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正式拒绝博通收购: 1300亿美元， 低估我们了。
据报道：11月6日晚，美国通信芯片制造商博通公司通过其官网宣布，将斥资1300亿美元收购高通公司，如果这项交易能够成功，这将成为半导体行业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并购交易。11月7日高通公司回应称将进行评估。昨天，高通正式拒绝了博通的收购。下面来看详情。
高通拒绝博通收购
11月12日，高通公司宣布，公司董事会拒绝了博通公司（Broadcom）11月6日主动提出的1300亿美元的收购提议。高通执行董事长、CEO和主持董事分别表达了公司董事会的意见。
高通执行董事长保罗·雅各布（PaulJacobs）这样说：“公司董事会一致认为，博通的报价低估了高通的价值。”
高通CEO史蒂夫·莫伦科夫（SteveMollenkopf）这样说：“在移动、互联网、汽车、边缘计算（Edgecomputing）和联网等领域，高通比其他任何企业都有优势。我们相信，我们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额外价值。”
高通
高通主持董事（PresidingDirector）汤姆·霍顿（TomHorton）称：“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专注于为公司股东创造价值。在金融和法律顾问的帮助下，经过全面评估，董事会一致认为博通的报价严重低估了高通的价值。”
这意味着双通合并不会发生。此前就有知情人士预测，高通会从报价低和政府反垄断这两方面来拒绝博通，果不其然。
博通
但，博通方面仍不死心，博通CEO表示：“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的提议是高通股东所能见到的最具吸引力、最能提升价值的一个选择，而且他们的反应令我们感到鼓舞。
他同时还表示，“很多人都向我们表示过他们希望看到高通坐下来和我们讨论一下我们的提议。我们仍然十分倾向于与高通董事会以及管理层开展积极互动。”
可见，博通与高通之间到底会怎样，应该还没完。
姓 名：李欢迎 学 号：20181214053 学 院：广研院原文链接：https://xueqiu.com/7332265621/133496263
【 嵌牛导读 】 ： 半导体的应用领域很广，在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通信系统、光伏发电、照明、大功率电源转换等领域都有应用，可以说是现代科技的骨架。半导体应用的关键领域便是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发明起源于美国，后来在日本加速发展壮大，到目前在韩国台湾分化发展。本文旨在介绍日本半导体的发家史，体会上世纪美日之间在半导体产业争霸上的血雨腥风，同时从中寻找一些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经验。
【 嵌牛鼻子 】 ： 日本半导体产业
【 嵌牛提问 】 ： 日本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在美国技术封锁的牢笼中走向世界？
【 嵌牛内容 】
在集成电路行业，全球范围内的每一次技术升级都伴随模式创新，谁认清了技术、投资和模式间的关系，谁才能掌握新一轮发展主导权，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计划便是例证。日本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有了研究基础，发展至今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型演变的历史，其中从1976年3月开始实施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是一个里程碑。
日本集成电路的起点
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实施前，日本的集成电路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作为冷战时期美国抵御苏联影响的桥头堡，日本的集成电路发展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63年，日本电气公司便获得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平面技术授权，而日本政府则要求日本电气将其技术与日本其他厂商分享。以此为起点，日本电气、三菱、夏普、京都电气都进入了集成电路行业。在日本早期的集成电路发展中，与美国同期以军用市场为主不同的是，日本在引进技术后侧重于民用市场。究其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事建设受限，在美苏航天争霸的过程中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只能用于民间市场。正是如此，日本走出了一条以民用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集成电路发展之路，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度赶超美国。
日本政府为集成电路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1957年制定的《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71年制定的《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1978年制定的《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加上民用市场的保护使日本的集成电路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施压下，日本被迫开放其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市场，而同期IBM正在研发高性能、微型化的计算机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6月日本电子工业振兴协会向日本通产省提出了由政府、产业及研究机构共同开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想。此后，日本政府下定了自主研发芯片、缩小与美国差距的决心，并于1976—1979年组织了联合攻关计划，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计划设国立研发机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所。此计划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家公司为主体，以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为支持，其目标是集中优势人才，促进企业间相互交流和协作攻关，推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的提升，以赶超美国的集成电路技术水平。
项目实施的4年间共取得上千件专利，大幅提升了日本的集成电路技术水平，为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集成电路竞争铺平了道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把握世界竞争大势、研判未来发展方向，需要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专业认知作为支撑。尽管事后看，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实施效果非常理想，但是实施过程却并不顺利。根据前期测算，计划需投入3000亿日元，业界希望能够得到1500亿日元的政府资助，后来实施4年间共投入737亿日元，其中政府投入291亿日元。其间，自民党信息产业议员联盟会长桥木登美三郎多次努力，希望政府追加投入，但是未能如愿。政府投入未及预期，参与企业的士气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当时，参与计划的富士通公司福安一美说：“当时，大家都有一种被公司遗弃的感觉，而且并未料到竟然研制出向IBM挑战的产品。”
投入不及预期，再加上研究人员从各企业和机构间临时抽调、各行其道，一时间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开发很不顺利，不同研究室人员间互相提防、互不往来、互不沟通的现象十分普遍。 此时，垂井康夫站了出来。垂井康夫1929年出生于东京，195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理工学院电气工学专业，1958年申请了晶体管相关的专利，是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1976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会成立时被任命为联合研究所的所长。
垂井康夫在当时的日本业界颇具声望，他的领导使各成员都能信服。 垂井康夫对参与方进行积极的引导，指出参与方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在基础技术开发完成后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开发，这样才能改变在国际竞争氛围中孤军作战的困局。垂井康夫的努力，很快为研发人员所接受，各家力量得到了有效的融合，而历时4年的风雨同舟、协同努力成了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最好推力。除垂井康夫外，当时已从日本通产省退休的根岸正人功不可没。当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会设理事会，日立公司社长吉ft博吉担任理事长，但是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根岸正人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
根岸正人有多年推动大型国家研究计划的经验，他对计划各参与方的能力、利益诉求都颇为了解，在计划中通过其有效的沟通化解了冲 突，为垂井康夫成功地凝聚团队做了背后的铺垫。 可以看出，在集成电路的研发攻关中，除了资金和资源投入外，团队协调和技术融合更是成功的关键。
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的组织架构来看，除垂井康夫领导的联合研究所外，先前成立的两个联合研究机构也参与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分别是日立、三菱、富士通联合建立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以及由日本电气和东芝联合成立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三个研究所分别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的研发，其中联合研究所负责基础及通用技术的研发，另两个研究所则负责实用化技术开发（重点为64KB及256KB内存芯片的设计及开发）。在各方的协同努力下，参与方都派遣了其最优秀的工程师。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肩并肩地在同一研究所内共同工作、共同生活、集中研 究，在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工艺技术和测试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中，联合研究所主要负责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的攻关，其他技术的通用部分也由其负责，实用化的开发则由另两个研究所负责。
具体来看，六个研究室中，分别由不同企业负责协调：第一、第二、第三研究室主要攻关微细加工技术，分别由日立、富士通和东芝负责协调；第四研究室攻关结晶技术，由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负责协调；第五研究室负责工艺技术，由三菱负责协调；第六研究室攻关测试、评价及产品技 术，由日本电气负责协调。微细加工技术是计划的重心，从联合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来看，日本当时开发了三种电子束描绘装置、电子束描绘软件、高解析度掩膜及检查装置、硅晶圆含氧量及碳量的分析技术等。垂井康夫评估说，计划实施完毕后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已和IBM并驾齐驱。在计划中，日本企业对于动态随机存储器有了深入的理解，其更高质量、更高性能的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为日本赶超美国提供了机遇。
从1980年至1986年，日本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26％上升至45％，而美国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则从61％下滑至43％。 1980年，联合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已全部结束，而另两个研究所则追加资金（共约1300亿日元）作进一步的技术开发， 以1980年至1982年为第一期，1983至1986年为第二期。 这些系统化的布局为日本的半导体行业腾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人员来看，计划开展期间的联合研究所研发人员数量为100人左右，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的研发人员数量为400人左右，日电东芝信息系统则为370人左右。在后续投入阶段，研究人员数量减少，1985年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研发人员已减至90人左右，而日电东芝信息系统则减至30人左右。尽管联合研究所研发人员相对较少，但事关各企业的未来发展基础，因此各企业都派遣一流人才参与。在此过程中，垂井康夫对各企业都十分了解，点名要求各企业派遣其看中的人才。
在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及后续的资助计划后，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占世界市场的45％，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半导体生产大 国。 1989年，在存储芯片领域，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已达53％，与美国该领域37％的市场份额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日本企业的巅峰时期，日本电气、东芝和日立三家企业排名动态存储器领域的全球前三，其市场份额甚至超90％，与之相比，美国德州仪器和镁光科技则苦苦支撑。
自六月初以来，经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的不断曝光，令美国“棱镜”监控计划完全暴漏在公众的视线之下，世界瞩目，同时将谷歌等9大公司推上风口浪尖。前不久，《华盛顿邮报》又曝光了美国四大情报收集计划，分别是“大道”、“船坞”、“核子”及“棱镜”，这四大计划牵涉范围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世界各国和每个美国家庭。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eepw.com.cn/article/174481.htm
从目前公布证据显示，美国在全球进行了61000次的渗透行动，目标包括数百个个人以及机构，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内地的一些目标。斯诺登声称从2009年开始，美国开始潜入内地和香港的政府官员、企业以及学生的电脑系统进行监控。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至少有四年时间，美国政府黑客攻击的目标达到上百个，成功率达到75%，中国已经成为该项计划中网络攻击最大的受害者，这也揭示了网络空间中美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
从战略表象来看，美国和西方国家谈中国黑客色变。近年来，中国黑客和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成为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美国各级官员和政客，各种媒体都会不断地说这个话题。每年春天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信息安全大会——RSA大会，近年来中国黑客都成为演讲者嘴边的时髦词汇。中国黑客如何厉害，中国网军如何强大，一再被渲染。
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底线和最高表达方式就是可能的“战争”，所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网络攻击不仅仅是黑客的攻击行为同时也是所谓的“网络战”。从“网络战”的破坏程度来看，由于现今信息系统的全面渗透，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一切都高度信息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战所产生的摧毁和影响可以与核d相比。
从真实情况看，中国的网络战能力相比美国，差距还非常大。“棱镜门”事件只是这种差距的一个缩影。发生在中东的震网病毒和火焰病毒，都传说与美国密切相关。美国官方正式报道的网络风暴网络战演习分别在2006年、2008年、2010年举办了三次，而且参加的联邦机构和技术公司越来越多。之所以我们和美国之间有如此大的差距，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弱
美国今天的强大，除了历史原因和地缘优势外，还有一些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一贯的战略顶层设计和不被轻易阻断的执行。而这种战略顶层设计在信息产业的高速公路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其优势和企业能力在信息领域已形成足够的战略威慑力。
自从网络战成为一种新的可能给对手打击的形式之后，美国几乎年年都有与之相关战略出台，每两年必有一个重大战略出台。奥巴马当选总统不到半年，在2009年5月即发布《网络空间政策评估报告》，其中谈到10条近期计划，14条中期计划，规划非常详尽，在抢占网络空间制高点方面又迈进了一步。2011年，美国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其网络空间战略的关注点已经从国家战略上升到国际战略层面。
与美国相比，我国只在2003年发布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意见》。顶层战略设计的缺失，让政府对企业整体战略协作、支持、互动和响应能力严重不足，造成了我国在信息安全保障能力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和美国巨大的差距。
美国研制的信息电子产品在中国畅通无阻，而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美国却屡屡受制约。2006年，联想获得美国国务院1.6万台电脑采购大单，却因美国国会议员质疑其安全性而受阻去年华为、中兴同样被美国调查，并被限制使用范围。
二、信息系统自主化程度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向全世界敞开怀抱，以市场换技术，但却并未在核心技术上有所突破，却被国外科技企业掌握着要害部位。据斯诺登透露，从2009年开始，“棱镜”项目对准了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电脑系统，他们潜入政府、企业以及学校的电脑系统，进行秘密监视活动，美国政府网络入侵中国网络成功率高达75%，这与国内重要信息系统核心关键设备无法自主可控有密切关系。
目前，中国在主机、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和云计算等方面对国外的依赖度很高。我国关键应用主机系统主要依赖进口，目前已建的重要信息系统几乎均为外国品牌，包括 *** 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也基本在美国企业控制之下。它们依靠自己的路由器、交换机、主机设备、 *** 作系统等信息系统关键核心部件，几乎控制了中国互联网的咽喉，国内80%以上的信息流量，都经过它的产品计算、传输和存储。包括政府、海关、金融、教育、铁路、航天等系统，自主化水平都不高。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骨干网络、四大国有银行的数据中心，大部分都采用国外公司的产品。
微软盗版黑屏事件、赛门铁克误杀事件都表明微软、Intel等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信息系统内畅通无阻而今天的棱镜门事件又进一步表明，不光科技公司可以畅通无阻，美国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些公司的帮助在我们的信息系统中为所欲为。
多年来，美国始终实际掌控着全球互联网的绝对话语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反观中国，我们对外依赖度却变得越来越高。棱镜门事件彻底粉碎了相当一部分人所谓“技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理想，在人类社会还是以利益为核心建立团体的情况下，信息网络与现实社会相同，都存在为谁所用和为谁所控的根本问题。在信息产业的高速公路上，如果我们继续甘心于依赖别国，就很有可能成为温水中被煮的青蛙，在毫无知觉中渐渐耗尽自己防御的能力。
三、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
“棱镜门”事件凸显了信息系统“自主可控”的紧迫性。数据显示，我国每年进口的半导体产品总额约为1300亿美元，信息网络城门洞开。出现这一局面，最关键还在于自身功夫不扎实，尤其是核心技术落后于人。这次窃听事件曝光后，美国政府依然表现得很强势，甚至反咬一口，将斯诺登说成是中国的“间谍”，这就折射出中国在核心技术层面上的积弱局面，甚至对美国患上了严重的“依赖症”。
美国强大IT能力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技术和产品优势为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它具备了先进的核心计算能力、框架、软件体系、个人机和网络，英特尔、微软、Oracle、苹果等巨头企业的崛起是这个阶段的象征第二阶段是以模式和资源为主导的时代，典型企业包括Google、Amazon、Facebook、Twitter，还有转型后的微软和苹果。在此阶段，经过积累，它已获得软件环境、知识产权和硬件资源优势。
“棱镜”计划被爆出，还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在关键战略产业上的完美协作，既维护了国家安全，又在国家安全产业上赢得了商业利益，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又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包括浪潮在内的一些国内知名IT企业借助“863”、“核高基”等国家大型科研计划的资金支持，通过自主研发，已经在硬件板卡、系统固件、 *** 作系统以及系统维护管理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安全可控，系统整体指标达到国际同类设备水平，部分功能技术指标国际领先，可以消除使用国外主机带来的绝大部分安全隐患。
作为与国家安全更加紧密相关的信息行业，加强管理和准入控制显然更为迫切，相信国家和企事业单位应在以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关键核心设备的国产化步伐。同时也应像中国厂商难以在美国取得一席之地一样，加强对国外厂商和设备的管控，提高准入门槛。
“棱镜门”事件进一步证明了国家大力推行信息化“自主可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家应从战略层面认知和规划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的利益，加强统筹规划和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体系顶层设计，整合并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进一步提高对我国的基础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保障水平国家重要关键信息系统应对现有设备属性进行统计并进行安全性加固，在今后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和关键业务网络的建设上，多采购自主可控产品，同时对现有给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国外设备逐渐替换，以免受制于人国内IT企业应该继续加快推进信息安全技术、产品与服务的自主可控水平，通过市场化加快自主创新，力争在一些重点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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