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侯为贵，与华为竞争20年，43岁缔造千亿中兴通讯传奇

他是个大器晚成的人，44岁下海创业，为国家打造出千亿市值的公司；他还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受到“航天教父”钱学森的器重，委派他赴美学习。

有人说，他不如任正非有远见才让国家吃了大亏。可公司出事那年，他已经76岁了，是他再次出山为公司争取了一线生机。

他就是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中兴通讯是怎样崛起的，又为何被制裁？侯为贵真的是没有远见的创始人吗？这其中又有哪些不被人们知晓的事情？

1941年，侯为贵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轻松搞定学业，属于实打实的学霸。

后来，他也如愿考上了南昌大学，大学毕业后便回老家西安当老师了。

上世纪60年代，中专老师在当时就是个铁饭碗。侯为贵本来以为会平淡地过完这一辈子。但是，他们学校却被改成航天部下属的691工厂。

就这样，他从一个好好的老师变成了工厂的技术工人。 不过，优秀的人不管干什么都不会很差。侯为贵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从技术工人一路升职到技术科科长，还成了国家第一批培养的工程师。

要说侯为贵的人生转折是从哪儿开始的？不是他当上技术科长，而是因为钱学森的一个要求。那时，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钱学森想为国家培养半导体方面的人才，便要求691厂开展研究半导体相关技术的工作。

因此，侯为贵被指派去美国学习，并引进相关技术和设备。去了美国之后，侯为贵被当时美国的高新 科技 深深的震撼住了，内心是五味陈杂。

他也明白了，我们国家必须加紧高 科技 产业的建设，刻不容缓。

1985年，回国后的侯为贵就被派往深圳，与香港的资本合作创办一家半导体公司——中兴半导体，由侯为贵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注意，这个中兴半导体公司并不是现在的中兴通讯，只是中兴的前身。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公司成立第一年，侯为贵带领的中兴只能做一些辛苦廉价的代工订单，一年下来也才赚到35万元。

这对见识过美国先进产业的侯为贵来说，就是耗时的低廉工作。侯为贵明白，有自主研发技术才是企业的核心。于是，他把目标瞄准到国内迅速发展的通讯产业，开始研制小型交换机。

1990年，中兴半导体推出了第一台数据数字交换机ZX500，这也是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事实也证明，侯为贵的想法是正确的。ZX500交换机作为国产交换机，从农话端市场开局，逐步撕开外企垄断的口子。

1992年，中兴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相较于六年前的35万元年收入，中兴的业绩实现了巨量翻倍。

随着公司利润的逐年增长，合资公司的香港资本方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双方的分歧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侯为贵觉得，公司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加大对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而香港的资本方却希望减少研发投入，多分利润好套现。最终，双方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

侯为贵带着自己的研发团队离职，并自筹资金建立了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随后，侯为贵找来691厂，与深圳广宇工业公司三者共同投资创建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中兴则正式成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这种模式也开创了我国“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新思路。

其实，从侯为贵分家坚持做自主研发就能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只想做代工的思维。在分家之前，中兴的研究院是侯为贵从691厂和陕西省邮电器材一厂抽调几十名技术骨干建立的；

成立新公司后，侯为贵又组建了中兴南京研究所，开始研发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

1995年，中兴研发的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 机 被认定为“目前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这款产品也让中兴的规模得到迅速的扩张。

与此同时，中兴与华为的竞争也在激烈地开展着。侯为贵选择低成本运营策略，以低价打击竞争对手。

确实，这招非常凑效！早期的华为一直被中兴压制，每次的大型项目招标都竞争不过中兴。但华为还是在竞争中顽强的成长起来了，两家公司都是咬着劲的往前冲。

只是，低价让中兴得到了甜头，也让在另一方面掣肘了中兴的长期发展。之后的几年，华为开始逐渐赶超中兴。

2000年，华为的年销售额已经增至220亿元，而中兴的销售额只有102亿元。

为了加快中兴的发展，侯为贵开始思考公司的战略转型，这就有了后来的手机业务和国际市场的拓展。

2002年左右，斯康达的小灵通想进入中国市场。但小灵通并不被国内企业看好，而侯为贵却认为这是个进军手机市场的不错机会。

这一次，侯为贵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国内电信业务分拆之后，小灵通迎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量。那时，几乎每家都有一部小灵通，它便宜又方便携带。

小灵通也成了那段时期中兴的支柱产业。2003年，小灵通的营业收入达到160.36亿元。靠着小灵通业务，侯为贵成功进军手机市场，2004年，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

2009年，中兴在海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了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在2018年的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5G测试量排名中，华为和中兴两家占据全球一半左右的市场份额。

但是，他们的强大却引起了美国的不适。在美国看来，中兴和华为都是他们的威胁。而且，我国已经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大力发展5G通讯，人工智能等高 科技 制造技术。

就是这个计划让美国非常“不爽”。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

为了阻挠中国的5G进程，美国开始找各种理由使绊子。他们把目标瞄准了中兴， 为什么偏偏是中兴被制裁？

有人说，是中兴的核心元件严重依赖进口，技术专利没有华为多。所以才成了被制裁的对象。

但是，侯为贵一直都没停止过在研发上的投入，他们的专利数量在我国也是排前几位的。或许事情不是表面看着这么简单。

看看现在的华为，有核心技术专利不是一样被美国制裁的艰难求存着吗？其实，美国就是不想看到中国崛起，它要制裁你，没有理由也会编个理由，想想伊拉克的“洗衣粉事件”。

对于中兴和华为的制裁，无非是一个简单点，一个难一点罢了。

中兴的制裁也给了华为一个警示和两三年的准备时间，可被制裁后的中兴又该如何自救？

2018年，侯为贵76岁高龄再次出山，亲自到美国进行谈判，几经周旋，最终以接受巨额罚款以及接受美国安排的监管人员入驻企业为代价，换来了与美国的和解。

断臂求生的中兴，此后加大科研投入，可如今的市场地位已经不复当年。

“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10多年的辛勤准备，终于到了报效祖国的时候。他向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那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但祖国的召唤，使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优越的一切。

1950年8月，钱学森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美国。但是，美国国防部以莫须有的罪名通过海关扣留了他。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钱学森失去了自由。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钱学森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熟悉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给陈叔通写了一封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的信，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当时，中美正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王炳南大使根据总理的指示与美方交涉。开始，美方不承认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但当王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时，美方才哑口无言。最后，美国政府只得无奈地允许钱学森回国。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之后用。我一块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955年9月，钱学森全家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行前，他去向他的老师、世界力学大师、美国超音速之父冯·卡门告别，并把自己的新著《工程控制论》送给了老师。冯·卡门翻看了书后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历经磨难，钱学森回到了祖国。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他就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无比激动。

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现在，新中国诞生了，他的强国理想终于可以实现了。

回国后不久，组织上安排钱学森去东北参观。一路上，他参观了新建的工厂、水电站、大学、研究所。从新中国成立6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中，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报国的信念。

参观期间，钱学森访问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陈赓大将特意从北京赶到学院接待他。陈赓热情地对钱学森说：“哈军工打开大门欢迎钱学森先生”。在参观到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时，陈赓问他：“我们能不能造出火箭、导d来？”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中国同样能造！”

陈赓听后哈哈大笑，激动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事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就此来请教他的。

回到北京后，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组建力学研究所的建议。1个月后，力学研究所即宣告成立，钱学森任所长。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他起草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d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钱学森的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同时授命钱学森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d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d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d技术人才。1957年2月，周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第一任院长。

期间，钱学森还参加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远大规划。钱学森担任了由12名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组组长。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其中，特别把发展原子能、导d、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作为重中之重的最急需项目。这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d。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d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d核武器。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当年，美国司法部逮捕钱学森，说他是共产党员。美国《纽约时报》后来曾报道说：“在1950年—1955年的5年中，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逮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1955年9月，在钱学森回国途中，停*菲律宾马尼拉港口时，有位记者还问他：“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我还没有资格当一名共产党员呢！”

钱学森是位爱国的科学家，为了回到祖国而抗争；钱学森不是共产党员，却因为爱国背上了“共产党”的罪名。但回国后的亲身经历，使他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58年初的一个晚上，钱学森来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家，郑重提出了入党要求。1958年10月，在钱学森回国的第3年，力学所党支部通过了他的入党要求。1959年1月，经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同年11月12日转正。这一天，钱学森激动得彻夜难眠。30年后，他还回忆到：“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从此，钱学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

“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是位大科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在他的书房里，不仅摆满了各种现代科学技术书籍，还有许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理论著作。让人尊敬的是，书房里还有他认真阅读过的《像雷锋那样做人》和《雷锋辞典》等书籍，他把雷锋的思想和行为从行为科学的高度，进行认真的概括和总结，力图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一般原则。

钱学森一生获得无数荣誉，但他最看重的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杨尚昆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钱学森说：“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在创建力学所期间，他按照技术科学的思想，主持建立了各个专业学科组，并积极倡导学术民主，在科学研究面前不论资历深浅，彼此平等。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近代力学系，并兼任系主任。在给学生讲课时，他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就把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毫不迟疑地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技术领导者，他不仅担负着技术抓总的重任，而且经常身临一线进行具体指导。在进行“两d结合”的导d核武器发射试验期间，为了确保人民的安全万无一失，他竭尽心力。导d上的元器件成千上万，任何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都可能影响导d的安全和可*。他就以表格的方式，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一列出来，详细到晶体管、电位器、电容器、开关插座、螺钉螺帽等。这对需要思考诸多大事的技术统帅来说，是何其可贵。

许多了解钱学森的人都说，他是大科学家，但心里始终装着人民。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而这时也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为了保证科技专家的正常工作，党和国家想尽办法给以照顾。聂荣臻元帅特意送去一些猪肉，交待给钱学森补充营养。有一天，炊事员看见钱学森太劳累，就为他做了一碗红烧肉。平时和颜悦色的钱学森，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批评工作人员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们居然给我做红烧肉，党性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钱学森又把自己刚出版的两部科学巨著的稿费作为党费上交。他说，我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在领导国防科技工作期间，钱学森经常深入地处沙漠戈壁的试验基地。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人民生活的艰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还牵挂着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思索着如何用科学改变那里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发展沙产业的思想。他说：“我国沙漠和戈壁大约16亿亩，和农田面积一样大。沙漠戈壁并不是什么也不长。”“沙漠和戈壁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沙产业就是在‘不毛之地’搞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这可以说是又一项‘尖端技术’！”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奖100万港元，捐给了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

钱学森现已94岁高龄，依然关心着国家的长远发展，思考着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今年3月29日，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从美国的大学教育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教育方法，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谈到中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从“两d一星”的研制成功谈到我国今后的长远发展。他寓意深长地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这就是钱学森——一位人民科学家的忠诚。

归国之后的钱学森，潜心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多年来默默付出，为中国的导d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归国之后的钱学森，由于研究领域的敏感性，许多工作迄今仍不为公众所知。

但众所公认，尽管在钱学森归国前后，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钱伟长、赵忠尧、郭永怀、吴仲华等科学家在推动研制两d一星上做出了相当多的工作，完成了理论和结构设计，但促成中国研制的火箭可以在技术上与美苏相抗衡，关键性的领军人物是钱学森。

仅仅归国3个月，钱学森就和钱伟长一道创立了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着手为中国培养第一代航空航天专家。他参与编制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选择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为国家最重大最紧急的发展方向。

他推动创建了有“中国火箭和导d的摇篮”之称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院长。作为组织领导者，他参与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d、第一枚中程导d、导d核武器、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和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和发射。

扩展资料

钱学森的成就和贡献有：

1、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钱学森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之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2、钱学森一生默默治学，但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所选择的，既是一个科学家的最高职责，也是一个炎黄子孙的最高使命。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

3、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4、辗转回国，钱学森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硬劲；力学、喷气推进、航天技术，钱学森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上的牛劲；东方红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奔月，钱学森给中国航天事业打了足够的底劲。今天，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所开拓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干劲十足。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钱学森归国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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