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IT在国防方面的增长，并估计今后的增长途径．

说到浙江的好大学，首先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就是浙江大学了。当然，在浙江省内，也只有浙江大学这所唯一的985高校在全国知名度较高，浙江大学是中国首批七所“211工程”、首批九所“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师资力量雄厚，办学经验丰富。在QS世界大学排名榜上，浙江大学排在全球第68位，中国第五位，在国内外都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声誉。但是除了浙江大学，浙江省还有没有其他好学校呢，下面就给大家介绍除了浙大之外，浙江公认最好的还有这四所高校。一、宁波大学

宁波大学位于宁波市高教园区北区，是教育部、浙江省、国家海洋局和宁波市共建的重点大学，教育部"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高校，是浙江省第一批重点建设高校 ，是一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截至2019年4月，该校材料科学、工程学、化学、临床医学、植物与动物科学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作为一所非211大学，在2017年还入选国家“双一流”高校，学校作为后起之秀，超过了众多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院校，这个成绩对于宁波大学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二、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浙江省属重点大学，始建于1953年，目前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综合实力稳居全国高校百强行列。作为一所以理工类专业见长的具有国内一流教学水平的综合类高校，其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进入A-档，位列前10%，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的，专业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势的。另外，浙江工业大学在省外基本都是第一批次招生，所以生源质量很好，再加上每年引进的高质量人才，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实力，总体而言，浙工大已经达到了一般211工程大学的水准，在特色专业毕业的就业前景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三、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前身为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创建于1956年。1958年升格为杭州师范学院。1962年，杭州师范学院与浙江教育学院、浙江体育学院合并，更名为浙江师范学院。1965年，浙江师范学院从杭州搬迁至金华。1980年被列为省属重点高校。1985年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2000年、2001年、2004年浙江财政学校、浙江幼儿师范学校和金华铁路司机学校相继并入。目前学校有5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技术学、学前教育、物理学以及汉语言文学。近年来，师范类院校也受到了不少考生的青睐，师范类院校的高考录取分数也是水涨船高，浙江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是一所电子信息特色突出，经管学科优势明显，工、理、经、管、文、法、教、艺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学校是浙江省与国防科技工业局共建高校，是国防科工委共建高校中第一所信息技术类高校，学校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学校先后隶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信息产业部等中央部委，2000年实行浙江省与信息产业部共建、以浙江省管理为主的办学管理体制，2007年成为浙江省与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共建高校。学校是一所电子信息特色突出，经管学科优势明显的研究型大学，目前学校拥有五个校区，开设了59个本科专业，有7个国家级特色专业，2个国防特色重点专业学校在复合型IT人才培养方面的教学实践成果，连续五届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据统计，全国IT百强企业中有将近1/3的掌门人出身该校。因此全校也被誉为“IT企业家摇篮”和“卓越会计师沃土”，从该校的毕业生就业前景不错，深受相关企业青睐，这所学校也是浙江省一所很不错的学校。

以上四所大学就是除了浙江大学以外，省内其他比较出名的四所高校，考生和家长可以根据想要选择专业和学校类型进行相关参考。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成为独一无二的锦鲤，考入理想的大学！

从《爱是寂寞撒的谎》到红遍全国的《月亮之上》、《彩云之南》，从凤凰传奇、中国力量再到徐干雅的专辑，他的音乐风格独特而又深入人心，他被誉为中国音乐界的“现代民歌之父”却从不高调张扬，只顾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尝试与探索。他就是音乐创作人何沐阳。没有一般音乐人标志性的长发，而是留头利落的短发。虽然长得很“东北”，其实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南方人。何沐阳在聊天伊始便感叹说：“如果当初没有结缘于音乐，就不会一路执着下来创作这些音乐作品。”同理，如果他没有结缘于数码影像，恐怕就没有下面的这次采访了。

结缘音乐

何沐阳的老家在湖南益阳的一个县城里，七十年代生人的他受到爱好文艺的父母的熏陶，使他对中国传统的音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初中时，何沐阳的音乐观念开始发生改变。母亲单位的一些年轻同事从外面带来了双卡录音机和一些磁带，何沐阳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歌曲，听到了程琳的《妈妈的吻》，这些歌曲对他的触动特别大。何沐阳回忆说：“我当时觉得这些歌曲太好听了，有时候不好意思总去别人家里听，就等人家放磁带的时候到人家窗台下面听。”何沐阳慢慢喜欢上了流行音乐，加上少年时期略带忧郁的性格，他总是能够在音乐里面找到一种寄托。初二的时候，母亲送给何沐阳他的第一把吉他，并且支持他去学习吉他。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演奏技巧的何沐阳在练琴的时候渐渐有了创作的想法。在并没有太多流行音乐氛围的家乡，他通过自己的摸索走出一条音乐创作之路。“我当时收听台湾的一个音乐广播――中广流行网，在流行资讯还比较落后的内地，中广流行网带来了很多亚洲最新鲜的音乐资讯。我当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用磁带把节目录下来，然后通过反复听让自己把曲谱记下来，这对于我后来进行音乐创作是一个重要的积累。让我对各种音乐风格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八十年代末，何沐阳开始了音乐创作。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流行音乐开始复苏。广东做为中国现代流行音乐的发源地之一涌现出了一批作品和歌手。随即，湖南也开始了原创音乐运动，当时湖南电视台有一个叫“综艺20”的节目，何沐阳的一些早期作品如《今夜的长沙下着雨》等便在这个节目里亮相。但是由于长沙的原创音乐势头发展较慢，何沐阳准备去广州寻找音乐理想，于是带着自己已经创作出来的一部分作品来到花城。但是由于对当时音乐工业的运作和形势不够了解，何沐阳和同去的朋友只是得到了唱片公司领导的鼓励，并没有太多收获的他们带着这些作品返回湖南。他说：“回到湖南以后又做过一段时间的乐队，还有一些别的经历。经过这些之后，感觉自己应该脱离当时的环境，有一个新的开始。”1997年，何沐阳带着寻找梦想的目标二次南下，来到特区深圳。因为经济上的率先发展，深圳比内地的机遇更多。何沐阳初到深圳的时候是打算找点商机，做些生意，而并不是进行音乐创作，但是命运的安排让何沐阳还是回到了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其实是命运把我拽回来的，后来我发现我心里面最想做的还是音乐。”当时有一种说法称深圳是“文化沙漠”，在深圳真正进行音乐创作的很少，完全靠音乐创作为生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何沐阳在深圳的音乐道路并不平坦，他也经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有一年春节，何沐阳任职的一家音乐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当时他与一个朋友从市内搬到了关外的小平房里，因为手头的拮据，他们租住的房子停水停电，就这样过了一个年。同时，通过跟深圳的电台以及搞文艺的人去接触，慢慢的又找到一些跟音乐相关的活儿来维持生活。何沐阳感慨道：“后来我回头一看，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是靠音乐才生存下来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在这期间，何沐阳差一点就转行去做电视。在深圳时，他接触到企业专题片和MTV以及小成本广告的拍摄，并担任导演。“之前我对电视这个行业也有一些自己的兴趣，当时做导演也全靠自己摸索，我一度甚至想把自己的工作重心往这方面转。”在成功拍摄了大亚湾核电站的企业宣传片和企业MV之后，何沐阳发现，听觉和视觉其实是互通的。“其实视觉和听觉之间没有太大的界限，最后都会回到审美上来。音乐人在监听耳机里判断音乐好听与否，导演在监视器前监测画面的好坏。而到后期剪辑的时候导演就要有一套自己的思路，这和给歌曲写词也有一些类似，需要创作人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刚好我平时很喜欢阅读，看过很多杂书。书中的内容可以帮助一个创作者将灵感梳理通顺。而技术上的问题我会找到专业的摄影师以及后期剪辑人员共同解决。”就这样，何沐阳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着影像方面的工作。按当时的情况，做影像可能比做音乐更实际。但是他回想到自己当初从家乡出来是为了追求音乐的梦想，为了不留遗憾，何沐阳还是选择了回归到音乐创作中。2007年，何沐阳在朋友的邀请下来到北京。他感受到北京的音乐气氛更加浓郁，人才更加齐备，资源也更加丰富。这次由南至北的转移给何沐阳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开阔，而内心里的创作源泉并没有因为外在环境的转移而有所改变。

有思考的去创作

有人说，何沐阳的音乐作品都很容易让人记住，旋律和歌词都非常朗朗上口。何沐阳也坦言：“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音乐的方向。一个音乐人在创作的时候不光要体现个性，也要考虑一些共性的东西，就是要有一些对社会和时代的思考。”中国的音乐发展到现阶段，由于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音乐等方面的软实力也应该有所增强。流行音乐作为在整个文化潮流中比较靠前沿的位置，应该找到一些具有中国代表性的东西。通过凤凰传奇的第一张专辑《月亮之上》和徐干雅的第一张专辑《彩云之南》，何沐阳希望把中国比较根源性的元素加上人文的歌词再加上国际化的一些编曲形式从而形成一种音乐类型，何沐阳称之为“现代民歌”。这是一种探索，而后何沐阳还将进行更多元的探索。“我最近想探索出一种”中国节奏”，比如牙买加这个国家，它虽然不大，但是却发源了一种流行于全世界的音乐形式――Reggoe(雷鬼)，其根源来自New Orleans的R&B。中国的音乐给人的感觉一直是比较偏重旋律，而节奏弱一些。我希望找到些具有代表性的节奏，重新进行整理和归纳。当被问到最满意自己哪首作品的时候，何沐阳说：“最满意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首。”目前正在制作当中的歌曲《拉萨有多远》是何沐阳的最新力作，这首歌由歌手徐干雅演唱。歌曲反应了在物质社会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在自我信仰上的一种缺失。何沐阳介绍说：“像崔健、罗大佑这两位我很欣赏的音乐人，他们的作品大多创作于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环境下。而目前我们生活的环境可谓盛世，但是在这种盛世之下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些人能够保持清醒。《拉萨有多远》里面的‘拉萨’更多的是代表一种信仰，或者对生命真谛的一种感悟。”据了解，这首音乐作品将和台湾摄影家颜志雄先生的一组摄影作品同时面世，使音乐和视觉产生互 动。

下一站是幸福

近日，歌手徐干雅的一首新歌《下一站是幸福》在网上迅速走红。这首歌不但让何沐阳在曲风上有了新的尝试，还使得他又一次做起导演，为自己的作品拍摄MV。《下一站是幸福》是何沐阳在一次去往新疆采风的路上创作的，这首作品也融入了作者很多的反思。它探究了人们在生活中寻找幸福的路程。2009年底，新年将至，每年的春运都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做为一种人口大迁徙的现象，何沐阳感觉到这跟歌曲《下一站是幸福》所要表达的思想有很多相契合的地方，于是他突然有一种想把它拍出一版MV的打算。他说：“其实之前的很多作品我都想要给它们拍摄MV，但以前总觉得要拍摄一个MV需要摆一个很大的阵，包括要找很多人来做，所以一直都没有提起神去做。刚好我自己的工作室刚刚购买了一台索尼PMW-EX1，当初就是想拍摄一些演出资料和一些简单的MV。于是就想用《下站是幸福》做一次尝试。”因为之前使用过索尼的PD100这款DVCAM系列的机器，何沐阳感觉EX1用起来很容易上手。有了想法之后，他便约好了歌手徐干雅，找好录音棚，开始拍摄。在录音棚内拍摄了一组歌手唱歌的画面，又从各方面找来一些表现春节回家的照片素材，通过简单的后期制作完成了一部比较具人文气息的MV。

悠扬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加上一些感人的画面，使得这个MV挂到网上以后，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就达到了百万的点击量。有很多观众反应这首歌让人听得很感动，唱出了春节期间返乡回家的那种期待与路途的辛苦。何沐阳说：“这首歌跟春运这个大背景结合以后，体现了一些大人文的东西，关注到了一些民生的问题。”他也同时意识到，在设备越来越低成本、高性能化的今天，拍摄MV其实不再是一件需要“大动作”的事情。何沐阳说：“在录音棚里拍摄歌手演唱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用到更多其他的灯光，而仅仅是录音棚里的射灯。EX1在低照度的情况下表现得非常好，画面出来的质感非常好。另外，这款设备的存储介质SXS卡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高速的传输、稳定的质量和小巧的设计都使得我在拍摄MV素材时的工序更加简便、快捷。全手动 *** 作性能、丰富的菜单调整功能、全IT化制作流程也使得它能够完成创作者更多的拍摄要求。”

有了第一次的实践成果，何沐阳又拍摄了另一个版本的《下一站是幸福》MV，他尝试利用最简单的办法来拍摄一个MV：几名工作人员、几个场景的拍摄。目前新版本的MV正在后期剪辑和调色阶段，不久就会与观众见面。

影像辅助创作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音乐电视的起步和逐渐发展，音乐电视(MV)已经成为音乐、歌曲的重要承载形式。一首好的歌曲要在电视媒体上播出，也要有优美的MV与之相配。和港台商业MV的大量制作与内地导演拍摄的不同风格的MV的涌现成反比的是国内对于MV的播出平台可谓少之又少。有的时候，可能只能是到KTV里面点歌的时候才有机会欣赏到一部音乐作品的MV,何沐阳感觉这可能是对中国音乐发展不利的一个方面。

何沐阳表示：“听觉和视觉是人类最大的两种感触。一首好的歌曲如果能配上一个好的画面会使歌曲得到一个更好的诠释，甚至会把歌曲的意境拉升起来。让观众有更加直观和更加触动内心的感受。”而画面感，其实是一个创作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创作时心中有画面感，就更容易去组织MV的拍摄。并不是说所有的音乐人都会去拿起DV，但是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创作人用影像来辅助创作，因为它们两者本身就是相辅相成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款灵活便捷的摄像设备可以帮助音乐人实现更多的创作梦想。而说不定某一天，摄像机也将成为音乐人不可或缺的一种创作工具。

在记录迈克尔杰克逊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就是这样》以及张艺谋的贺岁大片《三q拍案惊奇》中，我们已经见识到索尼PMW-EX1的画面实力。而音乐人何沐阳也准备利用这款设备，为自己的作品拍摄更多的MV。影像令音乐更具人文气息，便携高清设备则让音乐人有了一件更特别的“乐器”。

中国军事信息技术及国防工业发展

中国军队正进行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革命，这场革命是以光纤、卫星、微波和保密高频无线电等手段向数字保密通信转变为特征的，其转变速度和深度不能通过传统国防工业改革解释。事实上，这些转变始于一种称为“数字铁三角”模式的转变，铁三角的三个顶点分别是：商业信息技术公司，政府研究、发展机构和投资部门，军队。联结三个顶点的各边是政府和军队研究机构之间长期保持的重要商业关系。

该数字铁三角关系类似于日本的本国技术战略，由政府高层组织协调和提供重要资金，但也包含基于市场、充满活力、行动快速和面向国际市场的私有企业的特征。中国一直尝试本国技术战略，但是其在信息技术和造船工业中取得的成功可能促使其将信息工业融入全球研究、开发和生产环节中去，而不只靠本国技术力量发展。

数字铁三角表明通信开发的军事战略取得重要进展。在以前的模式中，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CESEC）等公司建设商业网络，并作为军队的挂名公司为军队获取技术。相比之下，华为等私有公司代表着新兴的数字铁三角模式，军队、政府部门和各研究机构为这些公司提供资金和人员。这些公司得到最高限额的信用贷款，获得政府863计划的研究和开发基金，并积极寻求占领全球市场。军队从中作为受惠客户和研究伙伴而获利。

中国大部分信息技术和电子公司都是商业公司，与传统国防工业相比较，新兴的信息技术公司没有效率低下的国有大型国防工业的体制包袱：过剩的人力、过时的工业基础设施、资金缺乏、没有先进技术的注入。而信息技术公司在不同地方建设有新型设施，雇用精干的高技术员工队伍，公司员工受市场激励机制和股份红利的刺激，能够引进最新外国技术。

通过数字铁三角机制，军队支持使用民营企业开展军事研究，因为他们比军工企业更有能力从事军事技术研究，这使军队成为企业的研究和开发伙伴，以及新产品的特殊用户。民用化是数字铁三角核心的真正的转型机制，因为它引入商业和利润追求动机，提高中国整体技术水平，从而间接使军队的信息技术水平受益。两项重要的技术动向进一步方便了这种协作：一是军事通信用的计算机网络交换机和路由器等商业成品（COTS）设备使用的增加。二是中国作为全球集成电路产品生产地的地位提升，使中国军队能使用先进的微电子设备，这些设备正是先进军事传感器和武器系统的核心。

在上面两种动向中，商业成品特别是通信设备的商业成品使中国军队尽早获利，这一点通过军队光纤计算机网络的扩大表现出来。相比，微电子技术发展速度慢一些，因为微电子部件设计一般以特定军事用途为目的，不能从全球商业成品中直接获利。但同时，中国商业半导体制造技术日益先进，为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生产能力，便于军队的设计理念在保密的国内环境中得以实现。

虽然数字铁三角在一些重要信息技术领域使中国军队获得极大利益，但其作战性能却不能确定。例如，保密通信的实现可能提高军队通信的安全，但是系统在真正作战环境中的性能却得不到绝对的确定，除非其在军事冲突中得到检验。

信息技术部门和中国国防现代化：一种新兴模式

信息技术与国防现代化的关系。

信息技术被视为未来战争的核心，有时还被贴上军事变革（RMA）的标签。中国军队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军事变革表现出极大兴趣，以发展非对称战略应对与台湾、美国及其盟国发生可能的冲突时给其造成的挑战。在理论上，中国学者发表大量有关中国军事变革及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日益与军队正在开展的学说革命融入一起，并且迅速推动技术研究和开发。在实践中，中国军事变革的首项任务就是军队C4ISR基础设施的全面现代化。军队从摩尔斯密码、高频无线电通信向光缆、数字微波和卫星通信迅速发展，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和通信安全，并为实现与未来常规武器合成提供了前景。

1997年出版的《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中国信息技术革命的全面工作原则：一是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变、二是由电缆向光缆转变、三是由机械电子交换机向程序控制交换机转变、四是由单功能终端向多功能终端转变、五是单一任务网络向多任务网络转变、六是手动 *** 纵向自动和智能化网络管理转变。2000年，军事变革战略中又增加一些革新原则，这反映出中国信息技术工业不断成熟：一是静止通信技术向移动通信技术转变；二是地面和空中通信技术向空间通信技术转变；三是保障通信技术向指挥、控制技术和信息战技术转变；四是窄带通信网络向宽带通信网络转变；五是地区或跨地区通信网络向全球通信网络转变；六是专门军事通信网络向由专门网络和公共网络构成的网络转变；七是军事通信网络向军事信息网络转变。

这样具有雄心的革新计划只有通过政府高层、政府工业基地、研究和开发机构的特殊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在政治上，中国***一直认识到军队C4ISR系统现代化的重要性。前国家***同志一直强调“电子系统对经济建设和国防通信至关重要”。在总结1991年海湾战争经验时，进一步主张，“军事电子系统对政府安全有重要意义，必须放在首要位置”。但在海湾战争时，中国国防工业电子部门没有制造出相当于西方国家最先进水平或相对先进的装备，并且中国的商业信息技术部门基本上不存在。

信息技术国防工业部门

中国信息技术部门正推动中国军队C4ISR现代化的发展。虽然中国信息技术工业以商业为导向的，但是其成功得到政府研究和开发机构的支持，包括与国防工业和军事单位相联系的机构。在这种意义上，信息技术部门，特别是那些向军队供应C4ISR成品设备和相关产品的企业应被视为中国新型国防工业部门，但这些企业与传统国防工业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传统的国防工业部门由d药、航空、空间、造船、核武器和电子产品等军事工业部构成。在经历25年的国防工业改革之后（从80年代初开始），军事工业部都转变成企业，负责向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民用和军事产品。多年来，国防科工委（COSTIND）一直作为军事实体，协调军队与国防工业企业之间的研究、开发和采购关系。从1998年的改革后，国防科工委变成地方机构，负责管理和控制国防工业。

信息技术工业体制的活力

分析信息技术工业部门的活力，首先必须将信息技术工业部门的负责国防部分划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为军队提供路由器、交换机和计算机等商业成品信息技术系统的子部门。这一类公司主要包括华为、中兴、大唐和巨龙公司和武汉研究所等，这些公司是从政府研究所分离出去的私有企业，他们采用美国、日本和台湾的成功的模式，通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更好的服务和对研究开发的再投资建立跨国公司，获得外国市场准入和占领国际市场。这种模式是中国其它工业部门闻所未闻的。2000年，中国在4740亿美元对外贸易额中，229%（约1085亿美元）与电子类产品相关，在2005年，这个份额预计增长到2600亿至2700亿美元。

信息技术工业部门第二类是那些商业取向可行度较低的子部门，包括进行雷达和特殊武器子系统的特定国防电子系统的开发商。构成这一类的研究所，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商业挂名公司更象传统型国防工业，他们有着同样的体制问题：不能象商业企业那样轻松开发市场，因为国防电子部门不能通过市场获得商用最新技能和技术。他们也没有象商业企业那样吸引人的出口活力，因为中国的国防电子产品竞争不过西方的产品。近年，全球集成电路生产转移到中国使其获得近乎最新技术的设施和生产技术，使国防电子部门获得象电信部门那样的活力。

利用国内信息技术市场巨大吸引力获取最新外国技术，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司，政府研究和开发机构、研究和开发基金项目，军队组成有效的数字铁三角形，将政府重大资源与商业部门的活力结合起来，使一些部门，特别是以商业成品为中心的部门取得了成功。中国已经把这种数字铁三角模式作为其它国防工业部门改革的模式。虽然国防电子部门的技术发展还不深入也不全面，但有些重要领域，如半导体等现代国防电子核心产品取得积极成果。

数字铁三角：国防采购的新模式

战略和政策。

国家技术发展战略、高层协调，以及政府五年计划、863计划等政府科技预算项目的资金支持促使数字铁三角的形成。支撑该铁三角的战略来自邓小平关于国防工业改革要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16字指导方针。该方针要求改变国防工业体制，使判断高技术成就的标准在于其不仅仅实现国防利益，而且还能实现商业化和产业化。虽然一些传统国防工业部门如d药工业已经实施该战略，实现军品向民用产品的转换（坦克向卡车或民用爆破物的转换），但是某些新技术领域（如路由器）没有大规模事先存在的工业基础，使信息技术部门绕开大量体制上的缺陷。

此外，集中进行技术开发而不是进行工业生产的信息技术发展战略的修正同样帮助数字铁三角的实现，1986年，国家要求军队的科技机构为政府经济建设提供支持，其原因是在政府科技基础之上容易发展军事技术，而不是从军事技术基础上发展政府科技。1989年，政府在进行双重用途技术研究的基础上，要求进行军事技术的民用化研究，并实施研究和开发机构的商业化。为此，国务院制订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990-2000-2010），建议采取必要的步骤消除现有体制上的障碍，推动转变的进程。因为技术的可互换性，信息技术部门被放置在独特的位置上，从民用经济和军事采购的利益出发，对政府的研究和发展基础部门进行商业化改造。

数字铁三角三个顶点

第一顶点：商业信息技术公司。中国最重要的两类信息技术公司是电信设备和电子设备公司。电信设备最重要的公司有华为、大唐、中兴和巨龙，这些公司都是独立的私有企业。而许多电子设备公司组成外表上是商业取向的综合型公司，如中国电子公司。电信设备公司源自政府和军队现有的通信研究和开发机构。这种联系为双方人员的交流，政府组织的研究和开发设备的商业化，以及商业研究和开发设备的军事化提供渠道。

华为深圳技术公司于1988年组建。华为与中国军队一直保持深层次联系，军队作为华为公司重要的客户，以及研究和开发伙伴发挥着多重作用。华为目前是中国最大、发展最快、也是最重要的通信装备制造商，是世界上10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之一，雇用22000名员工。公司的销售额从1996年的35亿美元增长至2002年30亿美元。它的主要产品包括交换机系统、智能网络、无线电数据通信、同步数字系统传输网络、无线电、数据通信和宽波段综合数字服务（B-ISDN）、电源和光纤系统。公司的消息声称对军事用户的销售仅占年销售额的1%，尽管这个数字可能被缩小了，但至少意味着每年向军队提供价值3000万美元的装备和服务。

中兴电信公司源自中国航天工业公司第691电子装备工厂。2000年，中兴电信公司收入为102亿人民币。2000年，该公司雇用1万多名专业人才，其中86%以上的员工拥有大学文凭，300名拥有博士和博士后头衔，2000名拥硕士学历。2000年，中兴公司占据国内30%的电信市场，其中包括20%的交换机和存储服务器市场。它的交换机、视频会议系统、智能网络和其它新产品销售到30多个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北美洲、东欧和非洲的国家。在未来，中兴将集中进行移动通信技术的研究，开发GSM900和码分多址（CDMA）装备。

大唐公司最初于1993年成立，源自中国前通信技术研究院（CATT）。大唐雇用4600名员工，与华为公司一样，大唐公司在自行研究和开发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它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按中国时分同步码分多址标准合作研制第三代蜂窝电话系统。大唐公司开始是交换机供应商，但现转向数据通信和数据传统装备的开发。大唐的最重要的产品是SP30交换机，其同步数字系统和密集波分复用（DWDM）产品已经在国内市场占据份额。在未来，大唐公司将进军自动出纳机市场，并在其核心交换机产品上增加信息处理功能。

巨龙信息技术公司成立于1995年3月，是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邮电产业总公司合作创建。2000年，该公司雇用1000名研究和开发员工，其中85%拥有研究生员学历，公司的注册资金为55亿人民币，总资产达到30亿人民币。巨龙公司每年将10%的利润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再投资。公司最重要的产品是自行研制的HJD-04商用电话交换机。除HJD-04交换机外，巨龙还生产路由器、连接器、发射机，移动、网络和数字通信设备，同步数字系列和密集波分复用系统、无线电本地环路系统、高速以太网交换机和电话系统。在未来，巨龙公司计划开发自动出纳机系统，信息处理和宽带产品、高速路由器、合成存取服务器、专用分组交换机系统、无线电存取产品、智能网络管理系统和光纤交换机。

中国的电信装备公司已经不只是国内市场发展的小厂家，已经成为地区甚至是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他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的***显示出事业心，招募了大量高级人才，并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报酬和优良的工作环境。公司将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样使装备的价格比世界水平要低30%。他们为国内运营商提供极佳的服务。并且这些公司从地方政府、银行、外国公司、国防工业机构、以及地方和军队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机构中获益颇多。

第二顶点：政府研究和开发机构。中国双重用途技术研究和开发由科技领导小组协调，该小组由负责科技事务的政治局成员领导。该小组包括一些重要部委：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解放军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等。军事项目的研究和开发由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的科技委员会等机构协调。但是中国大量科技研究都有军事意义，国防科工委除为军事和双重用途技术制定长期研究和开发规划外，还制定民用高技术发展战略。科技部所属的各特殊领域委员会负责核武器、造船、飞机开发、电子（包括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设备开发，另外还有特殊小组负责C3（指挥、控制和通信）技术。

在信息技术领域，政府信息领导小组（SILSG）一般由负责通信和电子事务的政治局成员领导。该小组是中国政府中最有力的信息机构。作为一个跨机构协调小组，政府信息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宏观政策并调解政府机构间的司法争议。政府信息领导小组的政策由信息产业部执行，信息产业部是在负责计算机软硬件的前电子工业部和负责邮电服务前邮电部的基础上于1998年成立。信息产业部负责管理信息产业，调节信息市场、制定技术标准，以及制定通信、多媒体、广播、卫星通信和因特网等领域的政策。

另一个负责信息技术和电子设备研究的协调机构，特别是军事研究的协调机构是电子科学院（ESA）。在国防电子设备工业方面，电子科学院下属的军工基础局可能与军工企业协调信息技术和电子研究。信息产业部的电子产品局负责各项标准的制定和推动对外贸易。电子科学院的预研基金是八大国防计划之一。

信息产业部下辖的前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所辖各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与军队及其信息技术研究机构保持长期的联系，并在商业业务上隶属中国电子公司（CEC）及其下属的国家进出口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电子贸易集团公司。

信息产业部的各研究所中，第54研究所是从事军事研究的最重要的研究所之一，该所主要进行通信和监测技术的研究，包括微波中继通信、无线电通信、散射通信、卫星通信、卫星广播存取、遥感、遥感勘测、探测、通信电子对抗、情报和侦察。该研究所研制出中国第一个全数字卫星通信地面站，第一个大型舰载卫星通信站、第一个区域防空通信网络和第一个人造卫星监测装备。

每个国防工业公司都辖一个或几个信息技术研究所或电子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在通信和微电子等领域与军事或民用公司合作。航空工业公司第303研究所负责半导体装备的研制。北方工业公司第203、206和212研究所负责研制计算机、雷达软件等多种新产品的电子设备。第504和506空间研究所进行通信和数据管理系统的研究，第771研究所负责微电子的研究。中国造船工业公司第709所进行计算机和软件研究，第716研究所研制自动系统，第724研究所研究雷达。

在中国军队的研究所中，第56研究所开发计算机系统，第61研究所开发指挥自动化系统和C3I系统。第62研究所进行通信装备、计算机和指挥自动化设备的研究和开发。前第63研究所进行微波和加密设备研究。上述其中的一个研究所开发出卫星通信用的相控阵天线，达到移动通信的目的，提高部队快速反应的能力。

政府研究基金项目。政府五年规划和863计划中的研究和开发基金促使政府研究和开发部门与商业信息技术部门之间的合作。对商业公司来说，政府研究和开发资金使其能进行费用较高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且作为一种补助金形式把资金转移至销售和生产方面。

第一项资金来源：五年规划。政府对企业最重大的支持就是政府科技研究和开发资金项目，科技基金体制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是五年规划的关键技术项目。2000年7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12项重大高技术项目的研究建议，其中包括高速信息网络和超级计算机。研究和开发的目标包括研究出018至025微米之间的集成电路，第三代移动蜂窝电话系统，光纤通信、网络存取技术。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必须是自行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第二项资金来源：国防资金项目。中国目前至少有8项国防资金项目：包括国防863计划，国防科973计划、军事型号项目、国防科技预研基金、国防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国防科技预研计划项目，装备技术基础项目和电子科学院预研基金。

第三顶点：军队信息技术。中国早期的信息技术和通信设施由军队控制新中国成立后，王震等军队高级将领先后出任邮电部部长。至今，中国军队仍通过军事信息技术研究所,通信基础设施、带宽和频率的特殊拥有权，与商业信息技术公司的关系等方式保持电信领域的参与。

毛泽东时代以后的军队与信息技术和电子工业的之间的关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级基本上是通信网络及其服务的商业化。中国军队不仅使用商业技术建设军事用网络，并通过建设和运营这些网络产生收入，而且这种建设本身吸引外国公司寻求参与到合资企业中，并且愿意进行技术转让。总参谋部的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等军事系统合成商与民用和军事研究所保持工作关系，使军事研究和开发项目的技术得以传播。1998年军队企业转制后，军队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一些商业电信建设仍通过附属公司进行，中国军队更公开采用数字铁三角模式，向面向全球的公司提供资金、研究和发展支持以换取特殊用户地位。

第一阶段：电信设施扩建阶段。1998年军队商业转制以前军队商业最具活力的部门是电信。从1988年开始，军队开始利用其有限的内部特殊通信网络为地方客户提供商业服务。起初，军队向个人和商业公司出租电话线并联接上交换机，随后逐渐利用地线中的多余的容量和高级移动模拟电话系统（AMPS）蜂窝网络以获取商业利益。

同时，军队利用其独自控制的带宽频谱。军队控制的带宽谱段是800MHz以上部分，也是移动蜂窝通信的最佳频段。为了从军事广播带宽中获利，前邮电部中国电信公司与总参谋部通信部的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于1995年组建了一个联合企业。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是中国军队通信的关键部门，它的业务包括移动通信、保密电话干线、计算机网络、加密、微波通信、计算机应用和特定军事C4ISR系统。该公司负责设计、合成和运行军队的通信和计算机网络。它开发应用软件，并与总参谋部内负责C4ISR、微波和加密工作的研究所保持密切联系。

从中国军队带宽垄断中分离出的第二个项目是移动无线电寻呼业务。例如在广州十大寻呼机公司中，有三家公司分别为空军、广东军分区和国防科工委的一个子公司控制。空军的这家公司名为广州八一通信集团，它在1994年时的商业无线电寻呼业务用户达10万人。

解放军投资和获取商业利益的第三大项目是光缆。中国军队出动大量人力铺设了国家的大部分光缆干线，获取经济报酬和干线中的部分光缆的使用权。军队同样铺设专门的光缆，其中一些用于商业用途。

第二阶段：从制造商到数字铁三角客户。中国军队直接参与商业通信网络的建设在90年代末中止。1998年7月22日，在中 央 军 委 扩大会议上，同志要求解散军队商业公司，自此，军队向政府移交了商业公司。

外国公司的作用、资本和技术

外国公司通过向中国信息技术部门的商业公司注入技术、资本和技能，为数字铁三角提供有力的帮助。对外国信息技术公司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并不容易。尽管中国政府控制的机构愿意购买大量的外国装备，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的监督环境限制了外国公司的运营或提供服务，并且中国在商业竞争偏袒国内企业。这样，外国公司不得不与中国国内的公司建立起技术合作，通过向国内研究和开发机构和联合企业实验室进行投资以获得中国的市场准入。例如，华为公司已经与朗讯、摩托罗拉、英特尔、IBM等公司达成起技术合作协议并建立实验室。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同意转让源代码等核心技术以获得市场地位。例如爱立信公司同意向中国合作伙伴转让CDMA蜂窝技术的源代码。网络解决方案公司为了加快公安部实验室对其杀毒产品的审批，向公安部移交了300种计算机病毒。

2003年7月，中国宣称包括至少3个美国公司在内的50多个信息技术公司组成联盟，加强其在中国国防市场中的地位，因为中国军队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对采购体制进行了改革。前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将军出席了联盟组建仪式。12个公司向军队捐赠了服务器、个人电脑、交换机和路由器在内的信息技术产品。公司代表保证帮助为军队培训信息技术人员，提高产业在部队中的意识。该联盟的建立由中国信息部下属的电子科技信息院和计算机世界媒体集团主持，得到总装备部、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批准。

外国技术转让使政府各部和各公司更加不依赖于外国的资金和技术。这就是中外分析人士所称的发展新模式：合作、学习、掌握、独立开发、取代、自主创新、全球竞争。在信息技术和电信子部门，这种自我维持道路已经取代老式、风险较大的国防工业模式。

数字铁三角的全面影响

对其它国防工业部门的影响

电信和微电设备子部门已经找到一个成功模式，在政府的指导和商业活力的推动下改善中国民用和军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但是信息技术部门的成功模式能否运用到其它不太成功的国防工业部门仍是一个问题。

根据调查，从国内公司采购军事信息技术装备使总装备部学到大量有关签约、竞争、投标的经验，并且总装备部还鼓励采购军官将这些经验运用到传统的国防工业采购上去。实事上，向商业造船工业的制造技术和技能的转让，结合1998年国防工业的改革给海军建造的步伐和质量带来积极的影响。但考虑到信息技术部门独特的优势，以及不太敏捷和不具活力的传统国防工业部门，特别是落后的航空部门，在传统的国防工业中全部运用这些经验会受一定的制约。

目前，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保持“社会稳定”这个政府最高目标影响了整个国防工业的重大改革，因为这些改革将毫无疑问产生令人痛苦的合并、人员下岗，或是公司破产。因此国防工业分析人士一旦讨论所有部门的类似的体制问题时，必须面临以不同的进度分析各部门改革的进展。

对军队现代化的影响

在过去，中国军队历经了信息技术不足和老化的磨难，这些不足严重影响军队传递和处理大量信息的能力，影响各军区部队的协调能力，因此削弱了军队战斗力。通信问题曾是1979年中国对越还击战时遭受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通过1991年海湾战争，中国军队完全意识到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C4ISR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这些技术确保联军战胜一支由大量苏联和中国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的重要性。

为克服不足，中国军队开始实施一项经费充足的计划对C4ISR基础设施进行更新。在最开始，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从国外获得先进通信装备，通过“蛙跳”方式提高部队的能力。中国每年从朗讯、诺基亚、爱立信等公司采购价值约150亿至200亿美元的通信装备。在微电子领域，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半导体工业的重要设计和生产基地，为中国军队获得传感器和武器系统的先进集成电路提供了安全供应。通过引进先进的保密通信基础设施，中国军队在通信和作战安全上取得巨大的进展，并且信息传输的容量得到提高。在传感器领域，中国同样取得极大进展，如中国开始部署新型北斗导航卫星、东方红-4通信卫星和相控阵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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