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发展失去了什么 it外包样本的三个方面

你可以从中国服务外包网了解到中国各大城市的服务外包信息，中国服务外包信息非常全面，包含二十多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外包新闻、外包政策、行业动态、外包专家的观点等等，对外包行业的了解很有帮助。

在2008 IT两会上，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振南这张新面孔让人印象深刻。一家年产值近 60亿元的企业，却一直不显山不露水。这家在“三金”工程中历练而出的高科技企业，究竟是怎么样的公司，有何独特之处？近日，本报总编孙定与航天信息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振南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得益于“三金”工程

“金税”、“金卡”、“金盾”工程的实施，以及航天信息公司自身的技术实力、遍布全国的700多家营业网点，是它年销售额达60亿元的重要原因。

孙定: 很多人可能还不太了解航天信息这家企业，但实际上，这家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很大，今年的销售收入近60亿元，这在国内的IT业中也不算是小企业了。能否请你简单介绍航天信息的情况？

刘振南: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航天金税公司，主要做国家的税务信息化。1993年，国家有关领导提出了税制改革，推行了增值税的管理。但大量的造假发票，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巨大流失，给税制改革带来了层层阻力。

我那时正在航天部工作，当时的部长刘继元在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后，向我们传达利用航天高技术给国家税收提供保障的想法。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部署后，航天部副部长立即组织航天部的几大研究院，联合提出用计算机防伪技术解决国家发票管理的密码方式，即把发票的七要素加密，锁定在金税卡里。而这一任务由航天金税公司执行，这就是我们的业务起源。

2001年为了组建股份制公司，将金税公司和金卡公司整合后成立了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7月11日在上交所发行上市，募集了9亿多元资金。伴随上市、航天信息专业技术的积累以及公司价值大幅提升，再加上资本层面的合作，航天信息业务不断扩大，销售收入从2003年的20亿元发展到今年的近60亿元。

孙定: 航天信息有航天技术的力量支撑，有相当扎实的功底，目前，航天信息具体的业务有哪些？

刘振南: 目前我们最主要的业务是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所有的纳税人都是我们的客户。同时，也投入到国家推行的税款机运维工作中。

当然，我们也有其他增值业务包括网上认证、超报税、申报远程业务等，这些都大大缓解了国家税收管理压力与报税大厅的压力，特别是增值税防伪系统上马后，给国家的税源提供了保障，增值税占国家税收收入的48%，将这一项管理好了，国家的税收就有了保证，这是我们当前最为重要的业务。

其次是智能卡，即“金卡”工程。中国的第一张智能卡诞生在航天信息公司，随着技术进步，目前公司研制了射频卡，与欧美的国家技术同步。RFID射频卡已经在帕瓦罗蒂北京演唱会的门票验证，以及奥运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再次，“金盾”公安业务也是我们主营业务之一。旅馆业的管理系统、娱乐业的管理系统等在应用了我们的系统后，在保证社会治安方面有了很大提升。

此外，我们也在不断地拓展新的业务领域。最近推出的航天信息A6财税一体化软件，把财务和税务信息整合，通过财务信息找出税务信息，来解决中小企业ERP的管理和企业信息化的问题。同时，我们加大了基础性产业的发展，并开展业务培训、IT外包服务等业务。

总而言之，航天信息有两大特点: 第一，技术实力很强，依托于我国的航天技术力量，积累了一批国家的高顶尖人才，在技术、软件发明权和发展专利等方面有了很好的沉淀; 第二，我们有遍布全国的服务营销网络体系，在全国有700多家服务营销网点，从业人员上万。

协同创新铸就竞争力

航天信息的核心竞争力是一直关注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有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

孙定: 听你的介绍，印象很深的是航天信息自主创新能力很强，像税控系统、智能卡系统以及将要开展的新业务。在一个日益市场化的商业环境里，公司必定面临各种各样的竞争，那么航天信息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技术优势又体现在哪里？

刘振南: 从核心竞争力来讲，我们一直关注创新，立足最原始的技术创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还没有信息化管理的发票系统，正因为我们洞悉出这块市场的空白，继而牵引出了市场，这归根结底是由技术推动而成的。

航天信息始终将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我们拥有自己的研究院，大概有60多人，都是硕士以上学历。有的从事基础研究，比如密码技术、前沿的核心技术等，对这支团队的建立和完善，公司下重金去支持。还有一支重要的团队是我们的产业公司和产业事业部，这些部门负责将技术变为产品，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团队。这支团队的成员有的是从社会上聘请的专家，也有我们自身培养的，还有航天、中科院以及许多高校“输血”进来的人才。同时，公司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激励机制，以保证核心技术人员稳定。

但创新思维不仅仅局限在技术本身，还应包括机制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应该说，航天信息核心竞争力的另一体现是在企业文化上――“以人为本、协同创新”。协同创新讲究协同配合与支持，这种价值观是相当宝贵的。公司的企业文化将公司战略、愿景相结合，我们倡导回馈社会，让股东得到丰厚回报，让员工得到成长机会，这三方面都贯穿于企业文化中，它所发挥的支撑力，是公司的生命线。

孙定: 由于我国制度、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信息化面临一些特殊的问题，很难将国外信息化的成功经验照搬过来。中国信息化过程需要厂商、用户携手创新。我相信航天信息能够在税务系统领域取得骄人成绩，是与协同创新密不可分的。你们是怎样实现与用户的协同创新的，其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刘振南: 税务信息化是比较典型的，因为这一套系统在国外没有，是我国首创。国家税务总局的副局长曾谈起，一开始国外并不认同这一系统，但在参观后，改变了看法。如今，一些东南亚和南美的国家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建立类似的税务信息系统。

在研制这套系统时，如何与税务部门合作，将系统和业务融合一体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因为不是每个领导以及工作人员，尤其是非税务信息化部门的成员都能理解信息化的目的的。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与税务部门的干部们组成联合团队进行封闭式论证，长达两个月。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了解对方的业务流程与工作目的，按需而建。几个月的摸爬滚打后，公司的技术专家成为了税务专家了，税务干部也对信息化有了更深刻的认可，正是在如此的深入调查与充分合作上，我们能够用计算机密码语言来解决对方的难题。

从技术角度谈，公司一定要将需求放在第一位，技术满足客户需求是我们一直遵循的公司理念。

打“相关多元化”牌

航天信息将立足于做熟悉的产业，定位于以信息安全为主的相关多元化。

孙定:听说航天信息在奥运会的应用上也取得了不错成绩，得到很多肯定。能谈谈在奥运会上的产品情况么？

刘振南: 一是我们应用RFID做了奥运食品安全系统，为奥运会期间各国运动员、裁判员和政府官员的入口食品提供安全保证，包括运动员兴奋剂检测之后，如果检测出运动员没有服药但检验结果又有异常，就要从食品开始检测，追溯到种植、加工、入口的环节，保证清楚无误，这是我们的工作。

这套食品安全系统应用了计算机信息、电子标签等技术，对食品的原材料生长、种植到运输，以及冷藏运输中的温度变化进行监测。这套系统建成之后，得到了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孙定: 航天信息在奥运中的这些实践，应该是以前主营业务的延展。这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会带来很多启发，航天信息对未来公司的业务发展情况如何规划？

刘振南: 从公司的情况出发，我们仍然立足于做熟悉的产业。现在我们的战略定位是以信息安全为主的相关多元化。所谓“相关的多元化”，一方面是将密码的安全技术、信息技术，融入到其他领域里; 另一方面，我们的客户也是相关联的。我们现在服务的主要是税务部门，我们寻求如何用公司的技术产品为中小企业服务，由此推出了财税一体化软件，围绕这套软件我们又有一系列的产品，应用于高端客户，围绕这些技术我们还打造了安全芯片，外延不断扩大。

未来，我们希望能按照用信息化带动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大策，服务于中小企业，用低价格、符合中国人使用习惯的ERP软件来推动我国企业信息化的进程。

同时，我们的核心技术将涉足卫星应用领域，以及军队的装备安全等，我在航天部工作过，对军队有很深的感情，认识到我国军队的信息化或是军队信息安全还需要不断努力。

航天信息的目标是在2010年销售收入能达到100亿元。

向联想、华为学习

航天信息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首先要认识到危机并在危机中不断完善自己，追求卓越。

孙定: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正影响着实体经济。我国为了拉动内需，“4万亿”计划已经出台，各地的配套资金都超过了10万亿元。这么大的投资拉动政策，你是否看到了新的机会，哪些领域会走得更快？

刘振南: 航天信息对4万亿也进行了研究和考量。从国家层面来讲，我感觉到4万亿更多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我也想通过媒体呼吁，国家不要忘了信息化本身就是一种基础设施。如果说把基础设施仅仅理解成高速公路、铁路、机场，那是不够的，信息也需要有承载的东西，我国要把国内的信息网络建造好，利用这样的机会投入更多资金，使现在的带宽或者传输速率有很大的提升，使得国民和企业从中享受到便利。

同时，要关注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并为之提供更多的便利。如果能提升中小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将会随之提升。从这点看，航天信息服务于中小企业，也将会从中受益。

孙定:从国内来讲，航天信息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刘振南: 竞争对手还是我们自己。首先是我们是否认识到危机所在，是否认识到企业所面临的冬天，危机意识要放在首位。今天大家看到了航天信息辉煌或是高速增长的一面，但是明年我们提升的价值在哪里，明天的经济增长点又在哪里？所以，我们比较习惯于保持低调，专注于怎样更好地完善自我、追求卓越。联想、华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我们也有自身的特点、特定服务的群体以及自身的价值观和技术。航天信息的标杆企业一直是IBM，航天信息要做成中国的IBM。

采访手记

慢火炖出好牛肉

从二八定律来说，新闻媒体将80%的关注度给了20%的企业，而其余的80%企业正在蠢蠢欲动，或者将浮出水面，也可能已经显山露水，航天信息有限公司是这80%中显山露水的一个。

这次采访的提纲是“憋”出来的。航天信息，一个很陌生的公司，在网上搜罗的信息寥寥无几，与以往《对话》栏目中耳熟能详的公司相比，实在太低调。这也给采访添了些神秘，这是家什么样的公司？

采访进行中，有点拨开云雾的感觉。这是一家默默无闻却发展势头强劲的公司，一家有着前沿的核心技术、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当然也有宏大的目标的公司。看惯了国内IT企业的沉浮，注意到了前人的得失，这一公司走得更稳、做事更低调。用刘振南的话来说，是慢火炖出好牛肉。

在2008年IT两会的高端对话中，记者再次见到刘振南。台上的他仍然侃侃而谈，观点掷地有声，一点都不逊色于同台的众多知名IT企业的领军人。这非常值得玩味，这场对话不仅仅是呈现出思想的碰撞与摩擦，更多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名不经传”的公司已经登上舞台，与IT大佬们同台竞技。

这会不会是某种预示呢？用慢火炖出的牛肉，要飘香了。（文/ 尹一捷）

总裁感悟

铸就品牌

航天信息是做税务系统起家的，在税务部门一说航天信息，大家都知道。但在其他领域，对我们了解的人很少，目前，我能够切身体会到品牌的影响力。开始阶段，我们更多的是埋头钻研技术，品牌、营销还谈不上。现在感觉到了品牌知名度不高是航天信息要往前迈步必须冲破的阻碍。

我们品牌建设的第一步是改头换面。第一，我们注册了Aisino品牌，航天信息这一名称在国际上不好用，并且这样的词汇太过敏感，不便于交流。应该说，现阶段树立Aisino的品牌效应是我们必须踏出的坚实一步。近年，我们不断地在媒体广告上打造Aisinio的知名度，希望以此为载体，进行口碑传播，逐渐让更多的人接受这一品牌。

最近推出的电视棒，也是为了打造品牌，借助于个人消费品让更多人认识航天信息，这才是目的，而不是为高利润。品牌的建立，在短时间内或许要牺牲掉高利润，虽不能两全齐美，但对于一个在成长中的公司来说，能扩大影响是最重要的。

每个行业都需要创新，可并非每个“第一”都具有同样的深远意义。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001”的股票代码奠定了深发展在中国证券业的龙头地位。也许是把重心放在了证券，也许是股市的风头遮掩了其他方面的风采，当招商银行凭借一卡通行遍中国的时候，深发展的威名却还是停滞在沪深两地。直到传出深发展以3亿元签下中国银行业的首个灾备外包大单，不那么关心银行的人才发现，不经意间深发展也拿下了中国IT外包的第一，吸引到全国上下不少曾经失去的注意力，但深发展却不愿意对此发表更多的声音。

已经向IT服务转型的集成商们十分欣喜，因为从中他们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更多的持续性生意。都认为银行业的IT外包已经是大势所趋，可追究灾备外包的根源，对深发展而言多少有些迫不得已。作为中小银行企业，深发展更看重的还是商业利益。看上去，外包了灾备这个非核心业务的IT建设，深发展失去了对灾备项目的部分控制力，或多或少，大银行对商业化数据中心的安全性还有些许担心，深发展对此却没有太多顾忌。毕竟，完备而成熟的灾备技术已经可以免除银行的部分忧虑，投资少见效快的外包项目更让深发展赢得了在运营层面信息化的宝贵时机。

放眼整个启而不动的银行IT外包市场，集成商们总不明白为什么银行总愿意独自进行信息化的艰巨努力，金融业务与IT应用，银行与IT企业的关系经过多年磨合已经十分紧密，可银行还总是把集成商们排斥在核心业务的边缘。

大银行不愿失去对IT系统的控制力，受到了技术储备、信任机制和成本核算三个关键问题困绕的系统集成商对银行一直没有什么说服力。显然，要想提高对银行客户的附着力，集成商还需要从很多方面进行长期的努力。也许这个中国首个银行IT外包的长期协议因为远离银行的业务核心，缺少轰动效力，也许因为深发展是中小银行，并不能预示这一领域的服务市场就此敞开，但这个项目还是减轻了深发展的IT负担又让高阳获得了利益。对于竞争激烈的银行业，IT外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得失问题，当集成商为了提升实力开始新一轮努力，双方所遵循的都是现代商业的双赢定律。

深发展与高阳：谁迈出的步子更大？

高阳签下深圳发展银行3个亿的灾难备援外包服务合同，获得国内首个IT外包大单，这是高阳业务模式的新进展，看好IT外包的企业也认为获得这样的成绩不简单。但“第一”却并不一定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毕竟灾难备援的技术比较成熟，也离银行的核心业务外包相去太远。剥去了“首个”、“大单”的耀眼外衣，项目本身更多的则是启示意义

虽然业界都把IT外包作为未来赢利的方向之一，但在深圳发展银行与高阳科技签下灾难备援外包服务的合约前，IT外包的项目能有多大对于大部分中国IT厂商来说却一直是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直到10月中旬，国内首个IT系统外包大单传出：高阳数据中心与深圳发展银行就提供灾难备援外包服务签定了为期10年，总额约3个亿的合同。消息传出，银行业、IT业、咨询业纷纷发表看法，虽然立场和出发点决定了他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但还是传达了多方一致的看法：深圳发展银行从业务或者说准业务层面开始外包，这无疑是行业性的新动向。

这一“重大项目”的直接参与方高阳万国电脑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炳成透露：目前该灾备系统已经投入服务，反映很好，在业界影响也很大。但时值深发展正在与新桥控股洽谈股权转让事宜的非常时期，应客户要求，关于这个国内首个IT外包大单的详细情况当前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但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高阳前前后后一共努力了近两年时间，也“谈了接近两年时间”。可见，双方此次合作还是2000年高阳给深发展做核心业务系统和前置业务系统时打下的基础。

在为深发展开发实施核心业务系统的过程中，高阳其实已萌生了说服深发展把灾备业务外包的想法。“因为做完集中以后，安全是第一位的，深发展紧接着就要考虑灾难备份系统维护等问题，实际上这些投入会非常大，如果深发展自己去做灾备，光在设备上，10年的投入可能就不止3个亿了”。高阳正是看到作为中小银行的深发展的痛处，抓住时机，向深发展宣讲IT外包的好处。“正好高阳那时在考虑建一个提供外包服务的公司，所以就给深发展做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告诉他们哪些适合IT外包，哪些不适合，其间沟通了大概两年，最后才把外包这个模式给确定下来”。他所说的这个公司即是现在位于深圳发展银行大厦里面的高阳万国电脑系统有限公司，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阳万国的诞生与深发展这个大客户确有渊源。

拿下了深发展3个亿的单子，高阳自然有了说话的底气，把它看作整个银行业信息化和外包业态发展的一个突破，该人士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业界的第一例，以前的外包最多只是一种维护。从业务的外包来讲，我知道的这是第一个”。

事实上，为了这个项目而高兴的并不仅仅是高阳自己，因为看到了银行业IT外包的希望，业界企业还是委婉的表达了对高阳的赞赏之意。专注于银行业的高伟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詹滨说：“站在同行的角度看，我认为高阳做的这件事还是很难得的。虽然一直在说外包，但实际上国内的银行对外包企业的选择是十分慎重的，据我所知，国内银行里以前还没有做灾难备援外包的。高阳能够赢得深发展的信任，把单子交给他挺不容易的，这需要很强的技术实力。”

与金融领域内的IT企业的乐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咨询公司的分析员，他们一贯的冷静分析和审慎猜测似乎是给厂商的热情泼下凉水，但也让人们看到这一“IT外包第一大单”背后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易观咨询分析师王清宇估计高阳与深发展签下的10年合约可能是一种分段式的协议，即“在某一年限之内，双方会签订一个意向性的协议或合约，然后在每年当中按照合同规定的规范去做。而签下了合同也不表明10年后高阳就一定能从这个项目上收入3个亿”。易观咨询总裁兼首席顾问于扬就认为：“这种单子意义不大，根据国外的先例，这么长时间的单子，很难保证实施的过程中不会随着市场形势的改变而中断。这个合同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意向，即在同等条件下，承诺优先采用高阳提供的服务，但不排除如果服务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或者价格超出了预算，或者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深发展可能会转向别的服务提供商。”

由于银行特殊的行业特性—安全第一，一直以来，国内银行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的IT外包进展都是非常缓慢的。这个“业界第一单”在外包方面的拓展也是有边界的，按知情人士的话说，这“还没到业务流程外包（即BTO）那一步，深发展是花钱来租设备，但高阳不会去拿他们的业务数据，只是提供设备及设备管理。也就是说，掌握系统密码的高阳负责系统维护，而包括大客户信息在内的业务密码由深发展自己加密，高阳不会去主动获取这个密码，一来避嫌，二来在高阳看来拿到了也没什么用。”

从技术上讲，对银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灾难备援系统就是一个备份作用，所以高伟达的詹滨认为：“对银行来说灾难备援不是应用，而是一种IT手段，它需要的是对基础架构的了解，对系统环境和软硬件的了解”。王清宇更直接的表示不赞同这个项目属于业务外包的说法。“简单的说这只是一个备份，不做任何处理，所以对于交易系统来说，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没有牵涉到业务本身。”

灾备：IT外包的起点与终点？

政策限制、内部体制、安全考虑让IT外包总是徘徊在银行业务的边缘，银行与IT厂商密切合作了很多年，可看好金融市场的IT企业就是得不到国内大银行的核心大单。即便是高阳有了突破性进展，集成商们的“替补”角色也许还要持续很多年

银行外包已经喊了好几年，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动作却一直没有出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显而易见的技术水平制约外，更不能忽视的是银行界自身的一些因素。高伟达执行总经理詹滨认为，外包市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问题，“金融行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很多动作要受到政策的制约”。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并没有一家采取了外包形式。易观咨询的分析师王清宇在谈到银行外包时也有同样的看法，“国有银行的预算都是拨款性质的，不是商业性的支出，因此在这方面会更加小心翼翼。”

此外，遵循传统的银行业始终恪守着“保持内部完全控制”的规则。国内实力雄厚的大银行普遍认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核心信息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外包可能会导致企业泄密。据了解，现在国内的很多大银行尽管也把部分业务和IT服务让提供商做，但这种合作大多局限在企业信息技术的外围，比如托管服务器、数据中心，目前还没有谁敢于将自己的业务运营外包出去。

换句话说，财大气粗的大银行并不在乎多养一个技术部门，正象王清宇所说，“从资产最大的国有银行角度看，由于今天的外包市场并不成熟，外包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证，如果使用外包，银行在评估外包方面所要花费的成本和精力之大，还不如它自己建设，这是他们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一个例子是工商银行在珠海南方软件园内建立了规模很大的软件开发中心，这支500人的队伍负责工行自己的软件研发，据珠海市科技局局长邱轼介绍，工商银行的软件中心每年创造的产值数以亿计。

寂寞的中国银行外包市场中，高阳的探路之举自然引起了系统集成行业的关注，深发展也成了银行业尝试外包的先头兵。正所谓“船小好调头”，业内人士认为，深发展的非国有背景和规模相对较小是它能先吃螃蟹的重要原因。对于像深发展这样的后起商业银行来说，他们要做的是尽快用标准化的手段把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外包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由于这些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它用于评估外包风险的成本很可能会小于自建平台，因此更有可能选择外包。就像有关人士透露的那样：“如果深发展自己去做灾备这一块，光设备10年的投入可能都不止3个亿”，这是深发展最后选择外包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银行虽然有钱，但成本与收益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在灾难备援中心的建设问题上，不同规模的银行采取了不同的考虑与思路。华夏银行技术副总监贾振陆曾表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为资金和数据大的优势，可以自建灾难备份中心。但中小商业银行要自建灾难备份中心就比较困难”，若干个金融企业联合共建则是较好的方式。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郭濂在“第三届中国金融信息化发展论坛”上也透露出，国家开发银行正联手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准备开发异地灾难备份系统，目前已经完成设计，中信实业银行是否参加进来，还不能确定。可见中小银行的灵活做法让系统集成商们看到了更多的机会。詹滨就很看好中小银行的外包市场，“外包将来更快的发展应该是在中小银行，比如中等城市的商业银行和遍布全国农村的信用社。中国有数百个中等城市，需求还是很大的。至于四大这样的国有大银行，近期还不会在外包上有很大动作；据我了解，象中信、浦发这样相对大一些的银行也没有外包动作。”

谁来包的问题解决之后，面对的就是“包什么”。这次深发展包出去的

“灾备中心”在业界人士看来，虽然重要却并不涉及银行的核心业务。“数据中心不是一个复杂的业务，只是一个镜像而已，真正复杂的是涉及银行内部的零售、借贷业务、xyk业务等流程的管理问题，这种IT管理才是涉及到银行内部业务流程的技术。

或许正是由于灾备中心浓厚的技术背景和不涉及核心业务的单纯身份，它成了银行面对外包，心存疑虑又跃跃欲试时首先选择的突破口。当然，灾备并非银行唯一的选择，打开了口子之后，下一个包出去的又会是什么？

在詹滨看来，银行业务系统中最适合外包的除了灾难备援中心，还有客户服务中心和方兴未艾的网上银行。至于其他涉及到银行核心业务的系统如存取款、借贷等，目前还不大可能外包。王清宇认为电话银行也完全可以通过外包来实现的，它实际就是Call

Center的一种变种，就是把银行后台的交易系统与呼叫中心连在一起而已，通过外包很容易实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国内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外包的可能性还微乎其微。灾备中心的外包或许只是外包大进程中的一个小事件，但如果从银行业角度来看，这似乎也可以算作一个殊为不易的开始。有了开始，下一步的发展就有了可能。

“IT插座”：连不通供需两端

当国外的银行IT外包已经达到“按需购买”、“随取即用”的高级阶段，国内的系统集成商却还在忙于到处打单。大型银行也曾尝试，最终却难以解决技术储备、信任机制和成本核算三个关键问题。正是这些造成集成商与真正的IT外包间还有段不小的距离

银行业是国内最早接触信息技术的行业之一，无论从资金实力还是从应用规模来看，这似乎都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市场。有数据显示，金融业占据了国内IT服务市场四分之一以上的业务量，且每年以超过40%的速度递增，已经成为国内IT服务的最大买家。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陈静曾经在公开场合指出，由于目前的法律系统、诚信系统的不完善以及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等因素，采取托管、外包、联合共建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但这应该是银行发展的大方向。

大方向是明确的，市场规模是诱人的，可怎么走外包这条路眼下看起来还没有一条清晰的路线，一些自以为干外包的现在看起来，离真正的外包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高阳CEO袁波近几年来曾多次表示，外包服务应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客户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把一部分非主流业务外包出去；另一个则是策略联盟性质的，客户与外包商缔结联盟，甚至包括兼并重组和资本运作等深层次合作，最终通过外包服务实现双赢。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目前国内从事银行外包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按照易观咨询总裁于扬的说法，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做的还是纯粹的IT应用，比如桌面响应、最基本的硬件、软件的支持与维护，而更深入的外包应当是BTO（Business

Transaction

Outsourcing）即商务流程外包，这种外包的内容就是面向客户的业务流程的一部分。比如优利公司为世界上很多大银行处理支票，类似这种票据的处理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家银行外包给别人去做。

而美国运通与IBM在今年2月签订的一项有效期为7年、价值高达40亿美元的IT业务外包合同则代表了金融领域IT外包的发展趋势。虽然运通公司与IBM的合同数额巨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合同中采用的是“随取即用计费方式（On

Demand）”的新业务模式。与以往的固定价格模式截然不同，这是一项更为灵活的“按需购买”的计价方式。根据业务的变化，美国运通可以随时扩展和收缩对IBM服务的使用，按使用量付费。

在于扬看来，最新的外包发展趋势就是Utility

Computing，即公用计算，这是外包的进一步延展。将来所有行业的企业，当它需要IT能力的时候能通过一个“IT插座”获得这种能力，用多少就交多少钱，就像每月的水电费账单一样。这甚至已经不能叫做外包，因为你不用再去考虑谈外包合同，而是整个都甩给了服务商。”

对于国际银行而言，外包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但国内银行的IT外包却总没有他们的外国同行那么顺利。中国建设银行科技部副处长王申科表示，他们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成本问题。“到底外包花多少钱比较合适

？比如说日本的三菱银行每年可以从营业额或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几，让 IBM、

EDS去做外包服务。而国内银行的决策者却会觉得外包的成本太高，从而对外包的成本提出异议。第二就是对于外包服务商信誉的担心”。外包商的服务和质量，甚至外包商本身的一些变化都可能引起银行整个业务的变化。“我们一试，两个担心的问题都出现了，主管领导一看效果不是很好，他的信心就不足了”。

技术、人才、业务、资本：集成商四处突围为了加强对银行的附着力，集成商们一直都在从不同角度做出努力。高伟达内部员工传出消息，因为要与花旗银行深度合作，技术人员首先要在着装上与国际接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让银行业和集成商集体关注的消息，除了雄厚的资本，国际银行完善的金融业务和领先的IT应用一定是朝着IT服务努力的集成商们更加关注的东西

对银行来说，外

包获得了IT商的专业技能，节约了管理成本，而对于系统集成商来说，外包使他们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细水长流”式的发展，这正是他们努力的方向。目前国内大的系统集成商都深陷同样的“项目怪圈”之中。大集成商做的一般是大项目，庞大的技术队伍需要极高的人力成本，如果一年中没有拿到足够多的项目，人员就会产生波动，收入的波动也很明显。目前所有的集成商都面临这样的现状，运作非常辛苦且风险极大。要摆脱对项目的过份依赖，利润丰厚且长期稳定的IT外包看起来成了系统集成商们共同的选择。

看上去明明是双赢的好事，可是和国外市场的红火相比，国内的银行外包至今还是“无人喝采”。面对这种落差，银行方面毫不客气的指出，国内厂商的技术水平低是包不出去的原因。建设银行信息与开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静芳说：“采取外包方式，主要是从降低成本、获得专业化服务、快速推出产品、学习到所欠缺的知识等角度考虑，但目前国内的IT厂商没有这个能力，银行只好自己干。”

技术上落后于人的尴尬让国内的系统集成商们谈到外包时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袁波一直认为外包服务是一种发展趋势，但目前各方面条件还不太成熟；詹滨则直言不讳：“外包是所有IT服务中发展前景最好的，但也是最难卖的。外包要求客户对你高度的信任，你必须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来赢得这种信任。坦率的说，我认为目前国内具备这种实力的企业没几家。因为银行基本上用的是IBM的主机系统，技术要求非常高；而国内企业熟悉的是UNIX系统，很少人懂IBM主机技术。至少在目前，我还没看到技术上成熟的企业。”

看到了诱人“奶酪”的集成商们当然不会束手以待，尽管政策、技术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但至少可以做到对行业更深入的理解。集成商们的确已经伸出手去拉拢银行界的人才，但愿这不是水中捞月。

高阳CEO袁波曾经谈到，外包服务与系统集成的区别就在于系统集成是在技术或信息层面上，而外包服务则多是在业务层面上。系统集成是根据客户某一方面的技术或是在形成了业务想法之后，帮助客户去完成某一项任务；而外包呢，是从客户的业务层面上确定要达到什么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外包给另外一家公司去做。所以，外包是业务和技术的有机结合，它需要对行业非常准确的把握，这一步是最难跨越的门槛。为此，系统集成商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银行这个最大的客户靠拢。

高阳舍得花钱在业界是出了名的。在高阳看来，花钱从银行挖人，特别是挖懂业务的高级人才，再多的钱也值得，就连马来西亚渣打银行的副总裁也被高阳揽入了麾下。联想等看重金融行业的IT厂商中很多高级管理人员也都有着银行业的从业经历。

而高伟达内部的技术人员现在已经穿上西装、打起领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人员把这称做“与国际接轨”，追问之下，他才透露，“现在高伟达正在与花旗银行进行合作，花旗将向高伟达投资”。对于这一消息，高伟达市场部方面表示现在究竟在与哪家国际银行谈投资目前还不能透露。但显然，如果合作方是花旗，高伟达获得的将不只是资金，毕竟花旗对银行业务的理解和多年来业界领先的IT应用，可能让这个已经瞄准IT服务市场的系统集成商受益颇多。从这些苗头中多少可以看出，为了更多更深的了解银行，系统集成商正力图让自己以行家的角色融入到银行的业务中，现在在做的，正是“知己知彼”。

乐观的看法是，5年以后中国的银行外包市场将达到100亿；也有人说中国进入500强的企业搞外包的时候就是外包市场成形之时。如果真是如此，留给集成商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什么是服务外包企业？哪些IT外包企业比较有名

如今，不少企业都想拥有属于自己企业或产品的手机APP，但其中最困扰企业主的问题就是：开发一款手机APP到底需要多少钱？

简单点来说，要视手机APP的需求及质量而言，价位一般在几千到十几万左右，更高端的价格更高。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请继续往下看吧。　

一、APP开发款式分为固定款和定制款，两者的价格均不相同

固定款：是指直接套用已有的、现成的APP固定模板，报价是固定的，所需要的功能也是固定的，缺点就是客户拿不到源代码，也不能根据企业需求进行定制，由于源代码是封装的，如果企业以后想进行功能升级或系统维护的话，也不能够实现，只能重新开发一个新的软件。

固定款的APP开发时间短，约2~3日的时间即可完成，费用大约在几千到几万之间。

定制款：定制款是指APP的功能全部重新开发，过程比较繁琐，需要美工、策划、APP开发（前台/客户端/手机端）、后台程序员等工种协同完成，大型的、功能复杂的APP甚至需要数十人的团队。

由于APP的功能和设计都是定制的，因此价格会高些。定制款的开发时间与开发价格是成正比的，开发时间长，大约在两三个月甚至不定的周期里才能完成，而费用大概在几万甚至十几万左右。

因此，想要知道开发一款手机APP需要花费多少钱，企业主首先必须把APP的详细需求和功能告知APP开发公司，开发公司才能报出一个合理的价格。

二、手机APP平台不同，制作成本也不一样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手机APP制作平台主要有两种一般包括两种系统：安卓系统（Android）和苹果系统（IOS）。

一般来说，制作苹果系统的手机APP软件费用要比安卓平台的贵一些，因为苹果公司对苹果平台的封闭性和手机APP开发语言Objective-C的难度，都让APP开发者加大了苹果系统手机APP开发的难度。

三、APP制作成本包含参与人员的工资

通常情况下，开发一款APP需要产品经理、客户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和UI设计师各一名，这已经是制作手机APP应用软件比较精简的配置了，所以这些参与人员的工资也是包含在APP制作成本当中的。这些工作人员的月薪加起来可能都会超过4、5万元。

四、APP开发公司的所在地

需要注意的是，同样实力的APP开发公司，在不同的城市也会导致APP的成本费用高一些，如在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地的开发公司开发成本费用就会比较高，因为当地开发人员的薪资和其他支出相对更高。

所谓软件外包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将他们的一些非核心的软件项目通过外包的形式交给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的公司开发，以达到降低软件开发成本的目的。众所周知，软件开发的成本中70%是人力资源成本，所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将有效地降低软件开发的成本。

软件外包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降低成本的一种重要的手段。目前，全球软件的销售额为6,000亿美元，而其中软件外包的销售额即达到500～600亿美元。预期到2005年软件外包的销售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软件外包的大幅度增长为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的印度和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

中国目前已经有不少的公司开始介入软件外包这一领域。目前软件外包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有上海、北京、大连以及深圳等城市。以北京为例，有40%的软件企业参与外包项目，软件行业60%～70%的营业额来自外包。在上海和北京，一个软件外包工程师的月薪达到7,000～10,000元人民币，而同样能力的软件工程师在武汉只需要三～四千元人民币。资本的特征是向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所以，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大量的东部软件公司准备迁移到中部地区，目前首选的地区主要是武汉和西安。

软件外包将为中国软件业带来什么呢？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机会，还有先进的软件开发管理流程，以及严格的软件质量控制体系。通过发展软件外包产业， 我国的软件产业将逐渐地告别手工作坊式的开发时代，进入工程化、规模化的开发领域。

为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我国政府正全力为这些软件外包公司营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政府已经在多个重点城市建立开发区，设立多个全新的软件开发园区，并对于入园的软件企业给予相当优惠的政策条件。但是，仅有政策条件和环境条件是不够的，对软件企业影响最大的是人力资源成本，能否提供多数量多的、成本较低并在质量方面满足需要的软件外包工程师是我国能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的重要条件。

中国软件外包市场现状

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1000亿美元。发包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接包市场主要是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其中，美国市场被印度垄断，欧洲市场则被爱尔兰垄断。现在，菲律宾、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加入了世界软件外包的竞争行列。

IT外包服务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IT技术发展相结合的产物。与硬件外包相比，软件外包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目前印度是软件外包最大市场。除此之外，爱尔兰，以色列和中国也是软件外包的主要市场。

IDG统计数据表明，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已达到1000亿美元。全球软件外包的发包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其中美国占40%，日本占10%。外包接包市场主要是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其中，美国市场被印度垄断，印度软件业80%的收入依赖软件外包业务，印度已经成为软件外包的第一大国。而欧洲市场则被爱尔兰垄断。现在，菲律宾、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加入了世界软件外包的竞争行列。

虽然中国IT外包服务市场一直高速增长，但截至目前，IT外包服务的用户群还相当狭小。就IT外包服务的内容和服务方式而言，还主要局限于基础架构层面的网络基础设施和桌面设备的支持与维护。2003年IT外包服务的市场规模只有人民币426亿元。其中IT运营管理外包服务的规模为216亿，应用管理外包服务为15亿，软件外包195亿。

计世资讯的《2003～2004年中国IT服务市场研究年度报告》显示， 2003年中国IT外包市场规模达35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25%。中国软件外包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日本和美国。

我个人觉得刚毕业的大学生把软件外包行业作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对积累开发经验其实是有好处的，毕竟项目多，要求也多样化，相对比较长见识，但是如果要深入研究某种软件那可能就有些不利了，因为没那么多时间给你，一般做软件外包的都会比较忙，赶时间啊。如果你是想先积累一定的经验再转向企业或者转型做管理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关键也得看你自己。

参考资料：

摘要]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中，软件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和服务贸易模式，并且正在迅猛发展。作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因素，国际软件服务外包为寻求服务业发展的中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本文在对中国软件服务外包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了讨论，进而对中国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中经评论·北京）纵观产业发展史，共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实质是“市场全球化”，即通过国际贸易来拓展市场，大量的企业被新市场的远大前景吸引而向海外拓展。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在50年前发生并持续至今，其实质是“生产全球化”，即跨国性的大企业纷纷在低薪资国家建立制造性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蓝领职位转移，而中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这种转移的主要受益者，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夺得“世界工厂”的美名。现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即“服务全球化”正向我们走来，其实质是借着互联网和电信技术的广泛普及，服务业正在经历与制造业相似的变化：由生产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成本低的地区，大量服务性、知识性的白领职位也正在进行转移。

当前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软件服务外包日益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是一个全新的、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产业。它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即：积极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培育国际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些对于在该领域起步较晚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是最符合新兴工业化要求的全新产业形态，软件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模式，近年来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伴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软件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推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发展迅猛，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据统计，全球的软件和信息服务市场持续增长。2007年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市场规模已达到8139亿美元，其中软件服务达1176亿美元。2008年的全球离岸服务市场超过6800亿美元，全球信息技术外包（ITO）的离岸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软件服务外包，占了421%，特别是软件开发与维护的环节；而全球业务流程外包（BPO）最大的离岸外包业务则是客户服务，财务会计业务离岸外包增长速度最陕。

伴随着全球离岸服务市场的发展，外包的职位也越来越多。目前白领工作流向较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过去3年里，美国约有40多万个白领服务业工作岗位被转移到海外。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日渐提升。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实力较强的企业，都开始不断地将生产性软件服务外包出去，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智力附加值增加，成为高端就业的主力军

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是新时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软件服务外包属于高端服务业的范畴，是“绿色产业”，零污染、知识含量高、资源消耗少，而且附加价值高，可以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升级。实践表明，软件服务外包已逐渐成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向高端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

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使外包所需的技术知识水平提高，全球知识型软件服务外包兴起。许多公司不仅将数据输入、文件管理等低端服务转移，而且还将风险管理、金融分析、研发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业务外包出去。软件与信息外包逐步由 *** 作外包向智能外包等高端发展，技术型、知识型的比例越来越高，软件服务外包所需的知识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发包商与供应商的简单关系向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目前软件服务外包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大公司，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降低成本也将部分业务外包出去，外包的客户范围不断延伸。与此同时，外包的承接国家也越来越多，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参与到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的行列中来，如印度、中国、俄罗斯、韩国、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孟加拉等。全球外包接包市场集中在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印度软件业800/0的收入来自美国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业务，而欧洲市场绝大多数份额则被爱尔兰所包揽。随着全球产业梯次转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菲律宾、俄罗斯正成为新的接包力量。2008年从事全球信息与软件外包的总就业人数已达14亿人。

（三）设计研发服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离岸

随着部分发达国家的本国适龄劳动力数量持续下滑、各行业面临的竞争和利润压力与日俱增，软件服务外包和离岸正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应对竞争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软件服务外包和离岸的新形式和新机会层出不穷，IT基础设施服务和设计研发服务将成为推动离岸继续飞速发展的新动力。通信成本不断降低以及电信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使得人员成本在IT基础设施运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领先的跨国企业纷纷开始将IT基础设施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离岸外包，设计研发服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离岸正成为另一个新兴潮流。受离岸目的地（国）低成本劳动力、人才储备以及接近当地市场和生产等因素的驱动，跨国企业正在将设计研发向东欧、印度、中国等地进行转移。对于后发国家，发展离岸外包服务将推动国民经济中关键部门和产业的转型，并通过人才、知识和基础设施的聚集，创造出一个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通过引进国际领先的软件服务外包供应商和客户并开展积极合作，能够帮助提升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才以持续推动产业的创新和科技进步。

二、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继上个世纪制造业全球大转移之后，如今，软件服务外包与离岸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趋势。面对这样的全球趋势，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和机遇，需要立足独有优势，把握新兴机遇，积极面对挑战，快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机遇

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业务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的，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较快发展，进入新世纪，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尽管起步较晚，但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提出，虽然中国的承接软件服务外包综合实力相对逊于印度和爱尔兰，但中国以自身特有的优势，正在成为印度的强有力对手，是一个公认的新兴外包中心。

当前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在这一新的经济形势下，先发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降低成本，而如何降低成本，答案就是服务外包。从长期来看，外包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服务的专业化程度，相应地提升成本的有效性。由此，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生存成为考验的时候，对外包的需求越会增长。例如金融服务业，其产值和规模将不断扩大，而金融行业的流程外包离岸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可达到40%－60%。

中国具有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专业技术人才。据统计，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培养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约14万人，比2002年增长573%，软件及相关专业毕业生264万人。国内工程师每月工资仅500美元，而印度为700美元，美国则高达4000美元；中国的IT劳动力成本仅为印度的70%，美国的1/8。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中国低成本、富有才干的软件技术人才是开展IT软件服务外包的一大优势。美国企业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源动力就是通过外包来取得最低成本、获得最大利润。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指出，外包有利于美国企业降低成本，保证企业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壮大；没有外包，许多类似耐克的公司都将难以生存。

中国在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外商投资、与北亚的语言和文化近似性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基础设施为例，中国拥有世界级的电信基础设施，可实现9998%的网络连接率，能为主要软件基地提供稳定、不间断的双电源供电。大约150个民用机场连接大部分一级和二级城市，超过30个城市拥有国际机场以及国际直达航班。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和服务体系，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不断改善，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使中国企业具有大规模承接服务业外包的客观条件。中国拥有较好的人文关联基础，全国超过200万日语、韩语人才，在与北亚的语言和文化近似性突出。目前，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大连、杭州等几个主要城市已形成了区域外包中心，在开拓日本软件服务外包市场方面发展尤为迅速，已初步形成对日软件出口开发的骨干企业群。赛迪顾问（CCID）认为到2010年中国外包市场能够达到7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2%。

为了及时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推动实施了“千百十工程”，推出相应的人才培训计划，鼓励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认证，以大力推动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尽快做强做大。具体包括：安排软件服务外包公共培训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大学生增加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知识和技能，鼓励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新增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各类人才培训项目，重点培训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新任职员工；对符合条件且取得行业国际认证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其国际认证的维护和升级；为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和相关服务；支持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承接国际（离岸）软件服务外包业务。

（二）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领域逐步拓宽，业务范围主要涉及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对象涉及日、韩、欧、美等。软件服务外包的业务量不断增加，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中国现有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即从事软件服务外包的高端人才缺乏，具备综合能力及较强应用能力的软件人才不足，中间技术人才也相对不足，而处于金字塔底端、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低端普通软件人才数量充足。事实上，当前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对于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呈现“橄榄球”形状，对中间技术人才的需求巨大，这就进一步暴露出中国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符的问题；同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印度相比，中国相关工作人员的英语水平偏低，缺乏相应的语言优势；此外，由于存在文化差异，中国相关从业人员对西方商业理念缺乏了解。

其次，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低下。国际软件服务外包竞争日趋激烈，受语言、市场营销能力、资金等方面的影响，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缺乏一批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人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较低。中国国内软件企业大多尚无意识或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宣传自己的产品与实力，对CMM质量认证不重视，缺乏熟悉跨国公司运作模式和规范的软件人才。尽管许多美国和欧洲的软件企业对与中国进行离岸加工合作很感兴趣，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的软件行业及中国软件企业的技术和质量水平，加之盗版严重，因而无法建立起对中国软件企业的信任。政府与行业组织在这些方面也没有有效地帮助企业建立起与国外市场和客户的联系。反观印度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为承接软件服务外包创造有利条件，抢占国际外包市场。一方面采取开放的人才培养和流动政策，为承接外包创造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和信息咨询服务支持，直接推动了印度软件服务外包出口的快速发展。承接软件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重点，而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尚未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缺乏健全的研发和营销网络，其技术人员与客户沟通的能力较为薄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国际软件服务外包的承接。

再者，国内市场融资渠道匮乏。软件产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其成长离不开充足的、可有效运用的资金，因而风险投资对于软件外包格外重要。中国当前的风险资本市场发育并不成熟，而大多数软件企业又是民营企业，信用严重不足导致了融资难，投入到软件产业的风险资本十分有限。银行“贷款担保抵押”的限制使得许多软件企业因缺乏足够的资本金或担保而很难申请到贷款，缺乏资金直接导致小型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或过早地被淘汰出局。近几年，虽然国家投入了一些政策性资金用于支持软件企业的发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当前软件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仍是企业自有利润的积累，而这种自我滚动模式使许多企业坐失了良好的发展时机。

最后，政府政策措施不协调，分散的政策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软件服务外包出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管理机构涉及财政部、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海关总署等许多部门。目前由于政出多门、协调不畅、管理薄弱、政策含金量不高，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出口的后劲严重不足。另外，产业集聚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普遍采取的模式，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以产业园区模式发展产业，能够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及协同效应，追求适合于区域具体特征的区域发展道路。软件服务外包也讲究规模效应，但目前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发展布局较为分散，缺乏规划布局引导政策；企业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承接与开发大型软件服务外包项目能力不足，集聚效应受到较大制约和影响。

三、加快发展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措施

全球软件服务外包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对中匡I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它对研究制定和实施促进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措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研究制定软件服务外包发展规划

认真研究中国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方向，结合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制定软件服务外包发展规划，明确将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作为国家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点，设定明确的产业发展目标（例如在出口、就业方面的目标），研究服务促进政策。一要制定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认定标准，与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认定标准相衔接，为政策支持奠定基础。二要制定引导跨国公司投资中国软件服务外包的有关政策，给予人力服务、基础设施便利等优惠扶持，将软件服务外包纳入外商投资企业鼓励类目录。三要加大服务贸易出口政策支持力度，推动设立国家软件服务外包发展基金，制定和完善服务贸易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和停用保险政策。四要进一步放宽条件，降低标准，将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纳入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区域范围，鼓励企业到境外设立研发和营销机构。五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建立或委托相应研究机构，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持续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开展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的条件和发展情况，对产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政策、法律、市场、社会以及技术发展等问题作出预研，并发布研究成果以引导企业正确决策。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扶持政策

经认定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可考虑免征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营业税；适度减免个人所得税等。政府部门协力整合资源，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支持，重点资助服务人才培训、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公共技术平台、申请国际认证和评估等。

加强对软件出口现行各项鼓励政策的宣传，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扶持效应。软件企业出口软件、进口自用设备等按照现行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财税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结合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的趋势和特点，继续研究适用的税收鼓励政策。各部门协同配合，规范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模式，简化管理程序。对软件和相关信息服务出口所必需的暂时进口货物，可按照海关的有关规定予以延期出境。

（三）加强资金支持和引导力度，完善金融支持政策

各相关部门通过现有资金渠道，继续加大对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和软件出口基地的资金投入，并根据基地的发展情况逐年增加。充分利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鼓励软件企业自主创新、采用国际标准实施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加大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力度。鼓励国家政策性银行为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项目提供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针对软件企业特点给予扶持。鼓励政策性信用保险公司为企业提供出口收汇保障、商账追收服务和保险项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加大对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企业的支持，允许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企业根据实际经营需求保留外汇。

形成多方融资渠道，加快软件外包产业与金融业的融合。一方面建立软件产业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对软件产业的风险投资，由国家扶持成立风险投资公司、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另一方面安排一部分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用于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化项目，建立各类发展基金，如电子发展基金、863计划、火炬计划等，通过开放创业板，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对于软件企业来说，风险投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有中小软件企业缺乏的先进管理、市场经验、成长模式、策略伙伴、国际思维方式和对外合作通道。

（四）建立创新型软件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模式

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属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有素质较全面、符合实际需求的软件专业人才。当务之急，就是要结合中国软件出口和软件服务外包的发展实际，创新和完善人才培训方式，鼓励社会力量介入，针对不同企业（如软件开发、软件服务外包）、不同市场（如欧、美、日）的需求实施定制化培训，强化动手能力和实际业务流程训练，提高人员培训质量。目前中国正在推广软件学院制度，今后软件技术学院（校）对人员的培训方向要配合外包特别是软件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另外，政府将鼓励作为发包商的、有培训能力的跨国公司与国内机构合作，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并在培训后吸纳人员就业；鼓励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等与培训机构合作建立人力资源库，搭建中国外包服务业的人力资源供应链。

（五）加快完善嗽件园服务体系

软件园是全球软件及软件服务外包发展普遍采取的模式，比如美国有四大软件产业基地：硅谷地区、犹他州、西雅图和东部地区；印度软件产业形成了以班加罗尔为代表的在地理分布上相对集中的软件企业群体；韩国有大德科技园区；台湾有新竹软件园等等。软件园服务体系可以同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紧密配合，打造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平台，共同建立新的政策体系和新的产业支持环境；在此平台之上，软件园充分发挥企业的专业能力，提供差异化、专业化服务，使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软件园品牌效应凸显。实践证明，国内外成功的园区运营都遵循“市场化、差异化、企业化”的基本原则。

依托园区的比较优势、基于合理的产业定位、围绕产业的主导产品及其上下游产品来招商引资，引进高端产品生产技术，扩展技术链，营造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实现产业上的缝合断层、填补空白、调整结构，形成完整产业链。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配套协作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产业链一旦形成，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垂直和协作关系的企业前来投资配套与服务，由此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园区及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此外，软件园区的设立依托大企业、龙头企业，大企业在哪里，哪里就成为软件园，并鼓励配套企业集聚，享受一致的优惠政策。可以发动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供应商或是准备转向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的软件企业，自主组成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及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业务的中介组织，加强服务体系建设。设立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公共信息网络平台，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制定差异化的地区软件外包促进政策。

（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有利于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产业环境

各部门协同配合，推动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高企业诚信度，完善行业诚信制度建设，减少由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泄密。鼓励国内外中介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多种方式，为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企业提供客户资信评估服务。继续积极推行软件正版化；鼓励软件出口基地设立境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支持和指导软件企业到境外申请专利、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对申请和维护费用、代理费用等给予补贴。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环境的要求高，因此政府要积极探索，创造承接软件服务外包的政策高地，从市场准人、海关监管、外汇管理、财税激励政策、配套资金引导、融资扶持、专业认证、人才培训、行业管理等方面营造良好环境，降低软件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同时，要尽快建立与国际制度接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的体制。构建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与相关执法部门间的信息化工作平台，严格依法行事，坚决打击破坏市场信用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建立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企业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结语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软件服务业国际转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新政策的出台、法令法规的颁布、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内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国际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将从浅人深纵向发展。但是目前国内承接软件服务业转移的一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转变。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应该吸取他国尤其是印度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提供有效借鉴。

在以制造业为重心的20世纪，中国凭借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新世纪这场以软件服务外包业打头阵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能不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顺利飞跃？关键在于：在软件外包国际市场多元化的格局中，创立自己的品牌，生产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服务产品，在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同时，避免贸易摩擦的出现，为中国的贸易发展赢得－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软件外包就是企业为了专注核心竞争力业务和降低软件项目成本，将软件项目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发包给提供外包服务的企业完成的软件需求活动。

软件开发人员外包好处，软件开发人员外包是指企业根据需要将某一项或几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或职能外包出去，交由其他企业或组织进行管理，以降低人力支出压力，提高效率。软件开发人员外包好处：

1、简化软件开发人员管理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事管理开支。

2、规避用人风险和麻烦。

3、降低找软件开发人员的支出。

4、保障用人需求，增强人力资源应变能力。

5、筛选合格合适软件开发人员。

6、降低劳动争议风险

以上就是关于IT外包行业前景如何全部的内容，包括:IT外包行业前景如何、IT新势力显山露水|显山露水、深发展失去了什么 it外包样本的三个方面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