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风险投资会诞生在硅谷？| 巴伦读书会

文 汤姆·尼古拉斯

编辑 彭韧

编者按：为什么风险投资会诞生在硅谷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你能想到一些零散的因素，比如斯坦福大学，NASA，仙童公司……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olas）看来，风投诞生于硅谷主要归功于三个因素：以斯坦福为代表的创新型大学，政府军费开支对高 科技 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尼古拉斯还认为，风投是一种精神状态，体现在对冒险的渴望、大胆的创新，以及通过创新投资对不可能获得的财富的追求，以上这些因素在推动硅谷成为风投起源地的 历史 中缺一不可，为此，他写下了这本从 历史 角度来审视风投行业的书《风投》。本文选摘自这本书的第六章《硅谷风投的先决条件》。

关于硅谷的 历史 已经有大量记载。现在俗称的“硅谷”是指旧金山海湾一片横跨五大郡县的区域，其成功的种子在19世纪末就已种下。其与风投相关的扩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的交汇：大学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政府军费开支对高 科技 的推动，还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气候。强大的创新集群的形成创造了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以资助尚未成功的人、技术和产品。

被忽视的弗雷德里克·特曼

我们有必要把时间往回推，详述一下弗雷德里克·特曼对于风投行业增长的贡献。

弗雷德里克·特曼于 1922 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利用 3 年时间从 MIT 获得电气工程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为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14 年后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在这些岗位上，他通过将科学与工程相结合，把学术界和当地公司联系在一起，制定了实现学术和实践双丰收的战略。特曼经常被认为是硅谷演变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特曼在斯坦福大学的行动并非没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励企业家参观校园，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学当时拮据的财务状况。但至关重要的是，他将资金筹集的需求与有效的大学战略相结合。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学应该拥有授予其研究人员的任何专利获得了大学董事会的同意。

这非常重要，因为特曼坚信可以通过提供和分享空间实现大学与工业界的联系。那一年，拉塞尔·瓦里安和西格德·瓦里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开始了联合工作，工作成果后来成为雷达技术的基础。一起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学术伙伴威廉·汉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学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亲密同事，后者于 1952 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斯坦福大学提供空间和实验室用品并获得专利许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调管真空管专利，该专利用来产生用于机载雷达探测技术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学孵化了 20 世纪举足轻重的创新，并由此获得了大约 200万美元（约合今天的 1 800 万美元）的特许权使用费。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作为强调拉近学术界和私营企业之间物理距离的延续，特曼将大学一部分未开发的土地指定为斯坦福工业园区，主要出租给电子和高 科技 公司。1953 年，瓦里安兄弟在那里开设了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是第一批入驻的公司之一。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资者之一）紧随其后。截至 1961 年，超过 25 家公司入驻这片占地 650 英亩的园区，雇用了 1.1 万人，最终甚至东海岸的成熟企业，包括通用电气、伊士曼柯达、洛克希德和施乐，都在那里开设了分公司。（在施乐公司的案例中，这里就是被称为 PARC 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特曼于 1954 年启动了荣誉合作计划，该计划允许当地电子公司的工程师直接选修一些研究生课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学输送了超过 400 名员工。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门洛帕克进一步扩展了

斯坦福与工业企业共享空间的愿景。斯坦福研究所于 1946 年在此成立，网罗了大量以“可能与大学的传统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实用科学”和“协助西海岸企业”的教师。

在后特曼时代，大学领导人们继续发展了这种斯坦福大学和工业界相联系的强大而宝贵的传统。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说服了肖克利半导体的工程师开设一个新的集成电路实验室，并帮助学校将新技术融入技术课程。

几年后，斯坦福大学扩大了“斯坦福工业附属计划”，该计划允许公司只交纳少量费用，就可以使用学术实验室、接触学生和教师、参加研究会议，以及进行特殊招聘活动。对于这项联合附属计划中涌现的新发明，大学于 1969 年建立了许可办公室，帮助新产品商业化。即便是规模最小的 科技 公司也能够在讨论和改进技术想法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从 1975 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开始在大学的直线加速中心举办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该俱乐部是初出茅庐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聚集场所，成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芬·沃兹尼亚克，他们想要展示他们最新的技术发明并分享他们的想法。

风投家强调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区域优势的重要性，因为“尽管MIT 和哈佛大学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波士顿在 科技 创业中心的竞争中已经输给了硅谷的半导体专家们”。

回首这种地理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著名风投家阿瑟·洛克提出过一个理论：“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学家都在斯坦福大学周围成长起来了。在我看来，虽然存在些特例，但这主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他鼓励学生，特别是博士和博士后学生，组建公司并继续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当时，这在任何其他学校都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显然没有发生在 MIT、哈佛大学或普林斯顿大学，或任何一个优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创办公司就会被解雇。”

特曼是旧金山湾区电子产业发展的催化剂，然而也可以说，他是其发展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到 MIT 攻读博士学位之前，特曼在帕洛阿尔托一家无线传输技术的核心创业公司——联邦电讯公司做过一段暑期实习。

此外，虽然斯坦福大学毫无疑问地对硅谷区域优势的演变起到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重要。加州的旗舰高等教育机构也在高 科技 领域建立了高质量的中心。1939 年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劳伦斯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科学重地。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成为基础科学前沿发展的枢纽。

革命性的硅谷工程师和企业家戈登·摩尔在转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前曾就读于圣何塞州立大学，并于 1950 年获得化学本科学位。20 世纪 70 年代，从圣何塞州立大学毕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斯坦福大学或伯克利大学还要多，加州系统内的当地社区学院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培训课程。

这些教育机构的影响意味着资本、专业知识和想法被吸引到该地区，由此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和大量潜在的与风险并存的机会。一旦风投机构开始进驻，这些作用力就会自我强化。

别忘了军事承包所带来的需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风投的可能性会随着风投机构所在地与创业公司之间地理距离的上升而显著下降，即使不同地点公司之间的联合投资为投资组合实现地理多样化提供了渠道。一般而言，在地理上就近投资管理起来更容易。

虽然大学的积极影响帮助硅谷成为首屈一指的高 科技 中心，但对其专业产品需求的一个巨大而意外的冲击，使得其进一步的扩张和创新成为可能。由于美国军队在二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的推动，该地区的电子公司名扬全美，强化了早期的优势。一战期间，联邦电讯公司为美国海军创造了浦耳生电弧长波无线电，这种产品迅速成为“一战期间海军的宠儿”。

联邦电讯的分拆机构美格福斯为美国海军战列舰制造了公共广播系统，还为飞艇生产了抗噪麦克风。1940 年 6月—1945 年 9 月，联邦政府参与规模急剧增加，加州获得了 164 亿美元的战时供应合同，以及超过 25 亿美元的针对军事和工业设施的投资。在这次被《旧金山纪事报》称为“第二次淘金热”的过程中， 加州在总支出方面仅落后于纽约和密歇根。

加州由于各种原因获得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在与战时需求相关的技术领域的擅长。军事采购的微波管是湾区的技术专长之一，采购量从 1940 年的几百万美元飙升至 1959 年的 1.13 亿美元。军事采购的急剧增加使得加州的优质军事合同份额从 1951 年的 13% 增加到1953 年的 26%，在军事合同总支出方面一跃超过之前排名第一的纽约。

1955—1959 年，武装部队对晶体管的采购从 180 万美元增加到 9 900 万美元，国防部很快成为这类产品的最大消费者。事实上，直到 1967 年，美国军队消费了湾区公司生产的所有集成电路的一半以上。

鉴于军方是早期采用者，它对签约公司施加了严格的技术标准，还通过资助学习曲线使生产成本下降到合理区间。军事需求是消费市场扩张的重要前提。例如，1963—1968 年，集成电路的单价从31.60 美元下降到 2.33 美元。

企业家通过延续创办新公司的传统，响应着军方对高 科技 产品需求的增加。融资往往通过类似于第三章讨论的非正式机制进行。出生于俄罗斯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山大·波尼亚托夫是战时蓬勃发展的圣卡洛斯潜艇天线制造商代尔莫维克多的一名雇员。

1944 年，他从老板那里拿了25 000 美元，加上他自己的 5 000 美元储蓄和一笔从第一国民银行获得的贷款，创办了阿姆派克斯公司，从事军用飞机天线的设计。后来波尼亚托夫异常成功，不到两年后他就不得不将公司搬到一片更大的场地。瓦里安兄弟于 1948 年从朋友、员工和周围的投资者那里为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筹集了 12 万美元，事务所后来发展成为创业者的跳板。该公司的员工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创办了 20多家高 科技 公司。

尽管有军事承包的保障，但湾区公司仍然为提高生产力而共同努力。1942 年，联邦电讯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真空管生产技术， 将产量从 35% 提高到 95% 以上。这使得公司的产量得以扩大，收入从每月 4.7 万美元增长到每月超过 60 万美元。24 1941—1944 年，惠普重组了其电子测量设备和接收器产品线，将产值从 3.7 万美元增加到 100 万美元，增加了 26 倍，同时雇员从 9 人增加到 100 人，增加了 10 倍。

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在 1949—1959 年将速调管的销量提高了 125 倍，而员工规模只增加了 4 倍。这使得瓦里安成为美国最大的微波管制造商，超越了通用电气、雷神和美国无线电公司。

联邦资金的增加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涌入。1940 年 7 月—1945 年 7 月，整个加州净流入了 198.7 万人。随着企业扩大规模以满足军事生产需求，到 1960 年，高 科技 领域的就业人数增加到 58 000 多人。仅在圣马特奥和圣克拉拉这两个县，电子元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不到 1 000 人增加到了 1 万人。

这使得圣何塞成为美国高技能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区。30 随着一批最优秀的创新者来到湾区工作，他们吸引了更多的高技能移民涌入。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从小在帕洛阿尔托长大，他曾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曾是晶体管发明团队的一员，之后他回到湾区照顾自己的母亲。1955 年（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年），肖克利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目的是将新技术商业化。

当军事承包开始缩减时，湾区企业活动的持久力开始彰显。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减少了在高 科技 设备上的军费开支。例如，美国国防部购买的微波管总价从 1962 年的1.46 亿美元下降到 1964 年的 1.15 亿美元。利润丰厚的成本加成合同（支付生产费用以及保证固定费用的合同）曾帮助建立了当地制造业的基础，但这类合同在所有合同中的占比在 1960—1965 年从 35% 降至 15%。31 作为该地区创新能力的证明，现有公司通过改变其产品线迅速适应新的现实。

艾特尔麦卡洛公司于 1934 年从定制无线电设备制造商海因茨—考夫曼分拆出来，开发了一套电网管生产线，旨在改进调频收音机。利顿工程实验室于 1932 年由查尔斯·利顿（他拥有两个斯坦福大学工程学位：1924 年取得机械工程学位，1925 年取得电气工程学位）成立，实验室改造了其微波管部门用以生产微波炉。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开始生产科学和医疗仪器，以至于该公司在短短8 年内对军方的销售额占比从 90% 下降到 40%。

湾区的这种公司内部资源重置代表了一种其他地方缺少的适应性水平。波士顿的 128 号公路是数字设备公司等重要公司的所在地，却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调整。现有企业转移产品线的速度较慢。例如，雷神公司是东海岸最依赖军方的公司之一，到 20世纪 60 年代后期仍然将其产量的 55% 以上出售给军方。1960 年以后的创业浪潮也没有像在湾区那样横扫 128 号公路。1959—1976 年，加州北部新建了 40 多家半导体公司，而马萨诸塞州只有 5 家新企业。

加之现有公司的惰性，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 128 号公路的高 科技 行业失去了超过 3 万个工作机会。35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128 号公路的技术衰退异常严重，以至于就业和产出开始向西移动。风险资本被吸引到高 科技 机会最多的地区也就不是偶然了。

最好的气候与民主的文化

如果大学和军事投资是创业机会激增的有形贡献者，那么硅谷文化的影响就更加无形。文化很难界定，但它表现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特定类型的人，这些人认同，而且也帮助建立了与东海岸不同的商业风气。安娜李·萨克瑟尼安认为“该地区的文化鼓励风险并接受失败”，并且“没有任何年龄、地位或 社会 阶层的界限可以阻止人们有一个新的开始”。

实用型大学，连同起伏的山丘、普照的阳光和温和的气候吸引着对技术感兴趣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寒冷的冬天和东海岸更有条理的秩序不感兴趣。在向国会提供的关于如何培养“美国创业和创新氛围”的证词中，英特尔公司的罗伯特·诺伊斯强调了硅谷的地理优势。“是什么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他问道，“首先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气候之一。这里有好的天气和至少在当时没有被破坏的地形。”英特尔的员工可以在其位于山景城的公司的果园里采摘梨子。

新的技术发现会在旧金山电台等新闻媒体中公开发表。海因茨—考夫曼的联合创始人拉尔夫·海因茨回忆说，在电子行业“我们互相学习”。刚刚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可以在一块新的文化画布上写下自己的规则，而不被东海岸几十年的传统所束缚。

文化开放可以成为创造力和创新的强大动力。在湾区，它有助于培养可能与移民一起到来的技术进步。矛盾的是，鉴于上文强调的湾区企业的发展与军事技术的联系，移民发明者在私营部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由于可供他们选择的与国防相关的就业机会有限。

诺伊斯在国会证词中称，1985 年英特尔新聘用的 80% 的博士和 50% 的硕士都在国外出生。诺伊斯甚至打趣道，这些人往往“比我们这里的学生准备得更充分”。他接着列出了移民取得的一系列高 科技 研发成果。“我只想说，第一个微处理器是由一位名叫费德里科·法金的意大利工程师完成的，他之后组建的齐洛格公司成为该领域的主要公司之一，”他说道，“英特尔的第一个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同时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是由在英特尔工作的以色列人开发的。一位日本工程师设计了 8080 微处理器。以色列人阿里耶·芬戈尔德创立了黛西系统，一家主要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 计算机辅助工程公司。来自韩国的菲利普·黄创办了图文，硅谷最成功的终端和微处理器 / 微型计算机公司之一。来自印度的西江·莱·坦登创办了坦登电脑。”

这里商业文化的特色是民主。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瓦里安兄弟就选择“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这个名称来强调他们的组织将是一个“平等的协会”，而不是一个由雇主和雇员构成的公司。

瓦里安合伙人事务所没有详细的报表，每个工程师都是部分所有者。员工投票选举进入管理咨询委员会的同事，帮助高级工程师设计公司政策。同样，惠普维持了一种非传统的、分散的组织结构，因为相信这种架构能够鼓励团队合作、开放和创造力。包括两位创始人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经常与新工程师合作。管理者被倡导要“四处走动”并且让员工能够接触到。他们培养了与员工的非正式、非计划的对话，也鼓励员工追求自己的想法。

随着这种做法的推广，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出现了。汤姆·沃尔夫于 1983 年 12 月为 Esquire 杂志撰写的关于硅谷的知名文章中称：“这些新公司的氛围非常民主，让来自东部的商人感到震惊。”

湾区 科技 公司是最早提供非货币附加福利的公司之一，这些福利在设计之时也最能体现雄心勃勃。1939 年，艾马克公司为其工人建立了一个现场的医疗部门和一个有补助的自助餐厅。利顿工业公司（成立于 1947 年）于 1949 年更进一步，购买了位于西拉亚山区的杰克逊湖周围的大片土地，作为员工的度假胜地。利润分享和员工持股计划越发普遍，部分目的是留住人才。当微波管主要制造商电动力学公司在 1953 年收购利顿时，它为每个利顿管理层人士都提供了股票期权，作为留在合并后的实体并参与其经营的激励。43 而在当时，基于期权的薪酬并不常见。

因为建立了保证员工忠诚度的能力，这种管理实践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希望离开公司创业的员工并没有受到限制。加州的监管环境创造了一个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回溯1872 年加州民法典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规定，国家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权利，并否认公司有权执行它们可能设定的任何限制性就业合同——例如禁止雇员在离职后的一段时间参与和原雇主竞争的竞业禁止协议。

虽然这种规定因加州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国的法律传统而意外产生，但它具有长期的效应。加州商业和职业法典第 16600 条规定：“任何限制参与合法的职业、贸易或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的合同均属无效。”这和许多允许公司实施限制性劳动力市场规定的州都有所不同。

经验证据表明，加州等州不对员工流动设限的做法促进了创新创业。显然，许多硅谷主要公司都是在没有与原雇主的竞业禁止协议严重阻碍新企业创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巴伦书单

《风投》

作者：【美】汤姆·尼古拉斯

译者：田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1、硅谷不是规划出来的。肯定没有人能规划出硅谷，硅谷的产业发展遵循着一套美妙的自发秩序，就像《硅谷百年史》里说的，“一个产业带动另一产业的连锁反应”。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乃至整个加州的实质性发展，是从19世纪中叶的淘金热开始的，淘金热从东部带来了大量的人口与货物，这直接催生了铁路业，铁路再带动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港口业。

港口业有两个伴生作用：港口催生了沿海城市，城市需要电力，输电需要高压电力线，这使该地区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投资于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

简而言之，这就是硅谷产业链的基本发展脉络，它给中国城市的第一点启发就是，产业发展与联动存在着一种自发的秩序，事先是很难准确判断的。在产业布局上，政府往往希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中，种瓜有可能是得豆，种豆又可能是得菜。以硅谷为例，如果淘金热出现得更早一点，或者更晚一点，会不会仍然在湾区催生出一连串神奇的化学反应，没人知道。

2、硅谷并没有发明什么。硅谷头顶着全球科创中心的皇冠，但它其实并没有过特别重大的发明创造，对人类影响重大的半导体、晶体管、电话、计算机、互联网、原子能，其诞生都跟硅谷没有关系，它们要么源自美国东海岸那些金光闪闪的老牌实验室，要么源自美国政府与欧洲政府主导的研究成果，硅谷在这方面乏善可陈，但它有一种纽约和波士顿都没有的特殊技能，那就是能够迅速理解一项发明成果对社会可能存在的颠覆前景，并将其做成生意，挣到大钱。

事实证明，对财富的追逐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类的洪荒之力，硅谷因此后来居上，纽约和波士顿实验室里那些高大上的发明，只有到硅谷大农村鼓捣一下，才有机会迅速传播、改变世界。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二点启发是，基础科研与产业转化在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基础科研差的城市可以专注于后者，一样可以摘到高科技产业上的明珠，在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

3、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但在硅谷经济起飞之初，斯坦福算不上一所很好的大学，这首先要从历史说起：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以及整个加州，属于美国的后发地区，也曾是美国的“文化沙漠”。最重要的三所大学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都创办于淘金运动之后的20世纪下半叶，比起东海岸常青藤的那些老牌名校，足足晚了100多年。大学会吃历史的亏，硅谷也不例外。

斯坦大学后来的崛起最早要归功于一个颇为尴尬的原因，那就是办学经费紧张。斯坦福是私立大学，没有政府财政支持，办学经费越来越紧张，但根据老斯坦福的遗训，这个大学既不能卖地，也不能收学费。这个时候，一个叫做弗雷德·特曼的教授，想到一个办法，地虽然不能卖，但可以租。于是，斯坦福大学干起了“收租婆”的买卖，并依托园区企业，想方设法在技术转化上做文章，这个决定直接催生了后来的斯坦福工业园。

正好，当时日本经济开始崛起，太平洋贸易迅速发展，一些科技公司想到加州设点，斯坦福科技园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批进驻斯坦福工业园的公司有瓦里安、惠普、柯达、通用电气，还有一个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斯坦福科技园被认为是硅谷的起源，特曼后来当了斯坦福的副校长，也被称为“硅谷之父”，他还直接资助了自己的两位学生创建了名震天下的惠普。

经济腾飞也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显著提升，旧金山湾区今天聚集的顶级大学完全不输波士顿和纽约，并助力加州成为全美第二大科教中心。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三点启发是，大学对科创中心的建设非常重要，因为科创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与技术支持，而大学是这两项资源的最佳供应者。世界上有名的科技园区，除了美国的硅谷与波士顿，还有中国的中关村、台湾新竹，日本的筑波，印度的班加罗尔，都是硅谷模式输出的代表，那就是依托顶尖大学的科技园区而出现的。深圳被认为是一个暂时的例外，但这座城市正在以全所未有的资源投入恶补大学这块短板。

旧金山渔人码头

4、硅谷为什么在西岸而不是东岸？没有哪个行业比高科技更依赖大学，但论顶尖大学集中度，首推纽约－波士顿地区，这里汇聚了常青藤联盟里的大部分学校，问题是虎踞龙盘的东海岸居然输给了当时还在吃土的西海岸，原因一定是耐人寻味的。这说明，硅谷成功的原因中，除了大学，还有其他的东西。

一个常被人提及又被低估的事情是，湾区曾是美国西进运动与淘金运动中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美国嬉皮士与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这些社会运动为硅谷带来一种深刻的反传统、反体制、反主流的思潮，这股思潮塑造了湾区独特的精神气质，并在20世纪60年代把湾区推到全世界报纸的头条。

也就是说，推崇个人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精神气质早在硅谷的创业公司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精神气质源远流长，与日后涌现在这里的科技公司需要的天马行空、质疑权威不谋而合。而反观东岸，与这个东西几乎是格格不入的。

正如书里面所说，东海岸是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仍然延续了老欧洲的很多条条框框，比如东岸的员工要成功，就必须穿西服打领带，但在西岸，即便是亿万富翁也是牛仔裤＋T恤衫。前者盛产的是对生活一丝不苟的职员，后者盛产的是天马行空的工程师；再比如东岸和欧洲一样都鼓励员工在公司内发展，而硅谷却鼓励员工随时考虑换工作，硅谷员工跳槽不存在“背叛”的道德包袱，被誉为硅谷黄埔军校的仙童公司之所以创立，就是源自八个创始人的一次集体的“背叛行动”，“背叛”在西岸畅行无阻。这在东岸是不可想像的，纽约－新泽西是美国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但是自打有了AT&T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公司出现了。

再者，东岸的大学在管理上仍然是一板一眼的，但在西岸，大学鼓励教师与学生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拿去市场上技术入股，鼓励他们创办企业，并据此创造出一整套的“产学研”互动模式，这也是斯坦福工业园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仅仅是靠收租是不可能后来一连串的化学反应的。

所以，硅谷肯定不会出现在美国东岸，正如淘金运动、嬉皮士运动、言论自由运动不会出现东岸一样。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四点启发便是，远离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离政治中心太近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于靠利益交换与妥协来解决问题，反而是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更充分地依赖市场与法治，靠创新来主导经济社会的发展。

5、“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硅谷百年史》里特别提到，“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经常被提及却又被低估的事实是其晴朗温暖的地中海式气候”。湾区没有纽约波士顿那么寒冷的冬天，没有芝加哥那么刚猛得雨雪与狂风，也没有南部德州那种湿热的天气，这里四季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凉爽干燥，很多创业者都被这里的气候所吸引，其中就包括对硅谷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位“硅谷之父”。

第一位“硅谷之父”是前面提到的斯坦福大学前副校长弗雷德·特曼，他本来在东岸的麻省理工任教，但在一次回斯坦福大学探亲的时候患上了肺结核，病好后发觉气候阴冷的波士顿已经不适合他的身体，麻省的教授梦成为泡影，他只好留在当时不被人看好的斯坦福大学担任“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很难想像，如果不是这个插曲，特曼就不可能是“硅谷之父”，也许会成为波士顿128公路高新区之父。而没有特曼，硅谷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气候因素功不可没。

另一位被誉为“硅谷之父”的是晶体管的发明者威廉·肖克利，正是他从贝尔实验室回到湾区，才吸引到仙童公司最早的八位创始人慕名来到湾区，并创办出日后一系列伟大的公司。《硅谷百年史》这本书里写到，肖克利之所以回到湾区的家乡，“一个很大原因是这里美好的气候”。

地中海式的美好气候让硅谷人背感自豪，要知道地球上只有2％的土地拥有这种气候。一个叫做红木城的硅谷城市，曾经还打出这样一句傲娇的广告词：“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

所以，硅谷给中国城市的第五点启发是，气候环境对吸引高端人才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地区均衡化的时候，气候环境往往会成为地方争夺人才最大的筹码。今年年初，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就因为无法忍受北京的雾霾，宣称辞职到广州的暨南大学任教，就引起了网络的热议。所以，“美好的气候”非常重要，这一点，南方城市要加分， 北方城市在治理雾霾和堵车上也要努努力了，要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高端人才跑到南方来。

6、硅谷为什么是个大农村？前面虽然无比称赞了硅谷的气候环境，但仍然不能掩饰它在空间形态上是个大农村，而非热热闹闹的城市。在这里生活，别指望能像在东亚城市里那样轻松地找到公交站、便利店、大排档与KTV，这里也没有地铁，长距离公交系统略等于无，没有私家车几乎寸步难行。

没有大都市里的高端配套与五光十色，农村般的硅谷靠什么吸引到高端产业与高端人才？这是规划师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城市的创新体系建设依托于什么样的空间秩序？或者说，什么样的空间形态有助于激发城市的创新活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找到硅谷在地理上的发展起点，这个起点被公认为是斯坦福大学的工业园区，这个园区使用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地，而斯坦福大学这块地最开始又是加州前州长、铁路富豪利兰·斯坦福买来做养马牧场的，所以它一定在郊区而不在城市。后来，以这个工业园为起点，沿着著名的101公路往外延伸，形成一个绵延100多公里长的带状经济走廊。

美国是个车轮子上的国家，尤其是在加州，公路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非常大，所以硅谷在空间的拓展上没有形成一个具备中心区效应的传统城市，这跟湾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也跟美国的特殊国情有关。不过，假如斯坦福先生当初在旧金山买块地作为大学的选址，今天的硅谷也许就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了，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所以，硅谷可以给中国城市的第六点启发是，空间形态对城市的创新体系建设没那么重要，即便是大农村，只要基础设施做到位，也仍然能够通过成本优势、环境优势吸引到高端人才与高端产业。比如，东莞的松山湖就因为环境好、成本低获得华为这个大宝贝的芳心，北京的后厂村路在规划上略等于乡村公路，但靠着成本优势照样吸引到最牛的互联网公司入驻。

大多数时候，对创新创业者来说，最关心的不是城市的空间形态，而是成本、成本、成本。在这个意义上，再高明的城市规划，也比不上简单粗暴的成本优势来得实在。所以，高房价才是规划师最大的敌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来探讨硅谷名字的由来和发展史。世界性科技创新创业中心的“硅谷模式”。一个公司发展壮大的三大必备要素。科技和人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硅谷成功给我们的启发。

硅谷的由来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硅谷是世界的高科技中心，全世界的超级公司几乎都来自硅谷，硅谷对整个美国的经济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也是世界科技创新的发动机，世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摇篮。但是，你要知道，在1950年代的时候，加利福利亚还没有硅谷这个名字。因为那个时候，旧金山湾区聚集着大量以芯片相关的公司，“硅”是芯片的成分之一。湾区当时还算是“农村，村谷”，也就因为这样的联想。直到1971年的时候，一个名叫丹·霍夫勒的记者写了一篇名为“硅谷科技”为标题的新闻，从那个时候起，人们才慢慢将一整片旧金山湾区的高科技公司聚集地称之为“硅谷”：主要指的是从旧金山以南，到圣何塞以北的这片被旧金山湾（东侧）和太平洋山脉（西侧）包围的狭长地带。

硅谷的起源

在五十年代以前，硅谷那一片区就是农村，那时的美国几乎不怎么发展西部海岸，除了之前的淘金热时代，后来也就在美国的地位也就那么普普通通，甚至算是落后的地区。在后面六十年的移民潮之后，那边开始聚集了一些从东南亚、非洲、中东和美洲一些的移民，但是移民的数量还是非常少的，大概时10%左右。

从1930年到1950年的时候，斯坦福算是帮助硅谷积累了一点人才资源，但是那时的斯坦福几乎不研究芯片科技等，那个时候也没有风险投资机构，那时硅谷的芯片产业在全美可以说排到第六七名开外，芯片科技最发达的地区当属波士顿、纽约、达拉斯、费城等。

提到硅谷的起源，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关于芯片科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他获奖之后想通过自己的成果建立自己的公司，那个时候他人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这里，人们都以为他会去波士顿或者纽约，因为那时波士顿和纽约算是芯片科技最发达的城市，但他没有，他最后选择回到自己的曾经的故乡加利福尼亚南部去成立自己的实验室，不过离硅谷还是有点距离的。

公司发展的三要素

我们知道，建立一个公司最基本的三要素是：资金、人才和顾客。但是肖克利那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可是非常艰辛的。当时的芯片科技行业的经费主要由政府主导的，那时并没有风险投资，加州那个时候在芯片科技行业的城市排名很后面，怎么样不可能通过政府拨款。关于人才方面，也是非常缺乏的，特别是当地的科技人才几乎没有，不过那个时候，肖克利首先在全美科技界亲自挑选出了8名他认为是最有才能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著名的戈登·摩尔一起来创业。顾客方面就更不用讲了，那里的公司都还很少。

不过肖克利这个人确实不太适合当领导者，他拥有着现在领导者拥有的一切恶习包括痛斥员工、不信任员工，最著名的监听员工事件。后来，这八个天才人物选择离开肖克利成立属于他们的科技公司。他们在全国找遍了投资机构，35家以上的投资机构都是拒绝他们的，最后幸运的是仙童公司愿意支持他们，让他们成为仙童公司的子公司，叫做：“仙童半导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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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记住了， 就是这八个人创办的这个仙童半导体公司奠定了整个硅谷的，几乎现在硅谷的所有知名公司的人才都来自仙童半导体公司，包括苹果、facebook和特斯拉等几乎所有你说得出名字或者说不出名字的世界级科技公司，这个仙童公司曾经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超过万亿美元的创业公司，如果算上那些没有上市的公司的话，绝对远超于万亿美元。可以说是美国科技届的黄埔军校。最早的风险投资红杉资本和凯鹏华盈的创始人都是来自仙童的半导体后来的公司。为什么呢，仙童半导体公司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仙童半导体公司最先采用的公司繁殖，也就是子公司模式，通过这样孵化出新的公司，其中，戈登·摩尔就是那个时候跟鲍勃·诺伊斯一起出来成立英特尔的，英特尔这家公司那个时候也很困难，好在得到了“风险投资之父”阿瑟·洛克的资金的支持和仙童公司的业务方面的支持，在1960年的时候就实现了2000万美元的收入，接下来是9000万美元的收入。在英特尔迅速发展成功，得到了业界的一致好评。然后他们也就按照这个“公司繁殖模式”，公司内部一有好的想法，就立马让对应的人才去成立自己的公司来实现。现在看来就像大公司的内部创业的，从这个角度说，仙童半导体公司本质上就是一家公司，就是名副其实的最早超过万亿美金的巨无霸公司。

1970年的时候，硅谷已经不再是当初的农村了，那时的仙童公司已经分化出30家公司，已经由12000名员工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拜赐予当时的八个科技天才人物最初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下图是当今世界上源自于仙童半导体公司的上市公司。

当今世界上源自于仙童半导体公司的上市公司

著名的“创业加速周期”的硅谷模式

如果将上面的硅谷模式细化一下，那么这个“创业加速周期”是有四个步骤：野心、成长、使命和再投资。

野心是第一步。 来到硅谷那些科技天才本来就很有野心和抱负的，他们立志要改变世界，为世界的经济做贡献，当他们选择硅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了要长期留在硅谷，从而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创业之中去。

成长是第二步。 他们利用自身的技能促使公司不断成长，其中英特尔流传出来的著名案例是英特尔，为了存活下来，鲍勃诺伊斯作出了最正确的三个判断：

1、         尽快向市场推出新产品，获取先发优势和市场的话语权。

2、         尽快研发出革命性的超低成本的新工艺以防止被巨头利用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打败。

3、         搞定大客户，形成标杆效应。

就这样，英特尔不仅实现了存活下来，而且迅速成为了行业的第二，仅此于仙童公司。

使命是第三步。 本来这些创业成功的科技人才，可以选择早点退休或者过上轻松安逸的生活，但是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了帮助更多的创业公司为使命。

再投资是第四步。他们利用自己公司的资本、资源和技术优势去帮助那些从自己公司分离出去的创业公司，促进这些公司的快速成长。

硅谷给世人带来的启发和价值

硅谷那么成功，如今全世界都在学习硅谷。归结起来主要在于如下三大重要启发：

1、         一个伟大的公司带动这个地区的发展。我们发现，要不是当时的仙童半导体公司，也就没有今天的硅谷。

2、         少数创业者可以做出巨大的影响。硅谷的发展史离不开肖克利、阿瑟洛克和八个天才型创业人物。特别是后面的英特尔的三剑客：戈登摩尔、鲍勃诺伊斯和安迪格鲁夫对整个硅谷管理学奠定的基础。

3、         硅谷的模式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框架。仙童公司的子公司模式和“创业加速周期”已经成为了一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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