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俊几岁

作为东北吉林白城洮南市瓦房镇道岭村村民，他和他媳妇在本村都没有地，偶尔在村里打短工，但毕竟不是长宜之计。他也犹豫是不是该出去打工。

“城里好像也不稳定，工作也不是很好找。”近日，面对本报记者，他说起当下农村新生代农民无地的问题时颇为无奈。

道岭村目前共有320户左右人家，总人口有1270人，全村800墒地（1墒地合计15亩，每亩666个平方），共约1.2万多亩，人均10亩多地。但是如果算有国家补贴的地，人均只有7.2亩地。

这个7.2亩地，只是拉平的数字，事实上，道岭村土地显示出严重的不平衡情况。即有的一家3口有七八个人的地，即50多亩；有的5口人，只有2个人的地，只有10多亩。

更具体而言，道岭全村约有100多人没有土地，其中包括1996年和之后出生的任何人口，和二胎人口和超生人口。

1995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强调，“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按此看，自1996年到2026年30年土地承包期不变期间，农村生育的新子女均无地。

由于1996年出生的人在2010年是14岁，普查显示 2010年0-14岁人口占16.60%， 2010年农村户籍人口8亿，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邵夏珍由此测算判断，1996年及以后之后出现农村人口应该不低于1.2亿（8亿乘以16.6%），这部分均无地。

“尽管按照每家的情况来看，其祖辈可能去世，地还在家人手中，但是从理论上说，这1亿多人以户籍人头来看，其实是无地的。” 她说。

到2026年，30岁以下的农民均无地，这部分比重还会增加。有专家认为，可能10年后无地农民占农村的比例可能在20%-22%，到2026年比例会更大，全国出现2亿农民无地的情况也有可能，但这些数据尚无官方预测信息支持。

邵夏珍一直在跟踪做无地农民的调研。她以贵州的湄潭调研结果说，最大的问题是，年轻人家里无地，也不会种地，这部分回不到农村，而在城市打工已经有了出路。问题是目前只是租房，工作也不稳定，还没融入城市。如果在农村和城市都立不住，就会“悬空飘起来”。

无地新生代农民工

邵夏珍判断，全国目前按户籍人头算的无地农民工应该有1.2亿以上，这是按照普查数据估算的。

道岭村近年来每年去世的老人有3-5人，从1990年开始分地之后迄今已经22年。

按此看，土地承包地新发配后，迄今有约80人左右去世，这部分人人均占有7亩多地，这部分地以及国家对耕地给的补贴，仍留在逝者家人手中。

道岭村书记李发告诉本报记者，1990年开始，全村出生人数和去世的人数基本持平，近些年出生人数多些，加上超生因素，实际新增加了可能有上百人，且这些新出生的人，都没有分到地。

原因是，1990年分地时，采取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方式，因此此后去世或者嫁人，以及考取大学等等方式离开本地的人，土地均被其家人持有。由于不断有新人出生，当时村有几墒机动地，开始分给新出生人或者新嫁来的人。

但是1996年后连机动地就没有了。于是，1996年以及之后出生的人，即现在16岁以下的均没有地。这不仅仅包括本村出生的，也包括嫁入本村的妇女。同时，1979年以及之后出生的属于二胎的人口，也没有地。

这就出现了很多家庭人少，但持有土地很多的情况。而有的家庭人多，地却非常少。

比如当地有一户人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爷爷奶奶去世，只剩下自己和老婆和独生子女，结果3个人占有了包括父母和爷爷奶奶过去分地的在内的7口人的地，共50多亩。

而大量的年轻劳力则没有土地。特别是16岁以下（1996年和以后出生的）的均没有地，这部分人口占到总人口的比例可能在10%以上，再加上很多超生的，这样实际无地人的比例更大。

如李红俊，因为属于超生，没有任何地。他告诉本报记者，感觉自己飘在空中。

而这种家人没地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村民李富的儿子27岁，媳妇25岁，均在家无地。李印河5口人，媳妇和儿子以及孙子均无地。李军家庭4口人，2子女不是超生也无地。

也有人认为无地人并不是很多。比如70年代曾担任道岭村书记的李树林高说，他们家4口人，即自己，儿子和儿媳妇，以及孙子，人均7亩多地。但是旁边的村民说，他的说法错误，因为他的老伴2002年去世，他的孙子其实没有地。只是家里人仍持有，以为是孙子有地而已，其实并未记在孙子头上。

邵夏珍判断，全国目前按户籍人头算的无地农民工应该有1.2亿以上，这是按照普查数据估算的。但是如果按照每拥有的土地来看，问题显得小一些，比如类似李树林，其孙子可以种其去世的老伴的地。最关键是，目前16岁以下农村孩子尽管无地，但是大部分还在上学，还没到要地的时候。

部分拉大贫富差距

“东北道岭村这些人均土地多的地方，仅仅国家补贴和租地收入就非常可观。这使得有地、无地带来的冲突可能要大些。”

有的家庭人均占有地多，有的人家庭没有地，这导致以土地为基础的收入差距拉大。

比如上述提到的一户人家，结果3个人占有了包括父母和爷爷奶奶过去分地的在内的7口人的地，共50多亩。

这些地国家每亩补贴100多元，就有5000多元的收入。再加上50亩地全部用于出租，年租金就有1.5万元左右。这样国家补贴加上出租土地的收入就有2万。该户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土地出租后，全家到镇上居住，从事别的工作。

但是很多家庭比较困难的，或者因为土地少，收益低，则感到不快。

赵岩今年35岁，得了尿毒症，目前每周要透析，尽管新农保报销75%医疗费用，但是其爱人和子女无地，自己一个人也只有5亩地左右。“如果媳妇和子女有地，还可以多一点收入，但是家里3口人就1个人有地。”

而这种一代地少导致贫困的情况，还会在目前世袭下去，这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因为1996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均没有地，这部分人到了2026年土地承包期结束时，即30岁时将没有任何土地。同时，这部分人生的子女也将无地。

邵夏珍在一直跟踪贵州湄潭县的土地调查时发现，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无地，这导致了土地流转加快。每人都有地的家庭，拥有出租土地的收益。1987至2010年，湄潭县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后，该期间新增人口12万，这些人口就没有再分到土地，到2010年，无地人口占总人口的25%。

调查500户发现，土地占有的差异促进了土地流转。

在500农户中，有64户发生过土地流转， 占被调查总户数的13%，高于全国8%的平均水平。在土地流转户中，52户为家里部分成员无地的人口户。家里成员都有地的人口户由于人均耕地较多，是主要的土地出租户，他们比有家里部分人无地的人口户多一笔租金收入，目前当地土地流转价格一般为每亩每年200-400元，家里成员都有地的人口户的土地租金收入，比有无地人口的农户人均高出27元。

道岭无地人

邵认为，贵州湄潭县人均地少，比如家里每人有地的人口户，人均耕地也仅仅为1.53亩，家里部分成员无地的人口户人均耕地为0.69亩，差距不是很大。加上种地收入不如打工，由土地持有不均导致的财富差距还不是很突出。

“东北道岭村这些人均土地多的地方，国家补贴和租地收入非常客观。这使得有无地带来的冲突可能要大些。”

而当地居民也希望土地进行再分配。比如湄潭县的调查发现，93%的被调查者同意按人口进行土地再分配，89%和90%的人认为嫁入村里的人口和新出生的孩子也应该分得土地，54%的人认为逝者的土地应交回村里重新分配，只有41%人同意可由家人继承。

无地农民工的出路

对不长驻农村持有土地的人口，可以像日本一样，征收土地保有税。至于户口已经迁到城市的农民，可以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要求他们将土地流转。

由于1996年实施土地承包制要到2026年才结束，这样随着新的人口不断出生，目前16岁以下16.6%左右无地人口的比例，可能会增加。

邵夏珍认为，未来随着新人口出生，加上过去无地人口步入婚龄阶段，其子女也将无地，这使得总的无地人口数和比例，有继续增加的可能。“但是到底到2026年会出现多少人无地的情况，还要模拟测算。”

她在湄潭县跟踪发现，23年后，该地无地人口和存在无地的户数在快速增加。如1987年该县农村人口基本都有地，2010年无地人口占总人口的25%。有些镇比例更大，湄潭县黄家坝镇2010年无地人口占33%、黄家坝镇的沙坝村无地人口占60%、无地劳动力占18%。

这些地方存在无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比如沙坝村存在无地人口的农户数在1988年是27%，1998年升到62%， 2011年时达到78%。

邵认为，无地农民的出路在于，能否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因为调查显示，目前家里无地或者少地户外出打工的人数增加，比如湄潭县落花屯村和沙坝村的外出劳动力60%以上在20-40岁之间，且2000年以后出去打工的人明显增多，他们正好是1988年以后新出生而没有分地资格的一代人。

“解决好农村溢出人口在城镇的落地、落户，既是落实长久不变的关键，也是增加务农劳动者收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

但邵也认为，这些外出打工的无地的新一代年轻人，真正在城市落户的比较少，租房的比较多，同时1年换三四次工作的也很常见。这部分人没有在城市的买房能力。

所以尽管非农化、进城打工是无地农民的出路，但是他们并不一定有融入城市的能力。“这部分人回去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不仅仅无地，也不会种地、不愿种地。这部分人城市、农村都去不了，真的飘起来，就容易成为社会问题。”

道岭村书记李发则认为，可以实施国家有偿收回土地，比如按照每墒地年租金收入（洼地每墒年租金6000，旱地每墒年租金2000），把最后还没到期的几年（截至2026年，还有14年）收回来。“我可以说，如果国家愿意出钱，肯定有1半的地可以收回来。”

这不仅仅包括去世者的地，也包括很多在世者拥有的地。因为很多人愿意打工，或者居住在城里，而把地交出来。

目前国家并不允许土地大调整。1995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提出，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即使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大多数农民同意“小调整”的，其间隔期最短也不得少于5年。《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地要适当调整，并要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政府和县级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王小映认为，在2026年土地承包期结束前，土地承包不可能大改，但是对不长驻农村持有土地的人口，可以像日本一样，征收土地保有税。至于户口已经迁到城市的农民，可以规定在一定的期限内要求他们将土地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