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银行和中间时代,真的能吗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一、行业稳步增长，疫情影响正逐步消除2020年上半年计算机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0763亿元，同比增长66%，相较于2019年同期增长水平89%有所下滑。随着疫情影响的逐步消除，计算机行业营业收入迅速增长，2020年第二季度实现收入18263亿元，同比2019年第二季度实现增长204%，相比之下，2020年第二季度比增长更为明显，环比增长473%。2020年计算机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未来需求巨大「图」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2020年上半年计算机行业实现归母净利润1134亿元，同比下滑407%，相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上市公司的商机有所减少以及收入确认有所延缓，而公司的日常费用及人员支出较为刚性。随着二季度疫情的影响逐步减弱，下游客户经营活动逐步恢复正常，计算机板块2020第一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4亿元，2020第二季度实现1259亿元，不但实现了同比67%的增长，更是实现了环比大幅增长。2020年计算机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未来需求巨大「图」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计算机行业2020年上半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61亿元，同比2019年同期下滑381%。扣非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与归母净利润一致，都是因为收入的延缓确认以及费用的刚性支出。2020年计算机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未来需求巨大「图」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计算机行业2020年上半年有12%的公司扣非净利润增速超过为100%或扭亏为盈，有7%的公司业绩增速在70%-100%之间，有7%的公司业绩增速在30%-50%之间，有13%的公司业绩增速在0%-30%之间，还有61%的公司业绩呈现下滑状态。2020年计算机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析，未来需求巨大「图」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相关报告：华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0-2025年中国计算机行业市场深度分析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二、金融信息化空间广阔，市场规模在千亿级别金融信息化主要是指金融机构的信息化业务，在国内主要包括银行IT投入、保险IT投入和证券IT投入，其中从发展时间来说，国内证券IT和银行IT发展较早，而保险IT起步较晚；从发展规模来看，银行IT的规模最大。根据研究机构数据，银行IT投入规模在2020年达到1351亿元，同比增长98%；保险IT投入规模在2020年达到412亿元，同比增长224%，我国金融信息化总体规模接近2000亿元。近几年，我国计算机行业发展迅猛，特别是在软件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但是我国各行业对于计算机行业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反而有了更大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各行业对于信息的需求巨大，而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便是互联网；再加上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产业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因此对于IT行业的存在着巨大的需求。从全球IT行业的发展看，经过几年的低迷发展，IT行业已经走出低谷、大有东山再起之势，IT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日益显现出蓬勃生机

告别银行和中间时代,真的能吗：应届生中，计算机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最受金融 科技 公司的青睐。 （人民视觉/图）

中秋节将至，林敏却高兴不起来。

她所在的银行网点又背上了卖月饼的任务，8个人要卖掉5万元。2019年因为卖不出去，她自掏腰包买了近两千元的月饼券。

“再挣扎一下就走。”上次暗暗放狠话是在2019年年底，当时行里分配了销售ETC的任务。连着4个周末，林敏都被分配至车站、加油站以及饭店等地“拉人头”。

两年前，林敏毕业于一所985高校，通过校园招聘的方式进入了一家国有大行的广州支行，目前担任柜员一职。

几乎每天，林敏都会去微博上打卡一个超话——今天你从银行辞职了吗？这个超话就像一个论坛，聚集了年青一代的银行人。目前该超话已有15万张帖子，阅读数高达7200万。

2020年的超话特别热闹。先有中国银行“原油宝”巨亏；接着脱口秀演员池子大战中信银行，中信银行未获池子授权，就将其个人账户流水提供给了前东家；再有厦门国际银行的员工因不喝领导敬酒而被打耳光辱骂。

每当看到这类新闻，陈琦就特别紧张。她已在银行业摸爬滚打了16年，从银行柜员做起，一步步做到了某股份制银行的支行副行长。她十分感谢银行对自己的栽培，但是如今令她最头疼的工作之一，便是如何留住行里的年轻人。

36家A股上市银行刚刚发布了2020年中报。截至2020年上半年，工农中建4家国有银行员工人数合计高达154万，但较年初合计减员超26万。这还是在银行大力扩招的前提下。

最近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这一年，工农中建四大行同时减员，共减约25万人。之后，四大行的总人数逐年削减。

对于年轻的银行人来说，他们没有尝到十年前银行业突飞猛进的红利，却在迈入职场之初，经历了降薪、高压以及互联网的诱惑。

林敏学的是会计，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又选择去银行工作，与她中学时代看了大量**有关。她想象中的银行就像《华尔街之狼》里演的一样，西装革履，纸醉金迷。

但2020年的半年报显示，36家A股上市银行支付给员工的现金总额，合计为40084亿元，相比去年同期的40143亿元，下降了59亿元。

国有六大行中，邮储银行（601658SH）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目前人均薪酬1205万元，下降了138%。交通银行（601328SH）和建设银行（601939SH）的薪资降幅也都超过6%。

股份行薪酬明显要比国有行高出一大截，但也出现了降薪现象。如平安银行（000001SZ）2020年上半年人均薪酬为3006万元，但同比降了1031%，降幅在股份行中排第一。

颜可本来决定在2020年年初离开银行，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她的计划。为了助力经济快速恢复，颜可大年初十就被安排回到了岗位上。

“本来想着大环境再差，也不会影响到银行，心想总算能享受一点‘铁饭碗’的好处了，结果薪酬调整了。”颜可所在的股份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降薪，但是固定薪酬的部分降低了，浮动薪酬的比例拉高了。而浮动薪酬与全行的利润挂钩，这相当于是变相降薪。

几乎每家银行的利润都下降了。2020年上半年行业的净利润下降幅度均在10%左右，降幅最大的交通银行达到-1461%。

资金减值损失，指的就是拨备计提，是对投资出现亏损来预备用于覆盖贷款预期损失的资金。根据银保监会的公开统计数据，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1万亿元，同比多处置1689亿元。同时，按照预期信贷损失的原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13万亿元，同比增长344%。

从各家银行管理层在业绩会上透露的信息来看，不良率和净息差这两项关键指标，也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多家银行在半年报中提到，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客户风险加速暴露，信贷资产质量承压。半年报显示，6家国有大行中，不良双升最显著的交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2019年末增幅达2338%，至96292亿元；不良贷款率较2019年末增加021个百分点，至168%。

相比大银行，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承压更为明显。郑州银行（002936SZ）的不良率达到216%，是A股上市银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在2%以上的。

2020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推进金融机构向实体企业全年让利15万亿元。8月25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也分享了前7月的成果：金融部门积极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为市场主体减负共计8700亿元。

降薪的同时，银行员工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林敏银行生涯的第一个半年，是从“站大堂”开始的。站大堂，就是在银行支行网点的营业大堂里负责各类事项。穿着高跟黑色皮鞋，一站就是一整天。“早上穿着牛仔裤来，下班换衣服时已经塞不进去了。”

半年后，林敏成为了柜员，从“一站一整天”晋升为“一坐一整天”。这个岗位工作比较单一，主要就是办理开销、存取款、签协议等具体的银行业务。

虽然业务相对简单，但是工作强度也相当大。银行的对外营业时间一般是朝九晚五，但这却并不等于员工的工作时间。每天早上8:30之前，林敏就要抵达银行，打卡，换行服、开晨会、接押送钱箱的库车。

下午5点也不代表下班时间到了。凡是在此之前拿了号的客户，不管业务多复杂，柜员都要处理完成。业务做完，就要开始“轧账”，即将钱箱里的钱和账目进行对数，确认无误后还得让领导再复核一遍，都是很费时的工序。接下来还要整理传票，也就是办理业务的单据，看有没有出现漏单数或漏签名的情况。

最后还得等库车将钱运走。林敏说，虽然她所在的支行和库车定好的交接时间是下午6：30，但是由于下班高峰期堵车，经常是要等到7点甚至8点。

这些都不是最辛苦的。林敏所在的支行网点位于广州市内某批发市场旁，每天会从批发市场的商户处接触到大量现金。每次点完钱，手指是黑色的，空气中布满了灰尘。但哪怕闻到了不好闻的味道，也不能皱眉。“微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零投诉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头顶上有摄像头，任何支行网点的录像都会不定时地被抽取检查，所以在银行营业部里，有着最严苛的工作流程和接待礼仪。大堂经理和柜员的一言一行，都在无死角的监控下进行。

憋尿，就是柜员们最常见的一个挑战。当柜员要离开座位时，必须竖起“暂停服务”的牌子，起身前务必整理桌面，将电脑黑屏、箱子上锁，最后摆正椅子。在严格的监视下，林敏像是被锁在工位上，一旦坐下，就无法轻易离开。遇到客流量大的时候，许多柜员常常是一整天都不喝水，为了避免离开，也避免犯错。

2018年，林敏所在的网点为了评选“千佳示范单位”，支行领导要求营业厅内以及银行附近均不能出现垃圾，甚至网点内的任何一盆植物都不能有一片枯叶子。

在那个阶段，林敏被要求剪掉刘海。“真想留刘海也不是不行，但刘海不能过眉，必须保证一天内不能被风吹乱。走路不能背手，给客户指引问题时必须整只手伸出来，五指并拢。”

林敏笑称，以前以为进了银行是进了金融业，如今才知道，其实进的是服务业。

2020年9月2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参观者正在与智能银行仿真机器人大堂经理互动。 （人民视觉/图）

从事柜员1—3年，就有机会申请转岗。比起几乎没有任何发挥空间的柜员，林敏有点期待客户经理的工作。

客户经理属于银行的营销岗，分为对公和对私业务。所谓对公，即服务政府、企事业单位。对私，又分为理财客户经理和个贷经理，分别对应营销和办理个人理财、个人住房以及 汽车 贷款等业务。

赵晓光做了4年的客户经理，一点也不轻松。刚成为对公客户经理的时候，身上一年的存款任务就是2500万，转正后，任务翻倍。

辛苦为的是什么？赵晓光认为，只要还在银行这个系统里，就得“过关”。

银行系统还有层出不穷的考核，每月一小考，每季一中考，半年一大考，年末还有终极考核。赵晓光说，每个考核周期还会有大排名。“都是名校毕业生进来的，感觉回到了学生时代，谁都不想做末端的那几位。”

回忆起学生时代，赵晓光也很感慨。他是2016年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银行系统的。与南方一家城商行签了约。

那一年，以余额宝等产品为首的互联网金融崛起。赵晓光的同班同学，在这一年里大多选择了被看作是朝阳行业的互联网金融。

入职后，赵晓光发现，银行的柜台业务越来越少，除了现金业务，其他业务都转移到了线上。各大银行为了应对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的崛起，纷纷加大电子应用的新业务。据界面新闻统计，2020年上半年，有至少1300家银行网点、分支机构被关闭。

赵晓光偶尔也后悔，觉得自己当年选错了跑道。每年同学聚会时就会发现，早年进入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同学，“不仅比你有钱，还可以穿拖鞋、染头发”。

最大的失落感来自于银行这份职业没有了职业荣誉感。赵晓光表示，过去都是企业求着银行来贷款，如今是银行员工求人办卡。习惯了用“花呗”生活的年青一代，甚至不需要xyk。

“以前我生日的时候，行里还发过小金块给我当生日礼物，所以我们这叫‘金饭碗’嘛。”刚进入银行的年轻人经常能从老员工那里听到银行业过去的风光。

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开始。万得数据显示，2003—2013年，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润从6305亿元增长至1135608亿元，十年间暴涨近180倍，且每年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这十年，被称为银行业“躺着赚钱的黄金十年”。

2011年，时任民生银行行长的洪崎直言：“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不好意思公布。”

在银行业快速发展的这十年里，银行的从业人员也突飞猛进。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06—2017年间，全国商业银行从业人员从172万人增长至315万人。

陈琦就是搭上了这一波“快车”的人。她从江浙一个小地方走出来，在985大学读完了本科会计专业，2005年从柜员做起，然后相继升任支行会计助理、信贷主管、行长助理，最后到副行长，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我后面生了小孩，为照顾家庭，没有太大竞聘的动力，我当时还有机会可以去当行长。”

不过，陈琦也能理解现在年轻一辈银行人的不易。“没有哪个硕士毕业后第一年愿意给你做柜员，更不用说站大堂了。”

另一方面，陈琦也坦言，如今银行体系内的晋升速度比从前慢。

过去，银行柜员的晋升一般分为两条路，一条是在会计条线精耕细作，做成业务标杆，升为柜长，然后竞聘会计主管，再竞聘为基层网点的副行长，再往上可以到省分行会计部门做分管领导，然后竞聘会计部总经理，再向总行进军。陈琦自己走的就是这条路，她当年身边的同事，从柜员做到副行长，一般需要5—8年。

但是现在，中国零售金融的比拼从来没有如此激烈。暂且不论商业银行要和 科技 巨头同台竞技，银行同业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9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为228万个。“现在很多银行从柜员做起，一做就得要3年起步。而这3年间，走的人就很多了。”

另一条晋升路径是从柜员转岗做客户经理，走营销条线。据陈琦介绍，从客户经理升级到高级客户经理，再到私人银行顾问，一般需要至少5年以上。随着级别的不断升高，工资收入也不断提高，但自然要完成的KPI也会不断上涨。往往需要强大的人脉和过硬的营销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客户经理也可以选择竞聘支行行长。“但支行行长一般每3年换一次，身上背的KPI单种类就有五十多项，而且每年总有行长因为业绩不佳被开除。”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此前曾撰文写道，近年来银行人员流动不断出现新的动向，从分行到总行、从普通员工到银行中高层，外流情况不断加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受到薪酬提升、职业发展等因素影响，对银行业发展前景较为迷茫；二来是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金融等业态吸引力增大，离职高管大多去往互联网金融企业就职。

董希淼预计，随着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的不断融合，未来人才流动将更趋频繁。

年轻的银行人没什么耐心，大家正在谋划出走。

以农业银行为例，截至2019年年末，农业银行共有464万员工，是国内所有银行中员工数量最多的一家，是交通银行员工数的53倍。从连续几年的农业银行年报可以看出，它的员工平均年龄正在不断提高。

2017—2019年，农行30岁及以下的员工比例分别为207%、200%、193%，逐年下降；而51岁及以上的员工比例则分别为245%、252%、274%，逐年上升。

长期以来，农业银行超六成的员工年龄都在40岁以上。而年龄分布最小的人群是30—40岁之间，其次则是30岁及30岁以下的人群。这恰恰反映了很多年轻人涌入了银行，获得了一份工作，却没有留下来。

离开的银行人会去哪里？赵晓光在2020年年初也想试试换个工作，进入他羡慕和好奇已久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不过，留给他的选择并不多。

事实上，赵晓光们刚迈入职场的那几年，已经有一批银行的中高层选择出走。陈琦所在支行的行长，2016年就带领了一整个团队跳槽到了互联网公司。那一年的银行年报显示，2015年工农中建交五大行高管告别百万年薪，降至平均50万—60万的年薪水平，相较2014年几乎折半。

如今，当赵晓光这批新的银行人正在计划是否要转头进入互联网公司之时，比他们并没有年长多少、来自银行的80后前辈，已经占领了这些公司多数中层以上的管理岗位，留给90后的晋升机会也不多了。

赵晓光在年初投出去的不少简历都石沉大海，偶有回应的是部分券商或财富管理公司，看起来都更像是瞄准他手上的客户资源。

赵晓光有点失落。时代正在变化，金融专业已不再是“香饽饽”。

国际人力招聘公司Michael Page发布的《2018年中国金融 科技 就业报告》显示，大数据、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岗位分列最热门职位前三。而从专业发布来看，应届生中，计算机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最受金融 科技 公司的青睐。

就连银行，也在不断向 科技 人才抛出橄榄枝。在2020年不少银行发布的春季社招职位中，信息技术职位占比高达七成，并且开出了较其他待招岗位更高的薪酬。如交通银行在今年校招中也单独为金融 科技 人才设置了IT板块的招聘专场。

据一位在国有大行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透露，商业银行正在期待通过数字货币这一项目，意图扭转与互联网巨头在竞争中的不利局面。为此，近期银行招聘主要集中在技术领域，对专业的要求则集中在计算机相关专业、密码学、微电子、软件开发等。为了吸引人才，“薪酬对标互联网头部企业”。

一位曾在银行技术岗工作的员工在跳到了互联网金融平台后，最近又被挖回了银行体系。不过，在他看来，银行要想对抗互联网的力量，还需要在很多层面突破创新。

（应受访者要求，林敏、颜可、陈琦、赵晓光为化名）

每个行业都需要创新，可并非每个“第一”都具有同样的深远意义。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001”的股票代码奠定了深发展在中国证券业的龙头地位。也许是把重心放在了证券，也许是股市的风头遮掩了其他方面的风采，当招商银行凭借一卡通行遍中国的时候，深发展的威名却还是停滞在沪深两地。直到传出深发展以3亿元签下中国银行业的首个灾备外包大单，不那么关心银行的人才发现，不经意间深发展也拿下了中国IT外包的第一，吸引到全国上下不少曾经失去的注意力，但深发展却不愿意对此发表更多的声音。

已经向IT服务转型的集成商们十分欣喜，因为从中他们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更多的持续性生意。都认为银行业的IT外包已经是大势所趋，可追究灾备外包的根源，对深发展而言多少有些迫不得已。作为中小银行企业，深发展更看重的还是商业利益。看上去，外包了灾备这个非核心业务的IT建设，深发展失去了对灾备项目的部分控制力，或多或少，大银行对商业化数据中心的安全性还有些许担心，深发展对此却没有太多顾忌。毕竟，完备而成熟的灾备技术已经可以免除银行的部分忧虑，投资少见效快的外包项目更让深发展赢得了在运营层面信息化的宝贵时机。

放眼整个启而不动的银行IT外包市场，集成商们总不明白为什么银行总愿意独自进行信息化的艰巨努力，金融业务与IT应用，银行与IT企业的关系经过多年磨合已经十分紧密，可银行还总是把集成商们排斥在核心业务的边缘。

大银行不愿失去对IT系统的控制力，受到了技术储备、信任机制和成本核算三个关键问题困绕的系统集成商对银行一直没有什么说服力。显然，要想提高对银行客户的附着力，集成商还需要从很多方面进行长期的努力。也许这个中国首个银行IT外包的长期协议因为远离银行的业务核心，缺少轰动效力，也许因为深发展是中小银行，并不能预示这一领域的服务市场就此敞开，但这个项目还是减轻了深发展的IT负担又让高阳获得了利益。对于竞争激烈的银行业，IT外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得失问题，当集成商为了提升实力开始新一轮努力，双方所遵循的都是现代商业的双赢定律。

深发展与高阳：谁迈出的步子更大？

高阳签下深圳发展银行3个亿的灾难备援外包服务合同，获得国内首个IT外包大单，这是高阳业务模式的新进展，看好IT外包的企业也认为获得这样的成绩不简单。但“第一”却并不一定都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毕竟灾难备援的技术比较成熟，也离银行的核心业务外包相去太远。剥去了“首个”、“大单”的耀眼外衣，项目本身更多的则是启示意义

虽然业界都把IT外包作为未来赢利的方向之一，但在深圳发展银行与高阳科技签下灾难备援外包服务的合约前，IT外包的项目能有多大对于大部分中国IT厂商来说却一直是个很难说得清的问题。直到10月中旬，国内首个IT系统外包大单传出：高阳数据中心与深圳发展银行就提供灾难备援外包服务签定了为期10年，总额约3个亿的合同。消息传出，银行业、IT业、咨询业纷纷发表看法，虽然立场和出发点决定了他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但还是传达了多方一致的看法：深圳发展银行从业务或者说准业务层面开始外包，这无疑是行业性的新动向。

这一“重大项目”的直接参与方高阳万国电脑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炳成透露：目前该灾备系统已经投入服务，反映很好，在业界影响也很大。但时值深发展正在与新桥控股洽谈股权转让事宜的非常时期，应客户要求，关于这个国内首个IT外包大单的详细情况当前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但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高阳前前后后一共努力了近两年时间，也“谈了接近两年时间”。可见，双方此次合作还是2000年高阳给深发展做核心业务系统和前置业务系统时打下的基础。

在为深发展开发实施核心业务系统的过程中，高阳其实已萌生了说服深发展把灾备业务外包的想法。“因为做完集中以后，安全是第一位的，深发展紧接着就要考虑灾难备份系统维护等问题，实际上这些投入会非常大，如果深发展自己去做灾备，光在设备上，10年的投入可能就不止3个亿了”。高阳正是看到作为中小银行的深发展的痛处，抓住时机，向深发展宣讲IT外包的好处。“正好高阳那时在考虑建一个提供外包服务的公司，所以就给深发展做可行性分析、投入产出分析，告诉他们哪些适合IT外包，哪些不适合，其间沟通了大概两年，最后才把外包这个模式给确定下来”。他所说的这个公司即是现在位于深圳发展银行大厦里面的高阳万国电脑系统有限公司，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阳万国的诞生与深发展这个大客户确有渊源。

拿下了深发展3个亿的单子，高阳自然有了说话的底气，把它看作整个银行业信息化和外包业态发展的一个突破，该人士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业界的第一例，以前的外包最多只是一种维护。从业务的外包来讲，我知道的这是第一个”。

事实上，为了这个项目而高兴的并不仅仅是高阳自己，因为看到了银行业IT外包的希望，业界企业还是委婉的表达了对高阳的赞赏之意。专注于银行业的高伟达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詹滨说：“站在同行的角度看，我认为高阳做的这件事还是很难得的。虽然一直在说外包，但实际上国内的银行对外包企业的选择是十分慎重的，据我所知，国内银行里以前还没有做灾难备援外包的。高阳能够赢得深发展的信任，把单子交给他挺不容易的，这需要很强的技术实力。”

与金融领域内的IT企业的乐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咨询公司的分析员，他们一贯的冷静分析和审慎猜测似乎是给厂商的热情泼下凉水，但也让人们看到这一“IT外包第一大单”背后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易观咨询分析师王清宇估计高阳与深发展签下的10年合约可能是一种分段式的协议，即“在某一年限之内，双方会签订一个意向性的协议或合约，然后在每年当中按照合同规定的规范去做。而签下了合同也不表明10年后高阳就一定能从这个项目上收入3个亿”。易观咨询总裁兼首席顾问于扬就认为：“这种单子意义不大，根据国外的先例，这么长时间的单子，很难保证实施的过程中不会随着市场形势的改变而中断。这个合同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意向，即在同等条件下，承诺优先采用高阳提供的服务，但不排除如果服务达不到客户的要求，或者价格超出了预算，或者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深发展可能会转向别的服务提供商。”

由于银行特殊的行业特性—安全第一，一直以来，国内银行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的IT外包进展都是非常缓慢的。这个“业界第一单”在外包方面的拓展也是有边界的，按知情人士的话说，这“还没到业务流程外包（即BTO）那一步，深发展是花钱来租设备，但高阳不会去拿他们的业务数据，只是提供设备及设备管理。也就是说，掌握系统密码的高阳负责系统维护，而包括大客户信息在内的业务密码由深发展自己加密，高阳不会去主动获取这个密码，一来避嫌，二来在高阳看来拿到了也没什么用。”

从技术上讲，对银行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灾难备援系统就是一个备份作用，所以高伟达的詹滨认为：“对银行来说灾难备援不是应用，而是一种IT手段，它需要的是对基础架构的了解，对系统环境和软硬件的了解”。王清宇更直接的表示不赞同这个项目属于业务外包的说法。“简单的说这只是一个备份，不做任何处理，所以对于交易系统来说，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没有牵涉到业务本身。”

灾备：IT外包的起点与终点？

政策限制、内部体制、安全考虑让IT外包总是徘徊在银行业务的边缘，银行与IT厂商密切合作了很多年，可看好金融市场的IT企业就是得不到国内大银行的核心大单。即便是高阳有了突破性进展，集成商们的“替补”角色也许还要持续很多年

银行外包已经喊了好几年，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大动作却一直没有出现。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除了显而易见的技术水平制约外，更不能忽视的是银行界自身的一些因素。高伟达执行总经理詹滨认为，外包市场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问题，“金融行业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很多动作要受到政策的制约”。现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并没有一家采取了外包形式。易观咨询的分析师王清宇在谈到银行外包时也有同样的看法，“国有银行的预算都是拨款性质的，不是商业性的支出，因此在这方面会更加小心翼翼。”

此外，遵循传统的银行业始终恪守着“保持内部完全控制”的规则。国内实力雄厚的大银行普遍认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核心信息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外包可能会导致企业泄密。据了解，现在国内的很多大银行尽管也把部分业务和IT服务让提供商做，但这种合作大多局限在企业信息技术的外围，比如托管服务器、数据中心，目前还没有谁敢于将自己的业务运营外包出去。

换句话说，财大气粗的大银行并不在乎多养一个技术部门，正象王清宇所说，“从资产最大的国有银行角度看，由于今天的外包市场并不成熟，外包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证，如果使用外包，银行在评估外包方面所要花费的成本和精力之大，还不如它自己建设，这是他们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裹足不前的原因之一。”一个例子是工商银行在珠海南方软件园内建立了规模很大的软件开发中心，这支500人的队伍负责工行自己的软件研发，据珠海市科技局局长邱轼介绍，工商银行的软件中心每年创造的产值数以亿计。

寂寞的中国银行外包市场中，高阳的探路之举自然引起了系统集成行业的关注，深发展也成了银行业尝试外包的先头兵。正所谓“船小好调头”，业内人士认为，深发展的非国有背景和规模相对较小是它能先吃螃蟹的重要原因。对于像深发展这样的后起商业银行来说，他们要做的是尽快用标准化的手段把产品和服务推向市场。外包的风险依然存在，但是由于这些银行的规模相对较小，它用于评估外包风险的成本很可能会小于自建平台，因此更有可能选择外包。就像有关人士透露的那样：“如果深发展自己去做灾备这一块，光设备10年的投入可能都不止3个亿”，这是深发展最后选择外包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银行虽然有钱，但成本与收益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在灾难备援中心的建设问题上，不同规模的银行采取了不同的考虑与思路。华夏银行技术副总监贾振陆曾表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为资金和数据大的优势，可以自建灾难备份中心。但中小商业银行要自建灾难备份中心就比较困难”，若干个金融企业联合共建则是较好的方式。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郭濂在“第三届中国金融信息化发展论坛”上也透露出，国家开发银行正联手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准备开发异地灾难备份系统，目前已经完成设计，中信实业银行是否参加进来，还不能确定。可见中小银行的灵活做法让系统集成商们看到了更多的机会。詹滨就很看好中小银行的外包市场，“外包将来更快的发展应该是在中小银行，比如中等城市的商业银行和遍布全国农村的信用社。中国有数百个中等城市，需求还是很大的。至于四大这样的国有大银行，近期还不会在外包上有很大动作；据我了解，象中信、浦发这样相对大一些的银行也没有外包动作。”

谁来包的问题解决之后，面对的就是“包什么”。这次深发展包出去的

“灾备中心”在业界人士看来，虽然重要却并不涉及银行的核心业务。“数据中心不是一个复杂的业务，只是一个镜像而已，真正复杂的是涉及银行内部的零售、借贷业务、xyk业务等流程的管理问题，这种IT管理才是涉及到银行内部业务流程的技术。

或许正是由于灾备中心浓厚的技术背景和不涉及核心业务的单纯身份，它成了银行面对外包，心存疑虑又跃跃欲试时首先选择的突破口。当然，灾备并非银行唯一的选择，打开了口子之后，下一个包出去的又会是什么？

在詹滨看来，银行业务系统中最适合外包的除了灾难备援中心，还有客户服务中心和方兴未艾的网上银行。至于其他涉及到银行核心业务的系统如存取款、借贷等，目前还不大可能外包。王清宇认为电话银行也完全可以通过外包来实现的，它实际就是Call

Center的一种变种，就是把银行后台的交易系统与呼叫中心连在一起而已，通过外包很容易实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国内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外包的可能性还微乎其微。灾备中心的外包或许只是外包大进程中的一个小事件，但如果从银行业角度来看，这似乎也可以算作一个殊为不易的开始。有了开始，下一步的发展就有了可能。

“IT插座”：连不通供需两端

当国外的银行IT外包已经达到“按需购买”、“随取即用”的高级阶段，国内的系统集成商却还在忙于到处打单。大型银行也曾尝试，最终却难以解决技术储备、信任机制和成本核算三个关键问题。正是这些造成集成商与真正的IT外包间还有段不小的距离

银行业是国内最早接触信息技术的行业之一，无论从资金实力还是从应用规模来看，这似乎都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市场。有数据显示，金融业占据了国内IT服务市场四分之一以上的业务量，且每年以超过40%的速度递增，已经成为国内IT服务的最大买家。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陈静曾经在公开场合指出，由于目前的法律系统、诚信系统的不完善以及各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等因素，采取托管、外包、联合共建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但这应该是银行发展的大方向。

大方向是明确的，市场规模是诱人的，可怎么走外包这条路眼下看起来还没有一条清晰的路线，一些自以为干外包的现在看起来，离真正的外包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高阳CEO袁波近几年来曾多次表示，外包服务应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客户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把一部分非主流业务外包出去；另一个则是策略联盟性质的，客户与外包商缔结联盟，甚至包括兼并重组和资本运作等深层次合作，最终通过外包服务实现双赢。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目前国内从事银行外包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按照易观咨询总裁于扬的说法，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做的还是纯粹的IT应用，比如桌面响应、最基本的硬件、软件的支持与维护，而更深入的外包应当是BTO（Business

Transaction

Outsourcing）即商务流程外包，这种外包的内容就是面向客户的业务流程的一部分。比如优利公司为世界上很多大银行处理支票，类似这种票据的处理目前在国内还没有一家银行外包给别人去做。

而美国运通与IBM在今年2月签订的一项有效期为7年、价值高达40亿美元的IT业务外包合同则代表了金融领域IT外包的发展趋势。虽然运通公司与IBM的合同数额巨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合同中采用的是“随取即用计费方式（On

Demand）”的新业务模式。与以往的固定价格模式截然不同，这是一项更为灵活的“按需购买”的计价方式。根据业务的变化，美国运通可以随时扩展和收缩对IBM服务的使用，按使用量付费。

在于扬看来，最新的外包发展趋势就是Utility

Computing，即公用计算，这是外包的进一步延展。将来所有行业的企业，当它需要IT能力的时候能通过一个“IT插座”获得这种能力，用多少就交多少钱，就像每月的水电费账单一样。这甚至已经不能叫做外包，因为你不用再去考虑谈外包合同，而是整个都甩给了服务商。”

对于国际银行而言，外包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但国内银行的IT外包却总没有他们的外国同行那么顺利。中国建设银行科技部副处长王申科表示，他们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成本问题。“到底外包花多少钱比较合适

？比如说日本的三菱银行每年可以从营业额或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几，让 IBM、

EDS去做外包服务。而国内银行的决策者却会觉得外包的成本太高，从而对外包的成本提出异议。第二就是对于外包服务商信誉的担心”。外包商的服务和质量，甚至外包商本身的一些变化都可能引起银行整个业务的变化。“我们一试，两个担心的问题都出现了，主管领导一看效果不是很好，他的信心就不足了”。

技术、人才、业务、资本：集成商四处突围为了加强对银行的附着力，集成商们一直都在从不同角度做出努力。高伟达内部员工传出消息，因为要与花旗银行深度合作，技术人员首先要在着装上与国际接轨。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让银行业和集成商集体关注的消息，除了雄厚的资本，国际银行完善的金融业务和领先的IT应用一定是朝着IT服务努力的集成商们更加关注的东西

对银行来说，外

包获得了IT商的专业技能，节约了管理成本，而对于系统集成商来说，外包使他们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细水长流”式的发展，这正是他们努力的方向。目前国内大的系统集成商都深陷同样的“项目怪圈”之中。大集成商做的一般是大项目，庞大的技术队伍需要极高的人力成本，如果一年中没有拿到足够多的项目，人员就会产生波动，收入的波动也很明显。目前所有的集成商都面临这样的现状，运作非常辛苦且风险极大。要摆脱对项目的过份依赖，利润丰厚且长期稳定的IT外包看起来成了系统集成商们共同的选择。

看上去明明是双赢的好事，可是和国外市场的红火相比，国内的银行外包至今还是“无人喝采”。面对这种落差，银行方面毫不客气的指出，国内厂商的技术水平低是包不出去的原因。建设银行信息与开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静芳说：“采取外包方式，主要是从降低成本、获得专业化服务、快速推出产品、学习到所欠缺的知识等角度考虑，但目前国内的IT厂商没有这个能力，银行只好自己干。”

技术上落后于人的尴尬让国内的系统集成商们谈到外包时总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袁波一直认为外包服务是一种发展趋势，但目前各方面条件还不太成熟；詹滨则直言不讳：“外包是所有IT服务中发展前景最好的，但也是最难卖的。外包要求客户对你高度的信任，你必须有强大的技术实力来赢得这种信任。坦率的说，我认为目前国内具备这种实力的企业没几家。因为银行基本上用的是IBM的主机系统，技术要求非常高；而国内企业熟悉的是UNIX系统，很少人懂IBM主机技术。至少在目前，我还没看到技术上成熟的企业。”

看到了诱人“奶酪”的集成商们当然不会束手以待，尽管政策、技术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可能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但至少可以做到对行业更深入的理解。集成商们的确已经伸出手去拉拢银行界的人才，但愿这不是水中捞月。

高阳CEO袁波曾经谈到，外包服务与系统集成的区别就在于系统集成是在技术或信息层面上，而外包服务则多是在业务层面上。系统集成是根据客户某一方面的技术或是在形成了业务想法之后，帮助客户去完成某一项任务；而外包呢，是从客户的业务层面上确定要达到什么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把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外包给另外一家公司去做。所以，外包是业务和技术的有机结合，它需要对行业非常准确的把握，这一步是最难跨越的门槛。为此，系统集成商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银行这个最大的客户靠拢。

高阳舍得花钱在业界是出了名的。在高阳看来，花钱从银行挖人，特别是挖懂业务的高级人才，再多的钱也值得，就连马来西亚渣打银行的副总裁也被高阳揽入了麾下。联想等看重金融行业的IT厂商中很多高级管理人员也都有着银行业的从业经历。

而高伟达内部的技术人员现在已经穿上西装、打起领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技术人员把这称做“与国际接轨”，追问之下，他才透露，“现在高伟达正在与花旗银行进行合作，花旗将向高伟达投资”。对于这一消息，高伟达市场部方面表示现在究竟在与哪家国际银行谈投资目前还不能透露。但显然，如果合作方是花旗，高伟达获得的将不只是资金，毕竟花旗对银行业务的理解和多年来业界领先的IT应用，可能让这个已经瞄准IT服务市场的系统集成商受益颇多。从这些苗头中多少可以看出，为了更多更深的了解银行，系统集成商正力图让自己以行家的角色融入到银行的业务中，现在在做的，正是“知己知彼”。

乐观的看法是，5年以后中国的银行外包市场将达到100亿；也有人说中国进入500强的企业搞外包的时候就是外包市场成形之时。如果真是如此，留给集成商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多。

中软国际在金融业的IT解决方案实力很强。在“IDC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排行榜中，中软国际在支付清算、交易银行、风险管理三大领域排 名TOP 2，占据了优势市场地位，我是香港的网友，满意采纳。

财联社（上海，编辑 周玲）讯 ，高盛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未来10年，中国计划推出的“数字人民币”年度消费支付额将达19万亿元，占将中国年度交易支付总额的15%。随着数字货币电子支付（DC / EP）的普及，中国银行业不断被金融 科技 公司蚕食市场份额的局面，可望得到缓解甚至扭转。

高盛报告称，截至2019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达9亿，占总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64%以上。该国的M0/M2比率仅为4%， 是主要经济体中现金使用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仍在下降。 此外，中国96%的银行服务是通过电子设备处理的。

高盛报告认为，在无现金的环境下，DC/EP较现时金融 科技 巨头所提供的功能 更有吸引 。因为前者具有 匿名性(独立于银行帐户)、金融包容性、离线付款，以及不同支付方式间的相互连接 等优点。

高盛预计，在十年内，中国DC/EP的可追踪用户(addressable users)将会达到10亿个，中国DC/EP发行规模将达16万亿元人民币，年度DC/EP消费支付总额将达19万亿元，每年节省成本1,620亿元。

“我们预计，到2029年，DC/EP将会占消费支付总额的15%，因为金融 科技 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尽管仍占主导地位)，现金和实物yhk的使用率下降。”报告称。

高盛表示，消费支付——即用户通过数字支付平台进行购买的交易——将是银行和金融 科技 巨头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消费是第三方支付(3PP)提供商的主要收入来源，因为其采用率高于转账和融资项目：因此消费支付被支付机构视为‘商业支付’。”报告称。

报告认为，DC/EP推出后的支付生态系统中，“ 商业银行将是明显的受益者 ，因为它们将在更公平的环境下竞争，长远而言，第三方支付提供商将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公平竞争

高盛报告发布之前，中国金融 科技 巨头蚂蚁集团350亿美元的上市计划被叫停。此外，就在今年双“11”之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还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稿，以约束国内的金融 科技 公司。

高盛报告称，数字人民币的采用，可能会减缓银行业的支付市场被金融 科技 公司不断蚕食的局面， 如果DC/EP的受欢迎程度上升，甚至有望长期内扭转市场份额损失的趋势。

报告指出， 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 可能是新数字支付生态系统的受益者之一。

“ 银行应用用户每增加10%，收入就会增加2%-5% 。”报告称:“鉴于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持有的零售特许经营权、优质的客户基础、卓越的金融 科技 能力，以及专注于零售金融的战略， 这两家银行将在用户回归银行应用中处于最佳地位。 ”

目前，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的微信支付仍主导着中国的数字支付行业。2019年四季度中，这两家公司的手机移动支付占比总额超过90%。

“由于这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商业银行将是唯一被允许从事DC / EP交易的机构。”高盛报告称， 这使银行能够再次在消费支付领域与金融 科技 公司展开正面竞争。”

高盛预计，虽然支付和零售贷款增长将放缓，但财富管理和保险机构依然活跃， 到2025年，中国零售金融收入将达到3万亿元人民币 (不包括抵押贷款业务收入)。

近日，赛迪顾问《2021年度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分析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度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的整体规模达到47959亿元。中电金信以781%的市场占有率获得2021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冠军，在基础业务类、管理与监管类两个大类以及支付清算、远程银行、风险管理、商业智能、客户关系管理五个子解决方案市场均排名第一。在商业智能、风险管理、支付清算、客户关系管理、远程银行五大子市场同样处于领先地位；在基础业务大类以及智慧网点、风险管理、交易银行三个子市场排名向前跃进1-2名；同时，在分布式核心系统、信贷管理等领域中电金信也不断取得新进展与新突破。 想了解更多可以百度一下

办理个人商业贷款后，如办理提前还款，还款成功后可选择缩短贷款期限（也可以选择贷款期限不变，调减还款金额）。延长贷款期限涉及监管及中行内部政策规定，请详询业务经办机构。

以上内容供您参考，业务规定请以实际为准。

如有疑问，欢迎咨询中国银行在线客服。

诚邀您下载使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APP或中银跨境GO APP办理相关业务。

以上就是关于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全部的内容，包括: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当今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及未来前景、告别银行和中间时代,真的能吗等相关内容解答，如果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们，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动力！