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夏淅
编辑 ✎ 邢昀
“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
武汉，中国经济地理的中间位置，常住人口1100万，九省通衢，占尽交通优势，也成为承接南北交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南来北往的码头文化孕育出这里大胆、热辣、江湖的城市性格。
曾经凭借深厚的工业基础，武汉一度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但改革开放后，武汉发展逐渐迷失，经济结构调整中一度掉队。
作为全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从这里走出来的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都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的“名角儿”，但武汉却没有抓住互联网行业起飞的最初风口，没有诞生一家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巨头。
“桃李天下”的背后，并非武汉的无私，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无奈。
如今凭借光谷和科教优势，老工业城武汉试图翻出新一页。
重工业底色鲜明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写道，武汉拥有“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一南一北，不三不四。
武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左右逢源到腹背受敌。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大笔一挥，汉阳铁厂、湖北q炮厂等相继创办，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工业重镇。
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为武汉立过这样的构想，“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历史 积累深厚，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起发展重工业的重担。
“钢铁要过关（山海关），钢铁要过江（长江）”的口号下，以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武字头”企业为典型，国家将大批重点项目建在了武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还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
重工业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刚猛之势，也套上了枷锁。
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政策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大潮之下，“国有体质”明显的武汉面临巨大压力。1990年，武汉在全国的GDP排名一下子从上年的第九位下滑至第14位，此后武汉与第一梯队差距拉大。
重工业式微之下，武汉不断挣扎转型。2007年开始至2019年，从武锅的亏损、出售，到武钢、宝钢合并，武船并入中船集团，曾经盛极一时的“武字头”企业，各自找寻新路径。
在这期间，武汉市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从2012年的30.9%大幅下滑至8.1%。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员占比也从47.4%下滑至15.01%，依托国有企业和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渐渐制约了武汉的经济活力。
见证过钢铁产业的辉煌，重工业时代带来的硬核属性，以及码头文化描出的底色，让武汉在互联网世界以“朋克之城”意外走红。
金属的、叛逆的、烟火气的种种城市基因，成为朋克文化的完美土壤，这里诞生的生命之饼、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等朋克乐队，用喧闹的旋律留住了武汉曾有的浓烈工业气息，还有那些用钢铁堆砌出的记忆。
迷失的二十年
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武汉一度陷入迷失。
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一站到达武昌，专列停留29分钟，“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里提出。然而一大批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时，老工业城市武汉转身缓慢。
重工业遭遇重创，较为封闭的经济环境，相对“内向”的贸易，这些都使得武汉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始终缺乏鲜活的“血液”。
武汉曾经全国闻名的汉正街，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历了阵痛。
汉正街，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1979年率先恢复了小商品市场，给103位待业青年和 社会 无业人员颁发了小商品营业执照，扔掉“投机倒把”的标签。
按照后来人的评价，“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
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汉正街经验吸引了无数湖北周边省市的小商贩。1985年，汉正街个体户达到1542户，销售额突破了5亿元。
而随着沿海地区一批批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汉正街在1991年首次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超越。
义乌逐渐走向国际，而汉正街却和武汉一起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低谷期。
在国家非平衡战略之下，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先后于2000年、2003年落地，中部排头兵武汉深陷“中部塌陷”的焦虑，武汉市市长曾于两会期间三问“武汉在哪里”。
出口的数据可以明显反应武汉的迷失，Wind数据显示，相比于郑州、成都两个内陆城市，以及杭州、广州两个沿海城市，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始终较低，而这对于需要开放性的民营经济长期发展而言并非喜事。
直到2006年“中部崛起”刺激下，武汉才开始有所蜕变。
一方面重塑城市建设，试图摆脱“大县城”的印象。彼时，武汉市内据说有大大小小五千多个工地，到处尘土飞扬。
另一方面，寻找新的经济支柱，复兴大武汉。
这期间，武汉开始承担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改革创新试点任务，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国家中心城市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
2019年9月，武汉市政府发布新的《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计划到“十四五”末，汉正街年交易额将突破3000亿元，着力发展跨境电商，“内向”的汉正街，或将由此转变。
武汉追上了一些，但前路仍长。
离开又回来的“雷军们”
武汉，国内在校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平均来说，路上每10个人里，很可能就有一个大学生。
这里的高校为互联网行业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包括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以及名震江湖的华科帮，但武汉并没有因此坐上互联网的快车。
1991年，武大毕业的雷军，和三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了三色公司，稍显老式的名片上，印着武汉市武昌XX饭店103室的办公地址。
可惜仅仅半年，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雷军的总结中，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并不能弥补 社会 资源、资金和经验的不足，受挫的雷军最终选择了北京。
而雷军，只是每年走出武汉的三十万分之一。
作为全国大学生比例最高的城市，武汉市拥有130万在校大学生，83座普通高校的教育资源，在数量上仅次于北京，每年产生3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教育大都市。
可惜坐拥大量“一手”人才的武汉，并不具备留下他们的吸引力，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武汉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
据统计，2019年武汉大学生留存率为64.8%，在全国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五，并不算低，但两所985高校武汉大学和华中 科技 大学，毕业生留汉比例仅分别为26.08%和27.02%，在同期二十所二线城市一流高校毕业生本省就业率的排名中，分别位列倒二和倒三，仅强过沈阳的东北大学。
长久以来在武汉占据重要地位的制造业普遍利润较低，用人成本也低，形成了武汉整体偏低的工资水平，这成为武汉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除此之外，在武汉为人称道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集中在半导体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每个领域内突出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目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林雨告诉市界，在她的概念里，武汉还没有足够吸引她的、特别理想的公司，工资也比较低，大概率会选择离开。
市界统计了当前武汉59家A股上市公司2018年的净利润，规模在163.22亿元，对比杭州、深圳的716.46亿元和4378.41亿元，武汉仅是杭州的22.78%，深圳的3.73%，差距相当明显。
毕业于中南 财经 税务专业的思可则表示，她的同学大多去了北上广深的事务所、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留在武汉的几乎没有。
华科大毕业、现就职于华为光谷研发部的黄彭彭认为，在他所从事的IT行业里，薪资水平和可选企业数量，是他的同学们离开武汉前往北上广深的主要原因。
武汉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经济要发展，需要在人才留存方面下一番功夫。
2017年武汉新启动的“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和“百万校友资智计划”，想在5年内留下100万大学生，并邀约全球武汉校友智力回归、资本回归。知名校友雷军和泰康保险董事长陈东升，都成为武汉市招才局首批请回的“招才顾问”。
而以光谷为核心，武汉在错过一轮轮风口后，最终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尾巴，斗鱼等土生土长的武汉互联网企业正越来越多。
截至2019年底，“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专场活动累计签约项目总投资已突破2.6万亿元，而2020年1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称，“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已实现新增留汉大学生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原计划。
更多的人，才有更多的希望，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武汉市净迁入人口16.69万人，相比2015年和2016年的净迁出状态，已经是一个转变。
武汉“第四镇”，光谷
区别于文教中心武昌、商业中心汉口和工业中心汉阳，光谷正在逐渐发展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武汉“第四镇”。
但这一段路，光谷走得并不容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区后，又在2001年凭借高校科研实力，在众多竞争城市中获得了“光谷”的称号，定位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
经过多年培育，光谷的长飞光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和光纤光缆供应商，对5G产业影响甚广；长江储存代表国内储存芯片的最高水平；而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的华星光电，也代表了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
成果虽丰，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局面也在光谷逐渐形成。
互联网行业成为风口的近几年，武汉在这部分却几近空白。直到最近三四年，光谷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对标美国硅谷向高 科技 产业聚集地转型。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将武汉光谷确立“第二总部”。继雷军系企业小米 科技 、金山软件、顺为资本先后落户光谷后，其好友周鸿祎也带着奇虎360而来。此外，尚德、VIPKID、51 TALK、猿辅导等一系列在线教育企业入驻光谷，让这里成为在线教育的重要基地。
截至2019年底，共有86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相继在光谷设立总部或第二总部，带动的就业岗位达到3万余个，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丰富武汉的产业结构。
在武汉小米工作的小琦告诉市界，2016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那里还没有什么机会，现在从北京调到武汉，主要是考虑到更小的生活压力和不变的薪资待遇。
但同时他也认为，光谷的互联网产业目前还是处在发展初期，和北京相差甚远，不仅头部企业较少，很多在武汉的业务也都相对边缘。
光谷在不断做出尝试，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半径。
原先以光谷转盘为标志性中心的光谷老城区，已经逐渐装不下高速成长的 科技 公司，向东溢出，以光谷中心城为中心再建一个光谷，相比光谷老城区具有规划更合理、面积更开阔等优势。 重点引进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商务办公等，新来的小米就落地于此。
从房价来看，2015年以前，光谷所在的洪山区，房价一直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2016年7月首次以1.14万元/m²的价格实现反超。2020年1月，光谷1.89万元/m²的房价，高于洪山区均价，更是高于武汉市均价，无疑是更具活力的存在。
真要和美国硅谷相比，光谷面前当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武汉的希望。
几十年的发展 历史 ，武汉的路径可以用一个“N”字来形容。而在经济快速追赶，硬件提升之后，城市管理成为新的重要议题，亟待升级。
如今，武汉身处风暴中心，再次敲醒警钟，经济发展需要与公共管理、 社会 服务等其他环节联动提升，才能让城市的根基更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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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建立于1954年9月，前身是组建于1949年10月的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1955年院系调整后成立专门的北京邮电学院，1957年仿照东欧集团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1998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信息产业部，国家邮政局为其管理的国家局。邮电部从此被正式撤销，其职能由信息产业部与国家邮政局接管，其后信息产业部再并入工业和信息化部。
1 与光纤结缘
上世纪50年代，为了培养更多邮电专业技术人才，助力新中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国内先后成立了一批邮电技术专科学校和学院。其中，有一所学校，位于华中重镇武汉，名叫 武汉邮电学校 。文革开始后，武汉邮电学院的发展陷入停滞。1969年，这所学院被撤销，改为邮电部528厂。1974年2月23日，邮电部正式发文，在528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邮电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光纤之父，赵梓森生于1932年，是广东中山人。1949年，他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后来，因为对农学不感兴趣，所以退学重考，考入了位于上海的大同大学。1952年，大同大学被撤并，其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于是，1953年，赵梓森以上海交大毕业生的身份毕业。
1954年9月，赵梓森结束实习，被分配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武汉电信学校，成为一个普通老师。后来学校变工厂，他也从老师变成了技术员。1971年，邮电部电信总局将此前在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立项的一个大气激光通信项目调入528厂。厂领导不太看好这个项目，将赵梓森任命为项目组负责人兼光通信研究室副主任。于是，赵梓森正式开始接触光通信。
当时，受1966年高锟那篇经典论文的影响，国内已经有机构开始研究光纤通信。1972年3月，中科院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启动了名为“723”机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为了研制光纤。赵梓森对光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仔细研读了高锟的论文后，他还专程前往福州，参观福州物结所的研究进展。从福州返回武汉后，赵梓森果断向528厂的领导建议，将光纤研究纳入厂里的科研规划。不仅如此，1974年8月，赵梓森还专门撰写了《关于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的报告》，并先后向邮电部科技委和国务院科技办公室作详细汇报。
不久后，国务院科技办公室同意，将光纤研制项目列为国家“五五计划”的重点赶超科研项目。邮电部科技委也将该项目列入了《邮电部十年科研规划》，拨发经费给予支持。就这样，武汉邮科院正式走上了光纤通信的研究之路。
1977年，赵梓森领导的10人团队，在经历了氢气爆炸、化学中毒等无数挫折之后，终于在一个简陋的清洗间里，拉出了中国第一根石英光纤，创造了历史。当时，这根光纤是一根短波长、阶跃型光纤，长度为17米，损耗为300dB/km。
赵梓森拉出第一根光纤后，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即便是武汉邮科院自己，也没有太把光纤当回事。作为直属邮电部的科研型机构，武汉邮科院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光纤通信，而是同轴电缆、微波、载波、传真、电报，以及毫米波通信。
不久后，赵梓森迎来了一次机遇。
当时，全国都在宣传“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邮电部就搞了一个“学大庆”展览会。在展览会上，赵梓森的“玻璃丝通信”大放异彩，获得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认可。很快，邮电部就将光纤通信列为国家重点项目。然后，整个武汉邮科院的研究方向，整体转向了光通信。谁也没有想到，赵梓森和他的“玻璃丝”，就这样改变了武汉邮科院的命运，也改变了武汉这座城市的命运。
2 体制改革
1985年，武汉邮科院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命运转折。这一年，国家开始推动国有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作为邮电部直属的两大研究院之一，武汉邮科院也在改革之列。1986年，武汉邮科院的体制改革进入实质 *** 作阶段。当时，邮电部提出每年减少武汉邮科院20%的经费，到1990年，武汉邮科院必须实现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这个压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1987年，江廷林开始担任武汉邮科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武汉邮科院将下属的激光通信研究所、固件器体研究所、光纤光缆研究部、市场经营部等若干部门 , 调整组合为 光电端机 、 光纤光缆 、 光电器件 、 无源器件 共四个复合型经济实体。
每个经济实体，均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 , 各自具备科研、开发、产业、营销四大功能。（其实就是分公司了。）为了进一步发挥企业人员的能动性和积极性，武汉邮科院还在财务管理上采用了“一级管理，二级核算”的独立核算机制，不断拉开四个经济实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鼓励经济实体之间的竞争。在改革举措的刺激下，武汉邮科院的科研能力和市场表现大幅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达到90%以上。
1988年5月，武汉邮科院与武汉信托、荷兰飞利浦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光纤制造公司，命名为 长飞光纤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长飞之外，武汉邮科院还先后向江苏吴江电缆厂和浙江富阳通信材料厂输出设备和技术。这两家企业，也就是今天的亨通和富通，同样是行业知名的光通信企业。
1988年，在武汉邮科院的支持下，国内在“武汉—荆州”建成了第一条省级光纤干线。这标志着我国光通信技术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一年，全国共铺设光缆1.7万公里。1989年，同样是在武汉邮科院的主导下，国内完成“合肥一芜湖”的我国第一条四次群单膜直埋式光纤通信工程。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电信网络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国家“八横八纵”骨干网的建设，极大地刺激了光纤、波分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武汉邮科院不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业绩不断增长，始终在国内光通信企业中处于领导地位。1993年，“上海—无锡”国家一级干线光通信工程正式开通，意味着国内光通信技术达到国际水平。
还是这一年，由武汉邮科院总负责，国内完成了全长4700公里的京汉广架空光缆工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架空光缆工程，打通了中国南北通信的大动脉，也打破了我国光通信一级干线被国外设备垄断的历史。在那之后，武汉邮科院率先推出了国内第一套565M PDH、第一套2.5G SDH、第一套10G SDH，以及第一套32*2.5G波分复用系统。
整个八九十年代，邮科院几乎承担了国家光纤通信领域所有的重大科研课题，取得了三百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1995年，武汉邮科院的产值达到5.5亿元。
3 烽火诞生
1995年前后，国内电信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邮电分营、政企分开、电信重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相继实施，我国电信市场从垄断走向开放，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当时中国大陆电信网使用的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在业内流传着“七国八制”（产品主要来自7个国家，涵盖8种制式）的说法，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和通话质量低下。当时为了加快经济建设，国家鼓励邮电通信技术改造，提倡“市场换技术”。尽管这一政策加快了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客观上也导致了电信网设备一直依赖进口，形成垄断。
虽然此前武汉邮科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体制改革，但自身传统事业单位的体制并没有发生改变。邮科院的内部，仍然存在观念落后、机制不活、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束缚了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也使得自己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很快，1999年，武汉邮科院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那一年，国务院颁布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文件，鼓励科研机构面向市场化，进行企业化转制。
1999年5月28日，时任总书记亲自到武汉邮科院视察，鼓励他们大胆改制。于是，这一年的年底，12月25日，武汉邮科院联合国内其他10家企业，共同组建成立了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烽火通信”。
4 烽火子公司
光迅科技。它是烽火系里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光迅科技全称是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前身是武汉邮科院下属的固体器件研究所（成立于1976年）。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是光器件、光模块等，服务对象是华为、烽火和中兴等设备厂商。它是国内第一家具备光电器件芯片关键技术和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企业。光迅科技还100%控股了一个武汉电信器件有限公司，也就是常说的WTD。这家公司成立于1980年，做光有源器件，很有实力，知名度也很高。2012年，武汉邮科院将其划给了光迅科技。
武汉虹信成立的时间很早，1998年就成立了，当时是为了研究移动通信直放站的课题。后来，虹信的业务逐渐扩展到室内分布系统、天线、视频监控、开关电源等领域。竞争不算激烈，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长江通信全称是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它其实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长飞光纤的最早股东之一——武汉信托。虽然长江通信是上市公司，但主要业绩依赖于长飞，自己的核心业务比较杂，从事一些物联网、节能照明、通信配套等产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2016年起，长江通信进行了业务转型，剥离了传统的通信业务。核心业务转型为基于卫星（北斗）导航应用和行业信息化需求，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提供产品和解决方案。至于效果嘛，反正就是不好，一度濒临ST。
武汉理工光科股份有限公司原来是武汉理工大学下属的一个企业，成立于2000年，以光纤传感器为主业。2009年，烽火创投收购了理工光科。后来，理工光科发展成为基于新一代光纤传感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企业，2016年在创业板上市。
5 烽火子公司
2011年，武汉邮科院设立 烽火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实行邮科院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化改革。
邮科院除光纤通信技术与网络国家重点实验室、网锐实验室、研究生教育及后勤公司外，其经营实体全部平移到烽火科技集团。事实上，邮科院和烽火科技集团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基本上可以等同。
2011年，我国通信网中每9公里光缆，就有2.5公里是由武汉邮科院研制生产的，还有5公里，来自邮科院曾技术扶持过的国内制造企业。在光电器件方面，邮科院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稳居领先地位。2012年，武汉邮科院（烽火科技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68亿元，年增幅达到20%。他们的光通信系统设备及光纤光缆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前三位；光器件产品排名国内第一；直放站和室内覆盖系统排名国内第二；光纤收发器排名国内第一。
此时的武汉邮科院，已经由一个科研院所，发展为中国领先、世界知名的信息通信领域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全球唯一集光电器件、光纤光缆、光通信系统和网络于一体的通信高技术企业。
2018年7月，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重组之后，两家公司将并入新成立的 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也就是说，烽火与大唐合并，变成了“中国信科”。
6 长飞光纤
1988年由原中国邮电部、武汉市政府和荷兰飞利浦公司共同投资兴建；后由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华信邮电经济开发中心、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德拉克通信科技公司共同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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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史：率先创办激光专业 确立国内学术地位
武汉人知道“激光”，还是原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1971年到教育部开会时头一回听说。当时，国内只有中科院从事激光研发。看好这项新技术的发展前景，朱九思回到武汉后，很快就开设了激光专业。
1978年，学院的李再光教授发现国内研发的高功率二氧化碳横流激光器，与国外同类设备相比有很大差距，决心自主研发。于是，华中工学院光学工程系应运而生，研制出的国内首台2kw高功率二氧化碳横流激光器，为学院获批国家级实验室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老一辈专家的拼搏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初，华中工学院的激光技术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武汉相继成立了数家以高科技激光产品为主的企业，以楚天激光、华工激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很快涌现。
创业：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武汉激光“产学研”融合发展
武汉科教资源雄厚，光机电多学科交叉互联，产学研融合是天然优势，但三者并非最初就是有机一体。
1997年，华工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整体改制为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华工科技的前身，由此开启了市场化运作之路。公司的实验室技术水平并不输国外同行，但产品利润却几乎为零。在激光器方面有所研究，但是做成激光装备，比如说激光切割、激光加工应用等方面还是缺乏经验的，也没有基础 。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很快就获得了一些技术方面的资源。
多年来，从华工科技走出了中国第一台光纤激光器、紫外激光器、皮秒激光器、飞秒激光器等产品，都已广泛应用于3C电子产品制造、汽车制造等行业，助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哪里有需求，武汉激光产业的研究方向就聚焦到哪里。
创新：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 面向未来做强价值链
进入21世纪，光纤激光器兴起。2007年，通过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掌握光纤激光器技术的闫大鹏博士回国，与华工科技合资创立锐科激光，开启了中国工业光纤激光器的国产化产业化进程。（2011年航天三江入股）
2013年，首台国产万瓦光纤激光器在锐科激光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自主研发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历史，让同类进口产品价格从最初的700多万元直接降到了70万元左右。2016年，锐科激光联合华工科技起草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光纤激光器行业标准，并参与编制了我国首个激光产品的国际标准。如今，锐科各类光纤激光器生产规模全球第二、全国第一，市场份额2020年位居全国第一。
东湖高新区激光企业已达200多家，激光企业密度全国领先。2020年，激光企业总收入突破200亿元，覆盖高、中、低功率各类气态、固态和光纤激光企业，在激光器、工业激光加工设备、医疗激光设备等领域，形成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目前，武汉的激光产业发展已形成“五大”片区，即江岸区，为中小功率激光企业；光谷大道，是激光产业长廊；光谷庙山，则是华工科技园区；青山区，钢铁激光焊接；沌口开发区，汽车激光焊接。
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星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
1 华为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供应商，2007年在武汉成立华为武汉研究所，2011年入驻武汉未来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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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星光电
华星三期项目，总投资160亿元。建厂武汉光谷，创武汉市单体项目投资之最。LTPS面板属高端面板，目前国内仅两条生产线，作为武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支柱产业的领军代表，华星进一步乘胜追击后将实现LTPS、AFFS、OLED、Touch panel等新技术的应用。
https://display.ofweek.com/2020-11/ART-8321301-8500-30470868.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0713937
3 天马微电子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17日，由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和湖北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16亿元人民币。公司主要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提供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并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https://zhuanlan.zhihu.com/p/44730299
http://szfzg.wuhan.gov.cn/book/dfz/bookread/id/117/category_id/11243.html 东湖高新区志
1998年7月22-31日，应我国台湾光电协进会的邀请，我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团一行6人由当时中科院半导体所副所长陈良惠研究员带领去台湾作了为期9天的参观访问。台湾光电协进会是台湾光电子的行业性协会。在台访问的最后一天是两岸学者的交流。陈良惠团长介绍了我国信息光电子方面的研发情况。我介绍武汉地区光电子（激光、光纤、光电子器件、光通信系统等）的发展状况。这一活动在赴台之前并未安排，且当时还缺乏计算机制作的PPT，只是使用透明胶纸的投影。
在我的发言中展示了一幅武汉在国内颇具优势的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系统设备、高功率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等光电子研究与生产企业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而且这些企业均分布在华中理工大学周围。当时华中理工大学在激光器件和激光加工方面有很好的国内优势，有国内最早获批准的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国家激光加工工程中心，有第一批获准的“物理电子学”博士点，主要培养激光技术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我所在光电子工程系在激光、光纤通信、红外和光学仪器方面还培养较多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各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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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们学校的一些毕业学生在学校周围创业，如创办了华工激光、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企业。有些毕业生成为周围一些光通信、光电子企业内的高级管理人才或技术骨干。在华中理工大学东边有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外合资长飞光纤光缆厂（现在的生产规模为全球首位）；在我校西边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国内最早研制出光纤、最早研制出光纤通信设备和第一个光纤通信示范工程以及承担国家光纤通信各群次（二次至五次群）的示范推广工程，该研究院还有当时在国内唯一能生产光纤通信实用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中外合资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还有研制其他光纤通信所需的其他无源器件（连接器、光隔离器、耦合器等）的一个固体器件研究所（后来武汉邮电科学院演变为享誉国内外的烽火科技集团、光讯等一批实体公司，其产品销售国内外）。
当时在台湾讲解完这幅图后，我冒出了一句：“这很类似美国当年的硅谷”。虽然这只是一个类比，还可能是言过其词，但这却成为我随后提出“中国光谷”建议的灵感所在。
1998年8月，又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和华南师大邢达教授一道去英国参加在英华人学者的一次光电子学术会。会后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当天中午参观该大学博物馆时巧遇我校当时的校长周济，他当时正好率一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在英访问。他见我的第一句话：“黄教授，看来光电子要大搞”。这只是他在英访问所获得的一个感受，但对本身从事光电子研究和教学还担任我校光电子工程系系主任的我来说，这无疑又增添了新的兴奋，甚至曾妄想地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华中理工大学应起到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当年推动微电子产业那样来推动本地区光电子产业的发展。
回国后在周济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起草并向武汉市政府提出“关于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经周济校长同意，该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名义于1998年12月18日正式递交给武汉市。
2000年春节大年初一，当时已是湖北省委常委、兼任省科技厅厅长和我校校长的周济教授召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袁善腊主任（后为武汉市副市长）、郑永新副主任、唐良智副主任（现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侯汉平副主任、赵梓森院士和我在我校行政楼会议室开会。他尖锐指出“开发区抓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要抓光谷建设、抓光电子！”我深深体会到，省、市和开发区领导在2000年确定将光电子放到重中之重来抓。同时启用“武汉•中国光谷”这一专有名称，寓意中国光谷在武汉。成立了以罗清泉市委书记为组长、省委常委周济为副组长的“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领导小组。特别是罗书记、周济校长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光谷建设紧锣密鼓开展起来。
周济校长还从他所领导的省科技厅借调多位领导干部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兼职，充实领导工作。抓建设规划，规划在58 km2的区域内，发展以光纤、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设备和光存储为代表的信息光电子产业；发展以高功率激光器及其应用的能量光电子；发展电视显示在内的消费光电子；抓原有光电子企业的产品升级和扩大规模；积极招商引资，争取海内外知名企业来此发展。罗书记和周济校长多次到国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汇报，争取国家支持；许其贞等13名湖北籍全国政协委员在2000年全国政协会上为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呼吁。
与此同时，大造宣传舆论，动员湖北省、武汉市的广大群众理解和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使省市领导提出的“举全省之力，集全市之力建设‘武汉•中国光谷’”的口号落到实处。武汉建设“中国光谷”的决心得到国家多个部委的理解与支持，国家科技部、原国家计委分别于2001年2月和7月发文支持“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
正当“武汉•中国光谷”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武汉发展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时，国际上的IT泡沫正在悄然形成。
然而必须面对其对发展中的“武汉•中国光谷”的负面影响。我给罗清泉书记写了一个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的报告并拟当面呈给他。他即时在市委接待了我，他完全同意我的分析。次日，市委秘书长携我写给罗书记的报告和罗书记的批示来我办公室，罗书记尖锐指出，IT泡沫本身是一种发展不健全的表现。并建议我将此报告作适当修改后在《长江日报》发表（图2为2002年10月23日《长江日报》第一版，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
“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未受当年国际光电子产业下滑的干扰，反而视为其抢占国内外光电子市场的机遇。原有大型光电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显著增加；全球500强企业中有80多家企业和海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如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星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投资约200亿生产集成电路的新芯国际公司，加强了本地区微电子与光电子相结合协调发展的能力，在大数据存储芯片上形成新的亮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3551”人才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此创业；“武汉•中国光谷”的地域规模一扩再扩，由最初规划的58 km2扩展至158 km2，再扩展到目前的518 km2，以容纳其内约三万多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相应的经济规模呈指数增长。1998年该开发区企业总收入为130亿元，2006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04亿元，2014年突破8000亿元而达8526亿元，如图3所示。计划到2020年将突破30000亿元。
为给“武汉•中国光谷”建设提供后盾，我国在光电子领域唯一的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现为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于2003年由科技部正式批准筹建，旨在加强光电子学科中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还有56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科研机构以及48所高校，能为“武汉•中国光谷”在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竞相协调发展格局中，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2000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将“光谷”作为商标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其他地方不能再使用该名，而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专属权。为此， 武汉市公证处还对我所提中国光谷建议书做过公证，见图4。夜幕降临，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行政楼楼顶“武汉东湖 中国光谷”8个巨大的霓虹字体格外醒目，映红了东湖湖面。这8个字也诠释着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成“中国光谷”的决心和气魄。
据华中 科技 大学官方微信22日消息，5月6日，华中 科技 大学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 探索 面向未来的前沿科学。华为公司董事、战略研究院院长徐文伟，校领导李元元、许晓东、张新亮参加活动。
徐文伟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华为与华中大具有深厚的合作友谊，华为的发展离不开华中大长期以来的支持。他介绍了华为成立创新研究院的初衷与计划，未来华为将围绕信息全流程开展全方位的 探索 ，不断开拓创新。徐文伟表示，在面向未来的科学探究中，大学、科研机构是华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与华中大的战略合作，共同促进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积极应对产业发展面临的技术挑战。
华中 科技 大学校长李元元指出，华为是处于行业国际领先地位的龙头企业，引领着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华中科大始终高度重视与华为的各项合作。他强调，当前华为与华中科大都处在 历史 发展的重要阶段，都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双方应共同站高望远，紧密合作，把握科学和产业发展大方向，共同推动中国创新走向新的高度。李元元希望双方通过战略合作，继续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双方更好的发展创造新局面，为国家前沿科学研究提供更大助力。
华中科大科发院院长朱宏平、人事处处长周莉萍分别介绍了学校 科技 工作、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的相关情况。华为武汉研究所技术合作处处长凌黎介绍了华为与华中科大合作的情况。
签约仪式前，张新亮陪同徐文伟一行前往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观看了研究中心形象宣传片《创新点亮未来》，听取相关专家的项目介绍。甘棕松教授、国伟华教授、张静宇教授、熊伟教授、朱䒟教授、韩宏伟教授先后介绍了相变存储器及三维相变存储器、多通道干涉大范围波长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纳米晶玻璃五维光存储技术、大功率连续光纤激光器、3D打印、9nm线宽双光束超衍射极限光刻技术、飞秒激光微纳4D打印技术、数字PET、脑连接图谱、可印刷介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项目。缪向水教授专题汇报了下一代信息存储技术的相关研究进展。
下午，副校长许晓东陪同徐文伟一行先后前往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引力中心及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参观。
在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中心主任李亮教授介绍了强磁场中心的国际排名、在建项目、部分装置的科学原理、技术应用等。徐文伟深入了解了中心的电磁成形技术、电涡流制动技术等，并参观了控制室、物性测试站、低温物性站等场所。座谈会上，双方就材料研究方面的合作进行洽谈，并就芯片可靠性检验方式、磁控软体机器人及永磁电机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探讨。
在引力中心，物理学院党委书记张凯介绍了引力中心在地球测量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在太空领域的研究计划“天琴计划”。座谈会上，周敏康副教授介绍了引力中心的科学研究平台、应用基础研究等。双方就量子精密测量、MEMS时钟，以及引力波在通信方面的应用可能性等进行了探讨。
在下一代互联网接入系统国家工程实验室，闫志君副教授、邓磊教授、鲁平教授、付松年教授分别介绍了分布式微结构光纤DAS系统、安全光纤通信技术、分布式光纤气敏传感技术、高速全光信号处理等，并与徐文伟一行就相关技术在通信方面的应用进行探讨。
华为武汉研究所、华为战略研究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华中科大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活动。
据长江日报此前报道，在对华为6000多名员工信息的分析整理发现，毕业于华中 科技 大学的华为员工与电子 科技 大学并列总人数第二，约有2.1%。而任正非之女孟晚舟也是其中一员，她毕业于华中科大前身之一的华中理工大学，拥有该校管理学硕士学位。
位于湖北武汉的华中科大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于2000年5月26日合并成立，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和“985工程”建设高校之一，是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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