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美国产业政策为各种参与者提供了角色：小公司在技术前沿进行试验，而大公司追求流程改进，来扩大这些创新的规模。美国政府的需求确保了实验在财政上是可行的，而技术转让规定确保了大公司和小公司共享进步。重要的是，定期采购为企业提供了继续迭代所需的流动性，而无需依赖大规模的一次性产品。这种工业政策鼓励创新，确保小公司能够获得国内大规模生产创新设计的机会，同时允许大公司获得大规模生产这些创新设计的好处。
随着行业的成熟和竞争环境的变化，美国政策框架也发生了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政策逐渐被轻资本的“科学政策”战略所取代，而庞大的龙头企业和轻资产创新者已经取代了一个由大小生产型企业组成的强大生态系统。虽然这一战略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它已经造成了一个脆弱的体系。如今，半导体行业一方面受到脆弱的供应链的约束，这些供应链仅为少数拥有庞大资金链的公司量身定制，另一方面又受到许多轻资产设计公司的约束。
尽管美国半导体行业在上世纪90年代重获主导地位，但由于这种政策方针，导致如今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技术和商业优势比以前更加脆弱。随着台积电的崛起超过英特尔，美国已经失去了前沿技术，美国企业面临着关键的供应瓶颈。疫情暴露出的供应链问题表明：半导体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在几乎所有主要供应链中都发挥着作用，且半导体生产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虽然政策可以发挥明显作用，但对于技术进步的过程又有其限制性，支持新思想的发展，而不是将新技术转向资本。制程技术的创新是一种实践的过程，需要不断建立与营运新的生产线。但在美国的低资本环境中，半导体产业很难达到边做边学。
半导体供应链的每个部分都有技术创新，并受益于多样化的参与者和动态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不仅是技术前沿的成本中心，而且是创新过程的关键投入。在解决目前的短缺问题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半导体产业政策的教训，创建一种强劲竞争生态系统来激励创新。
在半导体行业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利用产业政策和科学政策帮助培育了半导体企业的多样化生态。财政支出为这个高度投机的行业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为了保持创新和充满活力的竞争生态系统，战略也需要持续的干预。
美国美国国防部(DoD)使用采购协议和准监管措施来确保公司的生态系统和技术进步的广泛传播。美国政府合同为早期的公司创造了一个现成的市场，美国国防部渴望扮演第一客户的角色。由于确信会有大规模半导体生产的需求，对于许多早期的小公司来说产能投资在财务方面是可行的。
作为许多公司的核心客户，美国国防部对行业的最新技术发展有着清晰的看法，并利用这种看法直接促进公司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对话和知识共享。与此同时，“第二来源”合同要求美国国防部购买的任何芯片都必须由至少两家公司生产，将采购与技术转让联系起来。美国国防部甚至要求贝尔实验室和其他大型研发部门公布技术细节，并广泛授权他们的技术，确保所有可能与美国国防部签约的公司都能获得创新的基石。
这一体系加快了行业的创新步伐，并迅速蔓延。政府采购协议确保了投资者的支出意愿，而且也增加了用于重复生产的资本货物的支出，从而帮助流程得到显著改进。与此同时，工人在整个系统中自由流动，可以在一家公司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改善其他公司的生产流程。
在这种竞争环境下，结合那个时代的反垄断做法，鼓励大公司发展大型研究实验室，鼓励小公司进行疯狂的实验。成功的实验帮助创建了新的大公司，或者被已经存在的大公司扩大规模。来自美国国防部的行业指导帮助推动技术向新的方向发展，同时保持行业产能的一致性和针对性。至关重要的是，这一战略在隐性上优先考虑的是整个板块新技术的发展，而不是让任何一家公司的收入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如果公司需要投资并持有资本货物的话，也有融资的渠道。政府保护这个行业不受所谓的“市场约束”的影响，以便产业把重点放在创新和生产上，而不是狭义的经济成功上。
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行业发展迅速，导致政府采购以及政府通过第二源合同等实施准监管的能力已经变得相对不重要了。20世纪40年代末，半导体行业的存在是以军事采购为基础的，但到60年代末，军事采购在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的商业市场
这一时期，尽管美国政府采购和指导相对不重要，但由于商业应用的繁荣和缺乏严肃的国际竞争，美国国内半导体公司迎来了黄金时代。
虽然产业政策促进了早期的创新和产能建设，但在20世纪70年代，政策的相对缺失却几乎没有被注意到。可以肯定的是，政府采购在20世纪70年代仍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私营企业开始将电子产品纳入其供应链，它们成为了更重要的采购商。开始大规模生产计算机也与半导体的发展有着共生关系，因为芯片的需求推动了封装和集成的进步。
事实上，美国国防部的优先级和商业客户的优先级出现了分歧。美国国防部为特定的军事问题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基于非硅的或宇宙级的半导体的开发，这些涉及的商业应用很小。政府和半导体公司都认识到，这个行业不再需要直接指导。所以，双方的需求开始出现分歧。
在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的非国防市场意味着成功的小公司和大公司在没有政府支持或协调的情况下也能共存。技术的改进转化为工艺的改进，后者反过来又推动了前者的进一步改进。MOS IC、微处理器、DRAM等新发明将行业推向了新的高度，并递归式地提出了进一步的创新路径。
在普遍繁荣和创新的环境下，半导体展现出作为通用技术的重要性，在整个经济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美国的大型研究实验室以及制造部门持有了大量资产，但在国际上缺少竞争以及市场的蓬勃发展确保了无论是在创新还是利润方面，大多数投资最终都是可行的。
20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激烈
然而，这种竞争环境所带来乐观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被打断，当时，在日本国际贸易产业省的产业政策指导下，美国将市场和技术主导地位拱手让给了日本企业。
美国政府最初不得不创建半导体市场，而日本能够围绕一个快速增长且已经存在的市场制定产业政策。因此，日本能够采取比美国严厉得多的建设基础设施的政策，协调计算机和半导体领域的合资企业，因为日本知道自己的产品有现成的商业市场。虽然政府支持和协调投资的战略与美国在五六十年代使用的战略相同，但用于实施该战略的战术是为适应上世纪80年代的竞争环境而量身定做的。
来自日本的竞争对美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随后的市场动荡中，许多人永久退出了DRAM市场。行业还成立了倡导小组来进行生产协调，并游说政府对关税和实施贸易政策进行干预。半导体工业协会游说要对日本的“倾销”采取保护措施，同时成立了半导体研究公司，组织和资助与商业市场相关但与美国国防部无关的半导体开发方面的学术研究。半导体制造联盟由行业成员与美国国防部共同资助，一开始的目的主要是用较早期的产业政策推动企业之间的横向合作。但是，为了成本的最小化，联盟很快就把重点转向供应商与制造商之间的垂直整合上面。
落后的半导体已经成为商品，可互换，并根据单位成本进行判断。由于技术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传统的垂直整合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解体。鉴于当时美国的经济形势，在竞争激烈得多的全球市场上，人们几乎没有兴趣投资于低附加值活动的产能。
相反，大公司吸纳了小公司仍然拥有的生产力，创建了大企业集团。MOS晶体管作为行业主导设计的出现，公司开始采用类似的设计原则，使专攻制造的“代工厂”变得经济。随后的垂直解体导致了大型、垂直整合的企业集团的出现，与专注于设计的小型“无晶圆厂”公司共存，这些公司进行设计，但不生产芯片。理论上，这些“无晶圆厂”公司在追求创新设计策略的同时最小化成本，且保留了灵活性。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公司开创新的产品类别，日本公司面临来自韩国的竞争，美国行业对这一战略的接纳导致了市场份额的复苏。
在政策方面，美国从未回归到国内产业政策。相反，国外产业政策计划的成功是国内整合、垄断、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科学研究资金合力来实现的。
20世纪90年代：科学政策，而非产业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本行业面临着技术和竞争环境的变化，90年代则见证了美国新的“科学政策”走向高潮。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美国过去采取的那种政策，还是更多受到日本通产省影响的做法，美国都没有重返产业政策，而是将“科学政策”的引入视为政府在半导体制造领域采取行动的新范式。科学政策的重点是促进与公司个体的公私合作，让行业研发与学术研发更紧密地结合，保证研究力量的广泛性，形成可支持轻资产运营的创新型公司的行业结构。
政策目标从创建一个具有强大供应链的强大竞争生态系统转变为创建公私机构，以协调研究人员、无晶圆厂设计公司、设备供应商和大型“冠军企业”之间的复杂切换。这样一来，没有企业需要在研发上投入过量的资金，从而保持全球成本竞争力，而政府也可以避免大规模投资支出。下面的图表来自于半导体行业协会制作的1994年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路线图，展示了科学政策背后的策略：
“科学政策”的中心主题是非冗余的效率，这与早期的产业政策侧重于冗余和重复，形成对比。早期产业政策大大加快创新步伐，并确保了单个公司的失败不会影响供应链的稳健，但这确实意味着大量的重复投资。尽管这种方法有助于推动流程改进的采用，静态股东价值最大化表明，这种重复在经济上太浪费了。
过去几十年的产业政策促进了大规模就业，这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而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政策”为了最低效率而避免了这种做法。员工频繁更换公司，边做边学是创新的核心途径。事实上，《经济地理》中的“非交易的相互依赖”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半导体行业工人群体的融合对该行业的快节奏创新是多么重要。虽然在一个地方保持大量的工人是许多进步的关键，但在这个新的竞争环境中，这被视为一种浪费。劳动力在单位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企业相信，如果他们能有策略地缩小规模，全球竞争力就会恢复。
在半导体行业的早期，相对价格不敏感的政府合同占总销售额的很大一部分，这种低效率被看作是创新的成本。随着外国竞争对手的加入，成本敏感的商业市场成为半导体的主要买家，这种能力的复制似乎像是一个纯粹的成本中心，对很多公司却没有什么好处。对盈利能力的担忧意味着要确保重复的工作要尽可能少，以便在对价格敏感、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控制成本。这造成了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即削减开支符合每个企业的利益，但这样做进一步恶化了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没有回到产业政策，而是选择了成本低得多的科学政策项目。理想情况下，“科学政策”将允许政府协调企业相互矛盾的节约愿望，而不会在技术上进一步落后。然而，为了符合时代精神，美国政府也在努力节约，不会为产业政策在新的竞争环境中取得成功提供所需的大规模财政支持。
相反，政府将花费更少的钱，并尝试开创一种劳动分工，允许所有参与者在不牺牲技术前沿的前提下削减成本，以追求利润。为此，它一方面资助学术研究实验室的研发，另一方面资助产业集团将研究转化为商业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这进一步降低了单个公司的研发投资，因为进步只创造了最小的竞争优势。这种结构没有建立具有重叠供应链的生态系统，而是形成了一种分工，每家企业与机构都负责一个明显可分割的单独部分。同时，宽松的贸易政策与密切的贸易网络，让企业能更经济地进入无工厂模式，发展轻资产战略。目的是通过解决一个集体行动问题，减少整个系统的冗余，从而为公共和私营部门以最经济的方式重新夺回技术前沿。
在短期内，这个策略奏效了！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半导体和其他技术领域的投资普遍繁荣，美国成功地恢复了技术优势。这个行业得以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不需要国内产业政策大规模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大多数公司个体把研发重点集中在生产过程开发的下一两个节点上，而更长期的研究则是由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人员来组织。产业团体介入，将这种学术研究转化为商业行为，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研发和生产的重复劳动成本。大型集中的研究实验室被掏空，供应链变得更狭隘，仅针对少数核心公司的研究需求。
21世纪：互联网泡沫破灭和收益递减
然而，这种策略的短期成功是以巨大的长期成本为代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冗余有助于确保公司能够快速改进内部化流程，同时也培训下一代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虽然从单一时期股东收益静态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重复可能是多余的，但它对确保长期创新轨迹至关重要。“消除冗余”和“增加脆弱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和资本投资不足会在某些方面显现出来，无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还是在创新能力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就目前情况而言，美国有可能失去其在尖端设计方面的优势，而且在尖端制造领域的霸主地位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台积电夺走。将投资过程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每家公司可能会使每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更加稳健，但由于持续的投资不足，整个行业已经变得更加脆弱。数十年的劳动力成本最小化使得熟练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数量减少，而数十年的产能投资不足也阻碍了国内企业应对目前劳动力短缺的能力。
该行业目前的问题是科学政策战略的长期自然结果，该战略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似乎非常成功。整合和垂直整合的驱动力集中在学术实验室的长期研究、庞大的“冠军企业”和轻资产的“无晶圆厂”创新者，创造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竞争生态系统。
由于这些冠军企业在竞争格局中占据的比例非常大，它们的研发优先级和中间投入需求为整个行业设定了条件。像英特尔这样的大买家可以或明或暗地利用他们的相对垄断权力，围绕他们的需求来构建供应链。当更广泛的经济需求发生转变时，例如疫情爆发以来，这些脆弱的供应链很容易出现问题。这种脆弱性是供应链优化的结果，但这种优化针对的是短期盈利能力以及消除冗余，而不是针对整个经济的需求。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大型也会围绕自身的财务需求和计划来制定技术发展道路。因此，学术实验室的研发与税收优化和私营企业单位成本最小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创造了重大的技术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从技术意义上讲，这些企业“太大而不能倒”：如果它们错过了流程改进，同样规模的国内竞争对手的缺席意味着整个行业都错过了这一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政策作为一个整体被委托给了私营行为者。
从研发到生产的过程，也出现不一致的反馈。科学政策的关键是将知识产权的创新与生产过程的创新分开；也就是说，科学政策优先考虑研究、设计与创意，而不是实施、生产与投资。因此，专注于设计的无工厂公司兴起，并将制造外包给海外的代工厂。
然而，把研发放在首位反而会降低创新的速度。单是补贴研发跟激励离岸外包没有什么区别：政策奖励的是知识产权的发展，而不是有形资产的所有权。问题在于，过程改进来自于新物理资产所包含的新技术的实施。“边做边学”是技术创新的关键部分。优秀的工程师希望对供应链每一个环节的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进行创新。前沿设计的离岸和外包生产给流程周围引入了一个黑箱，导致收益无法实现最大化的类似问题无法得到纠正。只把焦点放在研发上，会把这些过程改进的发展离岸化，导致国内的生产商吃不饱，同时还阻碍了劳动力开发新技能。
学术研究偏离了商业化的道路，无法驱动产业的创新。考虑到学术研究往往围绕着与当前生产相关性低的问题展开，因此有时无法为现有技术的替代应用或替代过程驱动的创新路径提供见解。由于科学政策让这个群体负责整个行业的长期创新战略，这一盲点不能被忽视。事实上，摩尔定律的失败，以及在许多应用中为异质芯片设计独特的转变，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创新在任何时候往往都暗示着技术发展存在。
数十年来在工业产能和就业方面的投资失败，造成了美国企业高度依赖外部制造工厂的局面。台积电目前投资于一家中国台湾本土制造工厂的计划，表明该公司试图通过收购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减少我们对单一供应商提供领先设计的依赖。相反，我们应该回顾半导体生产初期的产业政策 历史 ，重新夺回技术前沿，在供应链的每一个节点上推动创新。
如今，美国面临着半导体短缺和创新能力减弱的问题，政策制定者正考虑采取严肃的干预措施。虽然现在解决目前的短缺可能已经太晚了，但可以防止下一次短缺。美国两党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广泛支持、疫情后重建得更好的必要性，以及对半导体采购的国家安全担忧，都应该鼓励政策制定者认为，现在正是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革的时候。如上所述，半导体产业政策的 历史 为如何最好地创造高就业、技术创新和强大的国内供应链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
历史 表明，科学政策是产业政策的必要补充，但本身是不够的。协调研发是任何解决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解决方案。为了获得工艺改进，并确保劳动力具备在技术前沿 *** 作的足够技能，该行业需要看到持续的产能扩张。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显示的，在低需求环境下，私营企业明显不愿进行不确定的投资。产业政策，通过结合政府采购和融资担保、直接融资等方式，是为该行业提供充足流动性的唯一途径，以确保产能扩张足够快，该行业保持在技术前沿。同时，政府有财政能力让国内企业生产落后的半导体产品，以保障国家安全和供应链的d性理由。从长远来看，以股东最大化为目标的产业外包政策尚未形成。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强劲的经济需求和因此而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半导体生产的劳动力市场，对这些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由政府主导的强有力的投资建设将为各种经验和技能水平的人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这将创造高技能的劳动力，以及驱动有意义的过程改进的边做边学的充足机会。在高技能、高资本密集度的行业，劳动力几乎就像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商品，为投资支付明显的红利。然而，在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这些专业技能会随着工人转向其他行业而消失。这并不是说提高劳动力技能就足够了：如果立法创造了培训项目，却没有同时创造必要的就业机会和投资，那么很快就会弄巧成拙。
在半导体和其他关键行业的产业政策所需的资金投入规模上，一些人可能会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着巨大的价格标签，现代制造工厂的成本高达数十亿美元。然而，半导体是一种关键的通用技术，几乎进入每一个供应链。大规模的产业政策可以防止瓶颈时期拖累经济增长，同时为国家安全需求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内供应链。相对于最初对半导体技术的投资，回归产业政策的成本要高得多，但回报会更高。作为4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或两党供应链法案的一部分，振兴落后和领先的行业，并恢复一个强大的竞争生态系统，是一项不容错过的好投资。
政策目标很简单：制定一个扩大的产业政策工具包，以鼓励创新、国内劳动力市场紧张以及维护关键的供应链基础设施。半导体作为一个产业，由于投资规模和所需的工作岗位，是制定这些政策工具的理想起点。重建一个强劲的创新环境，也将有助于美国持久地回到技术前沿，并创造就业和投资，在未来几年带来回报。半导体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的技术路线太重要了，不能以短期盈利能力为指导。政府有机会也有责任利用产业政策在下一次短缺发生之前阻止它，同时确保美国保持其在技术前沿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鼓励国内半导体产业创新发展，打破国外垄断，实现技术自主，我国从“十五”至“十四五”规划期间，均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引导该行业的政策法规。
2016年的“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重点发展第三代半导体芯片和硅基光电子、混合光电子、微波光电子等器件的研发与技术的应用。
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提出，集成电路方面，注重集成电路设计工具、重点装备和高纯靶材等关键材料研发。其中，“新型显示与战略性电子材料”重点专项里面特别强调，第三代半导体是其重要内容，项目涵盖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应用、5G通讯、Micro-LED显示等关键技术。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投入的研发有多大？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投入的研旦春首发是非常大的，根据相关机构做的数据统计，每一年，国内的科技公司几乎在半导体领域投入了几十亿的资金，用于对半导体的研发，这么大的资金投入使得近几年以来，我国对于半导体的研究更加深入。而且，为了能够更好的弄清楚半导体结构和原理，我国联合多所重点大学一起联合攻关，专门培养一些研究电子产品的专业人才，毕业后将他们送到这些半导体模数研发中心，从事专业的科技研发工作，可以说，我国对于半导体的投入，不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是非常的大的。
总结：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发现，科技越是发展，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会变得越来越快。社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科技发展的推动，可以说，科学技术有着巨大的生产力。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
第二条国家对两用物项、军品、核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技术、服务等物项（以下统称管制物项）的出口管制，适用本法。前款所称管制物项，包括物项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本法所称出口管制，是指国家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境外转移管制物项，以及中华人森御民共和国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管制物项，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
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18字）
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十大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加快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贸易保护相比，在关注的焦点、实施的手段、保护的方式、保护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影响等方面表现出十大突出特点。一 新贸易保护关注的焦点在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还是流行于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保护的是幼稚产业，而后者保护的是战略性产业。但近年来流行的新贸易保护理论如保护就业论、保护环境论等，其关注的焦点已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由产业发展转向了人本身。其中，保护就业论关注的是人的劳动权力，保护环境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绿色壁垒关注的是人的健康和安全。由于新贸易保护关注焦点的变化，从而导致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动植物检疫标准等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如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正在讨论一项协议，要求中国所有纺织、成衣、玩具、鞋类等出口产品企业必须事先获得SA8000认证，否则将联合抵制进口。二 新贸易保护实施的手段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在传统的贸易保护理论框架下，各国主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政策实行进口限制。而在新贸易保护理论的框架下，由于保护关注的焦点变化，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受到了局限，新贸易保护的手段发生了变化：(1)以保护公平贸易为由，滥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条款，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或者激励企业实行反倾销的方式，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2000年10月美国通过的们白德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财政部将海关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抵消款”的形式发给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申请的国内生产商。(2)以保护消费者安全和健康为由，通过建立新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环境技术标准等削弱对方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2003年10月，欧委会出台《化学品注册、评估与许可规则(草案)》，要求用统一的“注册一评估一许可”体系管理化工品的生产、进口和销售。日本规定，2003年后，日本进口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禁止销售。(3)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为由，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责任国际标
准认证，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全球200多家跨国公司制定并推行了公司社会责任守则，要求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劳工标准。据统计，在中国，已经有家乐福、耐克、阿迪达斯、雅芳、通用电气等50多家跨国公司开展了社会责任审核。有关专家预测，目前中国沿海地区有8000多家企业接受这类审核，50000多家企业准备随时接受检查。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工人的年龄、加班时间、宿舍条件等人权问题，技术标准涉及一国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水平等问题，从而贸易保护的手段也由关税等贸易政策转向了劳工标准和技术标准等社会经济技术政策。 （四）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 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三 新贸易保护的方式在传统贸易保护框架下，贸易保护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限制进口，建立国内产业保护的防线。受WTO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等的限制，新贸易保护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1)通过出口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方式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由限制进口转向扩大出口。如欧美以出口补贴支持空中客机和波音飞机的发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日本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市场使本国半导体厂商获得规模经济优势，提高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2)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将发达国家比较优势产业纳入WTO的框架，迫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以扩大出口。如克林顿执政时期，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将服务贸易纳入其中，打开了服务贸易市场。同时，又在1997年达成了《全球基础电讯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要求各成员国向外国公司开放电信市场、银行、证券、保险市场等，并在2000年1月实现相关信息技术产品的零关税。(3)通过确立劳工标准、技术标准等达到全面禁止进口的目的。如跨国公司将SA8000与企业的订单挂钩，不符合标准的不能出口；2002年1月，欧盟以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动物源性食品中含有氯霉素残留和中国农药残留体系未达到要求为由，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动物源性产品；2003年1月，欧委会公布第2003／03／EC号指令，禁止纺织晶和皮革制品中使用名为蓝色着色剂的偶氮染料，产品达不到该指令的不得进口。四 新贸易保护的动机和目的在传统的贸易保护框架下，幼稚产业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关税壁垒建立起本国产业保护的防线，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是发达国家通过关税和补贴等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市场份额，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新贸易保护理论是从根本上削
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其主要表现在：(1)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等削弱对方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平均征收高于工业国10倍以上的反倾销税。”(2)通过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2003年2月，欧盟公布《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的第2002／96／EC号指令》和《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第2002／95／EC号指令》，要求对2005年8月13日以后投放市场的产品，生产者应以提供担保的方式，保证有关报废电子电气设备的收集、处理、回收和环保处置费用资金由生产者提供等。有关专家预测，电子电气设备两项指令将涉及国内2000多家企业和270亿美元出口，其实施将对中国机电产品对欧出口造成严重影响。(3)通过设置动植物检疫标准、劳工标准等，使发展中国家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如发达国家不断提高出口水产晶包装的检疫标准，由原来的几项，十几项增加到几十项，导致近年来中国出口的水产品因包装不合格被驱逐出市场，损失高达70多亿；美国推行的社会责任认证对工人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等提出特殊要求，致使中国企业因成本支出过大，或未能通过SA8000认证而拿不到跨国公司的订单等。五 新贸易保护的成效无论采取哪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其目的都是通过限制进口扩大出口，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但大量的事实也表明，贸易保护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保护的目的，获得经济利益，相反却付出了沉痛代价。在传统的贸易保护框架分析中我们看到，贸易保护的结果不仅使消费者受到损失，使生产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由于勒纳对称效应，政府在限制别国进口的同时也限制了本国出口，使本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了影响。同时，近期英国财政部和贸工部发表的研究报告《贸易与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在生产力、经济改革和增长中的作用》也显示，贸易保护主义也使全球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发达国家持续的贸易壁垒使世界经济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虽然没有翔实的数据论证新贸易保护对本国消费者、生产者以及一国带来的损失，但是从布什上台以来，美国实施新贸易保护的结果致使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关税的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中国的贸易以两位数增长，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并迅速跃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由此可
以预测，新贸易保护主义也将遭遇传统贸易保护同样的代价。六 新贸易保护的影响在传统的贸易保护中，贸易保护的对象或者是国内幼稚产业、衰退产业，或者是国内战略性产业。以关税和数量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不仅直接影响一国相关产业，涉及微观经济领域，而且通过进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最终影响一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与此不同，由于新贸易保护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技术标准等实施贸易限制，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能进口。而要使产品符合上述标准出口，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等，从而新贸易保护不仅影响到经济领域，而且会渗透到国内社会经济制度。如作为多哈谈判的新议题——贸易和环境问题，虽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目前没有被纳人 WTO框架体系，但为了应对环境壁垒，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建立循环经济。完善劳工法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也正在加快。七 新贸易保护的起源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由1／4提高到了1／3，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往主要出口农产晶和资源，变成主要出口制成品，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Q)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在制成品出口中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对来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实行严格的保护。不仅运用传统的贸易手段，以高于工业国4倍的高额关税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进口，而且为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力，一方面利用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的优势，通过设立严格的技术标准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另一方面利用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和劳动条件方面的弱势，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极力将劳工标准纳人到WTO框架下，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和法国首次将劳工标准引入贸易中。其后，又在世贸组织成立后的首届部长级会议上，将劳工标准纳入WTO部长会议议题。《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确认了劳工标准，但不将其与贸易直接挂钩。之后，美国又在WTO西雅图会议上，公开提出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对侵犯劳工权力的国家实行制裁机制，再一次企图将劳工标准问题纳入到谈判议程。重视环境保护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劳工标准也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
基本权利，但是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及劳动条件方面的较大差距，将其与贸易挂钩，纳入WTO框架，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优势，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萎缩，也必将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拓。八 新贸易保护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加快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剧了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其主要表现在： (1)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在国际多边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对本国劣势产业实行保护，很难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达成一致。如在多哈回合关于农产晶谈判中，在出口补贴方面，凯恩斯集团建议取消并禁止对农产品一切形式的出口补贴，而欧盟不同意完全终止或一次性大幅度削减出口补贴，认为凯恩斯集团提出的出口补贴建议是一种歧视，无法接受，主张渐进式削减出口补贴；在特殊保障措施方面，美国坚持取消特殊农业措施，而日本主张保留，并引入季节性和易腐烂农产晶的特殊保障机制。(2)发达国家内部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对本国优势产业实行自由贸易，并将其纳入到WTO统一框架中，对本国劣势产业实行贸易保护。如美国在乌拉圭回合中将本国优势产业服务业纳人WTO框架中，确立了《6艮务贸易总协定》，而对于本国劣势产业纺织品等通过配额和保障措施等实行限制保护。(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在国际多边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各自关心的议题中产生巨大的差异，很难达成共识，影响多边贸易谈判的进程。如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急于启动新加坡议题，即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的谈判，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农产晶出口补贴和市场开放问题，两者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导致坎昆会议失败，多哈回合的基本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九 新贸易保护和传统贸易保护手段的关系降低关税，取消数量限制是WTO的基本原则。经过多次谈判，虽然发达国家整体平均关税水平较低，但在农产品和纺织品等领域，仍然利用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较高的关税保护本国劣势产业，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的问题仍很严重：(1)在关税高峰方面，2003年欧盟所有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为6．4％，但在农产品领域，对肉类、
奶制品、加工的海产品和水果等仍然维持关税高峰，奶制品的最高关税达209． 9％。同样，按照国际关税高峰指标计算，美国纺织晶和服装的259类产品仍然保持较高的关税，其中，服装类产品的关税为33．3％，某些羊毛纤维的关税为31．5％。(2)在关税升级方面，欧盟在纺织品关税的制定上，原料平均税率为0．7％，而服装平均税率为11．9％，成衣的关税远远高于纺织原料的关税。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部分产品仍然实行配额限制，如2003年日本对乳制品、皮鞋等20类产品实施关税配额管理。欧盟对中国出口的鞋类、陶、瓷餐具三类工业晶共9个税号项目下的产品实行数量限制等。此外，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为了维持公平贸易，关税和数量限制仍然是成员国实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重要手段。与传统的贸易手段相比，只不过针对的国家和针对的产品有所不同而已。十 新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关系从国际贸易发展史来看，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经常是交替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由危机一复苏一高涨一萧条的变化，国际贸易政策的走向也经历了保护贸易一贸易自由化一新贸易保护的过程。而在当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国际背景下，由于全球产业结构处于大的调整中，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导致自由贸易和新贸易保护同时进行。其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在WT0多边贸易谈判中，将贸易与环境、贸易便利化、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技术转让、贸易与债务、财政、电子商务等7个新议题列人多哈回合谈判中，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区域经济集团和双边贸易谈判发展迅速，对内统一实行开放政策，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一方面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启动“新加坡议题”；另一方面以巴西、印度、南非、阿根廷、中国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组成21国集团联合实行抵制。发达国家一方面在本国优势产业中极力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如美国积极推动电子商务、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谈判，将其纳入到W，rO框架下；另一方面在本国劣势产业中通过各种手段实行贸易保护，如对纺织品和服装实行配额，对农产品实行补贴等措施。美国大选后，由于国内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并且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在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消除，预计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盛行。但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自由贸易也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