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发展失去了什么 it外包样本的三个方面

摘要]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中，软件服务外包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形态和服务贸易模式，并且正在迅猛发展。作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推动因素，国际软件服务外包为寻求服务业发展的中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本文在对中国软件服务外包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展开了讨论，进而对中国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中经评论·北京）纵观产业发展史，共经历了三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实质是“市场全球化”，即通过国际贸易来拓展市场，大量的企业被新市场的远大前景吸引而向海外拓展。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在50年前发生并持续至今，其实质是“生产全球化”，即跨国性的大企业纷纷在低薪资国家建立制造性工厂，开始了大规模的蓝领职位转移，而中国则在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这种转移的主要受益者，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夺得“世界工厂”的美名。现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即“服务全球化”正向我们走来，其实质是借着互联网和电信技术的广泛普及，服务业正在经历与制造业相似的变化：由生产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成本低的地区，大量服务性、知识性的白领职位也正在进行转移。

当前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软件服务外包日益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是一个全新的、具有巨大发展前景的产业。它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即：积极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培育国际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这些对于在该领域起步较晚的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是最符合新兴工业化要求的全新产业形态，软件服务外包作为一种新的商务模式，近年来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伴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软件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推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发展迅猛，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据统计，全球的软件和信息服务市场持续增长。2007年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市场规模已达到8139亿美元，其中软件服务达1176亿美元。2008年的全球离岸服务市场超过6800亿美元，全球信息技术外包（ITO）的离岸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软件服务外包，占了421%，特别是软件开发与维护的环节；而全球业务流程外包（BPO）最大的离岸外包业务则是客户服务，财务会计业务离岸外包增长速度最陕。

伴随着全球离岸服务市场的发展，外包的职位也越来越多。目前白领工作流向较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在过去3年里，美国约有40多万个白领服务业工作岗位被转移到海外。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与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日渐提升。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实力较强的企业，都开始不断地将生产性软件服务外包出去，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智力附加值增加，成为高端就业的主力军

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是新时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选择。软件服务外包属于高端服务业的范畴，是“绿色产业”，零污染、知识含量高、资源消耗少，而且附加价值高，可以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升级。实践表明，软件服务外包已逐渐成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向高端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突破口。

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使外包所需的技术知识水平提高，全球知识型软件服务外包兴起。许多公司不仅将数据输入、文件管理等低端服务转移，而且还将风险管理、金融分析、研发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业务外包出去。软件与信息外包逐步由 *** 作外包向智能外包等高端发展，技术型、知识型的比例越来越高，软件服务外包所需的知识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发包商与供应商的简单关系向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目前软件服务外包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大公司，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降低成本也将部分业务外包出去，外包的客户范围不断延伸。与此同时，外包的承接国家也越来越多，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参与到承接国际软件服务外包的行列中来，如印度、中国、俄罗斯、韩国、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孟加拉等。全球外包接包市场集中在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印度软件业800/0的收入来自美国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业务，而欧洲市场绝大多数份额则被爱尔兰所包揽。随着全球产业梯次转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菲律宾、俄罗斯正成为新的接包力量。2008年从事全球信息与软件外包的总就业人数已达14亿人。

（三）设计研发服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离岸

随着部分发达国家的本国适龄劳动力数量持续下滑、各行业面临的竞争和利润压力与日俱增，软件服务外包和离岸正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布局、应对竞争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软件服务外包和离岸的新形式和新机会层出不穷，IT基础设施服务和设计研发服务将成为推动离岸继续飞速发展的新动力。通信成本不断降低以及电信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使得人员成本在IT基础设施运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领先的跨国企业纷纷开始将IT基础设施服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离岸外包，设计研发服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离岸正成为另一个新兴潮流。受离岸目的地（国）低成本劳动力、人才储备以及接近当地市场和生产等因素的驱动，跨国企业正在将设计研发向东欧、印度、中国等地进行转移。对于后发国家，发展离岸外包服务将推动国民经济中关键部门和产业的转型，并通过人才、知识和基础设施的聚集，创造出一个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通过引进国际领先的软件服务外包供应商和客户并开展积极合作，能够帮助提升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和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才以持续推动产业的创新和科技进步。

二、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继上个世纪制造业全球大转移之后，如今，软件服务外包与离岸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趋势。面对这样的全球趋势，中国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选择和机遇，需要立足独有优势，把握新兴机遇，积极面对挑战，快速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机遇

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业务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的，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较快发展，进入新世纪，全球软件服务外包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尽管起步较晚，但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提出，虽然中国的承接软件服务外包综合实力相对逊于印度和爱尔兰，但中国以自身特有的优势，正在成为印度的强有力对手，是一个公认的新兴外包中心。

当前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在这一新的经济形势下，先发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降低成本，而如何降低成本，答案就是服务外包。从长期来看，外包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服务的专业化程度，相应地提升成本的有效性。由此，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生存成为考验的时候，对外包的需求越会增长。例如金融服务业，其产值和规模将不断扩大，而金融行业的流程外包离岸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可达到40%－60%。

中国具有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专业技术人才。据统计，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培养的计算机软件专业人才约14万人，比2002年增长573%，软件及相关专业毕业生264万人。国内工程师每月工资仅500美元，而印度为700美元，美国则高达4000美元；中国的IT劳动力成本仅为印度的70%，美国的1/8。美国《商业周刊》认为，中国低成本、富有才干的软件技术人才是开展IT软件服务外包的一大优势。美国企业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源动力就是通过外包来取得最低成本、获得最大利润。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指出，外包有利于美国企业降低成本，保证企业生存和进一步发展壮大；没有外包，许多类似耐克的公司都将难以生存。

中国在基础设施、国内市场，外商投资、与北亚的语言和文化近似性等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基础设施为例，中国拥有世界级的电信基础设施，可实现9998%的网络连接率，能为主要软件基地提供稳定、不间断的双电源供电。大约150个民用机场连接大部分一级和二级城市，超过30个城市拥有国际机场以及国际直达航班。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和服务体系，投资环境特别是软环境不断改善，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使中国企业具有大规模承接服务业外包的客观条件。中国拥有较好的人文关联基础，全国超过200万日语、韩语人才，在与北亚的语言和文化近似性突出。目前，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大连、杭州等几个主要城市已形成了区域外包中心，在开拓日本软件服务外包市场方面发展尤为迅速，已初步形成对日软件出口开发的骨干企业群。赛迪顾问（CCID）认为到2010年中国外包市场能够达到7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502%。

为了及时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推动实施了“千百十工程”，推出相应的人才培训计划，鼓励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取得国际认证，以大力推动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尽快做强做大。具体包括：安排软件服务外包公共培训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大学生增加软件服务外包专业知识和技能，鼓励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新增大学生就业岗位的各类人才培训项目，重点培训大学应届毕业生和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及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新任职员工；对符合条件且取得行业国际认证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给予一定的奖励，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其国际认证的维护和升级；为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提供政策性贷款和相关服务；支持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承接国际（离岸）软件服务外包业务。

（二）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领域逐步拓宽，业务范围主要涉及电子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服务对象涉及日、韩、欧、美等。软件服务外包的业务量不断增加，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中国现有的人力资源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即从事软件服务外包的高端人才缺乏，具备综合能力及较强应用能力的软件人才不足，中间技术人才也相对不足，而处于金字塔底端、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低端普通软件人才数量充足。事实上，当前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对于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呈现“橄榄球”形状，对中间技术人才的需求巨大，这就进一步暴露出中国人力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严重不符的问题；同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印度相比，中国相关工作人员的英语水平偏低，缺乏相应的语言优势；此外，由于存在文化差异，中国相关从业人员对西方商业理念缺乏了解。

其次，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低下。国际软件服务外包竞争日趋激烈，受语言、市场营销能力、资金等方面的影响，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缺乏一批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人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较低。中国国内软件企业大多尚无意识或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宣传自己的产品与实力，对CMM质量认证不重视，缺乏熟悉跨国公司运作模式和规范的软件人才。尽管许多美国和欧洲的软件企业对与中国进行离岸加工合作很感兴趣，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的软件行业及中国软件企业的技术和质量水平，加之盗版严重，因而无法建立起对中国软件企业的信任。政府与行业组织在这些方面也没有有效地帮助企业建立起与国外市场和客户的联系。反观印度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为承接软件服务外包创造有利条件，抢占国际外包市场。一方面采取开放的人才培养和流动政策，为承接外包创造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和信息咨询服务支持，直接推动了印度软件服务外包出口的快速发展。承接软件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重点，而中国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尚未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缺乏健全的研发和营销网络，其技术人员与客户沟通的能力较为薄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国际软件服务外包的承接。

再者，国内市场融资渠道匮乏。软件产业是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其成长离不开充足的、可有效运用的资金，因而风险投资对于软件外包格外重要。中国当前的风险资本市场发育并不成熟，而大多数软件企业又是民营企业，信用严重不足导致了融资难，投入到软件产业的风险资本十分有限。银行“贷款担保抵押”的限制使得许多软件企业因缺乏足够的资本金或担保而很难申请到贷款，缺乏资金直接导致小型企业无法发展壮大或过早地被淘汰出局。近几年，虽然国家投入了一些政策性资金用于支持软件企业的发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当前软件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仍是企业自有利润的积累，而这种自我滚动模式使许多企业坐失了良好的发展时机。

最后，政府政策措施不协调，分散的政策难以形成集聚效应。软件服务外包出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管理机构涉及财政部、商务部、科技部、工信部、海关总署等许多部门。目前由于政出多门、协调不畅、管理薄弱、政策含金量不高，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出口的后劲严重不足。另外，产业集聚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普遍采取的模式，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以产业园区模式发展产业，能够发挥区域各种资源要素的整合能力及协同效应，追求适合于区域具体特征的区域发展道路。软件服务外包也讲究规模效应，但目前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发展布局较为分散，缺乏规划布局引导政策；企业规模小，缺少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承接与开发大型软件服务外包项目能力不足，集聚效应受到较大制约和影响。

三、加快发展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措施

全球软件服务外包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对中匡I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它对研究制定和实施促进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措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研究制定软件服务外包发展规划

认真研究中国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方向，结合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制定软件服务外包发展规划，明确将软件服务外包产业作为国家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点，设定明确的产业发展目标（例如在出口、就业方面的目标），研究服务促进政策。一要制定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认定标准，与高新技术企业和软件企业认定标准相衔接，为政策支持奠定基础。二要制定引导跨国公司投资中国软件服务外包的有关政策，给予人力服务、基础设施便利等优惠扶持，将软件服务外包纳入外商投资企业鼓励类目录。三要加大服务贸易出口政策支持力度，推动设立国家软件服务外包发展基金，制定和完善服务贸易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和停用保险政策。四要进一步放宽条件，降低标准，将中国软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纳入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区域范围，鼓励企业到境外设立研发和营销机构。五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研究。建立或委托相应研究机构，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持续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开展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的条件和发展情况，对产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政策、法律、市场、社会以及技术发展等问题作出预研，并发布研究成果以引导企业正确决策。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扶持政策

经认定的软件服务外包企业，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可考虑免征软件服务外包企业营业税；适度减免个人所得税等。政府部门协力整合资源，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支持，重点资助服务人才培训、建设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公共技术平台、申请国际认证和评估等。

加强对软件出口现行各项鼓励政策的宣传，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扶持效应。软件企业出口软件、进口自用设备等按照现行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财税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结合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的趋势和特点，继续研究适用的税收鼓励政策。各部门协同配合，规范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模式，简化管理程序。对软件和相关信息服务出口所必需的暂时进口货物，可按照海关的有关规定予以延期出境。

（三）加强资金支持和引导力度，完善金融支持政策

各相关部门通过现有资金渠道，继续加大对国家级软件产业基地和软件出口基地的资金投入，并根据基地的发展情况逐年增加。充分利用中央外贸发展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鼓励软件企业自主创新、采用国际标准实施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加大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境外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力度。鼓励国家政策性银行为软件和信息服务出口项目提供中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并针对软件企业特点给予扶持。鼓励政策性信用保险公司为企业提供出口收汇保障、商账追收服务和保险项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加大对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企业的支持，允许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企业根据实际经营需求保留外汇。

形成多方融资渠道，加快软件外包产业与金融业的融合。一方面建立软件产业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对软件产业的风险投资，由国家扶持成立风险投资公司、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另一方面安排一部分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用于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化项目，建立各类发展基金，如电子发展基金、863计划、火炬计划等，通过开放创业板，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对于软件企业来说，风险投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有中小软件企业缺乏的先进管理、市场经验、成长模式、策略伙伴、国际思维方式和对外合作通道。

（四）建立创新型软件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模式

软件服务外包业务属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有素质较全面、符合实际需求的软件专业人才。当务之急，就是要结合中国软件出口和软件服务外包的发展实际，创新和完善人才培训方式，鼓励社会力量介入，针对不同企业（如软件开发、软件服务外包）、不同市场（如欧、美、日）的需求实施定制化培训，强化动手能力和实际业务流程训练，提高人员培训质量。目前中国正在推广软件学院制度，今后软件技术学院（校）对人员的培训方向要配合外包特别是软件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另外，政府将鼓励作为发包商的、有培训能力的跨国公司与国内机构合作，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并在培训后吸纳人员就业；鼓励中介机构如行业协会等与培训机构合作建立人力资源库，搭建中国外包服务业的人力资源供应链。

（五）加快完善嗽件园服务体系

软件园是全球软件及软件服务外包发展普遍采取的模式，比如美国有四大软件产业基地：硅谷地区、犹他州、西雅图和东部地区；印度软件产业形成了以班加罗尔为代表的在地理分布上相对集中的软件企业群体；韩国有大德科技园区；台湾有新竹软件园等等。软件园服务体系可以同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紧密配合，打造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平台，共同建立新的政策体系和新的产业支持环境；在此平台之上，软件园充分发挥企业的专业能力，提供差异化、专业化服务，使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软件园品牌效应凸显。实践证明，国内外成功的园区运营都遵循“市场化、差异化、企业化”的基本原则。

依托园区的比较优势、基于合理的产业定位、围绕产业的主导产品及其上下游产品来招商引资，引进高端产品生产技术，扩展技术链，营造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实现产业上的缝合断层、填补空白、调整结构，形成完整产业链。一个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产业配套协作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产业链一旦形成，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垂直和协作关系的企业前来投资配套与服务，由此形成产业集群，推动园区及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此外，软件园区的设立依托大企业、龙头企业，大企业在哪里，哪里就成为软件园，并鼓励配套企业集聚，享受一致的优惠政策。可以发动国内软件服务外包供应商或是准备转向软件服务外包业务的软件企业，自主组成发展软件服务外包及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业务的中介组织，加强服务体系建设。设立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公共信息网络平台，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制定差异化的地区软件外包促进政策。

（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培育有利于软件服务外包发展的产业环境

各部门协同配合，推动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企业诚信体系建设，提高企业诚信度，完善行业诚信制度建设，减少由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泄密。鼓励国内外中介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多种方式，为软件及相关信息服务出口企业提供客户资信评估服务。继续积极推行软件正版化；鼓励软件出口基地设立境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支持和指导软件企业到境外申请专利、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对申请和维护费用、代理费用等给予补贴。

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环境的要求高，因此政府要积极探索，创造承接软件服务外包的政策高地，从市场准人、海关监管、外汇管理、财税激励政策、配套资金引导、融资扶持、专业认证、人才培训、行业管理等方面营造良好环境，降低软件服务外包的交易成本。同时，要尽快建立与国际制度接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产权创造、保护与运用的体制。构建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与相关执法部门间的信息化工作平台，严格依法行事，坚决打击破坏市场信用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建立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企业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结语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软件服务业国际转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新政策的出台、法令法规的颁布、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国内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国际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将从浅人深纵向发展。但是目前国内承接软件服务业转移的一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转变。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应该吸取他国尤其是印度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提供有效借鉴。

在以制造业为重心的20世纪，中国凭借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新世纪这场以软件服务外包业打头阵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能不能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的顺利飞跃？关键在于：在软件外包国际市场多元化的格局中，创立自己的品牌，生产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服务产品，在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的同时，避免贸易摩擦的出现，为中国的贸易发展赢得－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发展迅猛。其中，金融服务外包特别是离岸外包，以其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提升质量、改进效能等多重优势，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对金融服务贸易贡献与日俱增，在金融服务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从全球范围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正处于行业周期的高速成长期，并已成为国际外包市场的主流。

从我国大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分支机构数量和地域分布变化看，无论是以金融服务外包为主业的公司，还是兼营金融服务外包的企业；无论是以在岸外包为主的外包公司，还是以离岸外包为主的外包公司，虽然设立时间普遍不到10年，但网点铺设速度较快，不仅在国内重点城市广泛布点，而且在发包方最集中的欧美和日韩等设立了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如华拓数码、东南融通、文思创新、软通动力等，在国内的沿海发达城市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都设有分支机构。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金融外包业务发展迅速。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金融外包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约为120亿元；2013年，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约为210亿元左右。预计未来几年行业市场规模增长率在22%-30%，到2018年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市场规模约795亿元。

由于中国的金融外包监管等配套政策出台时间较短，尚不完善，对外包发展的政策支持程度比较有限。此外，本土金融服务外包提供商由于存在以下几个问题：①本土金融服务外包商的营业规模普遍偏低；②本土金融服务外包商的人员规模普遍较小；③本土金融服务外包行业集中度较低；④本土金融服务外包行业利润率较低；⑤本土金融服务提供商产业组织和管理较不成熟；⑥跨国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服务外包机构在华设立外包机构普遍属于"寻求市场"型的服务投资，导致我国金融外包整体竞争力较低，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

前瞻产业研究院金融外包行业报告分析认为，我国金融外包行业的发展可以借鉴印度的经验，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人才培养、税收等方面采取措施，另外，可以从渠道建设、品牌建设、区域拓展等方面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提升整体的实力。

总体来说，虽然金融服务外包行业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整体行情还是很好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您。

每个行业都需要创新，可并非每个“第一”都具有同样的深远意义。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001”的股票代码奠定了深发展在中国证券业的龙头地位。也许是把重心放在了证券，也许是股市的风头遮掩了其他方面的风采，当招商银行凭借一卡通行遍中国的时候，深发展的威名却还是停滞在沪深两地。直到传出深发展以3亿元签下中国银行业的首个灾备外包大单，不那么关心银行的人才发现，不经意间深发展也拿下了中国IT外包的第一，吸引到全国上下不少曾经失去的注意力，但深发展却不愿意对此发表更多的声音。

已经向IT服务转型的集成商们十分欣喜，因为从中他们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更多的持续性生意。都认为银行业的IT外包已经是大势所趋，可追究灾备外包的根源，对深发展而言多少有些迫不得已。作为中小银行企业，深发展更看重的还是商业利益。看上去，外包了灾备这个非核心业务的IT建设，深发展失去了对灾备项目的部分控制力，或多或少，大银行对商业化数据中心的安全性还有些许担心，深发展对此却没有太多顾忌。毕竟，完备而成熟的灾备技术已经可以免除银行的部分忧虑，投资少见效快的外包项目更让深发展赢得了在运营层面信息化的宝贵时机。

放眼整个启而不动的银行IT外包市场，集成商们总不明白为什么银行总愿意独自进行信息化的艰巨努力，金融业务与IT应用，银行与IT企业的关系经过多年磨合已经十分紧密，可银行还总是把集成商们排斥在核心业务的边缘。

大银行不愿失去对IT系统的控制力，受到了技术储备、信任机制和成本核算三个关键问题困绕的系统集成商对银行一直没有什么说服力。显然，要想提高对银行客户的附着力，集成商还需要从很多方面进行长期的努力。也许这个中国首个银行IT外包的长期协议因为远离银行的业务核心，缺少轰动效力，也许因为深发展是中小银行，并不能预示这一领域的服务市场就此敞开，但这个项目还是减轻了深发展的IT负担又让高阳获得了利益。对于竞争激烈的银行业，IT外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得失问题，当集成商为了提升实力开始新一轮努力，双方所遵循的都是现代商业的双赢定律。

深发展与高阳：谁迈出的步子更大？

高阳签下深圳发展银行3个亿的灾难备援外包服务合同，获得国内首个IT外包大单，这是高阳业务模式的新进展，看好IT外包的企业也认为获得这样的成绩不简单。但“第一”却并不一定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毕竟灾难备援的技术比较成熟，也离银行的核心业务外包相去太远。剥去了“首个”、“大单”的耀眼外衣，项目本身更多的则是启示意义

虽然业界都把IT外包作为未来赢利的方向之一，但在深圳发展银行与高阳科技签下灾难备援外包服务的合约前，IT外包的项目能有多大对于大部分中国IT厂商来说却一直是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直到10月中旬，国内首个IT系统外包大单传出：高阳数据中心与深圳发展银行就提供灾难备援外包服务签定了为期10年，总额约3个亿的合同。消息传出，银行业、IT业、咨询业纷纷发表看法，虽然立场和出发点决定了他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但还是传达了多方一致的看法：深圳发展银行从业务或者说准业务层面开始外包，这无疑是行业性的新动向。

这一“重大项目”的直接参与方高阳万国电脑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炳成透露：目前该灾备系统已经投入服务，反映很好，在业界影响也很大。但时值深发展正在与新桥控股洽谈股权转让事宜的非常时期，应客户要求，关于这个国内首个IT外包大单的详细情况当前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但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高阳前前后后一共努力了近两年时间，也“谈了接近两年时间”。可见，双方此次合作还是2000年高阳给深发展做核心业务系统和前置业务系统时打下的基础。

在为深发展开发实施核心业务系统的过程中，高阳其实已萌生了说服深发展把灾备业务外包的想法。“因为做完集中以后，安全是第一位的，深发展紧接着就要考虑灾难备份系统维护等问题，实际上这些投入会非常大，如果深发展自己去做灾备，光在设备上，10年的投入可能就不止3个亿了”。高阳正是看到作为中小银行的深发展的痛处，抓住时机，向深发展宣讲IT外包的好处。“正好高阳那时在考虑建一个提供外包服务的公司，所以就给深发展做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告诉他们哪些适合IT外包，哪些不适合，其间沟通了大概两年，最后才把外包这个模式给确定下来”。他所说的这个公司即是现在位于深圳发展银行大厦里面的高阳万国电脑系统有限公司，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阳万国的诞生与深发展这个大客户确有渊源。

拿下了深发展3个亿的单子，高阳自然有了说话的底气，把它看作整个银行业信息化和外包业态发展的一个突破，该人士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业界的第一例，以前的外包最多只是一种维护。从业务的外包来讲，我知道的这是第一个”。

事实上，为了这个项目而高兴的并不仅仅是高阳自己，因为看到了银行业IT外包的希望，业界企业还是委婉的表达了对高阳的赞赏之意。专注于银行业的高伟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詹滨说：“站在同行的角度看，我认为高阳做的这件事还是很难得的。虽然一直在说外包，但实际上国内的银行对外包企业的选择是十分慎重的，据我所知，国内银行里以前还没有做灾难备援外包的。高阳能够赢得深发展的信任，把单子交给他挺不容易的，这需要很强的技术实力。”

与金融领域内的IT企业的乐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咨询公司的分析员，他们一贯的冷静分析和审慎猜测似乎是给厂商的热情泼下凉水，但也让人们看到这一“IT外包第一大单”背后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易观咨询分析师王清宇估计高阳与深发展签下的10年合约可能是一种分段式的协议，即“在某一年限之内，双方会签订一个意向性的协议或合约，然后在每年当中按照合同规定的规范去做。而签下了合同也不表明10年后高阳就一定能从这个项目上收入3个亿”。易观咨询总裁兼首席顾问于扬就认为：“这种单子意义不大，根据国外的先例，这么长时间的单子，很难保证实施的过程中不会随着市场形势的改变而中断。这个合同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意向，即在同等条件下，承诺优先采用高阳提供的服务，但不排除如果服务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或者价格超出了预算，或者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深发展可能会转向别的服务提供商。”

由于银行特殊的行业特性—安全第一，一直以来，国内银行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的IT外包进展都是非常缓慢的。这个“业界第一单”在外包方面的拓展也是有边界的，按知情人士的话说，这“还没到业务流程外包（即BTO）那一步，深发展是花钱来租设备，但高阳不会去拿他们的业务数据，只是提供设备及设备管理。也就是说，掌握系统密码的高阳负责系统维护，而包括大客户信息在内的业务密码由深发展自己加密，高阳不会去主动获取这个密码，一来避嫌，二来在高阳看来拿到了也没什么用。”

从技术上讲，对银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灾难备援系统就是一个备份作用，所以高伟达的詹滨认为：“对银行来说灾难备援不是应用，而是一种IT手段，它需要的是对基础架构的了解，对系统环境和软硬件的了解”。王清宇更直接的表示不赞同这个项目属于业务外包的说法。“简单的说这只是一个备份，不做任何处理，所以对于交易系统来说，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没有牵涉到业务本身。”

灾备：IT外包的起点与终点？

政策限制、内部体制、安全考虑让IT外包总是徘徊在银行业务的边缘，银行与IT厂商密切合作了很多年，可看好金融市场的IT企业就是得不到国内大银行的核心大单。即便是高阳有了突破性进展，集成商们的“替补”角色也许还要持续很多年

银行外包已经喊了好几年，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动作却一直没有出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显而易见的技术水平制约外，更不能忽视的是银行界自身的一些因素。高伟达执行总经理詹滨认为，外包市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问题，“金融行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很多动作要受到政策的制约”。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并没有一家采取了外包形式。易观咨询的分析师王清宇在谈到银行外包时也有同样的看法，“国有银行的预算都是拨款性质的，不是商业性的支出，因此在这方面会更加小心翼翼。”

此外，遵循传统的银行业始终恪守着“保持内部完全控制”的规则。国内实力雄厚的大银行普遍认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核心信息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外包可能会导致企业泄密。据了解，现在国内的很多大银行尽管也把部分业务和IT服务让提供商做，但这种合作大多局限在企业信息技术的外围，比如托管服务器、数据中心，目前还没有谁敢于将自己的业务运营外包出去。

换句话说，财大气粗的大银行并不在乎多养一个技术部门，正象王清宇所说，“从资产最大的国有银行角度看，由于今天的外包市场并不成熟，外包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证，如果使用外包，银行在评估外包方面所要花费的成本和精力之大，还不如它自己建设，这是他们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一个例子是工商银行在珠海南方软件园内建立了规模很大的软件开发中心，这支500人的队伍负责工行自己的软件研发，据珠海市科技局局长邱轼介绍，工商银行的软件中心每年创造的产值数以亿计。

寂寞的中国银行外包市场中，高阳的探路之举自然引起了系统集成行业的关注，深发展也成了银行业尝试外包的先头兵。正所谓“船小好调头”，业内人士认为，深发展的非国有背景和规模相对较小是它能先吃螃蟹的重要原因。对于像深发展这样的后起商业银行来说，他们要做的是尽快用标准化的手段把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外包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由于这些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它用于评估外包风险的成本很可能会小于自建平台，因此更有可能选择外包。就像有关人士透露的那样：“如果深发展自己去做灾备这一块，光设备10年的投入可能都不止3个亿”，这是深发展最后选择外包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银行虽然有钱，但成本与收益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在灾难备援中心的建设问题上，不同规模的银行采取了不同的考虑与思路。华夏银行技术副总监贾振陆曾表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为资金和数据大的优势，可以自建灾难备份中心。但中小商业银行要自建灾难备份中心就比较困难”，若干个金融企业联合共建则是较好的方式。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郭濂在“第三届中国金融信息化发展论坛”上也透露出，国家开发银行正联手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准备开发异地灾难备份系统，目前已经完成设计，中信实业银行是否参加进来，还不能确定。可见中小银行的灵活做法让系统集成商们看到了更多的机会。詹滨就很看好中小银行的外包市场，“外包将来更快的发展应该是在中小银行，比如中等城市的商业银行和遍布全国农村的信用社。中国有数百个中等城市，需求还是很大的。至于四大这样的国有大银行，近期还不会在外包上有很大动作；据我了解，象中信、浦发这样相对大一些的银行也没有外包动作。”

谁来包的问题解决之后，面对的就是“包什么”。这次深发展包出去的

“灾备中心”在业界人士看来，虽然重要却并不涉及银行的核心业务。“数据中心不是一个复杂的业务，只是一个镜像而已，真正复杂的是涉及银行内部的零售、借贷业务、xyk业务等流程的管理问题，这种IT管理才是涉及到银行内部业务流程的技术。

或许正是由于灾备中心浓厚的技术背景和不涉及核心业务的单纯身份，它成了银行面对外包，心存疑虑又跃跃欲试时首先选择的突破口。当然，灾备并非银行唯一的选择，打开了口子之后，下一个包出去的又会是什么？

在詹滨看来，银行业务系统中最适合外包的除了灾难备援中心，还有客户服务中心和方兴未艾的网上银行。至于其他涉及到银行核心业务的系统如存取款、借贷等，目前还不大可能外包。王清宇认为电话银行也完全可以通过外包来实现的，它实际就是Call

Center的一种变种，就是把银行后台的交易系统与呼叫中心连在一起而已，通过外包很容易实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国内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外包的可能性还微乎其微。灾备中心的外包或许只是外包大进程中的一个小事件，但如果从银行业角度来看，这似乎也可以算作一个殊为不易的开始。有了开始，下一步的发展就有了可能。

“IT插座”：连不通供需两端

当国外的银行IT外包已经达到“按需购买”、“随取即用”的高级阶段，国内的系统集成商却还在忙于到处打单。大型银行也曾尝试，最终却难以解决技术储备、信任机制和成本核算三个关键问题。正是这些造成集成商与真正的IT外包间还有段不小的距离

银行业是国内最早接触信息技术的行业之一，无论从资金实力还是从应用规模来看，这似乎都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市场。有数据显示，金融业占据了国内IT服务市场四分之一以上的业务量，且每年以超过40%的速度递增，已经成为国内IT服务的最大买家。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陈静曾经在公开场合指出，由于目前的法律系统、诚信系统的不完善以及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等因素，采取托管、外包、联合共建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但这应该是银行发展的大方向。

大方向是明确的，市场规模是诱人的，可怎么走外包这条路眼下看起来还没有一条清晰的路线，一些自以为干外包的现在看起来，离真正的外包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高阳CEO袁波近几年来曾多次表示，外包服务应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客户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把一部分非主流业务外包出去；另一个则是策略联盟性质的，客户与外包商缔结联盟，甚至包括兼并重组和资本运作等深层次合作，最终通过外包服务实现双赢。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目前国内从事银行外包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按照易观咨询总裁于扬的说法，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做的还是纯粹的IT应用，比如桌面响应、最基本的硬件、软件的支持与维护，而更深入的外包应当是BTO（Business

Transaction

Outsourcing）即商务流程外包，这种外包的内容就是面向客户的业务流程的一部分。比如优利公司为世界上很多大银行处理支票，类似这种票据的处理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家银行外包给别人去做。

而美国运通与IBM在今年2月签订的一项有效期为7年、价值高达40亿美元的IT业务外包合同则代表了金融领域IT外包的发展趋势。虽然运通公司与IBM的合同数额巨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合同中采用的是“随取即用计费方式（On

Demand）”的新业务模式。与以往的固定价格模式截然不同，这是一项更为灵活的“按需购买”的计价方式。根据业务的变化，美国运通可以随时扩展和收缩对IBM服务的使用，按使用量付费。

在于扬看来，最新的外包发展趋势就是Utility

Computing，即公用计算，这是外包的进一步延展。将来所有行业的企业，当它需要IT能力的时候能通过一个“IT插座”获得这种能力，用多少就交多少钱，就像每月的水电费账单一样。这甚至已经不能叫做外包，因为你不用再去考虑谈外包合同，而是整个都甩给了服务商。”

对于国际银行而言，外包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但国内银行的IT外包却总没有他们的外国同行那么顺利。中国建设银行科技部副处长王申科表示，他们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成本问题。“到底外包花多少钱比较合适

？比如说日本的三菱银行每年可以从营业额或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几，让 IBM、

EDS去做外包服务。而国内银行的决策者却会觉得外包的成本太高，从而对外包的成本提出异议。第二就是对于外包服务商信誉的担心”。外包商的服务和质量，甚至外包商本身的一些变化都可能引起银行整个业务的变化。“我们一试，两个担心的问题都出现了，主管领导一看效果不是很好，他的信心就不足了”。

技术、人才、业务、资本：集成商四处突围为了加强对银行的附着力，集成商们一直都在从不同角度做出努力。高伟达内部员工传出消息，因为要与花旗银行深度合作，技术人员首先要在着装上与国际接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让银行业和集成商集体关注的消息，除了雄厚的资本，国际银行完善的金融业务和领先的IT应用一定是朝着IT服务努力的集成商们更加关注的东西

对银行来说，外

包获得了IT商的专业技能，节约了管理成本，而对于系统集成商来说，外包使他们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细水长流”式的发展，这正是他们努力的方向。目前国内大的系统集成商都深陷同样的“项目怪圈”之中。大集成商做的一般是大项目，庞大的技术队伍需要极高的人力成本，如果一年中没有拿到足够多的项目，人员就会产生波动，收入的波动也很明显。目前所有的集成商都面临这样的现状，运作非常辛苦且风险极大。要摆脱对项目的过份依赖，利润丰厚且长期稳定的IT外包看起来成了系统集成商们共同的选择。

看上去明明是双赢的好事，可是和国外市场的红火相比，国内的银行外包至今还是“无人喝采”。面对这种落差，银行方面毫不客气的指出，国内厂商的技术水平低是包不出去的原因。建设银行信息与开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静芳说：“采取外包方式，主要是从降低成本、获得专业化服务、快速推出产品、学习到所欠缺的知识等角度考虑，但目前国内的IT厂商没有这个能力，银行只好自己干。”

技术上落后于人的尴尬让国内的系统集成商们谈到外包时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袁波一直认为外包服务是一种发展趋势，但目前各方面条件还不太成熟；詹滨则直言不讳：“外包是所有IT服务中发展前景最好的，但也是最难卖的。外包要求客户对你高度的信任，你必须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来赢得这种信任。坦率的说，我认为目前国内具备这种实力的企业没几家。因为银行基本上用的是IBM的主机系统，技术要求非常高；而国内企业熟悉的是UNIX系统，很少人懂IBM主机技术。至少在目前，我还没看到技术上成熟的企业。”

看到了诱人“奶酪”的集成商们当然不会束手以待，尽管政策、技术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但至少可以做到对行业更深入的理解。集成商们的确已经伸出手去拉拢银行界的人才，但愿这不是水中捞月。

高阳CEO袁波曾经谈到，外包服务与系统集成的区别就在于系统集成是在技术或信息层面上，而外包服务则多是在业务层面上。系统集成是根据客户某一方面的技术或是在形成了业务想法之后，帮助客户去完成某一项任务；而外包呢，是从客户的业务层面上确定要达到什么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外包给另外一家公司去做。所以，外包是业务和技术的有机结合，它需要对行业非常准确的把握，这一步是最难跨越的门槛。为此，系统集成商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银行这个最大的客户靠拢。

高阳舍得花钱在业界是出了名的。在高阳看来，花钱从银行挖人，特别是挖懂业务的高级人才，再多的钱也值得，就连马来西亚渣打银行的副总裁也被高阳揽入了麾下。联想等看重金融行业的IT厂商中很多高级管理人员也都有着银行业的从业经历。

而高伟达内部的技术人员现在已经穿上西装、打起领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人员把这称做“与国际接轨”，追问之下，他才透露，“现在高伟达正在与花旗银行进行合作，花旗将向高伟达投资”。对于这一消息，高伟达市场部方面表示现在究竟在与哪家国际银行谈投资目前还不能透露。但显然，如果合作方是花旗，高伟达获得的将不只是资金，毕竟花旗对银行业务的理解和多年来业界领先的IT应用，可能让这个已经瞄准IT服务市场的系统集成商受益颇多。从这些苗头中多少可以看出，为了更多更深的了解银行，系统集成商正力图让自己以行家的角色融入到银行的业务中，现在在做的，正是“知己知彼”。

乐观的看法是，5年以后中国的银行外包市场将达到100亿；也有人说中国进入500强的企业搞外包的时候就是外包市场成形之时。如果真是如此，留给集成商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自从计算机在上世纪50年代进入商业应用领域以来，各种形式的信息技术外包（IT outsourcing）就一直存在，但是直到最近15年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才盛行起来。外包赋予了组织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所必需的灵活性，同时它也使组织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能将精力集中于组织的核心竞争力上。外包服务商（vendor）通常在规模经济、经验以及在对最新技术的掌握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这些优势是单个组织的信息技术部门所难以媲及的。彼德•德鲁克（1994）曾预言：“在10-15年之内，任何企业中仅作后台支持而不创造营业额的工作都应该外包出去，任何不提供向高级发展的机会和活动、业务也应该采用外包的形式。”哈佛商业评论更将外包称作为过去75年来产生的最重要的管理思想之一。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信息技术外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组织以主动的和战略性的视角看待外包。这一时期由于计算机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IT技术越来越深入到组织的核心业务，影响到组织的战略制定和组织的发展。组织对IT环境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快速适用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依靠公司自身来提供这些服务需要大量的投资、大量的人员，而且其中还蕴藏着大量的风险，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转向IT外包。

据美国《财富》杂志的报道，全世界年收入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都普遍开展了业务外包。邓百氏公司的研究报告表明，信息技术应用服务外包的支出在企业所有业务外包中随占的开支比重最大。据意大利的一项调查表明，信息技术外包占所有业务外包服务开支的大约28%，几乎每一家实行业务外包的公司都将其信息技术的某些职能外包出去了。米切尔F•卡伯特联合有限公司2002年六月发表的《全球外包市场2002》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2001年企业148%的日常运营进行了外包；全球外包正在以每年196%的速度增长；信息技术外包占到了整个外包市场的10%；美国占到了全球外包市场的2/3；外包市场的2/3是由大公司消费的；2001年全球的外包市场已经增长至37800亿美元。而国外的著名研究机构Gartner近期预测，2004年企业签订新的外包交易的数量将增长30%。因此，IBM、EDA和Accenture等外包服务提供商可能要根据这种需求作出调整。另据统计，价值1亿美元以上的外包交易数量在2003年为244个，增长了49%，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外包交易数量为29个，增长了一倍多。

信息技术外包在中国才刚刚起步，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外包还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国内公司有关信息技术外包的经验还很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开始关注信息技术外包，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外包服务商开始进军中国的信息技术外包市场。在2003年10月18-20日北京举办的中美国际项目外包年会上，IBM、HP、宝洁、优利、朗讯、富士施乐等国外的大公司以及国内的联想、用友、大唐软件、东软、中讯、宝信等公司都参加了该年会，国内外的信息服务商都一致看好中国的信息技术外包市场。

现阶段国内的IT外包服务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即成长期的初级阶段，但是中国的IT外包服务市场具有很大的成长潜力。易观咨询的研究报告指出 国内2003年IT外包服务的市场规模只有人民币426亿元。其中IT运营管理外包服务的规模为216亿，应用管理外包服务为15亿，软件外包195亿。IT运营管理外包服务是IT外包服务当中一个重要组成行业。IT运营管理外包服务在未来4年当中将以年均复合253%的增长率高速成长。 IT应用管理外包服务并未被中国的企业广泛接受。由于发展刚刚起步，IT应用管理外包服务在未来4年当中将以年均复合25%的增长率高速成长。软件外包行业在未来4年以内将以年均复合32%的增长率高速成长。在中国IT专业服务（不包括硬件和软件维护服务）整体市场当中，IT外包服务目前仅占有119%的份额。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和国际相接轨，中国的企业也和国外的企业面临着同样的竞争压力，与国外信息技术外包的发展趋势一样在中国信息技术外包也必将得到迅猛的发展。

虽然中国的信息技术外包市场前景看好，但是现阶段还存在着很多制约中国信息技术外包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法律的问题：现阶段我国的法律还不健全，对于信息技术外包特别是信息技术外包伙伴关系的法律保护还十分缺乏。

政策的问题：信息技术外包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政策问题，例如电子政务的发展以及金融行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很多决策都要受到政策的制约。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还没有一家采取外包的方式。

标准的问题：对于电子政务以及其他行业信息化的标准还十分缺乏，很多行业的信息化本身没有统一的规范和行业标准，各个组织实施的都是一些零散没有经过整理的规则或者章程，这给具体实施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严重制约了信息技术外包的发展。

诚信的问题：全社会的信用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现阶段还难以建立，特别是对于基于信任控制的信息技术外包伙伴关系在国内的实践还非常困难和缺乏。

观念的问题：国内的很多政府和企业还没有树立起外包的观念，对信息技术外包还存在着抵触。例如国内的很多银行业始终恪守着“保持内部完全控制”的规则。国内实力雄厚的大银行普遍认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核心信息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外包可能会导致企业泄密。同样在电子政务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政府官员担心外包的安全问题，认为只有内部完全控制才是安全的。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市场不成熟的问题。现阶段国内的外包服务商服务市场还不成熟，很多外包服务商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还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招商银行信息部的副总经理华敏指出：“我们也想实施信息技术外包，但是国内的外包服务商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我们，我们在国内还找不到合适的外包服务商。”

信息技术外包管理人才缺乏的问题。信息技术外包对于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信息技术外包的管理人员不仅需要技术技能还需要谈判技能、沟通技能、商业技能以及财务技能等。外包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外包管理人员还十分缺乏。

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信息技术外包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十分广阔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信息技术外包需求市场，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信息技术外包的供给市场。政府应该在培育信息技术外包健康的发展环境以及规范和引导信息技术外包的发展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此相关的管理部门应该对国内的IT外包进行积极的扶持和引导，例如可以制定如下的政策：

制定信息技术外包的发展规划，积极引导信息技术外包的发展，努力培育中国自己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市场。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信息技术外包提供完善的法律保护。

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信息技术外包伙伴双方之间的信任是外包成功与否的关键，如果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外包伙伴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就无从谈起。

建立信息技术外包的行业标准。

积极宣传信息技术外包，推动信息技术外包的意识和观念的建立。

加强信息技术外包人才的培养。

信息技术外包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国内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十分缺乏，虽然国外有关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较为成熟，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及市场状况迥然不同，政府以及企业之间的情况也存在着种种差异，国外的理论和经验还必须与中国的现实和实践相结合，所以国内的企业以及专家和学者们还需要积极探索适合信息技术外包的理论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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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来了哈哈哈！

软件技术服务外包是信息技术外包（ITO）的重要组成部分。软件技术开发的过程可以分为：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编码、测试、交付和运维服务等不同阶段，软件技术服务外包可以发生在上述开发过程的任何阶段。

市场规模

受益于中国内需市场的增长、国际性厂商与国内软件技术服务外包企业战略合作的加深以及中国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外包意识的提升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软件技术服务外包行业得到快速的发展。

2018年，我国软件技术服务外包行业收入规模达到了11939亿元，同比增长1389%。预计未来我国软件技术服务外包行业的需求规模将保持增长态势，2020年和2021年市场规模可分别达到14469亿元和15766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调研网、中商产业研

上游行业情况

软件技术外包属于信息技术外包行业。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多样性、快速变化性，以及企业需要快速将技术应用到业务中的迫切性，使得大部分企业需要把信息技术的研发和方案编写与实施全部或部分外包给专业厂商，而将自己的精力放在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上，进而催生了信息技术外包。

上游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1正在从传统的项目化服务走向平台化赋能加个性定制化服务

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的业务形态正在发展成以云的方式向多客户提供平台化和个性定制的服务，业务模式从收取解决方案制作与项目开发费用的方式转变成收取客户订阅或租赁服务费的方式，项目化的服务和平台加定制化的服务方式会并存。

2信息技术外包呈现出多行业化、多区域性

在快速走向新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将大量的IT工作外包给专业的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这种通过借鉴外部优秀 *** 作经验，借助外部专业团队进行企业IT系统建设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受到行业认可和采纳。并且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沿线国家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因此，多行业多地区呈现出对信息技术外包的旺盛需求。

未来发展前景

1市场空间巨大

随着金融、互联网、软件、通信等几大行业引领的数字化潮流逐步延伸至房地产、航空物流、制造业、批发零售等众多行业，软件信息技术应用的空间得到空前的扩展，各行业的IT相关支出也将有所增加，这也将给软件技术服务外包行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

2国家信息化战略促进软件技术服务外包行业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战略的推进，将进一步驱动社会各行业的信息化改造需求。新兴行业如互联网、云计算等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也将产生大量的信息化投资需求，进一步促进软件技术服务外包行业的快速发展。

3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趋完善，对软件价值的认可度提高

随着大众对软件价值认可度的提高，大众对于软件等虚拟产品的付费意愿也不断提高，这将促进软件相关企业加大人才与技术的投入力度，吸引更多高端人才，从而进一步促进软件技术服务企业的良性发展。

4人力资源充足、人力资源竞争力提高

近年来，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700万人，其中，理工科毕业生占有相当部分。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软件工程师和相关专业人才，软件技术人力资源充足，这为软件技术外包服务提供了良好的人力基础。

以下解答摘自谷安天下咨询顾问发表的相关文章。

1992年—1994年，国内诞生了柜台系统和电话委托系统，股民可以通过电话进行股票交易。1998年，诞生了网上委托业务，有条件的股民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易。2003年，诞生了集中交易系统，所有交易不必在营业部进行，直接在券商总部集中进行交易。2005年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炒股，在手机普及的中国，广大股民又多了一条方便炒股的途径。2006年，为了保证客户资金安全，在监管要求下诞生了三方存管系统，券商接受的客户资金必须保存在银行，这样避免了券商挪用客户资金的情况发生。2004年—2008年，随着证券业务种类多样化，诞生了集合理财系统、投行系统、固定收益系统、以及目前正在建设当中的股指期货系统和融资融券系统。短短20年时间，伴随着券商业务模式的变革，国内券商的IT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很多券商90%以上的收益来自于经纪业务，而经纪业务中超过70%的收益来自于网上交易，而不是传统的营业部终端交易或电话委托交易，网上交易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此可见，核心IT系统能否安全稳定运行直接决定券商业务是否能够正常开展，直接关系到广大股民的利益。

虽然券商的IT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足制约券商业务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券商的IT侧重在IT运维，主要精力投入在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方面，而忽略了自主开发的能力的培养，在支持业务创新方面能力明显不足，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业务发展；

二、重要业务系统建设如集中交易系统、行情系统等被几家供应商垄断，券商选择的余地不大。券商缺乏对于供应商的掌控能力；

三、管理层更多关心业务发展，对IT了解较少，对IT在公司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够充分，缺乏IT治理的能力，没有有效的利用IT的价值；

四、IT发展战略不明确，缺少IT规划。IT架构相对落后；

五、IT与业务沟通存在障碍，互相不能理解对方的语言；

六、IT缺乏精细化管理；

七、IT员工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相比而言，台湾的证券公司IT应用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大陆。以CRM为例，在国内很多证券公司建立了CRM系统，其仅仅是作为解答客户疑问的帮助平台；而在台湾，富邦证券也建立了CRM系统，但其发挥作用远不仅是一个回答客户问题的帮助台。富邦证券成立之初，面临的情况和现在大陆券商类似：建立了CRM系统，仅用于解答客户问题。当时大部分业务部门均以各自产品为导向，独立发展，缺乏跨业务部门的公司层面的CRM策略。客户信息分散在各个子公司的客户数据库中，他们在进行客户分析和营销活动计划时无法对客户进行整体性评价，缺乏对客户的研究，客户服务水平一般。各子公司进行客户管理和客户营销时，各自为战，对一个客户多次进行产品营销，甚至出现各子公司争抢客户，导致内部资源的浪费和客户忠诚度降低。富邦证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建立了公司统一的数据仓库，整合所有子公司的客户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建设CRM系统将客户信息、营销流程以及销售渠道进行整合以支持公司的交叉销售策略。

CRM系统建设过程中，将营销系统与Call Center、个人理财和客户经理系统等销售渠道进行整合，以形成端到端的CRM环路，如直邮（Direct Mail）、Call Center（包括Auto-dialer、SMS、FAX、E-mail）、Internet、客户经理系统等。经过前端渠道处理过的信息（客户反馈信息），再通过整合的信息交互渠道，传回CRM系统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决策，达到分析型CRM系统与 *** 作型CRM系统的无缝整合。使得客户感受到了无缝隙的服务，展现在客户面前的是一个整合的富邦证券，而不是以前的富邦证券的经纪业务部门、投资咨询部门等等独立的个体，真正实现了IT引领业务发展。

富邦证券通过整合销售渠道，将数据分析、营销管理人员与销售渠道联结起来，不仅提高了营销的效率，缩短了反馈周期，而且真正利用CRM系统主动服务于客户，大大优化了客户体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本文前面列出的国内券商IT存在的这些问题呢。证券公司应该根据自己在行业内的定位，结合公司发展战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要成为行业的领先者，要以更好的为客户提供服务为中心，要制定清晰务实的战略方向，根据业务战略制定出IT发展目标和IT实施规划，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增强对IT系统供应商的控制力和谈判筹码，深度挖掘IT的价值，促进IT与业务的融合，将IT这个战略工具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另外由于监管部门在对券商评级时对信息安全和IT治理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因此各券商在这两个方面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当前国内券商无论是业务还是IT都到了一个转型的时期，中登公司最新的数据，截止2009年06月19日，沪深两市共有A股账户12,77372万户，B股账户24274万户；有效账户10,97449万户。这个数字对于证券公司来讲不一定是好事，说明市场可能已经接近饱和，虽然股民开户数已经突破一亿户，但是活动账户大概只有3000万户，这意味各券商只能从现有的这些交易活跃股民中去和其他券商争抢客户，才能保证公司效益，彼此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证券公司的交易系统，行情系统，CRM系统都大同小异，如果要吸引客户来本公司开户，必须通过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形成公司的品牌和特色。在这个过程中，IT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国信证券和招商证券在这方面走在前列。

从去年开始，国内一些证券公司组织中层以上公司的骨干去台湾、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机构学习其先进的经验，其中也包括如何更有效的利用IT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这表明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已经意识到现在到了必须做出变革的时候，不能像以前一样靠天吃饭，否则被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

伴随着创业板的上市，股指期货以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推出，未来国内资本市场将会愈加繁荣。各种新的业务产品及衍生品将会层出不穷。国内券商的IT能否跟上业务发展的脚步，这对广大券商的CIO们来说是一个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信息系统关系着企业的安全连续运行是IT运维管理追求的目标。IT运维管理与IT运维的成本、质量、速度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也与IT系统的安全、连续和可用联系紧密。现今市场状况下，IT外包模式下许多IT运维管理都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包括IT资产管理问题、IT外包管理问题、IT运维成本问题以及IT运维技术问题。it运维常见问题有哪些

1 IT资产管理问题

当不同的IT资产运维被外包后,相对应会增加一部分责任人,无论是对它的维护还是更新升级改造，都会影响到IT资产的价值,同时也会对你IT资产的使用年限和配置信息产生影响，导致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造成物理位置与实际不符、账实不符、安全责任无落脚、人机不符等问题。分散的、动态的IT资产管理是无法提供清晰的结构脉络给相关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

2 IT外包管理问题

完善的IT外包管理：选择外包商-使用外包商-考核评价外包商-优化外包商。信息技术基础构架库标准体系现在被许多企业采用，这种管理使外包服务过程更加的流程化。然而,它对企业对于外包商的选择、考核、评价优化均未提及。因此,就算流程管理做好了,IT运维管理外包还是没有到位。

3 IT运维成本问题

招标或者议标易确定外包价格,但是很难界定价格的合理性,也无法确定价格涵盖的服务项目。当甲方遇到突发状况时,部分服务商往往不能快速响应，可能服务人员不在本地,还有超出服务范围要追加费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的时候公司付出高,回报低,影响到公司的未来生存发展，无法保证长期稳定的良好服务。如何衡量服务成本来确定服务价格是IT运维管理外包中的主要问题之一。

4 IT运维技术问题

针对不同的IT运维服务对象应采取相对应的技术方法。不能仅仅依靠对技术人员进行管理从而达到管理技术的目的。这样只会制约IT运维服务发展速度和质量。

事实上如何使IT运维管理外包安全稳定运行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但是只要注意IT外包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寻找有效的解决办法，就可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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