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中方的表态是对美国232调查的回应,不是对美方301调查的回应。美方的301调查还没有公布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如果美方最终宣布,中方将坚决予以回击,以同样的规模、同样的金额和同样的强度。
崔天凯:没有证据横加指责行不通
针对美方指控中方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崔大使表示,美方指控没有依据。商业交易都是你情我愿,中国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如果有企业认为自身知识产权受到侵犯,应该向中方提供切实证据,诉诸中国法律解决,中方愿意提供帮助。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劈头盖脸加以指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当今全球的科技发展迅速,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都有责任,确保自己的人民能够受益于科技进步。我们应当共同应对这一过程中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是全世界所有政府的共同责任。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一个国家一定要取得科技霸权,而是我们应当如何让更多的人受益于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以使所有的经济体和所有人都能受益,让所有人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一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化法律体系,我们正在取得很大进步。如果有任何知识产权侵权的情况,中方愿意对具体的案例进行探讨,不论是跟哪个国家,中方都愿意依法进行处理,我们也希望在此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美此轮贸易摩擦升级,始于一份301报告。“301”报告是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可以利用这一条款中的规定,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家进行调查,基于301条款的调查,简称“301调查”。美方通过301调查采取对华贸易限制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违反WTO规则。
根据美国301调查报告,一个由相关领域专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跨部门小组估算,中国的四个做法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至少为每年500亿美元。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美国301调查报告中写到,“中国指示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及其资产进行系统性的投资和收购,或为这些投资并购提供便利,以使得中国公司获得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并在中国政府的产业计划认为重要的行业领域实现大规模技术转让。”
简单来说,就是美方认为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尤其是高技术公司的投资、收购,目的是为了掌握其技术所有权,然后转移回中国并得到利用、使用,且这不是公司行为,而是中国的政府行为。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这一条指控可笑又荒谬,完全是阴谋论。美国对外资并购和高技术出口均有严格审查:
“美国对外资的并购是有国家安全审查的。只要你收购的美国公司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尤其是高新技术、跟军事相关的技术的,往往是不能成功的。第二,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并不是像买东西一样,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了。这个公司仍然在美国运营,被收购的美国公司仍然是一家美国公司,所有行为是受到美国法律规定管理的。就算它想让转让技术,想转让就能转让么?真正的高技术在美国国家、政府都是有相应规定的。中国和美国谈了那么多年,就是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美国什么都不给卖。难道我买了你这个公司以后,技术就可以自由转移了?这不是开玩笑么?!”
美国针对高新技术投资为由发难,源于双边竞争压力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00亿美元,其中对美投资占比仅6.5%,为78亿美元。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引导调控下,中国对外投资更趋理性,房地产业、体育和娱乐业等非理性对外投资得到有效遏制,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对外投资进一步突出。对美投资以并购为主,投资主体由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室主任东艳表示,中国对美投资进入技术寻求型是正常的发展诉求,而美国以占比并不突出的高新技术投资为由指责中国,正因为它是未来双边竞争的主要行业:
“中国对美国投资更多是利用美国具有优势的行业,比如制造业、金融业、租赁、商务和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等等。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对美投资,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技术寻求型。技术寻求型投资是中国对美投资的重要动机,是企业对外投资的正常选择,当然也是其他国家对美投资的重要动机。301报告中提到了中国发展规划,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蓝图进行了设计,这种设计并不一定表明是要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美国这次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指责中国,很大程度是实施新的对中国的战略竞争计划。”
相比美国对中国毫无事实根据的指责,国家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茉楠说,种种结果显示,反倒是美国正在产业投资上设置更为严苛的壁垒,尤其是高科技、高技术领域,美国已由贸易保护主义延伸至投资保护主义:
“其实反过来看,美国现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反倒是加大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并购限制。前不久,特朗普政府刚刚否定了新加坡的博通收购美国高通公司。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因为新加坡芯片制造商博通可以为美国半导体的高通公司带来很大的产业链关联上的影响。所以特朗普政府认为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影响而否决了。”
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出手拦截,是担心并购会削弱美国在下一代移动技术上的竞争优势。而在面对中国的收购时,美国更是戴着有色眼镜,用“放大镜”审查,尤其是信息行业,几乎不给中国企业收购的机会。不仅阿里、腾讯、华为、中兴等大企业对美投资屡屡受阻,就连中资试图收购一家美国三线芯片公司的交易,也在上月被否。对于类似现象的一再发生,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遗憾”: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有关中国的企业在美开展的正常商业性投资并购,再次因为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原因受阻。我们不反对有关国家对外国投资开展正常的安全审查,但是我们对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投资设置“玻璃门”、“d簧门”的倾向表示担忧,希望有关国家能够采取切实的行动,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创造公平、公正、公开、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本周,美中两国相继公布对对方16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的清单,并决定自8月23日起实施。至此,由美方挑起、中方不得不反制的首轮相互对5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的贸易战,最终坐实。
美国这次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表面上是为了解决美中“不公平的贸易”,是出于美国内政治考虑,但其长期的深层次战略目的也显露无疑,这就是:美国必须对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打压遏制,以继续维护美元霸权、主导多边规则、获取最大经济利益。
美国建国只有二百多年,但从历史看,它对竞争对手的遏制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上世纪,美国曾有过两次被对手赶超的焦虑。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同时苏联也犯了致命错误,导致最终解体。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加上日本政府误判形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造成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当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由此可见,对美国来说,GDP的60%是一道红线,谁要是越过这道红线,美国就会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这与挑战者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或是否韬光养晦无关。
那么,美国到底使用哪些手段来打压竞争对手?日美贸易战显然是面镜子。二战后,日本发展外向型经济。1965年日美两国贸易首次出现日本顺差,至1994年顺差已达650亿美元,占美国总贸易逆差43.16%。日本经济体量也持续增长,1972年日本GDP排名世界第二,1992年达到美国GDP的60%,1995年达到美国GDP的71.1%。
在此背景下,日本纺织品、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和半导体行业先后被卷入日美贸易战中,美国对日贸易制裁目标伴随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依次升级,特别是针对日本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行业和半导体行业。截至1989年,美国贸易代表对日本共启动了24例“301调查”,大多集中在这两个行业。为与美国“握手言和”,日本被迫采取了支付和解金、在美投资建厂、自主限制出口并增加进口、缩减过剩产能等应对措施。
然而,贸易战并未削弱日本产业竞争力。于是,美国在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背景下,又设法继续削弱日本竞争实力。1985年,在美国授意下,五大国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开始大幅升值,至1988年,日本对美顺差收窄。但两年后,日本顺差再次扩大。由于美国没有解决国际生产分工、自身产业劣势、储蓄率低等根本性问题,美日贸易不平衡的趋势难以逆转。
2014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首次超过60%,跨越了美国能容忍的限度。在美国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力远大于以前的竞争对手,很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超过美国。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进行压制是必然的事。2017年8月,美国正式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并在发表的几份报告中给中国贴上竞争对手等标签,对华压制可谓变本加厉,步步紧逼。
但是,今日的中国不是当时的日本。
首先,中国有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以及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等新型合作平台,而当年日本严重依赖出口,尤其依赖美欧市场。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总值达到4.57万亿元,占外贸总值27.3%,超过同期中美贸易总值2.28万亿元,且增长率达11.3%。
其次,中国有稳定的政治制度和长期发展战略,而日本当时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一以贯之的经济政策。仅1989至2000年间,日本就经历4个政党执政,内阁换了9届、7任首相,党派之争和部门之争极大影响了日本政府对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的执行。
第三,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已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之深,将使美国关税“大棒”政策对美自身影响远超以往。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其200家供应商中约有31.5%来自中国;美国电视机装配厂家基础电子产品公司就因为无法承受贸易战以来从中国进口零部件的高昂价格,宣布被迫裁员126人,并即将关闭其位于南卡州的工厂。
中日两国同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被美国压制,且时间节点和被遏制的手段类似,但两国命运将截然不同。中国的发展根基不会被撼动,只要正确认识形势,清醒把握大势,办好自己的事,中国这艘经济大船,必将冲破各种险阻,继续前行。
来自新华网
近期,美国或将对16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8月2日,美方又宣布要把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的征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美国步步紧逼,中方不得不反击。8月3日,中方决定,将依法对自美进口的约600亿美元产品按照四档不同税率加征关税。
美国确实很强势,斗争确实很激烈。
但种种迹象也显示,白宫执意加征关税的反对声浪越来越高,要求美国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就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问题的听证会上,来自化工、电子、光伏等行业的82位代表纷纷发言。结果,只有6人赞同加征关税措施。
这场听证会,也让人们看清了白宫一直不愿面对的四个事实。
事实一:加征关税损害美国经济发展
听证会上,与会代表普遍表达了对加征关税损害美国经济,降低美产业竞争力的担忧。
美国半导体行业很着急。美半导体协会和半导体工业协会表示,在半导体贸易领域,美国对华一直保持着顺差,且从中国进口的逾四成半导体产品的生产企业是美本土企业或美资企业。他们警告,加征关税将提高美国企业成本,不利于研发投入,损害美国领先地位。
很多美国家庭也将受影响。美国零售业领导协会担心,征税将增加经销商、消费者、农民的日常成本,且消费品的供应链转移需要很长时间。
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旗下有超过2200家公司。在问询环节,该协会对提问官员直言,改变供应商来源实际是政府在破坏企业自主经营的能力,会导致高薪就业岗位在美国流失。
美国国家对外贸易委员会则表示,“301调查”的重点应是将中国带入谈判桌,以便解决问题,最终达成协议。关税和投资限制将损害美国利益,且无法改变中国行为。
事实二:加征关税扰乱美国企业供应链,一些工厂将不得不外迁
一手挑起贸易摩擦的美国政府,也非常关心两件事:一是美国企业能不能找到除中国之外的供应商;二是美国国内供应能否满足当前需求。
事实怎样呢?不少代表表示:不现实!
17家化工和塑料制品的协会和企业、8家集装箱行业协会和企业、3家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等业界代表说,中国是重要的化学原料和电子零部件来源地,很多产品仅在中国大规模生产,很难找到替代品。
哈雷摩托的生产线
再说了,美国国内供应一时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即使调整供应链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我们用了20年才同中国供应商建立现在这么密切的合作。如果更换供应商,至少需要2年。”来自纺织行业的代表罗伯特·欣施现身说法。
这样一来,一些美国工厂甚至将被迫迁至海外。
道理很简单,正如这些业界代表所言,加征关税将迫使企业提升产品价格,不利于美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美国制造”的象征——哈雷摩托宣布海外建厂,就很能说明问题。
事实三:加征关税,让美国中小企业诉苦不已
当天现场发言的多是美国中小企业的代表。听听他们的发言,听证会更像是一场“诉苦”大会了。
一家美国钢铁企业布林利-哈迪表示,加征关税使这个传承了五代人、拥有179年历史的家族企业正面临关门威胁,新的关税更是将让情况雪上加霜。
另一家也有120年历史的美国割草机公司表示,该公司产品主要是家用,加征关税将严重影响美国个人消费者。同时,加征关税还将会迫使公司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但这非常困难,将严重影响公司生产。
无疑,加征关税受伤害比较深的就是美国中小企业。
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在证词中指出,对华加征关税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严重伤害美国小企业,因为改变供应商对小企业来说尤其困难且成本高昂。
事实四:所谓“强制技术转让”就是个借口
所谓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指控,是美当局频频指责中国的口实之一。
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借口。听证会上,不少业界代表说了实话。
罗技、环球电子、班纳工程……这些在现场听证的企业都在中国设有工厂。他们的代表说,自己公司在中国并未遇到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
罗技公司在证词中说,公司并未许可或被要求许可,将任何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针对“301调查”报告中所描述的相关行政许可或许可要求的限制,罗技坦言:没遭遇过。
那么,“301调查”报告中的指责是怎么回事?其实,是美国故意混淆概念,将市场准入、市场监管等与强制技术转让无关的制度牵强附会成所谓中国实施“强制技术转让”的手段。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已承诺,不以技术转让作为核准外商投资项目的前提条件。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强制要求外国合作伙伴转让技术的条款。
反观美国,其政府、行业机构和大企业不乏联合阻止、打压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技术创新的先例。说白了,美方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想借着“强制技术转让”的外衣,打压中国的科技创新与进步。
对中国而言,无论美国如何歪曲事实,最重要的是按照既定节奏,坚定不移地走好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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