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山东省兖州市经济开发区内，总投资3000余万元，目前一期工程占地面积20.3亩，车间厂房等近5000平方米，主要生产半导体二极管、整流桥及超快恢复二极管系列HEQ、WOB、SKY、GBP等。该公司采用了江苏省太仓市晨启电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先进技术，拥有两套目前具国内先进水平的设备生产线，生产规模为年产各类半导体二极管十二亿支，可实现年销售收入超亿元，利税2000余万元。自2006年12月试生产以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受到了国家信息产业部专家和同行的称赞。现产品已销往深圳、东莞并出口到香港、台湾、韩国及欧美市场。
在2007年6月开始建设高新技术LED（发光二极管）及显示屏，填补兖州市在电子元器件生产制造领域的空白，成为鲁西南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之一。
主营产品或服务： 快恢复二极管整流二极管普通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触发二
企业类型： 个体经营
公司注册地： 中国山东济宁
员工人数： 301 - 500 人
二零一三年元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静在校园电台上发表了她来西安工作之后的第一篇新年贺词。在贺词中，她提到，“要准确把握学校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清醒认识学校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我们需要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思考并自信回答今后的发展战略。”
与以后几年的新年贺词不同，这篇贺词中并没有对过去一年政绩连篇累牍的吹捧，而几乎通篇都是对西电日后发展前景的展望与布局。一方面，郑晓静在几个月前从兰州大学副校长任上调往西电，接替已经在西电深耕几十年的校长段宝岩校长，很难说过去的工作成就与这位新任校长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她似乎也意识到，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老校，亟待一场改革——而她作为这所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掌舵者，也确实需要为学校接下来的航行方向做一些“深入思考”。新官上任三把火，郑校长烧起了的三把火归纳起来大概是：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互动、整顿院系设置与宣传西电红色校史。
二零一三年，西电已经悄然迎来了它八十二岁的生日，和不少百年老店一样，西电也有着许许多多积久而成的弊病：冗员、贪污腐败、行政管理混乱……这些不为外人道的脓疮将会在之后几年的腐败专项整治的风暴中一一暴露。而对于一个被空降过来、几乎毫无根基的女校长来说，要影响整个西电，她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这时候，一些必要的亲民秀显得尤为必要。她宁可被人视为抓小丢大，甚至被批评为作秀的政客，但她也要坚持自己调济折衷的原则。长袖善舞的郑校长，充分发挥了自己女性角色的优势， “晓静姐”这一称呼在学校宣传机器的积极造势之下，开始在学生之间传开。要知道，在西电这片三千八百亩的土地上，校长具有最高权威，而为郑校长量身打造的师生互动活动，在凸显校长亲民作风的同时，也在为一盘散沙的西电注射一剂强心剂。校园管理越是细枝末节之处，就越要集中体现，接二连三地说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的主人翁意识。就是校长茶座，看起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分，但象征并不一定就是虚伪。试想，如果所有参加茶话会的人都能够相信这种象征，并能感染、带动自己身边的人，这又会是何等壮大的力量！
二零一三年，作为对几十年来院系设置僵化的反思与修正，郑晓静主导下的院系调整在全校展开。这在当时与后来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连锁影响。一方面是旧有院系的大规模拆分与重组，另一方面则是新专业的不断设立。这样大规模的调整在西电历史上可谓空前，过去的院系编号就此成为了历史。日语、哲学、汉语言文学……一大批远非西电优势学科的专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这座工科学校里。官方的口径认为，这整合了全校研究方向相近的优势学科。西电的这次院系调整，总会让人联想到中国高等院校一九五二年院系大调整，也为日后更加趋于无序的院系设置买下了遥远的伏笔。
在二零一三年，随着“弘扬西电红色校史”口号的提出，红色文化活动的星星之火迅速呈现出燎原之势。学校社团从原有的五十六个激增到八十一个，其中的大部分与西电红色校史有关。“西军电”这个一度被埋进故纸堆中的曾用校名，开始频频出现在各个宣传平台。一时之间，这座脱胎于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校的大学校园里，充满了强烈的革命情怀。大大小小的红色活动文案摊满了辅导员的办公桌，形形色色的红色文艺晚会在校园里俯仰皆是，满载乘客的西电校车在学校与各爱国教育基地之间来回穿梭。唱红歌、读经典、整理红色校史……热情洋溢的大学青年对这些活动乐此不疲。西电的自媒体平台也都例行公事地转发通稿，纷纷称赞这些活动展现了西电的光荣校史。见微知著，随着时代的发展，决策者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至于这些工作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根据官方公布的二零一三年西电毕业生质量报告显示，该年共有8028名毕业生步入工作岗位，就业形势一如既往地严峻。实际上，自二十年前国企不再定点接纳应届大学生，同时高校大规模扩招起，大学生已经开始失去“天之骄子”的耀眼光环，上一代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理想主义到了这一代人身上已经消失无踪。于是，毕业之后或去一所更好的高校继续深造，或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已然成为了这个群体最主流的理想。能够收到腾讯、阿里等大型企业抛来的橄榄枝的同学，自然而然成了同龄人艳羡的对象。据该年毕业生质量报告显示，毕业学生中很大一部分去了深圳等沿海城市工作。那里是高新科技的沃土，也是广大西电毕业学子施展才华的好去处。当然，市场经济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可在此窥得一二。
值得一提的是，二零一三年四月，经过与陕西省政府漫长的磋商协谈，三星集团终于在决定在西安投资建厂，新厂址就选在西电南校区旁。受益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陕西省握有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资源。但是，由于自身位置受限，制造业一直是陕西的短板，人才流失也比较严重，陕西一直都在“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了改变现状，陕西省政府以巨大的补贴优惠政策吸引到了这次堪称三星集团海外投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项目投资。三星集团选择与西电为邻，对于每个西电人来说，这总归是件很有面子的事。一年之后，三星在西安的一期工程竣工，是年，西电毕业生中去三星工作的人数比去年翻了三倍。尽管这在大学生就业难的时代问题面前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本年八月下旬，在东西横跨一万余里，南北温差五十多度的中国大地上，来自五湖四海的几千名学生买到了人生中第一张半价学生票，踏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去迎接美好的大学生活。尽管高考的旌鼓已经渐行渐远，但远方的大学之路对这群初涉世事的孩子们还是一片未知。他们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大学的种种美好，却又会在四年之后收拾打点各自不同的心绪离开学校。这群步入西电的学生大多出生在一九九四年或一九九五年，为了更好地审视这个群体，我们不妨暂时换用长景深的镜头，来一探他们出生的年代，以便能以更远更广的视角来看他们身上的时代烙印。
一九九四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因此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这一年，丁磊注册了自己的第一个Yahoo账号；这一年，史玉柱创办的巨人集团还风头正盛，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庞大的电脑公司会在今后短短一年时间里轰然倒塌；这一年，西电最知名的校友，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与他的“亲密战友”倪光南分道扬镳，联想集团在这一年终于走过了一个动荡的岔道口，并在年末举办了创业十周年庆典。这一年，被定为联想的“转型年”。羽翼日渐丰满的联想也在努力培养着自身的工业制造能力，从依托贸易稳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并在十年之后以蛇吞象的气势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与惨淡落幕的巨人集团形成了鲜明对比。时局造英雄，一九九五年，张朝阳带着一只旧行李箱在只身回国的路上，田朔宁把他在美国创办的亚信公司搬到了中国，一个叫马云的英语教师在杭州创办了“中国黄页”的网站。信息化的狂潮起于青萍之末，无数信息时代的先行者有如过江之鲫，但没有人能够料想到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信息技术会在二零一三年时爆发出怎样的力量。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有幸见证了这段完整的历史，而在成人之际，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这个位于西安市西南、以信息技术见长的大学录取，这种巧合，让人不禁感慨冥冥之中似有天意。人生真是个令人费解的怪圈。
二零一三年，西电用来迎接新生的军训依然延续了以往的严厉作风。一百多名来自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的军官承担了本次帮训任务。这是西电军训最后的余晖，之后的军训强度迅速衰颓。军训时间渐渐从三周压缩到两周，承担军训任务的则变成了本校国防生。这种安排让一三年之前入学的学生大感不快的同时，自然也让很多后来者暗自庆幸。
二零一三年年末，西电微电子学院的郝跃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至此，西电已有四名全职院士。同三年前全校还只有一位年近九十的院士装点门面时的寒酸不同，西电的院士人数正在以一年一位的惊人速度在增长。这位新当选的院士是西电在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招收的首届大学生，他目睹了我国微电子产业从基础薄弱到蓬勃发展的全过程，也在世界顶尖的科技竞争中显露出自己出色的才华。出生于军人家庭的郝跃，凭借着军人一般敏锐的洞察力和破釜沉舟的决断力，在宽禁代半导体研究领域刚刚起步、尚处于未知时投身其中，刻苦钻研，终于收获了累累的科研硕果。二零一三年，在西电C栋教学楼前立起了一座刻有“芯光无限”字样的石碑，用来纪念西电师生为微电子产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今天，那座石碑仍然无声矗立，迎送着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西电学子。
二零一三年最后一个多月里，浓重的雾霾袭击了大半个中国，当然也包括西电这片三千八百亩的小天地。当月，西安市PM2.5的日度平均值一度达到夸张的每立方米1000微克，而这一数据还将在几年之后的时间里持续飙升。短短几米之外，西电的观光塔却踪迹全无，学生们无可奈何地在校内BBS上自嘲，说观光塔被“发射”了。这场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让人们第一次知道这种危害身体健康的气象的存在。官方报告称本次污染事件的起因是风力过小、农田焚烧废弃农作物、以及供暖系统开启产生排放物大增。短短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极大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环境问题。重污染企业在环保执法力度不足的时期野蛮生长，普通民众不得不吞下雾霾这枚苦果。中国经济的转型如同一个腹中胎儿，还远未成熟，不知道还要经历怎样的阵痛才能分娩。
二零一三年，我扛着行李箱，从一个鲁西南的贫困县城第一次来到西电。二零一七年，当我敲下这段文字时，已经即将汇入新一批本科毕业生的潮水之中。我知道，即使是最以冷静客观著称的人，在评价自身所处时代时，也难以保持平和的态度和中立的视角。我当然无意去褒贬些什么，不过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着与生俱来的依恋。尽管对于现实有着种种抱怨、焦虑和失落，但我真的希望，多年之后的我会对二零一三年的西电心存感激。回过头看，西电的二零一三似乎发生过一些事情，是平凡而又不凡的一年。对于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我其实还所知甚少。
“让我们的企业搬离上海和内地，我们怎么会同意呢？”台湾省广达（中国）制造董事长黄建堂听后连忙摆手。
去年，网络上总有些“台企撤离内地”的传言，做出这种“不实”定论的人，到底有多蠢？
咱也不拿内地和台湾省作对比，就看人口体量和台湾省差不多的上海市，管中窥豹一探事实的真相。
1988年，一个名叫林百里的台大高级知识分子遇上了资金危机，一直搞科研的他手里没钱了。那一年蒋经国刚刚去世，十大建设方兴未艾，整个台湾省都充满了经济活力。
看着蒸蒸日上的岛内经济，林百里寻思着，我开一家代工厂，怎么着也能赚些钱吧？说干就干，于同一年，他在台北市士林区开了一家计算机代工工厂，取名“广达电脑”。
当时的台湾省还奉行着蒋经国留下的制造业政策，鼓励人们办工厂，做实业。一路突飞猛进的经济给了台湾省人十足的信心，甭管三七二十一听蒋经国就完事儿了。
然而蒋经国死后没几年，问题却来了：台湾省的老百姓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力成本也越来越高。
眼瞅着工厂赚的钱连工人工资都快发不起，于是林百里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工厂从台北搬到上海。
2000年，广达集团的电脑制造商落户上海松江，在内地建立起了第一家台湾省代工厂。
2001年，台湾省经济发生震荡，先有股市大跌到3400点，后有银行坏账率突破15％，该年GDP增长掉到了负1.69％，创下台湾省五十年经济之最。
一句话，岛上的大小企业日子都非常难过。
然而有一家企业却是风景这般独好——没错，就是把代工厂搬到上海市的广达集团。
2001年，广达集团的年营收额为一千一百二十三亿新台币，一举成为全球第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全球IT企业第二大厂和台湾省第四大民营制造企业。
一边是压力巨大的岛内企业，一边是逆风向上的民营制造，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广达集团，打算去取经学习学习。
其实说实话，广达集团的成功也就靠三字——去内地。
内地很大，把企业搬到哪儿很有讲究。
林百里的选择给了台湾省企业很大一部分参考价值：一要劳动力廉价，二要市场广阔，三要交通便捷，四最好还能有点政策扶持。
在当时，符合这些条件的中国城市一只手数得过来，而上海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咱们一个个说。
第一肯定是劳动力相对廉价：那时上海市每月最低工资只有445元，而台湾省为16000新台币，相当于3700块人民币。
第二是广阔的市场前景：21世纪初台湾省总人口两千二百万，可出口额却达到1229亿美元，占总GDP比重的42％，很显然狭小的岛内市场局限了台企的发展上限。
同一时期上海市常住人口虽为1668万人，但背靠7000万人口的江苏和4600万人口的浙江两个相对富裕省份，消费潜力不可谓不大。
第三是便捷的海陆运输。台湾省产品要卖出去大多走海运，上海市比台湾省的有着天然的航程优势。
比方说台湾省当时最大的海外市场日本，台北离东京两千公里，而上海市只有一千六百公里，这一来一回节省的运输成本就是天文数字。
截止到2018年，上海市累计共有三千余家台资企业在这里经营生产，涉及领域包括但不限于食品，电子，服装，机械，零售，化工，甚至房地产行业。
一方面上海市自身积累了资本原始资金，另一方面台湾省企业也赚得盆满钵满。
就比方说广达集团，现在世界上每三台笔记本就有一台是广达集团代工生产，其年营收额已超过一万亿新台币，并且超越富士康成为世界第一。
越来越多的台资企业进入上海市，甚至美日韩都看中了上海这个香饽饽，于是在包括自贸区等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上海市集天时、地利、人和为一身，顺理成章地被打造成了中国的制造业中心。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台湾省的制造业都转移到了内地，岛上的经济靠啥发展？
“制造业是不可能丢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丢的，人工费又太贵，就是发展点高端制造，才能维持生活”。
台湾省的制造业很大部分转移到了内地这不假，但是他们还留有压箱底的绝活——以台积电为首的高端制造，是今天台湾省经济发展的最大底牌。
台积电有多强悍呢？咱们用数据说话：
2019年全台湾省的GDP为39000亿人民币，而台积电该年的营收总额为2242亿人民币，相当于一家企业占了全岛5％的gdp。
而除了台积电外，台湾省的联发科，日月光，联华电子等企业支撑着台湾省的高端制造，咱们平心而论，内地的半导体行业还普遍存在受制于台企的现象。
然而凡事就怕一个但是，台湾省半导体经济托起了台湾省经济下限，却也焊死了它的经济发展上限。
从2017年起，台湾省就面临着严重的缺电危机，原因在于半导体制造所用的光刻机，实在太耗电了。
一台最先进的EUV光刻机，一天耗电量为3万度，相当于一户普通家庭十年的用电量。
这样的机子台积电有三十台，还不算其他老式的光刻机，而全台一年的发电量总共还不到3000亿度，现在几家大型半导体工厂一瓜分，不剩多少给百姓使用。
所以今天台湾省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在于它过于依赖半导体制造，但偏偏狭小的岛内生态卡住了这一行业进一步上升的通道，除了和内地合作之外，这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推而广之地看，咱们也就不难理解今天台湾省资本的矛盾之处：
一边是岛内环境逼着他们选边站，另一边是资本增值的压力不得不使他们依靠内地，在深度捆绑之中往往就干出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诡异事情。
现在再说回上海市，前面我们说了上海市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然而近两年由于各种定位原因，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到25％。
可这并不代表上海市的制造业衰落，因为该状况只是上海市从中低端制造转向高端制造的阵痛表现。
去年八月，新华网发了一篇文章：《总投资额逾50亿元的24个重点项目落户上海高端制造业基地》。
低端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高端产业引入新的产业园区，这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至少需要三到五年的转型时间，要不然岂不成了贾跃亭的经济计划——全靠一张嘴了？
对了，想起来去年十一月份上海中芯国际的梁孟松公开表示：目前的14纳米芯片良率已经达到业界量产水平。
尽管整体上和台积电仍旧有不少差距，但这个差距我们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追赶。
说起来上海市现在最大的底气，其实不是有多么多么好的区位条件，也不是那得天独厚的扶持力度，而是它背靠十四亿中国人，由全体国民为其做的背书：
三峡的电力星夜兼程，江浙的市场任尔随行，鄂豫皖的劳动者不计寒暑，鲁西南的农产品一天直达，还有北京的政策，新疆的燃气，山西的煤铁......
总而言之，今天的上海市拥有着一切台湾省梦寐以求却无从得到的优势条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市和台湾省的差距只会变得越来越小——
2020年前三季度，台湾省GDP为33816亿人民币，上海市则为27301亿人民币，虽然深受疫情的影响，但近年来上海市GDP增幅几乎都要高出台湾省3到4个百分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多两三年内，上海市的总量与人均GDP就将超越台湾省，成为真正意义上大中华区域第一城。
届时，无论台湾省怎么想，都要好好打量打量自身存在的定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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