济指标看，日本经济虽不能称状况良好，但也不能称之严重衰退。我个人认为，所谓经济衰退是日本政府对外宣传上实施“衰兵经济”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隐蔽本国经济实力，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借口。

这次日元大幅贬值恐怕有三个背景：一是去年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经济的不振与衰退；二是欧元现钞从2002年1月1日起在欧盟12国流通；三是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形势下中国经济却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在此背景下，日本通过日元贬值可以“一剑三雕”，即将日本经济因美国衰退所导致的经济压力转嫁给在出口方面与之竞争的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在欧元现钞流通之初对欧元进行打压从而避免其对美元、日元霸主地位提出挑战，挤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空间来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由此看来，日元贬值决非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其背后有着强烈的远期经济意图。

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应当从两方面做出积极反应，一是继续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目前中国政府应利用加入WTO的大好时机，从扩大有效需求和提供有效供给两方面入手，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寻求持久动力，切实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中央货币当局应考虑调整目前相对固定的汇率体制转而实行更加富有d性的汇率制度，必要时应当对人民币进行适度贬值，减轻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形成的出口困难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

日元贬值三大效应：获利、得势、遏制对手

崔孟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而这种局面是在日本当局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情况下发生的，超低的利率水平到了“利率陷阱”的边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一般性会计支出对公债的依存度高达34.3％。“9·11事件”又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无望，目光自然转向“扩大外需”。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外需拉动本国经济增长，这种“外汇倾销”手段，客观上确实对日本经济能够起到一种釜底加薪的作用。此为日元贬值的第一大政策效应———经济获利。　

去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相继加入WTO，加上香港和澳门，中国政府正在为推动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而努力。对此，日本加重了危机感。日元贬值，是一种以邻为壑的作法。但由此所引发的一片谴责和纷纷要求负责任的呐喊声，在客观上证明并提醒了亚洲各国，日本仍然是亚洲经济的主导者和核心。用失势的方法达到得势的目的，因为当今世界毕竟仍是实力说话的世界。此为日元贬值的第二大政策效应————政治得势。

中国加入WTO后将面临贸易平衡的压力。一方面，由于关税减让和一些非关税壁垒的取消，进口将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受世界经济增势明显放缓，世界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外贸出口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和压力。日本连续九年作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日元贬值，将起到限制中国产品对日本出口和鼓励中国企业对日本产品进口的作用，日元贬值使中国2002年的对外贸易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经常项目一旦出现逆差，中国外汇储备将受到影响，同时，一部分内需将转化成对净进口的需求，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从而动摇人民币的经济基础。日元贬值直接威胁人民币币值稳定。美洲有美元，欧洲有欧元，在亚洲谁主沉浮？日元贬值，以退为进，可以遏制人民币的强势。此为日元贬值的第三大政策效应———遏制对手。

以邻为壑之策 损人未必利己

马王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博士

二战之后，国际上的经济民族主义逐渐取代了自由贸易政策，民族国家的利益越来越清晰，对内平衡取代对外平衡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首要目标；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势力的不断增强，强化了这一趋势。他们关注的是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稳定的收入前景。在政治选举中，中间投票人决定政策的形成，政治家为了得到最多的选票，往往使中间选民的目标成为现实。

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之际，日元大幅贬值再一次令世人特别是东亚各国人民侧目。如从上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不难为其找出答案。众所周知，日本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就一直未能走出衰退的阴影。目前，失业率居高不下，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负。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已无回天之力的情况下，从日本国内的利益来看，日元贬值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构性矛盾固然是日本经济的痼疾，但如果拖延改革能够换得政权的稳定，政治家们决不介意一面承诺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一面尝试其他似乎更能立竿见影的手段。然而从外部看，日元贬值客观上等于把国内危机转嫁给他国人民来负担。人们恐怕不会忘记，上个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在面对世界性的萧条时，纷纷寻求利己主义的对外政策，结果是，全球经济加速恶化，谁也无法自保。就在几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日元也曾大幅贬值，但日本从中获得它所需要的经济转机了吗？

尽管日本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奏效，它还是再次冒险为之，恰恰是国际社会通行的“丛林法则”，纵容了这种损人并不一定利己的行为。假如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通过发行世界货币从其他国家赚足了铸币税，却在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时，无视自己应负的维护国际经济稳定的义务，那么这样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性是否值得反思？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之后，各国普遍利用本币币值相对外币的调整作为实现国内经济平衡的手段。吊诡的是，一旦各国纷纷采取利己主义政策，通过合成谬误效应，所有的国家都将遭受损失。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在寻求日元贬值的应对策略的时候，除了呼吁实行更有d性的汇率制度等技术性要求外，我们更要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上，发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应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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